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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崇人著《契丹佛教史研究》概述","佛教在辽朝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与上层统治阶级的联系较为紧密，是理解辽金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日本学界一直存在辽金佛教史研究的传统，积淀颇为深厚。近年随着辽代考古的发展，大量辽朝佛教资料得以面世，使得青年学者更能较为全面地审视相关问题，他们结合实地调查，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非常勤研究员、讲师藤原崇人于2015年出版其博士毕业论文《契丹佛教史研究》（契丹仏教史の研究，法藏館2015年版），即是近年日本青年学者在辽金佛教史领域较具代表性的著作。综观全书，延续日本学界一贯的特点，通过综合利用考古、文献等资料，对某个专题进行致密研究，实现以小见大之宗旨。在这本书中，作者则将“契丹后期政权与佛教的关系”“密宗的传播与契丹后期社会的佛教信仰情况”两大主题解析为6个相互关联的专题进行讨论。“契丹后期政权与佛教的关系”主题之下主要由三篇文章组成。《契丹帝后崇佛之地：兴宗朝庆州的地位》主要讨论了辽兴宗朝捺钵地的选择与庆州佛教崇高地位之关系。该文由解读庆州白塔《白塔碑》《圆首建塔碑》入手，指出辽重熙年间庆州已经设置只有在五京才有的僧录司，阐明契丹中后期的统治阶层将庆州视作与五京匹敌的佛教城市。此事的政治原因主要在于辽圣宗文殊奴之妻章圣皇太后萧耨斤主导之下，建造释迦佛舍利塔，庆州逐渐发展为对辽圣宗的佛教供奉场所。另一方面，庆州亦是辽中后期辽帝夏捺钵之地，属于辽朝政治重地，基于这两点，庆州佛教地位在辽熙宗时才得到明显提升，发展为佛教中心之一。这亦是辽中后期国家政治与佛教相结合的重要表现之一。《契丹皇帝与学僧：道宗朝的学僧鲜演及其著作的流传》一文结合《鲜演墓碑》与其他文献，考析华严宗学僧鲜演的经历，并由此重点探讨了辽道宗与其学僧的关系。其次，通过考析高丽僧人义天在辽朝求取、刊行鲜演文集的过程，证明辽朝向高丽传播的撰述、典籍皆需要皇帝的许可，契丹与高丽的典籍文化交流实际上背后存在政权介入的影子。《契丹皇帝与菩萨戒：作为菩萨皇帝的道宗》以辽道宗查剌时期僧职“内殿忏悔主”的设立过程，《发菩提心戒本》撰述与传播为线索，阐明当时契丹的菩萨戒与皇帝权力的关系。道宗与天祚帝时期，定期邀请学僧和传戒僧到夏、冬捺钵。来到宿营地的传戒僧，在叫作“内殿”的营帐内，给皇帝、皇族、国舅族、大臣讲授菩萨戒。这一职事在道宗时期被规范为僧职，称“内殿忏悔主”。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阶层，皆希望通过受菩萨戒，要达到成佛的阶段，以为其政治权力提供神圣性。此后菩萨戒成为契丹统治阶层的护持戒，被赋予权威性。皇帝亲自撰写包括受戒仪的内容在内的《发菩提心戒本》，发给其统治下的传戒僧，要在受戒的时候使用。由此可知，辽朝皇帝通过控制菩萨戒的实行，彰显其作为菩萨的神圣性。通过三个主题的讨论，作者向读者展示了辽朝中后期皇权如何介入并主导佛教僧人活动，进而影响其发展与传播的，同时辽代皇权又利用佛教来巩固自身的神圣性。其中所运用的多为传世文献与石刻资料，而第二大部分则重点利用辽代佛教建筑来探讨“密宗的传播与契丹后期社会的佛教信仰情况”，亦由三篇论文组成。《契丹的受戒仪与不空系密教》通过对房山石经中的志仙记《发菩提心戒一本》和在佛宫寺木塔发现的《受戒发愿文》考述，指出辽朝通行的菩萨戒的受戒仪（受戒作法书）存在不空密教因素，不空密宗借由受戒仪在僧俗群体的广泛实行，在大众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契丹佛塔体现的密教形态：以朝阳北塔发现的文物为中心》一文则通过朝阳北塔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察辽朝东部佛教盛行地辽西霸州（今辽宁朝阳）的佛教信仰情况。其中作者结合北塔地宫的重层石经幢刻录的《佛说金刚大摧碎延寿陀罗尼》和《大随求陀罗尼》两种陀罗尼，以及经幢浮雕《过去七佛》和《八大菩萨》的内容，证明了不空系密教与慈贤系密教相互接纳的情况。第三篇文章《作为立体曼荼罗的契丹佛塔》一文主要对辽中京大塔初层壁面的尊像进行图像学的分析，指出其装饰图像是按照八大菩萨曼荼罗进行设计，其信仰倾向与朝阳北塔奉纳石经幢幢座侧面浮雕是一致的，体现了两个地区紧密的联系。各墙面的主题则体现了社会对“消灾”“延寿”等愿望的期待。最后，作者通过对该书6篇文章基本观点的概括，对辽朝佛教的发展特征进行了总结。他接受目前日本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在辽宋澶渊之盟缔结之后，东部欧亚地区形成了以辽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澶渊体制”。辽朝统治者开始从国家意识形态层面选择佛教，而不是中华文化圈的儒教和道教作为其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从国家层面积极推行佛教，使之成为凝聚治下不同地域群体的思想纽带。从上述6篇论文的主题即可解析出几方面的具体体现。首先，辽朝皇帝通过菩萨戒要将自己塑造成菩萨皇帝，以彰显其广域世界内万民的拯救者形象。其次，辽朝皇帝通过对学僧、内殿忏悔主和传戒僧论学的控制，以及受菩萨戒的活动，主导了佛教的仪轨与流传活动。在佛塔建造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也是辽朝统治者本人或者是受其支配的僧官“国师”。在国家的推动下，不空密教和慈贤密宗两大密宗流派日渐成为官方佛教的主流，其信仰宗旨体现在中京大塔等政治中心的佛教场所之内。在结尾处，作者亦提出未来还应当将契丹与周边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作为考察对象，探索在12世纪欧亚东部“澶渊秩序”的框架内，佛教是如何发挥沟通契丹与周邻地区纽带作用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辽金史研究多强调辽朝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于儒家思想和汉化，而日本学者则更倾向于认为契丹人通过佛教的联系，建立了不同于儒家思想体系的帝国统治秩序。两国辽金史学界的观点和视角的差异，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附录：《契丹佛教史研究》6篇论文初刊情况一览\n第一章《契丹帝后崇佛之地：兴宗朝庆州的地位》原刊《遼代興宗朝における慶州僧録司設置の背景》，《仏教史学研究》46（2），2003年。第二章《契丹皇帝与学僧：道宗朝的学僧鲜演及其著作的流传》原刊《契丹（遼）後期政権下の学僧と仏教——鮮演の事例を通して》，《史林》93（6），2010年。第三章《契丹皇帝与菩萨戒：作为菩萨皇帝的道宗》原刊《契丹（遼）後期の王権と菩薩戒》，森部豊·橋寺知子（編）《アジアにおける文化システムの展開と交流》，関西大学出版部，2012年，第129—161页。第四章《契丹的受戒仪与不空系密教》原刊《契丹（遼）の授戒儀と不空密教》，《遼金西夏研究の現在（2）》，2009年。第五章《契丹佛塔体现的密教形态：以朝阳北塔发现的文物为中心》原刊《北塔発現文物に見る11世紀遼西の仏教的諸相》，《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4号，2011年。第六章《作为立体曼荼罗的契丹佛塔》原刊《契丹（遼）の立体曼茶羅——中京大塔初層壁面の語るもの》，《仏教史学研究》52卷1号，2009年。藤原崇人其他论著\n1.藤原崇人：《金代節度·防禦使考》，《大谷大學史學論究》6号，2000年3月，第67—99页。2.藤原崇人：《金代禁衛組織について——侍衛親軍司を中心に》，《大谷大学大学院研究紀要》17号，2000年12月，第207—239页。3.藤原崇人：《金室·按出虎完顔家における主権確立と通婚家の選択——遼代女真の氏族集団構造を手がかりに》，《大谷大学研究年報》56号，2004年3月，第69—108页。4.藤原崇人：《元代華北における僧官の設置形態》，《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0），2005年，第23—43页。5.藤原崇人：《契丹（遼）時代の菩薩戒思想と〈戒本〉》，《内陸アジア史研究》（22），2007年，第165—166页。6.藤原崇人、武田和哉：《契丹の仏教と遺跡》，天野哲也、池田榮史、臼杵勲編：《中世東アジアの周緣世界》，同成社2009年版，第208—212页。7.藤原崇人；《蕭妙敬と徒単太后―契丹（遼）仏教継承の一過程》，宋代史研究會编：《宋代中国の相対化》（宋代史研究會研究報告集第九集），汲古書院2009年版，第315—350页。8.藤原崇人：《栴檀瑞像の坐す都——金の上京会寧府と仏教（シンポジウム 金王朝とその遺産）》，《環東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年報》5号，2010年2月，第3—17页。9.藤原崇人：《草海の仏教王国：石刻·仏塔文物に見る契丹の仏像》，《アジア遊学》（160），2013年，第88—100页。10.藤原崇人：《遼東仏塔初探：遼陽県塔湾塔について》，《真宗総合研究所研究紀要》（31），2012年，第41—48页。-孙昊","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2015\\第五篇 书评·书讯","仏教史学研究;文物に見る;契丹;佛教;シンポジウム;菩萨;皇帝;密宗;佛塔;曼荼罗;传戒"]
["岛崎藤村与郭沫若诗歌之比较","一\n日本近代作家岛崎藤村（1872—1943）和中国现代诗坛名家郭沫若（1892—1978）是中日两国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在最具权威的十多位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的名单排列中，是唯一的浪漫主义诗人。而藤村是日本近代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明治三十年发表的诗集《嫩菜集》被誉为“响亮地吹起划时代近代诗最初的青春号角”。[※注]藤村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在国内，得益于北村透谷平民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明治时代一定要经历一场大革命，一定要消灭贵族思想，创立平民思想，并针对明治专制主义政权统治的黑暗现实世界，设想出一个“精神世界”，欲从那里寻求个性、思想的完全解放；在国外，得益于西方浪漫主义作家的影响。藤村于明治二十九年进入明治学院，大量接触歌德、拜伦、雪莱、彭斯、华兹华斯的作品。众所周知，藤村的《嫩菜集》尤以抒情性见长，这当然是因为他对《古今和歌集》的至爱，而和歌的抒情性也是促成《嫩菜集》抒情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西欧浪漫主义思想，特别是华兹华斯作品的影响下，藤村的神教观从信仰走向诗性。华氏把诗描述为“强烈的情感的自然流露”，抒情色彩尤为浓厚，所以法国评论家又把浪漫主义称为“抒情主义”。所有这些，造成了藤村诗歌一个最基本特征——抒情性。岛崎藤村和北村透谷构建出的“精神世界”与郭沫若自诩“以全部的精神以倾倒于一切”的世界是有那么一点类似的浪漫主义世界。郭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自幼喜爱文学。他的少年时代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提倡所谓“新学”的时代。在他求学之初，便接触到一些近代文化知识，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学时代，他热情地参加了反清、反帝的爱国学生运动，并成为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曾先后三次被学校开除。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失望而苦闷，为寻找出路，于1914年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先学医，后来从事文学运动，想借文学这一武器来改造社会。在这期间，日本浪漫主义已经发生扭曲和裂变，他更多接触的是泰戈尔、歌德、海涅等人的作品。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他又接触到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于是郭氏长期郁结的民族感情，便在惠特曼粗犷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启示下找到了喷火口，产生了著名的诗集《女神》。提到《女神》，谁也无法回避郭沫若的泛神论问题。《女神》问世后，学者们纷纷对此展开了讨论。首先是人们表示同意郭沫若是一个泛神论者。但泛神论是什么呢？“穆木天把郭沫若的泛神论说成是卢梭的自然主义、歌德式的情感主义、老庄和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印度神秘的梵天、尼采的查拉图的世界”。[※注]应该说穆木天的说法是很有分量的，他的价值就在于泛神论是一些不同概念的杂糅。对此，郭沫若于1922年写下《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序引，对歌德的思想介绍颇为详细。以下是郭氏自己对泛神论的阐述：那么郭沫若的泛神论又怎么与藤村的“精神”有类似之处呢？泛神论认为：本体即神，神即自然。换句话说：神即宇宙万物，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神。再看藤村在《文学界》（2号）中论述：“真正的达观之士既不乐天也不厌世，胸中别有无限之青天，天地悠悠，不可言说的风情存在于其间，那是无量、无边、无限、极致、理想、风流、神。这样，月花变为无限之风情，基督是神，流水是理想之神，西行、芭蕉、但丁、莎士比亚都属同列。”（《怀念马上·人世》）[※注]既然神作为抽象的真理存在于万物之中，那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神”的泛神论又有多少区别？藤村在咏物诗《常青树》里写道：“尽管百草终会败落，常青树却永不枯黄。啊，多么悲壮！”在诗人笔下，常青树在风雪肆虐，万物凋零的数九寒天，依然傲然挺立，常青常绿，该有多大的“神力”！描写永盛不衰的自然是日本诗歌的传统，像松尾芭蕉等一些古典诗人，他们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自然风光，在优美、恬静的自然怀抱中消融了作者自我，描绘出一个自我与宇宙相融的“无我”境界，以此体现佛教禅学的“梵我合一”的世界。这也是穆木天对郭沫若“泛神论”所说的“卢梭的自然主义、哥德式情感主义、老庄和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印度神秘的梵天、尼采的查拉图的世界”。总之，藤村的世界观也是众多元素的杂糅。正如吉田精一所说：“不只是西欧，还有日本的古典，尤其是中世的隐者文学，或带中世色彩的思想感情……了解西欧的美与自由的人所持有的理想与日本现实之间的很大背反，使他们在实际人生中清高起来，并带有厌世感伤的哀愁。”[※注]除了西欧作家对诗人巨大的影响之外，日本的传统文学包括《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和歌的世界，从源氏到西鹤的小说物语，芭蕉代表的俳谐，近松等的元禄文学，都使藤村从中发现了崭新的世界。而西欧作家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华兹华斯自然观的刺激下，藤村的神教观与诗性形成合流。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中有言“我感到有物令我掠起……”这几行诗，明显反映了“西方的泛神论观念……”[※注]同时，关于泛神主义和原始崇拜主义，不仅可以追溯到印度的古老思想，而且东方的道家思想也具有泛神主义倾向。华兹华斯曾经学习过东方语言，从他的诗歌中可以发现类似的道家思想。而对藤村来说，不仅在华氏那里，也在东方本土上感受到道家思想中的泛神主义。当然，藤村的泛神主义和郭沫若的泛神论不会是相等的但却是异曲同工的。二\n藤村和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形态和情调，不仅不同工，而且格调迥异，美学风貌判若截然。那么，他们根本的不同点在哪里？以藤村在《落梅集》中一首为人所称道的《椰果》为例，这首诗让我们想起了李白的《静夜思》，它同样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出了漂流远客的思乡之情。藤村同李白一样，不追求想象的新颖奇特，也摒弃了辞藻的精工华美。但境是境，情是情，只借用一颗小小的椰果，以小喻大，那么逼真，寄托了自己深沉的忧思。一句“捞起椰果放在胸口”，激动的感情和浓郁的诗意沛然而来。整个诗的节奏是舒缓的，语言是朴素的，不像浪漫主义惯用的主体无限扩大，气势如大江狂澜，情境离奇，把想象和夸张的成分写到极致。而郭沫若的《女神》就是主体无限扩大，把想象和夸张的成分写到极致的浪漫主义诗歌。《女神》中的“我”几乎征服、占有了“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一切的一，芬芳。一的一切，芬芳……”[※注]郭沫若诗歌中的“我”简直是太神奇了。诗剧《湘累》中的屈原形象实际是诗人自身的化身，他感到自己具有“创造日月星辰”、“驰骋风云雷电”的伟大力量。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我像北冰洋的晴景一样壮丽，像提起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到太平洋那样蕴藏着无限神力”。《女神之再生》中的女神，她们最初各持乐器在龛穴中做神，当她们看到世界这般浑浊、昏暗，她们便自觉地肩负起创造新世界的职责：“姊妹们，新造的葡萄泥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在《天狗》一诗中，诗人将自我与神话中的天狗融为一体，那神奇的力量无可比拟：“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们当然能够理解，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作复活了民族的生机与人的个性生命，从而“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化”，旨在实践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但是他岂止是表现自我，而是成千万倍地放大了自我，是自我的绝无仅有的神话。除了“男性的粗暴”以外，还在《女神》中塑造了各种各样超乎寻常的女性形象，有类似于补天女娲的神奇女性，有给人类母亲般深恩厚爱的比观音还要伟大仁慈的女性，等等。《女神》中各色人物的神力，比齐天大圣还要神通广大。神话一般出现在特定的时期，在物质生产不发达的阶段存在，但20世纪20年代仍然产生了《女神》这样的神话，真是奇迹。一般来说，浪漫型艺术是理念的心灵内容超出了客观的物质形式本身的意义，是精神溢出物质，理念压倒形象，都是以理念中精神内容与物质形式的不协调为特征，只是不协调的程度不尽相同。郭沫若的《女神》，是精神无限地溢出了物质，精神内容与物质形式多不协调；而外国浪漫主义诗人则少有这种不协调的情况，诸如雪莱、华兹华斯，包括郭沫若受其影响颇深的美国诗人惠特曼，遍读他们的诗作，很难见到主体无限扩张的诗篇。现在我们来看岛崎藤村的诗歌。作为日本《文学界》浪漫主义最丰富的成果的《嫩菜集》，像西洋诗人那样，呼唤着清新的思潮，充满美好的激情。全诗中见不着一丝在主体无限扩张下的“奇人奇事奇景”。它只是运用传统诗歌的象征和比兴，即运用比喻和托物起兴的方法描绘事物和表达感情。我们说的“象征”，乃是秋风象征一种巨大的扫荡旧世界的伟大力量。请注意这力量“自西方的海上吹起”，是否可以大胆设想为来自西方的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和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现代自由主义。正因为这样，所以作者欣喜若狂，见到了“丛林漫染皆红枫”，感受到了“象早晨的雄鹰拍击着翅膀，日日夜夜在蓝天上飞翔。这萧然劲吹的秋风，它的羽翼有声有力”，因而相信，只要污浊的世界还存在，“秋风断然不肯停息”战斗。所以诗的精神内容与物质形式是协调的，但这不排斥和否定它的浪漫主义因素，因为诗正是以启蒙主义和革命的价值观表达了坚不可摧地对抗旧世界的理想。再看他的短诗《初恋》，同样朴实，没有奇人奇事奇境，但它歌颂了自由恋爱的理想。只有这样的恋爱，爱情才能够在“这里奔跑”，不愧为爱情至上的宣言。作为对封建婚姻和伪善道德的反叛，这样的“恋爱至上”也不失为一种理想的格局。三\n对两位诗人浪漫主义诗歌的比较，并不意味着是扬藤村而抑郭沫若。必须明确，《女神》是反封反帝反专制的响亮号角，在诗人心目中，旧中国从它的过去到现在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在烈火中葬送，让“死了的凤凰”重生，有力地表现了对旧世界的否定，因而在当时对革命人民有着无限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只是需要探讨的是，过于扬精神而抑物质是否科学？这种过于张扬的精神就是郭氏在《生命底文学》一文中表现的“唯能论”思想。他说：“人类生命中至高级成分便是精神作用。精神作用只是大脑作用底总和。大脑作用的本质只是Energy（能）底交流。一切物质皆有生命。一切生命皆是Energy底交流……”不得不说郭氏的诗和包括藤村在内的外国诗人的浪漫主义诗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品种。（原载《长沙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张秋芳-张剑","郭沫若研究年鉴2013\\第二篇 论文选粹","郭沫若;浪漫主义;泛神论;女神;诗人;诗歌;主义;西欧;浪漫主义诗人;文学;岛崎藤村"]
["《我的丈夫郭沫若》相关问题梳考","1973年秋至1974年初冬，董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中文藏书部看见手抄本《我的丈夫郭沫若》时的反应是：“‘你好！’——《我的丈夫郭沫若》，佐藤富子著。是手抄本。字写得不好。该打手板。不过，放他一马。到底是有心人。进到这样一座藏经楼，进到这样静的宇宙里面，进到这样香的旧梦里面，放他一马。伦敦到底蛮可爱的。”[※注]贾植芳1982年在审读《郭沫若研究资料》时如此写道：“抗战中佐藤富子（郭的夫人）曾写有《我的丈夫郭沫若》，原载日本《文艺春秋》，中国曾有译文，应查出；（此文不知是否即此编中的《怀外子郭沫若先生》？此处无原出处，只写‘收入《抗战中的郭沫若》一书’。）”[※注]根据这两个事例可以知道，署名佐藤富子的《我的丈夫郭沫若》曾经是一篇影响很大的作品。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不但没有人对该文进行系统梳理，一些说法还与事实不符，笔者拟在此逐一进行梳理、考证。一 在日本发表的刊物和题目\n关于该问题，还有以下五种说法：查日本出版的《新女苑》可以知道，该文发表在1938年4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4号上，版权页上明确标明“每月发行一次”，即月刊，发表时的题目是“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直译成中文为《回到中国的郭沫若》。由此可知，以上五种说法中，有四种存在错误。二 在中国的译载情况\n《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在1938年4月1日出版的《新女苑》第2卷第4号上发表后半个月即4月16日，香港出版的《国际文摘》半月刊第1卷第6期便发表了《郭沫若夫人的悲哀》，该文摘译了《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的“这样很快的过去，不知不觉已经十年了”至末尾的部分文字（计400余字）。在译文前面的说明文字中，作者将文章题目翻译为《归国的郭沫若》。最早从头至尾译载该文的刊物是上海出版的《新语周刊》，在其4月22、29日出版的第1卷第1、2期连载了题为《我的丈夫郭沫若》的译文（约7000字）。《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在《新女苑》第2卷第4号发表时仅用星号分成五部分，没有章节目录。翻译成《我的丈夫郭沫若》在《新语周刊》连载时分成了六部分，并且增加了以下章节目录：《在九州帝大医科毕业回国以前》《在贫苦的挣扎中的创造社时代》《在广东和共产党携手前后》《武汉时代佐藤为母亲的精神》《危险万分中在汉口夫妻的团聚》《佐藤祈祷和平的日子早些降临》，前三部分发表在第1期上，后三部分发表在第2期上。5月8日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第20号转载第1期文字时删掉了章节目录（应该是为了与转载自《文会周报》的文章格式保持一致），代之以空行，删掉了“但蒋根本上带有右翼的思想”这一不符合当时国共合作形势的文字，其他没有大的改变。该译文收入（汉口）战时文化出版社1938年5月14日初版、5月20日再版的《我的丈夫郭沫若》（为“战时文化丛书·丛书外集之二”）时，该书的编辑者是晓华、重子，根据《弁言》的落款可以知道，“重子”即“金重子”。该译文在收入《我的丈夫郭沫若》时，前面增加了《弁言》《郭沫若小传》，后面增加了《由日本回来了》《关于郭沫若》两部分内容。《由日本回来了》收录了郭沫若发表不久的三篇文章：《由日本回来了》《回到上海》《谒见蒋委员长》，《关于郭沫若》收录了金重子、晓华辑录的4篇文章：《在军中》《播音之前》《武汉观感》《抗战一夕谈》。通过比较可以知道，《新语周刊》版在收入该书时主要有以下变动：一、删去了多处不利于当时国共合作的文字[※注]；二、将第3部分的标题《在广东和共产党携手前后》改题为《从上海到广东》，将第六部分《佐藤祈祷和平的日子早些降临》分为《在日本亡命十年》《夫之国与妻之国交战之后》两部分；三、第4、7部分各增加了一处文字[※注]；四、在“蒋介石”后面增加了表示尊敬的“将军”二字；五、总字数减少了约1000字。几乎与其同时译载该文的刊物是上海出版的《文会周报》，在其4月（未标明具体出版日期）出版的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归国的郭沫若》的译文（不到3000字），用星号分成4部分，没有章节目录，译者苏讯。《文摘·战时旬刊》第20号仅转载了《新语周刊》还没有发表部分的内容，字数也从发表时的约800字减少为约400字。该译文未见收入任何集子。第三个从头至尾译载该文的刊物是上海出版的《众生》半月刊，在其5月1日出版的第1号上发表了题为《怀外子郭沫若先生》的译文（约7000字），译者周山崎美子、林洁。该译文不但没有其他三个中文版本的章节目录，连日文版的星号也没有。该译文的收录、转载情况为：一、（上海）日新社1938年5月版《我的丈夫郭沫若》收入该文时，将标题改为了《我的丈夫郭沫若》，敏感词汇用“X”代替[※注]，增加了章节目录[※注]；二、（上海）战时出版社1938年版《抗战中的郭沫若》作为附录[※注]收录该译文（目录题为《怀外子郭沫若》）时，敏感词汇用“X”代替[※注]；三、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6月号转载了《众生》半月刊上的译文，后又被《港台·国外谈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程新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全文收录；四、《文教资料简报》总第88期（1979年4月）转载收入日新社版的《我的丈夫郭沫若》时，仅转载了属于译文的前12节，未转载郭沫若写作的后三节。《杂志》第1卷第1期发表的《回归故国的郭沫若：郭夫人佐藤富子的回忆录》没有交代是译载还是转载，经核对，与（汉口）战时文化出版社版《我的丈夫郭沫若》的相关文字基本相同。不过，全文不到800字，仅包括具有煽情作用的开头和结尾。在这些文字中间，插有郭沫若的一幅速写像、《又当投笔请缨时》的手迹；在文章后面，发表了郭沫若的《遥寄安娜》。根据以下引文可以知道，《中国日报》也发表过一篇题为《我的丈夫郭沫若》的翻译文章：“本文，在中国已经有了两种译本，就是上海的《中国日报》和《众生》……”[※注]笔者曾设法查找该报纸，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查读秀学术搜索网站，民力书局1938年出版过《我的丈夫郭沫若》。该网站是如此介绍该书内容的：“记述郭沫若在日本留学至抗战从日本归来的经过。附录：《郭沫若笔下的佐藤富子》、《一篇别人假托的文章——佐藤富子的〈我的丈夫郭沫若〉》”。《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上编对该书有如此介绍：“广州民力书局1938年版32页”[※注]。由此可以断定，该书确实出版过，遗憾的是同样没有找到。三 对《我的丈夫郭沫若》是否为佐藤富子本人所写的不同看法\n《我的丈夫郭沫若》译载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人们并没有怀疑它的作者问题。与《新语周刊》第1卷第2期同一天出版的《文汇报·世纪风》上，发表了《遥寄安娜》《关于郭沫若夫人》《慰郭沫若夫人》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郭沫若的一首七律，写于他从友人书信中得知安娜被囚禁、拷打的消息后，根据具体内容可以知道，该首诗应该是编者从阿英的《关于郭沫若夫人》中抽出来发表的。第二篇是阿英写作的一篇回忆文章，主要回忆郭沫若1937年11月20日题赠他《遥寄安娜》和《信美非吾土》的经过，其中发表了作者对《我的丈夫郭沫若》的看法：“日来沪报译载郭夫人安娜女士，及于兄之过去，叙述周至，而自身目前与诸儿在千叶所遭痛苦，尤时流露于字里行间，读之不禁黯然。”第三篇文章的作者是柯灵，主要发表了他对《我的丈夫郭沫若》的看法，认为该文“以悲剧主角的心情”吐露了“哀戚的声音”。根据后两篇文章的内容可以知道，阿英、柯灵都没有怀疑《我的丈夫郭沫若》是他人冒名写作的。根据以下引文可以知道，刚羊在写作《寄郭沫若夫人佐籐富子》时，同样没有怀疑《我的丈夫郭沫若》是他人冒名写作的：“满纸心酸言，双眼血腥泪！/丈夫志许国，宁为儿女醉？”[※注]根据已掌握的资料可以知道，《我的丈夫郭沫若》在《文摘·战时旬刊》第20号转载后，共有三家报刊发表了采访郭沫若的文章，标题分别为：《〈我的丈夫郭沫若〉不是佐藤富子的亲笔》[※注]、《为郭夫人的〈我的丈夫郭沫若〉访问郭沫若先生》[※注]、《〈我的丈夫郭沫若〉并非郭夫人所写》[※注]。第一篇文章指出第3、5、7、8、9、10、13、14、16、20、21、24、27、28、29、31段存在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注]，涉及郭沫若留学到归国抗战的诸多事情。后两篇文章内容大同小异，现全文抄录其中一篇如下：但是，一位署名草木的人看见“汉口某小报”上的否认文章（当为《文摘·战时旬刊》第21号转载的上引文章）后，写作了《〈我的丈夫郭沫若〉》，提出了不同看法，其结论为：为了搞清楚该问题，唐明中1984年4月在访问郭安娜（即佐藤富子）时当面问过，得到的回答“肯定明确”：“我没有写过，不是我写的。”[※注]1985年，郭沫若的堂弟郭开鑫专门为此写作了一篇文章，结论为：“其实，《我的丈夫郭沫若》一书的作者并非真的是佐藤安娜，是一个作家假托佐藤安娜名义写的。”[※注]四 关于“假托”内幕的推测\n关于“假托”内幕，面世的三篇文章探讨了该问题，笔者现在依照时间顺序逐一罗列相关内容指出其中存在的史实错误。