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_format":"2","workbook":"xls","n_sheets":1,"sheets":["ArticleSearchResult.xls"],"not_rendered":{"charts":0,"images":0,"macros":0,"external_links":1,"defined_names":0,"comments":0,"pivot_tables":0},"unopened":[],"bounds":{"document_bytes":16777216,"sheet_cells":100000,"run_cost":"one","rows_first":2000,"rows_last":500,"rows_between":2000,"halvings":0,"cell_chars":16384,"cell_head_chars":4096},"cells_cut":2,"cells_raw":0,"read":"whole","date_system":"1900","formulas":"cached_only"}

{"sheet":"ArticleSearchResult.xls","index":0,"n_rows":15,"n_cols":4,"rows_kept":15,"cut":false,"hidden":false,"merged":[],"flags":["formulas_cached_only"]}
["标题","文章","来源","关键词"]
["三、台湾、港、澳新闻机构（简介）","台湾省\n（资料暂缺）香港\n大公报\n督印：大公报（香港）有限公司。社长费彝民，副社长李侠文、马廷栋，总编辑李侠文，总经理尹任先，采访主任万民光。版面：中国新闻两大版，国际新闻一大版，本地新闻两大版，文教经济各一版，娱乐版，体育版，副刊《大公园》。周刊有《风物》《各地通讯》、《艺林》、《台湾内外》等。另外还有东南亚版，海外航空版等。社址：香港轩尼诗道342号大公报英文周刊\n督印：大公报（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李宗瀛，经理费龙，采访主任尤蕾。新晚报\n督印：大公报（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赵泽隆，总经理尹任先，采访主任王念祖。文汇报\n督印：文汇报有限公司，社长李子，副总编辑兼总经理王家桢，副总编辑曾敏之、张云枫，副编辑主任吴羊璧、游焯林，采访主任陈南。版面：国内新闻一版，国际新闻一版半至两版，经济一版半至两版，《中国之窗》半版，侨情半版，居民生活半版，文教半版，体育一版，娱乐新闻一版，小说半版，副刊一版，专稿、散文来稿一版，社会大学半版。摄影、旅游、医药、书评等版每周一次。社址：香港湾仔道197至199号中报\n督印：中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社长傅朝枢，总编辑傅献堂，副总编辑余国础。社址：香港高士打道171号安邦大厦地下天天日报\n发行者：天天日报有限公司，总经理韦建邦，主笔梁小中，采访主任邓坤杰。社址：香港鲗鱼涌华兰路益新工业大厦四楼。东方日报\n董事长兼发行人马澄坤，总编辑周石，采访主任何文瀚。社址：香港九龙土瓜湾贵州街6号东方报业大厦田丰日报\n督印人陈艳娟，社长潘怀伟，编辑主任陈志城。华侨日报\n发行及承印：香港华侨日报有限公司，社长岑维休，董事会主席兼总司理岑维休，经理岑才生，日报总编辑何建章，晚报总编辑陈绍别，主笔李志文，采访主任汪石羊。地址：香港荷李活道110号。台湾经销处：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34号三楼。伦敦经销处：伦敦爵禄街九号东宝有限公司。美国经销处：纽约市华克街87号成报\n督印兼社长何文法，总编辑韩中旋，采访主任郑明仁。社址：香港英皇道101号成报大厦财经日报\n督印人黄杨烈，社长王世瑜，经理刘天梅，总编辑赵善真，采访主任赵国安。社址：香港中环九如坊6—10号林氏大厦204室快报\n督印及承印：快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仙，总编辑邝荫泉，采访主任张续良。社址：香港船坞里八号华厦工业大厦二楼D座明报\n督印：明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社长查良镛，总经理沈宝新，总编辑潘粤生，采访主任龙国云。明报晚报总经理兼总编辑王世瑜，采访主任陈广礼。社址：香港英皇道651号星岛日报\n督印：星岛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仙，总编辑周鼎，采访主任吕方霖。星岛晚报总编辑唐碧川，编辑主任邝荫泉，经理胡爵坤，采访主任李锦洪。社址：香港英皇道635号新闻大厦信报\n发行人兼总经理骆友梅，总编辑兼总主笔林山木，执行编辑张宽义，采访主任袁国培、陈早标。地址：香港英皇道499号北角工业大厦4楼A座香港商报\n出版者：香港商报有限公司，总编辑张学孔，经理李少雄，编辑主任张初，副主任许燊，港闻课主任李钦汉，副主任陈子峰、吴水生。社址：香港北角英皇道499号香港时报\n督印：香港时报有限公司，社长陈宝森。台湾分社：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333号巷5号二楼香港夜报\n社长胡棣周，总编辑胡銮周社址：香港英皇道677号四楼B座晶报\n督印：晶报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展谟（代），经理陈展谟，编辑主任莫光，副主任叶桂扬，采访主任吴在城。社址：香港皇后大道东141—145号循环大厦新报\n督印：新报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斌，社长罗威，主笔黄盈章，采访主任黄国华，副采访主任简国英。社址：香港德辅道西444号工业大厦17楼红绿日报\n董事长江德红，社长兼总编辑周威成。超然报\n督印人罗秀。香港电台\n中文台台长朱培庆，新闻部总编辑吴明林，采访主任黄志强。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n董事会主席邵逸夫，总经理陈庆祥，国际事务总监张正甫，新闻及公共事务总监黄应土，新闻助理经理何钜华，总编辑（中文翡翠台）梁家荣，采访主任罗灿，国际联络主任陈罗光。台址：香港九龙广播道77号香港亚洲电视有限公司\n董事长邱德根，总编辑包云龙台址：香港九龙广播道81号香港商业电台\n隶属香港商业广播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文惠，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何佐芝，副总经理潘朝彦，新闻部经理梁天伟，采访主任蔡文坚。台址：香港九龙广播道3号澳门\n澳门日报\n总编辑兼社委会主委李成俊，副总编辑张阳、李鹏翥，经理梁桂华，秘书陈友莲，编辑主任刘润生，采访主任刘森，副主任陈源森等。社址：澳门伯多禄局长街37号华侨报\n总裁黄守暖，社长赵汝能，经理李铿，总编辑雷渭灵，副总编辑邓祖基，黄汉强，郑冬寒，主笔黄汉强，采访主任胡容朴。社址：澳门红窗门街7—9号大众报\n社长蔡克铭，经理何国华，总编辑苏剑强，副总编辑陈大白，采访部主任林有存。社址：澳门大街136号市民日报\n发行人：市民报业公司，社长何曼公，经理朱耀德，总编辑龚文，采访主任李福麟。社址：澳门大街45号三楼星报\n发行人：星报报业公司，社长兼总编辑郭金城，经理李俊潮，副经理郭树平，副总编辑杜文锦，采访主任周仲屏。社址：澳门蓬莱新巷十一号澳门广播电视公司\n总经理阿佩尔·马丁斯，技术部主任安东尼奥·卫道尔，新闻部主任沙凯撒，华语新闻处主任陈国燊。澳门绿邨商业电台\n总经理郭海，节目部经理温华龙。","中国新闻年鉴1985\\中国新闻机构","采访主任;香港;台湾省;社长;总经理;经理;主任;董事长;澳门;社长兼总编辑;工业大厦"]
["湘潭日报——改革经营管理，扩大经营门路","湘潭日报是中共湘潭市委机关报，历年靠国家财政拨款维持正常出版。近两年来，由于纸张等原材料提价，财政拨款减少，1987年匡算至少有13万元资金的缺口。怎么闯？总编办公会议决定在报社内部实行改革，成立经理部，扩大经营门路，实行经济责任承包。承包的主要指标是：除承担经理部所属职工全部工资、奖金、劳保福利费用外，1987年向报社交利润23万元，1988年交利润25万元。承包方案宣布后，原编辑部一位部主任中标承包，任总经理，在经营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经过两年的努力，报社经济搞活了，扭转了入不敷出的被动局面。承包第一年，创利税40万元，比承包前的1986年增长125%；第二年创利税60万元，比第一年又增长50%。报纸经济实力有所增强，职工收入也有较大增加。我们的作法和体会是：一、更新观念，实行经营转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大家躺在国家财政拨款上办报，很少考虑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有所触动，意识到报社光靠国家财政拨款，已难维持局面，须要抓经济收入，但仅在刊登广告，承接印刷业务方面小打小闹，仍未触动旧的经营体制。1987年初出现的资金缺口，促使我们想问题、求出路，认识到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报业经营不能只讲社会效益，不管经济效益，而必须二者兼顾。这就要更新旧的观念，转变经营体制，由事业型转到半事业半经营型，再向完全经营型转变，以增强报社经济实力，保证报纸事业的发展。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作出了成立经理部、扩大经营门路的决策。按照改革方案，报社给了经理部承包者人事权、财经权和经营决策权，由他引进、选聘人才，组成了一个精明强干的领导班子，制定了扩大经营的战略和项目，从而使报社转到了半事业半经营性质的轨道。二、逐级承包，分开核算。这次改革之前，报社也有编辑部和经管部门，统一由编委领导，统一核算，共吃大锅饭。改革后，编辑部、经理部分开核算，对经理部实行经济责任承包。经理部承包后，又对所属单位广告部、印刷经理部、劳动服务公司分解指标、实行承包，分开核算，统一上交。这样逐级承包、核算，彻底打破了“大锅饭”。各级承包者发挥各自的优势，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广告部过去人手少，信息闭塞，等客户上门，广告业务老是上不去。实行承包后，从编辑部抽调了一名活动能力强、熟悉全市各行各业的老记者担任广告部的工作，同时在市内各大企事业单位聘请了40多名业余广告信息联络员，把广告业务的触角伸到全市各个角落。劳动服务公司成立后，立即组建装饰公司和报业门市部，开辟了新的经营项目和财源，并为报社安置了一批待业青年。三、建立各神岗位责任制，加强管理。经理部实行承包后，变成了经济实体，过去那套行政管理的方法已不适应。为此，各承包单位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包括生产管理、原材料管理、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从总经理到每一个工人，都有各自的岗位责任，任务、目标，要求都十分明确、严格，并把完成任务的好坏与各自的经济利益直接挂起钩来。这样，有力地强化了管理，提高了职工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湘潭日报社）-湘潭日报社","中国新闻年鉴1989\\新闻改革典型经验","承包;报社;经理;国家财政;服务公司;广告业务;经济实力;经济责任;湘潭;财政拨款;事业"]
["中国青年报的系列报道《青年厂长经理改革探索启示录》","如果把军事语言用于报纸工作，可以说，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86年4月22日至5月8日一版的系列报道——“青年厂长经理改革探索启示录”（以下简称“启示录”）就是一次较大规模的“集团军作战”。整个报道从提出设想到最后见报，历经5个月。有十几名编辑，记者参加了此项报道的采写，编辑工作。报道见报后，受到社会各界重视，数家报刊和电台转载，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回顾此次报道的采写过程，我们获得如下启示：一、对社会生活中重大矛盾的发展趋势作超前的预测和把握，是确定重大报道主题的首要条件。一般说来，大的报道主题都是在对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进行深刻分析后得来的。而这种分析要有一定的“提前量”，这是新闻要求新鲜及时这一特点决定的。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一批开拓型的企业管理者成为社会瞩目的“新星”。但是，一段时间后，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境况不佳，很多人受审查、被免职，人们称之为“改革者中箭落马”。该怎样看待和认识这一现象？早在1985年10月的一次会上，编辑部部分同志与记者们进行了多次讨论。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关键是企业是否具有活力，而搞活企业非要有一批矢志改革并有较高素质的企业家，所以，“中箭落马”只是暂时现象，而改革者重新上马则是历史的必然。这样，我们确定围绕改革者面临一时困境问题组织一次战役，启发改革者在历史变革中反思，以便在重上马时有较好的理论、观念等自身素质的准备；引导群众正确认识改革者的成就与失误，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测和判断是正确的。“启示录”发表前后，全国各地开始重视改革者“中箭落马”问题，并形成促改革者反思，为改革者说话的舆论环境，推动了改革的深入发展。二、运用系统方法，对事物进行全面分析，是重大报道题材成功的关键。过去，我们认识和分析问题，多从单一因果关系出发。何事物源于何原因，仿佛非常简单。但是，生活并不如此。改革人物中途受阻，原因复杂。仅从外部环境看，就有“左”的观念的束缚，旧体制下形成的旧势力的阻挠，官僚主义作梗以及群众在长期超平稳，无压力社会中形成的种种落后心理，习惯阻碍等等原因。所以，在采访中，我们分别在近十个省（市）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然后集中到编辑部进行分析，以便从一个个中箭落马者的纷纭繁杂的经历中把握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最后筛选出若干个题目，进行再深一步的采访与写作。譬如改革人物自身素质较差，是改革受挫的重要原因。而自身素质又涉及几个方面。因此，我们把它分成若干小题目，如围绕改革者自身的理论准备问题，我们发表了《纯金的颗粒》，提出“科学理论的武装、辨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辩能力，不仅是洞察旧体制弊病的利刃，更是改革胜利的保证”。一个企业如何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山鹰的翅膀》一文借广州市若干企业家的经历作出回答：正确、及时的信息将给厂长、经理决策提供依据。此外，围绕认识、把握群众对改革心理承受能力问题，我们发表了《超越情感障碍》。针对一些青年改革者先天不足，本身就有严重的封建、宗法观念，《毕竟东流去》提出“改革是一项科学的进步事业，封建思想是商品经济的天敌”。总之，通过系统而不是单线条的，辨证而不是片面的分析，呈现在青年读者眼前的，不是虚假、简单的图解，而是事物立体、多侧面、真实面目的写照。三、必要的数据等量的分析，是加大系列报道信息量不可忽视的因素。“启示录”既然是系统，全面地反映改革者的改革探索，就要给读者提供能反映事物全貌的科学的准确的信息。基于此认识，我们注意在报道中既有定性研究，又有定量分析，二者互相作用，以加深读者对事实本来面目的认识。还在筹备报道时，我们就给曾获“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称号的一百名企业家发出调查信，以问卷形式，了解他们的情况，看法。在写作中，我们尽可能多地运用调查获得的数据。如反映青年厂长经理“中箭落马”的严重程度，我们运用了如下数据：“据对上海、四川、北京、安徽四省（市）的统计，曾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的21个青年改革者，有一半受到过各种调查……其他人所在单位，即使没有调查组驻进，也曾受到过其他形式的查询，指责。”此处材料见报后，不止被一家报纸做为材料在文章中引用。又如在分析青年改革者的改革措施与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出现冲突时，我们引用了调查得来的如下数据：“兰州某企业……60%的职工说自己对领导有意见。”“上海7家企业在一次问卷调查中，半数以上青工写道‘与领导者感情不融恰、不协调’。”事实证明，必要的量的分析，使系列报道增添了说服力。（任红）-任红","中国新闻年鉴1987\\新闻改革典型经验","改革者;青年厂长;启示录;改革;经理;事物;心理承受能力;社会生活;外部环境;企业家;调查"]
