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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全　　称：马来西亚联邦（The Union of Malaysia）国土面积：33.24万平方公里人　　口：2720万人（2007年）G　D　 P：1866亿美元（2007年）人均GDP：6860美元（2007年）货币名称：林吉特汇　　率：1美元＝3.31林吉特（2007年平均）概述\n马来西亚位于亚洲大陆和东南亚群岛的衔接部分，地处亚、澳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的交汇点。马来西亚由东马和西马两部分组成。东马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与印尼、菲律宾、文莱相邻，西马北面与泰国相邻，南与新加坡相连，西部与西南部与印尼相望，东邻南海。全国海岸线总长4192公里。属热带雨林气候。内地山区年均气温22℃—28℃，沿海平原为25℃～30℃。自然资源丰富。橡胶、棕油和胡椒的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前列。曾是世界产锡大国，但近年来产量逐年减少，2004年锡产量为3500吨。截至2005年1月1日，马来西亚石油和天然气总储量为194.9亿桶，可供分别开采19年和33年。此外还有铁、金、钨、煤、铝土、锰等矿产。盛产热带硬木。20世纪70年代前，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发展处于初级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电子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同时实施马来民族和原住民优先的“新经济政策”，旨在实现消除贫困、重组社会的目标。80年代中期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经济一度下滑，后采取刺激外资和私人资本等措施，经济明显好转。1987年起，经济连续10年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1991年提出“2020宏愿”的跨世纪发展战略，旨在于2020年将马建成发达国家。重视发展高科技，启动了“多媒体超级走廊”、“生物谷”等项目。近年来，通过稳定汇率、重组银行企业债务、扩大内需和出口等政策，经济取得较快增长。巴达维上任后，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着力控制财政赤字，取消了一批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将重点转向农业等基础产业建设，带动乡村发展。积极推动消费和投资，把私营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新支柱。鼓励发展旅游、教育事业，实现经济多元化。2006年4月，马政府第九个五年计划（2006～2010年）获得国会通过，其主题是“共同迈向卓越、辉煌和昌盛”，施政重点是降低财政赤字，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加大农业投入，扶持中小企业，推动旅游业发展。2007年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出口开始下滑，但由于其服务业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以及内需的增加，GDP增长提高至6.3%。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政府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使服务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行业之一。2005年服务业增长6.5%，就业人数约535.36万，占全国就业人口的50.76%，是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自1996年设立“多媒体超级走廊”以来，创造了超过4万个就业机会。截至2006年7月，多媒体超级走廊内1552家注册公司销售收入约60亿林吉特。2007年，服务业全年增长在6.3%左右。主要经济指标变化部门产值增长率变化农牧林渔业\n马来西亚耕地面积约414万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30.6%。农业以经济作物为主，主要有油棕、橡胶、热带水果等。稻米自给率为60%。2005年农、牧、渔、林业总产值为221.42亿林吉特，增长4.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45%。盛产热带林木。渔业以近海捕捞为主，近年来深海捕捞和养殖业有所发展。2001年水产产量估计为122.58万吨，2002年同比减产1.7%。工业\n采矿业 以锡、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为主，2005年矿业总产值估计为176.32亿林吉特，增长0.8%。由于原油和原油产品生产下降对整个矿产业的负面影响，2007年矿业全年的增长为3%左右。制造业 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基本上是出口导向型的，政府鼓励以本国原料为主的加工工业，重点发展电子、汽车、钢铁、石油化工和纺织品等。2006年制造业销售收入5113亿林吉特，增长11.2%，；就业人数108万。2007年，由于受全球电子产品需求的减少，马来西亚的制造业的增速开始走弱，2007年2月，电子电器产品一度出现负增长。2007年的1—12月，制造业同比增长2.6%。交通运输\n全国有良好的公路网，公路和铁路主要干线贯穿马来半岛南北，航空业亦较发达。公路 2003年全国公路总长75893公里。截至2005年底，注册交通工具1480万辆。铁路 2003年总长2267公里，主要贯穿马来半岛。水运 内河运输不发达，海运80%以上依赖外航。共有各类船只1008艘，其中100吨位以上的注册商船508艘，注册总吨位175.5万吨；远洋船只50艘。共有19个港口。近年来大力发展远洋运输和港口建设，主要航运公司为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主要港口有巴生、槟城、关丹、新山、古晋和纳闽等。空运 民航主要由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经营，有飞机110余架，辟有航线113条，其中80条为国际航线。1996年11月，第二家航空公司一亚洲航空公司投入运营。全国共有机场37个，其中有5个国际机场：吉隆坡国际机场、槟城、浮罗交怡、哥打基那巴鲁和古晋。旅游业\n国家第三大经济支柱，第二大外汇收入来源。1990年和1994年举办两届马来西亚观光年。拥有饭店约1878家，饭店入住率55.3%。主要旅游点有：吉隆坡、云顶、槟城、马六甲、浮罗交怡岛、刁曼岛、热浪岛、邦咯岛等。2006年赴马外国游客人数达1754万人次，同比增长6.8%，旅游外汇收入360.2亿林吉特。2007年，马来西亚旅游年，2070万名外国游客到马来西亚旅游，为国家创造457亿林吉特的外汇收入。财政金融\n2006年9月，马政府向国会提交2007年度财政预算案，其中总收入1348亿林吉特，总支出1594亿林吉特，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6年的3.5%降至2007年的3.4%。近几年联邦政府财政收支情况如下：政府财政收支变化对外经济关系\n对外贸易 2007年主要出口电子电器（占总出口额的44%）、棕榈油（7.4%）、原油和石油产品（8.5%）。主要出口市场为：美国、新加坡、欧盟、日本和中国。主要进口机械运输设备、食品、烟草和燃料等。近年对外贸易情况如下：外资 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组织的调查中，马来西亚成为全球20个最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经济体之一。2007年前9个月，引进395亿林吉特的外资，比2006年全年增长95%。2007年吸引众多外资，和马来西亚政府推展多个经济特区有关，比如柔南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和北马经济走廊等。主要外资来源地为日本、荷兰、澳大利亚、美国和新加坡。商品进出口额变化外债 截至2006年底，外债总额512亿美元。截至2007年3月，马外汇储备为873亿美元，是短期外债的9.1倍，可支付进口8.1个月。中马经贸关系 目前，中马双边经贸关系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的互利合作格局。两国贸易增长迅速，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1975年中马双边贸易额1.6亿美元，2007年发展到464亿美元，增长了290倍。马来西亚对华投资始于1984年，1996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截至2007年10月，马累计在华投资项目4189个，累计投资额45.33亿美元。2007年1～12月，马来西亚实际到中国投资3.9亿美元，在东盟国家中位于新加坡之后处于第2位。而中国在马投资起步晚，数量少，规模小，但近年呈逐步加快趋势。根据马工业发展局（MIDA）统计，2006年中国对马制造业投资1.34亿马币，仅占马吸收外资总额的0.38%。2007年，中国对马制造业投资18.8亿马币，跃居马外资来源地第7位。除此而外，马来西亚还是我在东南亚的重要承包工程市场之一。据商务部合作司统计，2007年1～12月，我企业在马来西亚签约承包工程、劳务合作以及设计咨询合同总额14.2亿美元，完成营业额6.49亿美元。截至2007年底，我企业在马累计签订承包劳务合同总额62.03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1.56亿美元。生活水平\n根据马财政部统计，截至2003年8月，马个人存款占银行存款总额58%，年增长率6%。根据马能源、通讯和多媒体部统计，截至2004年6月，固定电话用户454.7万人；移动电话用户1239.8万人，城市和乡村中的固定电话拥有率为23%和12%，移动电话拥有率为53%和12%。截至2006年4月，马电脑用户420万人，互联网使用人数占40%。根据马卫生部统计，2003年，全国平均1377人1名医生，共有病床34089张。2006年人均寿命男性为71.8岁，女性为76.3岁，婴儿死亡率6.6‰（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 许利平）-许利平","世界经济年鉴2008-2009\\国别（地区）经济——亚洲","马来西亚;制造业;外资;槟城;gdp;就业人数;多媒体;统计;服务业;新加坡; 2020宏愿"]
["国外学术活动","【“道学与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n2016年1月2日在马来西亚槟城召开，由中南大学道学国际传播研究院与马来西亚道教学院、马来西亚华人协会联合主办，主题为“道学与科学”。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学者和道教界人士近百人出席了研讨会，就道学中的科学精神、道教医学、马来西亚道教与社会生活等论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南大学道学国际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吕锡琛教授、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谨平、雷良和徐陶副教授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主题演讲。针对学界流行的“中国古代缺乏科学精神”这一论点，吕锡琛、周谨平、雷良等学者认为，道学重视探索天地万物和人的生命奥秘及其规律，具有“尊道顺道”的理性精神、“因性自为”的自由精神和探玄证道的实证精神，主张在普遍联系的整体性中把握“众甫之状”和万物之所以然，蕴含了整体性和因果性原则，这些思想与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原则相通。发掘这些精神财富，有助于接引西方的科学精神，铸造东西方互补互融的科学之魂。徐陶提出，应借鉴跨学科的认知科学模式，从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对道教金丹术进行综合分析，揭示其中的科学价值。（刘玉锋）【“探寻智慧：希腊与中国古代哲学”国际研讨会】\n2016年1月15—19日在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大学文学院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柯平研究员受悉尼大学哲学系邀请参加会议，并作了题为“探寻智慧人生的两条路径：登梯观美与游心闻道”的主旨演讲。与会学者有20余人，分别来自澳大利亚、中国、日本、英国与美国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高颖）【“和而不同”，和中共进：中埃文化交流与共鉴学术研讨会】\n2016年1月17日在埃及开罗大学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埃及开罗大学文学院阿拉伯语言与文化中心共同主办。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为团长的中方代表团与来自爱资哈尔大学的汉语专家、开罗大学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艾因·夏姆斯大学汉语教师等，以及在开罗大学学习的中国和埃及学生约50人与会。王巍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作“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学”的大会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存山研究员和刘一虹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杨桂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子林副研究员参加会议，并分别作了“中国文化的‘忠恕之道’与‘和而不同’”“埃及思想家在阿拉伯新文化工程建设中的作用”“从《真境昭微》看伊斯兰教与儒学的会通”“中国的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发言。（刘一虹）【第25届实践伦理与职业伦理学会（APPE）国际会议】\n2016年2月18—21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雷斯顿（Reston）举行，由国际实践伦理与职业伦理协会（Association for Practical and Professional Ethics，APPE）主办，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波兰、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中国、菲律宾、南非等国的400余名学者参加本次学术会议，主要议题有科学技术伦理、工程伦理、动物权利与伦理学、气候变化与环境伦理、教育伦理学、商业伦理学、法律与社会伦理、媒体与新闻伦理等。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张成岗教授、王程韡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霄副教授及博士生李瞳、崔树芝参加了本次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报告题目分别为：“道德行动能力与技术伦理学在中国”“道德而非伦理：中国科学规范相关的话语谱系学与建构（1979—2013）”“1980年代以来中国科技伦理学的研究状况：历史、主题和问题”“从竞争到协作：医学实践在中国”“新儒家的科技伦理观”。（张永义）【“中美环境保护：问题与策略”国际研讨会】\n2016年4月14—18日在美国召开，由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SB）孔子学院主办。来自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50余人参加会议，讨论内容涉及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政治与环境伦理等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霞研究员受邀参加会议，并作了题为“道家道教与生态”的主题发言。（蛰泰）【第24次韩中伦理学国际学术大会】\n2016年4月17—21日在韩国召开，由韩国伦理学会、中国伦理学会、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主办，主题是“现代社会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教育”。韩国伦理学会会长洪容憙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江畅教授分别致开幕辞。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孙春晨研究员、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都圣达教授分别作题为“全球化时代的道德教育与文化自信”和“儒家伦理的亲亲性与普遍伦理”的主题报告。来自中韩两国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东西方文化与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现代社会诸领域的伦理问题等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蛰泰）【2016年海德格尔协会年会】\n2016年5月6—8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举行，由海德格尔协会主办。海德格尔协会主席、奥地利现象学家维特（Helmuth Vetter）教授主持大会，并介绍了会议的缘起。近年来，由于黑皮书的出版，海德格尔的人格和思想遭受了巨大的质疑。但是，因为其某些反犹言论就否定海德格尔的全部思想，也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对于海德格尔研究而言，重要的是理解海德格尔，从实质上澄清这一问题，而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海德格尔展开批判性研究。在致辞中，维特教授进一步介绍了海德格尔与维也纳的关系以及这次会议的主题——hermeneia（诠释）。来自欧洲各国的海德格尔研究者主要就海德格尔与神学的关系、海德格尔的反犹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蛰泰）【2016年国际历史唯物主义大会】\n2016年5月13—15日在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吉尔（Keele）校区召开，由历史唯物主义国际会议多伦多委员会组织承办，主题是“挑战资本的暴力”。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印度、墨西哥等国的教学、研究人员200余人参加会议。两场大会发言的主题分别是：“中东的帝国主义以及对它的抗拒”“资本主义的暴力：种族、殖民主义者和资本”。小组会议议题有“卢卡奇和异化”“拉美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来自美洲的批判理论”“公共空间与城市空间”“全球价值积累中的统一性和差异性辩证法”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强乃社副编审赴会，并作了题为“暴力作为交往之外的选择：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反思”的发言。（强乃社）【2016年国际哲学社会科学大会】\n2016年5月18—22日在捷克布拉格召开，由捷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来自德国、爱尔兰、意大利、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200多位批判理论家和学者参加大会，围绕理性的语言、风险与灾难、政治主权：国家内的与超越国家的等议题展开讨论，突显了当代批判理论对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治理、现代性发展、风险危机的关涉和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贺翠香应邀赴会，并作了题为“论霍耐特的社会自由概念和他的正义理论”的报告。（贺翠香）【“历史认识论：当下的历史”国际研讨会】\n2016年5月18—22日在法国巴黎索邦召开，由巴黎第一大学当代哲学研究中心主办，主题为“历史认识论：当下的历史”。会议主要讨论了作为科学哲学史之传统和方法的历史认识论，并在此背景下探讨了过去与当下的持久张力。与会发言者有来自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芬兰、加拿大、英国、西班牙、美国、德国、乌拉圭和中国的24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汤明洁助理研究员作为唯一的中国学者赴会，并作了题为“对整体论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考古学反思——以青蒿素事件的问题性为例”的发言。（汤明洁）【“规范性的语言和形而上学”学术研讨会】\n2016年5月30—31日在瑞典召开，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哲学系主办，主题为“规范性的语言和形而上学”。来自世界各地的40余名学者和专家参加会议，其中有10位学者作主题报告，分别是：土耳其肯特大学杰克·伍德（Jack Woods）的“礼节的权威”；英国伯明翰大学苏克南（Jussi Suikkanen）的“非实在主义的认知主义、真理和客观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阿太珂（Emad Atiq）的“再谈随附的表达主义解释”；瑞典哥德堡大学奥林德（Ragnar Francen Olinder）的“规范分歧：指向解释”；美国罗格斯大学里莉（Stephanie Leary）的“理由领域探源”；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莫顿（Justin Morton）的“规范性探源：非-自然主义者的一个新方向”；英国利兹大学葳蕤南（Pekka Vayrynen）的“元伦理学和规范性解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亚克斯（Abby Jaques）的“不当的渲染：对表达主义者的一个担忧”；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法洛蒂（Federico Faroldi）的“规范理由的范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罗德（Errol Lord）和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塞万（Kurt Sylvan）的“理由：对的、错的，规范的和基础的”。（刘松青）【“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关键词”国际学术研讨会】\n2016年6月15—16日在希伯来召开，由希伯来大学孔子学院举办。来自以色列、美国、德国、法国、瑞士、奥地利、英国和中国的20余位汉学家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发言。本次会议由希伯来大学文科学部副部长尤锐（Yuri Pines）教授和哈佛大学李惠仪（Wai-yee Li）教授共同发起并担任主持，世界著名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Plaks）教授以“情，何以为情”为主题作了精彩演讲，与会者分别就“名”“真”“孝”“耻”“恕”“富国强兵”“和”等贯穿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作品中的关键词进行了深入研究。（张永义）【国际技术史协会（SHOT）2016年年会】\n2016年6月22—26日在新加坡召开，由新加坡国立大学香灰莉木学院（Tembusu College）、亚洲研究中心主办。法国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美国技术史学者露丝·史瓦兹·柯望（Ruth Schwartz Cowan）和英国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本届SHOT主席白馥兰女士（Francesca Bray）分别作主旨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教授及该院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部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南京林业大学薛桂波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姚大志博士参加了本次会议。（张永义）【2016世界休闲大会】\n2016年6月27—30日在南非德班举行。本次大会以“挑战、选择及影响”为主题，包括10个议题：休闲与社会，休闲、健康与幸福，休闲与环境，休闲、经济与技术，休闲研究、方法论、理论，休闲旅游，休闲管理，休闲教育，休闲、主题公园和游乐场，休闲、文化与创意产业。来自世界近百个国家的400余位学者出席大会。本次大会的主旨是：从不同专业领域探讨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休闲挑战和如何选择的问题，并预见将给人类带来的不同影响和后果；强调从多维的视角和利用不同的方法，思考休闲在服务于国民生活、改善生活品质、改造公共空间、促进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中国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应邀出席大会，并作“游憩空间与国民健康”的主题演讲。（蛰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世界哲学大会2016会议暨纪念亚里士多德诞生2400周年学术会议】\n2016年7月10—15日在希腊雅典举行，由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支持赞助，希腊哲学学会、塞浦路斯哲学学会共同主办，希腊国家议会、希腊国家教育部、雅典国家卡波底斯特兰大学、雅典国家技术大学协办，主题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25名哲学家与会。中国参加本次会议并提交论文的有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等单位的20余名学者。大会全体会议设有4个议题：全球化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和全球化时代；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念与欧洲当代政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苏赛地德（古希腊历史学家）现实与观念中的政治与国家关系。大会的专题报告会也设4个议题：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及当代生态问题；亚里士多德与技术、学校教育和文化哲学；亚里士多德关于人和人体的观念。大会的学术团体会和专题分组会设有31个专题：亚里士多德的生平及其哲学形象；亚里士多德与前苏格拉底哲学；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哲学与心理学等。吉林大学沈亚生作了题为“为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责任论辩护”的全体会议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和董春玉、湖北大学江畅分别在专题会上作了“古代自然观中的有机体观念——以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为例”“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的思想与当代有机整体论”“亚里士多德美德论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超越”的报告。此外，中国学者蔡孟学、林怡、马万东、陶然、田淑凤、王凯、赵山华、蒯玉耶、张少宇、许伟汉等分别在各自参加的专题会议上宣读论文。（蛰泰）【第10届莱布尼茨国际学术会议】\n2016年7月18—23日在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召开，由国际莱布尼茨学会主办，主题是“为了我们的幸福或他人的幸福”。会议主要围绕莱布尼茨的理性概念，讨论了不同领域对莱布尼茨的研究，专注于莱布尼茨思想的后续发展和实效性，以此来强调莱布尼茨对推动人类共同的利益发展作出的努力。来自世界各地的莱布尼茨研究专家400多人参加了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王琦助理研究员应邀赴会，作了题为“莱布尼茨语言哲学中的理性主义”的发言。（王琦）【第20届国际美学大会】\n2016年7月24—29日在韩国首尔大学召开，主题是“美学与大众文化”。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当代美学界知名专家和学者共300多人参加会议。此次大会除大会发言外，组织圆桌会议23场，其论题包括美学与政治学、伦理学，美学与艺术，美学与大众文化、流行艺术，新媒体艺术，日常生活与美学，艺术的定义，美学与技术，亚洲美学，美学的历史，传统美学等；分组讨论议题有：大众文化时代的艺术理论；新媒体、设计与美学；身体与运动美学；美学的历史反思；想象与情感；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美学与艺术类型；亚洲传统中的美学与艺术理论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徐碧辉研究员作题为“为日常生活赋予超越的诗性——儒家‘曾点气象’的现代审美意义”的发言，北京印刷设计艺术学院教授、美学研究所所长龚小凡作“1949—1966年新中国书籍封面设计的民族风格及美学特征”的发言。会上，中国南京大学方蔚林教授当选为国际美学协会执委会委员，是国际美学协会五位总执委之一。（卢春红）【“儒家哲学价值与现代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n2016年7月26日在越南胡志明召开，由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与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举办，来自越南、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冰岛、斯洛文尼亚、德国、日本、韩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百余名学者参加会议。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彼得教授致辞，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主席安乐哲教授作主旨报告，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孔祥林、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教授应邀出席。与会专家围绕“儒家哲学价值与现代教育”展开了深入研讨。（张永义）【第39届维特根斯坦论坛】\n2016年8月7—13日在奥地利举行，由德国国际维特根斯坦学会和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学会主办，主题是“维特根斯坦与当今美学”。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江怡教授作为会议特约发言人作了“维特根斯坦论颜色”的主题演讲，代海强博士在小组会议上作了“维特根斯坦论‘自我’概念的使用”的演讲，并就相关问题与参会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刘娅）【第4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n2016年8月27日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由湖北大学、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办，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共同承办。共有8个国家的4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共同讨论“和平、发展与人类共同价值”这一重大问题。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江畅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整个世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形成人类价值共识、构建人类价值体系面临着许多困难。世界各地的学者要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交流与合作，共绘世界和谐和幸福的宏伟蓝图，推进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构建。会上，巴西前体育部、科技部和国防部部长阿尔多·利内诺（ALdo Rebelo）先生，江畅教授，智利驻中国前大使费尔南多·雷耶斯·马塔（Fernando Reyes Matta）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分别作了题为“构建当代共同价值体系的挑战”“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构建”“共同价值体系的构建与网络安全”以及“全球化与东亚价值观的全球化”的主旨报告。闭幕式上发布了《“世界文化发展论坛（2016）”圣保罗宣言》。（倪霞）【“文明对话”世界公众论坛第14届年会】\n2016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在希腊罗德岛召开，主题为“多元化的无序：一个对话的紧急呼吁”。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倪培民教授应邀参加，并主持“基础设施——文明的脊梁”专场报告会。本次论坛的出席者包括现任捷克总统泽曼等政要。（张永义）【“中国古典思想与当代政治”国际研讨会】\n2016年10月12—13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由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中华孔子学会联合主办。