根据“当时我们就根据着这期文摘的译文将事实不符的地方作了一个校正”可以知道，第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实际上出自郭沫若本人和他当时的机要秘书孙陵：引文中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有两点：一、尽管《我的丈夫郭沫若》写郭沫若海外十年的文字不多，但并非“一字也没有谈到”，出现该问题的原因是，《文摘·战时旬刊》第20号未转载该部分内容，因而郭沫若、孙陵一时无从看见；二、根据郭沫若指出的近二十处错误可以知道，佐藤富子并未“向执笔者谈述过她的心境和过去的生活”，“假托者”对郭沫若之前发表的文章也不熟悉[※注]，否则不会出现如此多的错误。第二篇文章出自一位署名草木的作者，具体内容为：首先，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应将“郭氏在福冈住了十年”修改为“郭氏在市川住了十年”：1928年3月，郭沫若一家在日本市川居住下来；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离家出走回到中国；郭沫若归国抗战后，佐藤富子仍然住在市川，“喜投人所好的日本记者”只能在市川而不能在福冈“包围”她。其次，该篇文章中的说法与佐藤富子的性格不相吻合：“安娜的性格历来是刚强的，只要她拿定主意不开口，既使是日本的特务警察的拷问，也是奈何不了她的。”[※注]在郭沫若已经归国抗战的情况下，过多谈及郭沫若的过去对她应该是不利的，所以，此时的她更有可能选择闭口不谈。第三篇文章同样出自三厅初期担任郭沫若机要秘书的孙陵，只不过时间是去台后的上世纪60年代。首先，根据孙陵自己1938年写作的《〈我的丈夫郭沫若〉不是佐藤富子的亲笔》可以知道，“这篇文章所写的各种事情全对”的说法是错误的。其次，“一定是警察厅套去她底详细口供，由别人捉刀，冒她名字写的”的说法值得怀疑，理由为：一、该文主要是从私人生活、情感角度来写作郭沫若与佐藤富子的关系，它们应该不是“警察厅”关注的重点；二、如果确实出自佐藤富子的口供，应该不会有这么多明显的错误。五 结合《亚细亚之子》的推测\n由于没有与《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有关的任何材料，笔者无法对它的写作情况进行有根据的推测，只好另辟蹊径：结合早一个月发表的《アジアの子》（《亚细亚之子》）的写作情况，推测一下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异同点[※注]。《亚细亚之子》的主要情节为：在好友郑的劝说下，流亡日本十年的汪在七七事变后离开日本回到了中国。回国后不久，汪发现自己被政府和郑欺骗，于是“断然来到北支，投身到日本的军民中”[※注]，并且把留在日本的老婆、孩子也接了过来，在日本意识形态指导下共同开发北中国。郁达夫看见该文后，写作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痛斥该文作者佐藤春夫是“最下流的娼妇”[※注]。郁达夫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注]郁达夫看见《亚细亚之子》后如此愤怒，是因为该小说中的郑和汪是以郁达夫、郭沫若为模特儿虚构而成，并且虚构的一些事实对郁达夫的人格造成了极大侮辱，如：郑完成了把汪策动回国的使命后，“从蒋那里得到了比十年前通缉汪时的悬赏金多几倍的钱”；郑和北伐时追求汪的女人一起住在西湖边的别墅里。日本战败投降后的1945年12月，佐藤春夫在《呼唤旧友》中部分交代了他这样写作的原因：从该段引文可以看出，佐藤春夫怀疑郁达夫“东京之行另有目的”的原因为：一、郁达夫在东京期间走访过郭沫若，并且“断然拒绝”自己带郁达夫前去拜访；二、郁达夫“回国时显得神色慌张”，而且“走后不久”（实际上有7个多月之久：郁达夫离开日本前往台湾的时间是1936年12月22日，郭沫若离开日本的时间是1937年7月25日）发生了郭沫若“从千叶家里逃回中国的事件”。看看《亚细亚之子》中的相关内容可以知道，佐藤春夫在小说中将他的怀疑作为事实添油加醋地写了出来。现在，我们结合相关史料探讨一下佐藤春夫此时写、如此写《亚细亚之子》的原因。郭沫若归国后不久，日本集中译载了一些郭沫若的文章，它们是：《关于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态度》（《日本评论》第12卷第10号，1937年9月）、《由日本回来了》（《改造》1937年11月增刊号）、《访问蒋介石》（《改造》1937年12月增刊号，节译自《在轰炸中来去》的第十节）、《日军并不可怕》（《文艺春秋》1937年12月15日增刊号）[※注]……关于这些文章在日本译载后的反响，看看以下引文便可略知一二：既然郭沫若离开日本回到中国是日本新闻界的“一大话题”，那么写作与郭沫若有关的文章一定能吸引读者注意，这应该是佐藤春夫如此快地写作、发表《亚细亚之子》的原因之一[※注]。在郭沫若这些翻译成日文发表的文章中，归国抗战是其主线。在《亚细亚之子》，归国的汪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于是转而前往日本占领下的北中国为大东亚共荣理想而工作，佐藤春夫这样写，很明显是与郭沫若唱反调，进而达到“配合日本军国政府发动的侵华战争”[※注]的目的。现在回过头来探讨《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的写作情况便会发现，它与《アジアの子》应该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アジアの子》发表在《日本评论》1938年3月号上，《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发表在1938年4月1日出版的《新女苑》第2卷第4号上，两者发表时间的相近告诉我们，它们应该都与郭沫若翻译发表在日本的文章有关。《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直译题目为《回到中国的郭沫若》，看看实际内容可以知道，将题目翻译成《我的丈夫郭沫若》与所写内容更吻合[※注]。题目与内容的差异告诉我们，作者将题目确定为《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应该与郭沫若的《由日本回来了》直接相关：郭沫若写作了《由日本回来了》，单从题目上看，《回到中国的郭沫若》便与它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根据作者确定的题目应该可以做出如下推断：《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的作者写作该文的一个目的是吸引读者注意：人们根据郭沫若的《由日本回来了》可以知道郭沫若离开日本到达到中国的情况，那么，“回到中国的郭沫若”怎样呢？这应该是人们关心的话题，于是作者便为文章确定了这样一个题目。如果《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的作者是郭沫若的夫人佐藤富子，那么人们感兴趣的程度一定更高，这应该是该文署名为“郭沫若夫人佐藤富子”的原因。看看以下引文可以知道，与佐藤春夫写作《亚细亚之子》是为了“配合日本军国政府发动的侵华战争”不同，《回到中国的郭沫若》的作者写作该文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出于对佐藤富子的同情和盼望中日战争早日结束：“我在比任何一个人都倾注全心、日夜祈祷盼望战争结束的同时，漫无边际地回忆着痛苦不迭的过去”，“面对袭来的痛苦，我像母鸡保护幼雏一样，迎上前去同无比残酷的命运搏斗，并在心里热切企盼着和平早日到来”。[※注]正因为如此，作者在写作该文时，完全站在佐藤富子的立场，设身处地地写作了这样一篇文章，以致达到了几可乱真的程度：“是篇文章，着实写得哀婉动人，即令是一个怎样高明手法的作者，但郭夫人深心的事决不会描摩得那么逼真，只有个中人才能够把感情这样发挥无遗……”[※注]由此可知，该文作者尽管是冒名写作，却写出了佐藤富子的真实感情。也就是说，该文流露出来的感情既是佐藤富子的、也是作者自己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切反对侵华战争的日本人民的。尽管《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是冒名写作，比较一下以下两段文字却可以知道，所写内容至少部分来自佐藤富子：这两段文字都是在回忆佐藤富子1927年夏离开广州的事情：前文出自《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后文出自《与郭沫若日籍夫人安娜相处的日子》；前文发表在1938年4月出版的《新女苑》第2卷第4号，后文发表在《档案春秋》2008年第9期；前者作者署名“佐藤富子”，后文作者是1958—1988年期间（“文革”期间曾一度中断）照顾安娜日常生活的吴月丽。尽管两者有以上差别，所写事实却大同小异。吴月丽明确地告诉我们，她所写内容来自郭安娜的回忆[※注]，那么可以肯定，《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的相关内容也来自郭安娜——因为回忆中的另一核心人物孙炳文1927年4月20日已在龙华被杀害。现在回过头来看指出《我的丈夫郭沫若》错误的地方可以发现，尽管郭沫若指出其中的16段存在错误的地方（需要说明的是，只是存在错误的地方，并非全部错误），但是，《文摘·战时旬刊》第20号转载该文时共有35段，意味着郭沫若并没有完全否认所写内容。并且，看见转载于《文摘·战时旬刊》第20号的该文后，不但郭沫若自己怀疑佐藤富子“向执笔者谈述过她的心境和过去的生活，于是执笔者便假借了郭夫人的名字发表了这一篇文章”，还认为文章开头第1、2段和结尾第31—35段所写内容代表着佐藤富子的“心境”：根据以上事实可以推断，前人的以下推测至少部分是正确的：“郭氏在福冈住了十年，好些人对于他们夫妇的一切是很深悉的，当中日战争爆发，郭氏悄然回到祖国，这是一般喜投人所好的日本记者，认为最好的材料，于是就多方从旁打听，或是包围夫人，请其叙述郭氏经过，以吸引读者。”[※注]在笔者看来，文章所写材料的最初来源尽管可能主要出自佐藤富子，但它们不是她亲口告诉《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的作者的，而是来自于熟悉他们的人——郭沫若一家在市川居住了九年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佐藤富子在闲谈时与人谈起他们的过去是完全可能的。郭沫若归国抗战后，特别是他的《由日本回来了》等文章翻译发表后，“一般喜投人所好的日本记者”当然希望从佐藤富子本人口中知道她与郭沫若的情况，但是目的并未达到，于是“多方从旁打听”，写作了该文。应该正因为如此，致使《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尽管郭沫若指出35段中的16段存在着错误，一些人仍然坚持认为“此文纵令不是郭夫人所写，而必然与郭夫人发生较深的关系”[※注]。也就是说，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为：正因为所写内容并非直接来自佐藤富子，而是经人转述，属于道听途说，所以存在不少错误；正因为所写内容间接来自佐藤富子，并非向壁虚构，所以存在真实的内容。通过以上梳考可以知道，《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的作者是假托的，其内容却间接来自佐藤富子，存在一定的真实性，由此可知，该文属于作者伪、内容不一定伪的伪书。对待此类伪书，我们在指出其作者伪的同时，对其中的史料却不能弃之如敝屣，因为“伪书和伪事不是一回事”：“真书中可能有伪史料，而伪书中又可能蕴藏真史料。”[※注]就本文而言，既然郭沫若指出其中16段存在错误的地方，那么，凡是郭沫若没有否认的事实便有可能是真实的，如果能够找到旁证，便可以断定其真实性。由于《支那へ帰った郭沫若》中有不少属于佐藤富子个人经历或者只有她个人能够回忆的事情，如1927年夏离开广州前往武汉事，这种事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有必要重视。该文的价值还在于，通过它，我们不但知道了郭沫若归国抗战在中日两国间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还知道了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痛苦，知道了当时不少日本人也和中国人一样“热切企盼着和平早日到来”。如果要研究七七事变爆发后一段时间内日本人民对此次战争的态度，该文应该是不错的史料。（原载《大西南文学论坛》2016年4月第1辑）-廖久明","郭沫若研究年鉴2018\\第七篇 学术争鸣","郭沫若;丈夫;佐藤;译文;写作;夫人;抗战;郁达夫;支那;出版;文摘"]
["日本“农文协”创立55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侧记","应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简称“农文协”）邀请，我于1995年9月30日至10月12日赴东京参加了该协会创立55周年纪念学术活动。农文协是日本一个民间社团组织，创立于1940年3月25日。在二战前的五年间，农文协亦曾协助政府对外实施侵略战争政策，但从战后伊始，便认真地进行反省和自我批判，并且沿着民主主义方向着手重建工作。如今，除东京总部外，它在日本各地还设有九个分部，逐步形成全国性的网络结构。几十年来，农文协立足于农村，一方面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开展农山渔村文化活动，一方面出版农业科技和思想文化类图书，直接为农民服务。尤须提及的是，伴随日本国际化时代的到来，农文协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把视线从国内移向国外，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与亚洲各国的合作。目前，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和北京图书馆之间均有合作事业；同时，它还支持中国的安藤昌益研究和日本思想史研究，1992年在济南与山东大学联合举办了“中日安藤昌益学术讨论会”，共同出版了会议论集，此外还与山东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了中日哲学家合作研究的成果《战后日本哲学家》（1995）。1995年，农文协在日本战后50年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迎来了55周年的生日。在讨论采取什么形式纪念创立55周年的问题时，他们排斥了举行酒会招待会的形式，决定以“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1世纪”为主题，举办“全农文协展示会”，召开系列学术讨论会，出版各种纪念图书等。我应邀参加了10月2日的“中国哲学家谈日本”和10月3日的“中国的安藤昌益研究”这两个学术讨论会，其共同主题是“以东方哲学开拓人与自然和谐的21世纪”。在第一个讨论会上，由杭州大学王守华教授和我作纪念讲演，题目是《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王守华）和《日本“脱欧入亚”的条件》（卞崇道）；在第二个讨论会上，由王守华、李彩华和我三人作基调报告，题目分别为《东方传统的环境思想的现代意义》（王守华）、《从守农大神的立场来看现代‘中国的农村》（李彩华）和《安藤昌益与日本现代化》（卞崇道）。两个讨论会均由名古屋经济大学副校长、日本思想史学者铃木正教授主持。下面结合上述两个讨论会谈几点感受。第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是日本重返亚洲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本世纪上半叶，日本参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外推行殖民主义和侵略扩张政策，给中国、朝鲜、韩国等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本世纪下半叶，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中重新崛起，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大国。在总结战后50年，迈同21世纪的时候，日本欲返亚洲，首先要解决的课题是什么呢？我在《日本“脱欧入亚”的条件》的报告中，认为日本从“脱亚入欧”转向“脱欧入亚”（也有人称为“联欧入亚”），目的是谋求在国际政治事务中“政治大国”的地位。但是，日本能否为亚洲各国所接纳，关键在于能否正视历史。50年来，尽管日本人民对过去的侵略历史有着深刻的反省，可在日本也确有一些政治家和极少数右翼分子迄今仍不承认侵略罪行，反倒制造种种谬论为之辩解。报告从制度上和认识上分析了这些人不能正视历史的原因，指出天皇及天皇制的存在，从制度上影响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而皇国主义历史观、利益至上主义价值观和国家主义世界观，则是阻碍人们正视历史的认识上的原因。在世纪转变的关键时刻，日本唯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亚洲各国和人民的理解与信任，才能在21世纪与亚洲各国一起，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作出贡献。这也是农文协举办纪念学术讨论会的宗旨。坂本尚专务说，21世纪的日本作为“脱欧入亚”之亚洲的一员，必须在信赖的基础上与亚洲各国建立相互尊重、相互协作的关系。第二、安藤昌益与日本现代化。安藤昌益是18世纪中叶日本的农民思想家，他提出的“自然世——法世——自然世”社会观是一种发展史观，具有超越时空界限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我在《安藤昌益与日本现代化》的报告中，指出在日本现代化中，昌益思想虽然没有发挥直接的作用，但是，昌益对封建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成为后来近代思想家们的先驱；昌益还指出，货币经济下无节制地追求“妄欲”，导致了由对他人的掠夺到增强军备，对他国的侵略，这一观点为我们今天分析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原理。报告进而指出，日本自明治开始的现代化遵循“脱亚入欧”的方针，取得了成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然而，当今日本的现代化社会并不是人类的理想社会，日本现代化的模式也不是完美的模式。我们今天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构筑理想社会的蓝图时，安藤昌益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的高级的“自然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了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1世纪，农文协之所以举办安藤昌益学术讨论会，其意义亦在于此。第三，东方环境思想的现代意义。神道教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王守华从哲学的视角出发，指出日本神道中“人神一致”的思想与婆罗门教的“梵我合一”、儒教的“天人合一”、道家的“人天统一”一样，不同于强调主体（人）积极改造客体（自然）的西方环境观即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或一体关系这一东方思想的根本特征。王守华还指出，安藤昌益也主张自然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两者是统一的，相互关联的。这种强调自然界的大生态与人的小生态之和谐与统一的重要性的思想，与儒教从“民胞物与”的思想出发、主张限制人的欲望，确保自然生态系良性循环的思想，与道家的人与天地万物都是“含道含生”的主张，具有共同的本质。通过对上述思想的分析，王守华指出，今天我们从现代的环境意识出发，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扬弃东方传统的环境保护思想，从中可以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这也显示了东方哲学的现代重构的可能性及其意义。总之，从参加农文协创立55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切身感受到农文协在战后50年的历史关头，不仅敢于正视历史，而且立足于时代的高度，结合自身的事业制定出迈向21世纪的宏伟蓝图，即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1世纪。农文协全体成员正满怀豪情与自信，为实施这一战略方策而勤奋地努力工作。我想，以“东方哲学”开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1世纪”，不也正是我们这些东方哲学研究者的光荣使命吗！-卞崇道","中国哲学年鉴1996\\海外哲学见闻","亚洲;学术讨论会;农文;东方哲学;和谐;现代意义;创建人;神道;哲学家;纪念;侵略"]
["海南省","【昌江县乌烈新石器时代遗址】孟原召、韩飞、黄兆雪\n发掘时间：2016年1月工作单位：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昌江县博物馆2016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发掘项目执照号：考执字〔2014〕第147号］，联合考古工作队对昌江县乌烈镇乌烈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野外发掘作业约15天，探方累计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发掘最大深度80厘米，出土磨制石器一百余件，包括石斧、石锛、石凿、石环等器形以及大量石胚料，与之伴出的还有一定数量的夹砂红褐陶器残片。初步判断，乌烈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旷野遗址，具有石器加工场的性质。目前，正在开展相关标本的整理和深入研究。【海南本岛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李钊、蒋斌\n调查时间：2016年7～9月工作单位：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琼海市博物馆海南岛地处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本岛东侧沿海的古代贸易航线尤为重要。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2015～2016年度海南岛沿海水下考古调查主要围绕万宁、陵水、三亚海域进行。此次调查通过线索走访、陆地调查、物理探测、潜水探摸等方式，完成该海域水下文化遗产的初步调查。通过梳理文献和线索走访，确定以史载独洲山、独洲洋所在的万宁大洲岛海域为重点调查区域，以渔民提供其所亲见的万宁石梅湾清代沉船为重点调查疑点，以藤桥东河河口土福湾为重点调查区域。先后在万宁港北港、大洲岛、石梅湾、洲仔岛，三亚东瑁洲外、藤桥土福湾，陵水双帆石等海域开展。对水下遗存的疑点区域进行大面积的物探扫测，每处疑点扩大为2000米×2000米的扫测区域，物探方法以侧扫声呐和多波束为主。此次调查是首次在海南本岛东南部沿海开展的大规模区域物探调查，初步了解了万宁至三亚重点海域的水下文物资源，摸索出一套适合海南沿海地区的调查方法，积累了一批基础资料和疑点线索。确认了万宁大洲岛、石梅湾为史志所载独洲山、独洲洋区域。对大洲岛前港近代蒸汽铁船进行了测绘，掌握了石梅湾一号清代沉船疑点的具体位置。下一步将对大洲岛、港北港等已掌握的水下疑点进行探摸确认，对石梅湾沉船疑点进行50米×50米的水下钻探，对淤沙层较厚的三亚土福湾海域进行浅地层剖面扫描。【三亚藤桥古墓群】李钊、孙建平\n调查时间：2016年7月工作单位：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亚市博物馆藤桥古墓群位于三亚市海棠湾镇东溪村东3000米处的海滨沙滩树林中。其西靠番岭坡、南临藤桥东河合口港，东面百余米即为土福湾。其范围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500米，占地约20亩，保护区设有围栏。1983年4月，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开展文物普查时发现墓葬约45座。1986年试掘了其中的几座墓葬，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圹长1.8米～2米，宽0.8米～1米，深1.2米，无葬具和随葬品，墓内骨架侧身屈肢，头朝西北，面朝西。为了配合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前期工作，2016年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复查和测绘，发现现存墓碑共36块，并进行了位置测量。墓葬具有一定的方向性有序排列，均坐东南朝西北，墓圹无封土，有的墓圹前后各竖立一块珊瑚石墓碑，有的仅有一块。这些墓碑经过人为的精心雕刻，具有不同的形制和特征。藤桥古墓群及其周边的番岭坡、合口港、土福湾等历史区域的价值，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第二篇 考古文物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国家文物局;文物考古;海南省;万宁;大洲岛;工作单位;发掘;海域;文化遗产保护"]
["井上厦的“反鲁迅”","《上海月亮》是日本著名剧作家井上厦（1934—2010）创作的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剧本。剧本发表于1991年3月1日出版的日本文学杂志《昴》（すばる），发表十天之后出版单行本，剧本发表、出版当月即由井上厦创建的剧团“小松座”在东京搬上舞台。井上厦不是作为学院派学者对鲁迅进行学术性研究，而是作为学院外的作家，以事实为基础，用虚构、夸张、变形等艺术手法塑造鲁迅、表达对鲁迅的认识，因此“井上鲁迅”处于“日本民间鲁迅”的系列之中。本文主要论述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病”与“笑”：《上海月亮》的舞台空间。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在上海度过，曾四次避难。《上海月亮》将四次避难整合为一次，时间设定在1934年8月23至9月16日，地点设定在内山书店二楼的仓库。登场人物共六位：鲁迅、许广平、内山完造、内山夫人美喜、须藤五百三、奥田爱三。六位登场人物中有两位医生（须藤与奥田），是《上海月亮》的基本构思决定的。剧本将鲁迅设定为“疾病的百货商店”，不同的疾病需要不同的医生来治疗。医生为鲁迅治病构成了剧本的基本情节，疾病与病的康复构成了《上海月亮》舞台空间的基本内容。剧本充分发挥了疾病作为叙事媒介的功能。剧本中，鲁迅不仅患胃病、牙病，并且患上人物误认症、失语症。井上厦通过虚构的人物误认症与失语症，打开了剧中人心灵空间并扩大了戏剧舞台空间。人物误认症状态下的鲁迅把须藤医生当成藤野先生，把许广平当作朱安，把奥田医生当作青年作家洛文，把内山夫人当作秋瑾，对每一个人表达心中的愧疚。这样，人物误认症使鲁迅敞开心扉。须藤医生为了治疗鲁迅的人物误认症，让被鲁迅误认的人扮作鲁迅意念中的人来“宽恕”鲁迅。于是，以人物误认症为媒介，更多的历史人物通过剧中剧的形式登上舞台，舞台空间在获得多重性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的历史纵深感。《上海月亮》对“疾病”进行创造性运用，建构了多层面、大纵深的舞台空间，完成了语言的异常化，进而制造了丰富的喜剧效果。二、“反鲁迅”的价值体系。鲁迅在仙台留学的时候受幻灯片事件影响弃医从文，立志用文学改变国民精神。而在《上海月亮》中，“病鲁迅”身心俱病，需要两位日本医生和家人、友人一起来救治。不仅如此，“病鲁迅”还被用喜剧形式处理。《上海月亮》的基本构思表明了井上厦对鲁迅的颠覆与调侃。而且，在剧本中，井上厦颠覆、调侃鲁迅的自觉意识还决定着剧本的角色设计与故事展开过程。剧本与鲁迅之间存在着若干组颠覆式对话关系：用“弃文从医”、“宽恕”、“心灵相通”分别颠覆鲁迅的“弃医从文”、“不宽恕”、“心灵不相通”。颠覆性对话本是井上厦文学创作中常用的模式之一。在井上这里，“颠覆”（或者“对立”）是一种对话方式、一种智慧、一种略带恶作剧色彩的幽默。颠覆未必一定意味着否定。相反，某种情况下，颠覆能够通过建立对称性、对话性结构提供多元价值体系，制造舞台喜剧效果。就鲁迅而言，因为鲁迅是难以颠覆的，所以这“颠覆”首先确认了鲁迅真实性。《上海月亮》通过与鲁迅进行颠覆性对话表达了另一套价值观，但这价值观却不可以简单地置于鲁迅价值观的另一极来理解。井上在剧本中通过须藤医生“弃文从医”的故事将文学的价值相对化，同时提高医学的价值，表达了对于文学与医学（精神与身体）之关系的另一种理解，也符合1920年代后期鲁迅本人对文学价值的相对化。“宽恕”、“心灵相通”对鲁迅“不宽恕”、“心灵不相通”的颠覆，则呈现了井上厦与鲁迅道德观、人生观的差异。井上厦十六岁时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更能用温暖、宽容的目光看世界。三、“内山书店”——超国家的空间。在《上海月亮》中，“内山书店”这个具有日本属性的空间对鲁迅承担着三种主要功能：一是书店，二是医院，三是避难所。将“内山书店”作为承担这三种功能的符号性空间来认识，能够发现对于鲁迅来说这个空间早已存在于北京。鲁迅与日本人的密切关系之中潜含着与蒋介石政府的对立关系，因遭受本国政府政治迫害与文化围剿而进入内山书店，意味着他接受了一个具有“外国”（甚至是“敌国”）属性的空间，同时意味着他陷入国民的两难境地。《上海月亮》对此进行了呈现，但这种呈现决不意味着井上厦由此确认了日本国的价值。相反，在《上海月亮》中，日本作为侵略国家受到批判、日本天皇受到嘲讽，“内山书店”被赋予了抵抗日本天皇、抵抗军国日本的性质。这样，“内山书店”作为抵抗现代国家的空间被建构起来。这是真正的人与人相对的空间，井上厦力图在这个空间中赋予鲁迅、内山等人以超国家的身份，发现鲁迅与日本人的友情中存在的超国家的价值与普世性伦理道德。四、太宰治《惜别》的投影。井上厦创作《上海月亮》的契机，是1990年为创作以太宰治（1909—1948）为主人公的剧本《未失人格》而重读太宰治描写鲁迅仙台留学生活的长篇小说《惜别》。他重读《惜别》受到触动，创作了《上海月亮》。这种上下文关系表明《上海月亮》受到了《惜别》的直接影响。将《上海月亮》与《惜别》参照阅读，能够看到《惜别》的多重投影。二者的基本一致是“温润和睦”主题的一致，即同样表现超国家的友情、人与人心灵的相通。此外，《上海月亮》与《惜别》在月亮意象的使用、将牙齿喜剧化、用异常语言制造戏剧效果诸方面均有相似之处。《上海月亮》具有文学作品与研究著作的二重品格，达到了感性的喜剧形式与理性思考二者的统一。作为文学作品它的完成度很高，在幽默且近于荒诞的喜剧空间中讲述了生动的故事、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作为“研究著作”它也颇有深度，实现了剧本“开场白”所言呈现“鲁迅生活的真实”的构想。剧本呈现的“鲁迅生活的真实”是多层面的、深刻的，包括疾病之累、人生观与道德观、身份与处境、与日本的关系等等。井上厦在鲁迅认识方面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两个视角。一是疾病的视角。《上海月亮》的相关描写表明他认真研读了鲁迅日记，疾病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二是平等的视角。井上厦在面对鲁迅的时候保持着强大主体性，所以能够平等地认识鲁迅、自由地塑造“病鲁迅”，甚至调侃鲁迅、颠覆鲁迅的基本观念、质疑鲁迅杂文的价值。无论是在井上厦本人的作品中还是在日本鲁迅接受史上，《上海月亮》都具有丰富的“互文性”—即在题材、主题、表现手法诸方面与其他作品的相关性、共通性。对于井上本人来说，《上海月亮》位于其“作家传记剧”的系列之中。对于日本鲁迅接受史来说，《上海月亮》不仅处于太宰治《惜别》、霜川远志《戏剧·鲁迅传》（1977）等以鲁迅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的延长线上，而且处于竹内好、丸山升等日本学者鲁迅研究著作的延长线上。《上海月亮》处理的中日关系、藤野先生、弃医从文乃至武士道等问题，是1930年代以来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接受者一直面对的。（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7月号，全文24000字，吴梅英摘）-董炳月","中国文学年鉴2015\\论文摘要","鲁迅;月亮;上海;剧本;颠覆;惜别;疾病;医生;舞台空间;人物;文学作品"]