["经济日报报道“关广梅现象”的前前后后","关广梅，本溪市37岁的商店女经理，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商业战线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85年4月，她最早在本溪市进行个人租赁经营的改革，先后在公开招标中多次夺标，承租全市8家国营和集体性质的副食品零售商店，形成兼有承包制、股份制、租赁制等多种经营机制在内的租赁企业群体，拥有职工1000余名。所租赁的商店，均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个群体的总销售额，占本溪市商业系统副食品零售企业销售总额的1/3，实现利润占1/2。据经济日报驻辽宁记者庞廷福来信反映说，对关广梅的租赁探索，本溪市争论很大，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1）关广梅的法定收入是职工平均收入的20倍，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收入差距不合理，关广梅是在“两权分离”的名义下所产生的“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收入是租赁合同所规定允许的，是合法收入，收入中包含了承租人的风险收入，管理劳动收入等，因此也是合理的。（2）关广梅租赁后，实行商店党支部书记、经理一身二任。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削弱党的领导”，“把党支部也租去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基层商店实行书记、经理一人兼体制，没有削弱而是加强了党的领导，减少了企业推诿、扯皮现象，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3）关广梅租赁群体规模较大，对市场占有率较高，一种意见认为：这样会形成商业垄断集团，不利于搞活市场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商业企业改革中横向联系加强的结果，可以发挥大店优势，以大带小，有利于增强企业发展的活力和后劲。编委们经过研究，认为这是一场有着普遍意义和深层价值的争论，决定就关广梅一事开展讨论。讨论这件事，并不意味着把关广梅当作典型来宣传，也不是把关广梅的“不是”当“是”来宣传；而是通过这件事，弄清承包、租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共产党员、先进人物搞租赁是不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几天以后，报社指派我（即本文作者杨洁）和记者谢镇江同志前往辽宁会同庞廷福同志，赶赴本溪市采访。在本溪市采访3天，我们连续召开了5个座谈会，实地采访了租赁商店，直接采访对象达50多人，听到的竟是截然对立的两种评价。采访3天下来，我们简直被眼前的争论惊住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富有生命力的租赁改革不被一些自称支持改革的领导人所支持？为什么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不被一些懂得经济的同志所理解？为什么同是副食品商店经理，自己落后于关广梅却硬是不承认？为什么同是一个市场上的消费者，从租赁商店丰富的供应中尝到了好处还要回过头去“骂娘”？除了一些同志安于现状的保守心理、狭隘的妒嫉意识、陈旧的封建“轻商”观念以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人际关系“磨擦系数”等等，造成这场延续两年的争论，原因还有什么呢？本溪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黄占新同志，在一次交谈中偶尔说到：本溪是一块商品经济“板结”的土壤，在这里，关广梅“姓”什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的话，深深地启发了我们。后来，“姓什么”这个提法演变成了经济日报围绕关广梅连续报道的栏题。“姓”的问题在全国其他地方就已经解决了吗？我们各自回忆以往的采访经历，回忆那些所闻、所见、所写的改革事件和改革人物，结果发现：关广梅所遇到的这一切，在以往、在其他地方竟似曾相识。这一系列相类似的事实提示我们：“姓”的问题，事实上是对改革“姓”什么的一场延续了8年、从农村开始并继而进入城市，至今仍然没有终结的争论。在新旧体制交替、新旧观念并存的时期，这是一种多么看来奇异、而实际上正常的社会心理现象啊！我们在笔记本上迅速记下“关广梅现象”这个概念，并决定要把这个概念贯穿在整个报道的全过程中。6月11日，我带着稿件回到报社。6月12日，经济日报便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关广梅的来信《租赁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接下来3天，总编室同志全力合作，每天在头版头条发表这封来信的连续报道，鲜明地提出了“关广梅现象”这个后来被社会各界普遍接受的概念，诚恳地吁请各方面读者公开讨论这一“现象”。从第5天开始，每天，几十封读者来信、来稿寄到编辑部。至7月23日报道结束，在整整40天的时间内，全部来信、来稿超出了1000件，写信人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各个行业。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干部、商业职工、理论工作者、企业厂长（经理）……，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见解的人们，都在向经济日报发表对“关广梅现象”的看法。来稿太多。40天的报道统计表明，经济日报“关广梅现象”的连续报道，共分20天发表各类体裁的报道78篇，其中，关广梅来信1篇，讨论稿件57篇，评论员文章5篇，通讯3篇、消息7篇、编者按语3篇、新闻综述1篇，照片1幅。其中有8天是在一版头条刊出的。这一连续报道直接推动了实际工作：辽宁省委7月6日至8日在本溪召开以“关广梅现象”为主题的全省租赁经营理论讨论会，一时间，“山城争说关广梅”；商业部、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派出调研组，赴本溪了解“关广梅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财政部、商业部、劳动人事部等部门的专家，写来文章讨论“关广梅现象”，公开发表后，影响很大；一些地方的承租人写信说：看了报道，我们坚定了租赁改革的信心。另一些经理写信问：我也想租赁，应当怎样进行这一改革探索？报道引起了国内舆论界的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3次在清晨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摘要播发了经济日报“关广梅现象”的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湾广播，较详细地综述了这一讨论；中国新闻社两次对海外综合报道了“关广梅现象”讨论；专门在留学生中发行的《海外学人》杂志，详叙了这一同样引起“海外学人”关注的报道；一些文摘报纸摘登了报道的主要情况……敏感的海外舆论界对“关广梅现象”及其讨论也给予迅速的报道：美联社为此播发电讯，美国英文版《纽约时报》《星期日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新闻周刊》，中文的《星岛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综合性消息，报道“关广梅现象”的讨论；香港《文汇报》《信报》等，相继发表评论，评述“关广梅现象”讨论的“象征性意义”。受这些报道的影响，远在美国和香港的华人读者也写信给经济日报，参加或称赞这场讨论。（杨洁）-杨洁","中国新闻年鉴1988\\新闻改革典型经验","关广梅;租赁;经济日报;本溪市;来信;经理;改革;争论;收入;商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不许向先进模范人物泼污水","1989年10月28日 福建日报评论员福州东街口百货大楼原党委书记、总经理、优秀共产党员冯依森，是福州商业战线致力于改革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模范。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勇于改革、锐意进取的事迹；她一心为公，吃苦耐劳，经营逾亿，一尘不染，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精神；她对同志政治上严格要求、思想上热情帮助、生活上体贴入微的革命情谊，确实感人至深。然而，这位深受人们尊敬、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牺牲了年轻生命的优秀企业家，有人竟凭空捏造事实，对她恣意污蔑，说什么东百大楼为其家属搬迁新居时在她家中发现20万元现款。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污蔑各条战线的先进分子和模范人物的流言蜚语满天飞，特别是对一些坚定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成绩显著的厂长经理的污蔑，更是越来越离奇，很值得人们深思。造谣者的居心，是显而易见的。在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有极少数敌对分子以反对腐败为幌子，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阴谋活动，在党的四中全会后，当惩治腐败的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有的人又制造混乱，对先进模范人物造谣污蔑，仍然是把矛头对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一些屁股不干净的人，蓄意往先进人物身上下蛆，散布猜疑，以便乱中求存，并企图通过打击先进煽起“政策变了”的社会恐慌心理，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也有一些胸怀狭窄的人，自己拿不出象样的东西，一看到别人取得出色的成绩就浑身不舒服，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怀着一腔妒嫉怨毒之火，不择手段地往别人身上抹黑。而有些胡涂人则不分是非黑白，听到风就是雨，把恶毒的诽谤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当前此类谣言的流播，不能不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当然，先进模范人物在工作中也会有缺点错误，党政组织和周围的同志有必要进行监督，给予严格的批评和热情的帮助，目的是使他纠正缺点错误，今后干得更好；也许有个别先进者在得到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之后，经不起金钱、美女、权位的诱惑，走向了反面，以权谋私，甚至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跌入犯罪的深渊，那就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纪律为准绳，给予制裁；也许在先进模范人物的队列中，有个别冒牌货，那就要在查明事实以后加以纠正。但是，决不能因为先进模范人物有些缺点错误就完全否定他们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更不能因为有个别企业家的蜕变而完全否定大多数企业家是好的，特别是否定企业家中的先进模范人物的优秀品质和先进事迹。应当说，绝大多数由群众公举、经组织审核的先进模范人物是站得住脚的。在十年改革开放的峥嵘岁月里，他们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坚，是社会进步力量的优秀代表，是激励人们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光荣榜样。对他们的污蔑，就是对进步力量的摧残，对社会前进的反动。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先进，弘扬正气，要毫不留情地揭穿谣言，狠煞歪风，决不能允许向先进模范人物身上泼污水。对于查明有据的别有用心的人，要坚决在法律上追究其责任。","中国新闻年鉴1990\\中国重大新闻和重要评论","先进模范人物;改革开放;缺点错误;企业家;进步力量;四项基本原则;造谣;谣言;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方向"]
["加快报社内部管理体制改革","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报社已沿用了几十年的现行内部管理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一）\n报社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迫切性，首先突出地表现在经营管理的需要上。报社现在主要是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负责采写新闻和编辑报纸的编辑部，另一部分是负责报纸的产、供、销和经营的经理部。这两部分应是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没有前者不成其为报社，没有后者就失去了办报的经济基础。报业经营管理在整个新闻事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地位没有被认识，我们有些同志只把经营管理部门当作报社的后勤服务部门。近几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报社经营活动的开展，人们对经营管理在报社地位的认识，已起了很大的变化。然而，由于内部管理体制的束缚，经理部仍处于报社的中层地位，缺乏经营管理的决策职能。现实情况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报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了严峻的要求。我们应该承认，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宣传工具，报纸的社会效益是报社的政治任务和工作的中心，但是，也应该承认，报纸是具有特殊商品性质的商品。而报纸的商品性决定了它与社会的经济活动密不可分，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国家的基本战略，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今天，过去那种用纸靠计划、要钱靠财政、发行靠党委的老办法，看来不容易行得通了。今后的发展趋势可能是，生产资料要靠自己采购，产品要靠自己推销，发行要靠自己去办，甚至还要照章纳税。这不能不说是对报社经营管理工作的一个挑战。如果经营管理搞不好，没有经济的支撑，报纸就失去了活力，甚至会无法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报社印刷系统目前正处在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的新时期。现代化的设备、现代化的技术，需要现代化的管理和高素质的人才，而这正是报社的薄弱环节。就我们新华日报来说，进口了西德的三台高速轮转胶印机，电子照排机和其它平板胶印设备。但要使用、保养、维护好这些设备，充分发挥新设备、新技术的效益，需要做大量的艰苦工作。同时，还要看到，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报社的财产有了很大增加。就拿我们报社的固定资产来说，已由1978年的467万元，增加到现在的4200万元。我们越来越感到报社的经营管理有许多事要做，而编委会心有余而力不足，领导力量不可能较多地集中对经营管理进行调研、探索和正确的决策。实践已向我们提出；迫切需要建立社一级经营管理机构，加强对经营管理工作的领导。报社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也表现在新闻改革的需要上。随着其它方面的改革，尤其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新闻改革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前提下，需要逐步深入。党的十三大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及时地、准确地、畅通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不正之风作斗争”，等等，这已为我们新闻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作为报纸，必须对新闻报道进行多方面的改革，既发挥报纸的引导舆论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又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今年以来，新华日报在宣传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和改进，效果比较好。读者一改过去的老看法，认为新华日报最近有看头、好看了。省长还给我们写了信，给予鼓励。但是，在报纸宣传的改革中，我们深深感到编委会需要集中力量研究报纸，而现在编委会却统管报社多方面工作，多数编委会议是讨论经营管理和党政工作，精力分散，心挂多头。这就很需要建立社一级专管宣传报道工作的编辑委员会，以区别于现在的报社最高领导机构的编委会。报社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还表现在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需要上。