来自中国和欧洲的10余名学者出席会议，就道家、儒家和法家与政治的联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着重阐述了“法制传统与当代中国”“从庄子天下看先秦政治哲学及其当代意义”“王夫之周易阐释中的明代政治”“儒家的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世界意义”等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存山在会上作了题为“再论中国的民本与民主”的发言，任蜜林发言的题目是“《凡物流形》的政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高颖）【第4届世界人文学论坛】\n2016年10月27—29日在韩国京畿道省水原市的亚洲大学（Ajou University）举行，论坛总主题为“希望的人文学”。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波兰、印度、墨西哥、喀麦隆、阿塞拜疆、缅甸、印度尼西亚、瑞士、马里、阿根廷等2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多余的虚假欲望和理想的自由精神”“规范的重建和公众的人文学”和“人文教育和希望的人文学”展开热列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谢地坤研究员应邀参加此次论坛，并作“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交融”的大会发言。（蛰泰）【美国中西部数学哲学讨论会】\n2016年11月12—13日在美国圣母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举办。该会议汇集了美国中西部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余名专家和学者，主要围绕数学与逻辑的关系（经典逻辑与直觉逻辑的对抗、数学逻辑主义中新逻辑主义的发展及困境）、数学模型的可靠性（数学模型工具意义上的基础性地位、数学模型与物理模型的统一性问题）以及数学的可应用性等主题展开讨论。其中主要观点有：形式化系统的主要公理、定理尤其是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以及第二不完备性定理等数学定理需要以数理逻辑为基本工具来进行细致的分析与处理；数学模型作为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可以从数学实践及数学史出发找到依据。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刘杰副教授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王凯宁）【“国际突现哲学”会议】\n2016年12月4—7日在美国召开，由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人文学院主办，北京师范大学董春雨教授应邀参会，并作了“理解时间方向复杂性的若干问题及其策略”的主题发言。（刘娅）【“技术的指数式变迁、自动化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意义”论坛】\n2016年12月6—8日在墨西哥城召开，由联合国和墨西哥政府共同主办。来自联合国、墨西哥、美国、欧洲、中国、非洲等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或地区的30余位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参加了会议，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张成岗教授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王兴泉副教授作为中国代表与会。会议就如何实现联合国提出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驾驭快速发展的技术、迎接新技术带给人类的新变化和新愿景、应对自动化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的新挑战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对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的相关知识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张永义）【大数据与复杂性国际研讨会：“哲学角度下的反腐问题——越南与中国的经验”】\n2016年12月10—12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召开，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数据科学中心主办，北京师范大学董春雨教授应邀参会，并作了“科学仪器的认识可靠性问题研究”的主题发言。（刘娅）【国际儒学论坛：利马国际学术研讨会】\n2016年12月10—12日在秘鲁圣马丁大学举行，由国际儒学联合会、秘鲁圣马丁大学、秘鲁中华通惠总局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秘鲁、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古巴、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家的4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秘鲁社会各界人士250多人参加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世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萍、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韩琦、清华大学教授方朝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北京对外经贸大学西语系副教授李紫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岩峰等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围绕中拉文明交流的历程、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中拉关系现状及发展前景、华人华侨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等议题展开讨论。（蛰泰）【第10届中越双边国际哲学研讨会：“哲学角度下的反腐问题——越南与中国的经验”】\n2016年12月14—1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主题是“哲学角度下的反腐问题——越南与中国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纪委书记、副所长王海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致辞，强调反腐与人类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促进关系，以及对执政党形象的树立、执政地位的巩固的积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毕芙蓉、成建华、孙春晨、赵金刚分别作了题为“反腐败与儒家思想”“制度建设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中共十八大以来制度反腐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不想腐’的思想资源——以《大学》为主要例子的一个探讨”的发言。中方代表团成员还有：刘克海、曹永。越南方面出席研讨会的有：阮才东、高秋恒及越南社会科学院、相关高等院校代表共计30多人。中越双方分别从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不想腐几个角度展开论述和讨论。（高颖）责任编辑 冯瑞梅","中国哲学年鉴2017\\哲学界动态","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教授;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大学;道学与科学;主办;美学;学者;海德格尔"]
["2016年宗教研究发展大事记","一月\n　2016-01-021月2日，中南大学道学国际传播研究院与马来西亚道教学院、马来西亚华人协会，在马来西亚槟城联合主办“道学与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n　2016-01-041月4日，挖掘机施工，竟挖出一座石壁，石壁上刻有精美的壁画。近日，四川省巴中市文物局副研究馆员汪信龙告诉记者，发现在巴州区大溪口村的这面摩崖佛雕壁画，初步推断绘于唐宋时期。\n　2016-01-091月9日，皖西南人文学者聚会天柱山三祖禅寺法堂探讨禅文化研究。三祖禅寺住持宽容法师主持并做主旨发言。\n　2016-01-091月9日，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山西传习所在山西省图书馆成立，并启动山西省国家珍贵古籍修复项目，修复金代皇统九年山西榆次雕版印刷的《大方广佛华严经》（120卷）。其中一卷等21件为国家一级珍贵佛教古籍。\n　2016-01-091月9—10日，“人间净土与弥陀净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康本国际学术园隆重举行。\n　2016-01-12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召开了《中国宗教研究年鉴》工作会议，会议由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郑筱筠研究员主持，所长卓新平研究员出席了会议。\n　2016-01-131月13日，第29届伊斯兰团结国际大会日前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来自70个国家的近300名代表和伊朗国内500余名宗教人士出席该届会议。\n　2016-01-141月14日，加州威斯蒙特学院教授Raymond F.Paloutzian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小会议室做题为《全球视野下的宗教心理学》的专题讲座。\n　2016-01-141月14—15日，2016年全国宗教局局长会议在京召开。\n　2016-01-191月19日，《世界宗教研究》编委会扩大会议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大会议室举行。\n　2016-01-231月23日，五台山佛教协会《清凉文化丛书》——《五台山传志八种》出版首发仪式举行。\n　2016-01-241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经过研究，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在东华禅寺设立禅宗文化调研基地，揭牌仪式在东华禅寺宝墨园举行。\n　2016-01-281月28日下午，借由蒋坚永副局长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宗教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结项之际，国家宗教事务局召开“我国宗教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研讨会。\n　2016-01-011月，崂山方志文化系列丛书再添新成果——《道教寻踪》出版发行。\n二月\n　2016-02-182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云南省佛教协会主办，西双版纳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西双版纳总佛寺承办的“首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举办。此次论坛以“慈悲济世，和平共荣”为主题。\n　2016-02-282月28日，山西省佛教文化研究会在太原成立。\n　2016-02-282月28日，复旦大学禅学会年会在上海天平宾馆隆重举行，此届年会主题为“网络阅藏和网络佛教”。\n三月\n　2016-03-013月1日，由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和宗教理论研究室联合主办的学术座谈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大会议室举行。此次座谈的嘉宾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系赫勒（Horst J.Helle）教授，主题为“西美尔与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比较”。\n　2016-03-173月17日上午，国家宗教事务局召开民间信仰专家学者座谈会，就贯彻落实中央有关进一步做好民间信仰工作精神，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建议。\n　2016-03-173月17日，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成立。\n　2016-03-223月22日，道教养生文化产业化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市青羊宫开幕。\n　2016-03-253月25日下午，令人充满期待的“宗教领袖对话”分论坛在博鳌亚洲会议中心成功举办。\n　2016-03-253月25—27日，由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与香港青松观全真道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n四月\n　2016-04-094月9日，由中国社科院台港澳中心与中国宗教学会等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佛医会议暨佛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厦门召开。\n　2016-04-204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福建神学院调研基地暨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福建神学院）教学基地成立大会在福建神学院举行。\n　2016-04-214月21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中心承办，本焕学院、河北禅学研究所协办的“东亚佛教的宗派与地域传统”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n　2016-04-224月22—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n　2016-04-234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卫拉特学·托忒学研究中心举办的“藏传佛教与卫拉特历史文化：纪念卫拉特蒙古皈依佛教4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人民大学国学院举行。\n　2016-04-264月26日，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等北方五地的妈祖文化研究专家和学者齐聚河北曹妃甸，以“对接‘一带一路’文化创造价值”为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n　2016-04-294月29日，“美美与共——广东宗教文物展”在广东省博物馆正式开幕。\n　2016-04-014月，赵敦华的《圣经历史哲学》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n　2016-04-01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先生首部文稿集《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探索》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n五月\n　2016-05-015月1—2日，三门多宝讲寺举办了“智敏上师《俱舍论略注》出版发布会暨《俱舍论》学术研讨会”。\n　2016-05-035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学术研讨会”。\n　2016-05-125月12—14日，蒋坚永副局长率团赴奥地利维也纳参加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奥地利外交部共同举办的“中奥《道德经》研讨会”。\n　2016-05-215月21—22日，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2016年会暨“儒学复兴与法律文化重建”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曲阜隆重召开。\n　2016-05-265月26日，中华华夏文化交流协会沈智慧理事长等一行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党委书记曹中建、副所长郑筱筠等与之会谈，并就双方合作事宜进行了亲切而友好的交流。\n　2016-05-315月31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觉醒法师赴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出席“宗教反对恐怖主义”国际大会，并在会议上发表题为“弘扬佛教慈悲理念，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讲话。\n　2016-05-315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n　2016-05-015月，首届中华敬天法祖信仰高峰论坛在海南省玉蟾宫文笔峰书院隆重召开。\n六月\n　2016-06-026月2日，“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传统与传承——塑造本焕长老昆仑佛玉等身像专业研讨会”在湖北大洪山召开。\n　2016-06-036月3日，中国非遗庙会文化遗产论坛在大连达沃斯会议中心举行了以“内善外和——佛教思想和传播模式论坛”为主题的佛教文化分论坛。\n　2016-06-056月5日，由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法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北京联合大学北京膜拜团体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宗教法治高端论坛2016”在人民大学举行。\n　2016-06-086月8日，三件晚唐五代木版雕刻印刷品首次亮相“民族记忆 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的预展。这三件珍贵文献是近年来中国的重大古籍新发现，在世界印刷史上具有重要标志意义。\n　2016-06-126月12日，“崂山论道”活动在青岛崂山太清宫开幕。\n　2016-06-126月12日，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成立国际研究院，并举行第二届“五台山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n　2016-06-136月13—14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新疆喀什召开了以“弘扬正信 远离极端”为主题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研讨会。\n　2016-06-156月15日，中国敦煌汉传佛经传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敦煌研究院举行，会上决议，在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之际，敦煌佛学研究中心在敦煌研究院成立。\n　2016-06-176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召开了“互联网宗教数据分析与统计方法”学术研讨会。\n　2016-06-216月21—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山西太原龙泉寺联合举办的“宗教社会学论坛（2016）”在太原龙泉寺顺利举行。\n　2016-06-236月23日，“法显大师——一带一路先行者”研讨会在中国佛教名山——山西五台山举行。\n　2016-06-236月23日，2016中国梵净山生态文明与佛教文化论坛新闻发布会在贵阳举行。\n　2016-06-236月23—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山西太原龙泉寺合办的“宗教心理学论坛（2016）”在太原龙泉寺召开。\n　2016-06-246月24日，“道教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座谈会在上海浦东绿地假日酒店隆重举行。\n　2016-06-286月28日，《青原法派研究》新书发布暨学术报告会在井冈山大学隆重举行。\n　2016-06-286月28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圣奥拉夫学院宗教学教授约翰·巴伯（John D.Barbour）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系副教授倪湛舸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做学术报告。\n　2016-06-296月29日，《中国宗教》杂志社在京召开“200期，《中国宗教》如何应对新媒体时代”座谈会。\n七月\n　2016-07-017月1日，“第六届圣严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大集思国际会议厅揭幕。三天研讨会发表74篇论文，另有“近现代佛教”“佛教经济学”及“医学与佛学”论坛。\n　2016-07-027月2日，鸠摩罗什三藏译著——《童寿文集》辑校项目启动仪式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n　2016-07-057月5日，值此金陵刻经处创立150周年之际，由中国佛教协会、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金陵刻经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管委会联合承办的金陵刻经处与近现代佛教义学研讨会在南京丽湖雅致酒店隆重召开。\n　2016-07-057月5—6日，由中国佛教协会、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文化艺术委员会、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中心和南京市文投集团联合承办的佛教非物质文化遗产研讨会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隆重召开。\n　2016-07-087月8日，益阳市梅山道教文化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安化县银莲大酒店隆重召开。\n　2016-07-097月9—10日，长白山学术论坛——新时期萨满文化遗存传承、抢救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师范大学召开。\n　2016-07-107月10日，由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什刹海书院以及美国价值与哲学研究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对话：中国宗教与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n　2016-07-117月11日，北京联合大学召开《北京民族宗教史话》出版座谈会。\n　2016-07-137月13—14日，第13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n　2016-07-167月16日，“宗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层论坛暨2016年中国宗教学会年会在北京召开，论坛由中国宗教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n　2016-07-167月16日，《瑜伽师地论》网络精品课程的开发座谈会在法门寺佛学院举行。\n　2016-07-167月16日，第三届横山道教论坛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此届论坛的主题是《道教发展与时代课题》。\n　2016-07-197月19日，五台山佛学与东亚文化国际研究院（五台山国际研究院）将在五台山大圣竹林寺隆重成立。\n　2016-07-207月20日，伊斯兰教中道思想国际研讨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举行。\n　2016-07-197月19—20日，由青海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国宗教学会联合主办，由青海民族大学宗喀巴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宗喀巴学术研讨会在青海民族大学隆重召开。\n　2016-07-227月22日，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于台北市法鼓德贵学苑举办成果发表会。\n　2016-07-237月23—24日，由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主办，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承办的“中国伊斯兰教传承与发展——先贤刘智思想及金陵学派思想研讨会”在南京净觉寺召开。\n　2016-07-287月28日，福建省佛教艺术交流促进会成立大会在福州市隆重举行。\n　2016-07-297月29—31日，世界佛教徒联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东南亚区域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金马大皇宫举行，会议主题为“Many Traditions One Dhamma”即“不同传统 同一佛教”。\n　2016-07-017月，《中国梵呗传承法要》简称《梵呗法要》，是中国首部完整记录佛教中国化梵呗文化体系的传承保护教程，由著名鱼山梵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梵呗寺开山沙门永悟禅师创作，由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n八月\n　2016-08-028月2日，由上海市宗教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举办的“多元社会框架下应对宗教极端思想”研讨会在沪举行。\n　2016-08-028月2日，由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发展协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的第六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开幕。\n　2016-08-058月5—6日，由安徽省基督教两会主办的“黄山论坛”——基督教中国化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研讨会在徽文化发源地黄山举行。\n　2016-08-118月11日，从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获悉，甘肃舟曲境内所发现的大量罕见苯教古文献，经专家组研究认为，该苯教文献极有可能抄写于10—13世纪，但其所属内容历史更悠久，或可追溯到藏族古代文明的源头，主要涉及天文历算、节候气象、祈祷文献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文物收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n　2016-08-168月16—17日，江苏省基督教第三届“基督教中国化”神学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围绕伦理建设、神学教育、抵御异端邪说、教会经验与中国神学建设等方面进行探讨。\n　2016-08-178月17—18日，“中国佛教与孝道文化论坛”“西来禅寺公益慈善晚宴”及“禅寺大雄宝殿上梁庆典法会”系列活动在安徽九华山隆重举行。\n　2016-08-188月18日，由宁夏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宁夏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主办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坛在银川开幕，全国宗教研究领域4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路径。\n　2016-08-188月18日，在杭州G20峰会召开之际，《汉风藏韵——中国古代金铜佛像艺术特展》在浙江美术馆隆重开幕。当天下午“汉风藏韵——汉藏佛教艺术与国家文化认同学术论坛”隆重召开。\n　2016-08-198月19—20日，由陕西省道教协会主办、商洛市道教协会承办、山阳县道教协会协办的“陕西省道教第四届‘玄门讲经暨天竺论道’”活动在山阳县天竺山云盖观道文化广场拉开帷幕。\n　2016-08-218月21日，由安徽省佛教协会指导，宣城市佛教协会主办，泾县佛教协会、泾县宝胜禅寺承办的“水西佛教文化论坛”在泾县红星国际大酒店举行。\n　2016-08-238月23日，2016年云冈国际佛教雕塑艺术大展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大展预期将于9月26日在大同和阳美术馆拉开帷幕。\n　2016-08-248月24日，星云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在江苏省宜兴市大觉寺举办中华传统文化交流暨《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新书发布会。\n　2016-08-268月26日上午，“文殊信仰暨能海上师诞辰13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在五台山万豪国际酒店隆重开幕。\n　2016-08-268月26—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五届宗教哲学论坛——“苏菲与道宗教哲学论坛”和“康德宗教哲学研究”顺利举行。\n　2016-08-278月27日，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佛教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中华文化促进会佛教文化艺术委员会主办，究竟缘文化承办的第一期佛教文化遗产沙龙在北京举行。\n　2016-08-288月28日，中国佛教协会在五台山举办了以“文殊信仰的中国化表达”为主题的讲经交流研讨会。\n　2016-08-308月30日，首届草原佛教研讨会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万佛寺庄严开幕。\n　2016-08-318月31日至9月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6·宗教学）在北京召开。\n九月\n　2016-09-019月1—4日，“21世纪海丝佛教福建论坛”在福州举行，主旨为：慈悲、智慧、忍让、包容、中道、圆融、和合、共生。\n　2016-09-059月5日，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日本灵云院国际禅交流友好协会主办，河北省佛教协会承办，正定临济寺、赵县柏林禅寺、《禅》刊编辑部协办的以“临济禅与世界和平”为主题的“第四届中日临济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n　2016-09-059月5日，“方外之宾：纪念慧远大师圆寂1600年学术研讨会”在山西五台山举行。\n　2016-09-069月6—9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系列活动——中国（瓜州）第五届玄奘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瓜州隆重召开。\n　2016-09-07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省部级干部统一战线理论政策与宗教工作专题研讨班学员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n　2016-09-099月9日，中国民族报社、杭州灵隐寺、杭州佛学院在北京联合主办禅门宗师巨赞法师爱国爱教思想研讨会暨杭州武林佛学院创办70年纪念活动。\n　2016-09-099月9—11日，为了更好地保护、研究和利用房山石经这一珍贵的文化瑰宝，进一步拓宽和提升学术研究的渠道和水平，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房山石经与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纪念房山石经与云居寺创建1400周年暨中国佛教协会发掘拓印房山石经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房山云居寺召开。\n　2016-09-109月10日，适逢教师节，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杨曾文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纪华传先生应邀为大开元寺僧俗大众分别作了题为《苏东坡与佛教》《禅宗精神与人生智慧》的专题讲座。\n　2016-09-129月12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新疆大厦举行招待会，庆祝伊斯兰教传统节日古尔邦节。\n　2016-09-179月17日，首届东海药师文化论坛（药师法门与生态佛教）在药师殿内开幕。\n　2016-09-179月17—18日，第十二届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省铜川市举行，共有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甘肃民族出版社等全国社科、出版系统和大专院校的70多名因明学研究专家参加。\n　2016-09-199月19日，纪念中国佛学院成立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佛学院祇园会议厅举行。