["秘鲁","名　　　　称：秘鲁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Peru）。国 土　面 积：1285216平方公里。耕 地　面 积：373万公顷（1988年）。人　　　　口：2313万人（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816亿新索尔（折合410亿美元，199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565新索尔（折合1791美元，1993年）。货 币　名 称：新索尔。汇　　　　率：2.25新索尔=1美元（1995年全年平均）。概述\n秘鲁共和国位于南美洲西部，东与巴西和玻利维亚为邻，北与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接壤，南接智利，西濒太平洋。首都利马。国土面积1285216平方公里，居拉美第四位。据1993年的人口调查，全国人口2264万，年增长率为1.9%。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其中570万人居住在首都利马。人均寿命为65岁。80年代中期，由于公共开支扩大，附加需求增加，秘鲁经济出现高增长。但由此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使经济秩序陷入混乱。80年代末，经济跌入低谷，1988年和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下降8.8%和10.1%。1990年藤森上台后，对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首先，实施经济稳定计划。大幅度压缩公共开支，包括精简政府机构和削减政府各部门的预算经费；冻结工资；增加税收；取消对银行利率的限制，等等。其次，进行结构性经济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改革财政和金融制度；开放外汇市场，自由兑换外币；实行私有化。另外，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改善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缓解外债压力。与此同时，大力鼓励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大力吸引外资。藤森政府的经济政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通货膨胀得到控制。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由1990年的7600%下降至1991年的139%。1993年和1994年分别为39%和15%。1995年降至自197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为10%。国营企业私有化有显著进展。1992年至1995年间，80多家国营企业分别出售给了国内外的私营企业，获得42亿美元的收入，使国家财政状况得到改善，公共外债负担有所减轻。外国投资有较大增长，由1993年的12.37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36.52亿美元。1991年秘鲁的经济增长率为2.8%。1992年的宪制危机和“埃尔尼诺”现象造成的自然灾害，使该年经济下降2.3%。自1993年起，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加快，1993—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6.4%、13%和6.9%。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的部门构成工业\n秘鲁一直比较重视工业的发展。除传统的采矿业外，逐步建立包括制造业、能源工业和建筑业等在内的工业体系。近几年，藤森政府为发展本国工业实施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这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采矿业 秘鲁采矿业有悠久的历史。现在仍然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主要的创汇部门。秘鲁矿产资源极为丰富，主要有铜、锌、铅、银、铁、铋、锡、金、石油和煤等。目前，秘鲁是世界第二大银出口国和第七大铜出口国，是南美洲第二大产金国。秘鲁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为采矿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首先，采矿业是秘鲁私有化进程最快的部门。几乎所有的煤矿和一些小型铜矿、锌提炼厂、钢铁厂、炼油厂出售给了私人或外国企业。如1992年12月秘鲁铁矿公司出售给了中国首都钢铁公司。私有化不仅使投入采矿业的资本大大增加，而且大大提高了该部门中各企业的经济效益。另外，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外国资本投资于采矿业。为加速开发本国矿业资源，政府向一些实力雄厚的外国公司转让勘探权。同时鼓励外国公司与本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利用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开发本国矿产资源。上述政策使秘鲁的矿业生产有了很大改善。另外，国际市场矿产品价格普遍上扬也刺激了秘鲁矿业生产的发展。1994年矿业生产比1993年增加了4.7%。其中，黄金生产增加59%，铁矿生产增加35%，锡矿生产增加45%，锌矿生产增加了1.5%左右。主要矿产品产量能源工业 自1987年起秘鲁由石油出口国变为石油进口国。石油产量下降主要是因为石油勘探工作进展缓慢和开采资金不足。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由1981年的9亿桶下降到1990年的4.06亿桶。自90年代初以来，秘鲁开始加快本国石油的勘探和开采。政府授权秘鲁国家石油公司与外国或本国公司签订特许石油勘探和开采合同。这吸引了很多外国企业如美国的秘鲁科阿斯塔尔公司和西班牙的杳普索尔等公司投资于秘鲁石油业。1994年石油产量增加1.7%。但秘鲁石油消费增加速度大大快于石油生产。1994年石油消费增长13.5%。近年来，秘鲁天然气产量增长了102亿立方英尺。1994年秘鲁政府同几家主要的国际公司签署了勘探协议。现已证实，秘鲁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二位，仅卡米塞亚（Camisea）天然气田的储量就相当于200亿桶石油。1993年，秘鲁电力总装机容量为4118万千瓦，比1988年增加了443万千瓦。在全国装机容量中，公共部门占69%，私人部门占31%。1994年电力生产增长了7.5%。水力发电是秘鲁能源较重要的部分，水力与火力发电之比大致为4∶6。1993年，秘鲁43%的居民用电。目前，由于经济形势好转，电力供应正出现供应不足的局面，预计在今后10年中，电的需求量每年将增长10%。能源部计划在2000年以前对电力投资10.4亿美元。制造业 制造业是秘鲁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之一。1986年和1987年，刺激国内需求和扩大进口的政策曾使制造业增长率分别高达18.5%和16.3%。此后，制造业生产便出现大滑坡。自1993年制造业生产开始恢复，生产设备利用率从1991年的40%上升到1994年的60%。1993年制造业增长9.3%。1993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3.8%。农业\n90年代初，秘鲁对农业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藤森政府自贝拉斯科政府土地改革以来首次对土地法进行了修改，贝拉斯科政府时期建立的很多合作社转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农业政策和生产组织形式方面的调整为秘鲁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尽管1992年受“埃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农业产值下降了9.6%，但1993年很快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1994年，农业产值增长了13%，其中农作物生产增长15.7%，1995年估计增长11.7%（粮食作物增长30%，经济作物生产增长17%）。藤森政府还对农业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对本国农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例如：对稻谷和蔗糖等基本食品的进口实行灵活的关税政策，使地方农业生产者有了较为合理的价格保障。目前，政府正在进一步努力推进一些重要农业改革措施：降低对土地所有权的限制以使其投入市场流通；加快制定水源及其它自然资源法；对农业体制进行改革。种植业 秘鲁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玉米、小麦、水稻、马铃薯等。1986年至1988年，秘鲁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呈上升趋势。1990年因采取经济改革措施，一度使粮食产量有所下降。1992年因遭受自然灾害，小麦和玉米产量比1989年分别下降了54%和24%。1992年水稻和马铃薯的产量比1988年下降了27%和53%。1994年以来，藤森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开始见效，粮食产量开始增长，但很多作物的产量仍没有达到1988年或1989年的水平。主要农产品产量秘鲁经济作物的生产不仅受政府经济改革的影响，自90年代以来，甘蔗、棉花、咖啡等的生产基本上呈下降趋势，而且受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由于国际市场棉花价格上扬，农民开始增加棉花生产，致使1994年棉花产量增加了94%。畜牧业 畜牧业是农业中发展比较稳定的部门。1989年有牛400万头，猪240万头，鸡5500万只，羊1331万只。1992年有牛390万头，猪240万头，羊1190万只，鸡6600万只。1993年家禽肉产量30.2万吨，牛肉10.4万吨，牛奶80.3万吨。渔业 秘鲁沿海渔业资源丰富，鱼的种类繁多，主要有鳀鱼、鳕鱼、沙丁鱼和鲭鱼等。在每年捕到的鱼中，90%加工成鱼粉、鱼油、鱼罐头。鲣鱼粉是秘鲁主要的出口创汇产品。1991—1993年创汇额分别为46.8万、44万和54.2万美元。1992—1994年在渔业部门的私人投资为4亿美元，主要用于建造新的捕鱼船只和现代化的鱼类加工厂以及添置现代化设备。目前，在秘鲁的南方沿海地区兴建了一些新的鱼产品加工厂。建筑业\n1994年，从事建筑业的有25万人。建筑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由于公共投资和私人住宅建设大幅度缩减，1988年和1989年建筑业分别比上年下降了5.4%和15.9%。建筑业生产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建筑材料价格猛涨，也影响了对建筑业的投资。90年代初，藤森总统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扩大了对公路、桥梁、住宅和对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投资。秘鲁政府同世界银行签订了合作协定，使用世界银行贷款4亿美元，在国内大规模推行公路及其它交通基础设施建筑计划。随着经济的增长，私人部门对矿业和其它工业部门投资也刺激了建筑业的发展。上述因素使建筑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93年增长14.1%，1994年增长30%。建筑业的迅速发展也刺激了建材的生产。1994年水泥生产增长30%，砖的生产增长40%以上。交通运输\n近几年来，秘鲁的交通运输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西部沿海地区交通便利，但还不能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东部丛林地区交通运输状况还很落后。1992年秘鲁公路全长70000公里，其中沥青路面7624公里。秘鲁拥有三条主要公路干线，泛美公路、中部公路和山区公路。其中泛美公路是最主要的高速公路干线，也是唯一贯通整个沿海地区的公路。1994年由泛美开发银行提供贷款，对泛美公路进行了重新铺设。同时也对连接首都利马和周围省份及通往矿区和安的斯中心农业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进行重新铺面。1993年全国拥有机动车707400辆。铁路运输比较落后，铁路线全长2500公里，主要用于运输矿石。1993年运送矿石815000吨。秘鲁拥有21座港口，卡亚俄港是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港口。空运在国家交通运输中起着重要作用。秘鲁现有51个飞机场，其中主要有利马的豪尔赫·查尔斯机场、库斯科机场、塔克纳机场、伊基托斯和阿雷基帕机场。这些都是国际机场。秘鲁拥有两家主要的国际航空公司，福塞特航空公司和秘鲁航空公司。这两家航空公司均为私营公司。旅游业\n秘鲁拥有吸引人的旅游胜地。旅游业发展较快。1980年旅客数为373000人。80年代初，游客人数有所减少。但80年代下半期，游客人数又有所增加。1988年，游客人数达356000人。在这一时期，人均旅游费用为1200美元。1994年旅游人数达376000人，创历史高水平。90年代初，由于秘鲁国内恐怖活动和霍乱的流行，旅游业受到影响。1992年，游客下降到216000人，旅游业收入1800万美元，近几年来，旅游业开始好转。1993年，游客人数增长了27%，1994年增长了30%。1994年在首都利马新建了几家五星级宾馆。1994年首都利马五星级饭店年均客房率达70%。财政金融\n秘鲁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税收。1993年的税收结构如下：所得税占19.1%，生产和消费税占63.8%，进出口税占13.6%，其它税收占3.5%。当年财政开支结构如下：工资占20%，商品和劳务占13.3%，转让占44.3%，利息支付占22.4%。80年代秘鲁中央财政经常出现赤字。1987年财政赤字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竟高达66.8%，造成巨额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是每年必须拨出巨款对经营不善的公共部门进行补贴，政府执行通过财政赤字政策刺激附加需求来扩大生产；政府放宽了税收政策。到80年代末期，财政赤字严重恶化导致超高通货膨胀，1988年和1989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722%和2776%。国家财政秩序陷入严重混乱状态。藤森上台后实行严厉的财政调整和整顿政策。首先，大幅度压缩公共开支。精简政府机构，缩减政府公职人员编制；对政府各部门的预算经费一律削减10%；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大幅度削减物价补贴。另外，加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以增加财政收入和降低对国营企业的亏损补贴。在压缩公共开支的同时，完善税收制度，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增加税收收入。1994年税收增加25%。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9.3%上升到1994年的13%。中央政府财政收支中央储备银行是国家中央银行，其职能是调节货币供给，调节贷款利率、利息和汇率及管理国际储备。国家银行是政府的财政代理机构，负责所有的税收、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所有开支、公共债务的支付并代表政府经营国内外的信贷业务。除此之外，国家经营的银行还包括4家发展银行，中央抵押银行和金融发展公司。1994年，秘鲁商业银行共有21家，其中包括3家国家参股的银行，6家地区银行。最大的两家私人商业银行是信贷银行和维塞银行，它们占去全部银行存款的近半，而6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占去全部存款的82%。80年代末，秘鲁的银行系统也处于混乱状态。1993年10月新的银行法颁布后，国家金融秩序开始恢复。新的银行法把国家对银行部门的干预降到最低限度，各种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开放的金融市场行情确定自己的利率水平。各银行必须在中央银行保留9%的储备金。目前，政府正努力推进银行部门的私有化进程。1994年，政府把在两家小银行中的共计5100万美元的股份出让给了外国银行。自1994年，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开始在秘鲁建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1991年7月1日，秘鲁更换新货币，用新索尔替代因蒂（1新索尔=100000因蒂）。对外经济关系\n对外贸易 藤森政府实行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促进了秘鲁对外贸易的发展。商品贸易总额由1990年的61.2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102.2亿美元和1995年的130.8亿美元。其中出口由1990年的32.3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45.6亿美元和1995年的54.8亿美元；进口由1990年的28.9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6.6亿美元和1995年的76亿美元。进出口商品贸易额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贸易收支失调问题。1990年贸易收支为364亿美元的顺差。1991年出现逆差，而且差额呈急剧扩大的趋势。1994年逆差额为11.1亿美元，1995年为21.2亿美元。1994年和1995年商品和劳务贸易逆差则高达16.3亿美元和29.3亿美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大幅度降低关税。目前秘鲁实行统一关税，实际税率为15%，这大大刺激了进口，但出口近期内难以有相应的增长。秘鲁主要的出口产品为铜、鱼粉、黄金、纺织品等等。1995年上述产品出口额分别为12亿、7.1亿、4.6亿和4.4亿美元。1995年秘鲁主要进口情况如下：工业原材料24.7亿美元，工业资本货14.7亿美元，非耐用消费品8.4亿美元，交通运输设备6.6亿美元，燃料和其他油剂6亿美元。秘鲁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1993年输往美国的商品占其出口商品总值的21.2%，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占其进口商品总值的20.88%。其次是日本、德国、英国以及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家。秘鲁与中国的贸易发展较快，秘鲁向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6年的2.5%上升到1992年的7%。国际收支 自1990年以来，秘鲁的经常项目收支均为赤字，而且赤字额呈逐年扩大之势，由1990年的7.7亿美元上升到1993年和1994年的22.2亿美元和32亿美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进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大于出口的增长速度。与经常项目的状况相反，资本项目自1991年以来均为赢余，赢余额由1991年的0.4亿美元扩大到1993年的26.6亿美元和1994年的46.7亿美元。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收支相抵后，秘鲁的国际收支仍为赢余，1993年为4.5亿美元，1994年为14.7亿美元。80年代，对外收支方面的缺口使秘鲁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阿兰·加西亚政府不得不靠大力压缩进口来维持对外收支。自90年代以来，随着秘鲁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形势的好转，秘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誉明显改善，外资普遍看好秘鲁市场，流入国内的资本显著增加。秘鲁的国际储备呈增长势头，由1990年的16.7亿美元上升到1993年的37.4亿美元。国际收支90年代初以来，藤森政府在外债问题上采取了灵活的立场，坚持定期偿还一定数额的债务，并大力开展外交活动，寻求国际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1年9月正式解除了对秘鲁的制裁，为国际金融机构向秘鲁提供贷款准备了条件。虽然秘鲁的外债由1990年的197.6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232.7亿美元，但由于秘鲁国际收支状况基本正常，并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它的外债压力明显缓解。外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张颖）-张颖","世界经济年鉴1996\\国家与地区经济","秘鲁;国内生产总值;藤森;建筑业;生产;制造业;采矿;索尔;公共开支;游客人数;刺激"]
["一九九七年大事记",{"$cut":{"chars":30000,"head":"一月\n　1997-01-021.2 滕藤副院长在和平宾馆会见并宴请即将离任回国的捷克驻华大使法斯。席间两人共同回顾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并表示今后将继续发展这种友谊。外事局局长姜汉章，东欧中亚所副所长李正乐和捷驻华使馆参赞伊日·胡什内尔在座。\n　1997-01-061.6 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会在我院举行颁奖仪式，基金会执行长曹俊汉教授和副执行长高朗教授向我院20位学者和研究生颁发1996年度奖励基金共7万元人民币。汝信副院长代表我院向该基金会对我院学者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单天伦副秘书长主持颁奖仪式。\n　1997-01-06汝信副院长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以日本名成大学教授北川善太郎为首的日本法学访华团。8日晚，汝信副院长及法学所刘海年所长出席了日方的答谢宴请。北川一行是应我院邀请出席法学所举办的中日合同法现代化国际研讨会的。\n　1997-01-071.7 滕藤副院长在国际饭店会见并宴请法国凡尔赛大学代表团。世界历史所所长廖学盛、副所长吴恩远等参加。凡尔赛大学是1991年新建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n　1997-01-091.9 法学所在该所举行张友渔同志铜像揭幕仪式。张友渔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法学所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任法学所第一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会长等职。今年1月10日是张友渔同志诞辰98周年纪念日。汝信副院长和法学所第二任所长、中国法学会原会长王仲方为铜像揭幕并先后发表讲话。\n　1997-01-101.10 外国文学所主管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举行“阿拉伯现当代短篇小说——特点和走向”讨论会。\n　1997-01-131.13～29 院领导汝信、滕藤、王洛林、龙永枢、郭永才、李英唐等分别看望我院副部级以上老同志、著名专家学者及已故老同志的遗属，向他们致以新春佳节问候，并祝他们健康长寿。\n　1997-01-141.14～16 院1997年工作会议在学术报告厅礼堂隆重举行。14日上午举行大会，全院正处以上干部参加。会议由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滕藤主持。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忍之做重要讲话。会上，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龙永枢传达了中组部对我院领导班子届中考察情况的反馈意见。16日上午举行闭幕式，王洛林副院长主持闭幕会，院领导王忍之、滕藤、刘吉、龙永枢、郭永才、李英唐等同志出席。靳辉明、刘海年、李京文、陈谈强、李惠国等5位代表先后在大会上发言，汝信副院长最后做会议总结。\n　1997-01-171.17～18 院工业经济所主办的“产业升级、体制转换和国际合作”国际研讨会在院学术报告厅举行。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忍之出席开幕式并致词，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做重要发言。中外学者专家及有关单位代表近70人与会。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鲍泰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副代表安德森出席研讨会。18日晚，王洛林副院长宴请与会代表。\n　1997-01-231.23 院法学所完成由江泽民同志圈定的主题为“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的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任务。由吴建璠、刘海年、刘瀚、李步云、信春鹰、李林、刘楠来、吴新平、陶正华同志组成课题组，吴建璠研究员主讲。这次讲座之后，许多较大的市及中央国家机关相继邀请课题组同志前往讲演，共计50余场。\n　1997-01-241.24～27 院语言所主管的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九届学术年会在广东汕头召开。会议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语言所、汕头大学联合主办。会议就汉语方言研究的最新成果，计算机在方言研究中的应用等问题进行讨论。全国120余位方言学者与会。\n　1997-01-271.27 滕藤副院长出席院东欧中亚所和俄罗斯研究中心在东欧中亚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并讲话。与会学者就中俄关系现状和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进行研讨。俄罗斯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杰尼索夫、首席参赞伍努科夫也在研讨会上发言。\n　1997-01-27王洛林副院长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以台湾中山大学魏萼教授为团长的台湾中南部教授访问团一行12人。这是我院首次邀请台湾中南部地区学者来访。王副院长介绍了我院科研和大陆经济发展情况。院学术交流委员会秘书长姜汉章、副秘书长卢晓衡等参加会见和宴请。\n　1997-01-281.28 汝信副院长出席全院期刊工作会议，向各所领导和参加会议的代表传达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n　1997-01-28王洛林副院长在院外宾会客室会见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赛奇，就该办事处中方人员轮换问题交换意见。王副院长强调：社科院要求轮换中方雇员的权利应受到尊重，这是原则问题；在保障办事处正常工作的前提下，社科院将从4月1日起逐步分批轮换我方人员，具体实施步骤将与办事处协商进行。外事局局长姜汉章、副局长裴长洪、局长助理孙新参加会见。\n　1997-01-291.29 院外事局在全国妇女活动中心举办新春联谊会，应我院邀请的在京访问的学者、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美方代表、在研究生院进修的韩国进修生等40人参加。王洛林副院长出席并讲话，向来宾祝贺新春。外事局局长姜汉章主持联谊会，副局长裴长洪、局长助理孙新等参加。\n　1997-01-301.30 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忍之主持召开院党委会，讨论并通过我院1996年度评审的研究员名单和到龄缓退研究员名单。\n　1997-01-30汝信副院长会见并宴请韩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官员张文翼、金钰睃、韩在爀，就我院和韩国学术交流等问题交换意见。外事局局长姜汉章、局长助理孙新、服务公司总经理张巨功、韩国研究中心秘书长韩镇涉等在座。