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编辑、记者在采编活动中保持廉洁、发扬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在经营管理工作中，在人员与外界的经济活动中，在内部的承包中，如何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近几年报社充实了大批青年，培养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新一代的报人，同样要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解决这些问题，除靠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和报社内部的纪律、规章制度外，有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这就要求从报社内部管理体制上进一步落实，既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保证、监督作用；又要使各业务主管部门领导担负起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二）\n为了适应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改革的需要，我们认为在报社内部管理体制上，编辑部和经理部这两头都要着重加强，各形成决策力量，具有快速反应能力。因此，报社建立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辑和总经理分工合作的“双轨”体制是合适的，也是可行的。我们可作这样的设想：设全社性的决策机构——社务委员会。社务委员会由社长、副社长、总编、副总编、总经理组成。这是报社最高领导机构。党委机关报属党的序列，因此，社务委员会相当党委宣传部的部务委员会性质。设编辑部的领导机构——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由总编、副总编及委员若干人组成。这是编辑业务的日常领导机构。根据目前实际情况，编委会应保留原来的级别。比如省报的总编辑属正厅级。设经理部的领导机构——经营管理委员会。经营管理委员会由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委员若干人组成。这是经营管理工作的日常领导机构。如果不设总经理、副总经理，可由一名副社长及委员若干人组成经营管理委员会。经营管理委员会应是副社级的建制。当然，和编辑委员会相同级别更好。党政工作由一名副社长分管。思想政治工作，除党组织要抓好外，编委会、经管会都要摆到议事日程上，坚持“两手抓”的原则，在抓好业务工作的同时，抓好思想政治工作。为了使社务委员会具有权威性，能把全社工作统起来，社长最好要由资历较深、管理水平较高、新闻业务较熟悉的同志担任。报社领导体制实行“双轨制”，有利的方面是很多的。可以克服编委会管一切的领导体制存在的弊病。现在编委会管多头，绝大部分成员管报纸宣传，而经营管理方面的工作却经常要编委会讨论，占用时间较多，讨论问题并不深透，既管不好经营管理，也分散了搞好报纸宣传的精力。建立“双轨制”的领导体制，编委会、经管会各司其职，社务委员会决定全社性重大决策，这样的内部管理体制，我们觉得是比较顺当的。报社设社长，从解放以来的几次变化看，也是利多的。解放初，报社一般都设社长，只是后来学习苏联《真理报》的经验，改为总编辑负责制。那段时间里，经营管理一直未引起重视，编委会集中办报，矛盾并不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经营管理地位上升了，编委会的“单轨制”明显不适应了。我们新华日报，从1988年1月起，又开始设社长，抓全面工作，让总编集中较多的力量办报，社长则多抽出力量抓经营管理。现在看来，还是好的，比较稳妥的。再从解放前的报业情况看，报社一般也都设社长、总经理，把经营管理放在相当高的位置。当然，实行“双轨制”，不是没有困难和矛盾。首先，设总经理，经理部的级别要提高，这在目前恐怕难以得到批准。如果总经理还处在报社中层干部的位置，经营管理的决策，势必要社务委员会代替。这样，参加社务委员会的总编、副总编的精力仍会受到牵制。第二，编委会、经管会各司其职之后，社务委员会的决策作用、协调工作显得更重要。如果编委会、经管会相对独立，社务委员会不能很好发挥决策、协调功能，那么，社委会将变成空架子，不利于报社的全局工作。这里的关键是社长、社委会要能统得起来。（原载《新闻战线》1989年第9期）（作者单位：新华日报社）-金靖中-纪广盛","中国新闻年鉴1990\\新闻学专论","报社;经营管理;编委会;社长;委员会;内部管理体制;领导机构;总经理;内部管理;工作;改革"]
["海外华文日报",{"$cut":{"chars":19362,"head":"菲律宾\n《世界日报》（World News） 1981年6月1日创刊，日出对开两张八版，广告多时增至三张十二版以上，铅印。第一版国际要闻，第二版国际电讯及菲律宾新闻，第三版体育，第七版商情及侨团新闻，第八版菲律宾要闻。其余各版为各类副刊：《菲律宾之页》、《十方》、《小说》、《诗刊》、《文娱》、《象艺》、《集邮世界》、《文艺副刊》、《华人天地》、《读者论坛》和《服务专栏》等。董事长陈永栽，社长陈华岳，董事总经理施天津，总编辑陈台民。社址：549T Pinpin Street，Binondo，Manila，Philippines。《联合日报》（United Daily News） 1973年2月3日（农历元旦）创刊，日出对开五张二十版至六张二十四版不等，铅印。当地新闻占二至三版，国际新闻占四至五版，工商、体育、娱乐各占一版，英文版占一至二版，小说半版；其余为副刊：《家庭生活》、《青年天地》、《艺海》等。董事长高祖儒，社长庄明渊，总经理庄金潮，总编辑施颖洲。社址：812 &amp; 818 Benavidez St.，Manila，Philippines。马来西亚\n《马来西亚日报》（The Malaysia Daily News） 1963年12月17日创刊于沙捞越，一般日出对开四张半十八版，有时出七张二十八版，柯式印刷。本地新闻四版，国际新闻两版，新马新闻约两版，小说连载两版，另有《妇女》、《青年》、《娱乐》等副刊及广告等。蓳事长林鹏寿，董事经理林鹏凤，总经理黄孟禄，总编辑黄生光。社址：马来西亚沙捞越诗巫爱莲街七号。7，Island Road，Sibu，Sarawak，Malaysia。《马来亚通报》（Malayan Thung Pau Daily News）1957年7月1日创刊于吉隆坡，初为周刊，1968年改为日报。现日出对开四张半到五张半，十八版到二十二版，星期日出九张到十张，三十六版到四十版，柯氏印刷。以小市民为主要对象。国内新闻占整个篇幅的35%，国际新闻约占10%。常见的专版和专栏有：《经济》、《娱乐》、《今日妇女》、《武侠》、《新少年》、《体育》、《大千世界》、《社会服务》、《武林》、《通报星彩》、《八方》、《健康生活》、《小说》、《文风》等。董事长黄纪达，发行人、董事经理方汉勇，总经理、执行总编辑张子深，总编辑林通光（Lim Thoorg Kwong）。社址：马来西亚吉隆坡陈秀莲律第五路40号。40 Jalan Lima off Jalan Chan Sew Lin，Kuala Lumpur，Malasia。《山打根日报》（Sandakan Jih Pao） 1960年1月22日创刊，日出对开四张十六版，柯式印刷。本地新闻三版，国际新闻一版，此外还有西海岸地方新闻、体育新闻。副刊有《青年文艺》、《妇女世界》、《今日大特写》、《银坛小拼盘》、《智商》、《健康》、《小说》、《大家乐》、《星海》等。董事经理张福徕，执行经理张志兴，总编辑王天行。社址：马来西亚沙巴山打根里那路。P.O.Box 337，Sandakan，Sabah，Malaysia。《中华日报》（The Chinese Daily News） 1945年10月1日创刊于沙捞越，日出对开两张八版，广告多时加出半张至一张，柯式印刷。本地及国外新闻占一半篇幅。其余为小说连载、大家乐、生活圈、万花筒、瞭望台等。董事长陈何遵，发行人Belva，经理徐锦炎，总编辑曹达策。社址：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浮罗岸爱贝尔北路。SDN，BHD，Jalan Nipah，Kuching，Sarawak，Malaysia.《中国报》（The China Press） 1946年2月1日创刊于吉隆坡，日出对开四张到五张，十六版到二十版，星期日增至六张到七张，柯式印刷。除马来西亚新闻和国际新闻共七、八版外，专版及专栏有《体育新闻》、《国际通讯》、《万象》、《小天地》、《学生园地》、《古今谈》、《妇女生活》等；星期日增辟《歌讯》、《萤光幕》、《旅游》、《赛马》、《装璜设计》等专版或专栏。董事长李孝式（Lee Hau Shik），董事副主席林添良，董事总经理伍汉源（Ng Hon Yuen），总编辑黄北壎（Wong Siew Hoon）。社址：马来西亚吉隆坡马吉街2号。2，Teboh Pasar，Kuala Lumpur 01—23，Malaysia.《斗湖日报》（Tawau Jih Pao） 1962年4月7日创刊于沙巴，为日报，版面不固定，有时出对开一张到三张，四版到十二版，有时出四开两张到四张，八版至十六版，柯式印刷。当地新闻两版，其他各版为剪辑港台新马各地报纸的报道和副刊。广告约占整个篇幅的60%。董事长方成和，发行人、社长谢育德，董事经理颜少华，总编辑黎君仁。社址：马来西亚沙巴州斗湖省464信箱。P.O.Box 464 Tawan，Sabah Malaysia.《华侨日报》（Overseas Chinese Daily News） 1936年由李玉龄创刊于沙巴，日出对开四张十六版，柯式印刷。初为油印，日军占领期间停刊。1945年复刊，仍为油印。1946年后由叶保滋接办，1950年改铅印。国际新闻两版，马来西亚新闻四版，沙巴新闻两版；还有国际新闻版以及《国际论坛》、《世界之窗》、《天下事》等专版。其他专版有：《小说连载》、《大家乐》、《录影中心》、《世界之怪》、《明星生活》等。董事长兼总经理叶保滋（Yeh Pao Tzu），董事财务主任林玉婵，总编辑许毓生。社址：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埠加雅街。Kota Kinabalu，Sabah，Malaysia.《光华日报》（Kwong Wah Yit Poll） 1910年12月20日创刊于槟城，日出对开四张到五张，十六版到二十版，星期日出七至八张，柯式印刷。孙中山先生曾协助创办，后为国民党右派所控制。1970年由周明道组织有限公司接办。目前该报以地方新闻为主，占总篇幅的一半以上，此外是国际新闻，赛马，综合副刊，各约占两版左右；其余占一版或半版的有：娱乐、经济、体育、小说、综合新闻等。广告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董事长王富金，董事副主席骆文秀，执行董事经理周明道，董事经理温子开，总编辑兼主笔钟城芳（Chung Shing Fong）。社址：2 &amp; 4 Chulie St.GHT.Penang，Malaysia.《世界早报》（The World Morning Post） 1976年11月10日创刊于沙捞越古晋，日出四开六张二十四版，柯式印刷。本地新闻和国际新闻各两版，占全部篇幅的四分之一；其余篇幅为专版及广告。主要专版有：《小说天地》、《娱乐》、《世界之大》、《时事漫笔》、《妇女》、《学生园地》等。董事长杨国斯，董事秘书沈泽贵，主编许统庶，助编兼采访主任沈家桂。社址：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艾贝尔路。Abell Road，Kuching，Sarawak，Malaysia.《自由日报》（Merdeka Daily News） 1968年12月1日创刊于沙巴，日出对开四张十六版，柯式印刷。以本州新闻为主，其次为国际新闻，再次为邻区斗湖及西马新闻。经常剪贴港台新马报纸。其他专版有：体育新闻、综合、经济、娱乐、《小说天地》、《青年文艺》、《妇女趣闻》等。董事经理丘笑平，总编辑薛慧山。社址：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北路一里半。Mile North Road，Sandakan，Sabah，Malaysia.《亚洲时报》（Asia Times） 七十年代创刊于沙巴，日出对开四张十六版。本州新闻两版，国际新闻三版，其余为体育新闻和副刊，如《花花世界》、《东鳞西爪》、《花鸟虫鱼》、《工商》、《今日妇女》、《新姿》、娱乐版及小说连载版等。广告通常占版面的四分之一左右。社址：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斗亚兰路四里。P.O.Box 1280，Koto，Kinabalu，Sabah，Malaysia.《南洋商报》（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1962年由新加坡《南洋商报》驻吉隆坡办事处发展成一家报纸，出马来亚版。1965年后成立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有限公司，与新加坡版分治。日出对开五张到七张，二十版到二十八版，星期日出十张四十版，柯式印刷。马来西亚新闻和国际新闻占十版左右，专版和专栏有：《商余》、《小说天地》、《少年乐园》、《歌影世界》、《读者文艺》、《工商天地》、《儿童世界》、《旅游》、《赛马》、《科学与医药》、《行业与生活》、《服务》、《娱乐》、《新妇女》、《电影广场》、《综合》等。董事长李延年，董事副主席李成枫，业务发展委员会主席兼市场经理郭隆生，董事经理卓振强，总编辑朱自存（Chu Chee Chuan）。社址：马来西亚吉隆坡惹兰良八十号。80 Jalan Riong，Kuala Lumpur 22—03，Malaysia.《沙巴时报》（Sabah Shi Pao） 1963年8月31日创刊，日出对开三张十二版。地方新闻和新马新闻两版，国际新闻两版，其余版面为小说连载、《妇女及家庭生活》、《花花世界》、《世界之大》、《奇案实录》、《智商》、《娱乐》、《星海》等。广告很少。社址：76 Gaya St.Kota Kinabalu，Sabah，Malaysia.《沙捞越晚报》（Berita Petang Sarawak） 1972年11月8日创刊于沙捞越古晋，日出对开三张半十四版，柯式印刷。大致有新闻版五版（本地新闻占四分之三，国际新闻占四分之一）。其余为：《年轻人》、《儿童乐园》、《服务》、《校园》、《艺苑》、《诗乡》、《星座》等。广告通常占一版。董事长兼社长谢纯金，执行董事林空，总经理黄优才，总编辑赖城。社址：马来西亚沙捞越古晋田振安路163洛。Lot 163 Chan Chin Ann Rd.，Padungan Kuching，Sarawak，Malaysia.《国际时报》"}},"中国新闻年鉴1983\\附录","创刊;副刊;广告;董事长;社长;Daily News;菲律宾;印刷;小说;日出;马来西亚"]
["运城报——深化报纸改革 服务经济建设","山西运城报是一张四开周四刊地区级报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我们的报纸在一段时间内没能很快适应这个转变，反映在版面安排上仍是政治和经济平分秋色，一版为要闻版，二版为经济版，三版为政治理论版，四版为副刊。到1983年底，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客观形势向我们提出了加大经济科技报道的要求，适应这一要求，我们对版面规划作了调整，一版仍为要闻版，二版为政治经济版，三版为科技版，四版为副刊。这样，四个版就有三个版直接或间接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一版上经济新闻的比重也加大了。这就从数量上保证了经济建设的宣传报道。这个改革首先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报纸发行量出现了大幅度上升的局面。报纸服务于经济建设不仅要有数量，更要讲质量。从思维方法上来说，经济建设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的报道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该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但作为一张四开非日刊的小报，能不能抓住重大问题，通过连续报道，推进经济建设？经过两三年的实践，我们认为是完全可以的。我们的报纸虽小，但只要抓住了重大问题，并进行连续报道，反映事物的全过程，作用并不小。1985年以来，我们根据地委和行署的工作部署，先后抓了发展乡镇企业、增强农业后劲、供销社改革、企业承包租赁、恢复和发展棉花生产、科技示范户、冬闲农民干啥好等十多个重大问题，组织报道战役，用多种形式层层深入作连续报道，对推进全区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1986年我们抓的供销系统改革连续报道，首先报道礼元供销社这一改革战功的典型，接着在报纸上开辟了“学礼元、抓改革、实现供销工作新转机”专栏，通过七个月的连续报道，共发表消息、调查报告、评论等69篇，其中《礼元供销社的活力在哪里》等几篇被《山西日报》在显著位置转载。到这年年底，我区供销社系统终于实现了扭亏为盈，由年初的全省倒数第2跃为名列前茅。服务性是报纸等传播工具的基本特点之一，特别是地市、县级的小报，服务性是我们与大报竞争的一大优势。1984年以来，我报辟出第三版为科技服务版，先后开辟了“农民之友”“农民致富服务部”“乡镇企业”“农民文摘”“信息服务窗”等专栏；截止去年底，共刊出为农民服务的信息、技术文章5016篇，共计244万字。由于这些信息，技术很适合本地区农民读者的需要，所以报纸一到农村，大家都抢着看第三版。从1984年以来，我们报纸联合地区有关部门，开展了一系列的以推动经济建设为目的的社会服务活动。1984年至1986年，连续举办了三届“农科状元”竞赛活动，竞赛题目大部分出自本报一年内登载过的农业科技知识，目的在于促进农民学科学用科学和读报用报。竞赛题目公布后，农民读者找报纸、查资料、请教技术人员，引发了大面积的农科热，三届竞赛参加答卷者有一万多人，占到本报订户10%左右。为了推进“星火计划”的实施，1987年初，我们和地区科委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星火杯优质服务竞赛活动”，奖掖了一批在实施星火计划中做出贡献的科技人员。1987年下半年，我们又与地区乡镇企业局联合组织评选优秀厂长经理，共评选出，10名农民企业家和43名乡镇企业优秀厂长经理，由地委和行署命名表彰。为了促进商品肉兔的发展，我们还与地区外贸粮油公司联办了养兔技术有奖竞赛。今年上半年，由农民企业家史民志设奖，我们举办了“民志杯科技知识读报竞赛”，奖励了156名学科学用科学，读报用报的先进个人。上述社会活动都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举办这些活动，发挥了报纸的组织和社会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种新的尝试。（运城报编辑部）-运城报编辑部","中国新闻年鉴1989\\新闻改革典型经验","经济建设;竞赛;重大问题;读报;厂长经理;乡镇企业;星火计划;副刊;服务;小报;行署"]