\n　2016-09-249月24日，“道安论道·佛教文化与当代生活——保定人间佛教二十年耕耘纪念”论坛在河北保定大佛光寺隆重召开。\n　2016-09-249月24—25日，修行人类学视野下的宗教与社会暨第二届宗教人类学工作坊在江苏茅山乾元观顺利召开。\n　2016-09-249月24—25日，“跨文化交往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成功举办。\n　2016-09-259月25日，黑龙江省道家文化研究院在哈尔滨成立，并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n　2016-09-269月26日，首届中国（吉林市）道教文化艺术周真武文化论坛举办。\n　2016-09-279月27日，山东社科论坛——儒学与当代诚信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孔子故乡山东曲阜召开。\n　2016-09-289月28日，山东省曲阜市，丙申年祭孔大典在孔庙大成殿举行。\n　2016-09-309月30日，中国路径的“道”与“本”——“余敦康学术思想与成就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会议室召开。\n十月\n　2016-10-0810月8—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与邦德大学东西方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行“儒学、治理与新兴经济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n　2016-10-1010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光明日报》国学版主办的“乡村与社区祠堂祭礼研讨会”在北京召开。\n　2016-10-1110月11日，在牙含章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为纪念先生对当代中国民族理论、藏学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举办了“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中国民族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创新——纪念牙含章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n　2016-10-1110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宗教研究所王卡研究员率团前往福建师范大学参加“首届福建地方道教与民间信仰田野调研研讨会”。\n　2016-10-1210月12—13日，由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神学研究委员会主办的“第四届天主教本地化暨中国化神学论坛”在北京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举办。\n　2016-10-1310月13日，首届东亚儒学威海论坛——儒学与东亚文明暨君子之道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威海市东山宾馆隆重召开。\n　2016-10-1410月14日，中国·湖北第六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在黄梅隆重举行。\n　2016-10-1510月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焦作市净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净影寺慧远大师与东亚佛教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焦作净影寺召开。\n　2016-10-1510月15日，河北省第二届道教文化研讨会暨首届中国·邯郸道教文化研讨会，在河北省临漳县鬼谷观隆重举行开幕仪式。\n　2016-10-1610月16日，首届万寿宫庙会文化研讨会在江西南昌举行。\n　2016-10-1710月17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泰国国际佛教大学联合主办的“鸠摩罗什与东亚知识的迁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n　2016-10-1810月18日，第四届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暨“儒学核心价值观及其当代意义”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n　2016-10-1810月18日，陈撄宁道教思想与养生文化论坛在安徽怀宁县会展中心盛大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嘉宾、高道大德、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盛会。\n　2016-10-2110月21日，全真道与齐鲁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丘祖西行》大型纪录片审评会在山东文登开幕，来自全国的道教代表、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n　2016-10-2110月21日，“道教与术数学研究中心”在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举行了揭牌仪式。该中心依托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通过开展中华道学与术数学的古籍翻译整理、系统研究、专题培训、社会实践与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和传播中华道学文化与术数文化。\n　2016-10-2310月23日，第二届中国佛教名山名寺法律问题研讨会在峨眉山大佛禅院举行。\n　2016-10-2610月26日，首届“中华民族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举办。\n　2016-10-3010月30日，第二届东方山药师信仰高峰论坛在黄石磁湖山庄举行。\n十一月\n　2016-11-0211月2—5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宗教与科学的角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澳门大学成功举办。\n　2016-11-0511月5日，由浙江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主办，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文化与艺术研究室承办的“图像学与风格史：亚洲宗教美术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杭州紫金港大酒店举行。\n　2016-11-0511月5—6日，首届中国现代佛教论坛海峡两岸会议在广东省东华禅寺隆重举行。\n　2016-11-0611月6日，“江阴市巨赞法师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江苏江阴举行。\n　2016-11-0811月8日，由台湾中华道教总会举办的“首届海峡两岸道教高峰论坛”盛大开幕。应台湾中华道教总会徐文保邀请，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道教协会会长黄至安道长率团出席。\n　2016-11-1311月13日，笔者从阆中市政协书画院获悉：为了用镜头反映该市的宗教文物景点和文化资源，在今年两会前夕，阆中政协将出版《五大宗教在阆中》一书，该书以仙道祖源、佛法西来、基督福音、天主上帝、清真神韵等五个章节，上百幅图片展示我市浓郁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文物景点，以供广大政协委员和文史爱好者收藏研究，目前该书已经编排完毕，正在进行修改和完善之中。\n　2016-11-151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的“伊斯兰学术名家讲坛”邀请到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小桃园清真寺教长金宏伟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做了题为“践行之路、心中之光——上海伊斯兰教历史与现状”的专题讲座。\n　2016-11-1711月17日，汉传佛教祖庭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陕西西安曲江宾馆举行。\n　2016-11-171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密宗文化研究基地”揭牌仪式在大兴善寺礼堂内隆重举行。大兴善寺方丈宽旭法师介绍了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并为研究中心揭牌。\n　2016-11-2011月20日，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室主办、北京大学哲学系协办的第11期“道教学术研究沙龙”在北京大学举行。\n　2016-11-2211月22—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香港原道交流学会和河北信德文化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届“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n　2016-11-2411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市基督教两会、中国宗教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的“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n　2016-11-2511月25—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萍乡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萍乡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上栗县人民政府主办的2016首届杨岐禅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萍乡学院举行。\n　2016-11-2611月26—28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世界伦理中心主办的以“儒家思想在启蒙时代的译介与接受”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北京大学隆重召开。\n　2016-11-2611月26—27日，第二届希伯来圣经研讨会于上海大学宝山校区顺利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山东大学饶宗颐宗教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n　2016-11-2611月26—27日，举办了主题为“儒学与社会重建：实践与义理”的研讨会。\n　2016-11-2711月27日，“河北宗教：过去、现在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此次研讨会由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哲学学会主办。\n　2016-11-2911月29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外事司与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在沪联合举办“赵朴初先生和丁光训主教对外民间交流思想与实践研讨会”。\n　2016-11-2911月29日，由《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编委会、中华书局主办，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大藏经编纂的文化意义与时代价值”学术座谈会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n十二月\n　2016-12-0212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儒学论坛·2016”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儒家视域中的家国天下”。\n　2016-12-0312月3日，“佛教文化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玉佛禅寺开幕。\n　2016-12-0312月3日，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主办、北京和合天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宗教艺术网协办的“2016中国宗教音乐雅集”在北京大学开幕。\n　2016-12-0212月2—3日，由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香港佛光道场、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人间佛教在东亚与东南亚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香港佛光道场及香港中文大学举行。\n　2016-12-0512月5日，由云南大学佛教与现代宗教理论研究所、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重庆市华岩文教基金会合办的第五届西南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学翠湖校区科学馆举行。\n　2016-12-0612月6日，“慈悲与宽恕”跨宗教论坛在法国佛光山举行。\n　2016-12-0612月6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宗教风险研究”的系列讲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正式启动。\n　2016-12-0912月9—11日，由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中国道教协会、北京大学道教研究中心等机构主办的“理解与运用：老子及道家和道教的生活之道”学术研讨会暨“华夏老子学研究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京举行。\n　2016-12-1012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主办，由中国民俗学会中国地域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牡丹江市民间文艺家学会、牡丹江海东青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届民间信仰研究高端论坛暨宁安萨满文化学术考察活动”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召开。\n　2016-12-1012月10—11日，为期两天的“2016义乌双林佛教文化论坛”在浙江省义乌市幸福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n　2016-12-1112月11—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爱德基金会、中华基督教两岸交流协会主办，粮惠世界、苏格兰教会、美国卫理公会、荷兰基督教发展合作社、江苏省基督教两会等单位支持协办的“宗教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暨第二届两岸宗教公益论坛、第三届江苏省宗教公益慈善培训班，在江苏南京隆重举行。\n　2016-12-1312月13日，第四届中国观音文化研讨会在鲁山县召开，此届研讨会由中国观音文化研究中心、政协平顶山市委员会主办，河南省宗教文化交流协会、河南省佛教协会协办，河南盛润控股集团平顶山大香山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承办。\n　2016-12-1312月1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宗教与文化研究所、外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汉语哲学与神学工作坊系列讲座第12讲“比较宗教学视野中的儒教”举办。\n　2016-12-1312月13日，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事业发展中心主办、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丝路文化保护基金承办的“丝路文化保护与传承高层学术峰会暨玉刻《开宝藏》工程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n　2016-12-1512月15日，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宗教实践与文学创作暨《中国宗教文学史》编撰”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n　2016-12-1612月16日，云南道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启幕。\n　2016-12-1612月16—18日，由中国宗教学会、中国中东学会共同举办的“伊斯兰教与一带一路”暨第二届全国伊斯兰教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n　2016-12-1612月16—18日在佛光山举行，集结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地40余名佛教学者，以议题发表、主题演说等方式，探讨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对星云大师著作的解读等。\n　2016-12-1712月17—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中国宗教学会主办、《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与英文季刊《中国宗教研究》承办的首届“全球史视阈中的宗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n　2016-12-1812月18日，由北京福慧公益基金会主办，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佛教在线协办，西安大兴善寺、诺那华藏精舍支持的近现代中国密宗文化暨《先驱——忆普佑法师诺那呼图克图》图书出版学术座谈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n　2016-12-2212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办，广东东华禅寺、佛教在线承办，北京福慧公益基金会支持的“禅宗文化现状与发展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行。\n　2016-12-2412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主办的“首届中国本土宗教研究论坛”在北京开幕。\n　2016-12-2712月27—29日，中国天主教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杨莉","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16\\第十一篇 年度信息","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国际学术研讨会;佛教;研究中心;道教;中国宗教;学术研讨会;宗教;研究院;协会"]
["马来西亚","名　　　　称：马来西亚（Malaysia）。国 土　面 积：329758平方公里。耕 地　面 积：100万公顷。人　　　　口：1950万人（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1800亿马元（折合700亿美元，199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856马元（折合3406美元，1994年）。货 币　名 称：林吉特（马元）。汇　　　　率：1美元=2.60马元（1994年）。概述\n马来西亚的国民经济在国家独立前后主要依赖于农业和矿业。进入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幅度增加，从而摆脱了自然资源出口型的经济模式。最近几年，马来西亚经济持续取得巨大成就：1988—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9%左右（其中1994年为8.5%），居东盟之首，在整个亚洲仅次于中国；人均产值从1986年的1830美元增至1994年的3406美元，在东盟国家中仅次于文莱和新加坡，是泰国的1.5倍和印尼的5倍；外汇储备从1986年的60亿美元增至1993年的272亿美元，同期外债则从219亿美元减至191亿美元。不过，马来西亚经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下列三项尤为紧迫：（1）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国内经济蓬勃发展的需要，瓶颈效应日趋严重。（2）劳动力缺乏，1993年国内全部劳动力为760万左右，而失业率只有3%，工资上涨10%左右，其劳动力不再廉价，从而丧失一项重要的竞争优势。（3）科技力量不足，妨碍其经济规模扩大与产业升级。基于国内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而且考虑到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为其提供的机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1年2月提出了雄心勃勃的《2020年构想》，欲使马来西亚成为“全面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其具体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每10年翻一番；年均经济增长率7%；30年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4倍，达到1.2万美元左右。作为配合上述构想的中期和短期目标，政府随后制定了《第二个远景规划纲要》（1991—2000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1991—1995年），并于1991年6月获国会批准。据此，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于1995和2000年分别达到32.4%和37.2%；制造业和第一产业（包括农业和矿业）吸收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将由1990年的19.5%和28.4%分别增减至2000年的23.9%和20.5%。为实现上述目标，马来西亚主要采取了以下政策措施：（一）谨慎处理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以“国家发展政策”取代1990年底结束的“新经济政策”。鉴于马来族的经济地位已经大幅度提高，政府虽仍继续扶持马来族企业家，但不再执着于股权结构问题，而是强调经济增长与利益分配的“均衡发展”。（二）扩大制造业基础，促进产业升级。政府除继续扶持马日合资的帕瓦惹钢铁公司和“英雄”牌汽车制造厂以外，还分别与台湾和日本讨论筹建新的合资钢铁公司和汽车制造厂，以期改变制造业过于依赖纺织和电子产品的局面。政府宣布将逐步缩减原木、藤条、棕油和橡胶等原材料的出口量，鼓励进行深加工，发展家具、食品和化工等制造业，增大产品附加值。此外，政府鼓励中小企业采用高精尖技术，逐步带动国家主要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三）为对付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致力于出口市场多元化。（1）全力推进“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已率先对1万多种商品的区内贸易降低关税；决定缩短本国产品的关税保护期（重要工业10年，其余仅3年）。（2）建议成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3）加强南南经济合作。除积极参与创立“十五国集团”外，还与十多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双边支付协定”，并在吉隆坡建立了“南方投资、贸易与技术信息交流中心”。（4）鼓励国内企业到海外投资。政府于1992年3月规定，凡经国际贸易与工业部批准的对外投资，在5年之内可以免除50%的投资所得税和100%的股息所得税，而且市场调查与研究的成本可以从所得税中扣除。（四）加速更新和扩展基础设施。“六五”期间，全国基建投资将达416亿美元。连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南北大道”已于1994年通车。首都吉隆坡郊外将新建一大型机场。柔佛、槟城和葛廊等工业发达地区的主要海港都将重新改造。政府促成的《马来半岛跨州供水协定》即将付诸实施。国家电讯公司将铺设新的电话线路，扩容400万门。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能力将由8亿瓦提高到58.5亿瓦。（五）开辟新的劳动力来源，促进科技教育。（1）鼓励本国公民生育。（2）加强对外籍劳工的管理。1991年10月，政府决定允许持永久签证的外国移民不经申请而就业于任何行业；要求非法外籍劳工于1992年6月前办理签证以便合法工作。（3）提倡企业自行培训员工以外，并要求政府所属大学和技校加快培养科技人才。预计1995年以后每年毕业的工科学生将达4000人（制造业每年新增的技术职位为2000个）。重要经济数据产业结构农业\n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气候对于棕榈、橡胶和水稻等多种农作物的生长非常有利。农业生产结构以种植业为主，林业次之。由于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劳动密度较大的水稻种植和橡胶生产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出现倒退。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6年的21%降至1993年的16%，同期农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则从20%降至13%。马来西亚政府为促进农业的发展，曾于1983年和1991年两度制定“国家农业政策”。1983年政策的重点是，督促农民放弃传统的耕作方法和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1991年政策的重点是，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服务费用，制定一系列鼓励农业发展的措施。此外，政府拨出巨款兴建和改善农村的道路、水利和电力等基础设施（“六五”计划的重点之一是改善农村交通状况），并大力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试图以此缩小城乡差别，延缓农民流向城市的速度。政府还与许多国家进行谈判，说服它们降低棕油和原木的进口关税并取消非关税壁垒。棕油 马来西亚是全球最重要的棕油生产国，1993年的棕油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53%。作为出口旺盛的经济作物，棕榈的种植面积从1987年的164.03万公顷增至1993年的228.10万公顷，同期的棕油产量则从453.31万吨增至740.35万吨，出口量从407.7万吨增至557.7万吨。水稻 水稻种植面积从1987年的64.48万公顷增至1993年的67.30万公顷，同期产量从109.25万吨增至129.83万吨（马来西亚多年以来粮食不能自给，进口量从1987年的19.65万吨增至1993年的38.92万吨）。橡胶 橡胶种植面积从1987年的188.13万公顷减至1993年的176.35万公顷，同期产量则从157.87万吨降至107.43万吨。木材 马来西亚盛产热带硬木，木材加工业近年发展较快。原木产量由1991年的3986.0万立方米减至1993年的3694.2万立方米，出口量由1931.8万立方米减至929.8万立方米；同期的锯木产量由889.3万立方米增至917.4万立方米，出口量由502.1万立方米增至547.7万立方米。工业\n制造业 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共有17个部门，其中较重要的有电子、纺织、服装以及橡胶、热带硬木和原油的加工。政府近年致力于扩大制造业基础，鼓励发展汽车、钢铁和水泥等重化工业，并对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深加工，以期改变其制造业过于依赖纺织和电子产品的局面。80年代中期以来，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上升，1987年开始超过农业，1994年达到31.5%。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1989年首次超过初级产品，1994年达到77.5%。对于马日合营的“英雄”牌汽车制造厂和帕瓦惹钢铁公司，马来西亚政府都曾给予多方面援助，使其免遭破产厄运。前者于1988年首次盈利3200万马元，1990/91年度更达2.62亿马元。政府在1989年底收购帕瓦惹钢铁公司81%的股权之后，对其进行了重组。目前这两家企业都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国营大型制造业公司。采矿业 马来西亚的矿业生产以锡、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和提炼为主。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锡国，但因1980年以来国际市场锡价下跌，加之国内生产成本提高和储量减少，锡矿大量倒闭，产量也持续下降。1993年的锡产量只有1.04万吨，不到1990年的一半。石油也是马来西亚的重要矿产，近年来产量增长缓慢。天然气在全部矿业中所占比例较小。总体来看，矿业产值增长放缓的趋势日益明显，已在1993年开始出现0.5%的负增长。矿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从1986年的11%降至1993年的8%。能源 马来西亚拥有多种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水电和煤，但国内能源消耗的90%以上为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分别为30亿桶和1.5万亿立方米（1986年探明），主要分布在东马两州（沙巴、沙捞越）和西马丁加奴州近海，其勘探和开采主要由“国家石油公司”与“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埃索石油公司”签定生产分成合同，并由后二者直接经营。为改变能耗单一结构，政府于1980年宣布要减少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量。1992年的原油产量为3260万吨，液化气产量为2010万吨。建筑业\n建筑业是反映国家经济状况的晴雨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发展较快，对住宅和公共设施的需求大幅度增长，马来西亚建筑业一片兴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据较大比重。80年代中期，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建筑业急剧滑坡。8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加速发展，建筑业重新高涨。1991和1992年，建筑业产值增长率分别为15%和14%，在当年各部门产值增长率中居于领先地位。在全国各地尤其是西马主要城市大兴土木的热潮中，水泥供应经常处于极度紧缺的状态。交通运输与通讯\n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开始发展，其完善和充足的程度在东盟国家中仅次于新加坡。但是，随着近年经济的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瓶颈效应日趋严重。政府已在加速更新和扩展基础设施方面投入较多财力，“六五”期间还将为此拨款76亿美元。马来西亚的交通运输以公路和海运为主，铁路和空运次之。马来半岛的交通设施远比沙巴和沙捞越两地发达。公路 全国公路总长已从1980年的2.887万公里迅速增至1990年的6.4445万公里。1993年完工的“南北大道”全长823公里，纵贯马来半岛，南接新加坡，北连泰国。公路运输承担着全国近50%的客货流量。全国汽车拥有量从1980年的260万辆增至1985年的400万辆。1990年，平均每1000人拥有96辆私人汽车，居东盟之首。铁路 全国铁路总长2681公里（1985年），其中2092公里为单线，正在实施加铺复线工程。马来半岛各主要城市均有铁路相通。与新加坡和泰国有铁路联系。海运 商品进出口大多通过海运进行。全国主要港口共有32个，其中吞吐量最大的前3名依次为巴生（吉隆坡以西40公里）、槟城和柔佛。两家国营的船务公司“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和“国家船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总量仅占全国货物进出口的10%左右，其余90%都由外国船务公司经营。航空 全国机场共有126个（1987年），国内航线主要由“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垄断经营，国际航线则由“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与外国的航空公司联合经营。各中心城市及沙巴和沙捞越两州的主要城镇之间均有航空联系。吉隆坡与中国的北京和广州之间已有航空联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均有班机往来。1993年6月，中、马两国商定增开槟城与厦门之间的国际航线，来往两国之间的航班也将由每星期6次增至12次。通讯 马来西亚的邮电通讯事业比较发达。1992年平均每8.8人拥有1部电话。服务业\n马来西亚的服务业（包括水、电、天然气、交通、通讯、仓储、批发、零售、旅馆、餐厅、房地产、金融、保险、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等），在经济领域和人民生活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自1982年减少政府服务开销以来，服务业产值增长率持续下跌。