\n　1997-01-311.31 汝信副院长在北京国际饭店宴请应邀来访的韩国现代中国研究会理事长李充阳、理事金弘明教授，并就第六次中韩论坛举办地点、时间及议题等问题交换意见。外事局局长姜汉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沈恒炎等在座。\n　1997-01-31刘吉副院长在和平宾馆会见并宴请美国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赛奇先生。该基金会对我院“当代资本主义研究”课题提供了资助。刘副院长向赛奇先生通报了该课题研究计划和工作安排。外事局副局长裴长洪参加会见和宴请。\n　1997-01-31边疆史地中心与院办公厅联合主办的“当代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战略问题”座谈会在院学术报告厅召开，来自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军事部门有关单位的30余位专家与会。\n二月\n　1997-02-032.3～5 院工会组织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职工开展“送温暖活动”，院领导龙永枢、郭永才及李利、张蕴岭等同志分别到语言所已故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研究人员杨顺安，因病在家治疗的亚太所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陈接旗等职工家中进行了慰问。\n　1997-02-042.4 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忍之专程前往民族所看望退休在家的傈僳族干部、副研究员木玉璋一家，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院党办主任张显清、民族所党委书记李希、代所长郝时远等陪同慰问。\n　1997-02-172.17～18 我院召开1997年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996年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基本经验，对今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院党委副书记滕藤做讲话。纪检组长李英唐在会上做题为“加大力度，狠抓落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继续引向深入”的工作报告。\n　1997-02-182.18 国家人事部下发《关于批准第七批有突出贡献科技管理专家人选的通知》，批准我院10位同志为第七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管理专家。他们是黄宝生（外文所）、景天魁（社会学所）、刘庆柱（考古所）、刘溶沧（财贸所）、秦麟征（文献中心）、沈家煊（语言所）、汪同三（技经所）、王保树（法学所）、张晓山（农发所）、卓新平（宗教所）。至此我院已有61人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这一殊荣。\n　1997-02-18来访的巴西司法部部长办公室主任格雷戈里率领的访华团一行5人，在华风宾馆同法学所所长刘海年、人权研究中心主任王家福进行座谈。双方就法制和人权问题交换看法，并希望今后加强合作与交流。外交部拉美司参赞陈笃庆和巴西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罗纳尔多·埃德加尔·邓洛在座。\n　1997-02-202.20 19日21时零8分，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巨星陨落，举国同悲。院党委今天上午召开院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忍之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同志治丧事宜的决定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有关通知精神。与会同志对邓小平同志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就我院如何贯彻中央有关精神，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部署。会后，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龙永枢又在各所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有关文件精神和我院关于认真组织好追悼邓小平同志活动的具体安排。\n　1997-02-20委内瑞拉外长布雷利·里瓦斯在拉丁美洲所做题为“委内瑞拉议程”报告。滕藤副院长出席并致欢迎辞。布雷利介绍了委政府近几，年政治、经济改革情况。外交部、中联部、国际贸易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及其他在京学术机构和我院拉美所的学者百余人与会。拉美所所长李明德主持报告会，外事局副局长裴长洪、委驻华大使及拉美各国驻华使节代表等出席。\n　1997-02-212.21 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忍之主持召开院务会议和院党委会联席会议，就《关于加强接受境外基金会资助管理实施细则》（草案）、《关于因公出国（境）组团的规定》（草案）、《关于加强我院与周边国家学术交流的设想》和院信息化建设、建院20周年庆祝活动计划等文件和工作进行审议。原则同意3个文件的内容，责成外事局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同意院信息化技术小组的工作设想，并同意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关于建院20周年庆祝活动的设想，会上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责成筹备领导小组尽快提出具体方案，组织实施。会议对院秘书长及副秘书长的分工作了调整，郭永才同志除原来分管工作外，协助王忍之同志分管史学片工作；单天伦同志协助王忍之、龙永枢同志分管人事工作，协助汝信同志分管文献中心，协助滕藤"}},"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1998\\第九编 一九九七年大事记","会议;外事;党委书记;副院长;局长;学者;专家学者;我院;驻华使馆;外事局局长;研讨会"]
["郭沫若与日本汉学界之学术关联考述","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面旗帜，他的治学生涯体现出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特征。他自小受到中国传统学术的熏陶，打下了深厚的治学根基。随着时代潮流和生活环境的变迁，他的学术理念和方法不断发生变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期的旅日生活，对郭沫若融入国际汉学潮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日本是近代国际汉学研究的重镇，为郭沫若开展史学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他在日本撰写的首部史学论著，反映出郭沫若关注日本汉学研究动向、积极吸收日本考古领域新成果以及对日本汉学界的学派倾向，等等。这些都说明，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与日本汉学界密切关联[※注]。一 郭沫若在日本开启上古史研究\n郭沫若一生中有二十年生活在日本，分别为1914—1924年留学十年和1928—1937年流亡十年。他曾总结第一个十年：“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取得了医学士学位，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注]1928年，郭沫若被迫再次前往日本，在被监视的境遇中专注古史研究，他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工具，结合大量史料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最终撰写成海内外颇具影响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最鲜明的特色是首次将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工具解析中国先秦社会。1924年，郭沫若翻译和研读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之后，彻底接受了唯物史观，这为他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做好了理论准备。河上肇是日本京都大学的一名经济学教授，他所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初期的重要著作，促进了郭沫若的思想转变。1950年，郭沫若曾在商务印书馆重新排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的序中回忆道：“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不能否认，河上肇博士是有功劳的。就是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不少的人是经过他的媒介才和马克思主义接近的。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的人证。我自己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这部书的译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注]翻译这部书之前，郭沫若是一个醉心新文学的青年，希望通过文学来实现救国的抱负。译介这部书之后，郭沫若从中获得启示，开始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郭沫若曾多次明确表示河上肇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学派归属来看，河上肇的理论体系属于日本京都学派，与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内藤湖南的中国学并称为京都大学的三大体系。可以说，从历史观来看，郭沫若与日本的京都学派有一定的学术渊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另一项典型特征是，它的完成过程蕴涵着郭沫若治学路径的演变。正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新版引言》所强调：“不依照写作先后排列，便看不出研究路径的进展”[※注]。以撰著过程为切入点，就会发现郭沫若学术路径的具体变化。郭沫若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各篇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不同。他说道：“记起来是一九二八年的事了。我第二次跑来日本，手里是一本书籍也没有的。开首耽读了一些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在七八月之交，忽尔想到幼小时候读得烂熟的《周易》里面，很有丰富的辩证式的意味，便在东京的一家旧书店里，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明治十四年辛已新镌’的《易经》，是薄薄的两册，除了附有日本式的训点及卷头偶尔标注的反切和字义之外，完全是白文。但那书有点好处，是把经与传分开了的，读起来比一般经传合刊的本子来得便利。我就根据这个本子，费了八天功夫，草出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的那篇文章。”[※注]“被敬言先生款待了三天，回寓之后又继续着作《诗经》和《书经》的研究，但也同样的可怜而且胆大，所凭借的本子也只是花了几毛钱在东京买的朱注本和蔡传本，一口气写成了那篇题也长文也长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在精神生产上的反映》。”[※注]由上得知，郭沫若是使用日本版本的文献来进行写作的。郭沫若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对《易经》《诗经》《书经》（即《尚书》）等经学文献烂熟于心，早年又在日本冈山读医科大学时受过严格的语言训练，日语水平较高，所以他使用这些日版文献相对顺利，迅速完成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生活》于1928年8月25日脱稿，《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于1929年9月20日完成，两篇文章间隔时间1年1个月。此间，郭沫若的学术观念有所转变。他说：“我踌躇了，我因而失掉了当初的一鼓作气的盲动力。但我也并没有失望，我把我自己的追求，首先转移到了资料选择上来。我想要找寻第一手的资料，例如考古发掘所得的，没有经过后世的影响，而确确实实足以代表古代的那种东西。”[※注]于是，郭沫若开始寻求考古学的入门书籍。文求堂书店的老板田中庆太郎告诉他：“要看这一类的书，小石川区的东洋文库应有尽有。”郭沫若经由他在冈山六高时的老师藤森成吉的帮助，进入东洋文库阅读。文库在小石川区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建筑，相当宏大。“我跑东洋文库，顶勤快的就只有开始的一两个月。就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我读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字和金文的著作，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注]这是郭沫若由经入史转向近代考古学的发端。1929年，为了扩充考古学知识，郭沫若翻译了德国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发现史》，此书最早由上海乐群书社出版。郭沫若在译本序言中提到：“去年年初我在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的时候，我感觉到要处理这个问题，关于考古学上的准备智识是不可缺少，我便选读了这部书。但我所读的是日本滨田青陵博士的译本。滨田博士是斯道的专家，他所移译的书我相信一定是很有价值。结果和我所预期的相符，我由这部书得到的教益真是不少，适逢其会我从前的一位友人新开了一家书铺，他写信来要我的稿件，我便起心翻译这本书。因为一时买不出德文原本，我在便宜上从日译本来重译了。”[※注]日本是近代汉学研究的重镇，依托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两个学术中心形成“东洋学”和“支那学”（以下称为“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滨田博士，即滨田耕作，号青陵，是京都学派考古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从郭沫若对滨田耕作的评价来看，他早已知晓滨田博士。郭沫若在东洋文库时遍览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经笔者查阅，1929年以前出版的金文著作有6部，分别为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梅原末治在1918年和1926年编著的《泉屋渍赏·彝器编》和《泉屋渍赏续编·彝器编》、1922年滨田耕作著《泉屋渍赏别集》、1923年大村西崖出版的《支那古美术图谱》和帝国工艺会刊发的《支那工艺图鉴·金工编》（1922年）。[※注]郭沫若称“滨田博士是斯道”的专家，折射出他对滨田耕作学问的肯定。郭沫若在撰述《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时，参看滨田耕作的学术成果，并发表自己的看法。“沫若案三器影片载《殷墟古器物图录》中，日本滨田耕作博士以为乃石庖刀，余谓当即石犁，非必古磐也。”[※注]尽管二人在具体问题上看法不同，但郭沫若特地标注其观点，足见他对滨田耕作的重视。随后，郭沫若与滨田耕作的两位后学梅原末治、原田淑人都建立了学术交谊。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前后的史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论 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生活》主要依靠传统经学文献，《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则充分利用近代考古学发展以来的新方法和新史料。考古学是近代西方兴起的学科门类，郭沫若进入这一新兴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中国较早开展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从《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来看，郭沫若走在了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的前沿。首先，他在史料方面取得了突破，不再单一使用传世的经典文献，强调卜辞与铭文作为史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并用两者双重考察史实，摸索出一条运用现代科学眼光探研历史的道路。其次，相较于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甲骨研究的先驱，郭沫若不仅继承并发展了前辈们的甲骨文字考释业绩，而且尤为重视古器物的研究。他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如器物材质的勘测、地层的研究和样式分析的方法等考订器物的确切年代，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可以说，郭沫若形成了较为科学的古史研究体系，即通过综合分析传统的经典文献、甲骨文字以及地下出土的古器物来考求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风貌。二 郭沫若吸收日本汉学界的研究成果\n《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郭沫若尽力搜集甲骨材料。他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文末列出了重点参考的研究资料，主要有罗振玉的《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和日本甲骨研究先驱林泰辅编纂的《龟甲兽骨文字》二卷。郭沫若在《序说 卜辞出土之历史》中说，“刘铁云所蒐藏的甲骨在庚子之乱以后，一部分为上海哈同所得，又一部分则流入日本，彼邦林泰辅博士汇集诸家所有于一九一七年亦编印《龟甲兽骨文字》二卷”[※注]。《龟甲兽骨文字》二卷极为重要，是日本第一部甲骨文字著作，收录了日本早期的甲骨收藏。“自1899年甲骨被发现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开始搜集甲骨。与此同时，不少外国人也开始搜购甲骨文，并有不少又被转卖到外国，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各大博物馆。”[※注]其中，日本人所得约15000片。[※注]这个数目是非常惊人的。1922年林泰辅亡故后，他所收藏的甲骨文文献归东洋文库。有的学者曾评价《龟甲兽骨文字》二卷：“7月刊行了《龟甲兽骨文字》2卷，根据日本所藏甲骨，补罗振玉《殷墟书契》之漏失。”[※注]可见，此书是郭沫若进行甲骨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正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日译者藤枝丈夫所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诒让、商承祚、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附录 追论及补遗》最能体现出郭沫若对日本汉学界的关注。首先，郭沫若以中国考古之业绩反驳日本东京学派的立场。为了获取国内材料或者发表论文，郭沫若经常与燕京大学的容庚联络。“顷蒙燕大教授容君希白以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见假，始知董君于一九二八年冬曾从事殷墟之发掘，新获卜辞三百八十一片。辞虽无甚精萃，然物由发掘而得，足为中国考古学上之一新纪元，亦足以杜塞怀疑卜辞者之口。（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上《理惑论》，日本饭岛忠夫博士《支那历法起源考》第十章《干支起原说》，均怀疑卜辞，而理由甚薄弱。）”[※注]自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购藏起，国内外就不乏质疑的声音。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致力于寻找新材料，考古组成功发掘安阳殷墟。郭沫若从容庚处获知后喜不自胜，他认为这是对那些怀疑声音的有力回击。他提到的日本学者饭岛忠夫，是日本东京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京都学派分歧很大，不赞成卜辞研究。与《支那历法起源考》直接相关的是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的一场学术论战。“1909年，白鸟库吉在《东洋时报》131号上发表了‘支那古传说之研究’，对尧舜禹的存在，提出疑问，引起一场史学界的大论争。”[※注]白鸟库吉的言论一出，立刻遭到了传统学者林泰辅的批驳。林泰辅生于1854年，年长内藤湖南十余岁，他重视传统典籍、肯定甲骨的存在和价值与后起的京都学派立场相似。“1921年（大正十年）4月，林泰辅发表了生前最后的论文‘关于支那上代的研究资料（《斯文》第二编2号、3号）’，强调除了土器、刻石等资料，加以互相比较参考，不可轻信文献，也不可妄言文献俱不可信而托于空言。”[※注]“尧、舜、禹是否为历史上真实人物，涉及《尧典》内‘四中星’记事，遂引发东洋史学派与支那史学派关于先秦天文历法的论战。饭岛忠夫发表《从汉代历法以见〈左传〉之伪作》（《东洋学报》1912年第2卷第1、2号），益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谓刘歆伪作说，引起京都支那史学派新城新藏发表《支那上古之历法》（《艺文》1913年第4卷第5、6、7、9号），大加反驳，从此短兵相接，争论不止。”[※注]1930年，饭岛忠夫的部分论战文章收入《支那历法起源考》。这场论战是20世纪前半期日本汉学界的重大事件，郭沫若颇为关注。有学者甚至猜测，“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顾颉刚等对于古代神话、对于《禹贡》等历史地理的研究，和由这次论争而鼓动起来的学术界的古代文化研究热潮，恐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吧。”[※注]其次，郭沫若辟专节对京都学派学者小川琢治关于“井田制”的论点进行讨论，《附庸土田之另一解》于1930年2月1日补记。“日本理学博士小川琢治于所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续集》第三篇《阡陌与井田》中，以罗马人之都邑及田野划分法与周代之古法作比较的研究，其结论认为两者多有共通之处，而同时亦否认孟子‘九一而助’之井田制，以为非中国之古法。其说虽尚无古物上之证明（将来如地下挖掘盛行时，或有证明之希望），然甚新颖，且可作为研究古代文献及将来地下发掘时之一参考。”[※注]“井田制”是郭沫若古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从以上阐述来看，郭沫若认为小川博士的研究方法颇具新意、所得结论令人信服，虽然有待证明，但不失为一家之言。关于土田划分法和井田制问题的探讨，“据所述罗马人于建设都邑时，须由占师（Augur）先占视飞鸟之行动以察其几祥。卜地既吉，乃以悬规（Grume或Groma）测定地之中点。其器形制，于铁杆附以斜交之十字规（Stella：由所附图观之，此物对于铁杆向左右两方可作四十五度之活动，不用时则能重叠，小川君所述未详）。规之二上枝各附小锤（案此即使悬规竖立时而成正交之十字形者），测中点时即竖此悬规以定之。（案测法小川书中亦未详，且颇暧昧，余以意揣之，当系借日光以十字规之影投射于地而得。）”[※注]郭沫若细致地分析与思考小川博士所述的测量方法，并对小川博士未能描写的细节进行猜测。“小川博士所述据云系据安培尔（G.Humbert）、勒诺尔曼（L.Lenormant）、加尼亚（Cagnat）诸氏之研究，及亨利·司徒·华德·琼斯（Henry Stuart Jones）著《罗马史之友》。惜余手中目前无此等书籍，罗马制度未能知其详尽。然由上简略之撮述，亦可得一重要的暗示，大抵古代田制或有与罗马制度相仿佛之处，故先秦学者始据以创立井田说。由罗马制度之暗示，余于‘土田附庸’一语别得一新解，足以更正余之曩说，亦足为小川博士说之一佐证。”[※注]郭沫若在当时的情况下未能亲自读到《罗马史之友》对罗马制度做详尽的了解，而是由小川琢治的论述得到启发，更正旧有结论。同时，郭沫若认为自己的见解能为小川博士的观点提供支撑。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国内外反响强烈，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其一，郭沫若在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刊物《支那学》发表文章。1931年1月14日，郭沫若在与容庚的通信中说：“拙稿由日友借去尚未寄还，闻有选登《支那学》杂志之意。学问本无此疆彼界之事。故仍之未便促索也。”[※注]“1932年，日本《支那学》第一期刊载了郭的学术著述《谥法的起源》。”[※注]其二，郭沫若得到日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赏识，获得诸如经济支持、人脉往来、出版事宜等帮助。《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反映出二人非比寻常的情谊。如郭沫若著述《卜辞通纂》时，就致书信求助田中庆太郎，试图能够寻访京都大学。“郭沫若欲往京都一行的直接目的，就是走访京都大学考古学教室。那里既有甲骨刻辞收藏，又是西京派学者的云集之地。”[※注]郭沫若曾描述他在日本搜集甲骨的情况，“余以寄寓此邦之便，颇欲征集诸家所藏，以为一书。去岁夏秋之交，即从事探访。计于江户（即东京——著者）所见者。东大考古学教室所藏约百片，上野博物馆二十余片，东洋文库五百余片，中村不折氏约千片，中岛蠔山氏二百片，田中子祥氏四百余片，已在二千片以上。十一月初旬，携子祥次子震二君赴京都，复见京大考古学教室所藏四五十片，内藤湖南博士二十余片，故富冈君撝氏七八百片，合计已在三千片左右。此外闻尚有大宗搜集家，因种种关系，未能寓目”[※注]。由此看来，日本丰富的甲骨收藏是郭沫若深入古史研究的一项有利条件。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外，他在日本期间还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1930）、《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年）、《金文丛考》（1932年）、《卜辞通纂》（1933年）、《古代铭刻汇考》（1933年）、《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4—1935年）。颇丰的著述可见其考古学成绩一斑。即使是站在不同政治和学术立场的胡适和傅斯年，1947年遴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时，也因其考古学业绩同时提名郭沫若。香港史学家许冠三评论郭沫若一生学术成就时说：“是以，他对新史学的贡献，迄今为止海内外史学界所公认的，仍以他的卜辞彝铭考释为主。”[※注]三 郭沫若倾向京都学派\n东洋文库是东京学派的大本营。郭沫若频繁往来东洋文库，逐渐了解到，“白鸟本人（他便是法西斯外交官白鸟某的父亲）除在东京帝大担任教授之外，在这儿有他的研究室，经常住在这儿的三楼”[※注]。从郭沫若的讲述来看，他完全有机会拜会白鸟库吉。然而，他却有意划清界限。与之相反的情形是，郭氏主动寻访内藤湖南。“1926年，内藤湖南从京都大学退休，然后在东京附近的加茂町隐居，并将自己的宅邸称为恭仁山庄。恭仁山庄的交通十分不便，但前来拜访他的学者、政治家、社会名流却络绎不绝。在这些访客的名单上，还有郭沫若、马伯乐的名字。”[※注]郭沫若在京都专门拜访了内藤湖南，并与他在“恭仁山庄”进行了交谈。“郭沫若谈及了自己关于甲骨文研究的见解，内藤湖南认为郭沫若很有天分，不过他不大同意郭沫若的见解。他后来私下对人讲，郭沫若对甲骨文的解释‘有些异想天开’，其研究具有‘冒险性’。”[※注]尽管如此，郭沫若对内藤湖南非常敬重，他在返回东京后即赋诗一首《访恭仁山庄》，请田中庆太郎转寄内藤湖南。内藤湖南也曾专门为郭沫若复制拓本资料。白鸟库吉是东京学派的创始人，学术名气不亚于内藤湖南。郭沫若为何以截然不同的态度面对两派领军人物，这与他对两派的认知密切相关。谈及东京学派，郭沫若说：“大多是受了法兰西学派的影响，而又充分发泄着帝国主义的臭味的。对于中国的古典没有什么坚实的根底，而好作放诞不经的怪论。有一位著名的饭田（岛）忠夫博士，便是这种人的代表。他坚决主张中国人是没有固有文化的，所有先秦典籍，一律都是后人假造。中国的古代文化，特别关于星算之类，是西纪前三三四年（战国中叶）亚历山德大王东征之后才由西方输入的。因此凡是古文献中有干支之类的文字，在他认为尽都是后人的假托。甲骨文和金文里面的干支文字极多，而这些东西都是在西纪前三三四年之前，不用说也就都是假造的东西了。这样的论调与其说是学术研究，宁可说是帝国主义的军号。东京学派的人大抵上是倾向于这一主张的，因而他们对于乾嘉以来的成绩，不仅不重视而且藐视。关于甲骨文和金文之类，自然也就要被看成等于复瓿的东西了。”[※注]这段论述反映出郭沫若对东京学派的大致看法。首先，郭沫若怀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东京学派持憎恶的态度。近代日本侵华给中日正常的学术交流蒙上了阴影，许多学人对东京学派嗤之以鼻，“但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包括以前的京都帝国大学时代）的学术环境下产生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却赢得了几代中国学者和世界各国汉学家们的无比尊重和特别关注，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注]。郭沫若就是其中一个。