["甘肃台——报道兰州市食盐抢购风的前前后后","1988年9月上旬，兰州市出现了一股抢购食盐风，甘肃台不断接到群众反映这个问题的电话，当即派出记者到市场作了调查，并访问了有关部门。得知根据国务院二十次常务会议关于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的精神，食用盐不涨价，零售价每公斤仍为四角三分，就在13日早晨的新闻节目中播发了这条消息，并说明：据省盐业公司兰州盐业批发部主任姚振宏说，目前批发部库存食用盐两万多吨，可供省内群众食用到明年六月底，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进货，希望居民不要轻信谣言助长食盐抢购风。这条新闻播出一个多小时，就听到一位妇女说：你们广播上说食盐不涨价，我昨天买的就是高价盐，而且是从国营商店买的。经询问，这位妇女是从国营东方红广场副食商场买的。如果这个情况属实，就是国营商店在当时的涨价风中带头起哄。我们决定派记者抓住这个问题一追到底，并迅速在当晚19点的新闻节目中播出这样一条消息：半公斤食盐在国营东方红广场副食商场居然要卖到五角钱，当记者打电话给这家商场的经理落实情况时，这位经理说：昨天商场进了250公斤散装盐，经核定，每公斤以五角出售，而营业员却误以每市斤五角的价格出售了152公斤，商场发现后立即作了纠正，并表示愿意给顾客赔偿损失。打完电话一小时后，当记者来到这家商场察看时，营业员仍然以每市斤五角的价格出售食盐。记者找到经理说明这个情况，经理认为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事。当记者再三说明是亲眼所见，经理和营业部负责人董新中都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另据记者调查，在兰州市的十多家副食商场，大都没有食盐出售。这条消息播出后，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群众称赞这个报道说出了他们的心中话。但说出心里话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监督的用意还在促进工作，端正社会风气，于是我们进一步剖析问题的真相，探索原委，既要帮助群众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这件事，也要协助主管部门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在15日早新闻中，我们又播发了一篇记者述评，在这篇述评中我们强调国营商店要带头执行国家物价政策，发挥主渠道作用，不能象国营东方红广场副食商场那样，带头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但是，也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很多商店仍然没有盐卖，据说是排不上队，进不了货。而记者在省盐业公司批发部看到前来批发食盐的却多是个体户。据批发部的同志说，因为目前包装紧张，批发的大多是散装盐，有的国营商店怕麻烦，不愿意进货。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只希望当官要为民作主，主管部门应该出面管管这件事。这条述评播出后，我们根据听众的要求，又派记者访问了兰州市市长柯茂盛，当晚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记者访问市长的谈话录音。市长在谈话中强调了两点：一是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原因，食盐供应比较紧张，市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紧调运食盐，但仍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营商店带头哄抬物价，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要严肃处理，实行重罚，并要进行普遍的检查，希望群众协助监督。二是积极抢运，使大家跟平常一样随时能够买到食盐。到这时，听众已弄清了食盐的价格和货源情况及存在问题，群众情绪日趋稳定，市场供应情况日益好转。10天以后，食盐供应基本正常。我们在9月26日的新闻节目中又播发了一条“兰州市食盐供应基本正常”的消息。由于问题抓得比较准，又作了及时地连续报道，达到了以下目的：（一）既起到了监督作用，也起到了引导作用。国营商店带头哄抬物价，我们批评了，他们受到了处罚，改正了错误，改进了工作；群众情绪不稳，盲目抢购，经过引导，情绪逐步稳定，不再抢购。（二）促进了工作。既促进了商业服务工作，也促进了领导机关对商业服务工作的指导和管理。（三）电台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进一步增强了它在群众中的威信。（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年鉴1989\\新闻改革典型经验","食盐;国营商店;副食商场;兰州市;东方红广场;播发;哄抬物价;经理;抢购;盐业;群众情绪"]
["产业经济与企业管理",{"$cut":{"chars":30000,"head":"中国行业性行政垄断的强度与效率损失研究丁良春、张伟《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n18.2千字该文借鉴制度经济学及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成果，对转轨经济条件下的行业性行政垄断设计了ISCP（制度—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下对行政垄断的维持机制进行分析，寻找行政垄断在产业竞争中持续性、结构性存在的原因，并形成了对行业内行政垄断强度及其效率影响进行测算的指标体系。在ISCP分析框架下，该文对具备行业性行政垄断特征的典型行业内的行政垄断强度进行了实际测算，分析结果显示，在电力、电信、石油及铁路行业内，石油行业中的石油开采领域行政垄断强度与铁路行业行政垄断强度最高，而在放开进入限制的电力行业的发电环节及石油炼化领域内行政垄断强度则较低。此外，电信行业与电力行业内输配售环节在行政垄断强度方面非常接近，这与只考察市场结构等产业特征得到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而这正是ISCP分析框架同时考虑了制度因素及产业特征因素后得到的一个结论。该文回答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行业性行政垄断究竟造成了多大的效率损失，以及是否强行政垄断一定代表了更大水平的损失。通过对电力、电信、石油、铁路四个行业的深入研究，该文发现无论是在微观层面上，还是在产业以及宏观层面上，行政垄断均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而且跨期考察发现这一损失额占GDP比重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同时，分析还显示行政垄断强度与行政垄断造成的效率损失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正相关关系。该文的研究充分说明，消除行政垄断，促进产业内竞争，对于提高产业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韵江）国家特征、市场竞争与产业政策效率的决定孙早、王文《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1期\n13.1千字在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国家产业政策是作为市场竞争的替代手段被广泛讨论的。该文通过引入市场竞争和国家特征两个概念，尝试将国家产业政策效率（成败）问题置入国家经济转型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过程中加以考察，进而给出了一个有关国家产业政策效率决定的内生性解释。首先，该文进一步引入国家特征与社会结构两个概念，分析了转型国家产业政策效率的决定机制。一个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影响上有着鲜明特征的转型国家，在确立产业发展模式甚至是国家发展道路时，通过政府投资和政府主导来实现追赶目标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同时亦有可能使国家被迫承受产业政策带来的诸如抑制市场竞争、政府被利益集团俘获等负效应，该文将之概括为“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产业政策悖论”。该文的分析表明，在拥有一个“强大的、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相对集权）政府的前提下，“产业政策效率最大化”与“维持社会结构不变”两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只有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才能保证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实践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因此，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虽然决定了以产业政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一个强大的、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国家产业政策时，亦需要致力于实现社会结构的现代化。（韵江）我国城市高端制造业综合成本测算及敏感度分析蔡翼飞、魏后凯、吴利学《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期\n12.8千字高端制造业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东部发达城市，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同时企业综合成本的高低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该文将制造业综合成本分解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提出了综合成本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高端制造业进行研究。根据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制造业代表着我国的最高水平和未来发展方向，其高端制造业发展状况具有较强代表性，且数据较为完善的特点，该文采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26个城市的数据，对我国城市高端制造业综合成本进行了测算和评价，各城市综合成本测算结果表明：第一，不同城市显性成本指数差异较大；第二，综合成本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高度相关性；第三，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大致呈负相关关系。该文同时对高端制造业对不同成本的敏感度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表明，高端制造业对显性成本的敏感度较低，而对隐性成本的敏感度则较高，尤其是对隐性成本中的科教及创新能力、投融资环境、政策保障能力、政府工作效率、市场发育程度五项隐性成本指标更为敏感。高端制造业作为我国未来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对转变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制造业整体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该文指出当前应着力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1）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2）不断强化政策保障能力；（3）努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4）完善融资体系建设；（5）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韵江）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力的决定因素高伟凯《现代经济探讨》2010年第4期\n5.4千字发达的装备制造业，是推进一国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必要条件，是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决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因素。我国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艰苦努力，已建成了较为齐全、独立的装备工业体系，总体生产规模已居世界第四位，但与发达国家比，我国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还比较弱。因而，研究我国装备制造产业创新问题对我国今后的政策制定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该文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影响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因素与产业创新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资金投入对产业创新始终存在积极影响；而企业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新增资本投入对产业创新的影响长短期不同。由于后三者都与企业的投入有关，所以综合看来政府的科技投入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创新起到了支柱性作用，而企业的科技投入作用比较模糊。考虑到企业才是产业创新活动的真正主力，但其科技投入效果并不确定，这样的状况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未来创新极为不利。该文认为，国内市场竞争对产业创新不仅没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而抑制了产业创新；国外竞争短期内刺激了产业创新，但长期来说，仍对国内创新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国内外竞争对产业创新的作用表象，可能催生出更多依靠国际竞争来激发中国产业创新的政策思路。但考虑到国外竞争不一定能有效推动国内产业竞争的有序发展，也未必能有效激发国内产业的创新能力，这样的思路也未必可取。（韵江）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目标预测李平、王钦、贺俊《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5期\n13.5千字“十二五”时期，中国将面临着全新的国内外形势，转变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作为经济的主体部分，如何切实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临的紧迫的现实问题。