在1987年经济全面复苏的同时，服务业才迅速回升（政府服务除外），1993年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2%，并且吸收了全部劳动力的47.2%，远远高于制造业（23.6%）和农业（21.3%）。旅游业\n旅游收入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80年代中期，为减少国际收支赤字，政府决定推进旅游业的发展，成立了专门机构，制定了新的策略。“1990马来西亚观光年”取得很大成绩，外国游客人数比1989年增加50%，远远超出官方原定的430万人的目标，达到750万，使马来西亚取代泰国而成为外国游客最多的东南亚国家；外汇收入约2.7亿美元（不包括游客住宿和购物等方面的消费），占国内外汇收入的5%。因受“海湾危机”的影响，1991年来马外国游客人数下降22%。1992年，外国游客人数增加2.8%。1993年，旅游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马来西亚的旅馆供应非常充足，而且还在迅速增长。尽管如此，其客房使用率在1990和1992年仍然达到70%，而旅游热点槟榔屿等地则高达80%以上。财政金融\n财政 马来西亚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于财政赤字过大，从1982年开始采取紧缩财政开支的政策。近年因经济复苏和加速发展，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力培训等方面的发展开支逐年大幅度上升，联邦政府财政开支总额增长较快，财政赤字已从1988年的39亿马元增至1993年的59亿马元。银行 马来西亚共有38家商业银行（1987年），其中22家为内资银行（大部分控制在马来族上层人士手中），16家为外资银行。自1978年政府放松利率管制以来，各商业银行可以自行决定其存贷款利率（特殊情况除外）。1989年9月以来，银行可以直接投资于制造业公司。在过去20年中，银行资本大幅度增长，由1970年的60亿马元增至1993年的2220亿马元，分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1%和135%。近年虽然贷款规模较大，但银行通过掌握短期资金和市场调节储备金（1990年占银行全部资金的28%），依然保持着较高的融资能力。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除拥有各国中央银行所共有的职能以外，还负有确保实现政府财政计划的责任。中央银行目前正大力推进证券市场、信托基金、期货市场和风险投资的发展。1989年通过的《银行与金融机构法》赋予中央银行以监督各商业银行的更大权力；同时规定在马来西亚开设的外国银行截至1994年必须将其50%以上的股权售与马来西亚人，但以允许其拓展分支机构和吸收政府资金作为回报。股市 吉隆坡股票交易所是全球重要股市之一，于1973年开业，当时与新加坡股市联结，1989年与其脱离关系。吉隆坡股票交易所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1985年12月曾一度关闭。1987年随着外资大量涌入和经济前景看好，重新兴旺起来，但不久又深受当年10月全球股市暴跌的影响而日显萧条。1988年之后，因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加快，又转趋活跃。1989年，综合指数最高达到562点。1990年10月底因受“海湾危机”的影响，综合指数回落至492点。1991年，上市公司由31家增至39家。1993年，吉隆坡股市空前活跃，市场资金比上年增加152%，达到6200亿马元；成交量增加5.5倍，达到1078亿股；成交款项增加7.51倍，达到3870亿马元；而综合指数则达到1275点。对外经济关系\n对外贸易 马来西亚经济对外贸依赖很大，受西方市场影响较深。其商品出口已从1987年的138亿美元增至1993年的484亿美元，数量居全球第19位，竞争能力居第17位。1985年，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制成品首次超过农产品。1987年以来，以电子和纺织产品为主的制成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不断加强。1989年，制成品出口量首次超过初级产品，占全部出口的54%。在70—80年代，马来西亚外贸始终保持顺差。1991年，出现多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计1亿美元，但这主要是由大量购入半成品和生产设备而引起的。1992年，又转为顺差，顺差额为28亿美元。1993年顺差额增至34亿美元。马来西亚的主要贸易对象国是新加坡、日本、美国、英国和德国。对外投资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马来西亚企业界近年开始加大对外投资的步伐，投资额由1992年的13亿马元猛增至1993年的34亿马元，1994年1—9月也已高达25亿马元。1980—1993年对外投资总额为130.631亿马元（根据1993年汇率计算，约折合50.83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65.188亿马元，产业收购14.579亿马元，贷款50.864亿马元。马来西亚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香港等。近年开始在邻近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包括中国、印尼、越南、柬埔寨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外国直接投资 马来西亚鼓励外国直接投资。1986年以来，政府通过股权结构、税收和融资等方面的种种优惠条件，吸引了大量外资，促成其经济的复苏与起飞。1988—1992年获批准外资共计238亿美元，其中1992年为69亿美元。近几年来，日本和台湾一直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外资来源。目前，在马来西亚的全部外国直接投资中，日本、美国和欧共体等发达国家所占比例仍高达70%左右，其余则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主。外债 马来西亚重视使用外国借贷资本，这是弥补其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重要手段。主要采取政府直接举债和政府担保国营企业举债的方式。至1993年，外债总额共计191.4亿美元。主要贸易对象（%）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近年发展较快，两国已经签署了贸易、投资、海运、航空、避免双重征税和成立经贸联合委员会等一系列协定。两国贸易额已由1991年的14.4亿美元增至1992年的17.4亿美元，但发展余地仍很大。中国一直保持着较大的顺差优势。中国对马出口产品主要是食品、玻璃制品、纺织品和化工产品等，马对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棕油、橡胶、原木和原油等。中国是马来西亚棕油的最大进口国，1990年进口78.91万吨。应马政府的要求，中国已于1992年8月将马来西亚棕油的进口税率从30%降至20%。截至1992年7月，两国之间已有15项投资协议。其中11项为中国对马投资，计1.8亿美元，项目主要是机械与化工；4项为马对中国投资，计4.9亿美元，项目主要是房地产和橡胶等自然资源的加工。1992年，马来西亚对华投资达8亿多美元（是中国第十大投资国），远远超出过去13年间0.6亿美元的累计数。1993年6月，马哈蒂尔率大型代表团访华，与中国签署了30多项经济、技术合同。为方便两国人员往来，双方同意增加航班，在广州和古晋互设领事馆，马来西亚还承诺简化中国人员赴马签证手续。人民生活\n马来西亚的就业人数从1987年到1993年平均每年增长3.9%，而同期的劳动力总数年均增长率只有2.9%，这就使其失业率从8.2%降至3.0%，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根据1993年的统计，全国劳动力人数为739.8万，就业人数为762.0万。制造业的劳动力紧缺状况比较严重，许多企业的开工率达不到80%，技术工人短缺状况尤为紧迫。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一些公司甚至以高薪进行“偷猎”活动。在80年代后半期，马来西亚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仍一直保持在4%之内。但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收入的提高、人民购买力的增强和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通胀率略有上升，1991和1992年分别达到4.4%和4.7%，1993和1994年经努力控制在3.6%和3.8%。（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尚前宏）-尚前宏","世界经济年鉴1995\\国家与地区经济","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制造业;基础设施;吉隆坡;劳动力;建筑业;天然气;橡胶;投资;对外投资"]
["2016年度《世界宗教研究》目录","《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1期\n专稿\n论积极引导宗教的现实意义/卓新平谈汉文佛教文献数字化总库建设/方广锠专题研究\n“一带一路”愿景下跨欧亚大陆的反极端主义中欧合作——一种可能性的分析/章远译释与传抄：丝路汉文密教文献中的外来药物书写/陈明论中印佛教戒律学的哲学转型/夏德美瑶族游梅山书的宗教叙事与族群记忆/张悦、张泽洪道教内丹学论“生命的演化”/戈国龙金元大道教史续考——从一宗著名公案说起/赵建勇张三丰、胡濙陇南踪迹考/蔡副全最初的古典哲人的人格神信仰：施特劳斯解读下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与色诺芬/刘洋清末民初知识界对严译《天演论》的批判与反思——以李问渔的《天演论驳义》为中心/薛玉琴、徐华博领事、教士及教徒：晚清美国驻闽领事与地方基督教关系初探/朱峰不同国度、相同情怀：英敛之与雷鸣远的交往述略/周萍萍经学大师舍蕴善“十八条”主张考述/马超信仰·知识·人格——王曾善（1903—1961）与中国—土耳其的人文交往/刘义约旦圣战萨拉菲主义基本思想与发展/李茜、黄民兴当代后藏农区的宗教实践：以日喀则白朗县例/蒋净柳综述\n宗教对话的“超越”与“回归”——星川启慈宗教对话理论述要/陶金《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2期\n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n马克思宗教观视域中的恩格斯圣经理解/唐晓峰对宗教、民族、国家安全的统一考量——试论习近平的宗教工作思想的理论特色与理论内涵/李晓龙专稿\n宋初儒者孙复、石介的排佛论/杨曾文天堂法像——洛阳天堂大佛与唐代弥勒大佛样新识/罗世平专题研究\n从“大邑”到“天室”——殷周之交宗教哲学的深度转换/顺真不空罥索密法探源/周广荣从“胜军比量”到“唯识比量”——玄奘对简别语“自许”的使用/傅新毅清代妈祖封号附会碧霞元君问题新探/李俊领、甘大明《历代神仙通纪》初探/尹志华《太平经》“善—美“思想刍议/张丽霞莆田先天教现状初探/余黎媛反抗与叛逆的基督教——恩斯特·布洛赫的圣经观/金寿铁骗人的妖怪与忠诚的上帝——辨析上帝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地位/李琍迈蒙尼德论律法、智慧与城邦政治/赵同生关于西北门宦中“二十五辈圣裔”的考证/王雪梅本教九乘与四门一库/同美书评\n新范式道教史给道教研究带来的新思考——小林正美《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评述/姜守诚系统研究全真教历史的新范式——读张广保教授的《全真教的创立与历史传承》/孙瑞雪综述\n近三十年来西方人类学的基督宗教研究综述/钟鹭艺“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会议综述/李林、马景关于当前道教研究的若干思考——“青城山道教学术研究前沿问题国际论坛”综述/盖建民、孙伟杰《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3期\n专稿\n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叶小文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的意义/卓新平如何深入理解“坚持中国化方向”？——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的体会/牟钟鉴“宗教中国化”义理沉思/张志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实践/何虎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n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当代意义探论/隋金波专题研究\n边疆宗教治理研究/张桥贵、孙浩然我国宗教活动场所产权制度设计的学术建议/张明锋从宗教到个人——美国宗教判例的变迁/陈斯彬方以智追问自我及元声/张昭炜寻绎苏洵的文化信仰——一种以历史理性精神为视角的阐释/古屿鑫晋宋之际玄禅背景下中国山水画的兴起/何劲松理论与现实：从杖打透视佛教律学本土化/孙桂彬福州福寿宫摩尼教神祇探原/彭晓静、杨富学灶神信仰的家庭伦理观及其当代启示/黄永锋、林銮生《齐云山志》版本考/汪桂平洛阳唐代景敎经幢表现的母爱主题/葛承雍卜弥格《中国地图册》中的基督宗教史料/王永杰当代非洲苏非主义——挑战与出路/李维建书评\n道教张天师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历代张天师评传》读后/李海林综述\n海外藏人移居美国与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发展/黄云静“大中华地区区域宗教系统的形成”会议综述/欧阳楠专稿\n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几个问题/叶小文回望伊斯兰历史长河中的“赛来非耶”/吴云贵《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4期\n专题研究\n湖南江永水龙祠壁画的发现报告/刘灿姣、林伟湖南江永勾蓝瑶寨水龙祠壁画释读/胡彬彬、吴灿明初儒者方孝孺的辟异端思想/吕诗尧禅宗祖师像的图像模式研究——以禅宗三祖僧璨像为中心/陈粟裕论吉藏对《中论》“三是偈”的四种诠释/苏畅广府民间信仰中的女神信仰探略/贺璋瑢、蔡彭冲元代城隍信仰：以《全元文》为中心的考察/赵晓寰清乾嘉时期北京白云观事考论/林巧薇许昌天宝宫与明代全真华山派/张方重考平冈治——以文本批评和田野考察为中心/胡锐阿奎那自然法的现代争论/周伟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华人移民基督教：欧洲的案例/曹南来、林梨君十八世纪北京耶稣会士开办钱庄研究/康志杰书评\n宗教史的新界碑——品读《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史研究》/何卓恩从《小的是美好的》看佛教经济学家舒马赫的思想洞见/张锦冬《三武一宗抑佛综合研究》评介/范进庭综述\n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于犹太教的研究/张倩红、张佩佩中国穆斯林朝觐活动研究述评/张建芳、敏俊卿“玄奘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综述/梁富国全真道与老庄学研究的突破与展望——第三节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刘固盛、王悦迪马来西亚槟城“道学与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吕锡琛、徐陶《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5期\n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n简论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兼议宣传无神论与信徒能否入党的两场争论/陈村富专稿\n清代康、雍、乾三朝对民间宗教的政策及其后果/马西沙中国本土宗教的虚神信仰/王卡专题研究\n宋元明清肖像式妈祖图像的综合考察/肖海明佛法与众生法的协和：从佛教中国化论人间佛教及其价值取向/董平、盛宁人间佛教：中国佛教的机遇与挑战/成建华藏传佛教密续学述略——以布顿·仁钦珠《续部总论》为例/尕藏加历史宗教地理学视阈下九华山佛教文化体系的构建——以寺院为中心/王开队罪魂·鬼王·神将——秦将白起的宗教化形象建构/姜守诚佛经三分结构及其对道教《灵宝经》的影响/王皓月《神应经》的归属和性质问题/欧阳镇、肖爱娇企业家与民间信仰的“标准化”——以闽南地区为例/范正义威尔豪森的《以色列史导论》与现代圣经批评——历史记忆、断裂与重构中的《摩西五经》/成祖明从合儒、补儒到超儒——利玛窦《交友论》与卫匡国《逑友论》试论/石衡潭中国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及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刘志庆从尊重孔子到今世完人：明清时期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孔子观/仇王军札付、官府、清真寺：从札付看明朝政府对清真寺的管理/丁慧倩郑和宗教参与多样性及其对海上丝绸之路各国的友好影响浅析/张俭松、叶蕾书评\n世界的眼光 中国的话语——读魏道儒主编的《世界佛教通史》/洪修平综述\n管东溟三教思想述评/王硕从地藏到十王——评张总十王信仰研究的系列成果/王大伟理论反思 方法建构——首届国际道教文化前沿论坛与当前道教研究的新方向/秦国帅“21世纪海丝佛教福建论坛”综述/雷斐然修行人类学视野下的宗教与社会——第二届宗教人类学工作坊会议综述/沈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n论马克思主义对卡尔·巴特神学政治的影响及其反思/李志雄马克思如何理解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文学平《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n专稿\n“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风险研究——基于可能性和必要性视角/郑筱筠专题研究\n整合理性与信仰的易学模式（上）/卢国龙存神过化与修行动力学——以近现代济度宗教团体为例/陈进国牟宗三对佛学研究的两次转变及其意义/徐波北凉写本《金光明经》题记的释读/王丁论当阳玉泉寺铁塔地宫铭文对弘景禅师研究的补史意义/高继习佛教早期目录学的发展——《综理众经目录》和《出三藏记集》对目录学术语的不同诠释/王鹰“日本的道教”抑或“道教在日本”——百年来有关道教在日本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孙亦平根植与传承：现代家庭中的民间信仰神圣空间——以福州市临水夫人信仰为例/胡晓容、郑衡泌鲁迅校勘古籍《岭表录异》与古代南方少数民族铜鼓文化/孔含鑫金元全真教书法家及其作品辑研——以金石文献为例/申喜萍巴黎外方传教会“科学传教”与西南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曾志辉近代华人天主教徒的西文著作及其影响——以《汉学丛书》为例/王国强论海舍尔宗教哲学对象征主义的理解/陈玉梅论后人本主义心理学与宗教的关系/陈明教法何以随国法？——从国法与教法关系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李林明清回儒译著中的四元素说/毛思敏、董修元综述\n再谈关于汉、梵《药师经》的若干问题/方广锠首届“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景天星","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16\\第九篇 年度研究数据","世界宗教;宗教;道教;专题研究;信仰;马克思主义;佛教;宗教研究;书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海外华文日报",{"$cut":{"chars":19362,"head":"菲律宾\n《世界日报》（World News） 1981年6月1日创刊，日出对开两张八版，广告多时增至三张十二版以上，铅印。第一版国际要闻，第二版国际电讯及菲律宾新闻，第三版体育，第七版商情及侨团新闻，第八版菲律宾要闻。其余各版为各类副刊：《菲律宾之页》、《十方》、《小说》、《诗刊》、《文娱》、《象艺》、《集邮世界》、《文艺副刊》、《华人天地》、《读者论坛》和《服务专栏》等。董事长陈永栽，社长陈华岳，董事总经理施天津，总编辑陈台民。社址：549T Pinpin Street，Binondo，Manila，Philippines。《联合日报》（United Daily News） 1973年2月3日（农历元旦）创刊，日出对开五张二十版至六张二十四版不等，铅印。当地新闻占二至三版，国际新闻占四至五版，工商、体育、娱乐各占一版，英文版占一至二版，小说半版；其余为副刊：《家庭生活》、《青年天地》、《艺海》等。董事长高祖儒，社长庄明渊，总经理庄金潮，总编辑施颖洲。社址：812 &amp; 818 Benavidez St.，Manila，Philippines。马来西亚\n《马来西亚日报》（The Malaysia Daily News） 1963年12月17日创刊于沙捞越，一般日出对开四张半十八版，有时出七张二十八版，柯式印刷。本地新闻四版，国际新闻两版，新马新闻约两版，小说连载两版，另有《妇女》、《青年》、《娱乐》等副刊及广告等。蓳事长林鹏寿，董事经理林鹏凤，总经理黄孟禄，总编辑黄生光。社址：马来西亚沙捞越诗巫爱莲街七号。7，Island Road，Sibu，Sarawak，Malaysia。《马来亚通报》（Malayan Thung Pau Daily News）1957年7月1日创刊于吉隆坡，初为周刊，1968年改为日报。现日出对开四张半到五张半，十八版到二十二版，星期日出九张到十张，三十六版到四十版，柯氏印刷。以小市民为主要对象。国内新闻占整个篇幅的35%，国际新闻约占10%。常见的专版和专栏有：《经济》、《娱乐》、《今日妇女》、《武侠》、《新少年》、《体育》、《大千世界》、《社会服务》、《武林》、《通报星彩》、《八方》、《健康生活》、《小说》、《文风》等。董事长黄纪达，发行人、董事经理方汉勇，总经理、执行总编辑张子深，总编辑林通光（Lim Thoorg Kwong）。社址：马来西亚吉隆坡陈秀莲律第五路40号。40 Jalan Lima off Jalan Chan Sew Lin，Kuala Lumpur，Malasia。《山打根日报》（Sandakan Jih Pao） 1960年1月22日创刊，日出对开四张十六版，柯式印刷。本地新闻三版，国际新闻一版，此外还有西海岸地方新闻、体育新闻。副刊有《青年文艺》、《妇女世界》、《今日大特写》、《银坛小拼盘》、《智商》、《健康》、《小说》、《大家乐》、《星海》等。董事经理张福徕，执行经理张志兴，总编辑王天行。社址：马来西亚沙巴山打根里那路。P.O.Box 337，Sandakan，Sabah，Malaysia。《中华日报》（The Chinese Daily News） 1945年10月1日创刊于沙捞越，日出对开两张八版，广告多时加出半张至一张，柯式印刷。本地及国外新闻占一半篇幅。其余为小说连载、大家乐、生活圈、万花筒、瞭望台等。董事长陈何遵，发行人Belva，经理徐锦炎，总编辑曹达策。社址：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浮罗岸爱贝尔北路。SDN，BHD，Jalan Nipah，Kuching，Sarawak，Malaysia.《中国报》（The China Press） 1946年2月1日创刊于吉隆坡，日出对开四张到五张，十六版到二十版，星期日增至六张到七张，柯式印刷。除马来西亚新闻和国际新闻共七、八版外，专版及专栏有《体育新闻》、《国际通讯》、《万象》、《小天地》、《学生园地》、《古今谈》、《妇女生活》等；星期日增辟《歌讯》、《萤光幕》、《旅游》、《赛马》、《装璜设计》等专版或专栏。董事长李孝式（Lee Hau Shik），董事副主席林添良，董事总经理伍汉源（Ng Hon Yuen），总编辑黄北壎（Wong Siew Hoon）。社址：马来西亚吉隆坡马吉街2号。2，Teboh Pasar，Kuala Lumpur 01—23，Malaysia.《斗湖日报》（Tawau Jih Pao） 1962年4月7日创刊于沙巴，为日报，版面不固定，有时出对开一张到三张，四版到十二版，有时出四开两张到四张，八版至十六版，柯式印刷。当地新闻两版，其他各版为剪辑港台新马各地报纸的报道和副刊。广告约占整个篇幅的60%。董事长方成和，发行人、社长谢育德，董事经理颜少华，总编辑黎君仁。社址：马来西亚沙巴州斗湖省464信箱。P.O.Box 464 Tawan，Sabah Malaysia.《华侨日报》（Overseas Chinese Daily News） 1936年由李玉龄创刊于沙巴，日出对开四张十六版，柯式印刷。初为油印，日军占领期间停刊。1945年复刊，仍为油印。1946年后由叶保滋接办，1950年改铅印。国际新闻两版，马来西亚新闻四版，沙巴新闻两版；还有国际新闻版以及《国际论坛》、《世界之窗》、《天下事》等专版。其他专版有：《小说连载》、《大家乐》、《录影中心》、《世界之怪》、《明星生活》等。董事长兼总经理叶保滋（Yeh Pao Tzu），董事财务主任林玉婵，总编辑许毓生。社址：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埠加雅街。Kota Kinabalu，Sabah，Malaysia.《光华日报》（Kwong Wah Yit Poll） 1910年12月20日创刊于槟城，日出对开四张到五张，十六版到二十版，星期日出七至八张，柯式印刷。孙中山先生曾协助创办，后为国民党右派所控制。1970年由周明道组织有限公司接办。目前该报以地方新闻为主，占总篇幅的一半以上，此外是国际新闻，赛马，综合副刊，各约占两版左右；其余占一版或半版的有：娱乐、经济、体育、小说、综合新闻等。广告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董事长王富金，董事副主席骆文秀，执行董事经理周明道，董事经理温子开，总编辑兼主笔钟城芳（Chung Shing Fong）。社址：2 &amp; 4 Chulie St.GHT.Penang，Malaysia.《世界早报》（The World Morning Post） 1976年11月10日创刊于沙捞越古晋，日出四开六张二十四版，柯式印刷。本地新闻和国际新闻各两版，占全部篇幅的四分之一；其余篇幅为专版及广告。主要专版有：《小说天地》、《娱乐》、《世界之大》、《时事漫笔》、《妇女》、《学生园地》等。董事长杨国斯，董事秘书沈泽贵，主编许统庶，助编兼采访主任沈家桂。社址：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艾贝尔路。Abell Road，Kuching，Sarawak，Malaysia.《自由日报》（Merdeka Daily News） 1968年12月1日创刊于沙巴，日出对开四张十六版，柯式印刷。以本州新闻为主，其次为国际新闻，再次为邻区斗湖及西马新闻。经常剪贴港台新马报纸。其他专版有：体育新闻、综合、经济、娱乐、《小说天地》、《青年文艺》、《妇女趣闻》等。董事经理丘笑平，总编辑薛慧山。社址：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北路一里半。Mile North Road，Sandakan，Sabah，Malaysia.《亚洲时报》（Asia Times） 七十年代创刊于沙巴，日出对开四张十六版。本州新闻两版，国际新闻三版，其余为体育新闻和副刊，如《花花世界》、《东鳞西爪》、《花鸟虫鱼》、《工商》、《今日妇女》、《新姿》、娱乐版及小说连载版等。广告通常占版面的四分之一左右。社址：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斗亚兰路四里。P.O.Box 1280，Koto，Kinabalu，Sabah，Malaysia.《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1962年由新加坡《南洋商报》驻吉隆坡办事处发展成一家报纸，出马来亚版。1965年后成立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有限公司，与新加坡版分治。日出对开五张到七张，二十版到二十八版，星期日出十张四十版，柯式印刷。马来西亚新闻和国际新闻占十版左右，专版和专栏有：《商余》、《小说天地》、《少年乐园》、《歌影世界》、《读者文艺》、《工商天地》、《儿童世界》、《旅游》、《赛马》、《科学与医药》、《行业与生活》、《服务》、《娱乐》、《新妇女》、《电影广场》、《综合》等。董事长李延年，董事副主席李成枫，业务发展委员会主席兼市场经理郭隆生，董事经理卓振强，总编辑朱自存（Chu Chee Chuan）。社址：马来西亚吉隆坡惹兰良八十号。80 Jalan Riong，Kuala Lumpur 22—03，Malaysia.《沙巴时报》（Sabah Shi Pao） 1963年8月31日创刊，日出对开三张十二版。地方新闻和新马新闻两版，国际新闻两版，其余版面为小说连载、《妇女及家庭生活》、《花花世界》、《世界之大》、《奇案实录》、《智商》、《娱乐》、《星海》等。广告很少。社址：76 Gaya St.Kota Kinabalu，Sabah，Malaysia.《沙捞越晚报》（Berita Petang Sarawak） 1972年11月8日创刊于沙捞越古晋，日出对开三张半十四版，柯式印刷。大致有新闻版五版（本地新闻占四分之三，国际新闻占四分之一）。其余为：《年轻人》、《儿童乐园》、《服务》、《校园》、《艺苑》、《诗乡》、《星座》等。广告通常占一版。董事长兼社长谢纯金，执行董事林空，总经理黄优才，总编辑赖城。社址：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田振安路163洛。Lot 163 Chan Chin Ann Rd.，Padungan Kuching，Sarawak，Malaysia.《国际时报》"}},"中国新闻年鉴1983\\附录","创刊;副刊;广告;董事长;社长;Daily News;菲律宾;印刷;小说;日出;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全　　称：马来西亚联邦（The Union of Malaysia）国土面积：33.02万平方公里人　　口：2830万人（2010年）G　D　 P：2378亿美元（2010年）人均GDP：14670美元（2010年）货币名称：林吉特汇　　率：1美元=3.22林吉特（2010年平均）概述\n马来西亚联邦衔接亚洲大陆和东南亚群岛，由东马和西马两部分组成。主要矿产资源包括锡、石油、铜、铁矿石和铝土岩。虽然2009年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滑1.7%，但是2010年经济恢复较快，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7.2%。在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2010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马来西亚位列全球最具竞争力国家和地区排行榜的第8位。报告认为，马来西亚的政府效率和商业效率在这一年来有显著的提高，对投资环境建设和吸引外资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经济指标变化2009年纳吉布政府上台之后，推行了若干项新的经济政策，如开放27类服务部门和金融部门；取消外国投资委员会，建立国民股权公司（Ekuiti Nasional Berhad）以投资高速成长的新兴公司；建设人民住房项目和乡村基础设施；推出总价值100亿林吉特的“AS 1 Malaysia”信托基金以刺激投资、提高收入等。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预算报告提出三项目标。第一，加快建设高收入经济体。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私营部门对经济的贡献；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吸引国外高技术人才；财政部下属企业进一步私有化；加强研发和商业化投入；发展旅游业等。第二，保证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措施包括：提升人力资源质量，加大教育和培训投入；加强银行业和金融系统对个人和小企业的支持；活跃股票市场；深化发展伊斯兰金融系统等。第三，关注人民的福利。措施包括：扩大中低端住房项目和廉租房项目；加大扶持公共医疗；进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在2010年6月公布了2011-2015年第10个“五年计划”，将继续削减财政赤字，刺激私人投资，另外将重点扶持旅游和棕榈油产区等12个核心经济区域（NKEAS），逐步取消价格控制和补贴，以提高国内经济的竞争性。部门产值增长率变化农业\n马来西亚的农业用地约占土地总面积的24%。近40%的农业用地用于种植主要出口农产品——油棕，约30%的农业用地用于种植橡胶，其余的部分用于种植其他农产品。林地面积约占土地总面积的63%。近二十年来，马来西亚正面临森林面积迅速减少，2008年减少至2062.9万公顷。马来西亚的农产品以经济作物为主。马来半岛出产橡胶、棕榈油、可可粉、大米等；沙巴出产自给作物，椰子、大米等；沙捞越出产橡胶、木材、胡椒等作物。稻米自给率约为60%。近年来，橡胶产量逐年递减，因为许多生产者转向棕榈油生产。2008年，马来西亚农业总产值为383.8亿林吉特，约为国内生产总值贡献9.1%。其中，种植业对农业总产值贡献最大，占85.1%，畜牧业和渔业分别13.1%和1.8%。农业从业者约为33万人，工资收入总计33.3亿林吉特[※注]。主要农产品产量工业\n2010年马来西亚工业生产增长7.5%，其中制造业增长11.0%，电力增长8.0%，矿业下跌0.5%。工业总产值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1.6%[※注]。重要的工业部门包括：橡胶业、油棕果加工业、轻工业、制药业、医疗技术产业、电子制造业、锡铅采矿加工业和木业。制造业 2008年，马来西亚制造业产值比2007年增加10.1%。2006-2008年，对制造业总产值贡献最大的部门是：精炼石油业，鱼肉果菜生产、加工、存储，电子设备和零件业。制造业主要指标变化能源 2009年，马来西亚日生产原油69.37万桶，居全球第28位；日消费原油53.6万桶，居全球第31位。2010年，马来西亚仍保持全球第28大原油生产国的位置，成为第17大天然气产地。马来西亚政府正在减少对石油出口行业的依赖性。虽然全球能源价格增长能为石油出口国带来丰厚的回报，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每年为政府带来超过40%的收益，但是国内对石油不断增长的需求也给政府财政带来一定的压力，对石油行业的偏重也与马来西亚整体经济发展规划不符，因此政府不得不减少油气补贴，减少对国家石油公司的依赖性。建筑业\n2010年，马来西亚投资约90亿林吉特用于支援基础设施建设，其中47亿用于道路和桥梁建设，26亿用于上下水设施建设，8.99亿用于铁路设施，8.2亿用于港口和海洋服务，2.76亿用于航空项目。此外，政府投资50亿林吉特用于发电、输电和配电项目，包括在乌鲁泽来（Ulu Jelai）、彭亨（Pahang）和乌鲁丁加奴（Hulu Terengganu）的水电项目，以及沙巴（Sabah）的电厂扩容计划。未来五年，政府初步确定建设52项总价值达630亿林吉特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7条收费公路、2座煤炭发电厂和马来西亚橡胶局，总值达100亿林吉特的种植加工发展计划。2009年10月至2010年末，吉隆坡市政厅（DBKL）和国家住宅部（JPN）向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了4.4万多套价格在21500至35000林吉特范围内的经济适用房。2010年，国家住宅部再提供了7.4万套廉租房，并出资2亿林吉特用于改建和修缮中低端住宅。