姑且不论学术旨趣的异同，郭沫若认为东京学派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郭沫若不认同东京学派的某些学术观点。一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白鸟库吉对中国文化，虽然不像福泽谕吉那样，几乎持有憎恶感，但从总体上来说，是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注]东京学派对待中国文化十分极端，甚至是不承认中国的固有文化。尽管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也有为日本帝国主义张目的作用，但“他坦率地承认，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的一个国家，因此从文化上讲，‘日本可以和江苏省、浙江省一样，成为18个省份之一，甚至也可以成为日本省’”[※注]。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的认可，是郭沫若对他尊敬的一个原因。二是，对待甲骨文的态度。东京学派否定甲骨文的存在，京都学派却十分重视甲骨等出土文物，早期就开始来中国寻访。“近二三年来，殷龟卜文字在日本也为许多人知晓，但见到实物的人还几乎没有。这是10年以前在河南发现的，刘铁云氏收藏不少，并出了《铁云藏龟》一书。由此，渐渐为世人知晓。我们此行在北京得到了200片这样的实物带了回来。这些龟甲片是从河南省彰德府安阳县城西五华里、恒水之阳的山丘下发现到的（距北京约千里）。”[※注]以上表明，京都学派对日本的甲骨收藏有开拓之功。这里需要交代一则旧故，即“京都学派”首为郭沫若提出。有的学者分析，“内藤等人对新出土史料的重视，则为郭沫若以‘京都学派’来称呼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的主因。”[※注]从学派立场来讲，郭沫若自然倾向京都学派，反感东京学派。三是，对中国清代乾嘉学术的看法。“与东京学派实证主义精神主要来源于德国兰克学派不一样，京都学派则更多地由清代乾嘉考证学发展而来，并且由于罗、王的来日，使乾嘉考证学更发展到‘二重证据法’，即京都学派的所谓‘考证学’，十分强调要发现能与原有的文献资料相印证的新文献和新文物，如甲骨文、金石文、古碑、铜镜等为前提，否则，就不是理想的考证学。京都学派历来注重对新史料和地下遗物的发现与利用。”[※注]东京学派忽略清代乾嘉学术的价值，与重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郭沫若治学立场相左。郭沫若倾向京都学派，主要原因是他和京都学派都受到了王国维的学术影响。一方面，京都学派将王国维“当成为一位导师在崇拜着”[※注]。清末之际，罗振玉已与日本各界多有交往，王国维又为东文学社的学生，与日本汉学界联系密切。尤其是，1899年，罗振玉与来华访学的日本知名学者内藤湖南结为学术至交。[※注]“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与狩野直喜等人创建了闻名遐迩的京都学派。”[※注]异乡遇知音式地相识成为罗王二人与京都学者深入交流的重要节点。“1911年11月辛亥革命成功后，罗振玉、王国维两家一起东渡日本，居住在京都大学附近，与京都大学学者常相往还，切磋学术。王国维受罗振玉和京都学派的影响，也由于政治形势的改变，抛弃原来所治哲学和文学，转向经史考据方面，留意甲骨、金文、汉简、敦煌材料。”[※注]“在中国早期‘甲骨学’中被称之为‘罗王之学’的大部分内容，是罗王二氏在日本流亡的时期内完成的。”[※注]“所谓‘观堂继已考史’，指的是王国维继罗振玉之后，首先把甲骨文字引入中国古史的研究”。[※注]1915年，王国维在日本撰写成《三代地理小记》。“《三代地理小记》研讨了殷商自‘契’至‘成汤’八次迁移的地理问题。他确证从盘庚时起，至纣王亡国，其都在殷。其最可靠的证据便是出土的甲骨文字，几乎都是从盘庚以来至殷亡二百数十年间的遗物。由此实证，遂为不移之论。”[※注]《三代地理小记》是王国维运用甲骨文字资料考察古代历史的一次尝试，开辟了古史新证的新路径。“王国维把他自己首倡的这一古史研究的新的思维模式称之为‘二重证据法’——古史研究必须建筑在实证基础之上，从而摆脱了经史文化的羁绊，此种实证，又必须建筑在古代文献与地下文献互相契证的基础之上。”[※注]这种古史新证的新路径很快得到了日本一些学者的响应与效法。“内藤湖南于1916年发表了直接利用甲骨文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王亥》，林泰辅于1918年发表了《龟甲兽骨文中所见之地名》，这些成果表明，以甲骨作为古史新证的研究已逐渐在日本学术界开展起来，罗王倡导的古史实证研究——古代文献与地下文物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法，即为后继之中国国学及日本汉学研究者奉为圭臬。”[※注]另一方面，“郭沫若在卜辞、金文研究上得以登堂入室的指引者就是王国维”[※注]。“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在日本刑士和宪兵的监视下，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先后读了罗振玉的《殷墟书契前编》，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等有关甲骨的著作，‘参透无门关。’进而结合考古资料，开始大踏步地进入甲骨学研究领域。”[※注]“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注]，“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注]，“王国维的学术工作‘是划时代的’”[※注]，“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注]。这些评价都体现出郭沫若对罗王二人的推崇。1929年9月20日，郭沫若所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说“大抵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注]。事实证明，郭沫若在第一部史学扛鼎之作中就继承并发展了罗王二人的业绩。如郭沫若为了研究商代社会的真实情形，便采取了结合新旧史料双重考证的方法。“商代的产业状况由旧有的史料可以得到一个大略的概念。”[※注]“由旧有史料所得到的约略的推测，商代自中叶以后已由牧畜时代渐渐转入农业时代，在新史料里面更可以得到无数的证明。”[※注]这里的新史料就是指卜辞，郭沫若将考释的卜辞分为渔猎、牧畜、农业、工艺、商贾五项来逐个罗列考察，就连田猎的具体的情况也有大概的掌握，“田猎所获的数目于卜辞中屡有登载，但获物到了百匹以上的，就我所见仅得下列数条”[※注]，这样的考察方法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不胜枚举。郭沫若不仅将甲骨文字充分利用到历史研究领域，而且善用地上的古文献和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互相考证的治学路数，正与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一脉相承。相比于罗、王二人，1892年出生的郭沫若是他们的晚辈，虽然生平从无接触，但郭沫若的史学研究路径却深受他们的影响。民国史坛巨擘顾颉刚先生说：“王氏死后，在甲骨文字研究上，能承继他的，是郭沫若先生。”[※注]同时，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对郭沫若的态度大相径庭，东京学派抨击郭沫若，而京都学人对郭沫若赞赏有加。如内藤湖南的门生吉川幸次郎，“吉川先生是‘京都学派’代表人物，讲学认真，与‘东京学派’针锋相对。东京学人保守，有时歪曲历史。当时轰动全国的论争，因一九二七年，郭沫若在日本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著作而引发。书中用唯物史观以甲骨文字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形态。京都学人，不仅赞同，进而作深入的研究；东京学人却对之口诛笔伐，认为商纯属虚构，并无其国，说甲骨文也是伪造。后来这种谬论不攻自破。”[※注]诚然，“郭沫若很看中王国维的学问，对于不重视王国维的东京学派不以为然，以为王国维影响的京都学派的成就在东京学派之上”[※注]。但对于某些具体的学术问题，郭沫若也并非与东京学派对立。如郭沫若与东京学派的饭岛忠夫对儒家经典《左传》的断代看法是一致的。饭岛忠夫在与京都学派的论战中坚持“《左传》是西汉刘歆伪作”，郭沫若在1935年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的《正考父鼎铭辨伪》中肯定地说“故《左传》文决为刘歆所窜缀无疑”[※注]。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撰著来看，郭沫若与日本京都学派有较为密切的学术关联。具体考察郭沫若对日本汉学界的学派认知和深层原因，不仅对全方位地了解郭沫若史学路径的形成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利于窥探民国时期的中日学术交流的情形。四 结语\n随着岁月的流逝，颇为影响郭沫若的那一代京都学人逐渐故去。1955年，当郭沫若再次踏上第二故乡时，他将京都大学作为重要的一站，回望美好的学术交谊，再续中日学术交流的佳话。郭沫若在出访京都大学时说：“希望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日文化之交流。”[※注]在京都出席中日学者教育座谈会和历史考古学座谈会之后，他凭吊了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和京都大学前校长滨田耕作的坟墓。郭沫若为何专程凭吊这几位先生呢？深厚的学术情谊是背后动因。不仅如此，郭沫若与京都学人的后辈也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往。一位是内藤戊申，他是内藤湖南的三子。在翻阅内藤戊申赠给他的《内藤湖南著述目录》后，郭沫若说道：“内藤湖南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很尊敬他。”[※注]另一位是日本京都学人小川琢治的儿子贝塚茂树，他师承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就职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为日本甲骨学界继林泰辅之后又一位重量级学者。“他对中国史学有很深的造诣，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一向敬重郭老，倾倒于郭老的史学研究的巨大成就。他在京都大学院求学时曾耽读过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并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他曾说，郭先生的这三部著作，‘充分满足了我的要求，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完全决定了我做学问的方向’。1932年，他在京都的东方研究所跟当时访问那里的年仅40岁的郭老见过面。他当时亲眼见到这位久仰的中国学者感到莫大喜悦，他请求郭老在新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上签名留念。郭老也满足了他的要求。”[※注]可见，郭沫若对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要之，郭沫若与京都学派的两代学者都构筑了深厚的学术交谊。二三十年代，郭沫若作为年轻学者，推崇和学习第一代京都学者的学术门径，紧随现代史学新潮流；五六十年代，郭沫若作为中国的文化名人，寻访故地，与京都学派著名学者的后代延续了友好的学术交流。特别是，第二代京都学人受到郭沫若的学术影响，为这段国际学术交流的美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原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王舒琳","郭沫若研究年鉴2018\\第六篇 论文选刊","郭沫若;学派;京都;甲骨文;甲骨;学术;史学;东京;卜辞;考古学;王国"]
["一 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编者按：郭沫若纪念馆是一个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的庭院式两进四合院，原为中医世家乐达仁堂私宅的一部分，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50年代以来先后做过蒙古驻华大使馆和宋庆龄寓所。1963年11月郭沫若由北京西四大院5号迁入，至1978年6月12日病故，在这里度过了他的晚年。1982年这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郭沫若故居正式对外放。1992年被北京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4年更名为郭沫若纪念馆。自从1978年6月开始筹建以来，郭沫若纪念馆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历程。在这些时间里，郭沫若纪念馆历经了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到郭沫若故居再到郭沫若纪念馆名称变更，职能也由当初的单一的出版郭沫若全集转变为具有科研、文物保护、对外展览以及公众教育的对外开放的博物馆。自本卷年鉴起，我们将陆续向广大读者介绍郭沫若纪念馆中所藏的有关郭沫若的书信、书法、书稿等方面的馆藏物品，以飨读者。作品名称：民族的杰作\n说明：本文以《民族的杰作——悼唁鲁迅先生》为名，最初发表于1936年11月上海《质文》月刊第2卷第2期。现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作品名称：译鲁迅的诗\n释文：郭沫若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说明：本作品为郭沫若对鲁迅《无题》一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所作的翻译。1961年国庆，毛泽东接见黑田寿男为首的日中友好代表团时，亲笔书赠了鲁迅原诗，并提议郭沫若翻译。郭沫若将该诗译为日文和中文新诗，并于当年11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翻译鲁迅的诗》一文记述了译诗的经过。作品名称：内山完造氏逝世三周年纪念\n图1图2释文（图片1）：说明：本作品未发表。图片1为郭沫若纪念馆馆藏手稿，图片2为日本内山书店藏郭沫若手书。作品名称：贺日本内山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纪念\n图1图2释文（图片2）：日本内山书店成立于一九三五年，我国际书店为庆贺其三十周年纪念嘱题字奉赠，因成此诗。寂照，日僧名，留宋三十一年示寂于杭州。沫若附注说明：本作品收入《沫若诗词选》，现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5卷。图1为郭沫若纪念馆馆藏手稿，图2为内山书店藏郭沫若手书。作品名称：郭沫若致中岛健藏函\n图1图2释文：中岛健藏先生：卜天寿《论语抄本》资料两份谨奉上，请查收。文物出版社一件，系王冶秋同志所交来。专此顺颂春祺郭沫若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于北京说明：中岛健藏（1903—1979）日本友好人士，社会活动家，文学评论家，生于东京。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期间，创办《法国文学研究》杂志。1934年出版评论集《怀疑与象征》。1936年发表《现代文艺论》。1941年发表《现代作家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积极参加文化与社会活动，领导日本文艺家协会与日本笔会的重建工作，创立了日本比较文学会与著作权协会。1950年任新日本文学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56年组织建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担任理事长。1957年后多次访问中国，为促进日中友好、恢复邦交作出了很大贡献。此信捐赠者为日本友人佐藤纯子女士。佐藤女士为日中文化交流学会最早的工作人员之一，现为协会理事，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工作。2012年6月，佐藤女士委托日中友好会馆工作人员风见治子女士将此信捐献给郭沫若纪念馆。","郭沫若研究年鉴2014\\第八篇 馆藏资料与索引","郭沫若;纪念馆;作品名称;鲁迅;释文;馆藏;郭沫若故居;中岛健藏;日中文化交流;女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cut":{"chars":19952,"head":"表彰1994年度外商投资先进企业\n随着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吸收外商投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已投产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逾10万家，绝大多数经营效益比较好。为了进一步推动办好现有企业，经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已于年6月27日在北京召开第六届外商投资先进企业表彰大会。这次表彰的企业有：全国10大外商投资出口创汇企业、全国10大外商投资高营业额企业、全国10大外商投资人均高利税企业和全国50家外商投资先进饭店企业。1994年度全国外商投资“双优”企业按照如下条件评选：1994年度出口创汇200万美元以上和税前利润2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1994年度人均出口创汇2万美元以上和人均税前利润2万元人民币以上。全国共评选出1994年度外商投资“双优”企业1694家。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委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协会对本地区的“双优”企业进行表彰并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企业名单。全国十大高出口创汇企业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深圳）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深圳）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莞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佳能大连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华强三洋电子有限公司（深圳）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万宝至马达（大连）有限公司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天津）上海太平国际货柜有限公司全国十大高营业额企业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深圳）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天津）深圳康佳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松下彩色显象管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上海大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国十大人均高利税企业南京爱立信通信有限公司百事（中国）有限公司（广州）金利来（中国）服饰皮具有限公司（广东）上海嘉士德——华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北京京港润丰有限公司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深圳）广州宝洁有限公司全国外商投资先进饭店（按单位客房营业额排序）（5星级——10家）王府饭店（北京）凯宾斯基饭店（北京）中国大饭店（北京）贵宾楼饭店有限公司（北京）花园饭店（上海）北京新世纪饭店上海商城——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港澳中心（北京）静安希尔顿酒店（上海）广州花园酒店（4星级——15家）北京丽都假日饭店有限公司北京亮马河大厦国贸饭店（北京）金龙饭店（云南）北京建国饭店天津第一饭店有限公司（凯悦饭店）上海扬子江大酒店顺峰山旅游中心仙泉酒店（广东）上海海仑宾馆珠海度假村有限公司华天大酒店（湖南）深圳新都酒店北京京伦饭店深圳湾大酒店福建外贸中心酒店（3星级、3星级以下及未评星级的——25家）北京光明饭店有限公司深圳联城酒店江门市侨都大酒店北京城市宾馆有限公司佛山宾馆大连徐园饭店有限公司梅地亚中心（北京）杭州大厦有限公司大连民航大厦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大酒店有限公司佛山金城大酒店（广东）深圳帝豪酒店湖州浙北大厦有限公司（浙江）汕头经济特区龙湖宾馆有限公司（广东）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有限公司深圳长城大酒店有限公司深圳竹园企业有限公司东莞山庄（广东）上海七重天宾馆深圳粤海酒店企业有限公司佛山华侨大厦（广东）台湾饭店（北京）亚洲华园宾馆（宁波）上海国际机场宾馆武汉长江大酒店1994年度中国外商投资先进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北京顺美服装有限公司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北京飞利浦有限公司北照——宝源光学工业有限公司北京华德制衣有限公司北京远洋制衣有限公司北京鲁克时装有限公司贵人纺织品（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天河服装有限公司北京雪莲羊绒有限公司北京威廉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北京摩奇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京日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大发正大有限公司北京顶上服装有限公司北京京澳毛纺有限公司北京新伟毛纺有限公司北京太平洋邓禄普纺织品有限公司北京密云藤精有限公司北京名媛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北京利园工艺品有限公司北京广遂服装有限公司北京南华时装有限公司北京埃姆毛纺有限公司北京华奈制衣有限公司北京新宝电器有限公司北京三意美长毛绒玩具有限公司北京梦龙时装有限公司北京顺大制衣有限公司北京雅时时装有限公司北京密日兴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北京顺兴葡萄酒有限公司北京嘉和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北京京园艺发工艺品有限公司北京丝金时装有限公司北京光阳针织品有限公司北京多光鞋业有限公司北京坦博服装有限公司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北京隆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胜计算机有限公司北京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特丽华时装有限公司北京龙泰毛皮制品有限公司北京京凯海棉制品有限公司北京大利纸业有限公司北京新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北京科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日立华胜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北京思元软件有限公司英特尔计算机有限公司上海百利服装有限公司上海赛维罗西服有限公司上海恒泰纺织品有限公司上海联合制衣有限公司上海联合高级时装有限公司上海利达服装有限公司上海百乐毛纺织有限公司上海民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锦乐纺织装饰品有限公司上海联合羊绒针织品有限公司上海永太服装有限公司上海华昌纱线厂有限公司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上海申益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上海华钟纺纱有限公司上海申实纺织有限公司上海寅丰服装有限公司上海华钟袜子有限公司上海华高针织有限公司上海华钟三山染色针织有限公司上海五洲针织有限公司上海香海纺织品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世界联合服装有限公司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上海日立电动工具有限公司上海申威达机械有限公司上海亚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上海通用轴承有限公司上海维高格雷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上海耐莱斯·詹姆斯伯雷阀门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上海建设·路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瀛赛拉磁性器材有限公司上海普林电路板公司上海福克斯波罗有限公司上海神明电机有限公司上海麦克林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夏普电器有限公司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英业达集团（上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新波电子有限公司上海JVC电器有限公司上海金鑫电子有限公司上海环球玩具有限公司上海环球塑胶玩具有限公司上海实业马利画材有限公司上海尤尼恩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上海利华有限公司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嘉盛保温容器有限公司上海梅林食品有限公司上海高仕香精有限公司上海施乐复印机有限公司中国第一铅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丽来影像有限公司上海白猫有限公司上海永生制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娜丽丝化妆品有限公司上海冠达尔钢结构有限公司上海跃龙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上海信谊药业有限公司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环球分子筛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油漆有限公司上海建滔化工绝缘材料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康艺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上海桑柯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上海荣华纺织染整制衣有限公司上海荣安针织有限公司上海思乐得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上海日冷食品有限公司上海海阳羽绒制品有限公司上海远东集装箱有限公司上海华都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上海新南船舶有限公司上海振华港口机械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上海——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上海尼赛拉传感器有限公司上海新康电子有限公司上海资源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森大木业有限公司上海申丰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吉利首饰有限公司新华电站控制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爱梯恩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凯捷时装有限公司上海瀚盟旅游服装有限公司上海科伦食品有限公司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上海电梯厂上海大计数据处理公司上海云娜制衣有限公司上海哈瑞克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上海英达尔蓄电池有限公司上海黑川纺织有限公司上海申光毛绒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华达电气企业有限公司上海三川时装有限公司上海海航集装箱配件有限公司上海爱丽丝制衣有限公司上海凯宾时装有限公司上海庆宏制衣有限公司上海山木高级时装有限公司上海冈野服装有限公司上海浦田服饰有限公司上海美庆制衣有限公司上海柏克利丝绸时装有限公司上海美吉德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上海福海木业企业有限公司上海联川毛纺织有限公司上海锦丰服装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毛针织（国际）有限公司上海望春花平绒制品有限公司上海天中皮件企业有限公司上海达吉斯高级内衣有限公司上海爱朋思纺织品有限公司上海伟泰纺织制品有限公司上海凯昌纺织制衣有限公司上海万达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上海川峰丝绸工艺时装有限公司上海特浩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大顺人造毛皮有限公司上海富田服装有限公司上海联合木业有限公司上海海华时装有限公司上海明芳汽车零件有限公司上海星星肠衣有限公司上海丝金针织有限公司上海虹桥嘉乐制衣有限公司上海永虹塑胶有限公司上海卡萨布兰加制衣有限公司上海德利美电讯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富城电子毛绒制品有限公司上海丝金时装有限公司上海大河针织有限公司上海新纪元工艺纺织饰品有限公司上海新丽纺织饰品有限公司上海正利纺织制品有限公司上海良幸服装整理服务有限公司上海爱思旅行用品有限公司上海康培尔服装有限公司上海鸿兴玩具有限公司上海皓盛电子有限公司上海美山时装有限公司上海智苓服装有限公司上海太平国际货柜有限公司上海封浜服装有限公司上海利华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加藤鞋用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育升童车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协通针织有限公司上海杉并服装有限公司上海玲兰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上海华昌纺织品印染有限公司上海嘉士德——华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上海大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海欣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海利玩具有限公司上海海达毛纺有限公司上海海欣毛纺有限公司上海海晖毛纺有限公司上海海华毛纺有限公司上海新艺毛纺织有限公司上海神江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意力速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上海海燕玩具有限公司上海华通毛纺织有限公司上海明珠厨房用具有限公司上海宏泰制衣有限公司上海三达服装有限公司上海奇安特金海鞋业有限公司上海宜华制衣有限公司上海金豪时装有限公司上海生生（国际）纺织有限公司上海金叶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上海嘉乐制衣有限公司上海新金山电器有限公司上海亨井联接件有限公司上海华申丝绸有限公司上海南山箱包有限公司上海长江毛纺织品有限公司上"}},"世界经济年鉴1995\\中外工商企业","上海;外商投资;深圳;服装;时装;鞋业;厦门;制衣;南通;宁波;张家港"]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机构设置","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及其分工\nThe