该文认为，理解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制造业发展要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二是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三是在“供需平衡”和技术进步推动下的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该文从工业化、工业现代化、工业文明三个层面对“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分析，从而形成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目标预测的“基本参照系”。结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及中国制造业发展特点，构建了包括总量指标、结构指标、技术指标、能源环境指标在内的三层次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最后以“基本参照系”和指标体系为基础，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从总体、结构、技术、能源与环境四个方面提出了我国制造业2015年和2020年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韵江）提高劳动者报酬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其现实启示王佳菲《经济学家》2010年第7期\n13千字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紧迫性再度凸显；随着所谓“后危机时期”的到来，“调结构”更是日益被提上议事日程，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务。造成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制约因素源于多个方面，其主要症结则在于，企业作为实施产业结构优化的微观主体，始终缺乏进行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的动力。另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是我国的劳动者报酬长期徘徊在偏低水平。我国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及GDP的比重偏低，劳动者实际报酬水平偏低，特别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产业一线劳动者报酬过低，这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长期难以优化提升，制造业层次较低，第三产业比重较小，对外需过度依赖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事实上，综观国内外环境，我国正面临一个以提高劳动者报酬为杠杆加速产业结构升级的良好机遇。该文认为提高劳动者待遇，不能只将希望寄托于市场机制，而是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并侧重于保护劳动者利益。首先，各地政府应适时上调工资指导线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进最低工资标准的测算方法；其次，尽快“激活”并继续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障工会组织发挥其实质职能；最后，通过多种渠道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待遇，为劳资双方解除部分后顾之忧。（韵江）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邵宁《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第1期\n14千字国有企业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国民经济微观主体的改造，其主要有两个特点：风险非常大（社会风险、舆论风险）；挑战性非常大。自1998年起，我们已经推动的改革是两组：第一组改革包括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国有困难企业关闭破产以及再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二组改革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针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定改革。第一组改革根本性地改变了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同时通过优胜劣汰的机制大量化解了结构性问题，没有这一组改革的攻坚就没有今天国有经济相对比较好的局面；同时这组改革也是社会风险最大的改革，对社会的冲击很大，虽有不好的影响但最终得以成功推进。第二组改革的目的是完善外部管理系统、转换企业内部机制、解决特定问题。通过第二组的改革，优化了第一组改革中好企业的外部管理体系而且不同程度地解决了其内部机制问题和历史遗留的特定问题，促使这些好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经济效益得以改善。该文认为，经过上述两组改革，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有经济主要布局在大企业层面，所以下一阶段的改革是以国有大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目前国有大企业大体上分为功能"}},"中国经济学年鉴2011\\第四篇 论文荟萃","薪酬;国有企业;影响;耗散;国企;产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品牌;绩效;增发"]
["商务印书馆的用人机制与茅盾的成名之路","1916年8月28日，北京大学预科生茅盾，凭着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的介绍信，顺利见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张元济早在1916年7月27日“日记”“用人”项就记载：“伯恒来信，卢鉴泉荐沈德鸿。复以试办，月薪廿四元，无寄宿。试办后彼此允洽，再设法。”[※注]张元济把茅盾安排在编译所英文部。茅盾的饭碗属“试办”性质，并不稳固。“彼此允洽”应有两层含义：一是茅盾与商务“彼此允洽”，二是茅盾表叔卢鉴泉主持的财政部公债司与商务北京分馆在承印公债证券方面“彼此允洽”。商务编译所的编辑和翻译，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是传统科举功名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张元济、高梦旦、杜亚泉、庄俞、蒋维乔为代表；第二类是海归，以陈承泽、邝富灼、郑贞文、周昌寿、蒋梦麟、杨端六为代表；第三类是国内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以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为代表。[※注]茅盾进馆时，编译所的骨干属前两类，茅盾他们这一批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茅盾从1916年的“试办生”，到1921年出任革新后《小说月报》的主编，前后只用了短短五年时间。茅盾的迅速成长，一方面固然是其天赋与勤奋，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商务印书馆这一良好的舞台和灵活的用人机制。本文主要从如下三个方面探讨茅盾的成名之路与商务印书馆的用人机制。一 商务印书馆全面激发了茅盾多方面的潜能\n初进商务，茅盾被安排在英文部新近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修改学生寄来的课卷。“英文函授学校”，实际名称为“英文函授学社”，张元济亲自兼任社长，周越然负责日常事务。该社创办才半年，只有初级和中级两班，高级班讲义尚在编写。学生程度不高，茅盾每天改几本卷子，工作很轻松。与茅盾同住一舍的谢冠生，属“辞典部”。茅盾从他那里看到了当时正在发行的《辞源》。《辞源》由江苏武进人陆尔逵主持编纂，历时8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于1915年10月初版。《辞源》汲取外国辞书的长处，在国内首创以单字为词头、下列词语的体例；既收古语，也收录新词，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世界学术成果。茅盾翻阅《辞源》后，忍不住给张元济写了一封便笺性质的信。“这封信开头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次举《辞源》条目引出处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此书版权页上英文为《百科辞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辞典。”[※注]当天晚上，谢冠生就对茅盾说：“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请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张菊生不愧是识才、爱才、用才的伯乐，从寥寥二百余字的信中看出了这位“试办”者的学识，指示高梦旦调他到更能发挥才能的岗位上去。次日上午，高梦旦叫茅盾去谈话。他称赞了茅盾的信，说总经理希望茅盾能到重要的岗位上去历练，商请茅盾去做资深编辑孙毓修的助手。卡本脱的科普畅销书《人如何得衣》，孙毓修已译了三章，让茅盾接着译下去。茅盾看了孙毓修自称“与众不同”的译文，才知道他是用骈体文意译的，并不高明。他仿其文笔，续译完全书，孙毓修不核对原文，略作修改，便交给高梦旦付印。茅盾于年底前又独自译完了卡本脱的《人如何得食》和《人如何得住》。1917年上半年，孙毓修与茅盾商定，要“编一本开风气的书，中国寓言”。茅盾十分中意商务涵芬楼丰富的藏书，乘编选《中国寓言初编》之机，系统地阅读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部等典籍。大半年后，该书编定，孙毓修写了一篇骈四俪六的序。《中国寓言初编》于1917年初版，版权页上写“编纂者桐乡沈德鸿，校订者无锡孙毓修”，两年内印了三版。由此可见，茅盾这一助手其实并不好当，译书要懂英文，译文甚至还要用骈体文，编辑《中国寓言初编》更需要古文功底。好在茅盾中西皆通，能胜任这一“助手”的角色。不久，茅盾又兼任了另一“助手”。茅盾利用业余时间译述了英国威尔斯之科学幻想小说《三万年后孵化之卵》投给《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自1917年1月20日起，分3期登完了该小说。这篇用文言译述的小说是茅盾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译作。当年朱元善一人主编三本杂志，忙得不亦乐乎。他向高梦旦提出，要调茅盾去当助手。经协商，自8月起，茅盾半天做孙毓修的助手，半天帮助朱元善审阅《学生杂志》的投稿。孙毓修编译的童话富有生活情趣，语言优美且图文并茂，深受读者喜爱，茅盾称他为“中国有童话的开山祖师”。从1917年下半年起，茅盾在孙毓修手下陆续编写了17册《童话》共27篇，加上收入郑振铎接编的《童话》中的《第十二个月》，共28篇。从载体上看，可分童话和故事两类，大都属编译和改写性质，用的是古代白话小说的通俗笔法。其中，《寻快乐》《风雪云》《学由瓜得》和《书呆子》等童话和故事，是茅盾自己创作的。由此可见，茅盾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为儿童文学。如茅盾编写的《书呆子》，故事生动有趣，是一篇寓教于乐的儿童文学佳作。助编《学生杂志》伊始，茅盾的工作主要是处理在校学生的投稿，编辑文言的游记、诗、词。朱元善是一个趋时的编辑，订阅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朱元善打算效仿《新青年》，以《学生杂志》小试改革，先从社论开始。茅盾应朱元善的要求，写了社论《学生与社会》，发表在1917年12月号的《学生杂志》上。这是茅盾的第一篇论文。朱元善对该社论很中意，要求茅盾再写。1918年正月号的《学生杂志》上又发表了他的《一九一八年之学生》。社论对学生提出三点希望：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和奋斗主义。当年商务众杂志中唯有《学生杂志》对《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作了微弱的呼应。在商务涵芬楼图书馆的英美旧杂志中，茅盾发现了《我的杂志》（My Magazine）和《儿童百科全书》（Children’s Encyclopaedia），这是两种供中学生阅读的通俗读物。《三万年后孵化之卵》就是从这两种杂志上找出来的。1918年《学生杂志》上继续刊登科学小说，发表了茅盾与弟弟沈泽民合译的《两月中之建筑谭》以及科普读物性质的《理工学生在校记》。茅盾还根据上述两种旧杂志上若干篇成功者的传记和轶事，编写了励志读物《履人传》和《缝工传》，也在《学生杂志》上连载。与此同时，茅盾努力自学外国文学。他除了借阅编译所图书馆英文原版的文学名著，还通过美国的“伊文思图书公司”和日本的丸善书店订购文学名著。他及时把自己的研究所得介绍给中学生。1919年第二、三期《学生杂志》上发表了《萧伯纳》，第四、五、六期连载了《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茅盾称后者是其第一篇文学论文。尽管论点幼稚，但茅盾的这两篇长文，较为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萧伯纳和托尔斯泰。二 商务的“趋时”成就了新派编辑家茅盾\n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茅盾更加自觉地购阅《新青年》，积极投身白话新文学。胡愈之是当年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的编辑，与茅盾同事。他在《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道：当年商务众杂志主编中，要数《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最保守。他在《东方杂志》上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1918年9月和次年2月陈独秀连续两次在《新青年》上著文，严厉质询和驳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胡愈之作为杜亚泉手下的青年助编，只能偷偷购阅《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茅盾专注于文学，翻译和介绍了外国文学作品。他在馆外开辟的第一个新文学园地则是《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是茅盾第一次用白话文翻译的小说，且尽可能忠实于英文译本。该小说发表于1919年8月20—22日《时事新报·学灯》。茅盾在《时事新报·学灯》上用笔名“雁冰”“冰”等发表外国文学译作，介绍外国作家，很快得到总编辑张东荪的赏识。1918年3月，研究系报纸《时事新报》聘张东荪为总编辑。他上任伊始，就创办了《学灯》副刊。该副刊与《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被誉为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四大报纸副刊。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张东荪任总编辑。次年改名为《改造》。1920年与梁启超等成立“共学社”，编译图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学社丛书。茅盾应张东荪约稿，为《改造》编译了《罗塞尔〈到自由的几条拟径〉》，介绍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又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选译了《市场之蝇》。茅盾欣赏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反传统思想。该刊也刊登了茅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如象征主义戏剧大师梅特林克的五幕短剧《丁泰琪之死》。刊物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到了五四时期，商务印书馆与时代之间的落差使商务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某些出版物与新文化运动的反差太强烈了。这种反差引起新文化界的强烈不满，罗家伦在北大的《新潮》杂志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公开点名批评商务版杂志。这种反差也导致商务的美誉度下降，营业日见衰退，说明商务出版物已无法满足新一代青年学子的期待视野。穷则思变。张元济毕竟是识时务的俊杰。经过一番筹划，商务先拿最保守的杜亚泉开刀。自1920年起，由晚清著名督抚陶模的儿子陶保霖接替杜亚泉出任主编。