交通通讯\n公路 公路总长度98721公里，其中已铺路段80280公里（包括1821公里高速公路），未铺路段18441公里（2004年）。铁路 铁路总长1849公里，铁路总长度居全球第75位。水运 航道总长度7200公里，其中马来半岛航道总长度3200公里，沙巴1500公里，沙捞越2500公里。主要海港和枢纽有民都鲁（Bintulu）、新山（Johor Bahru）、乔治城（George Town）和巴生港（Port Kelang）。马六甲海峡安全是马来西亚海上安全和海洋战略的重中之重。为了抗击近几年马六甲海峡海盗猖獗的问题，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印尼三国积极谋求安全合作。2008年5月27日，三国宣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开始实施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合作机制。印马新三国以及马六甲海峡航道使用国已成立了一个航行援助基金，用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航道的维护项目，由印、马、新轮流管理，每三年轮换。空运 全国共有118个机场，3个直升机场。管道 凝析油管道总长3公里；天然气管道1757公里；液态石油气管道155公里；原油管道30公里；成品油管道114公里。通讯 马来西亚移动电话用户从1997年的246.1万户上升到2006年的1946.4万户。同期，拨号上网用户从1997年的20.5万户增至2006年的376.4万户。目前宽带互联网普及率为25%。2010-2012年，政府将花费113亿林吉特用于在全国建设高速宽带互联网（10Mbps），同时优惠新宽带用户，减除最高达500林吉特的宽带接入税。旅游业\n马来西亚主要旅游景点有吉隆坡、云顶、槟城、马六甲、浮罗交怡岛、刁曼岛、热浪岛等。旅游业从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开始快速发展，目前马来西亚旅游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约9.5%，与中国香港并列亚洲第二位。2009年尽管遭遇经济危机冲击和HINI病毒的干扰，马来西亚的旅游业仍表现不俗。2009年平均每月接待游客200万人次。虽然国内游客的旅游消费均额下降了14%，从2008年的333.58林吉特下降到2009年的287林吉特，但国内游客仍为马来西亚旅游业贡献259.8亿林吉特的收入，比2008年上涨23%。2009年国内游客总数达7470万人次，比2008年上涨35.5%。2010年，政府投资8.99亿林吉特发展旅游业，投资项目包括：“马来西亚我的第二故乡”（MM2H）项目，升级旅游中心基础设施，扩大本地居民在旅游业的从业比例，扩大网络宣传，开发新的旅游项目等。2010年到马来西亚的旅客人数达2457.7万人次。旅游业贡献565亿林吉特的外汇收益。国内旅游情况财政金融\n财政 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预算1915亿林吉特，比2009年政府预算2157亿林吉特缩减了11.2%。2010年预算中，72.2%属于运行开支，27.8%属于发展开支。计划2010年中央政府收入为1484亿林吉特，比2009年减少了137亿林吉特，赤字为当年GDP的5.6%，比2009年减少1.8%。2009年，马来西亚政府将个人所得税最高征税率从28%降到27%，2010年又降至26%，同时个人免税额从之前的8000林吉特增至9000林吉特。2011年9月将实行新的商品与服务税（GST），税率为4%，取代现行的销售税和服务税，以抑制通货膨胀，扩大税收，降低政府赤字。金融 上世纪80年代初，马哈蒂尔政府开始着手发展伊斯兰金融。马来西亚的伊斯兰金融体系包括伊斯兰银行、伊斯兰保险市场和伊斯兰金融市场，体系完备，发展迅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伊斯兰金融系统。目前伊斯兰银行业资产占马来西亚银行业总资产的18.8%，伊斯兰教保险业资产占保险业总资产的7.7%。2008年，马来西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教债券（Sukuk）发行国，总额共计947亿林吉特，占全球发行总额的62%[※注]。为了加快伊斯兰金融的发展，从2010年至2015年，马来西亚政府将分七步实施租税激励。支持伊斯兰银行推广“Ar-Rahnu”小额贷款项目。2009年，马来西亚央行为了应对经济低迷，曾大幅降低了隔夜政策利率（OPR）。随着经济情况好转，从2010年3月起，央行已经三次提高了隔夜政策利率（OPR），总涨幅超过100基点，目前的隔夜政策利率达到3%。2010年，通货膨胀率为1.7%，比2009年上升了1.1%。约30%的商品受到价格控制。经常收支平衡为905亿林吉特，比2009年减少19.3%。商业银行贷款基率为6.0%，比2009年上升0.4%。2010年政府征收283亿林吉特，比2009年增长9.3%。对外经济关系\n对外贸易 马经济属于开放型经济体，贸易额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因此外部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不确定性因素对马来西亚的影响非常大。在最近一次的世界经济危机中，马来西亚受到了不小的冲击。200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的出口额降低了23.4%，工业生产指数（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下降了12.7%，外商直接投资减至36亿林吉特。为了挽救颓势，政府立即启动了两项总计670亿林吉特的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效果比较显著。2010年马货物贸易出口额2103亿美元，居世界第22位，比2009年出口额增长29%。2010年货物贸易进口额1743亿美元，居世界第23位，比2009年进口额增长36%。2010年马来西亚主要进出口产品外资 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DIA）为2984亿林吉特，比2009年增加258亿林吉特。增长主要由于股本和再投资收益，占总额的67.7%。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三大部门为油气产业、金融保险行业和信息通讯业。前三大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国家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毛里求斯。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FDI）为3125亿林吉特，比2001年增长了142.1%。制造业吸收46.8%的外商直接投资，居首位；金融保险行业和批发零售业分居第二、三位，分别吸收23.1%和8.2%的外商直接投资。三个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依次为新加坡、日本和美国。中马经贸关系 中国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是马来西亚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出口目的地。按进出口总额计算，中国是马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马来西亚对中国贸易总额为1470.3亿林吉特，同比增长15%，其中，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额806亿林吉特，从中国进口额664.3亿林吉特，对中国顺差为141.7亿林吉特[※注]。劳动就业生活水平\n从2004年至2008年，马来西亚的失业率维持在3.2%-3.5%区间内，失业率比较稳定。2009年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马来西亚的失业率上升。2010年，在政府刺激经济的干预下，失业率降低至3.5%，比2009年下降0.2%。就业状况变化纳吉布政府在2010年公布了六项改善民生的国家关键绩效领域（NKRA），即：降低犯罪率，严惩贪污，提高教育质量和控制教育费用，提高低收入群体生活质量，加强偏远地区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共交通。消费价格指数变化2007年，马来西亚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3.6%。政府旨在2010年结束前根除绝对贫困（hardcore poverty）[※注]，并通过生活补贴和职业技能培训将贫困率从2007年的3.6%缩小到2010年的2.8%。2010年政府支出148亿林吉特用于建设公共医疗设施，1000万林吉特用于开展社区医疗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 薛松 许利平）-薛松-许利平","世界经济年鉴2011-2012\\国别（地区）经济——亚洲","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伊斯兰金融;旅游业;基础设施;投资;马六甲海峡;出口额;农业用地;经济危机;gdp"]
["马来西亚",{"$cut":{"chars":17404,"head":"名　　　　称：马来西亚（Malaysia）。国 土　面 积：32.98万平方公里。人　　　　口：2180万人（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1411.3亿林吉特（1997年）。货 币　名 称：马来西亚林吉特。汇　　　　率：1美元=3.65林吉特（1998年）。概述\n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马来西亚在东盟中经济发展较快，曾被誉为“亚洲第五小龙”。1988年-1995年，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9%左右，居东盟之首；人均产值从1986年的1830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3406美元，在东盟中仅次于文莱和新加坡，是泰国的1.5倍和印尼的5倍；外汇储备从1986年的60亿美元增至1993年的272亿美元，同期外债则从219亿美元减至191亿美元。1996年，经济增长仍高达8.2%，贸易顺差达19亿美元。90年代初，基于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劲势头，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发展变化提供的宝贵机会，马哈蒂尔总理提出了雄心勃勃的《2020构想》，欲在21世纪将马来西亚建设成为“全面发达的工业国”。具体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每10年翻一番；年均经济增长率达7%，30年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4倍，达到1.2万美元左右。政府计划在1996年至2005年间，集中发展电力电子设备、纺织服装、化工等关键部门的工业，使制造业在2000年以前每年增长10.7%，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于2000年达到37.2%。1997年7月，正当马来西亚经济蓬勃发展时，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迅速席卷了东南亚。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整个地区股市狂泻，金融市场剧烈动荡，马来西亚的经济也受到沉重的打击。1998年初，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化，马来西亚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从上年末季的7.6%剧减为负1.8%，出现13年来第一次负增长，引起国内各界的震惊和忧虑。特别是工业指数和制造业指数分别下跌了1.1%和2.4%，服务业前景也不看好。1999年4月，马来西亚政府《经济白皮书》指出，金融危机造成的问题有六项：（1）经济衰退；（2）失业率增高；（3）通货膨胀率暴涨；（4）私人领域投资锐减；（5）股市暴跌；（6）汇率剧挫；（7）企业大受打击；（8）呆账猛升。马来西亚经济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有西方金融家进行资金炒作的原因，而马来西亚经济本身的弱点是主要原因，如：经常账户赤字庞大，1995年竟达218亿马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近年来政府大兴土木，连续推出10多个庞大的基建项目，需耗资1300多亿马元，出现经济过热现象；银行贷款持续增长，过多资金贷给“非生产性”厂家；经济过于依赖外国资金和市场，过去10年中外资占马来西亚总投资额的50%—60%。马哈蒂尔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援助附带条件太苛刻，决心不依靠外部力量解决经济问题，以免加重人民的负担。积极采取措施处理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经济的负面影响。1997年下半年他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减少经常账目赤字、实行信贷紧缩政策；加强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监管，促进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合并等。为此，政府下令削减20%的政府开支，减少商品和生产设备的进口，延缓6项有争议的大型工程，削减1998年度的财政预算总支出18%，冻结对房地产业的贷款；提高银行坏账准备金，加速推动39家金融公司的合并。1998年初，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认为，利率高以及政府推迟或取消许多基建工程是导致经济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政府不应再继续采取紧缩货币、削减开支的双重紧缩政策。政府现在应抓紧机会，增加开支，刺激经济。因此，马哈蒂尔又采取果断措施以扭转经济颓势：（1）加快金融机构合并的步伐，规定首批大公司合并必须于1998年3月底完成；（2）降低银行利率，把利率维持在11%的水平，减低企业债务负担；（3）由政府设立特别机构，接管银行烂账及资产；（4）增加拨款作为额外开销刺激经济活动；（5）建立基建基金和放宽贷款，援助部分停顿的基建计划推动经济发展；（6）积极向国外筹集资金；（7）优惠外商投资条件，鼓励外商到证券、电讯和贸易领域投资，允许华人收购马来人的企业等。1998年下半年，马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第三季度出现14.5%的负增长，马元兑美元一年内跌了22%。同时，一些国际机构降低马来西亚债信级别，使马来西亚到国外发行20亿债券的计划受挫。鉴于以上情况，马来西亚政府9月1日果断宣布实行货币管制和固定汇率制度。要求国外马元必须在一个月内汇回国内，否则将作废；外国人在马证券市场投资必须持股一年以上；将马币兑美元的汇率固定在3.8林吉特兑1美元。其目的是：（1）促使滞留海外的大量马币回流，使金融体制能够正常运作；（2）促使本国银根松动，银行利率下调，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经济活动；（3）减轻马币波动幅度，以利于出口贸易，吸引投资，解决外债问题；（4）激活房地产市场，促进经济增长。马实施货币管制不久，国内汇率稳定，利率大幅度降低，国家储备金增加，股市有起色，银行开始复苏，经济略显生机。但也出现了外汇短缺、外汇黑市猖獗、出口竞争力下降等问题，经济仍处于不景气状态，1998年经济萎缩7.5%，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1999年马来西亚的经济从谷底回升，全年经济增长率为43%，复苏前景良好。制造业\n独立以来，在政府工业化战略的指导下，制造业发展受到特别重视。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如颁布各种投资法令，给予制造业企业种种税收优惠，大力吸引国内外私人资本投资制造业，适时引导制造业沿着出口替代、出口导向和综合深入发展三个阶段循序发展，设立自由贸易区和工业发展区。到1992年1月，自由贸易区以外资为主，共有12个，分别设在雪兰莪、马六甲、柔佛、槟榔屿、霹雳和沙捞越等地，来设厂的企业可免税进口原料，产品以出口为主。工业发展区有166个，总面积约20140公顷，分设在全国各地。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制造业成为发展最快和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并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1971年至1990年，马来西亚制造业年均增长率达10.3%，有些年份增长高达17%；1991年、1992年制造业连续保持双位数的增长水平，特别是出口导向制造业，发展特别迅速。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960年的9%上升到1992年的29%，1992年制造业安排就业人员163.95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的23%，制造业出口占出口总额的69.8%。到1993年6月马来西亚大型制造业企业已有2166家，中小型企业则达20多万家。按照第二个马来西亚远景计划纲要，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到2000年将上升到37%。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对制造业打击较大，使制造业出现严重萎缩，1997年全年增长2.66%。1998年制造业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到负13.7%。1999年，制造业复苏强劲，全年增长8.9%。电子电器业 马来西亚的电子电器业是7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工业。到1993年上半年，全国电子电器公司已达142家，雇用了154871名员工。电子电器企业绝大部分设立在自由贸易区，特别是槟城和雪兰莪的巴生，集中了全国主要的电子电器企业。电子电器业的特点是以装配为主，从国外进口原件、组件和半成品，装配为成品后再出口到国外销售。几乎所有的电子电器企业都是外来跨国公司在马来西亚设立的子公司。在外资中，又以美国资本和日本资本最多。美国国内排名前10位的电子公司中，有8家在马来西亚设立了1家或多家企业。电子电器业是制造业中发展最快的部门，其年增长率最高时达30%-40%。它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已成为制造业的重要支柱之一。马来西亚是重要的电子电器出口国，电子电器出口额一般占制造业出口的60%左右。电子电器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进口原料较多，偏重于电子组件，缺乏辅助工业和熟练工人。1998年前7个月，电子产品激增30.1%，占国家出口总额的46%。1999年前8个月，电器和电子产品出口总额1177马元，占出口总额的59%。在电器和电子业的带领下，占国内生产总值三分之一的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石化工业 石油化工产品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现已成为制造业的另一根支柱。马来西亚的化工厂主要集中在吉隆坡等地，石油产品和化工产品包括煤油、液化天然气、柴油、汽油洗涤剂、化肥、涂料、油漆、化妆品等。70年代，石化产品是制造业出口的主要项目，占制造业出口额的31.9%，80年代中期降到11.6%，1990年占5%，为28亿美元。石化工业为马来西亚带来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1998年该领域投资额达36亿美元。食品工业 食品工业（包括烟草和饮料）是马来西亚的传统制造业，早在战前就有一定规模。在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时期，食品工业发展较快，后来其发展虽逐渐放慢，但由于它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仍在制造业中占重要位置。1985年至1990年食品工业年均增长5.8%。主要种类包括饼干、大米、面粉、饲料、奶粉、罐头等。其主要问题是：生产技术水平低、原料很多依靠进口。马来西亚食品目前尚不能自给，仍需大量进口，如大米、烟草、茶叶等。马同时也出口某些农产品，1990年出口产值达20多亿马元，占制造业出口额的4.3%，如罐头、奶制品、蔬菜、面粉和饲料等。钢铁工业 马来西亚最早的钢铁工业是因锡矿而兴起的铸铁厂，战后初期大概有200多家。1956年第一家钢铁厂投产，当年产量400吨。8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扶持下，钢产量从1982年的26.5万吨增至1993年的195万吨。钢铁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也从1981年的1.9%，提高到1988年的2.9%。1993年上半年，钢铁产品销售额为15.40亿马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9.8%，在十大销售部门中排名第五。由于马来西亚铁砂蕴藏量较小，钢铁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依靠进口。到1993年，全马来西亚约有70多家较大型的炼钢、轧钢工厂。车辆装配业 马来西亚的车辆装配业是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主要是本地公司与外资合营，进口外国"}},"世界经济年鉴1999-2000\\国家和地区经济","马来西亚;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出口;金融危机;电子电器;橡胶;投资;出口额;进口;出口总额"]
["港澳台报纸简介","（以报纸名称笔划为序）香港\n《大公报》\nTa Kung Pao\n1902年在天津创刊，1948年出香港版。日出对开四张半十八版，柯式黑白印刷，标题套红，由香港有利印务有限公司承印。美国版在旧金山出版，1983年1月起，将在旧金山、纽约出版发行《大公报》英文周刊。《大公报》香港版的中国新闻一般为两大版，其中有社评、新闻评述专栏“纵横谈”（天天见报，署名施君玉）及每周评论“一周缀语”（署名龚耀文），此外有时刊登“特稿”或“专译”；国际新闻通常为一大版；本地新闻两版；文教、经济各一版；出入口船期两版。副刊，每日见报的有娱乐版、体育版、《大公园》，均各为一版；周刊有《风物》、《各地通讯》，以介绍中国大陆的风光、事物为主；《艺林》的内容以中国文史为主；《台湾内外》，介绍台湾近事；此外尚有摄影版、东南亚版、《天下版》。海外航空版为日报，对开两大张八版，铅字黑白印刷，有国际新闻版、中国新闻版、香港新闻版、新闻内外版，副刊有娱乐版、体育版、《大公园》版，内容与香港版《大公报》大致相同，另有《下午茶座》版，系由《新晚报》移来。督印：大公报（香港）有限公司。社长费彝民，副社长兼总编辑李侠文，副社长马廷栋，副总编辑陈凡、陈彬、赵泽隆，总经理伊任先。社址：香港轩尼诗道342号。《工商日报》\nThe Kung Sheung Daily News\n创刊于1925年7月8日。一般日出对开三张；另每日刊行外埠版对开一张，不附广告。柯式印刷，标题和部分广告多用套红。创刊时正值香港各业工人因上海“五卅”惨案而发动大罢工。1929年改组，由何东接办，成立有限公司。同年11月15日该公司又创办《工商晚报》。第一、二版要闻，第三版体育新闻，第四版、第五版香港经济，第六版、第七版港闻，第八版国际新闻，第九版娱乐影视，第十版连载小说，第十一、十二版副刊、专栏，专栏有“国际剪影”、“时代生活”等。日报、晚报及外埠版除行销港、澳及台湾：省（空运）外，亦销至东南亚及欧美各地。督印及承印：工商日报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世礼，社长何鸿毅，副社长兼总编辑邵卢善。社址：香港湾仔分域街18号。《工商晚报》\nThe Kung Sheung Evening News\n1929年11月15日创刊。日出对开两张八版，柯式印刷。第一版国际新闻，第二版本地新闻，第三版小说，第四、五版影视新闻，第六版马经，第七版经济，第八版体育。主要副刊有漫画版、《下午茶》、《晚香》。督印及承印：工商日报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世礼，总编辑谭达夫。社址：香港湾仔分域街18号。《万人日报》\nPopular Daily\n1975年7月创刊。日出对开一张四版，柯式印刷，标题间有套红。第一版要闻（包括中国大陆及台湾新闻，国际新闻和港闻），第二版专栏，计有“牛马集”（署名万人杰）、“上下古今”、“星火集”等，第三版专栏和影视，第四版港闻、社会新闻等。该报没有广告。督印：陈子隽。出版：慧星新闻出版有限公司。社址：香港英皇道677号六楼。《文汇报》\nWen Wei Pao\n1938年1月创刊于上海，翌年上海沦陷停刊，1945年9月复刊，1948年9月出香港版。日出对开四张十六版，黑白胶印，标题套红，每周一次的摄影版为彩印。该报经香港当局指定为刊登有关法律性质广告之有效刊物。国内新闻一版，国际新闻一版半至两版，经济一版半至两版，《中国之窗》半版，《侨情》半版，《居民生活》半版，《文教》半版，体育一版，娱乐新闻一版，小说半版，副刊一版，《又一村》（投稿园地、专栏、散文）一版，《社会大学》（生活知识、问答）半版，《摄影》、《旅游》、《医药》、《文化之窗》（书评）等版每周刊出一次。督印及承印：文汇报有限公司。社长李子诵，总编辑金尧如，总经理王家祯，副总编辑王家祯、曾敏之、周南瓌、张云枫。社址：香港湾仔道197至199号。《中报》\nCentre Daily News\n1980年3月在香港创刊，日出对开三张十二版，黑白胶印，标题套红。在美国出有纽约版、旧金山版，日各出对开五张。国际新闻一版半，本港新闻两版，社论（“中言”）通常在一版左上角，破边，另有“新闻眼新闻解释”、“特稿”、“彩虹桥”（香港影视消息）、“经济”、“神州大地”、“娱乐圈”、“体坛新闻”、“妇女新知”、文教新闻各占半版，副刊两版，马经一版。督印：中报有限公司。董事长傅朝枢，执行董事傅献堂。社址：香港高士打道171号安邦大厦楼下。《天天日报》\nTin Tin Daily News\n1960年10月1日成立，为香港二天堂药厂主人韦氏家族兄弟所创办，由韦基舜负责社务。1977年8月3日转由妙丽集团接办。日出对开三张、三张半、四张（十二版、十四版、十六版）不等，柯式黑白印刷，标题套红。本港新闻两版（包括社评），国际新闻一版，财经新闻一版，影视新闻一版（包括广告），体育新闻半版，马经两版、三版、四版不等；主要副刊有《东西方》、《中国人》、《文萃》、《今古谈》、《怡闲》、《琳琅》等；逢星期六、日有狗经版，星期四有电声版（介绍音响），星期日有《天天健康》。版面不稳定，时有变更。发行者：天天日报有限公司。董事长、社长刘天就。社址和编辑部：香港鲗鱼涌华路益新工业大厦四楼。广告部：九龙妙丽中心五楼。《东方日报》\nOriental Daily News\n1969年1月22日创刊，日出对开张二十八版，黑白胶印，标题套红。国际新闻三版（包括“缪雨”和“顾左右而言”两个专栏），香港新闻四版，财经新闻一版，影视新闻两版，体育新闻一版，马经一版，狗经半版，《欢笑乐园》（学生）一版，《青春家庭》一版，社会服务一版，小说一版，副刊（专栏文章）一版，《东南西北》（外国勾奇）和《此时此地》（香港掠影）隔天轮流出半版。广告篇幅较多，常占全版或半版。出版者及发行人、董事长马澄坤，总编辑周石。社址：香港九龙土瓜湾贵州街6号东方报业大厦。《田丰日报》\nTin Fung Yat Po\n创办于1967年。日出对开一张四版，柯式印刷，标题套红，南昌印刷有限公司承印。是以马经为主的报纸，初名为《田丰先生马经》，后改今名，由潘怀伟创办。内容以马经为主，排第二、四版，港闻排第一版，娱乐排二版下，《丰情》（副刊）排第三版。督印人陈艳娟。社长潘怀伟（写马经，署田丰先生），编辑主任陈志城。社址：香港皇后大道东267号均利大楼二楼B座。《电视日报》\nTV.Daily News\n1968年创刊，日出对开两张八版，黑白橡皮印刷。以家庭妇女为对象，报道娱乐消息。电视、电影新闻占六版，副刊《世界之眼》及小说占两版。出版者：电视日报有限公司。社址：香港鲗鱼涌华兰路益新工业大厦五楼。《华侨日报》\nWah kiu Yat Po\n创刊于1925年6月5日。日出对开八、九、十、十二张不等，节日则达十八张或二十张，除文字外，大半是广告。自动化柯式黑白印刷（大标题套红），间有彩色胶印之附册或附页。为香港现存历史最久的中文报纸，1933年，香港政府核定该报为登载法律广告之有效刊物。1956年元旦，英女皇颁发该报总司理岑维休以O.B.E.勋衔，颁奖令称《华侨日报》为“香港中文报纸最有声望及受尊敬者”。每日必有社论，每日或隔日有专论，每日必有小评，每周必有星期论文，由主笔李志文执笔（署名李文）；新闻版有国际电讯、国内电讯、香港新闻、世界新闻、体育新闻、赛马新闻、教育新闻、经济新闻、股市、交通新闻、娱乐新闻、图画新闻、工人新闻（劳工动态）、妇女新闻（康乐家庭、妇女与儿童）、华侨文化、艺术、音乐、美术、宗教新闻；专刊有《彩色华侨》，副刊有《侨乐村》，周刊或双周刊有《人文》、《中国文学》、《书刊》、《美术》、《东南亚》、《彩色生活》、《汽车》、《旅游》、《人物与风土》、《音乐》、《集邮》、《朗诵》、《影剧艺术》、《花鸟虫鱼》、《科学》、《国际动态》、《岭南文物》、《西洋文艺》、《掌故》、《文史》等19个，另有学生园地，登载学生作品。发行及承印：华侨日报有限公司。总司理岑维休，经理岑才生，总编辑何建章，主笔及要闻版主编李志文。《华侨日报》主办《香港年鉴》的编印工作，每年出版一册，十六开本、四百多页，已办了35年，内容有：大事写真、香港全貌、法规新编、街道指南、日用参考、商旅指南、人名辞典、社团总览、学校实录、工商名录、华侨气象。广告占了相当篇幅。主编曾卓然。社址：香港荷李活道110号。台湾经销处：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34号三楼。伦敦经销处：伦敦爵禄街九号东宝有限公司。美东版办事处：美国纽约市华克街87号。《华侨晚报》\nWah Kiu Man Po\n1945年9月1日创刊，属《华侨日报》系统。日出两次，正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出对开两至三张，八至十二版，柯式印刷，标题和底间有套红。主要内容有电讯、港闻、新闻述评、经济、教育与文化、娱乐、侨团动态，和体育、马经、《学生乐园》、《沧海一粟》、《晚趣》、《夜声》、《东风西风》、《服务站》、《快乐儿童》等专刊。每年还举行选举十大影剧明星、十大电视明星及十大歌星活动。发行及承印：华侨日报有限公司。总司理岑维休，经理岑才生，总编辑陈绍钊。《成报》\nSing Pao Daily News\n1939年创刊。日出对开六张、七张（二十四版或二十八版）不等，柯式黑白印刷，题目套红，间有彩色图片。第一、二版国际新闻，有社评、新闻谈论，第三、四、五版香港新闻，有专门评论香港事情的短评，第六版体育新闻半版，第七版马经，第十一版国际及香港的财经新闻，第十二版影视新闻；副刊有《大家乐》、《家在香港》、《谈天》、《说地》、《彩色香港》、《消费杂志》，《锦绣》版有“世闻细说”专栏（评说国际大事）；星期三出《大众广场》专版，供读者投诉；每周出版两次彩色版《采真》，刊登世界各地以及香港彩色图片。该报大部分为广告。海外版在美国出版发行。督印兼社长何文法，总编辑韩中旋。社址：香港北角英皇道101号。《财经日报》\nFinal Financial Daily\n1980年4月30日创刊，日出对开两张八版，柯式黑白印刷，广告套红。主要内容有财经新闻、社评、股市行情、全市行情、证券行情表、上市公司盈利预测表、股市成交金额、国际新闻、本港新闻、国际财经快讯，副刊有香港论坛、中国版、财经世界、随笔、杂文等。督印：黄杨烈。主要负责人黄惠德、黄杨烈。社址：香港中环九如坊林氏大厦301室。《快报》\nExpress\n创刊于1962年，为胡仙所创办。日出对开四张十六版，节日有时多印三两张，柯式印刷，题目套红。第一、二版上半版为国内外电讯，“快语”（社论）每日在二版右上角破边，第三版上半版新闻图片，第三版下半版国际社会新闻、时事简析，第四版上半版金融股市，第十三版上半版马经，第十五、十六版上半版香港新闻，第五版上半版体育，第六版上半版海峡两岸，另有副刊《快意》、《快餐》、《快活林》、《快人快语》、《读者天地》、《快趣》等。督印及承印：快报有限公司。总编辑邝荫泉，副刊主编刘以鬯。社址：英皇道635号新闻大厦五楼。《姊妹日报》\nThe Sister Daily News\n1955年创刊。日出对开两张八版，黑白橡皮印刷，以女性读者为对象，内容以娱乐、妇女生活为主。影视新闻占四版，港闻一版，外国花边新闻（花花世界）及医药卫生一版，副刊及小说一版，妇女专栏（姊妹俱乐部）一版。督印：张勋贤；出版者：姊妹出版社。社址：九龙大角咀塘尾道60号福康工业大厦四楼三室（编辑部）。《明报》\nMing Pao\n1958年创刊。一般日出对开七张二十八版，有时出八张或十张，星期日附送彩色画页，柯式印刷，标题间有套红。电讯占三个版面，中国新闻三分之二版，以刊登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新闻为主，也有台湾新闻，本地新闻占三个版面；专版有经济版（以香港经济为主，另有国际经济新闻）、新闻图片版、马经版、《街坊广场》、《事实与意见》、《香港人》；主要副刊有娱乐、体育、《明知》（内容以科技知识为主，另有书评）、《窈窕》（讲妇女化妆、服饰、生活等）、杂文及小说，另有周刊《荒谬》，以漫画为主；重要专栏有“特稿”（以评论文章为主）等。海外版发行美、加、英等国。督印：明报有限公司。社长查良镛。明报有限公司还出版明报周刊（娱乐性质）和明报月刊。社址：香港北角英皇道651号。《明报晚报》\nMing Pao Evening News\n1968年创刊。日出对开两张八版，柯式印刷，标题间有套红。每逢星期二还出版《流行通讯》，彩页，图文并重，报道新潮流、新意念、新产品、新人新事等，随报附送。以报道经济新闻为主，有国际新闻版、本地新闻版、经济版、马经版、娱乐版等。主要副刊有《世界明智》（主要介绍科技知识、管理方法）、《明珠》、《茶居》（小说、随笔等）、《青春广场》等。督印：明报有限公司。社长查良镛。社址：香港北角英皇道651号。《星岛日报》\nSing Dao Jih Pao\n创刊于1988年8月1日。日出对开八至十二张不等，节日可达二十张。是香港当局特准刊登法律性质广告之有效刊物。广告多，约占60%。铅字排版，柯式印刷，套红或套几色，题目均为植字，附册及画刊为胶印彩色。为星系报纸之一，由星岛报业有限公司经营，创刊后不久又创办《星岛晚报》、《星岛》周刊。太平洋战争后香港沦陷期间一度停刊，被日军接管，改名为《香岛日报》，胜利后恢复原名。创办人为华侨胡文虎，始办报于缅甸仰光；继之于福建福州市办《星光日报》；于汕头办《星华日报》；于新加坡办《星州日报》（1929年）；于马来亚槟城办《星槟日报》；于泰国曼谷办《星暹日报》。香港《星岛日报》是他创办的第七家报馆。1949年3月1日，又在港创办英文《虎报》（Hong Kong Standard）。1954年9月胡文虎病逝檀香山，由其女胡仙接管《星岛日报》及星系报业至今。1972年5月，星系报业有限公司改名为“星岛报业有限公司”（Sing Tao Newspapers Ltd.），仍由胡仙任董事长。第一至五版之上半部为国际、中国大陆、台湾电讯，第六至九版上半部为香港新闻，社论在第二版左上角破边，第二、三、四、五版内有时登出“本报特稿”或各地通讯，《世事传真》是半版画页，登时事照片，新界新闻、经济新闻、股市消息、体育新闻、交通消息，每日均有半版或一版，赛马时还登马经。此外是副刊，计有《星岛妇女》、《星座》（文艺）、《星岛小说》、《港谭》（小品杂文）、《星辰》（小品杂文）等。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均有航空版。督印：星岛报业有限公司。蓳事长胡仙，总编辑周鼎。社址：香港英皇道635号新闻大厦。《星岛晚报》\nSing Dao Man Pao\n创刊于1940年。日出对开六、七、八张不等（最少是三张），节日可达十多张，文字与广告为四六之比。另每周出一本十六开的《星晚周刊》，刊登电视节目、广告和文章。最新的柯式印刷，与星岛日报同一印刷厂，画册和画页为彩色胶印。