Leaders and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y\n院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　　　　党委书记　　王忍之　　　　副 书 记　　滕藤　龙永枢　　　　党委委员　　胡绳　王忍之　汝信　　滕藤　　王洛林　　　　　　　　　　刘吉　龙永枢　郭永才　李英唐院长、副院长、顾问、秘书长　　　　院　　长　　胡绳（主持全院工作）　　　　副 院 长　　王忍之（主持全院工作并兼管历史学科片）　　　　　　　　　　汝信（协助胡绳同志管理全院科研工作，并分管科研局，文学语言学科片、民族社会政法学科片）　　　　　　　　　　滕藤（协助王忍之同志管理党务，并分管研究生院，国际学科片，纪检、监察）　　　　　　　　　　王洛林（分管全院外事工作和外事局、经济学科片）　　　　　　　　　　刘吉（分管哲学学科片）　　　　　　　　　　龙永枢（协助王忍之同志管理人事，并分管人事局、院党办和行政后勤、开发创收工作）　　　　特邀顾问　钱钟书　　　　　　　　　　刘国光　　　　秘 书 长　　郭永才（负责院所协调工作，并分管办公厅、财务基建计划局、老干部局、服务公司，协助龙永枢同志管理全院后勤、开发工作）中央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　　　　纪检组长　　李英唐（分管纪检、监察、审计工作）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　　单天伦（协助滕藤同志管理保卫局，分管文献中心、社科出版社、文献出版社、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nLeading Bodies\n办公厅主　任　（暂缺）副主任　崔智友　解延德科研局局　长　何秉孟副局长　黄浩涛人事教育局局　长　单天伦（兼）副局长　张卫峰　韩乃锦外事局局　长　姜汉章副局长　（暂缺）财务基建计划局局　长　朱锦昌副局长　齐明老干部局局　长　阎金生副局长　章丽君保卫局局　长　张友坤副局长　谷峰　贾仁忠党委办公室主　任　张显清副主任　孙叔林　张昌东机关党委书　记　孙叔林（兼）副书记　赵燕平中纪委驻院纪检组组　长　李英唐副组长　张联瑜监察室主　任　张联瑜（兼）副主任　刘克平机关纪委书　记　康树漪审计局局　长　王亚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nResearch Institutes\n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董辅礽所　　长　张卓元副 所 长　于祖尧　吴太昌　王振中党委书记　于祖尧党委委员　于祖尧　张卓元　吴太昌　　　　　王振中　刘迎秋　江太新工业经济研究所所　　长　陈佳贵副 所 长　吕政　孟昭宇　金碚党委书记　吕政党委委员　陈佳贵　吕政　孟昭宇　　　　　金碚　　郭克莎农村发展研究所所　　长　陈吉元副 所 长　刘文璞　张晓山　韩俊党委书记　刘文璞党委委员　刘文璞　陈吉元　张晓山　　　　　韩俊　　权兆能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刘明夫所　　长　杨圣明副 所 长　刘溶沧　郭冬乐　李扬党委书记　刘溶沧党委委员　刘溶沧　杨圣明　郭冬乐　　　　　李昭　　李扬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　　长　李京文副 所 长　刘树成　汪同三　郑玉歆党委书记　李京文副 书 记　郑玉歆党委委员　李京文　郑玉歆　汪同三　　　　　齐建国　李富强　李平　　　　　刘树成人口研究所所　　长　田雪原副 所 长　张秉意　蔡昉党委书记　张秉意党委委员　张秉意　田雪原　胡伟略　　　　　蔡昉　　张世生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许立群所　　长　陈筠泉副 所 长　姚介厚　李景源　王茂珍（哲学所、马列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傅青元副 书 记　王茂珍　王秀奎党委委员　傅青元　王茂珍　陈筠泉　　　　　姚介厚　李景源　靳辉明　　　　　王秀奎　安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　　长　靳辉明副 所 长　安京　王茂珍（哲学所、马列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傅青元副 书 记　王秀金　王茂珍党委委员　傅青元　靳辉明　王秀奎　　　　　安京　　陈筠泉　姚介厚　　　　　王茂珍　李景源世界宗教研究所所　　长　吴云贵副 所 长　戴康生　卓新平　曹中建党委书记　戴康生党委委员　戴康生　吴云贵　曹中建　　　　　张新鹰　李富华考古研究所所　　长　任式楠副 所 长　乌恩　张国宝　刘庆柱党委书记　王立邦副 书 记　张国宝党委委员　王立邦　张国宝　任式楠　　　　　乌恩　　郭振禄　莫润先　　　　　王巍历史研究所所　　长　李学勤副 所 长　李新达　童超　陈祖武党委书记　卢钟锋副 书 记　李新达党委委员　卢钟锋　李新达　李学勤　　　　　童超　　刘荣军近代史研究所所　　长　张海鹏 副 所 长　王庆基　耿云志　齐肇业党委书记　王庆基副 书 记　齐肇业党委委员　王庆基　齐肇业　张海鹏　　　　　耿云志　姜涛　　闵杰　　　　　韩志远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　　任　马大正世界历史研究所所　　长　廖学盛副 所 长　武寅　吴恩远　赵家吉党委书记　武寅党委委员　武寅　　廖学盛　雷中庆　　　　　吴恩远　赵家吉文学研究所所　　长　张炯副 所 长　董乃斌　包明德（文学所、少文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冯志正副 书 记　包明德党委委员　冯志正　张炯　包明德　　　　　董乃斌　郎樱　扎拉嘎　　　　　许明　　陶国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　　长　张炯副 所 长　冯志正　郎樱　扎拉嘎（文学所、少文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冯志正副 书 记　包明德党委委员　冯志正　包明德　张炯　　　　　董乃斌　郎樱　　扎拉嘎　　　　　许明　　陶国斌外国文学研究所所　　长　吴元迈副 所 长　黄宝生　陈辉海　赵一凡党委书记　吴元迈副 书 记　陈辉海党委委员　吴元迈　陈辉海　黄宝生　　　　　赵一凡　陈众议语言研究所所　　长　江蓝生副 所 长　孟庆海　董琨党委书记　李利副 书 记　孟庆海党委委员　李利　江蓝生　孟庆海　　　　　董琨　刘坚法学研究所所　　长　刘海年副 所 长　刘瀚　王保树　郑成思　　　　　信春鹰（法学所、政治学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刘瀚党委委员　刘瀚　　刘海年　王保树　　　　　郑成思　信春鹰　杨海蛟　　　　　顾卫东政治学研究所所　　长　刘海年副 所 长　刘瀚　信春鹰　王保树　　　　　郑成思（法学所、政治学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刘瀚党委委员　刘瀚　　刘海年　信春鹰　　　　　王保树　郑成思　杨海蛟　　　　　顾卫东民族研究所所　　长　郝时远（代）副 所 长　史金波　揣振宇党委书记　李希党委委员　李希　　黄行　　蔡曼华　　　　　揣振宇　郝时远　史金波台湾研究所所　　长　许世铨副 所 长　周志怀　余克礼党委书记　许世铨副 书 记　余克礼党委委员　许世铨　余克礼　刘映仙　　　　　戴文彬　朱卫东　王景舜　　　　　樊绍民社会学研究所所　　长　陆学艺副 所 长　李培林　张健　景天魁党委书记　陆学艺副 书 记　张健党委委员　陆学艺　张健　李培林　　　　　马贵明　黄平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　　长　喻权域副 所 长　陈谈强党委书记　陈谈强党委委员　陈谈强　喻权域　孙旭培　　　　　宁新　　李斯颐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　　长　谷源洋副 所 长　徐文渊　戎殿新党委书记　徐文渊副 书 记　戎殿新党委委员　徐文渊　戎殿新　谷源洋　　　　　王德迅　张宇燕　余永定东欧中亚研究所所　　长　张文武副 所 长　张森　李静杰　马维先　　　　　李正乐党委书记　张森党委委员　张森　　张文武　马维先　　　　　李正乐　钱玉柱　李静杰　　　　　徐葵欧洲研究所所　　长　裘元伦副 所 长　周荣耀　周弘党委书记　周荣耀党委委员　周荣耀　裘元伦　周弘　　　　　罗洪波　刘新钊西亚非洲研究所所　　长　赵国忠副 所 长　邵长厚　谈世中党委书记　邵长厚党委委员　邵长厚　赵国忠　谈世中　　　　　杨立华　陈德成拉丁美洲研究所所　　长　李明德副 所 长　李文举（美国所、拉美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李明德党委委员　李明德　王缉思　陶文钊　　　　　苏振兴　徐世澄　肖炼　　　　　李文举　江时学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　　长　张蕴岭副 所 长　孙士海（日本所、亚太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葛良志党委委员　葛良志　张蕴岭　赵阶琦　　　　　蒋立峰　孙士海　高连福　　　　　陆建人美国研究所所　　长　王缉思副 所 长　陶文钊（美国所、拉美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李明德党委委员　李明德　王缉思　陶文钊　　　　　苏振兴　徐世澄　李文举　　　　　江时学　肖炼日本研究所所　　长　张蕴岭副 所 长　赵阶琦　蒋立峰（日本所、亚太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葛良志党委委员　葛良志　张蕴岭　赵阶琦　　　　　蒋立峰　孙士海　高连福　　　　　陆建人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　　任　傅崇兰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单位\nInstitutions Directly under CASS\n研究生院院　　长　方克立副 院 长　廖世伦　王清海　陈东琪党委书记　廖世伦副 书 记　翁杰明党委委员　廖世伦　翁杰明　方克立　　　　　王清海　陈东琪　郑秉文　　　　　张昌富文献中心主　　任　李惠国（代）副 主 任　黄长著　张保民党委书记　刘铁党委委员　刘铁　　李惠国　黄长著　　　　　张保民　李树东　黄育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　　长　郑文林副 社 长　吕张华总 编 辑　王俊义副总编辑　宋立道党委书记　郑文林副 书 记　刁守朝党委委员　郑文林　吕张华　刁守朝　　　　　宋立道　张志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 编 辑　赵振英副总编辑　宋德金　秦毅　李存山党委书记　赵振英副 书 记　秦毅党委委员　赵振英　秦毅　李存山　　　　　宋德金　陈文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　　长　沈恒炎副 社 长　崔志华总 编 辑　陆象淦郭沫若纪念馆馆　　长　郭平英副 馆 长　王骏骥服务中心总 经 理　张巨功副总经理　高来发　张崇元　赵亚南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公司副董事长　白莲蓉总 经 理　俞焕灿副总经理　杨槐中国经济技术研究咨询公司副总经理　张文阁总 经 理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1997\\第二编 组织机构","党委书记;党委;委员;书记;局长;联合;研究所名誉所长;外事;陶文钊;总经理;政治学"]
["“中国题材”的政治：中日左翼文学交流中的《我的母国·作为日本文学课题》","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2月，郭沫若赴日避难，一住近十年[※注]。郭沫若自称这段时间既没有适当的写作环境，写完也无处发表[※注]。但是，随着近年来“郭沫若在日本史料挖掘”工作的推进，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写作的发表情况也慢慢清晰起来。日本学者藤田梨那发现了一批郭沫若于这一时期发表在日本杂志上的日语作品，以及同时期日本学人对他的评论[※注]。藤田梨那考察的主要是郭沫若发表于《历史科学》《同仁》《日本评论》的历史研究，而未涉及文学评论。与此同时，国内的郭沫若研究者蔡震也曾提到过，流亡期间的郭沫若曾在日本改造社的杂志上多次发表文章。但是，蔡先生对于这些文章未进行深入的分析，对郭沫若“与改造社之间究竟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注]也未充分解答。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将梳理并解读郭沫若在改造社《文艺》上直接用日语写作的文学评论：《我的母国·作为日本文学课题》（日文：「日本文学の題材·母国」，以下简称《我的母国》），并进一步揭示其与日本文学界与出版界的联系。《我的母国》作于1936年5月初，同年6月发表于《文艺》的“中国——现代日本文学的课题”[※注]专栏。在此文艺专栏中，郭沫若和日本作家一起回顾了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题材”创作，并对当下日本作家如何继续“中国题材”给出了建议。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频繁。日本文学中的中国主题并不罕见。正如郭沫若在《我的母国》中所说，中日两国“共领略着茶的清淡、丝的柔软、磁器的玲珑以及南画的渊默。我国对于日本文学的赠与——不，日本作家描写过她的作品，在日本文学上并不少”，日本作家森鸥外、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都曾借用中国题材创作过历史小说和纪行文[※注]。郭沫若所提到的这些“中国题材”的创作主要集中出现在明治末年及大正时期（1912—1926）。王向远曾指出，这一时期的近代日本作家总体来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与此同时，他们却对现实的中国社会感到失望，“对现实的中国人表示不屑乃至藐视”[※注]。到了侵华战争期间，“中国题材”的纪行文和历史小说则干脆变成了从军记，甚至可以归入侵华文学或战争文学[※注]。那么，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中，“中国题材”的文学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事实上，在“中国题材”的纪行文和1937年后的从军记之间，即在中日时局日益紧张的1936年，《文艺》杂志曾郑重地提起了日本文学中的“中国题材”这一命题。藤田梨那曾分析1934年《同仁》杂志上池田孝对郭沫若文学的介绍，并指出，“郭沫若以隐蔽的形式仍然与日本普罗文学保持一定的关系”[※注]。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正值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入其1928—1932年间的全盛时期；1932年至1937年间则是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盛到衰、军国主义代之兴起的时期。郭沫若在日期间亲历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由盛至衰的全过程。与郭沫若一起参与《文艺》专栏讨论的日本作家藤森成吉曾担任“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书记，是日本知名的左翼作家。据藤森成吉回忆，他与郭沫若在30年代仍不间断地有一些交往。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关系构成了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生活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上的这组专栏因此也可看作抗战全面爆发前中日左翼作家交往的一个环节。下面的论述还将进一步指出，当改造社开展以文学交流为中心的“国民外交”、试图用“中国题材”促进中日和解时，郭沫若在《文艺》上却通过《我的母国》与鲁迅及日本的左翼作家展开了一系列对话，直指“国民外交”的脆弱。《我的母国》体现的是这一时期郭沫若、鲁迅及日本左翼作家对中日关系、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与未来等问题所作的思考。而“中国题材”无疑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话语空间。一 改造社与中国\n《文艺》杂志1936年的专题讨论曾引起学者的注意。王升远曾在其对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人对华态度的研究中提到，在中日关系愈发难解之时，“文学界颇有影响的《文艺》杂志便发起过‘去描写支那吧！’专题讨论，约请逃亡在日的郭沫若、小说家藤森成吉以及日本评论家兼翻译家新居格撰文探讨”[※注]。王升远的研究勾勒出了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文化界及媒体参与对华事务方面的情况，并指出日本军部的意志与杂志社的利益以及读者的阅读趣味在侵华时期形成了高度的同向性[※注]。但是，王升远关注的是《文艺》专栏中的日本作家藤森成吉的《描写中国吧！》和日本评论家新居格的《现代中国的题材性》，却未注意到与郭沫若及上述日本作家一起参与讨论的还有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山本实彦在该专栏发表了《从上海致S》，并在这组讨论、乃至1936年的中日文学交流中起着关键作用。改造社对中国市场的开拓可以上溯到1928年。社长亲赴上海，约请著名的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撰写游记。从综合性杂志《改造》起步的改造社，在参与日本国内出版市场激烈竞争的同时，也希望通过拓展海外市场寻找新的出版商机[※注]。1929年改造社成立十周年之际，山本实彦发表讲话，郑重表达了改造社对于介于“东洋”事物的决心[※注]。山本实彦配合着张作霖之死、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历史事件连续策划出版了一系列中国题材的读物，其中就有横光利一的《上海》。在《从上海致S》中，山本实彦告诫日本作家，“这数十年间，不管如何，中国已经成为了舞台的中心，引起了日、英、美、苏四个强国的关心”。而且，“这关心不止于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各种文学问题也在列”[※注]。山本实彦提醒日本作家，法国、美国、英国、苏联的作家都以“中国题材”进行了创作，以中国为舞台的题材对上述诸国都有巨大的魅力[※注]。山本实彦清楚地认识到描写中国对于改造社开拓海外市场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后来《改造》邀请郭沫若用日文连载《武昌城下》大约也是延续这样一种拓展海外市场和题材的思路。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向中国大陆实行军事侵略以后，日本读书界对中国事务新兴的兴趣[※注]。横光利一1928年拒绝了山本社长撰写游记的要求，转而发表了长篇小说《上海》。倒是山本实彦自身撰写了一系列的游记。发表于1936年6月《文艺》杂志的这篇《从上海致S》即是其中的一篇。1936年2月，山本实彦游览了沪、苏、杭、宁等地[※注]。这组游记同年结集为一册《支那》，由改造社出版。从这一角度来看，《文艺》杂志上这组专栏文章并非如现有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仅仅是“日本文学界的反躬自省，旨在探求中国题材创作不振、水准低下之因由”[※注]这么简单。而是饱含现实的政治意义。至少应该看到，它延续了改造社的出版资本自1928年以来持续发展的方向。那么，山本实彦的中国之旅与郭沫若所参与的“中国——现代日本文学的课题”的专栏讨论又有何联系呢？二 “日华文化提携”促生的“中国题材”\n赴德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途中途经上海的横光利一在日记中透露了1936年山本实彦中国之行的一些细节。在“二月二十四日”中，他写道：横光利一还和1928年来上海时一样，借住在朋友今鹰琼太郎位于施高塔路千爱里45号的宿舍[※注]。而内山书店也于1929年搬到了施高塔路。在那里，横光利一恰好碰到了山本社长和鲁迅的会面。鲁迅日记里也有相应记录，“1936年2月24日，午山本实彦君赠烟卷十二合，并邀至新亚午餐，同席九人”[※注]。而横光利一所说的鲁迅“赶写《改造》的稿子”正是鲁迅2月23日晚为改造社写完的《我要骗人》的日语原文[※注]。由此可见，山本实彦1936年的中国之行至少部分与鲁迅相关。鲁迅与改造社的交往并非始于1936年。山本实彦关注鲁迅缘起于1932年4月《改造》刊载的《鲁迅传》。同年11月，改造社还出版了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注]。1933年，鲁迅曾帮助改造社，让改造社的记者木村毅顺利采访了萧伯纳。鲁迅自己还用日语在《改造》上发表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自此之后，鲁迅在《改造》上一连发表了数篇日语文章[※注]。这是一段由山本社长直接参与的、鲁迅与改造社的“交往史”。此种“鲁迅热”一直延续到了1936年。在“中国——现代日本文学的课题”专栏刊出前一个月，1936年5月的《文艺》发表了鹿地亘的《谈谈鲁迅》[※注]。刊登《我的母国》那一期的《文艺》刊登着《鲁迅全集》的广告。《我的母国》刊出一个月后《文艺》又刊登了山本实彦亲自操刀的《鲁迅》。由此可见，在郭沫若所参与的《文艺》专栏讨论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脉络，那便是改造社对鲁迅自1932年以来的持续介绍。就在“中国——现代日本文学的课题”在《文艺》上刊出的同时，《改造》上刊出了萧军的《羊》。《羊》为鲁迅亲自挑选，卷首还印有鲁迅撰写的序言[※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羊》的卷末刊有“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续载”的广告[※注]。广告宣称，“这次山本社长在南京和上海游历，与中国文坛的诸多作家会谈的结果，就是向日华文化提携迈出了一步，今后将尽力每月刊载一篇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注]。事实上，在新雅午餐前，山本实彦和鲁迅就曾于2月11日，也即山本抵沪后的第三天见过一面[※注]。在此之后山本实彦就拿着鲁迅所写的致蔡元培的介绍信赶赴苏杭、南京各地，拜访蒋介石、蔡元培、张群、孙科等人。在南京，山本以“国民立场”和新闻界、学术界等人举行了“日华问题讨论会”[※注]。山本实彦因其改造社的出版资本、“曾当选过众议院议员”的政治光环，以及通过《满蒙》《蒙古》《小闲集》等一系列中国游记而获取的“作家”身份受到南京政府的高度重视。南京希望山本实彦能够以一个“进步文化人”的身份，正确认识中国、介绍中国，从事有意义的“国民外交”[※注]。山本自己也在南京新闻界和文化界的座谈会上表达了希望“通过中日知识分子的努力，促进中日关系好转，实现远东和平”的想法[※注]。而所谓“中日知识分子的努力”自然包含作家的参与。山本实彦的《从上海致S》一文即作于南京之行之后。山本在行文中不断敦促日本作家“S”要重视文学在建设中日关系方面的作用。在山本实彦看来“将中国作为文学对象具有重大的意义”[※注]。因为，“日本现在站在一个世界大舞台上，视野也应该相应地扩大，认识也应该更加实际和深入”[※注]，和研究欧美相比，更迫切的是日本正确认识中国。而具体的“研究内容”，则是要探讨“未来年轻的中国如何崛起？如若不能崛起，则中国在民族、经济和社会方面又将如何”。在山本实彦看来，深入研究和预见这些问题对作家来说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注]。也就是说，促进“中国题材”文学的创作——以了解中国、描写中国、研究中国为目的的文学创作——是山本实彦南京“国民外交”之行后的一项重大举措。但是，山本实彦很清楚，和20年代的情形不同，30年代中后期中日关系愈加复杂与紧张，“那些游览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的纪行文是无法引起世界注意的，也不能满足我国知识阶级的期待”[※注]。因而，改造社想到了约请鲁迅选编“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创造从文学上了解“现代中国”的机会。鲁迅所编选的“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就这样成为了山本实彦“日华文化提携”实践的一部分。三 鲁迅与郭沫若对“中国题材”的态度\n对于用文学来实现“日华文化提携”，山本实彦和鲁迅设想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对于何种文学才能有效地研究中国，山本很坚定地说：“以中国为文学题材的作品，和中国人自身的写作相比，我觉得中国以外的人才能从客观的角度把握当下，做出合适的描写。”[※注]山本的设想自然是日本人应该比中国人更能客观地把握中国的局势，创作中国题材的文学。邀请鲁迅编选“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无非是想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更重要的则是引起日本作家的兴趣。但是，鲁迅在为《羊》所做的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中国的新文学，尤其是短篇小说，尽管还称不上什么杰作，“要是比起最近流行的外国人写的，以中国事情为题材的东西来，却并不显得更低劣。从真实这点来看，应该说是很优秀的。在外国读者看来，也许会感到似有不真实之处，但实际大抵是真实的”[※注]。鲁迅坚持的是中国左翼作家自己言说的“真实”中国，与山本的设想完全不同。1936年4月，鲁迅接受改造社的约请，用日语写作《我要骗人》时，与改造社也保持一种既合作又持异见的微妙关系。鲁迅既知道“现在日本也不是可以说真话的地方”，但又要在日本的杂志上用日语写作以回应所谓的中日关系问题。鲁迅的策略是在日语文章中公开宣称：“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注]。鲁迅声称，因为正好“遇到山本社长，因为要我写一点什么，就在礼仪上，答道‘可以的’。因为说过‘可以’，就应该写出来，不要使他失望，然而，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注]。所谓的“骗人”则是一种“曲笔”，一种要说但又不能说真话的修辞方法。鲁迅用曲笔在“一·二八事变”后不断升级的中日矛盾中批评了所谓的“日支亲善”在日本和国民政府两方面的虚伪性[※注]。鲁迅对用笔和舌就能促进彼此了解、就能借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注]这种想法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此时鲁迅一方面在《改造》上选编“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发表日语文章，另一方面则并不相信山本实彦所倡议的“日华文化提携”真能实现[※注]。为了配合“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的连载，更好地回答如何描写中国、创作“中国题材”文学，同一时期，山本实彦在《文艺》专栏上牵头展开了相关讨论，邀请郭沫若和藤森成吉等日本作家参与其中。和鲁迅一样，郭沫若的笔也不得不曲折起来：接着，郭沫若声称，因为“已经应诺下人家，不写些什么是不成的”，因而也是一篇不得已的文章[※注]。和鲁迅一样，自到日本以后就一直受到监视甚至有入狱经历的郭沫若很清楚，日本并不是能说真话的地方。他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讽刺日本并非“绝对自由境地”，而山本实彦想用文学研究中国，在现代日本文学中鼓励“中国题材”创作这种做法本身也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这显然与鲁迅同时期在《改造》上的日文发表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郭沫若接着说到自己要把文章的标题从“支那”改为“中国”，传达了自己“为了危难中的母国舍去生命都在所不惜”[※注]的决心。他告诫日本的读者，唯有这种心情可以代表今日的中国，希望日本作家能把这一点作为参考[※注]。