由于发行量下降，其他杂志主编也明显感到了压力。1919年11月初，身兼《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莼农忽然找到茅盾，说是《小说月报》下一年起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拟名“小说新潮”栏，商请茅盾主持这一栏的实际编辑事务。1920年第1期《小说月报》推出茅盾起草的《“小说新潮”栏宣言》，明确提出“刊中刊”的新文学主张。茅盾希望中国的新文学能在系统译介、研究和吸收的基础上，实现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小说新潮”栏作为“刊中刊”，版面有限，茅盾只能“螺蛳壳里做道场”，尽量把它办得有声有色。然而，半革新的《小说月报》由于定位的半新半旧，在读者市场上“驼子跌跤，两头不着地”，即原先喜欢鸳鸯蝴蝶派的部分读者因不喜欢“小说新潮”栏而不再订阅或购买《小说月报》，而喜欢新文学的读者因不满仍占杂志三分之二的鸳鸯蝴蝶派作品而不订阅或购买《小说月报》。与此同时，在馆内馆外因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而走红的茅盾，在馆内却潜伏着危机。1920年7月8日，编译所事务部部长江畲经奉命调查茅盾的工作情况后，向张元济汇报道：“雁冰近三月中本馆所付译费兹另单呈核。此君月薪四十八元，办事精神尚好，惟担任外间译件不少。近又充共学社社员，终恐不免有分心之处。向来座位设在《四部丛刊》中，此数月来实与《四部》事甚少关系。每月约担任《东方》《教育》杂志一万字左右，不付稿费。前星期起座位移于楼上，夹在端六、经宇二座位之间，较易稽察。此后成绩或可稍佳。”[※注]当年商务众多杂志中，除了《英文杂志》以外，都拉茅盾撰稿、译稿。从汇报来看，除了《东方》与《教育》杂志每月约一万字不付稿费外，其他杂志都是付稿费的。由于馆内外每月稿费不下40元，故茅盾在馆内稿费赚得太多，让有些人眼红。将茅盾的座位移至楼上《东方杂志》编辑杨端六、钱经宇之间，便于工作场所与座位相统一，“较易稽察”。当然，这事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张元济觉得茅盾是一位“能人”，只是馆内外副业太多，有些“不务正业”，故要加强对他的管理。这也为张元济日后起用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埋下了伏笔。张元济对茅盾的管理，采用的是内紧外松的策略，并没有伤及茅盾的自尊。两年之后，王云五却采用伤害茅盾自尊的手段来强行建立自己的威信，这就激怒了年轻气盛的茅盾。尽管《东方杂志》撤换主编后只是略有起色，但张元济他们仍坚持对商务版刊物的主编进行“换血”：《教育杂志》改由李石岑编辑，实际由周予同负责；《学生杂志》由杨贤江主持编辑；《妇女杂志》改由章锡琛编辑；《小说月报》改由茅盾主编。富于戏剧性的是，让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是张元济、高梦旦上北京“访贤”闹出来的“乌龙”事件。1920年10月，张元济、高梦旦为了使商务能在新文化运动中获得新的动力，便到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去寻求支援。他们去拜访了胡适、梁启超、蒋百里等名流。蒋百里便向张元济、高梦旦提到了郑振铎等一批青年，并转达了他们想办一个文学刊物的意愿。郑振铎设法找到张元济和高梦旦，想在商务出版新文学杂志。高梦旦与其是福建长乐老乡，他们便用方言交谈，备感亲切。张、高两位对他很有好感，但不太愿意新办刊物，只想革新原有的《小说月报》，希望郑振铎他们写稿支持。言谈中，郑振铎向张元济说，贵馆有一位沈雁冰，虽未曾认识，但读其文，知其人于新学旧知均很有根底，十分佩服。蒋百里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新文化倡导者。茅盾在北京大学念预科时，有个同学是他的小同乡兼亲戚，曾带茅盾到其寓所去过几次。硖石与乌镇相距数十里，蒋百里与茅盾可谓是半个老乡。蒋百里追随梁启超，是共学社的骨干。茅盾作为共学社的活跃分子，引起了蒋百里的注意。他把茅盾作为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同志”介绍给郑振铎他们，还向寻觅《小说月报》主编的张元济、高梦旦他们推荐了茅盾。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茅盾这位几年前的“试办”生，如今已是闻名京沪的新文化“弄潮儿”。张元济、高梦旦回商务后进一步了解茅盾的情况，不禁大喜，就决定提升沈雁冰为《小说月报》主编。茅盾向王莼农了解情况后，向高梦旦提出三条要求：一是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二是全部由四号字改用五号字，三是馆方应当给主编全权办事，不能干涉编辑方针。高梦旦与陈慎侯商谈后，全部接受了茅盾的三条要求。他们只是提醒茅盾，明年一月号的稿子，两星期后必须开始发排，40天内结束。封存原有稿子，既为新文学清理“门户”，从“礼拜六派”手中全面夺取文学阵地，又可以让全面革新的杂志令读者耳目一新，不再犯定位不准的旧病。面向学生的《学生杂志》早就用五号字了，《小说月报》改为五号字，意味着读者市场要从中老年市民转向年轻人了。向馆方要求“全权办事”的权力，自然能充分贯彻自己的编辑意图。茅盾对于组织论文和翻译稿比较有把握，但对能否组织到满意的创作稿心里没底。不过他在组织创作稿时又有了戏剧性的一幕。1920年第10期《小说月报》上所刊王剑三的《湖中的夜月》，是一篇风格新颖的白话小说。茅盾找出此人在北京的通讯地址，发了快信，告知《小说月报》将全面革新，自己是新任主编，约请他和熟人写稿支持。王统照（剑三）收到茅盾的来信，急忙拿来给正在筹建“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他们看。郑振铎他们阅信后，觉得这是好事，应该大力支持。郑振铎给茅盾复信，说明成立文学研究会的筹备经过和宗旨，并热情邀请茅盾也作为发起人参加，同时答应立即筹集稿子寄到上海。在郑振铎的组织下，各会员积极赐稿。周作人写了《圣书与中国文学》以及译作《乡愁》，郑振铎署名“慕之”投寄了小说《不幸的人》，冰心、叶圣陶、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等都交来了小说，还有不少译作。郑振铎认真审阅后分批寄往上海。最后寄去《文学研究会宣言》和《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茅盾在主持革新《小说月报》之初，戏剧性地成了文学研究会的12名发起人之一，《小说月报》成了该会的代用刊物。[※注]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即革新号，如期出版。《〈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先介绍了革新后《小说月报》的栏目，同时以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口吻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新文学主张。接下来是两篇文学论文：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和沈雁冰的《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两个骨干栏目是《创作》和《译丛》，都十分精彩。《创作》栏里，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都是各自的代表作之一。茅盾对叶绍钧的小说《母》加了按语，特别赞赏。《译丛》栏里，有耿济之译果戈理的《疯人日记》、周作人译日本加藤武雄的《乡愁》、孙伏园译托尔斯泰的《熊猎》、王剑三译荷兰夏芝的《忍心》和波兰高米里克的《农夫》、茅盾（署名冬芬）译挪威般生（比昂逊）的《新结婚的一对》，以及郑振铎的《杂译泰戈尔诗》等。此外，茅盾还配合译文撰写了论文《挪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海外文坛消息》六则，郑振铎写了《书报介绍》和《文艺丛谈》等。面貌一新的《小说月报》第1期印5000册，供不应求。各地读者纷纷要求重印，各处分馆还纷纷来电要求下期多发。第2期便印7000册，到年底竟突破1万册。茅盾全面革新《小说月报》可谓一炮打响，其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正确的读者市场定位。茅盾上任伊始，就封存了“礼拜六派”的稿子和林译小说，表明了其彻底革新的决心。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从栏目设定到刊出稿子，不留“礼拜六派”的影子。1917年，《新青年》创导白话新文学，启动了白话新文学的读者市场，北大师生创办的《新潮》紧随其后，推波助澜。1921年1月，全面革新的《小说月报》面世时，《新青年》已转为政治性刊物，《新潮》也已是强弩之末，布不成阵了。《小说月报》及时填补了市场空缺，迅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文学杂志。其次，《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相辅相成，共同扩大影响力。《小说月报》这块刚从旧文学手中夺过来的文学园地，正待新文学作者来耕耘；而文学研究会正需要在新文学园地里有其用武之地。经过茅盾与郑振铎等人的努力，《小说月报》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物，文学研究会诸人也成了《小说月报》的基本作者队伍。第三，有赖于茅盾这位新派编辑家综合能力的充分发挥。茅盾是一位新学旧知均有根底的新文学家，他在《小说月报》上通过文学论文和作品评价，提倡为人生而艺术，起到了很好的编辑导向作用。作为一位有主见的主编，茅盾在栏目设置、稿件选用方面有所侧重，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文学研究会诸人的“问题小说”就是由《小说月报》推出的，在茅盾的呵护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茅盾不仅是具有眼光的编辑，而且是全能型的作者。尽管有文学研究会这支在当时最“豪华”的新文学作者队伍，但茅盾在排兵布阵时仍捉襟见肘，关键时刻，茅盾只能亲自上阵。除了创作栏，其他栏目，茅盾都是最优秀的作者之一。《海外文坛消息》则是茅盾的“自留地”，且影响很大。对于革新《小说月报》，叶圣陶在《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中指出：“《小说月报》的革新，是极有意义的事……我不说革新以后的《小说月报》怎样了不起，我只说自从《小说月报》革新以后，我国才有正式的文学杂志，而《小说月报》的革新是雁冰兄的劳绩。”[※注]1921年春，郑振铎毕业于交通部铁路管理专科学校，分到上海西站当见习。郑振铎于5月进馆，在教材部编中小学教科书，次年创办《儿童世界》周刊。他帮茅盾谋划《小说月报》，出面拉稿子，减轻了茅盾的负担。茅盾为了提高《小说月报》创作稿的水平，还做了如下工作：一是偶有满意的作品发表，编者加按语给以肯定，叶绍钧的《母》、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换巢鸾凤》都受到茅盾的赞扬。二是与郑振铎一起，想方设法拉优秀的创作稿子。他在1922年6月6日致周作人信写道：“鲁迅先生如有创作，极盼其赐下。《月报》中最缺创作，他人最不满意于《月报》之处亦在不多登创作，其实我们不是不愿意多登，只是少好的，没有法子。所以务请鲁迅先生能替《月报》做一篇。”[※注]鲁迅把1922年6月写的《端午节》寄给了茅盾，茅盾将它发在9月号的《小说月报》上；不久又把10月写的《社戏》寄来，茅盾将其刊登在自己编辑的最后一期上。三是发表优秀的译作，同时介绍外国文艺思潮和著名作家，盗别人的火，来煮自己的肉。在这方面，茅盾自己作出了表率。针对一般读者不熟悉外国小说发展史的情况，茅盾请本馆的谢六逸专门撰写了《西洋小说发达史》，分期连载。茅盾与郑振铎通力合作，把第13卷编得比第12卷更为成熟、精彩。时事变迁，高梦旦由于不懂外语，深感力不从心，主动让贤编译所所长。胡适经过调研后婉辞商务让其出任所长的邀请，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王云五于1922年1月就任所长，很快与商务保守势力合流，不顾当初不干涉编辑事务的约定，干涉茅盾编辑事务。茅盾在7月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点名批评了《礼拜六》杂志上的游戏之作，这是对于一年多来“礼拜六”派对茅盾进行攻击的答辩。王云五借口茅盾抨击了“礼拜六”派，对茅盾施加压力，谓“礼拜六”派将提出诉讼，告《小说月报》破坏他们声誉，要求茅盾写文章向他们表示道歉，被茅盾断然拒绝。王云五又派手下对《小说月报》的稿件实施检查。茅盾发觉后，向王云五提出正式抗议，声明如馆方不取消内部稿件检查即辞职。商务经过研究，同意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但仍挽留在编译所工作，并由郑振铎从1923年起接任。商务一方面让茅盾辞职，给“礼拜六”派出一口恶气；另一方面让同为文学研究会核心的郑振铎来当主编，以表示该刊宗旨不变，以免影响销路，同时茅盾也可以接受。王云五出任炙手可热的编译所所长，完全靠的是胡适的盛名以及胡适的力荐。他要在编译所建立威信，唯一的“资本”就是所长的权力。他亲自出面或通过手下人“奉所长之命”找借口指手画脚，让所里的人听他指挥。《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惹出的风波恰好让王云五找到了与茅盾“较量”的借口。当年的茅盾年轻气盛，压根儿不把王云五放在眼里，王云五自然要拿他开刀。此时的茅盾，是商务“少壮派”中最具知名度的人物，撤了他的主编职务，“杀猴给鸡看”，自然对于其他不买王云五账的人具有威慑力。编译所的英文部部长邝富灼是资深海归，行事不用请示所长高梦旦，成了王云五的“心病”，日后也被王云五成功“逼退”。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后，茅盾与他前台幕后的角色进行了换位。郑振铎还请茅盾继续主持《海外文坛消息》。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后，茅盾被调到国文部，工作由自己选择，自称“打杂”。尽管王云五推行“科学管理法”，但对茅盾破例，没有定量要求。茅盾介于馆内正式编辑和馆外名誉编辑之间。这让茅盾腾出时间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工作中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茅盾也成了跨党分子。上海市党员大会选出恽代英、沈雁冰等5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茅盾奉命留广州，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协助毛泽东主持宣传部工作，中山舰事件后奉命回上海。1926年4月，茅盾回上海的第二天，郑振铎来告知，香港报纸盛传茅盾为“赤化分子”，租界捕房向商务印书馆要过人。茅盾明白商务的意思是让他辞职走人，就主动提出辞职。商务给了茅盾900元的退职金和100元面值的股票。茅盾在商务的十年编辑生涯就此画上句号。三 《小说月报》让“专业作家”茅盾一举成名\n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成了被通缉的政治犯。茅盾不愿做职业革命家，又不能公开谋职，剩下的只有偷偷卖文一途。茅盾从庐山潜回上海，于8月下旬着手写作中篇小说《幻灭》，用了4个星期写完。中篇小说《幻灭》在叶圣陶代理主编的《小说月报》9月号和10月号推出后，由于题材的时效性和描述的真切，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幻灭》的“助产师”叶圣陶，在《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中回忆了当年的情景：《幻灭》《动摇》《追求》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分别于1928年8月、10月、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销路颇佳。商务的其他杂志，也是茅盾“卖文”的对象。1928年2月23日写成的《创造》，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5卷第8号，这是茅盾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茅盾蛰居上海寓所约10个月里，除了写作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还应叶圣陶的要求，写了《鲁迅论》和《王鲁彦论》等作家论。作为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的“首席”评论家，茅盾一直高度评价鲁迅的小说。为了避难就易，茅盾先写《王鲁彦论》。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故茅盾接下来才写《鲁迅论》。可是，在11月号的《小说月报》上首先登出来的却仍旧是《鲁迅论》，因为叶圣陶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来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那时鲁迅刚从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他的意思。写完《追求》，茅盾就到日本避难去了。身在岛国的茅盾，主要精力还是用在卖文为生上面。蛰居上海时，《小说月报》的稿费是茅盾的主要收入。与此同时，茅盾还得广开财路。商务革新后的《妇女杂志》由章锡琛（雪村）主编，让周建人（乔峰）协助。该刊提倡妇女解放和恋爱自由，与王云五他们的矛盾不断升级，主编章锡琛遭解雇。章锡琛在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茅盾等人的支持下，于1926年8月1日正式挂出了“开明书店”的牌子。正因为有以上这段因缘，所以后来的开明书店，与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茅盾等人的关系，就像同人书店一样。1930年5月，茅盾把《幻灭》《动摇》《追求》三个中篇合成一部，题名为《蚀》，由开明书店出版。日后茅盾的小说大都由开明书店出版。在1932年初的“一二八”上海战争中，商务印书馆遭重创，《小说月报》停刊。茅盾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日渐疏远。以后与其关系密切的是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综观茅盾的成名之路，可以看出，是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最早成就了新派编辑家茅盾，同时又成就了作家茅盾和评论家茅盾。尽管茅盾在晚年撰写回忆录时对王云五的不少做法仍耿耿于怀，但对于张元济、高梦旦等商务元老的爱才、惜才和大胆用才仍心存感激。（原刊《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8卷第11期）-余连祥","茅盾研究年鉴2016-2017\\第二篇 重要论文","茅盾;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蚀》三部曲"]