《星岛晚报》属星岛报业有限公司，其沿革大体与星岛日报相同。林霭民任社长时期，兼管日报和晚报事务。其后由唐碧川任晚报总编辑。日报和晚报，在新闻报道上有两套人马，经理部仍是一套。主要内容有：评论、时事剖析（代替社论，每日一个小破边排在三版）、短评（每日一小方框，评论香港的事，排在二十二版），国际国内电讯、新闻眼（国内外和台湾的新闻分析）、马经与体育、本港新闻、读者版、股市版；副刊有娱乐版、综合版、医药与卫生等。督印：星岛报业有限公司。总编辑唐碧川。社址：香港英皇道635号新闻大厦。《星报》\nThe Star\n创办于1969年，原为对开，后改为八开，日出六张，二十四版，不装订。面向香港市民、社会青年。以港闻、马经、旅游、体育、娱乐、副刊为主，国内国际的电讯较少。另有《星报马经》以单张发行。督印及承印：联益报业有限公司。社址：香港九龙荔枝角道830号星岛工业大厦三楼。《信报》\n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n1973年创刊。日出对开两张或三张，八版或十二版，柯式黑白印刷，广告套红。为财经金融方面之专业性报纸，内容有政经短评（林行止署名，代社论）、香港财经新闻、国际财经新闻、股市金市行情分析及副刊（专栏、杂文、随笔）。督印：方师蕴。社长林行止，总编辑骆友梅。社址：香港北角英皇道499号北角工业大厦四楼A。《香港商报》\n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n1952年10月创刊。日出对开三张十二版，柯式黑白印刷，标题套红。1982年10月15日起出美洲版。商报系以财经商业为主的报纸，财经、体育、娱乐、马经、狗经为其传统的专业性版面。香港新闻两版，国际新闻一版，财经新闻一版半，体育新闻三分之二版，马经两版，影视新闻两版；重要副刊有：《天南地北》、《香港之窗》、《世界之大》、《谈风》、《说月》、《生活顾问》，另轮流刊出《相机街市》、《医药与保健》、《讲饮讲食》、《书的世界》等。出版者：香港商报有限公司。总编辑张学孔。地址：香港英皇道449号。《香港时报》\nHong Kong Times\n创刊于1948年8月4日，日出对开三张十二版，柯式轮转印刷机印刷，套印彩色，东南印务出版社承印。在台湾设有分社，报纸当天航运台湾发行。主要内容有要闻、港闻、经济、体育、影视和副刊等。社论发表后，有选择地译成英文在稍后发表。例如1982年12月10日第五版的英文社论“The Foundation of Hong kong'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就是同年11月10日社论《繁荣安定的真实基础》的英译。首任社长为许孝炎（已故），继为陈训畬（已故）、曾恩波、李秋生、毛树清，现任社长陈宝森。督印：香港时报有限公司。社址：香港高士打道64—66号华夏大厦。台湾分社：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333巷5号二楼。《香港夜报》\nHong Kong Evening News\n1960年创刊。日出对开一张四版，柯式印刷，永华印务有限公司承印。主要内容为：马经、夜香港副刊、澳门狗经及少量股市、港闻。督印人、总编辑胡銮周，社长胡棣周。社址：香港北角英皇道677号四楼B座。《晶报》\nChing Po Daily\n前身为1955年创刊的娱乐性报纸《明星日报》，1957年改今名并成为新闻性日报。日出对开三张十二版，黑白柯式印刷，报头及标题间有套红。前社长陈霞子以写社论著称。有港闻版、国际新闻版、体育版、经济版、马经版和娱乐版等，副刊、专栏有“醒目”、“晶彩”、“开心”，交替刊载《家乡》、《欢乐家庭》、《街坊服务》、《式饮式食》、《晶品》、《趣味》、《科技园地》等。督印：晶报有限公司。经理陈展谟。社址：香港皇后大道东141号。《新报》\nHong Kong Daily News\n1959年10月15日创刊。日出对开四至五张（十六版或二十版），柯式印刷，标题和部分广告多用套红。1957年12月1日在美国旧金山创办海外版。主要内容有港闻、国际新闻、经济新闻、娱乐版、地方社会新闻（设“地方行政”、“投诉与服务”专栏）、体育、马经，专版《长城内外》（专门报道中国大陆及台湾消息），副刊有《海天》、《新风》、《新颖》、《日日新》、《新乐园》、《新天地》等。督印：新报有限公司。蓳事长罗斌，社长罗威。社址：香港德辅道西444号工业大厦17楼。《新晚报》\nThe New Evening Post\n1952年创刊。每天下午出对开三张半十四版，柯式黑白印刷，标题套红。主要内容有要闻、国际新闻、经济、马经、体育，主要副刊有《香港风情》、《天方夜谭》、《下午茶座》、《彩色广场》、《文化快餐》，周刊有《旅游》、《美术》、《星海》（文艺）、《食经》、《医药》、《音乐》、《书话》、《八面人生》等。编辑主任李其燊。社址：香港轩尼诗道342号。澳门\n《大众报》\nTai Chung Pou\n创刊于1933年。日出对开两张八版，黑白胶印，广告套红。澳门最早的中文报纸，抗战时期曾停刊过一两年。主要内容有本地新闻、香港新闻、国际及中国新闻、体育、葡文消息、影视消息，副刊有《大众园地》及轮流出刊的《游山玩水》、《食经》等。社长蔡克铭，总编辑苏剑强。社址：澳门大街136号。《市民日报》\nSi Man Pou\n1944年创刊，日出对开一张四版，黑白胶印。主要内容有本地新闻、赛狗及体育消息、国际新闻及香港新闻、小说，余为广告。发行人：市民报业公司。社长尹庆骐，总编辑龚文。社址：澳门大街45号三楼。《华侨报》\nJornal“Vakio”\n1937年11月20日创刊。日出对开三张半或四张，十四或十六版，柯式印刷，标题套红。主要内容有国际新闻、世界花边新闻、工商市场、香港新闻、澳门本地社会新闻、香港本地新闻、中华天地（主要报道中国政治、经济、体育、娱乐及社会概况等）、澳门和香港体育消息、娱乐消息，副刊有《华座》（散文和读者来信回答）、《华村》（小说），周刊有新闻知识、经济、科技生活、服务、狗经、赛车、马经和球赛等。社长赵汝能，总编辑雷渭灵。社址：澳门红窗门街7—9号。《先锋日报》\nDiario Chines Vanguarda\n1982年1月14日创刊，日出对开两张八版，黑白胶印。主要内容有本地新闻、国际及中国新闻、影视新闻、体育、小说，副刊有《色彩》、《街坊早晨》，余为广告。发行人叶志强，社长赵汝强，总编辑林近。社址：澳门龙嵩街43号。《星报》\nSing Po\n1963年冬创刊，日出对开一张半，六版，黑白铅印。主要内容有本地新闻、香港新闻、国际新闻、影视新闻、小说、赛狗消息及广告。发行人：星报报业公司。社长郭金城。社址：澳门蓬莱新巷11号。《澳门日报》\nMacao Daily News\n1958年8月15日创刊。日出对开三张半或四张，十四或十六版，柯式印刷，标题套红，可以印彩色广告。澳门新闻三至四版，兼及广东珠江三角洲侨乡，特别是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的新闻；国际国内新闻占两版，辟有专门报道新马、泰、东南亚新闻的专栏；香港新闻一版；副刊、专刊有：《新园地》、《小说》、《艺海》；轮换刊出的副刊、专刊有：《经济》、《家庭》、《航运》、《读者之友》、《澳门街》、《新儿童》、《中国成药》、《汽车》、《姿采》、《科技天地》、《怡情》《摄影》、《乐与声》、《环游世界》、《食经》、《图刊》、《议会亭》等。总编辑李成俊。社址：澳门伯多禄局长街37号。台湾\n《大华晚报》\nGreat China Evening News\n1950年2月1日创刊于台北。日出对开三张十二版，分两次出版，第一次供台北以外的台湾全省各地，第二次供台北市区，使用美制彩色印刷机印刷。为《中央日报》从业人员李荆荪、耿修业、钱震等创办，1953年成立大华晚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钱震，发行人兼社长耿修业，副社长潘霦，总编辑段守愚，总经理周善俊。社址：台北市酒泉路61号。《工商时报》\n1978年12月1日创刊于台北，前身是《大众日报》。日出对开三张十二版。发行人余纪忠，社长臧远侯。《马祖日报》\n1957年9月3日创刊，为国民党军队所办。日出四开一张，主要供士兵阅读。发行人兼总编辑李建生，社长刘昱生。社址：马祖南竿正气山庄贵阳四号827。《中央日报》\nCentral Daily News\n为国民党机关报。1928年2月1日创刊于上海，1949年迁往台北。日出对开三张十二版，约一半版面为广告。辟有《中央副刊》、《晨钟》等三个副刊。广告有时彩印。《中央日报》在1929年2月1日至1937年12月31日在南京发行，1938年1月至1945年8月在重庆（前八个月在长沙）发行，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在南京发行。1946年出国外航空版，日发行对开一张，用字典纸印刷，辟有“海外随笔”、“四海一家”、“我的作品”等专栏。董事长曹圣芬，社长、发行人姚朋，总编辑任熙雍，总经理赵廷俊。社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号。《中华日报》\nChina Daily News\n1946年2月20日在台南创刊，1948年2月20日将总社移至台北，在台南继续出《中华日报南部版》。日出对开三张，除世界重大新闻外，地方新闻偏重生活消息和社会动态，广告业务较发达。自备美制彩色高速轮转机。董事长兼发行人钱震，社长黄肇珩，台南分社社长詹俊文，总编辑王晓寒。社址：总社在台北市松口路131号，南部版在台南市成功路2号。《中国日报》\nChina Daily News\n台湾省中部三家报纸之一，创刊于1956年3月29日，前身为《新中国报》。日出四开一张。董事长兼社长顾鸿传，发行人郑森棨。社址：台中市双十路二段四十五巷1号。《中国日报》（英文）\nThe China News\n董显光、曾虚白、魏景蒙、郑南谓等1949年6月6日在台北创办。发行人罗学濂，社长丁维楝，总编辑朱良箴。社址：台南市信义路二段277号。《中国邮报》（英文）\nChina Post\n黄适霈、余梦燕夫妇1952年9月3日于台北创办。日出对开两张半。1970年7月起发行国际航空版，并出版《贸易月刊》、《摄影杂志》、《美术杂志》和《世界杂志》。发行人还与亚洲一些英文报合作发行《亚洲杂志》周刊。董事长黄适霈，发行人兼社长余梦燕，副总编辑杜彤。社址：台北市抚顺街8号。《中国时报》\nChina Times\n1950年10月2日创刊于台北，原称《征信新闻》为四开四版油印，主要报道行情。1960年改称《征信新闻报》，1968年改称《中国时报》，成为综合性报纸，日出对开三张十二版，采用高斯彩色印刷机。目前为台湾省三大报之一，办有海外版及《时报周刊》。1982年9月在纽约和旧金山分别出版美东版和美西版。同月，获国际发行稽核组织（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颁发的发行突破100万份的奖状。董事长余纪忠，发行人储京之，社长杨乃藩，总编辑兼副社长张屏峰，总经理林叔东。社址：台北市大理街132号。《中国晚报》\n1955年12月25日由王永清、杨念祖创办于高雄的地方性报纸，初期为四开四版，1968年改为对开。《台湾时报》董事长曾于1968年至1974年任该报董事长，后由《中华日报》的徐咏平接任社长，刘恒修为董事长。现任发行人、社长刘恒修，副总编辑陈绍中。社址：高雄市新乐街243号。《民生报》\nMin Sheng Pao\n前身为《华报》，《联合报》的王惕吾买下《华报》的新闻纸登记证后于1978年2月18日创办《民生报》。日出对开三张，为娱乐性报纸，以刊载衣、食、住、行、育、乐，实用知识和趣味性文章为主要内容。董事长王惕吾，发行人王效兰，社长王必成，总编辑石敏，总经理俞伯音。社址：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555号。《民众日报》\n由原《东方日报》改组而成，1950年9月5日由台湾人李瑞标在基隆创刊，初为对开一张，现日出对开三张，着重地方新闻和经济消息，欧洲型彩色高速轮转机印刷。董事长林荣三，发行人、社长李瑞标，执行副社长李哲朗，总编辑李子弋，总经理邬侍安。社址：高雄市苓雅区中山二路410号。《民声日报》\n1946年1月1日由台湾报人徐成创刊于台中，原称《台湾民声周刊》，中曾改称《台湾民声日报》。发行人、社长许庚南，总编辑许世煜。社址：台中市民族路51号。《民族晚报》\n前身是《民族报》的第二次版。先是军人王永涛于1949年5月4日创办《民族报》，1950年9月与《联合报》王惕吾、李汉仪联合发行二次版，1950年12月1日改称《民族晚报》。初期发行四开一张，后改为对开三张，彩色印刷。现已改为有限公司经营。董事长王永涛，发行人王正镛，社长贺楚强，总编辑喻舲居，总经理王正果。社址：台北市昆明街235号。《台湾日报》\nTai wen Daily News\n1964年10月25日创刊于基隆，日出对开三张，彩色轮转机印刷。原为基隆市的《东方日报》，初由夏晓华主办，以农民为发行对象。夏辞职后由宁兴接任社长，继由傅朝枢兼任董事长、发行人，1978年由台湾报业股份有限公司接办。董事长徐亨，发行人陈茂榜，社长兼总编辑谢天衢，副社长兼总经理冯国宁。社址：台中市中山路24号。《台湾时报》\n1971年8月25日创刊于高雄。它的前身是《东台日报》，后改名《中兴日报》，在彰化发行，1967年曾被《台湾日报》收购，易名《台湾晚报》，1971年由吴基福收购，改现名并迁高雄出版。原任社长刘介宙，继为陈田锚，1982年5月又改组。董事长王玉发，发行人、社长吴基福，总编辑洪文琼，总经理王玉珍。社址：高雄县凤山市中山西路380号。《台湾新生报》\nTaiwan Shin Sheng Daily News\n1945年10月25日创刊于台北，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将日本统治时期原《台湾新报》改组而成。日出对开三张，美制彩色轮转机印刷。1949年在高雄发行南部版，1961年南部版改称《台湾新闻报》。首任发行人、社长为青年党员李万居，去世后由谢然之接任。1949年成立台湾新生报股份有限公司，1952年谢东闵曾任董事长。董事长魏纶洲，发行人、社长沈岳，总编辑徐昶，总经理程耿堂。社址：台北市延平路127号。《台湾新闻报》\n前身为《台湾新生报》南部版，1950年6月20日改现名。美制彩色印刷机印刷。创办人为谢然之，先后任社长的有赵君豪、侯斌彦、颜海秋、沈岳。董事长陈昌瑞，发行人、社长严重则，副社长叶建丽，总编辑叶燕冀，总经理王渭滨。《自立晚报》\nThe Independence Evening Post\n1947年10月10日创刊于台北，初期出四开一张，现日出对开三张。原发行人为周庄伯，曾屡被停刊，引起几次改组。董事长许金德，发行人吴三连，社长吴丰山，总编辑颜文闩，总经理余联壁。社址：台北市济南路二段15号。《自由日报》\n1978年2月25日创刊于彰化，日出对开三张，备有高速印报机和彩色印报机。董事长吴阿明，发行人简之发，社长林朝庚，总编辑曾瑞钦。社址：彰化市中正路314号。《成功晚报》\nCheng Kung Evening News\n日出四开一张。最早为在嘉义出版的《鲲声报》，不久改称《联合报南部版》，后又改《台湾日报》，1956年10月25日更名为《成功报》并迁往台南。1957年7月1日，南部版与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合资收购《成功报》，改出《成功晚报》，1972年10月迁到高雄。发行人颜海秋，社长孙午南，总编辑陈正昌，总经理毛杏久。社址：高雄县小港村中正路233号。《更生日报》\nKeng Sheng Daily News\n1947年9月3日创刊于花莲，初期称为《台湾更生报》，三日刊，次年改日刊。现日出对开两张。实行董事会管理制。发行人、社长谢膺毅，总编辑陈行，总经理魏峨。社址：花莲市五权街36号。《金门日报》\n前身为国民党军在江西创办的《正气中华报》，1965年10月31日增出《金门日报》对外发行（《正气中华报》只在国民党陆军内发行）。发行人武士嵩，总编辑李健安，社长张景增。社址：金门正义村。《青年战士报》\n由国民党“国防部政治作战部”于1952年10月10日创办于台北，读者主要是士兵，日出对开三张。发行人刘燕生，社长张家骧，总编辑罗卓君。社址：台北市信义路一段3号。《忠诚报》\n前身为《精忠报》，1948年2月22日由国民党“陆军训练司令部”创办于台北，1952年3月改由“陆军总司令部”发行，1968年改现名。发行人曹兴华，社长魏学贵，总编辑彭大有。社址：台北市新店镇力行路70号。《国语日报》\n1948年1月创刊于台北，为注音报纸，董事会由以推行“国语”为目的的教育财团组成。除出报外，还出版注音读物，办有为外籍人士和华侨学习的语文中心、函授学校等。董事长何容，发行人夏承楹，社长单汝德。社址：台北市福州路10号。《建国日报》\n为国民党“澎湖防卫司令部”发行的报纸，1949年11月22日创刊。发行人赵传芳，总编辑杨树仁、黄朝荣。社址：澎湖县马公镇民生路36号。《经济日报》\nEconomic Daily News\n1967年4月20日由《联合报》王惕吾买下《公论报》登记证后创办于台北，日出对开三张。以报道工农商业情况为主，偏重国际市场动态。设有工商服务部，其业务有产品调查和推广，企业动向等，主要为工商界提供资料。董事长王惕吾，发行人王必先，社长阎奉璋，总编辑应镇国，总经理王彦彭，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叶耿汉。社址：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555号。《商工日报》\n嘉义县地方人士林抱于1953年8月29日创办，1960年由其子林福义接办，1982年秋转卖。初期以报道工商业消息为主，后改为综合性日报，在台湾全岛发行。董事长龚声涛，社长刘本炎。《联合报》\nUnited Daily News\n1951年9月16日创刊于台北。日出对开三张。由原《民族报》、《经济时报》和《全民日报》合并而成，初称《联合版》，1953年改称《联合报》。采用中文全自动电脑铸排机，并使用国际卫星资讯传输系统，将在台湾编排完成的台、港新闻直接转送到美国《世界日报》。除报道中国台湾和大陆新闻、国际新闻外，地方消息偏重社会新闻，辟有文艺性联合副刊和知识性趣味性的“万象”专栏。广告约占一半篇幅。1964年出国外航空版，1967年买下《公论报》登记证创办《经济日报》，1974年设立《中国经济通讯社》，1975年办《中国论坛》半月刊，1976年在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创办华文《世界日报》，1982年底在巴黎出华文《欧洲日报》。在港、澳设有办事处，还出有《联合月刊》。董事长王惕吾，发行人王必成，社长刘昌平，总编辑赵玉明，总经理周颢，主笔于衡。","中国新闻年鉴1983\\中国新闻机构","香港;社长;创刊;副刊;发行人;印刷;Daily News;日出;台湾;董事长;笔划"]
["茅盾佚文三篇考证及其他","茅盾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现代文学大师，也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面向大众的公开演说，是茅盾启蒙民智、传播新文化、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形式之一。新、旧两版《茅盾全集》[※注]收录了茅盾的大量演说稿，虽力求搜罗齐全，但仍不免集外遗珠。《茅盾先生对于苏联的观察》《苏联的妇女和家庭》等三篇演讲记录稿，便是两版《茅盾全集》失收的佚文。为了《茅盾全集》的进一步修订与完善，推进茅盾研究，笔者特撰此文，介绍这几篇佚文，并略作考证，以飨诸学界。一\n1946年12月初至1947年4月初，茅盾与夫人孔德沚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去苏联访问考察。这次苏联之行，不仅使他对苏联的政体、经济、文化、教育等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为其提供了文学创作的诸多灵感与素材，而且促进了茅盾作品在苏联的翻译、研究与传播。为了向国内读者介绍自己的沿途见闻与苏联的情形，茅盾曾撰写大量文章，后结集为《苏联见闻录》（1948）、《杂谈苏联》（1949），其为专谈苏联的散文集。通过介绍苏联各个方面的情况，茅盾宣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消除了国人对苏联的疑虑、隔膜与误解，为1949年之前中苏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除著述外，归国后的茅盾还以“文艺界的苏联问题专家”[※注]的身份，应上海各学校与文化团体的邀请，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游苏感想的公开演讲。如钟桂松先生所言，“茅盾出国一回到上海，郭沫若等专门设宴，请茅盾介绍苏联。同时茅盾还到处演讲，所以茅盾介绍苏联成为1947年上海滩上的一大新闻”。[※注]这些演讲存有讲词的计有：5月25日在小教联进会讲《苏联的印象》，演稿由小心记录后载5月29日《时代日报》；6月19日应邀在开明书店讲《苏联的出版情形》，由文彬笔录后刊于7月7日《开明》新1号；在某处讲《苏联的青年生活》，由黄彬记录后载于9月《中学生》总191期。实际上，茅盾当时发表的关于苏联的学术演讲不止这些，相关报道与记录文献有待细致深入的史料爬梳。笔者在平时查阅民国报刊时，便陆续发现了几篇茅盾先生谈苏联观感的演说稿。它们既未被新、旧两版《茅盾全集》收录，亦为各家《茅盾年谱》、各类茅盾研究资料集的作品目录所遗漏。虽然无法确证讲稿业经茅盾本人审定，但依学界惯例，可以视为佚文，至少也应以附录形式入集。它们是茅盾先生文学活动的历史见证，对全面认识与考察茅盾的文学创作与思想（如作家当时的苏联观）是颇有裨益的。二\n第一篇《茅盾先生对于苏联的观察》刊于1947年5月17日《天风》第72期，副标题为“五月五日在上海青年会干事周一早会讲词”，署“凯旋记”。《天风》是周刊，属于宗教类刊物，1945年2月创刊于上海。该演讲稿由《天风》周刊编辑委员会编辑，基督教联合出版社发行。其正文前还有一段前记，对演说者进行了简要介绍：“茅盾先生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为我国名小说家。名著有《子夜》，《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清明前后》等。去年十二月五日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之邀赴苏访问，经西伯利亚，中亚细亚至莫斯科，遍访全苏各大都市之文化机关，历时五个月，四月二十五日始自海参崴经海道返沪。”记录者还记下了演讲结束后听众与茅盾的问答互动，其既折射出茅盾先生温和谦逊、平易近人的人格风范，也可窥见普通民众对苏联的兴趣所在和对中苏两国关系的关切[※注]。由副标题可知，此次演讲发表于1947年5月5日早上，邀请方为上海青年会，地点当在八仙桥。上海青年会于1900年成立，由颜惠庆、张振声、宋耀如等发起。最初在北苏州路四川路附近租赁房屋，1931年在八仙桥建成大楼。它虽是基督教组织，但所开展的活动并不限于信教青年，曾积极组织筹办学术演讲、美术展览、音乐会、戏剧演出、讲习班等，是上海进步青年与文化界人士进行爱国活动、学术探讨和各种集会的重要场所[※注]。1946年11月23日，为了欢送茅盾及其夫人孔德沚访苏，中苏文化协会曾在上海青年会举办苏联电影展与欢送茅盾夫妇赴苏酒会。有此渊源，当茅盾从苏联归国后，上海青年会邀请他演述访苏感想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了。另据叶圣陶的日记，1947年5月2日下午，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简称“文协”）和中苏文化协会在八仙桥青年会曾联合举行欢迎茅盾返国之茶会，茅盾在席间谈了一小时许的访苏观感[※注]。由此可见，1947年茅盾在上海青年会至少作过两次关于苏联的演讲。第一篇演讲稿《苏联的妇女和家庭》[※注]登发在1947年6月20日《妇女》月刊第2卷第3期，署“茅盾先生讲”。该刊创刊于1945年10月，由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协会主编。文末有一段附记：“这篇文字是根据茅盾先生二次的演讲记录摘录而成的，如有遗漏或错误，容待下期补正，敬请各位读者原宥——陆以真·夏苇记。”陆以真原名杨志诚，1946年参与创办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简称“文谊”），任会刊《文艺学习》编辑，与茅盾多有交往，曾撰《和茅盾先生在一起》，载1946年7月20日《文艺学习》第3期。亦为《妇女》月刊撰写了《冰心女士谈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等多篇文章。夏苇的具体生平不详，仅知她也是《妇女》的投稿人之一。由《来！参加这集体生活！女青年会扩大征求会员》等文推断，她应系上海女青年会会员。结合讲题特点、期刊性质与记录者信息，茅盾的此次演讲（严格来说是两次）或许是为女青年会而讲，演讲时间与地点尚待考证。当然，也不排除该文是记录者对茅盾两次不同场合的公开演讲的综合性“摘录”。值得一提的是，围绕同一主题，茅盾似乎意犹未尽，转年又创作了《苏联的妇女与家庭》，载于1948年5月15日《读书与出版》第3卷第5期，后收入散文集《杂谈苏联》。相较于《苏联的妇女和家庭》的直观陈述，《苏联的妇女与家庭》一文更重分析，强调了苏联共产党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和苏联妇女本身的刻苦努力，驳斥了西方国家关于苏联妇女的“中性”说。文中时时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境况相比照，褒此贬彼，因而具有更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从口头演讲到搦管操觚，显示了茅盾对这一话题的重视，也呈现了他的不同思考。第一篇讲稿《游苏归来》见诸1947年6月22日马来亚《现代周刊》复版第57期。该刊1938年创刊于槟榔屿，是马来亚著名的左翼华文报纸《现代日报》所办的独立刊物，由洪丝丝（有“南洋的邹韬奋”之称）担任主编。日军占领槟城后停刊，1946年5月复刊，仍由洪丝丝任主编。该刊主要发表南洋华文作家庞鹤芝、黄绿萍、了凡等人的作品，也刊发过巴人的《从九年不食说起》[※注]、夏衍的《对时局的一种看法》[※注]等“南来”作家的文章。编者在《游苏归来》标题下写有一则按语：“本文系茅盾先生于五月十二日应上海某文化团体之请，往作谈话式的演说。因为内容充实，特将全文转载于此，以供对苏联情形有兴趣的朋友们的参考。——编者”。这表明《游苏归来》是《现代周刊》转载而来，原文可能首发于上海的某份报刊，只是限于史料的不足，尚待进一步查考。有关此次演说的具体情形（如邀请方、地点、记录者），亦只能暂付阙如。作为一份在南洋华侨社会影响较大的华文期刊，《现代周刊》对该文的转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茅盾关于苏联现状的演讲、著作，不但为国内听众与读者所欢迎，而且在东南亚华人界亦不乏关注度与影响力。三\n上文已提到，回国后的茅盾曾撰写大量介绍苏联的单篇文章，后结集为《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散文集。笔者发现，收入《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的多篇文章曾初刊于上海《新闻报·艺月》等报刊，未见各家《茅盾年谱》述明。由于个别文章后经修改，所以明确它们的初刊本，对于研究茅盾著述的版本沿革不无帮助。《新闻报·艺月》是上海以商业新闻著称的大报《新闻报》于1946年9月23日推出的一个文艺副刊，在著名报人严独鹤的主持下，报社延聘安娥负责该刊编务，实际上，田汉也主持了编辑工作[※注]。由于安娥、田汉的努力，该副刊登载了许多进步文章，成为进步文化人在上海报刊业上的一个重要文学阵地，茅盾关于苏联的数篇散文便揭载于此。1947年7月14日该刊第33期发表《傀儡戏和奥布拉支梭夫》（署茅盾）、8月11日第35期刊登《再谈奥布拉支梭夫的傀儡戏》（署茅盾），以上两文均收入1948年4月开明书店版《苏联见闻录》。同年9月22日，该刊第38期刊载《记“苏联作曲家协会”》（署茅盾），后改题为《全苏作曲家协会》，收入1949年4月致用书店版《杂谈苏联》。此外，该刊于1947年还刊发了茅盾的《儿童诗人马尔夏克》（10月10日第40期）、《关于〈忆江南〉》（11月3日第43期），已被各《茅盾年谱》载录。另见《苏联的音乐》曾刊于1948年8月16日天津《综艺》半月刊第2卷第3期，后改题《苏维埃音乐》收入《杂谈苏联》，并再刊于194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结语\n以上三篇演讲稿旨在增进民众对苏联现状的了解，内容（如教育制度、托儿所）多有交集；但在相似性以外，又不乏差异性，可谓各有侧重。其中《茅盾先生对于苏联的观察》“注重在苏联人民的生活”，所述内容最为丰富。其既谈到了苏联的农业、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又介绍了苏联的学校、托儿所、医疗、宗教等方面，几乎描绘了一幅苏联社会的全景图。《苏联的妇女与家庭》侧重于介绍苏联妇女在教育、工作上享有和男性平等的权利与地位，以及她们在婚姻、家庭中的境况。《游苏归来》则主要演述苏联青年的生活、工作和娱乐等。这足以说明茅盾在面对不同的演讲场合时能够有的放矢，尽可能地引发听众的兴趣，满足对象的“期待视野”，从而体现了茅盾极为高超的演讲艺术。这几篇演讲稿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首先，从中可以窥知茅盾当时的女权思想、对苏联的评价、对社会主义的接受等。其次，提供了茅盾夫妇苏联之行的一些细节，如与餐车女经理的交往，访问亚美尼亚科学院，参观托儿所等。它们不仅是研究茅盾生平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茅盾作品的组成部分，还是了解二战后苏联社会现实的文本材料。总之，以上佚文见证了茅盾1947年向国人介绍苏联的情形，增进中苏文化的交流，丰富了作家的文学宝库。它们的发现，对进一步认识与研究茅盾的文学思想、生平行止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与参考意义。附：茅盾先生对于苏联的观察\n主席，诸位先生，今天兄弟能与上海青年会诸位会面，非常欣幸。诸位服务的热忱，素来钦佩。尤其在抗战期间，对社会国家的伟大贡献，更值得称道。兄弟在文艺方面，是一个写小说的。这次到苏联去，并不是去研究或是专门考察一种事情。乃是从各方面观察一下，所以今天所讲的，没有什么系统与条理，先行道歉。我现在所讲的，注重在苏联人民的生活。讲完之后，诸位有甚么问题，兄弟再为试答。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企业与对外商业，都是由国家办的。农业采集体制，十月革命后，就没有地主了；农村的大富翁也没有了。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私有财产可以有；政府也保护的。各种对内对外大企业和商业，虽然是国营，但小商店，私人亦可开的。不过要登记，货物是从国家来的；私人小店，不能向外国定货[※注]，因为外国货，也只能由国家来的。这样小店，可得合法利润。苏联的北部和其他地广人稀的地方，私人小企业也有的；原料都由国家供给；工人待遇，照国家的办法。全国的大小企业，百分之九十九属于国家；私人办的很少，但不是没有的。社会主义有两句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他并且鼓励发挥工作效能，报酬是按工作难和易简单和复杂而定。工作难的复杂的工资多；容易的简单的比较少。因此工作收入，有高低大小；收入多的人，享受也可以多点，口号的原意是要使“不劳动的不得食。”劳动二字的范围，动体力的和动脑力的，都是劳动者，游手好闲则不可能。社会主义的生活政策，是保证穿暖吃饱，今天不要忧虑明天的生活，保持物价稳定，而使之逐渐减低。生活必需品是由国家供给，对外贸易是由国家办，物品均操之国家，所以没有大商人。必需品的配给，在战时是少的，战后就比较增加了；今年的数量与种类，也逐渐多了。工资最低的，可以使生活无忧。其政策既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所以工资每月有自一千罗布[※注]至一万罗布的分别。配给数以外，假如要多吃一点，可以买的，但价钱比较贵。商品分国家商品与自由商品，自由商品可以出钱买，奢侈品如女人的口红及香水等，都可以买到，并不限制。苏联政府的目的，是使一般人有保障，并有自由享受。工厂出产品的价目，全国是一律。但民族手工业的小物品，各地价目也略有高低。在各取所值的原则下，政府鼓励创作；如果一个工人能发现机器某一部份[※注]改良可以增进生产，经过试验是对的，他的工资，可以骤升至很高的数目。而改良方法，不能保持秘密，必须使全厂效法。工厂的一般工资，最低的每月有一千罗布，有的是三四千，特别好的像史岛芬处工人在一万罗布以上。每日工作六小时，在六小时内能做出超过规定的数量，可以增加酬报；做得少则减之。工资高的像月得一万罗布以上的人，可自由购买所要享受的物品。外汇系以美金作计算标准，一元美金合五个罗布。外交官可以一美元换十二个罗布。汇水相当的高。兄弟是由苏联对外文化机关所招待，待遇比较好，否则生活费就太高了。苏联的物品，若以美金计算，实在高得很。譬如香烟每包卖十个罗布，元狐皮银鼠毛价在一万至两万罗布，如以一美元合五罗布计算，数目就可观了。国家对外贸易，另有计算方法。在苏联的外国人，除外交官商务官及新闻记者以外，其他很少很少。教员的酬报，初毕业第一年在小学教书，大概每月是六百罗布，以后按年增加。如有特长，每月亦可得到一千五百罗布。苏联的学校制度，没有什么中学小学的分别；他们是七年制与十年制；七年制是必有的义务教育，十年制毕业的可考大学；教育是很普及的，他们对大学教授，是非常尊敬。托儿所是很多的，每一个机关与工厂都有托儿所。不过大都是不过夜的。过夜的托儿所很少。过夜的有额数限制，额满了就不收。苏联妇女母爱性很重，过夜的托儿所中，她们在周末就把儿女领回家里去。娱乐方面，工厂中都有电影音乐等类，闲暇可享受娱乐教育，不必化钱[※注]。医药方面，有指定的医院，不收费。职工会帮助也很多。普通老百姓，可以到公家医院；医费全免，药费要自己出，但数目很小。文人艺术家及外国人，也可以到这种医院里去。农民的生活收支，稍有不同，因农业为集体制，酬劳按工数计算，勤劳的可多得，工作日期多的也可多得，少的则少得，照这样算法，如有盈余，亦照工比例分配之。除集体以外，各人自己可以得到一块地；也可以永远使用，传给子孙；但不能出卖。自己建造房屋，种植菜果，并可畜养鸡犬，由自己自由支配。战时后方农民生活较好，他们的收入，比城市的公务员好得多。农民常常将所收获的，卖给城市人民。苏联办法，可以说大统制小自由。现在人民的生活物品，尚未到战前数量与种类之多。再过两三年，等到新五年计划成功，就好得多了。人民对于这计划，是都拥护的。诸位如有所询，愿尽我所能答的来答复。问：苏联对宗教态度如何？答：与革命初年完全不同。宪法规定宗教自由。礼拜堂做礼拜，并非都是老年人，壮年的也很有；去年有一教会，用很大的礼节规模，选举主教，此事曾拍成电影，但有一种非约法或书面的条件，就是不能借教会机关名义来反对政府。问：苏联有否私立学校？答：没有，因为苏联国立学校非常普遍，而且都是免费，凡讲到大学教授时，都是很尊敬的。问：为何苏联不欢迎外人入境？答：想因他是世界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要谨慎从事；但也有各外国政府，不愿他的国民到苏联去的。问：家庭与婚姻如何？答：主张自由恋爱，但并不如外传之紊乱。家庭子女人口在相当数目以上，可以由国家给与子女人口特种配给补助。问：苏联是否奖励人口增加？答：是的，他们说人口是苏联的最大资产。问：离婚的事件多否？答：有的，但并不十分随便，总要到法庭去，而法庭往往劝人在外和解，和解不成，则由法庭裁判。问：非共产党人可否为官吏？答：官吏是由民选的，但须先提名为候选人，并不限于共产党员；政府里有很多非共产党员执政。问：既是民主，何以不允许第二党出现？答：他们认为在别种制度的国家，有贫富维新守旧等分别，因而有各种阶级；但在苏联无阶级制度，一律平等，所以只有一党治国。问：苏联对中国内战与中共怎样看法？答：他们知道中国内战，但他们以为中国还在中产智识阶段中革命；中国的共产党，并非要打倒现在的政府，是奋斗要求一个联合民主政府；这与苏联共产，不能作同一阶段论。问：美苏关系紧张，苏联人民看法如何？答：苏联人民，要战后建设，在大战以后，不愿随便与人开衅；他们也揣想美国人民亦不愿随便与苏联闹事。问：中国人在苏联多否？答：除了少数早在那里，或已娶了苏联妇人而居住者以外，中国人很少。问：苏联共党与中共有何关系？答：从第三国际解散后，并无何种关系。问：苏联人民暇时喜做何种消遣？答：欢喜电影体育音乐及跳舞，讲到跳舞，他们没有商业化的舞女，而要自己去约舞伴的。（载1947年5月17日《天风》第72期，署“凯旋记”）苏联的妇女和家庭\n在苏联，男女是完全平等的。要做到真正的平等第一步在减轻家务的负担，第二步在教育机会的均等，这二步他们都做到了。托儿所公共食堂等的普遍设立，使妇女得以从家务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至于教育机会是完全均等的，只要你愿意，一个女子照样的可以学航空做飞机师，从事于科学研究，以及那些在别国认为不适宜于妇女性的工作。不过由于体质上的不同，他们也主张分工，妇女最主要的责任是在于培养健全的下一代，即注重儿童福利工作。苏联有妇女部，属于职工委员会。一提到妇女部，大家一定以为它的工作是关于妇女福利的，其实不然，因为在苏联没有妇女问题，男女是真正完全平等的，妇女的问题，即是一般的问题，并不需要有特殊的工作机关。他们妇女部的工作在儿童福利方面，注意儿童的教育营养卫生等等，旨在培植健全的儿童，使他们的伟大事业能有健全的后继人。