所谓的“从未有过的危难”当然是指九·一八、一·二八之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在这样一个以“日华文化提携”为主旨的专栏里，郭沫若对日本作家和读者首先传达的却是为了救国不惜舍弃生命的决心和警告，不能不说具有讽刺意味。郭沫若的表述无疑与鲁迅的《我要骗人》有一定的相似性。郭沫若也用“曲笔”就改造社提出何为真实的中国、外国人描写中国的有效性以及山本实彦所构想的“日华文化提携”等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四 日本左翼文学脉络中的“中国”\n鲁迅和郭沫若的回答或许并非山本实彦所期待的回答，那么与郭沫若一起参与讨论的日本作家又是如何回应的呢？中日双方的左翼作家在1936年中日关系紧张之时，借助改造社提供的这次交流机会想传达的是什么信息呢？以下的讨论就将围绕着郭沫若在《我的母国》一文中指出的日本文学线索，揭示其与日本左翼作家之间的联系，并再次挖掘日本文学中“中国题材”的政治与历史。虽然由出版资本推动的《文艺》专栏发表于1936年，但是，日本现代文学中，中国题材的出现绝非30年代中后期才有的现象。本文开头也提到，不断延伸的铁路网与新开通的日本邮船线路将森鸥外、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明治、大正作家送往上海，留下了一批中国游记[※注]。然而，就像新居格在《文艺》专栏中的《现代中国的题材性》一文所说的那样，现代日本文学中，真正堪比世界水平的“中国题材”文学当属横光利一的《上海》[※注]。横光利一的《上海》描绘了发生在上海的“五卅事件”对于生活在帝国延伸线上的日本人的触动，也提出了殖民地都市中日本人的国家认同问题，开创了与以往中国游记不同的叙述路径。王中忱和日本学者十重田裕一都曾指出过《上海》所体现出的日本向东亚地区殖民扩张的历史脉络[※注]。本文还想指出，除了殖民扩张的脉络外，横光利一的《上海》还处于另一种重要的历史脉络中，它代表了现代日本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有关中国题材的转折点，那就是中国新兴的工人运动进入现代日本文学的开始。这也是郭沫若在《我的母国》一文中所提到的藤森成吉、前田河广一郎、村山知义等“用亲热的眼光凝视着而声援”中国“第三现实”的日本左翼作家在30年代初所开拓的“中国题材”的传统[※注]。郭沫若所提及的这三位日本作家都是活跃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翼文学家，他们的中国题材大多以“五卅”至大革命失败期间的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1928年当选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第一任委员长的藤森成吉，1930年1月渡欧，途经意、奥、德，最后于1931年11月进入苏联，参加在哈尔可夫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革命文学大会[※注]。除了参加大会外，藤森成吉的主要活动区域为德国柏林，并在那里参与第三国际领导的国际工人救援会的活动。他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背景，创作了剧本《救救中国的兄弟》，揭露国民党长年在防洪筑堤方面的贪腐以及在救灾方面的无能[※注]。这个戏剧的创作受到了国际工人救援会的影响，并于1931年10月在国际工人救援会组织的展览会上上演[※注]。廖承志、王炳南以及从日本渡德的创造社成员成仿吾都参加了排演[※注]。1925年以后，中国的工人运动因为五卅运动、广州起义等一系列运动的爆发而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蓝图的重要部分。藤森在《描写中国吧！》中回忆到，在柏林的时候，“印度和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运动是柏林劳动者中最大的话题”[※注]。对于身处大革命风暴中的郭沫若和日本的左翼作家而言，虽然“被帝国主义的大海啸所席卷着”的中国“差不多在一切的分野上都呈现出总破产的状态”。可是，就在那儿“正有伟大的，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俨然的现实活着”[※注]。自五卅运动到大革命失败为止，以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赢得了来自日本、苏联、德国的国际援助和关心。中国的工人运动也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描写对象；一个处于“巨大变革中”的中国正吸引着日本左翼作家。也正是在这样的无产阶级国际连带的背景下，1930年前后，日本现代文学涌现了一股“中国题材”热，它记录着中日左翼作家共同参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以京汉铁路同盟罢工和上海五一节同盟罢工为创作题材的日本左翼戏剧家村山知义在接受中国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采访时称，自己创作中国题材的戏剧无非因为中日两国的共同点很多，以中国的事件为题材，可使日本劳动大众同时发生“切身底”和“国际底”两种情感。中国的问题就是日本的问题[※注]。身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日本作家对中国革命的理解正如前田河广一郎所言那样，从压榨劳动者获利的资本家来看，中国和日本从根本上是一样的，恐怕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也会发展到日本[※注]。在这种信念的指导下，前田河广一郎1930年创作了长篇小说《不干涉中国》，描写了日本青年在东京参加“不干涉中国”游行，并逃亡中国的经历。藤森成吉《描写中国吧！》一文如此表述：“这并不单单因为她是我们的邻国。现在，对我们而言，中国是早已超越了邻国意义的存在。中国的命运与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注]“中国的问题就是日本的问题”“中国的命运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一种强烈的国际连带感连接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日左翼作家们。1930年6月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艺术大众化的决议》，设定了能解决文学大众化问题的“题材”。其中的第十条便是要求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创作描写殖民地无产阶级和国内无产阶级联合的作品。创作描写能激发无产阶级国际联合感情的作品”[※注]。1930年11月，在藤森成吉所参加的国际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第二次大会上，国际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做出了《关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决议》。其中，第七条便要求中日两国的无产阶级文艺组织互相交流经验，互相支援，相互批判，加强组织联系[※注]。因此，藤森成吉1936年在《文艺》上提出，“在中国作家要描述本国的真实景况而受阻之时，日本作家应担负起这项工作”[※注]。这背后有着中日无产阶级文学国际连带的历史背景，和山本实彦呼吁日本作家描写中国的提法有着根本的区别[※注]。我们可以将1936年《文艺》上郭沫若与藤森成吉的文章看作是30年代初中日无产阶级文学交流的一种延续——虽然此时借助的是改造社“国民外交”的出版资本。“中国题材”文学体现的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蓝图中中国力量的崛起，以及像鲁迅、萧军那样在中国斗争的中国作家的声音。结语\n如我们后来所知，3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的道路从城市工人运动转向农村。在日本，藤森成吉和村山知义30年代初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鼓舞而创作的、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题材”文学也遭受了挫折。1933年6月，日本共产党最高干部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共同发表了《告共同被告同志书》，声明崇拜天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支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并要求日本共产党脱离共产国际[※注]。1932年5月刚从欧洲归国的藤森成吉不久就被捕了，并于1933年11月发表了转向宣言，宣布脱离作家同盟，放弃革命文学，转向历史小说[※注]。根据藤森成吉的回忆，自己和六高时期的学生郭沫若再次取得联系大约也就是这个时期的1934年[※注]。随后的1934年2月，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宣布解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由此落下帷幕。同年3月，和创造社及中国颇有渊源的村山正义被判两年徒刑，缓刑三年，并获准转向[※注]。此时，大部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都通过转向放弃公开的共产主义信仰。身在日本的郭沫若自然很清楚地感受着日本提出“满蒙生命线”之后“文艺的和亲力的表现却非常减少了”的局面[※注]。1936年，鲁迅和郭沫若虽能借助改造社的出版资本以一种“隐蔽的形式”与日本普罗文学界开展持续的交往、对出版资本与“国民外交”中的“中国题材”文学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批评，并重温二三十年代中日左翼作家共同参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提出了左翼文学“中国题材”的历史与可能。但是，山本实彦的“国民外交”无法阻止时局的恶化。抗战全面爆发后，改造社的出版资本不得不再次调整与政府及军部的关系。山本实彦又一次亲赴天津、北京、青岛等地。刚到塘沽，他便在《大公报》上读到了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在上海文艺界欢迎宴会上发表的用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的韵脚所作的七律：“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注]对于郭沫若，山本实彦很明确地感受到，“他和我们都已归属于各自民族的战场。而我也只能为我国的胜利祈祷”[※注]。很明显，原本借助改造社出版资本进行的“文学外交”在1937年以后已不复可能。中日左翼作家共同参与的“中国题材”文学的讨论与鲁迅所主持的“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连载为它画上了句号。在谈到日本文学中的“中国题材”文学时，王向远曾指出，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具有独自历史传统的文化和文学大国，像日本一样持续不断地从中国撷取题材[※注]。日本文学中的“中国题材”本该成为研究的课题。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郭沫若流亡时期发表的《我的母国》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无论对于30年代初日本左翼作家的“中国题材”，还是对于1936年鲁迅、郭沫若与改造社的交往、或是对于改造社资本中的“中国题材”，现今的文学史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流亡时期与日本文坛及日本读者的一种沟通方式，郭沫若这一时期的日语写作无疑透露了他的思想状况。我们由此也能挖掘出中日左翼文学从五卅运动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间围绕着何为中国、如何描写中国等问题所展开的文学交往史，以及种种政治和资本间的竞争角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母国》值得今日再读、再检讨。（原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熊鹰","郭沫若研究年鉴2017\\第四篇 论文选编","郭沫若;鲁迅;中国题材;文学;日本作家;左翼作家;藤森;文艺;创作;作家;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题材”的政治：中日左翼文学交流中的《我的母国·作为日本文学课题》","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2月，郭沫若赴日避难，一住近十年[※注]。郭沫若自称这段时间既没有适当的写作环境，写完也无处发表[※注]。但是，随着近年来“郭沫若在日本史料挖掘”工作的推进，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写作的发表情况也慢慢清晰起来。日本学者藤田梨那发现了一批郭沫若于这一时期发表在日本杂志上的日语作品，以及同时期日本学人对他的评论[※注]。藤田梨那考察的主要是郭沫若发表于《历史科学》《同仁》《日本评论》的历史研究，而未涉及文学评论。与此同时，国内的郭沫若研究者蔡震也曾提到过，流亡期间的郭沫若曾在日本改造社的杂志上多次发表文章。但是，蔡先生对于这些文章未进行深入的分析，对郭沫若“与改造社之间究竟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注]也未充分解答。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将梳理并解读郭沫若在改造社《文艺》上直接用日语写作的文学评论：《我的母国·作为日本文学课题》（日文：「日本文学の題材·母国」，以下简称《我的母国》），并进一步揭示其与日本文学界与出版界的联系。《我的母国》作于1936年5月初，同年6月发表于《文艺》的“中国——现代日本文学的课题”[※注]专栏。在此文艺专栏中，郭沫若和日本作家一起回顾了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题材”创作，并对当下日本作家如何继续“中国题材”给出了建议。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频繁。日本文学中的中国主题并不罕见。正如郭沫若在《我的母国》中所说，中日两国“共领略着茶的清淡、丝的柔软、磁器的玲珑以及南画的渊默。我国对于日本文学的赠与——不，日本作家描写过她的作品，在日本文学上并不少”，日本作家森鸥外、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都曾借用中国题材创作过历史小说和纪行文[※注]。郭沫若所提到的这些“中国题材”的创作主要集中出现在明治末年及大正时期（1912—1926）。王向远曾指出，这一时期的近代日本作家总体来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与此同时，他们却对现实的中国社会感到失望，“对现实的中国人表示不屑乃至藐视”[※注]。到了侵华战争期间，“中国题材”的纪行文和历史小说则干脆变成了从军记，甚至可以归入侵华文学或战争文学[※注]。那么，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中，“中国题材”的文学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事实上，在“中国题材”的纪行文和1937年后的从军记之间，即在中日时局日益紧张的1936年，《文艺》杂志曾郑重地提起了日本文学中的“中国题材”这一命题。藤田梨那曾分析1934年《同仁》杂志上池田孝对郭沫若文学的介绍，并指出，“郭沫若以隐蔽的形式仍然与日本普罗文学保持一定的关系”[※注]。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正值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入其1928—1932年间的全盛时期；1932年至1937年间则是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盛到衰、军国主义代之兴起的时期。郭沫若在日期间亲历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由盛至衰的全过程。与郭沫若一起参与《文艺》专栏讨论的日本作家藤森成吉曾担任“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书记，是日本知名的左翼作家。据藤森成吉回忆，他与郭沫若在30年代仍不间断地有一些交往。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关系构成了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生活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上的这组专栏因此也可看作抗战全面爆发前中日左翼作家交往的一个环节。下面的论述还将进一步指出，当改造社开展以文学交流为中心的“国民外交”、试图用“中国题材”促进中日和解时，郭沫若在《文艺》上却通过《我的母国》与鲁迅及日本的左翼作家展开了一系列对话，直指“国民外交”的脆弱。《我的母国》体现的是这一时期郭沫若、鲁迅及日本左翼作家对中日关系、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与未来等问题所作的思考。而“中国题材”无疑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话语空间。一 改造社与中国\n《文艺》杂志1936年的专题讨论曾引起学者的注意。王升远曾在其对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人对华态度的研究中提到，在中日关系愈发难解之时，“文学界颇有影响的《文艺》杂志便发起过‘去描写支那吧！’专题讨论，约请逃亡在日的郭沫若、小说家藤森成吉以及日本评论家兼翻译家新居格撰文探讨”[※注]。王升远的研究勾勒出了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文化界及媒体参与对华事务方面的情况，并指出日本军部的意志与杂志社的利益以及读者的阅读趣味在侵华时期形成了高度的同向性[※注]。但是，王升远关注的是《文艺》专栏中的日本作家藤森成吉的《描写中国吧！》和日本评论家新居格的《现代中国的题材性》，却未注意到与郭沫若及上述日本作家一起参与讨论的还有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山本实彦在该专栏发表了《从上海致S》，并在这组讨论、乃至1936年的中日文学交流中起着关键作用。改造社对中国市场的开拓可以上溯到1928年。社长亲赴上海，约请著名的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撰写游记。从综合性杂志《改造》起步的改造社，在参与日本国内出版市场激烈竞争的同时，也希望通过拓展海外市场寻找新的出版商机[※注]。1929年改造社成立十周年之际，山本实彦发表讲话，郑重表达了改造社对于介于“东洋”事物的决心[※注]。山本实彦配合着张作霖之死、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历史事件连续策划出版了一系列中国题材的读物，其中就有横光利一的《上海》。在《从上海致S》中，山本实彦告诫日本作家，“这数十年间，不管如何，中国已经成为了舞台的中心，引起了日、英、美、苏四个强国的关心”。而且，“这关心不止于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各种文学问题也在列”[※注]。山本实彦提醒日本作家，法国、美国、英国、苏联的作家都以“中国题材”进行了创作，以中国为舞台的题材对上述诸国都有巨大的魅力[※注]。山本实彦清楚地认识到描写中国对于改造社开拓海外市场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后来《改造》邀请郭沫若用日文连载《武昌城下》大约也是延续这样一种拓展海外市场和题材的思路。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向中国大陆实行军事侵略以后，日本读书界对中国事务新兴的兴趣[※注]。横光利一1928年拒绝了山本社长撰写游记的要求，转而发表了长篇小说《上海》。倒是山本实彦自身撰写了一系列的游记。发表于1936年6月《文艺》杂志的这篇《从上海致S》即是其中的一篇。1936年2月，山本实彦游览了沪、苏、杭、宁等地[※注]。这组游记同年结集为一册《支那》，由改造社出版。从这一角度来看，《文艺》杂志上这组专栏文章并非如现有研究所指出的那样，仅仅是“日本文学界的反躬自省，旨在探求中国题材创作不振、水准低下之因由”[※注]这么简单。而是饱含现实的政治意义。至少应该看到，它延续了改造社的出版资本自1928年以来持续发展的方向。那么，山本实彦的中国之旅与郭沫若所参与的“中国——现代日本文学的课题”的专栏讨论又有何联系呢？二 “日华文化提携”促生的“中国题材”\n赴德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途中途经上海的横光利一在日记中透露了1936年山本实彦中国之行的一些细节。在“二月二十四日”中，他写道：横光利一还和1928年来上海时一样，借住在朋友今鹰琼太郎位于施高塔路千爱里45号的宿舍[※注]。而内山书店也于1929年搬到了施高塔路。在那里，横光利一恰好碰到了山本社长和鲁迅的会面。鲁迅日记里也有相应记录，“1936年2月24日，午山本实彦君赠烟卷十二合，并邀至新亚午餐，同席九人”[※注]。而横光利一所说的鲁迅“赶写《改造》的稿子”正是鲁迅2月23日晚为改造社写完的《我要骗人》的日语原文[※注]。由此可见，山本实彦1936年的中国之行至少部分与鲁迅相关。鲁迅与改造社的交往并非始于1936年。山本实彦关注鲁迅缘起于1932年4月《改造》刊载的《鲁迅传》。同年11月，改造社还出版了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注]。1933年，鲁迅曾帮助改造社，让改造社的记者木村毅顺利采访了萧伯纳。鲁迅自己还用日语在《改造》上发表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自此之后，鲁迅在《改造》上一连发表了数篇日语文章[※注]。这是一段由山本社长直接参与的、鲁迅与改造社的“交往史”。此种“鲁迅热”一直延续到了1936年。在“中国——现代日本文学的课题”专栏刊出前一个月，1936年5月的《文艺》发表了鹿地亘的《谈谈鲁迅》[※注]。刊登《我的母国》那一期的《文艺》刊登着《鲁迅全集》的广告。《我的母国》刊出一个月后《文艺》又刊登了山本实彦亲自操刀的《鲁迅》。由此可见，在郭沫若所参与的《文艺》专栏讨论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脉络，那便是改造社对鲁迅自1932年以来的持续介绍。就在“中国——现代日本文学的课题”在《文艺》上刊出的同时，《改造》上刊出了萧军的《羊》。《羊》为鲁迅亲自挑选，卷首还印有鲁迅撰写的序言[※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羊》的卷末刊有“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续载”的广告[※注]。广告宣称，“这次山本社长在南京和上海游历，与中国文坛的诸多作家会谈的结果，就是向日华文化提携迈出了一步，今后将尽力每月刊载一篇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注]。事实上，在新雅午餐前，山本实彦和鲁迅就曾于2月11日，也即山本抵沪后的第三天见过一面[※注]。在此之后山本实彦就拿着鲁迅所写的致蔡元培的介绍信赶赴苏杭、南京各地，拜访蒋介石、蔡元培、张群、孙科等人。在南京，山本以“国民立场”和新闻界、学术界等人举行了“日华问题讨论会”[※注]。山本实彦因其改造社的出版资本、“曾当选过众议院议员”的政治光环，以及通过《满蒙》《蒙古》《小闲集》等一系列中国游记而获取的“作家”身份受到南京政府的高度重视。南京希望山本实彦能够以一个“进步文化人”的身份，正确认识中国、介绍中国，从事有意义的“国民外交”[※注]。山本自己也在南京新闻界和文化界的座谈会上表达了希望“通过中日知识分子的努力，促进中日关系好转，实现远东和平”的想法[※注]。而所谓“中日知识分子的努力”自然包含作家的参与。山本实彦的《从上海致S》一文即作于南京之行之后。山本在行文中不断敦促日本作家“S”要重视文学在建设中日关系方面的作用。在山本实彦看来“将中国作为文学对象具有重大的意义”[※注]。因为，“日本现在站在一个世界大舞台上，视野也应该相应地扩大，认识也应该更加实际和深入”[※注]，和研究欧美相比，更迫切的是日本正确认识中国。而具体的“研究内容”，则是要探讨“未来年轻的中国如何崛起？如若不能崛起，则中国在民族、经济和社会方面又将如何”。在山本实彦看来，深入研究和预见这些问题对作家来说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注]。也就是说，促进“中国题材”文学的创作——以了解中国、描写中国、研究中国为目的的文学创作——是山本实彦南京“国民外交”之行后的一项重大举措。但是，山本实彦很清楚，和20年代的情形不同，30年代中后期中日关系愈加复杂与紧张，“那些游览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的纪行文是无法引起世界注意的，也不能满足我国知识阶级的期待”[※注]。因而，改造社想到了约请鲁迅选编“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创造从文学上了解“现代中国”的机会。鲁迅所编选的“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就这样成为了山本实彦“日华文化提携”实践的一部分。三 鲁迅与郭沫若对“中国题材”的态度\n对于用文学来实现“日华文化提携”，山本实彦和鲁迅设想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对于何种文学才能有效地研究中国，山本很坚定地说：“以中国为文学题材的作品，和中国人自身的写作相比，我觉得中国以外的人才能从客观的角度把握当下，做出合适的描写。”[※注]山本的设想自然是日本人应该比中国人更能客观地把握中国的局势，创作中国题材的文学。邀请鲁迅编选“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无非是想听取中国方面的意见，更重要的则是引起日本作家的兴趣。但是，鲁迅在为《羊》所做的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中国的新文学，尤其是短篇小说，尽管还称不上什么杰作，“要是比起最近流行的外国人写的，以中国事情为题材的东西来，却并不显得更低劣。从真实这点来看，应该说是很优秀的。在外国读者看来，也许会感到似有不真实之处，但实际大抵是真实的”[※注]。鲁迅坚持的是中国左翼作家自己言说的“真实”中国，与山本的设想完全不同。1936年4月，鲁迅接受改造社的约请，用日语写作《我要骗人》时，与改造社也保持一种既合作又持异见的微妙关系。鲁迅既知道“现在日本也不是可以说真话的地方”，但又要在日本的杂志上用日语写作以回应所谓的中日关系问题。鲁迅的策略是在日语文章中公开宣称：“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注]。鲁迅声称，因为正好“遇到山本社长，因为要我写一点什么，就在礼仪上，答道‘可以的’。因为说过‘可以’，就应该写出来，不要使他失望，然而，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注]。所谓的“骗人”则是一种“曲笔”，一种要说但又不能说真话的修辞方法。鲁迅用曲笔在“一·二八事变”后不断升级的中日矛盾中批评了所谓的“日支亲善”在日本和国民政府两方面的虚伪性[※注]。鲁迅对用笔和舌就能促进彼此了解、就能借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注]这种想法持怀疑态度。也就是说，此时鲁迅一方面在《改造》上选编“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发表日语文章，另一方面则并不相信山本实彦所倡议的“日华文化提携”真能实现[※注]。为了配合“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的连载，更好地回答如何描写中国、创作“中国题材”文学，同一时期，山本实彦在《文艺》专栏上牵头展开了相关讨论，邀请郭沫若和藤森成吉等日本作家参与其中。和鲁迅一样，郭沫若的笔也不得不曲折起来：接着，郭沫若声称，因为“已经应诺下人家，不写些什么是不成的”，因而也是一篇不得已的文章[※注]。和鲁迅一样，自到日本以后就一直受到监视甚至有入狱经历的郭沫若很清楚，日本并不是能说真话的地方。他在文章的一开头就讽刺日本并非“绝对自由境地”，而山本实彦想用文学研究中国，在现代日本文学中鼓励“中国题材”创作这种做法本身也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这显然与鲁迅同时期在《改造》上的日文发表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郭沫若接着说到自己要把文章的标题从“支那”改为“中国”，传达了自己“为了危难中的母国舍去生命都在所不惜”[※注]的决心。他告诫日本的读者，唯有这种心情可以代表今日的中国，希望日本作家能把这一点作为参考[※注]。所谓的“从未有过的危难”当然是指九·一八、一·二八之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在这样一个以“日华文化提携”为主旨的专栏里，郭沫若对日本作家和读者首先传达的却是为了救国不惜舍弃生命的决心和警告，不能不说具有讽刺意味。郭沫若的表述无疑与鲁迅的《我要骗人》有一定的相似性。郭沫若也用“曲笔”就改造社提出何为真实的中国、外国人描写中国的有效性以及山本实彦所构想的“日华文化提携”等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四 日本左翼文学脉络中的“中国”\n鲁迅和郭沫若的回答或许并非山本实彦所期待的回答，那么与郭沫若一起参与讨论的日本作家又是如何回应的呢？中日双方的左翼作家在1936年中日关系紧张之时，借助改造社提供的这次交流机会想传达的是什么信息呢？以下的讨论就将围绕着郭沫若在《我的母国》一文中指出的日本文学线索，揭示其与日本左翼作家之间的联系，并再次挖掘日本文学中“中国题材”的政治与历史。虽然由出版资本推动的《文艺》专栏发表于1936年，但是，日本现代文学中，中国题材的出现绝非30年代中后期才有的现象。本文开头也提到，不断延伸的铁路网与新开通的日本邮船线路将森鸥外、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明治、大正作家送往上海，留下了一批中国游记[※注]。然而，就像新居格在《文艺》专栏中的《现代中国的题材性》一文所说的那样，现代日本文学中，真正堪比世界水平的“中国题材”文学当属横光利一的《上海》[※注]。横光利一的《上海》描绘了发生在上海的“五卅事件”对于生活在帝国延伸线上的日本人的触动，也提出了殖民地都市中日本人的国家认同问题，开创了与以往中国游记不同的叙述路径。