["改革中的鞍钢","鞍山钢铁公司是我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位于富饶的辽东半岛中部。它始建于1916年，是个具有7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从1917年日本帝国主义在鞍山建设第一座高炉起，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近30年间，鞍钢累计生产生铁1，186.7万吨，钢锭548.3万吨、钢材327.8万吨，其中大部分运往日本，用于制造军火，凶残地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鞍山获得了初次解放。可是国民党又挑起内战，于1946年4月占领鞍山，并接收了鞍钢。在国民党统治的22个月期间，炼钢厂只修复1座平炉，只生产了9，500吨钢。“八、一五”光复后，苏联将大批先进设备运走，加之长期战争的破坏，当时的鞍钢已变得七零八落，到处是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1948年2月19日，鞍山获得解放。同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2月26日批准，正式成立鞍山钢铁公司。从此，鞍钢真正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结束了解放前30多年屈辱的历史。作为我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鞍钢在四十年间，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截至1989年底，累计产铁一点八亿吨，产钢一点六亿吨，产成品材一亿多吨，上缴利税四百多亿元，同时向全国各地输送了大批生产建设人才。在整个恢复时期，鞍钢陆续修复建设了4个铁矿山、6座焦炉、3座高炉、8座平炉和6套轧钢机，一个初具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以崭新的风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1949年至1952年累计，共生产生铁211.95万吨、钢191.9万吨、钢材109.93万吨，上缴利税4.22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中央把鞍钢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在“全国支援鞍钢，鞍钢支援全国”的战略决策指导下，鞍钢开创了大规模建设的新局面。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鞍钢的生产遇到了严重困难。由于广大职工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开展劳动竞赛和大搞技术革新等运动，使生产建设得到了一定发展。从1961年开始，鞍钢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胜利地完成了调整时期的艰巨任务。1963年，鞍钢的生产状况已经全面好转。从1964年起，鞍钢在保持高产量的同时，确立“为用户服务，以用户满意为标准”的经营思想。在各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1966年，鞍钢的产值达到25.4亿元，生产钢505.9万吨、生铁460.54万吨。钢材267.47万吨，分别占全国产量的33.02%，34.52%和25.45%；上缴利税13.07亿元（利润11.5亿元），成为鞍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十年内乱鞍钢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各项技术指标普遍下降，经济效益很差，损失浪费惊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鞍钢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消除“左”的思想影响，迅速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始走上了全面振兴的道路。鞍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坚持改革，加速改造，开发技术，开放经营，抓两个文明建设，出现了生产发展、品种扩大、质量提高、消耗下降、经济效益大幅度增长的新形势。1979至1983年，累计生产生铁3182.2万吨、钢3414.14万吨、钢材2164.33万吨、工业总产值184亿元，共上缴利税78亿元。1983年与粉碎“四人帮”时的1976年比，生铁增长93.04万吨、钢增长127.31万吨、钢材增长142.58万吨，工业总产值增长75，972万元，利润增长24.063万元。其他各项主要技术指标大部分创历史最好水平。从1984年起，鞍钢围绕经营方针和生产经营目标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实现了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在领导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有力冲击了分配制度上的“大锅饭”、领导制度上的“终身制”、用工制度上的“铁饭碗”，机构体制上的“大仲全”等弊端，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推行厂长负责制，理顺了党政工三者关系，企业的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党的十三大，更坚定了鞍钢坚持改革，彻底改变鞍钢技术、设备落后面貌的信心。1988年，鞍钢的铁产量达到776万吨、钢产量达到801万吨，创历史最好水平，实现利税24.45亿元。1989年，产钢800.25万吨，上缴国家利税总额仍然超过上缴额最高的1988年，达15.3亿元。鞍钢是我国冶金行业中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共有职工和万，其中全民216291人，集体企业职工18万人，下设8个二级公司和130个生产厂及38个管理处室。主要产品包括：钢、铁、钢坯、钢材，还有铁矿石、铁精矿、人造富矿、焦炭及耐火材料等。矿山开采的铁矿石经选分别为铁精矿，经烧结为人造富矿、经高炉冶炼出生铁，在转炉和平炉中冶炼成钢，钢锭经初轧开坯和由其他轧钢厂进一步深加工成为板、型、管、线材运往全国各地，鞍钢产品多年来享誉国内外，产品规格几万种，其中50Kg/m重轨，汽车轮网钢、603钢板、深冲冷轧板获国家金牌；船用球扁钢、平式石油管等7种产品获国家银牌；还有56种产品获得部、省级优质产品称号。鞍钢还拥有化工、电力机修、建设、运输等一大批辅助生产单位，为钢铁生产创造条件。改革把鞍钢推向了一个高效、稳健的发展时期，它的改革是从自我松绑开始的。1984年以后，公司首先对独立性较强的二线企业放权松绑，实行厂长负责制，开展经济承包，允许这些企业在“确保鞍钢”的前提下“八仙过海各显精通”。1988年7月，辽宁省委、省政府批准鞍钢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李华忠同志任公司总经理，张羽同志任公司党委书记，至此，在鞍钢基层厂矿已全面相继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基础上，完成了鞍钢领导体制的重大变革。近两年，在原燃料、电力和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鞍钢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特别是消化原燃材料涨价的影响，千方百计控制和减少效益滑坡，实现利税和上缴利税均有一定幅度增长。鞍钢技术改造和设备检修维护取得了很大成绩，科研开发有了新的突破，产品质量有一定提高，1989年共实现54项科研成果，全部用于生产实践，有51项达到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综合管理水平有新的提高。从定额管理、成本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到经济核算的各项基础管理，得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在国家一级企业升级评定中得到肯定和表扬。鞍钢利用鞍钢声誉，发挥鞍钢人才、技术管理、设备和产品的优势，发展跨企业、跨地区的联合、承包和兼并，扩大新门路、开辟新行业，建立企业集团和企业团体，促进生产要素的互补和优化、东北风冷轧板集团公司、钢铁产品深加工联合体、鞍化联合体、辽阳分公司、鞍山带钢厂等联合和承包项目有新的进展。经营咨询开发公司、承包公司、进出口公司、金属结构公司的经营业务不断扩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鞍钢利用各种合理渠道，发挥公司、厂矿两个积极性，使得职工集体福利事业有新的改善。全公司已办农场135个，预计全年提供鱼、肉、蛋可达4929吨，鞍钢职工几大节日的副食可基本达到自给。职工食堂、独身宿舍、托幼保健等集体福利事业都有新的改善，职工工资、奖金收入比以往有所增加。鞍钢千方百计筹集资金，解决技术改造和生产资金的不足。对内通过出售股票、债卷、实行工资“信用卡”等引导职工在保证基本费用的情况下，把一部分收入用于帮助公司解决货币资金紧张的困难。到1989年底，全公司沉淀资金7400多万元，人均354元。对外通过集资，使用户得到比较稳定的原材料供应，使鞍钢获得一部分资金来源，求得共同发展。实行干部年度考核制、聘任制、技术职务和资格双轨制，工人聘干部考试考核制等七项人事制度改革办法。坚持住房制度改革，实行了租房、卖房双轨制，多渠道筹集建房资金。职工教育以岗位培训为中心，以技能培训为重点，较好的完成了职工培训任务。鞍钢这样的特大型联合企业，要保证生产经营正常进行，求得前进和发展，一方面要靠国家宏观调控给予保证，一方面要靠企业自身努力，两者缺一不可。他们坚持把广大职工摆在企业主人的位置，把大力发动群众，紧紧依靠职工，作为克服困难搞好工作的基本保证。当资金短缺，影响购煤的时候，广大职工慷慨解囊，一举筹集煤款2400多万元。当电、铁合金等严重不足，危及生产的时候，各单位落实“双增双节”措施，使公司渡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鞍钢开工四十年来，以孟泰精神为代表的主人翁意识，已成为职工群众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在五、六十年代曾高高飘扬在鞍钢上空。1986年，鞍钢党委又高举起孟泰的旗帜，提出了“创新、求实、拼争、奉献”的鞍钢精神。这是鞍钢的主旋律，也是鞍钢工人阶级的战斗风貌。鞍钢就是靠这种精神，为国分忧解难，无私奉献；也就是靠这种精神，“百万雄师过大江”，连续五个月突破了年产800万吨钢水平大关；充分显示出鞍钢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1989年，是鞍钢生产史上的最困难时期，广大职工团结一致，顾全大局，顽强拼搏，克难制胜，提前完成了钢铁材国家计划。谱写了一曲新的奉献之歌。-郑虹","中国新闻年鉴1990\\附录","鞍钢;生铁;生产;利税;钢铁联合企业;钢材;职工;鞍山;平炉;高炉;厂长负责制"]
["论中国报业集团多元化战略","对报业集团多元化战略的研究，率先撰文的主要是报业经理们，可能是工作背景所致，他们的研究大多从实践的角度着眼，较少涉及深度的理论分析。本人从战略管理学角度探索一些研究报业集团多元化战略的方向和方法。报业寻求多元化经营的原因\n第一，为了分散经营风险，改变产业结构单一的状况。第二，报业实行多元化经营有其得天独犀的条件。第三，只有多元化经营才能使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多元化经营支撑点多，集团下属各实体互补共济，便可有效地抵抗打击，分散风险，从而保证报业的可持续发展。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上讲，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应该有三个主要原因，即获得更多的战略协同机会、培养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促使企业更好地匹配外部环境。从经济学角度讲，多元化经营的协同效果主要是通过范围经济来实现的，即在联合生产、销售多种产品并实施服务时，它们的成本将低于单独生产、销售同等数量的单一产品的成本，如建立一套发行系统，利用其发行一种报刊和发行数种报刊相比，成本是绝不一样的；利用自己先进的印刷设施，印一种报纸和印多种报纸绩效会大不相同。如此，多种产品或服务、多种经营与业务，共享企业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确实是减耗增效的有力举措。根据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企业实际上是一系列可应用于不同产品和市场的资源和能力的集合，公司具备怎样的竞争力，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它的核心竞争力，而实施多元化经营，恰恰有利于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内部的传递，为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拓展出更大的空间。因此，从报业经理们对报业集团多元化经营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痕迹，如对企业剩余资源的利用可以看作是其对协同教应的追求、分散风险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可归结为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调整等。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报业经理们有关公司核心竞争力如何在多项业务间传递和有效利用这一课题，研究得还太少，深度也不够；而学术界恰恰认为，核心竞争力在业务间传递的有效性对企业多元化经营业绩好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报业集团多元化经营的类型\n其一，以原有报纸为轴心在适当的范围内拓展。比如扩充报纸版面以加大广告容量、增办一种或多种“报中报”以扩大发行量、创办受众面广的子报以争取广告客户、组合一种或多种专业报以扩大阵营，等等。这种相关类型的多元化经营，在产品技术、营销技术和服务对象方面，均无本质上的差异，所以无论是构建或者运行都相对容易些。其二，围绕文化产业，在较大范围内经营。这类多元化模式，是在经办一种或多种报纸的同时，兼办一种或多种刊物，出版和销售图书，向网络及广播电视领域发展，举办文化艺术类的汇演、会展、调查、咨询服务等。这种经营模式虽属跨媒介的多元化，但因其尚有一定的内联性和相关性，一般情况下成功率会大于失败率。