大概特别需要体力的劳动如矿工等多半由男子从事，不过妇女也有参加的，像战前莫斯科地下铁道建筑时，主管机关说“我们有人，不需要妇女参加”这一句话，就提起了妇女的自尊心，结果她们特别的努力，创造了特别高的工作记录[※注]。在军队中也有很多妇女参加，并不是始于战时，有许多在战前就参加了的，她们所从事的大概是无线电通讯联络以及救护方面。从莫斯科到高加索去有几昼夜的旅程，坐的是卧车，那餐车上的经理是一个女的，因为听说是政府请来游玩的外国人，所以特别客气，时常过来闲谈，因此知道她在战前从军，战时一直在军队中服务，现在战事一结束，就退伍而担任这餐车经理的职务。在最高苏维埃中，有五分之一是女委员（相当于他国的议员），其他教育机关、政府机关也占着相当数目的百分比；尤其是图书馆和博物馆，大多是女职员。她们的地位完全和男子一样。尤其在战时，苏联妇女负担了双重繁重的工作，她们不但负担母亲的责任，并且因为父亲上战场去了，她们还担负了父亲遗下的责任。当然，在苏联，男女是完全平等的，但同时在需要的时候，男女却也分工的，苏联的男女分校就是根据这个原则确立的，在女校里，就有家务、缝纫、怎样做母亲等科目。苏联的母亲虽然可把孩子寄放在托儿所，但是托儿所方面为了避免孩子失去母爱所可能发生的心理不正常发展，因此除了有特殊理由的外，每星期日仍将孩子交给他的母亲领回去。因此，苏联的家庭关系是巩固的（小家庭），不如革命时期的薄弱，不主张破坏家庭，所以虽然结婚和离婚都是自由的，结婚仪式也全不受习俗的拘束，要简单要隆重尽可随自己的主意去安排，离婚虽然也不成问题，可是凡遇离婚案件总尽量劝他们和解，因为虽说平等，离婚到底是女的要比较吃亏的，如果和解不成，那么不能勉强只好离婚了，离婚后小的小孩总由女的带去而由男的负担生活费用。离婚后的男子当他们再结婚时往往要受到严厉的询问，问到他离婚的原因，如果离婚二次，要再结婚是更困难了。家庭妇女在那面是很少的，但也有。因为有的妇女欢喜自己带孩子，同时她的丈夫收入可以维持他们一家的生活，于是她就在家里住了下来。假使孩子多，丈夫收入多的，也可以用老妈子，不过他们的老妈子和别国不同，她们的薪水由老妈子公会厘订，只能多，不能少。工作时间也是每天八小时，饭食由主人负责，不过主人可通知主管机关，领取配给物，同时主要的是老妈子和主人要平等待遇，可以分桌吃饭，但小菜则是每人一份。主人如果有侮辱佣人的地方，佣人就可以去告发。到现在为止，苏联的私有财产还是没有限制，同时有保护的，不论动产或不动产。他们可以自己造房子，但不能出租，出卖送人则是可以，总之不能利用财产以生利。苏联人民要不要储蓄呢？按照苏联一般人民来说，他们没有储蓄——也不必储蓄。他们不会失业，薪水会不断增加，生病求医不要化钱，现在虽然要付钱，但是很便宜，只是象征的一点点，比买巧克力便宜得多，因为所有医院都是国家办的。有儿女的人，当然他是有负担的，但是现在有规定，生到第三个孩子后，国家就有津贴给他们，五个以上的还可以得到“母亲英雄”的尊号。有一次在阿美尼亚[※注]访问科学院的时候，听许多人讲到，那里的一个女科学家不但是母亲，并且还是七个孩子的“母亲英雄”呢！（欧美研究科学的女子大多是独身的）普通家庭如有孩子的，孩子的教育费也是非常轻微，七岁起的七年内他们可受义务教育，（连书籍都奉送）等于中国的初中毕业，毕业后如果不进大学的则可进职业学校，这种职业学校学费也很少，家庭收入不足的还可免费，功课好的有奖励金。毕业之后就可工作。义务学校毕业后，再读三年高中，就可考大学，大学都是公费的，膳食、另用和衣服是由父母负责，比较困难，不过也有奖励金可得的。娱乐在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视的，他们有“娱乐最重要”的口号，工作时他们认真工作，游玩时，就尽量游玩。一般的娱乐大概是跳舞、电影、音乐会……各工厂、机关、学校都有俱乐部，由公会举办，每一部门工作人员到自己的俱乐部去都不必化钱，俱乐部里并且还有晚会、图书馆、打球等，所以他们的业余生活是愉快的。游苏归来\n这一次我应苏联文化团体之邀请到苏联去，在那边耽搁了三个多月。此行并非作学术研究而是对于他们战后的情形作一个概括的参观，所见者不少。不过今天在座诸君大都是青年，对于苏联青年的生活和工作各方面想必喜欢知道的，所以我想对这方面作一个简短的报告。除此之外，大家如果还想知道别的问题，我很愿意尽我所知道的答复诸君。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我们是不相同的。他们的小学是和初中，高中合起来的。他们有二种制度，一为七年制，一为十年制。七年制的教育是苏联的儿童从七岁开始进学校念书，七年之后为十五岁，正好是初中毕业。十年制的即初中七年之后再升入高中，[※注]三年之后高中阶段完成。毕业后可以凭自己的志趣投考大学。因为苏联大学都是国家办理的所以仍有公费制度。学生进大学之后，每年所缴的学费为二百卢布，但学校所津贴给他的公费，每月起码三百五十卢布。如果在功课方面成绩优异的话，还可以获得奖励金。所以每一个苏联青年只要肯念书的话，家庭经济情形的恶劣对于他们的求学是丝毫没有阻碍的。换一句话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进大学的机会。高中毕业时，他们把考试的成绩分三种：一种是成绩及格者，另一种是成绩优等者，另一种是成绩最优等者。成绩最优等的学生为使升学便利起见，可予免试升入大学，这一点是和中国不相同的。假如一个青年初中毕业之后，因种种关系不想再进高中，那么可以凭着自己的志趣，想生产可以进职业学校或各种机关工作，如果想在将来再升学，则可在业余进补习学校。二，三年后，自认为有把握则可参加大学考试。高中毕业者如果投考大学不取，仍可自己找工作做，一方面自己补习，一年之后，再参加考试，从这方面可看出他们失学的机会是很少的。“毕业即失业”这句话在苏联是少有的，大概在他们将毕业时已经被分配定毕业后的工作位置，使毕业之后，立即可以有工作做。文科的学生可进文化机关服务，工科的可进工厂去，不过念工科的较为特别之处，即他们在学校念完三年后毕业，须到工厂实习一年，这一年过后，他们可作为一个工程师。在一年实习中，工厂和对其他职员一样须发给他们的薪俸。初中的学生在学校受教育之外，如果他们对于课外的技术如音乐，戏剧，体育等有兴趣，则可到学校外面的大娱乐部“儿童公园”去。里面设备甚为周全，小学初中的儿童都可以进去。（苏联的儿童有一种组织叫“儿童先锋宫”，学校中的七岁至十六岁儿童都可加入这种组织作为团员）儿童公园是一个庞大的儿童娱乐机关。属于游戏方面如跳舞，体育，音乐，话剧，下棋；研究方面如无线电收音机等各门都有，这种俱乐部事实上是等于一个学校机关。我在列宁格勒参观某一儿童公园，单单属于机器部分我足足花了三个小时才看完，还是走马看花式的呢！儿童公园的目的，使儿童在学校之外还可以到另一个小天地去玩，去研究，多一个学习的机会。除此之外在团体方面，夏天有夏令营的组织，冬天在圣诞节左右也有一个娱乐的组织。冬天的莫斯科是非常冰冷的。但是，当圣诞节的时候，可有好些地方布置得非常美丽堂皇，和安排下许多热闹的节目，学生都可以集中到那些地方去参加这种集体游戏，我曾经去参观过一次，他们这种集合的时间约二星期，也就是学生寒假期中的游戏。至于夏天的夏令营，和我国的一样，找一些名胜或好玩的地方去举行赛跑，爬山等等。这是休假期间的娱乐。在平日上课的学校中，学生仍然有歌咏团话剧团文艺社等一类的组织，经费，场所一律由学校供给。上面是关于学生方面的生活，现在，我再来说说职业青年方面的生活。他们的职业青年大多数是在商店，工厂或公家机关服务，在他们的工作场所，一样地仍有娱乐部，尤其是工厂，里面的设备异常周到，每一个职业青年都可进去，这个情形在整个苏联是非常普遍的。在农村方面，所谓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实际上是非常简单，集体农场就是一个大或小的农村，在农村中设有一所大的场所（里面仍设有娱乐部），农村中的农民可在里面跳舞，娱乐或开会讨论，在大规模的集体农场中，设有小学和中学，这些都是正规学校。小规模的集体农场如无法开办学校时，至少有娱乐部可资补救。集体农场中的娱乐部设备和戏剧院等当然是比不上城市中的国家大剧院那么完整，但是，能有这样的情形可算是令人满意了。他们的国营工厂规模异常宏大，有一次我去参观某工厂是坐汽车巡礼的，不然看几天也看不完的，在工厂里的话剧院话剧表演的技术可与莫斯科剧院相比优。苏联在作战（对德国）的期间学生离开学校参加工作者很多，一部分是参加后方生产工作，一部分则直接参加作战。成绩好的，可获得抗战的勋章，战后回校可获得校中种种的优待（并非功课上的优待）。例如津贴，膳食等等。同时，在学校的大礼堂壁□[※注]高处，挂有许多参加作战的学生照片和履历等藉以勉励。在战时因为参加作战工作，苏联学生在量的方面锐减，莫斯科大学生减少了一半。在战前，大学中男生多于女生，在战后，学生数目恢复了，但因为伤亡关系，女生数目却与男生数目相等了。托儿所在苏联是非常普遍的，虽然在学校机关，亦仍有这种设备。因为有些已结婚养有儿子的学生，甚感不便，所以早晨到学校读书顺便把儿子带去，交托儿所看管，下午归家时同时把儿子带回。在交他们照管中，做母亲的可于每隔几小时去喂奶一次，如果不方便，则可交由里面的保姆负责喂奶。一些社会中的职业夫妇因无法雇请老妈子或奶妈，亦同样的[※注]把儿子寄交该工厂的托儿所，寄交时仍然要缴费的，但费用很轻省。寄交的方法有二种：一为自早至晚，当天带回，一为特殊情形，自星期一带往，星期六带回。托儿所寄托的儿童年龄亦有限制，最高者不能超过四岁，在大学里的托儿所是划归教育部办理的，所中的儿童都是异常的肥胖，健康，活泼和令人疼爱。我和我的太太一进门去，便受他们热烈的欢迎，十几个孩子团团围住要她抱，虽然我们是异国人，他们可一点也不感到陌生，这是由于集体教养使他们惯于过着群的生活的缘故。（原刊《平顶山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金传胜","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第二篇 重要论文","茅盾;佚文;演说稿"]
["“郑和符号”对丝路伊斯兰信仰板块现实影响评估","“从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寻求军事伙伴的‘结伴’外交到开辟了中外经济、人文交流的大通道、从郑和七下西洋‘宣德化、柔远人’的‘交友’外交直至‘朝贡之使相望于道’的成效，以及形成于汉、发展于唐、鼎盛于明的谋求结伴的朝贡制度等，标志着由‘结伴的机制（朝贡制度）+交友的政策（和平友好）+丝路意识（命运共同体）’所组成的”[※注]中国丝路外交的诞生与发展。其中，郑和在28年间出访30多个亚非国家的出色外交实践影响深远，且集中体现为由“郑和崇拜”“郑和文化”及“郑和精神”构成的“郑和符号”的出现，使得“历史郑和”成为“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注]的“符号郑和”。“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注]郑和被符号化后所能感知的基本“携带意义”又产生了“文化信码”的功效。亦即“同一文化中的成员必须共享各种系列的概念、形象和观念，后者使他们能以大致相似的方法去思考、感受世界，从而解释世界”[※注]。借助“郑和符号”，往来于丝路上的人们“共享”了和合、仁爱、协和万邦的儒家文化观，劝善、戒恶、普慈的多元宗教“文化信息”以及互惠、包容、合作的丝路意识等，进而能以“大致相似的方法”去思考、感受、解释世界，逐渐形成了郑和“符号现实”，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丝路沿线国家与地区，也包括宗教信仰板块。“一种宗教或文化的传入，应表现为一种宗教或文化传入的局面的最终形成，并且在形成‘全局’的传播过程中，在不同时代，经过不同时期，不断宣传，才能达到最终的结果。”[※注]在伊斯兰教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已形成中东、东南亚、非洲、美欧等伊斯兰信仰板块，前三大板块均在丝绸之路上，“郑和符号”对丝路伊斯兰信仰板块产生了深远影响。评估其现实影响，旨在对深化丝路伙伴关系、构建丝路“命运共同体”意识、优化“一带一路”战略软环境等重大现实问题做深入探究，因而更具战略意义。一 “郑和符号”对东南亚伊斯兰信仰板块的影响\n“郑和符号”对东南亚伊斯兰信仰板块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郑和崇拜”（即以伊、佛、道为主的混合型信仰崇拜）上，且包括以下几方面：1.有关郑和的寺庙。印尼三宝垄三保庙、印尼雅加达的三保水厨庙、印尼井里汶的威勒斯·阿茜庙、印尼泗水的三保庙、印尼巴厘岛的郑和厨师庙、印尼泗水的郑和清真寺、印尼邦加岛的三保庙等，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宝山亭、马来西亚登嘉楼的三保公庙、马来西亚槟城的三保庙、马来西亚砂捞越的三保庙、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三保庙等，泰国大城府的三宝公庙、泰国吞府的三宝公寺（弥陀寺）、泰国北柳的三宝公佛寺等，以及菲律宾苏禄的白本头（郑和随从）庙及其茔墓、柬埔寨的三保公庙等。2.有关郑和的遗迹与传说。在印尼有三保太监与爪哇公主的爱情故事，郑和向苏门答腊北部须文达那·巴赛王国赠青铜钟，郑和在邦加岛的“足印”、郑和把斋故事，郑和与榴梿，三保公鱼、爪哇三保井及三宝墩的传送，郑和的石碇、手杖和大炮的故事，郑和斩妖蛇、取地名等；在马来西亚有马六甲的三宝山、三宝井、“官厂”，护送汉丽宝公主远嫁马六甲，郑和与猴枣，郑和打老虎，郑和请教建房、求医、登嘉楼三保江，马六甲郑和鱼等以及在文莱、泰国、新加坡、占城、菲律宾、柬埔寨、印度、斯里兰卡等的遗迹与传说。3.郑和布施的寺碑。现存于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用中文、泰米尔语、波斯语三种文字记载了1409年2月郑和再访锡兰时的宗教外交：中文记载郑和船队出使这个尚佛之国时巡礼圣迹、布施香礼以颂佛世尊功德的祭拜之事；泰米尔语碑文表达郑和一行对南印度泰米尔人信奉的婆罗门教保护神毗瑟奴的恭敬之意；波斯语碑文流露郑和等穆斯林成员对“至高无上的胡大”的虔诚信仰之情。同一块石碑上以三种宗教为对象的碑文，“一方面反映了郑和对各主权国人民的尊重和他本人的宗教宽容性；另一方则反映出，郑和一行希望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不至于受到宗教对立的影响”，故此碑是“郑和和平宽容精神的体现和象征”，“表明中国当时已经有世界性的眼光”，彰显出“一代航海家郑和博大的胸怀、宽容的精神和非凡的世界性目光”[※注]。4.郑和传教的事实。因海外传教不属明廷赋予郑和下西洋的使命，故造成正统史家的“不屑记载”与郑和团队的“不便记载”，再加上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借阻挠东南亚华裔皈依伊斯兰教之机否认郑和传播伊斯兰教的事实、在东南亚反华意识的误导下所出现的“去中国化”的社会倾向更将“去郑和化”推向极致等，使得郑和传教遭多重屏蔽。但历史事实不容否认，就连印尼著名伊斯兰组织领袖哈姆加都认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是与中国的一名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促进我国（印尼）伊斯兰教发展的，不仅仅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马拉巴人、古吉拉特人和高罗曼特人，还有来自中国的穆斯林。”[※注]而且，郑和下西洋，正值东南亚从佛教占统治地位渐向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过渡的社会转型期，郑和将华化的伊斯兰教从东向传入东南亚，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从西亚、南亚等西向传入的伊斯兰教，为温和的东南亚伊斯兰信仰板块注入了中国的和合价值观、贡献了“中国智慧”，故“研究郑和在东南亚传播伊斯兰教的课题，有助于全面了解郑和下西洋的情况，尤其是他在15世纪东南亚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注]总之，郑和团队在东南亚伊斯兰国家开展的宗教交流，一是“催生了一个有利于东南亚伊斯兰化的大环境，加速了阿拉伯、印度、中国与马来穆斯林商人及阿拉伯传教士在马来群岛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二是“伊斯兰因素的影响”成为“郑和所执行的华侨政策的明显特征”[※注]，使得华人穆斯林成为联系中国与印、马关系的纽带，消解印、马社会反华情绪的润滑剂，尤其在东南亚穆斯林看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印证了“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圣训名言，不仅开始肯定郑和等对东南亚伊斯兰教形成与发展的特殊贡献，还认为应多向中国学习，这对拥有世界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印尼和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马来西亚、文莱等国意义深远。二 “郑和符号”对中东伊斯兰信仰板块的影响\n“郑和符号”对中东伊斯兰信仰板块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郑和文化”（即由互惠型经济观、包容型人文观、合作型安全观构成）上，且包括以下几方面：1.以经促文的丝路相处模式\n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不仅建立了“丝路天然伙伴”关系，还形成了以经促文的相处模式，“频繁的商务往来和贸易活动”促进了双方“各方面文化的交往”、推动了“友好关系向前发展”[※注]，中阿关系自古即如此，中阿间以互惠型经贸合作带动包容型人文交流的独特相处模式，赢得了丝路中东国家民众的普遍欢迎——据马欢等回忆，郑和曾三次到访的佐法尔，当地居民欣闻郑和船队的到来便齐聚码头，敲着传统阿拉伯大鼓欢迎。又据阿拉伯学者披露，“这一年10月22日，从光荣的麦加传来消息说：有几艘从中国前往印度海岸的祖努克，其中两艘在亚丁靠岸，由于也门社会状况混乱，未来得及将船上瓷器、丝绸和麝香等货物全部售出。统管这两艘赞基耶尼船的总船长遂分别致函麦加埃米尔、谢利夫—拜莱卡特·本·哈桑·本·阿吉兰和吉达市长萨拉丁·易卜拉欣·本·麦莱，请求允许他们前往吉达。于是两人写信向苏丹禀报，并指示要好好款待他们”[※注]，披露了郑和船队在阿拉伯国家深受欢迎的历史真相，使得至今“也门流传着中国的古老而神奇的‘拔火罐’医术，就是在那时由郑和船队的医官教会了阿丹国民”，“也门当地的医务人员也对此深信不疑”[※注]。在阿联酋“六国城”购物中心的中国城内，摆放于主厅内的郑和塑像的标题为“西方海洋之霸主”，表达了中阿共同持守至今的“郑和情结”与千载累积的丝路情谊……郑和下西洋采取的是经贸互惠与人文包容的和平交往方式，故“受到国内外人民的欢迎。所以，郑和宝船到处，立即欢声雷动，额手称快”[※注]，达到了“既满足民生需求又赢得民心”的双重效应，尤其是郑和采取的包容性宗教外交举措，又加深了“民心相通”的互信基础。因此，此种丝路相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传统与特色。2.以朝觐为主的宗教外交\n“宗教外交系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以特定宗教价值观念为指导，通过职业外交官直接实施、授权或者委托各种宗教组织实施的外交行为以及默许宗教组织开展的针对另一个国家政府的游说行为。宗教外交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方面，宗教外交是利用宗教手段服务于外交使命的行为，比如借助宗教组织对其他国家民众进行传教，并动员教众对其他国家政府施加压力的行为；另一方面，宗教外交是利用外交手段为宗教扩展服务的行为。两种行为都属于宗教外交行为。”[※注]郑和受命遣使出访天方国即为一次典型而成功的宗教外交：在“宣德五年，蒙圣廷命差内官太监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等见本国差人往天方国，就选差通事人等七人，赍带麝香、瓷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天方国王亦差使人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贡献于朝廷。”[※注]郑和指派年富力强、懂阿语、信仰虔诚、颇具才干的副使洪保与马欢、费信等7人率队携带丝绸、瓷器等物乘船赴麦加，不仅开展经贸交流，还完成了朝觐功课，带回“中国人最早绘出的一幅克尔白圣寺写真图《天房图》”，“首开了有史以来，中国以国家名义向天方国派遣外交使团的新纪元”，并促成对方也派遣使者随其船队来中国访问[※注]，此次由郑和受命于明政府而派遣“职业外交官直接实施”的外交活动，实属“利用宗教手段服务于外交使命”的一次宗教外交，在经贸合作之际开展宗教交流，有助于践行明朝“协和万邦”的对外政策，且使朝觐成为中国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人文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3.双向宗教交流所催发的非传统安全观\n郑和肩负“宣德化、柔远人”的出使使命，不仅为丝路传统安全贡献了“强而不霸”的和平外交理念，还为丝路非传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且主要体现为尊重伊斯兰教、营造内外良好社会环境进而传达宗教包容性的非传统安全理念，郑和在泉州灵山圣墓行香之举即为明证：永乐十五年五月，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途经泉州到灵山圣墓上香祈佑后，属下为之立碑纪念，此举具有“一种政治象征，传播朝廷对国内宗教的宽松政策，对伊斯兰世界的宣德柔远”。亦即对内，“灵山圣墓长期是泉州穆斯林心目中的圣地，作为钦命高官，在伊斯兰教遭受欺凌的境遇中，亲临这一圣地行香，蕴涵着朝廷对伊斯兰教的尊重”。而“郑和亲临灵山圣墓行香，传达着朝廷对伊斯兰教的尊重。这种尊重给予曾受欺凌的泉州穆斯林以极大的鼓舞和慰藉，营造了尊重伊斯兰教的社会氛围”；对外，“为了与西亚国家将要开展的交往相配合，明王朝必然要调整相应的文化政策，至少要考虑到朝贡使团在华的文化环境。朝贡贸易是有来有往的，朝贡使团成员在华一般要逗留半年，宜有供其过宗教生活的环境”。“在永乐朝重新调整宗教政策的情况下，郑和到泉州灵山圣墓行香正是这种政策调整的权威示范”，表明“永乐初年以后开始重兴中国与南洋、西洋诸国开展朝贡贸易所须要‘宣德柔远’的宗教政策。作为钦命高官的郑和亲临圣墓行香，具有社会的公共性和权威性，从而在当地发挥了尊重伊斯兰教的示范效应和推动作用”[※注]。换言之，郑和亲拜先知穆罕默德弟子的泉州圣墓，彰显了明政府尊重伊斯兰教的基本政策立场，反映了穆斯林民众宽松的生存环境以及释放出明政府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宣德柔远之善意。此外，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及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为国人正确认识阿拉伯—伊斯兰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从不同视角描述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的世风民俗，如认为阿丹国因“国势强盛，邻邦畏之”[※注]、祖法儿国在礼拜日“上半日市绝交易。男女长幼皆沐浴”[※注]、天方国“妇人俱戴盖头”“国法禁酒，民风和美”“无贫难之家，悉遵教规。犯法者少，诚为极乐之界”[※注]等，成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形成双向宗教交流模式的重要动因：四大圣门弟子等本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宗教使命“走进来”、马欢等穆斯林外交使节肩负“宣德柔远”的外交使命“走出去”，借助双向宗教交流来消除疑虑、增进理解、释放善意，并催发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非传统安全理念，郑和更被中东穆斯林视为“和平使者”，这对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开展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中东穆斯林“来华之目的在通使、经商，并非传教。但他们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他们不但带来了中亚、西亚的香料、珠宝、犀象、药材，也带来了伊斯兰精神文化的信息”[※注]，使得以经济外交与宗教外交为抓手的郑和团队与沿线伊斯兰国家间形成了“以经促文”的丝路相处模式，有助于建构“丝路天然伙伴关系”，还有助于培养丝路“命运共同体”意识，更有助于借夯实丝路交汇区良好的社会民意基础来优化丝路安全环境，使得“郑和7次远航，加深了中国人民和阿拉伯等亚非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发展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三 “郑和符号”对非洲伊斯兰信仰板块的影响\n“郑和符号”对非洲伊斯兰信仰板块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郑和精神”（即和平与发展精神）上，宗教层面的“直接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文献记载。据《明实录》载，位于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卜剌哇（布腊瓦）、麻林（马林迪）诸国“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据南山寺碑记载：在郑和第五次远航时，“木骨都束进花福鹿（即斑马）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即鸵鸟）”。据费信《星槎胜览》记载，郑和船队用中国特产在当地交换物品，如在竹步国，“货用土殊、段绢、金银、磁器、胡椒、米谷之属”。在木骨都束，“货用金银、色段、檀香、米谷、磁器、色绢之属”。在卜剌哇，“货用金银、段绢、米豆、磁器之属”。中国从非洲也进口当地特产，如象牙、犀牛角、乳香、红檀、紫蔗、龙诞、生金、鸭嘴胆黔、没药等……随郑和出使非洲的马欢、费信和巩珍等所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等著作，既“提供了关于非洲地理、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较为准确的资料”，又因非洲的落后而大大刺激了中国人的“自我中心观”[※注]。在相关文献中，《郑和航海图》的重要性在于，其所反映的航海知识和地理知识，促进了中国人对丝路沿线地区地理与人文的了解，为深化中外友好关系提供了便捷、安全与良好的社会基础。2.传说与遗迹。据肯尼亚帕泰岛上的桑加人的口头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上海，这也是桑加人（shna ag）名称的来历。[※注]同样，在非洲东部肯尼亚的拉穆群岛（Lamu）的帕泰岛（Pate）上存在着“郑和村”。有人认为，这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抵达非洲后，其中的一艘因迷失方向驶近帕泰岛后不幸触礁下沉。由于后来朝廷实施海禁，船上的数百名船员只好在当地定居下来。至今该地的几个村仍有人称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注]在李露晔的《明成祖实录》（卷一三四）和《国榷》（卷十五）记载的李露晔的《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出版后，由于书中提到拉穆群岛的帕泰岛上有郑和后代，新华社曾派记者去岛上考察后发现，打鱼人曾在驻桑加海岸70公里处发现过一艘中国沉船，并打捞了一个刻有双龙戏珠的中国陶瓮；不仅帕泰当地的妇人不像非洲人，在岛上还曾发现过刻有中国字的墓碑：岛上至今还有制丝业，并曾养过蚕。[※注]“东非沿岸的帕泰岛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物质文化因素，这很可能与郑和非洲之行有直接的关系”[※注]，如在东非各地发现的一些瓷器碎片和在距帕泰岛70公里处发现的中国陶瓮以及清真寺等。3.后裔归祖。据肯尼亚《民族报》2007年7月21日报道，六百多年前，郑和船队的一艘船在桑加附近的外海倾覆，有几名水手逃生后与当地妇女通婚，且渐被斯瓦希里人同化，如今拉穆群岛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不仅持守着祖先为中国人的家族血亲认同，还将中国瓷杯、中国建屋风格、中国渔船等融入日常生活，更有拉穆姑娘来中国认祖归宗。[※注]又据索马里驻华大使默哈迈德·阿威尔于2010年1月在接受《广州日报》专访时披露，索马里有一个名叫“郑和村”的地方，“当地人自称是郑和下西洋时中国船员的后裔。以前索马里还有郑和纪念馆，郑和做礼拜的清真寺还在摩加迪沙。索马里语里也受到汉语的影响……很多中国人都对非洲非常关注，知道非洲的很多事情，谈起非洲来就好像谈论自己的亲人一样”[※注]。相比较而言，“郑和符号”在非洲以“文献记载”“传说与遗迹”及“后裔归祖”等方式“残存”至今，多属宗教社会层面的“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更揭示出“郑和符号”之于中非关系的外交意义。“就对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影响而言，郑和之行则有新的含义。这种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就直接影响而言，中国遣使对非洲各国的访问使非洲人对远在亚洲的中国有了感性的了解。有感于中国的慷慨大方，这些国家或派遣使节随船回访以表感谢，或送上特产贡物以表尊敬。非洲的物产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也使双方的交流更进一步。对中国人而言，间接影响是多重的。这种交往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他们对世界之大的了解有进一步提高。虽然他们仍认为自己位于世界的中心，但非洲大陆带给他们的新奇和震撼是不言而喻的。”[※注]换言之，“郑和符号”对非洲伊斯兰信仰板块更多投射的是一种间接影响，亦即主张和平与发展的“郑和精神”的潜在影响：一是郑和非洲行使带偶然性的中非民间交往上升为定期的官方关系；在交往中，中国的强势和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使中国与北非和东非的一些国家的关系发展到相对亲密的地步，双方互派使节，互赠礼物。这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是使中国对非洲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各种论及郑和船队航线的文献中，提及的非洲国家和地名有61个之多。费信等人的游记中不仅提到各地的地理、物产、人文，还论及当地的风俗、制度和文化。由于这些记录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所了解的，所以对当时中国人了解非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四是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非洲的商贸关系，这从各种游记中列出的货物单、非洲各地的考古发掘物和中国的进口货物中即可看出。这种商贸活动促进了整个印度洋地区的海洋贸易；对这一地区的商业网络和地区经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正是由于“郑和精神”的影响，使得中非在古丝路贸易合作与人文交流中结成了丝路合作伙伴、凝成了丝路情谊，且因“坦赞铁路精神”与“中国非洲医疗队精神”等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总之，以和平与发展为内核的“郑和精神”，对非洲伊斯兰信仰板块的“间接影响”已超越了宗教社会层面的“直接影响”，且对国家内外政策、国际关系乃至丝路“命运共同体”建构等更具指导意义。尽管“非洲伊斯兰教系伊斯兰教传入非洲后同当地传统文化长期碰撞与融合的产物，带有鲜明的非洲特色”，但“大多数非洲穆斯林信奉传统、温和且具有宽容精神的伊斯兰教”，且“随着非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非洲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注]，但“郑和精神”对非洲伊斯兰信仰板块的潜在影响犹存，并在深化中非友好关系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四 “郑和符号”影响丝路伊斯兰信仰板块的主要原因\n第一，在郑和多轨丝路外交中，其宗教外交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在下西洋过程中，郑和忠实地贯彻了明朝睦邻友好政策，“每到一国，往往先宣谕明成祖的诏书，宣传对外友好政策，表达同各国通好往来的愿望。然后为诸国国王和王公大臣册封，并给赐冠服、印诰、金银、锦罗等物，再与其进行各种官方或民间的贸易，让海外番国得到种种实惠，深切感受到与明朝修好的好处。不仅如此，郑和使团还‘宣敷文教’，以中国先进的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各国建立健全国家制度、礼仪制度、法律制度等。考虑到西洋许多国家都信奉宗教，郑和所到之处，便布施传教，联络当地人民的感情”[※注]。此外，郑和的“清倭除寇”，既是其船队遭沿线国武力威胁后的自卫之举，也是受托出面解决当事国热点问题的调停之举，对清除东南沿海的倭寇、营造良好周边安全环境及维护世界和平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折射其军事外交的积极意义。可见，郑和的丝路外交实为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及人文等在内的多轨外交，且郑和借助宗教外交在丝路沿线国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且达到“柔远人”之目的。郑和是在伊斯兰教成功华化的现实背景下远播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尽管传播伊斯兰文化不是郑和下西洋的外交目的，但“伊斯兰因素”却成为郑和船队成功“软着陆”的重要动因，且主要体现为：（1）作为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郑和家世代信奉伊斯兰教，其祖父和父亲曾赴麦加朝觐而获得“哈吉”（麦加朝觐者）殊荣。郑和自幼受伊斯兰文化熏陶，尤其是先辈远涉重洋完成朝觐功修之举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其探访伊斯兰国家的重要内驱力之一；（2）因朱元璋起义军中有忠心耿耿的穆斯林将领如常遇春、沐英等，朱棣身边更有郑和等值得信赖的穆斯林太监，故使朱元璋和朱棣均持亲伊斯兰教的态度，“其中的穆斯林太监不但有权有势，而且在海洋探索、外交与外贸方面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注]，这也是朱棣任命郑和、王景弘两名穆斯林宦官为正副统帅下西洋的原因之一；（3）马欢等一批穆斯林随员，在郑和下西洋中发挥着核心领导层的作用，成为出访沿途伊斯兰国家的特殊外交人才[※注]，穆斯林身份为其出访沿线伊斯兰国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总之，“郑和在海外的伊斯兰教活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传教活动，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是为他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服务的”。“但其实际的效果是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与传播。”[※注]在郑和的多轨丝路外交中，其宗教外交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于丝路伊斯兰国家之目的，“伊斯兰因素”成为密切中国与丝路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助力，尤其是郑和组织开展的官民双轨宗教交流，扩大了中国在对象国的人文影响，加强了包括宗教认同在内的社会互信，并对中国与丝路伊斯兰国家友好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在郑和宗教外交中，其包容性外交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郑和宗教信仰的复杂性历来成为学界的争议话题：一是认为“郑和主要的或根本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注]；二是认为“郑和是修持‘菩萨戒’的佛门弟子”[※注]；三是认为郑和信奉道教；四是认为郑和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都有很深的信仰”[※注]等。