王中忱和日本学者十重田裕一都曾指出过《上海》所体现出的日本向东亚地区殖民扩张的历史脉络[※注]。本文还想指出，除了殖民扩张的脉络外，横光利一的《上海》还处于另一种重要的历史脉络中，它代表了现代日本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有关中国题材的转折点，那就是中国新兴的工人运动进入现代日本文学的开始。这也是郭沫若在《我的母国》一文中所提到的藤森成吉、前田河广一郎、村山知义等“用亲热的眼光凝视着而声援”中国“第三现实”的日本左翼作家在30年代初所开拓的“中国题材”的传统[※注]。郭沫若所提及的这三位日本作家都是活跃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翼文学家，他们的中国题材大多以“五卅”至大革命失败期间的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1928年当选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第一任委员长的藤森成吉，1930年1月渡欧，途经意、奥、德，最后于1931年11月进入苏联，参加在哈尔可夫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革命文学大会[※注]。除了参加大会外，藤森成吉的主要活动区域为德国柏林，并在那里参与第三国际领导的国际工人救援会的活动。他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背景，创作了剧本《救救中国的兄弟》，揭露国民党长年在防洪筑堤方面的贪腐以及在救灾方面的无能[※注]。这个戏剧的创作受到了国际工人救援会的影响，并于1931年10月在国际工人救援会组织的展览会上上演[※注]。廖承志、王炳南以及从日本渡德的创造社成员成仿吾都参加了排演[※注]。1925年以后，中国的工人运动因为五卅运动、广州起义等一系列运动的爆发而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蓝图的重要部分。藤森在《描写中国吧！》中回忆到，在柏林的时候，“印度和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运动是柏林劳动者中最大的话题”[※注]。对于身处大革命风暴中的郭沫若和日本的左翼作家而言，虽然“被帝国主义的大海啸所席卷着”的中国“差不多在一切的分野上都呈现出总破产的状态”。可是，就在那儿“正有伟大的，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俨然的现实活着”[※注]。自五卅运动到大革命失败为止，以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赢得了来自日本、苏联、德国的国际援助和关心。中国的工人运动也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描写对象；一个处于“巨大变革中”的中国正吸引着日本左翼作家。也正是在这样的无产阶级国际连带的背景下，1930年前后，日本现代文学涌现了一股“中国题材”热，它记录着中日左翼作家共同参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以京汉铁路同盟罢工和上海五一节同盟罢工为创作题材的日本左翼戏剧家村山知义在接受中国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采访时称，自己创作中国题材的戏剧无非因为中日两国的共同点很多，以中国的事件为题材，可使日本劳动大众同时发生“切身底”和“国际底”两种情感。中国的问题就是日本的问题[※注]。身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日本作家对中国革命的理解正如前田河广一郎所言那样，从压榨劳动者获利的资本家来看，中国和日本从根本上是一样的，恐怕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也会发展到日本[※注]。在这种信念的指导下，前田河广一郎1930年创作了长篇小说《不干涉中国》，描写了日本青年在东京参加“不干涉中国”游行，并逃亡中国的经历。藤森成吉《描写中国吧！》一文如此表述：“这并不单单因为她是我们的邻国。现在，对我们而言，中国是早已超越了邻国意义的存在。中国的命运与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注]“中国的问题就是日本的问题”“中国的命运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一种强烈的国际连带感连接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日左翼作家们。1930年6月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艺术大众化的决议》，设定了能解决文学大众化问题的“题材”。其中的第十条便是要求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创作描写殖民地无产阶级和国内无产阶级联合的作品。创作描写能激发无产阶级国际联合感情的作品”[※注]。1930年11月，在藤森成吉所参加的国际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第二次大会上，国际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做出了《关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决议》。其中，第七条便要求中日两国的无产阶级文艺组织互相交流经验，互相支援，相互批判，加强组织联系[※注]。因此，藤森成吉1936年在《文艺》上提出，“在中国作家要描述本国的真实景况而受阻之时，日本作家应担负起这项工作”[※注]。这背后有着中日无产阶级文学国际连带的历史背景，和山本实彦呼吁日本作家描写中国的提法有着根本的区别[※注]。我们可以将1936年《文艺》上郭沫若与藤森成吉的文章看作是30年代初中日无产阶级文学交流的一种延续——虽然此时借助的是改造社“国民外交”的出版资本。“中国题材”文学体现的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蓝图中中国力量的崛起，以及像鲁迅、萧军那样在中国斗争的中国作家的声音。结语\n如我们后来所知，3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的道路从城市工人运动转向农村。在日本，藤森成吉和村山知义30年代初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鼓舞而创作的、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题材”文学也遭受了挫折。1933年6月，日本共产党最高干部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共同发表了《告共同被告同志书》，声明崇拜天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支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并要求日本共产党脱离共产国际[※注]。1932年5月刚从欧洲归国的藤森成吉不久就被捕了，并于1933年11月发表了转向宣言，宣布脱离作家同盟，放弃革命文学，转向历史小说[※注]。根据藤森成吉的回忆，自己和六高时期的学生郭沫若再次取得联系大约也就是这个时期的1934年[※注]。随后的1934年2月，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宣布解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由此落下帷幕。同年3月，和创造社及中国颇有渊源的村山正义被判两年徒刑，缓刑三年，并获准转向[※注]。此时，大部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都通过转向放弃公开的共产主义信仰。身在日本的郭沫若自然很清楚地感受着日本提出“满蒙生命线”之后“文艺的和亲力的表现却非常减少了”的局面[※注]。1936年，鲁迅和郭沫若虽能借助改造社的出版资本以一种“隐蔽的形式”与日本普罗文学界开展持续的交往、对出版资本与“国民外交”中的“中国题材”文学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批评，并重温二三十年代中日左翼作家共同参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提出了左翼文学“中国题材”的历史与可能。但是，山本实彦的“国民外交”无法阻止时局的恶化。抗战全面爆发后，改造社的出版资本不得不再次调整与政府及军部的关系。山本实彦又一次亲赴天津、北京、青岛等地。刚到塘沽，他便在《大公报》上读到了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在上海文艺界欢迎宴会上发表的用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的韵脚所作的七律：“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注]对于郭沫若，山本实彦很明确地感受到，“他和我们都已归属于各自民族的战场。而我也只能为我国的胜利祈祷”[※注]。很明显，原本借助改造社出版资本进行的“文学外交”在1937年以后已不复可能。中日左翼作家共同参与的“中国题材”文学的讨论与鲁迅所主持的“现代中国作家的力作”连载为它画上了句号。在谈到日本文学中的“中国题材”文学时，王向远曾指出，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具有独自历史传统的文化和文学大国，像日本一样持续不断地从中国撷取题材[※注]。日本文学中的“中国题材”本该成为研究的课题。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郭沫若流亡时期发表的《我的母国》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无论对于30年代初日本左翼作家的“中国题材”，还是对于1936年鲁迅、郭沫若与改造社的交往、或是对于改造社资本中的“中国题材”，现今的文学史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作为流亡时期与日本文坛及日本读者的一种沟通方式，郭沫若这一时期的日语写作无疑透露了他的思想状况。我们由此也能挖掘出中日左翼文学从五卅运动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间围绕着何为中国、如何描写中国等问题所展开的文学交往史，以及种种政治和资本间的竞争角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母国》值得今日再读、再检讨。（原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熊鹰","郭沫若研究年鉴2017\\第四篇 论文选编","郭沫若;鲁迅;中国题材;文学;日本作家;左翼作家;藤森;文艺;创作;作家;无产阶级革命"]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机构设置","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及其分工\nLeaders and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y\n院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　　　党委书记 王忍之　　　副 书 记 滕藤 龙永枢　　　党委委员 胡绳 王忍之 汝信　 滕藤 王洛林　　　　　　　 刘吉 龙永枢 郭永才 李英唐院长、副院长、顾问、秘书长　　　院　　长 胡绳（主持全院工作）　　　副 院 长 王忍之（主持全院工作并兼管历史学科片）　　　　　　　 汝信（协助胡绳同志管理全院科研工作，并分管科研局，文学语言学科片、民族社会政法学科片）　　　　　　　 滕藤（协助王忍之同志管理党务，并分管研究生院，国际学科片，纪检、监察工作）　　　　　　　 王洛林（分管全院外事工作和外事局、经济学科片）　　　　　　　 刘吉（分管哲学学科片）　　　　　　　 龙永枢（协助王忍之同志管理人事，并分管人事教育局、院党办和行政后勤、开发创收工作）　　　特邀顾问 钱钟书 刘国光　　　秘 书 长 郭永才（负责院所协调工作，并分管办公厅、财务基建计划局、服务公司，协助王忍之同志管理历史学科片，协助龙永枢同志管理后勤、开发工作）中央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　　　纪检组长 李英唐（分管纪检、监察、审计工作）副秘书长 　　　单天伦（协助王忍之、龙永枢同志联系人事教育局，协助滕藤同志联系保卫局，分管老干部局、文献中心）　　　　　　　 何秉孟（协助汝信同志分管科研工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nLeading Bodies\n办公厅主　任 崔智友副主任 （暂缺）科研局局　长 黄浩涛副局长 蔡文兰 刘迎秋人事教育局局　长 张卫峰副局长 韩乃锦 王苏粤外事局局　长 裴长洪副局长 孙新财务基建计划局局　长 朱锦昌副局长 齐明老干部局局　长 阎金生副局长 章丽君保卫局局　长 （暂缺）副局长 贾仁忠 王景元党委办公室（含机关党委、纪委）主　任 葛良志副主任 张昌东机关党委副书记 赵燕平机关纪委书记 齐肇业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　长 李英唐副组长 张联瑜监察室主　任 张联瑜副主任 刘克平审计局局　长 王亚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nResearch Institutes﻿\n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董辅礽所　　长 张卓元副 所 长 于祖尧 吴太昌 王振中党委书记 于祖尧党委委员 于祖尧 张卓元 吴太昌　　　　 王振中 江太新工业经济研究所所　　长 陈佳贵副 所 长 吕政　 孟昭宇 金碚党委书记 吕政党委委员 吕政　 陈佳贵 孟昭宇　　　　 金碚农村发展研究所所　　长 陈吉元副 所 长 刘文璞 张晓山 韩俊党委书记 刘文璞党委委员 刘文璞 陈吉元 张晓山　　　　 韩俊　 权兆能财贸经济研究所所　　长 杨圣明副 所 长 刘溶沧 郭冬乐 李扬党委书记 刘溶沧党委委员 刘溶沧 杨圣明 郭冬乐　　　　 李扬　 李昭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　　长 李京文副 所 长 刘树成 汪同三 郑玉歆党委书记 李京文副 书 记 郑玉歆党委委员 李京文 郑玉歆 刘树成　　　　 汪同三 齐建国 李富强　　　　 李平人口研究所所　　长 田雪原副 所 长 张秉意 蔡昉党委书记 张秉意党委委员 张秉意 田雪原 蔡昉　　　　 胡伟略 张世生考古研究所所　　长 任式楠副 所 长 张显清 乌恩　 张国宝　　　　 刘庆柱党委书记 张显清副 书 记 张国宝党委委员 张显清 张国宝 任式楠　　　　 乌恩　 刘庆柱 刘凤瀛　　　　 王巍历史研究所所　　长 李学勤副 所 长 童超　 陈祖武 刘荣军党委书记 卢钟锋副 书 记 刘荣军党委委员 卢钟锋 刘荣军 李学勤　　　　 童超近代史研究所所　　长 张海鹏副 所 长 李利　 耿云志 张世生党委书记 李利副 书 记 张世生党委委员 李利　 张世生 张海鹏　　　　 耿云志 姜涛　 韩志远　　　　 闵杰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　　任 马大正副 主 任 安京世界历史研究所所　　长 廖学盛副 所 长 武寅　 吴恩远 赵家吉党委书记 武寅党委委员 武寅　 廖学盛 吴恩远　　　　 赵家吉 于沛　 赵文洪文学研究所所　　长 张炯副 所 长 董乃斌 包明德党委书记 冯志正副 书 记 包明德党委委员 冯志正 张炯　 董乃斌　　　　 包明德 许明　 陶国斌　　　　 郎樱　 扎拉嘎 白庚胜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　　长 张炯副 所 长 冯志正 郎樱　 扎拉嘎（文学所、少文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冯志正副 书 记 包明德党委委员 冯志正 张炯　 董乃斌　　　　 包明德 许明　 陶国斌　　　　 郎樱　 扎拉嘎 白庚胜外国文学研究所所　　长 吴元迈副 所 长 陈辉海 黄宝生 赵一凡党委书记 陈辉海党委委员 陈辉海 吴元迈 黄宝生　　　　 赵一凡 陈众议语言研究所所　　长 江蓝生副 所 长 孟庆海 董琨党委书记 （暂缺）副 书 记 孟庆海党委委员 孟庆海 江蓝生 董琨　　　　 张国宪 沈家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　　长 靳辉明副 所 长 王茂珍 李崇富（哲学所、马列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傅青元副 书 记 王秀奎 王茂珍党委委员 傅青元 王茂珍 王秀奎　　　　 靳辉明 陈筠泉 姚介厚　　　　 李景源 李崇富哲学研究所所　　长 陈筠泉副 所 长 姚介厚 李景源 王茂珍（哲学所、马列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傅青元副 书 记 王茂珍 王秀奎党委委员 傅青元 王茂珍 王秀奎　　　　 靳辉明 陈筠泉 姚介厚　　　　 李景源 李崇富世界宗教研究所所　　长 吴云贵副 所 长 戴康生 卓新平 曹中建党委书记 戴康生党委委员 戴康生 吴云贵 曹中建　　　　 张新鹰 李富华法学研究所所　　长 刘海年副 所 长 刘瀚　 王保树 郑成思　　　　 信春鹰（法学所、政治学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刘瀚副 书 记 信春鹰党委委员 刘瀚　 刘海年 王保树　　　　 郑成思 信春鹰 杨海蛟　　　　 顾卫东政治学研究所所　　长 刘海年副 所 长 刘瀚　 信春鹰 王保树　　　　 郑成思 白钢（法学所、政治学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刘瀚副 书 记 信春鹰党委委员 刘瀚　 刘海年 王保树　　　　 郑成思 信春鹰 杨海蛟　　　　 顾卫东民族研究所所　　长 郝时远（代）副 所 长 史金波 揣振宇党委书记 张友坤党委委员 张友坤 郝时远 史金波　　　　 揣振宇 黄行　 蔡曼华社会学研究所所　　长 陆学艺副 所 长 李培林 张健　 景天魁党委书记 陆学艺副 书 记 张健党委委员 陆学艺 张健　 李培林　　　　 景天魁 马贵明 黄平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　　长 喻权域副 所 长 陈谈强 宁新　 尹韵公党委书记 陈谈强副 书 记 尹韵公党委委员 陈谈强 尹韵公 喻权域　　　　 宁新　 孙旭培 李斯颐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　　长 谷源洋副 所 长 徐文渊 戎殿新 谈世中党委书记 徐文渊党委委员 徐文渊 戎殿新 谷源洋　　　　 谈世中 余永定 朱行巧　　　　 王德迅东欧中亚研究所所　　长 张文武副 所 长 张森　 李静杰党委书记 张森党委委员 张森　 张文武 李静杰　　　　 钱玉柱 徐葵欧洲研究所所　　长 裘元伦副 所 长 周荣耀 周弘党委书记 周荣耀党委委员 周荣耀 裘元伦 周弘　　　　 罗红波 刘欣钊西亚非洲研究所所　　长 赵国忠副 所 长 温伯友 杨光党委书记 温伯友党委委员 温伯友 赵国忠 杨立华　　　　 陈德成拉丁美洲研究所所　　长 李明德副 所 长 李文举 江时学（美国所、拉美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李明德副 书 记 顾国良 陶文钊党委委员 李明德 顾国良 陶文钊　　　　 王缉思 苏振兴 李文举　　　　 江时学 徐世澄 肖炼美国研究所所　　长 王缉思副 所 长 陶文钊 顾国良（美国所、拉美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李明德副 书 记 顾国良 陶文钊党委委员 李明德 顾国良 陶文钊　　　　 王缉思 苏振兴 李文举　　　　 江时学 徐世澄 肖炼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　　长 张蕴岭副 所 长 孙士海（日本所、亚太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孙叔林党委委员 孙叔林 张蕴岭 蒋立峰　　　　 孙士海 高增杰 高连福　　　　 陆建人日本研究所所　　长 张蕴岭副 所 长 孙叔林 蒋立峰 高增杰（日本所、亚太所联合党委）党委书记 孙叔林党委委员 孙叔林 张蕴岭 蒋立峰　　　　 孙士海 高增杰 高连福　　　　 陆建人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　　任 傅崇兰副 主 任 牛凤瑞 张新平台湾研究所所　　长 许世铨副 所 长 余克礼 周志怀党委书记 许世铨副 书 记 余克礼党委委员 许世铨 余克礼 周志怀　　　　 戴文彬 刘映仙 刘红　　　　 王筠　 朱卫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单位\nInstitutions Directly under CASS\n研究生院院　　长 方克立副 院 长 廖世伦 王清海 陈东琪　　　　 郑秉文党委书记 廖世伦副 书 记 翁杰明党委委员 廖世伦 翁杰明 方克立　　　　 陈东琪 王清海 郑秉文　　　　 张昌富文献中心主　　任 李惠国（代）副 主 任 黄长著 张保民党委书记 刘铁党委委员 刘铁　 李惠国 黄长著　　　　 张保民 黄育馥 李树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　　长 郑文林副 社 长 吕张华总 编 辑 王俊义副总编辑 宋立道党委书记 郑文林副 书 记 刁守朝党委委员 郑文林 刁守朝 王俊义　　　　 吕张华 宋立道 张志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 编 辑 赵振英副总编辑 李新达 秦毅　 李存山党委书记 李新达副 书 记 秦毅党委委员 李新达 赵振英 秦毅　　　　 宋德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　　长 沈恒炎副 社 长 谢寿光 崔志华总 编 辑 陆象淦计算机网络中心副 主 任 解延德服务中心总 经 理 张巨功副总经理 高来发 张崇元 赵亚南郭沫若纪念馆馆　　长 郭平英副 馆 长 王骏骥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公司董 事 长 姜汉章总 经 理 俞焕灿副总经理 杨槐中国经济技术研究咨询公司总 经 理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1998\\第二编 组织机构","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委员;局长;陶文钊;联合;教育局;人事;主任;历史学科"]
["西南边疆研究","【魏晋、南朝、隋唐诸朝对岭南大姓豪酋的治策】方铁《文山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n魏晋、南朝、隋唐时期，岭南地区出现大姓豪酋地方势力。大姓豪酋由留镇岭南的镇将、官吏等外来人口融合本地夷僚逐渐形成，辖有部曲，世领其地。魏晋、南朝、隋唐诸朝授大姓豪酋予官职，借助其权势统治岭南。与其后差异明显的宋元明清时期相比，魏晋、南朝、隋唐诸朝对岭南大姓豪酋的治策，历朝虽存在一些差异，但大体属于同一类型。【明初广西卫所的建立与“撞兵”的身份转变】任建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4期\n元朝在广西实行的屯田政策，产生了一批称为“撞兵”的人群，明初放弃了元朝在广西的屯田系统之后撞兵失去了作用。这些撞兵的身份发生分化，有的转为了民籍，有的就此脱离了国家控制，成为赋役体系之外的“獞人”。随后明朝发现广西的卫所规模不足以维持对广西的控制，便开始陆续增置卫所。洪武八年（1375），桂林的广西卫扩充为桂林中、右二卫。桂林茶洞、藤县五屯、宾州迁江等地的“獞人”都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身份的转变，但是由于自身历史传统以及进入卫所方式的差异，这个过程对不同人群而言有不同的影响和意义。洪武八年是一个标志年份，一部分“獞人”通过明初广西卫所增置的契机，获得了新的身份。【明代两广地区的达官军：以《武职选簿》为中心的考察】宋永志《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4期\n明代天顺、成化两朝，南北两京卫所达官军多次被征调到两广地区参与平定广西大藤峡瑶人反叛，现存《武职选簿》中保留了其中部分从征两广达官军的履历档案，记载了其来源和承袭情况。这些不同时期来到两广地区的达官军，经历了从征调到驻留的历史过程，对明代两广地区社会及族群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滇抚赞理军务兼衔与夺考——兼论云南军政结构的演化】秦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4期\n明代云南巡抚所兼赞理军务一职的与夺背后，是巡抚与沐氏总兵之间复杂的权力消长关系。明代中期，朝廷一方面不断强化巡抚的军政职权以遏制勋贵世镇的弊病，另一方面又长期不授予巡抚赞理军务的兼衔，以凸显沐氏总兵的特殊地位。至嘉靖朝，沐氏多名子孙冲龄莅政，世镇体制出现危机，于是朝廷正式加滇抚赞理军务衔以稳定边陲。此后因黔国公争权，巡抚建制又有所反复。但相较贵族世袭，官僚体制的优越性更加明显，巡抚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取代了黔国公的军政职能，沐氏世镇反而日趋瘫痪，仅作为一种皇权的象征而维持。【论嘉靖安南事件中明朝的政策变化及其影响】李征鸿、段红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n明代嘉靖年间，明王朝的统治渐趋衰落，同时安南也发生了莫登庸篡夺黎朝的事件，导致其国内政局混乱、南北分裂，此时双方稳定的藩属关系已经难以维持，开始出现动荡与转折。经过明朝地方官员的一系列努力，双方最终达成和议，之后明朝坚持不再插手安南内部事务。这反映了明朝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既服从现实又坚持理想的态度，而现实主义已然占据了主导地位。【悉立考】达瓦次仁《西藏研究》2017年第4期\n悉立是喜马拉雅南麓比较古老的地名，最早出现于敦煌文献，是古代吐蕃的附属政权，地理位置比较模糊。通过梳理古今中外历史文献，考证古代悉立的地理方位及其在该地的历史地位，可以从中窥视古代悉立与我国西藏的关系。【从赞普到土司：唃厮啰家族家国之间的政治嬗变研究】齐德舜《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n唃厮啰家族自宋朝初年进入西北地区之后，历经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其政治身份随朝代的更迭不断嬗变，从宋朝初年的河湟吐蕃赞普一步步转变为明清时期“五土之首”的赵土司。唃厮啰家族政治身份的嬗变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变迁的大背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国家、民族、家族三方互动的必然结果。【俺答汗代三世达赖喇嘛求封事宜考】魏建东《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n在蒙藏关系史上，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的会见往往被作为藏传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的标志性事件。文章拟用新发现的汉文材料，就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会见中之俺答汗代三世达赖喇嘛请封这一事件做一详细考证与说明，以此来说明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会见其实是蒙古、西藏与明中央政府三方互动下的产物。【明代汉藏交通的兴衰演变——以明朝使臣入藏活动为中心的探讨】李淮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n自唐以后，中原汉地与西藏之间形成了青藏道、川藏道等多条道路，明朝使臣入藏的交通道路，前期以青藏道为主，中后期川藏道成为主要入藏道路，明朝使臣也曾行经西域道、滇藏道进入西藏。明代汉藏交通的兴衰演变主要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军事活动、藏传佛教的传播也影响了道路的兴废，地理环境因素对汉藏交通的形塑作用则不断减弱，明代汉藏交通网络格局对后世汉藏交通奠定了基础并产生深远影响。【清初康区的政治军事格局与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赵心愚《中国藏学》2017年第1期\n清顺治年间，康区东部打箭炉一带的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司归附，在当时及之后一段时间全国、藏区及四川地区的形势下，清中央王朝主要采取政治手段保护已归附的土司，但明末已进入康区的和硕特部仍不断扩展势力。至17世纪末，打箭炉一带终被和硕特部控制，已归附清朝的土司亦被杀。在此情况下，康熙皇帝及清中央政府改变以往对和硕特部的策略及态度，决定在打箭炉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此即世纪之交的“西炉之役”。此役时间虽不长，但双方投入兵力较多，在康区历史上规模空前，最后以清的完全胜利结束。此役之后，清直接治理雅砻江以东地区，康区政治军事格局出现重大变化，清治藏战略亦出现重大调整。【20世纪初德国的涉藏活动和西藏政策考析】赵光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n20世纪初是德国历史上涉藏活动极为频繁的时期，主要表现为：一是频繁对西藏及周边藏区考察和探险，二是在与英、俄交涉中明确宣示其西藏政策。德国人还试图与西藏上层建立起直接的联系，甚至企图在拉萨设置一名德国代表，但都以失败告终。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虽然明确反对英、俄使西藏、蒙古脱离中国，但是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与英、俄对抗和实现在华利益的最大化。【民国时期川边镇守使的治边活动】裴儒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2期\n民国初建，北洋政府设立镇守使以绥靖地方，但川边镇守使除负责军政外还兼管民政。此职系由尹昌衡西征后设立的川边镇抚使演变而来，在民国初期固川卫藏、遏制西藏地方上层分裂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14—1925年，先后有四人担任川边镇守使，分别是张毅、刘锐恒、殷承瓛、陈遐龄，又因川边镇守使往往陷于边军派系争斗和内地军阀混战，更替频繁，诸多治边计划未能完全付诸实施。","中国边疆学年鉴2018\\第三篇 论著撷英","大姓;岭南;西藏;达赖喇嘛;边疆;两广;官军;广西;土司;军务;大姓豪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