其三，跨行业跨领域多头并举的经营，这类多元化模式，称得上是真正的“集团化集约化经营”、他们除经营上述媒体与相关文化产业外，还会涉足房地产、商业、酒店、旅游、教育等领域，甚至不放弃资金引进或外投的时机，力争自己的企业上市或参与某些公司的股权控制、这种经营模式无疑使他们获取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抑或能谋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在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特别是在当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笼罩下，要做到全面掌控万无一失，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讲，所谓多元化战略，亦称多角化战略、多样化战略或多产品战略，是指企业在原主导产业范围以外的领域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旨在通过开发新产品或开展新业务来扩大产品品种和服务门类，以增大企业的产量和销量，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多元化战略包括相关多元化（即同心多元化）、非相关多元化（即复合多元化）以及上述两种多元化组合等模式。所谓相关多元化，其特点是新增产品或服务在大类别上、生产技术上或营销方式上是相似和相关联的，可以共同利用本企业的技术、设备、销售渠道和顾客基础。采用这种战略，一般不会改变企业原来的归属，也不需要跨产业经营。而非相关多元化，其特点是新增的产品或服务门类与原有产品或服务门类毫不相干，不能共享企业原有的专门技能、设备、生产线、销售渠道等。采用这种战略，一般都需要进行跨产业经营。因此，我们可以将报业集团的多元化战略分为相关多元化（如兼办一种或多种刊物、出版和销售图书、向网络及广播电视领域发展）、非相关多元化（如投资房地产、酒店、旅游等领域），以及两种多元化的组合。而目前来看，中国的报业集团多采取的是两种多元化的组合。报业集团多元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n盲目性较大，行动前缺乏充分的论证。有些报社在没有进行认真的市场观察与调研的前提下，盲目涉足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如搞对外贸易、搞大型物流、搞科技产品研发等。缺乏扬长避短意识，向纵深拓展不够。报业的自身优势主要集中在人才、信息、受众等方面，与之关系密切的应属文化类产业。报业如果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优势，发展网络事业、编辑出版发图书、开办新闻及文化艺术门类的培训等，必将是驾轻就熟之举，成功率会相对较高。进一步，从自己所熟悉的印务行当纵深拓展搞纸张生产，在满足自身所需的同时搞纸品销售，也是未尝不可的事情，可事实上，不少报业并没在挖掘自身潜力上下工夫，忽略了事半功倍的可能，而去做那些事倍功半的事。持小钱去办大事，干起来才发觉力不从心。通常情况下，报业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广告收入，除去人员工资，除去各项杂支，能有多大的积蓄？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报社也不在少数。拿微量积蓄投资风险颇大的房地产、投资回笼资金滞后的高速公路建设、组建汽车出租公司、盖豪华酒店等等，这种一味追求大手笔的做法，在融资渠道不畅、借贷无门的情况下，方知力不从心，岂有不陷入进退维谷之理？报业集团多元化经营的策略建议\n其一，对多元化战略的选择要慎重，既要符合企业的长期战略规划，又要事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切不可盲目行事。其二，要谨慎地选择新业务，力求进入那些可以共享现有资源和能力的相关产业和经营领域。其三，要认真抖家底，做论证，审视自己现有的能力，为能切实增值的新业务打开方便之门。其四，在事业初具规模并有一定资金积累的情况下，再尝试对非相关多元化的投资。关于报业集团多元化经营研究方向的思考\n综观当前有关报业集团多元化经营的研究和探讨，不难看出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由于文献作者大多来自实务界，因此多偏重对现象的描述，而非深度的理论分析与探讨；第二，同样因上述原因，文章论述的观点，实际上是自身经验的归纳和总结，缺乏系统的实证分析，因而提出的对策缺乏数据支持；第三，受多数报业集团多元化经营形势较好的影响，不少文章热衷于对成功经验的阐释，忽略了对存在问题的剖析，缺乏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关于研究课题，本人认为除现有的、业界关心的问题外，还应该参照管理学界对企业多元化战略研究的内容来进行，比如备受人们关注的企业进行多元化时机的选择、多元化战略的理论依据、多元化的成本论证、实施多元化的路径、多元化的种类以及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这些都是很有潜力的研究课题和方向。（作者：河南财经学院）——摘自《新闻爱好者》2009年9月（下）-李岚","中国新闻年鉴2010\\14.专题：中国传媒集团","多元化;报业集团;多元化战略;多元化经营;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发展;战略;战略管理;服务;广播电视领域;销售"]
["引入竞争机制 完善承包经营","1988年4月20日 河南日报编辑部文章我省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已走过一年历程。有许多经验，也有许多教训。本报以“厂长经理的承包奖该不该拿”为题展开的讨论，对这一年来说，是一次“回头看”，也是一次“向前看”。各界读者议论风生，各抒己见。回顾，评头论足；展望，出谋献策。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对我省承包一年的估价应当是：成绩不小，问题不少。今后的任务是：发扬成绩，从解决问题入手。承包要配套、完善、深化、发展。观念更新：当务之急。改革意识要和改革措施同步发展\n厂长经理的承包奖该不该拿？这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可许多地方为此沸沸扬扬，甚至大波轩然，成了问题。其原因很多，主要的是观念问题。承包者拿奖，拿职工平均标准工资的1至3倍甚至拿得更多一些，合情，合理，合法。它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符合责权利统一的原则，符合国家、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利益兼顾的原则。这些原则都在改革的“情”、“理”之中。而且依法签订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兑现合同受法律保护。拥护改革的人不应该在承包者拿奖问题上忧心忡忡，平时为搞活企业殚思竭虑的企业家们大可不必为奖金问题顾虑重重。“企业搞得好，难道是承包者一人的功劳？”当然不是。搞活一个企业，不是单枪匹马，而是千军万马共同奋斗的结果，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厂长经理在企业的中心地位和关键作用是任何一个优秀职工都无法替代的，一个厂长，足以使一个企业扭亏为盈，也足以使一个企业由盛变衰。他既对政府负责，又对职工负责；既要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又要面对无法乐观的企业内部，常常要“内外交困”。他比职工承担的责任和风险要大得多，责任大也应相应的收入高一些。他从事的是决策、管理等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倍加劳动也应取得加倍报酬。他多拿奖金，一般是建立在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收入的基础之上，而职工已经在平时的正常分配中得到了实惠。承包者兑现合同拿奖，并不意味着只承认承包者一人的功劳，也并不是只有承包者一人在承包中得到了好处。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承包不完善，怎么能拿奖？”承包不那么完善，例如承包基数不合理，没有引入竞争机制等等，我们应当承认。但改革本身就是探索，探索就不可能一下子尽善尽美，处处尽善尽美。完善总是相对的，只能是逐步完善，不断完善。如果一发现不完善之处就一口否定，那实际上是取消改革。已经出台的承包，已经签订的合同，即使有不完善的地方，也应坚持和维护，坚决兑现。如何使它完善起来属于另一个问题。即使在今天，在今后，改革也必然还会有不完善之处，我们不能因此而动摇改革信念。不赞成承包者拿奖的，还有种种说法。“要照顾左邻右舍、职工情绪”；“要讲风格，讲贡献，不讲索取”；“剥削工人，当资本家”；“难道士兵打仗也要承包、拿奖么”等等。盛行了多年又批判了好几年的平均主义观念，还在支配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几乎人人承认不好而又有点留恋的“大锅饭”，至今还在被津津乐道，这说明观念更新对推进改革是多么急迫、多么重要。不仅是在承包奖问题上，而且在改革的各个阶段，在承包的各个环节，旧的陈腐的观念都在对新的体制起着反作用、副作用，它使我们的改革步履艰难。即使一个又一个“红头文件”，也难以使观念问题在一朝一夕之内解决。这就提醒我们，改革措施的制定、推行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改革意识的确立、强化要困难得多。我们应当清醒地注意这一点，在强化改革意识上下功夫更多一点，使改革意识与改革措施同步发展，甚至要超前发展。竞争机制：承包成败关键它出效益，出人才，出新观念。\n引入竞争机制与否，是承包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是承包完善和发展的重点，可以肯定地说，不引入竞争机制的承包，都不会是完善的、先进的、有生命力的承包。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省多数企业承包没有引入或是没有真正引入竞争机制。有些是“行政命令式”，经营方案和经营者由“长官意志”确定。有些是“讨价还价式”，一对一谈判选择折中而不是先进的承包方案。有些是“明招标暗控制式”，所谓招标、竞争只是图形式走过场。不引入竞争机制已经使我们尝到了一些苦头。首先是承包基数不合理，不是畸轻就是畸重，主要倾向是基数偏低，不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其次是承认了落后，保护了落后，使企业缺乏内在的压力、动力和活力，不利于提高企业素质。还有影响了优胜劣汰，最佳人选无法到最佳岗位，不利于人才脱颖而出。我们不能再吃这种苦头了。凡承包到期或准备承包的企业，都应当引入竞争机制，公开招标。必须强调，要打破企业内外界限，打破职工干部界限，在更广的范围内选择最佳经营者和最佳经营方案。政府主管部门作为发包方，不应搞小圈子，搞厚此薄彼，只把目光盯在自己手下的原班人马身上，盯在自己所熟悉的人身上，要给每一个竞争者提供同等的竞争条件和机会。要改变求稳怕乱的保守观念，不要动不动就“组织考察”，就“内定”，以伯乐自居，寄希望于“相马”。要用公开“赛马”代替领导“相马”。还必须强调选择承包人不能片面强调所谓道德标准，求全责备，要唯“标”是举。既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我们检验工作的主要标准，那么是否有利于搞好企业也应是我们选择承包人的主要标准。引入竞争机制，可以出效益，出人才，还可以出新观念。出人才比出效益还要重要。比出人才更重要的是，竞争可以使人们逐渐形成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心理素质，促使人们增强竞争意识和开拓意识，形成改革的大气候，好气候。这是百年大计。不抓这个百年大计，我们将来要后悔的。短期行为：承包“常见病”承包方要防，发包方也要防。\n行为短期化，最主要的特征是一切“向钱看”。有些企业主要追求的，是承包期内的经济效益和职工收入的增加，对企业长期的发展和国家的全局利益漠然置之。他们不愿向国家多交，只想企业多留；留利不愿用于扩大再生产，只想增加福利；拼设备，拼人力，不注意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不注意安全生产，劳动保护；为追求利润弄虚作假，粗制滥造，等等。总之，为了“钱”，不留后劲和后路。承包方的短期行为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而发包方的短期行为却还未引起重视。我们必须郑重地提出防止领导的短期行为问题。有些地方的领导，只注意本地区本部门近期增加财政收入，拼命挤企业，不为企业留后劲，留余地，留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条件。有些承包方案，只强调上缴利润，不强调技术改造；有些财政收一层利，主管部门再收一层利；有些乱“集资”，滥“摊派”，使企业难以招架。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杀鸡取蛋”，也会诱发企业加重短期行为。如果把财政收入比做“鱼”，那么这不是“放水养鱼”，而是“抽水抓鱼”，不愿意也不会“放长线钓大鱼”，“竭泽而渔，非无鱼也，明年无鱼”，急功近利，后患无穷。如果想用短期行为为自己造“政绩”那是太不应该了。短期行为是承包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如不根治，很可能成为“致命伤”，使承包陷于困境或流于失败。防止短期行为，要有得力措施。承包期应尽可能长一些。承包合同条款，要有利于防止短期行为。技术改造项目和进度、企业固定资产增值、设备完好率、产品质量标准等等，要和上缴利润一样做为硬性考核指标，在技术改造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一环的企业，技术改造应做为主要指标，即使上缴利润暂时减少也应视为正常。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经营的审计和监督，防患于未然。短期行为的根子，说到底是思想问题。“心病还须心来医”。思想工作丢不得，要用责任心促进责任制，提倡先为国家分忧，再向国家分利，反对包了经济，丢了风格和精神。承包应由向“钱”看（只讲近期利益）朝向“前”看（留后劲求发展）、向“全”看（注意全局长远利益）、向“好”看（行为合理化）发展。作为发包方的政府部门，在这方面应当率先垂范。配套改革：承包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n承包可以说是一项系统工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都要与之配套。为承包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与企业有关的部门和企业内部，都应当抓紧与承包相适应的改革，与承包配套成龙。我省承包一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有的承包合同被称为“不平等条约”。合同中，承包方的责任和义务规定得是实的，硬的，而发包方的责任和义务却是虚的、软的。完善承包，要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作为发包方的政府部门的责任要尽可能规定得详细一些，具体一些，尽不到责任的要追究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那些当惯了企业“婆婆”的部门，要转变职能和作风，由单纯管理型向管理服务并重以服务为主型转变。承包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目的是强化后者而不是强化前者，企业的自主权应受到充分尊重。把企业当做政府部门的附庸，想怎么拨弄就怎么拨弄，应当成为历史。那些既不是承包方又不是发包方的有关部门如信贷、税务、水电、劳动人事部门，虽然不一定在承包合同上签字，但他们对承包成败也至关重要。要通过改革，为承包企业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谁刁难企业都应受到谴责和处理。企业是城市改革的“主角”，各部门都要主动当好“配角”，在承包的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企业承包了，内部要加快改革步伐，只有内部改革搞好了，承包才算落到了实处。企业内部也要层层承包，包到底，包到边。要推行“满负荷工作法”、“厂内银行”等先进的管理方法，实行计件工资、定额工资等先进的分配办法，实行干部聘任、劳动组合等先进的劳动人事制度。这里需要强调民主管理问题。有些承包者不注意也不善于调动和保护职工的积极性，遇事听不进不同意见，作风武断甚至蛮横，靠处罚维护权威。有的甚至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任务加码，忽视劳动保护，克扣应有福利，一些企业出现了厂长受奖而职工受罚的不正常现象。有些企业不讲精神文明建设，不抓思想政治工作，工会、共青团、妇女工作等陷于停顿。承包者必须明白，没有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将一事无成。企业承包了，职工主人翁的地位没有变。如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是一个经营者必具的基本功。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看到承包者积极性和职工积极性很好结合的经验。承包是搞活经济的必由之路，它“灵”，但决非“一包就灵”。承包后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我们倾注更多的精力、智力和创造力。我省承包一年，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更宽广的道路还在后头。","中国新闻年鉴1989\\中国重大新闻和重要评论","承包;改革;短期行为;竞争机制;职工;厂长经理;改革措施;观念;承包方;经营者;承包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