事实上，郑和的“奉佛”之举并非“自己的主观行为”，多为完成“皇帝的意志”，且在郑和随行人员中信佛者亦不少，作为首领与外交使节的郑和，参加信佛部众和所访国家的佛事活动这也是很自然的事。至于邻国出现的郑和寺庙等更不能作为郑和奉佛的证据。作为船队首领，郑和“决不可能忽视滨海渔民、舟师的宗教信仰，也不可忽视成千上万舰队成员长期在海上跟惊涛骇浪搏斗时祷告神灵化险为夷的呼救方式和习惯”[※注]，故郑和“崇道”实为团结随行的信仰道教的船员能与其他不同信仰的船员共同完成远航任务，妈祖文化成为凝聚民心、战胜风浪的精神动力，这也不能将此作为郑和崇道的证据。“郑和作为中国穆斯林，在他的思想意识中肯定会在保持自己内心信仰的同时，也要适应中国文化的实际，与中国当时的包括佛教与道教在内的宗教及现实融洽相处。”“伊斯兰教对于一个穆斯林内心信仰的问题的界定，具有绝对严格的排他性，决不容许多元信仰意识的存在”，“谁也否定不了郑和信仰的是伊斯兰教这个事实”，故其“从事和参加佛教和道教的活动，只是他为了完成航海事业而进行的行为”。[※注]郑和宗教信仰的复杂表象又与其所采取的包容性宗教外交举措有直接关联。郑和在持守伊斯兰信仰的前提下，参与佛事、拥有法名、兴建天妃庙宇、参加道教活动等，旨在顺利完成下西洋使命：对内，郑和船队在远航期间常遇风险与不测，故在每次远航前举行佛教、道教甚至伊斯兰教名下的祈福祷告仪式，均发挥着稳军心、壮国威、造声势等重要作用；对外，在出访各国时，据对象国信仰不同而采取“因俗治之”的包容性的外交举措（或捐款建寺修庙或立碑建亭），强化了与丝路沿线国的价值沟通与民间联系，如“郑和崇拜”在东南亚不仅影响了伊斯兰国家，还对“以佛教为国教的泰国”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泰国人民从宗教文化上来讲，在郑和那里找到了认同感，说明郑和对当时当地的佛教信仰与活动的尊重”[※注]。又如，现存于斯里兰卡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的“引人瞩目之处，在于碑文分别用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写成。”“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却能在一块碑上以三种宗教为对象，表示同样的礼敬与尊重，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注]……郑和包容性的外交举措，使其宗教外交能在某些情况下发挥“提供广泛的非官方的解决冲突和促进和解的服务”[※注]“在冲突地区拥有最广泛的基础，而且保持着幕后调停成功的最好纪录”“拥有真知灼见和组织群众的高超技巧，以及对政策问题中的人性因素的深邃认识”[※注]等作用，达到“以不治治之”的外交境界。总之，郑和宗教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源在于其多元宗教的包容性理念与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发掘了宗教外交的积极性、规避了宗教外交的消极性，使其在“避短扬长”中产生了“宣德柔远”的外交成效。第三，在郑和丝路外交中，其经济外交和宗教外交的互促产生了联动效应。郑和的丝路外交，主要以经济外交与宗教外交为双翼。前者“尽管其交往的媒介表面上是商品和服务”，但却“创造了诸多途径，使善意、信息、友谊和互相尊重得以自由流动”[※注]。后者通过坚信“团结或同一性”“爱与同情心”和平使命等笃信行动来“觅得解决冲突的工具”[※注]以缔造和平。郑和团队通过贡赐贸易、互市贸易开展经济外交，又通过进香祈福、教界交流、建寺立碑、公派朝觐等展开宗教外交，体现出互利共赢的丝路经济观与平等包容的丝路宗教观。因为，“在15世纪初期，亚非国家的民情风俗，是比较淳朴的，其宗教信仰，也是很诚笃的。因此，明朝政府对他们古朴淳厚的民情风俗，加以表扬；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也给予应有的尊敬，以示珍视他们固有的礼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外的传统政策之一。……实行这种政策，不仅是为了增进中国与亚非各国的交流，也表现出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求同存异’的大国风度”[※注]。这既为郑和开展宗教外交提供了政策保障，还促成由“信教、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入华落脚所形成的聚居区——蕃坊的出现，且具有传播伊斯兰教与开展对华贸易的双重功能。这种“寺市并存”的穆斯林聚居区，折射出伊斯兰教“两世吉庆”观，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宗教外交“既与政治问题密切相关，也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密切相关”[※注]的特性，使得郑和丝路外交触角由民生直抵民心，海外贸易与宗教慈善成为郑和外交的重要选项。郑和团队除因满足了丝路穆斯林的“两世诉求”而获“民心相通”之成效外，还因其“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大明帝国的影响”，故使丝路伊斯兰国家、佛教国家在“看到了与中国建立关系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注]的同时，也使丝路贸易在客观上带动了多元宗教的进一步交流，贸易与宗教的互动关系由此建立：一方面“郑和所到之处，便布施传教，联络当地人民的感情”[※注]；另一方面，基于宗教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个体与群体的密切联系又深化了郑和团队与对象国间贸易互信的社会基础，进而带动了贸易往来。而且，郑和团队核心层的穆斯林成员既奉伊斯兰信仰又懂阿拉伯语，到访丝路伊斯兰国家时，便能借共同信仰联络感情、操共同语言减少隔阂，伊斯兰认同在建立并发展明朝与丝路伊斯兰国家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丝路贸易合作中，双方易产生好感、消除误解、建立互信等，故能达成互利共识、实现互惠目标，经济外交与宗教外交的互促便产生了联动效应，出现了“郑和所到国家和地区几乎都遣使随郑和船队来华朝贡”的盛况，“郑和下西洋打破了朝贡贸易只来不往的消极局面”，尤其使“中阿经济关系有了较好的发展”[※注]。总之，由于郑和航海资料在宣德年间被毁，加之西洋所购物品的缺失乃至空白，对于下西洋进行贸易交流的认知产生了负面影响，郑和研究中对贸易交流的态度不甚明朗，常把“踪迹建文”视为主要目的，影响了对郑和下西洋进行文化与经贸交流的研究。[※注]事实上，郑和下西洋开展经贸活动形式多样、广受丝路沿线国家欢迎，甚至出现如马欢在《瀛涯胜览》所描述的“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的热烈场面，表明“民心相通”才是“郑和符号”依然影响丝路伊斯兰信仰板块的根源所在。五 “郑和符号”在深化我国与丝路伊斯兰国家战略合作中的现实意义\n（一）华人华侨与穆斯林已成为郑和“符号现实”的主要建构主体\n美国传播学家欧内斯特·鲍曼的符号聚合理论认为，“将抽象的人类意识、交流与传播都客观化为‘符号现实’，由语言、文字、图像、取向、视野、世界观、意识形态等符号组成。符号现实在人类意识中聚合成分层式符号化的‘意识图景’，最浅层的是无数文字、词汇、图像等基本元素，然后由这些元素聚合成观点、意识、世界观、价值取向等，再深一层又聚合成某种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最后聚合成最核心的文明价值”[※注]。郑和“符号现实”由三层式“意识图景”构成：（1）外层的“郑和崇拜”。在丝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出现了“华人华侨与穆斯林越多、郑和崇拜则愈甚”的一种信仰现象，实为将历史英雄人物神化的“一种个人崇拜的极端形式”。“它一般由某个社会群体（或者全社会）共同参与，崇拜者通过利用一些手段，如修建庙宇、举行仪式活动、尊奉遗迹遗址、编撰神话传说等来巩固和强化自己对崇拜对象的虔诚与信仰，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宗教力量来维护崇拜对象的权威。”[※注]“郑和崇拜”已从“个人崇拜”演化为伊、佛、道等多元宗教甚至准宗教成分渗入的“混合型信仰崇拜”，“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极为罕见，这是郑和宗教文化包容性的收获”[※注]，使得华人华侨与穆斯林成为“郑和崇拜”的建构主体。（2）中层的“郑和文化”。“郑和作为一种信仰符号”，“具有整合移民族群、团体与社区以及延续与巩固华人文化认同的功能”[※注]，也具有传播友好邦交、商贸互惠、清剿倭寇及包容多元宗教等和平文化的功能，且已形成“宣德化、柔远人”“颁中华正朔，宣扬文教”“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等凸显国家意义的郑和话语，并演化为由互惠型的经济观、包容型的人文观、合作型的安全观组成的“郑和文化”，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基因、中国的和平外交传统，以及中国丝路外交的持久影响力。（3）内层的“郑和精神”。郑和下西洋壮举，反映出中华民族走出国门、融入全球的“世界意识”，和合共生、谋求合作的“战略文化”，播撒和平、缔结友好的“外交传统”，以及开放进取、经略海洋的“民族精神”，彰显了中国人勇于进取的开拓冒险精神、不侵略与不称霸的和平精神、尊重与理解不同信仰群体的包容精神以及“贡而不朝”与“厚往薄来”的合作精神等。郑和下西洋便成为肩负国家与民族发展使命的成功之举，其所表现出的和平与发展精神即为“郑和精神”，使得明与丝路国家在友好合作中缔结了丝路情谊，出现“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的外交成效。据统计，永乐帝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注]总之，华人华侨与穆斯林成为郑和“符号现实”的建构主体，也是儒伊文明上千年和平交往于丝路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使得丝路沿线国的华人社区、穆斯林社区成为“郑和符号”产生、发展与传播的核心场域，华人华侨与穆斯林也因此成为丝路沿线国亲华、友华的核心力量，并在深化我国与丝路伊斯兰国家战略合作互信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二）“郑和符号”在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形成中发挥了构建与维持的作用\n如果说，战略文化是对一个国家的战略思维、战略取向、战略意图等产生影响的“深层次文化因素”的话，那么，“郑和符号”所包含的郑和崇拜、郑和文化与郑和精神实为中国文化传统、哲学思维和社会观念等深层次文化因素在国家与民间层面的不同表达，尤其是“郑和精神”已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合作型战略文化的内核，“郑和符号”已在中国战略文化形成中发挥了构建与维持的作用：郑和下西洋壮举成功地证明了中国即使具有称霸世界的实力，也无动武称霸的“霸道”，而是谋求通过和平与合作来树立“王道”，进而彰显出中国“强而不霸”的合作型战略文化。亦即郑和团队用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美化了中华文明形象、用“厚往薄来”的贡赐贸易强化了明朝“大一统”的国家魅力、用包容性的宗教外交举措柔化了中国国家形象、用“宣德柔远”的和平外交践行了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因此，是“郑和将‘丝绸之路’最终成就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个公共产品，郑和用7下西洋壮举、28年和平外交实践、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到访足迹向世界表明，中国不仅能向世界提供丝绸等商品，还能向世界提供‘协和万邦’的和平外交理念、‘强而不霸’的国际关系行为准则、和平与发展并重的‘郑和文化’，以及互惠与包容的‘丝路精神’等，由此形成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的内涵主要包括：经济互惠、人文包容、安全合作”[※注]。丝绸之路这一公共产品的诞生，又折射出中国战略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边倡导边实践中已赢得丝路沿线60多国的积极响应，中国合作型战略文化魅力再度显现，尤其是海合会成员国积极推出战略对接项目：科威特计划投资1300亿美元在其北部沿海地区建造一个“丝绸城”，2035年建成后将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新丝路的重要战略枢纽；除筹建“杜库姆经济区”外，阿曼还规划在萨拉拉港打造“郑和纪念园区”，主要包括郑和纪念碑、文化休闲区及中餐馆等，纪念郑和船队三访阿曼的友好之举并吸引中国及世界各地游客；卡塔尔计划建设一个大型园区项目“多哈新港区”……“从科威特的‘丝绸城’到阿曼的‘杜库姆经济区’，再到卡塔尔的‘多哈新港区’都显示了中东一些国家想借助‘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发展经济的雄心。一带一路确实不是中方的独奏曲，而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的合奏曲”[※注]。因为，“丝绸之路的基本价值在于各国、各民族间的平等交往，互通有无，增进相互理解，因而是文明文化和平互动之路，各族人民平等交往的友谊之路。对国际社会而言，丝绸之路的概念具有共享性，没有排他性。它由各个国家携手共建，要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逐步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深富创新涵义的国际合作模式”[※注]“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且因其共建、共享、共赢的治理观已成为全球治理中的‘中医学’”[※注]。总之，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丝绸之路、郑和崇拜、郑和文化、郑和精神等一系列丝路公共产品的现实影响力将得以凸显，“郑和符号”对我国与丝路伊斯兰国家战略合作的现实影响尤甚。因为，“在当代中国迅速变迁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郑和话语被国家所强化与升华，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外交理论的价值观念与认同的重要构成”[※注]。（三）“郑和符号”成为深化中国与丝路伊斯兰国家伙伴关系的互信酵母\n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应“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以“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注]其中，丝路外交是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基石、“郑和符号”成为深化我国与伊斯兰国家伙伴关系的互信酵母，尤其是三个伊斯兰国家已成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国，“郑和符号”的现实影响不容否认。一是巴基斯坦成为战略支点国的原因，除其“安全与稳定对中国西北边境省份有直接影响”外，还因“巴基斯坦拥有1.7亿人口，是世界排名前三的伊斯兰大国，也是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拥有巨大影响力，因此成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交往的重要桥梁与渠道。通过中巴友好，中国近年来与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关系都取得长足进展”[※注]，为构建我国与伊斯兰国家伙伴关系网提供示范效应。2015年，中巴发表“关于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将中巴关系塑造成为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交流互鉴、友好合作的典范”，并从经济、安全与人文三个领域明确了中巴战略合作的方向，使得中巴伙伴关系建设更具战略意义。二是习主席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倡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015年5月再访时又具体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哈国“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表明“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是中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合作对象”[※注]的战略意涵：大国在中亚的战略博弈、伊斯兰极端势力集结中亚等，使得哈国在丝路核心区的地缘政治地位得以提升，中哈战略合作不仅有助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战略对接”，也将带动中国与中亚伊斯兰国家乃至西亚北非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合作。三是因“郑和符号”对东南亚的现实影响最深刻，使得印尼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先在优势与中国共同续写丝路合作的新历史，中国在印尼首倡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致力于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的“对接”即为明证。2015年中印尼“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强调，双方同意推进文化遗产旅游合作，邀请中国游客赴印尼体验“重走郑和路”旅游新项目。作为东盟第一大国和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除用宗教认同来增强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互信基础外，激活“郑和符号”已成为深化彼此伙伴关系的重要抓手，这将对东盟地区、东南亚伊斯兰国家乃至丝路三大伊斯兰信仰板块产生重要引领作用，“郑和符号”对“一带一路”战略软环境的“建构与优化”的双重功效借此显现。比较而言，“郑和符号”对这三个战略支点型伊斯兰国家的现实影响程度不同、表现各异：对巴基斯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郑和文化”上，包括中巴一贯秉持“包容型的人文观”而夯实了社会民意基础且产生了“巴铁”成效、以“合作型的安全观”做指导联手反恐且形成“三管齐下”的安全合作模式、在“互惠型的经济观”引领下深化了两国经贸合作且以“中巴经济走廊”为抓手打造“一带一路”战略合作的示范项目等；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郑和精神”上，包括“和平与发展”是古丝路上中哈两国成长的共同诉求，也是新丝路上中哈两国壮大的共同愿景，还是中哈两国实现战略对接的共同目标，以及“郑和精神”已成中哈两国打造丝路“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的重要影响因子等；对印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郑和崇拜”上，包括华人华侨与穆斯林有关郑和的祭拜活动及其集体认同潜念、郑和传播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对东南亚伊斯兰的柔化作用、郑和团队开展的贡赐贸易与互市贸易对中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影响等。质言之，“郑和符号”的影响，不仅关乎丝路伙伴关系之深化，还关乎丝路“命运共同体”意识之构建，更关乎“一带一路”战略软环境之优化。因此，激活“郑和符号”，迫在眉睫。但善用“郑和符号”，更具战略意义。（原文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5期）-马丽蓉","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15\\第四篇 年度推荐论文","郑和;丝路;华人华侨;宗教;伊斯兰教;非洲;外交;伊斯兰;影响;信仰;西洋"]
["亚洲",{"$cut":{"chars":30000,"head":"中国\nChina\n名　　　　称：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国土　　面积：960万平方公里。耕地　　面积：9497.1万公顷（1995年）。人　　　　口：122389万人（1996年年末数）。国内生产总值：67795亿元（199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569元（1996年）。货币　　名称：人民币元（简称元）。汇　　　　率：829.82元兑换100美元（1996年12月31日）。概述\n1996年是中国实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第一年，是中国经济继续取得较快发展的又一年。这一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对外开放继续扩大；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市场供应充足；财政金融形势基本平稳，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1996年，中国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执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注意把握宏观的调控力度，努力改善经济总量平衡状况，加强市场物价监管，从而使物价上涨率迅速回落，与此同时，又保持了国民经济适度快速增长。1996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由1995年上涨14.8%下落到上涨6.1%，涨幅回落了8个多百分点，而且涨幅明显低于计划确定的上涨10%左右的调控目标。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加了9.7%，实现了“九五”计划提出的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调控要求。产业结构得到了进一步改善。第一产业增长了5.1%，第二产业增长了12.3%，第三产业增长了8%。农村经济持续全面发展，粮食丰收，产量达到4.9亿吨，比1995年增加了5%。肉类、水产品、水果和蔬菜等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都有较大的增加。乡镇企业继续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8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加了18.7%。工交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增加值达到2.858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加了12.7%。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2.366万亿元，比1995年增加18.2%，投资结构得到改善，重点建设得到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在新开工的国家重点项目投资总额中，中西部地区占全国的43%以上。1996年，全国财政收入有较多的增加，财政赤字被控制在预算目标之内。全国金融形势1996年趋于平稳，货币发行得到控制，国家外汇储备增加，人民币汇价稳定。1996年，经济体制改革继续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全面展开，优化资本结构的试点城市由18个扩大到58个，在企业兼并破产、分流人员和分离社会职能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新的财税和金融体制继续完善，在降低关税总水平的同时，调整了进口税收减免政策，降低了出口退税率。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城市合作银行稳步发展，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大中城市由35个增加到100个，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统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改进了国债发行方式，开办了公开市场业务。金融机构的改革和监管得到了加强。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继续深化，试点范围不断扩大。1996年，中国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就。随着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深化，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工程化进程的加快，科技成果迅速转为现实的生产力。一批农业新品种和农业先进适用技术得到推广，促进了农产品产量的提高。运用新的勘探开发技术，稳定了东部油田的产量，加快了西部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大容量光纤通信系统的应用，提高了通信技术水平。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全国已有50%的县（市、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等也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环境保护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全国加强了污染治理，在15种污染严重的企业中，已被取缔、关闭和停产的有57430个，占应取缔、关闭和停产的企业总数的81.2%。1996年，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1995年增加了9%，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增加了3.3%。安居工程建设继续加强，促进了居住条件的改善。城乡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有所改善，卫生防疫工作取得新成绩。中国经济1996年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少问题和困难。这主要是：在经济总量平衡状况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农业基础比较脆弱，水利建设滞后，设施老化失修，抗灾能力差；中央财政赤字较大，银行不良贷款继续增多，潜伏的风险加大；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亏损增加，停产、半停产企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增多，一些亏损企业的职工生活困难，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科技发展和教育还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人口和就业压力比较大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反映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宏观调控必须继续改善，特别是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引导更需进一步加强。农业\n1996年，农业增加值为13550亿元，比1995年增加了5.1%（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政府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1996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增加农业投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调整种植结构、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特别是再次较大幅度地提高粮食定购价格、增加储备粮收购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气候条件总体上比较有利，使粮食获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收成，总产量为4.9亿吨，比1995年增产2340万吨，增长5%。其他作物，甘蔗6700万吨，甜菜1550万吨，茶叶59万吨，水果4570万吨，比1995年分别增产2.8%，10.6%、0.4%和8.7%。只是棉花、油料作物和麻类作物，由于受市场价格下降的影响，播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棉花生产了420万吨，比1995年减少了57万吨，减产11.7%；油料产量2200万吨，比1995年减少50万吨，减产1.7%；麻类作物产量34万吨，减产8%。1996年，中国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38810万千瓦，比1995年增加了7.5%。大中型农用拖拉机68万台，比1995年增加了0.7%；农用载重汽车85万辆，比1995年增加了7.7%。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5000万亩，比1995年增加了1.5%。农村用电量1996年比1995年增加了10.8%，达到1834亿千瓦小时。农田化肥施用量1996年比1995年增加了7.1%，达到3849万吨（折合成100%的含量）。畜牧业和渔业继续保持稳定增长，1996年末，大牲畜的存栏数为1.64亿头，比1995年增加3.6%，猪的存栏数为4.57亿头，羊的存栏数为3.05亿只，它们分别比1995年增加3.6%和10.3%。畜产品的数量有较大增加，肉类（包括禽肉）为5800万吨，其中猪、牛、羊肉为4760万吨，牛奶625万吨，绵羊毛30万吨，它们比1995年分别增加10.3%、11.6%、8.4%和8.4%。水产品的产量1996年达到2800万吨，其中淡水产品的产量为1215万吨，海水产品产量为1585万吨，同1995年相比，它们分别增加了11.2%、12.7%和10.1%。1996年，全国完成造林面积470.9万公顷。森林面积继续扩大，木材蓄积量增加。工业\n1996年，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工业增加值达到285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5年增长12.7%。其中，国有工业增长6.4%，集体工业增长17.4%，以三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类型工业增长13.1%。工业生产的增长是深入工业企业改革、不断完善改革措施、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特别是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和改造的结果。但是，工业经济中仍然存在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一是企业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思想观念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少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经营管理落后，忽视市场营销，没有针对市场需求进行生产。二是结构调整缓慢，不能适应市场瞬息万变的变化，致使许多企业的产品积压。三是一些老企业和老工业基地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沉重，富余人员多，限制了市场竞争能力。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企业的亏损面有所扩大，达到23%，比1995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亏损额占实现利税总额的比重为24.8%，上升了6.2个百分点；产品积压、资金拖欠未见缓解，1996年末产成品的资金占用比年初增加750多亿元，应收账款净额增加1200多亿元。主要工业品产量从工业结构来看，1996年重工业的增加值为16642亿元，轻工业的增加值为1193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它们分别比1995年增加12.4%和13.1%。基本建设和建筑业\n1996年全社会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为23660亿元，比1995年增加18.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加12.7%）。其中，国有经济投资12359亿元，集体经济投资3490亿元，城乡居民个人投资3330亿元，其他各种经济类型投资4481亿元，它们比1995年分别增加13.4%、6.1%、30.1%和37%。从投资类型的分类看，基本建设投资8399亿元，比1995年增加13.4%，增幅回落了1.6个百分点；更新改造投资3745亿元，增长了13.5%，增幅上升了0.4个百分点；房地产建设投资3825亿元，增长21.5%，增幅回落了1.8个百分点；城乡集体、个体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7691亿元，增加27.1%，增幅上升了9.2个百分点。1996年，国家加大了投资结构的调整力度，农林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电子工业投资的增长幅度均快于整个投资的增长，农林水利新增中央预算内投资占新增预算内投资总量的82.6%。1996年，农林牧渔水利业的投资为336亿元，比上年增长27.5%；能源工业的投资为2938亿元，增长21.1%；机械电子"}},"世界经济年鉴1997\\国家与地区经济","国内生产总值;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新加坡;投资;出口;制造业;泰国;韩国;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