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边疆问题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丰硕的记述。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继承了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优良传统，并有了新的发展。对于近代以降中国边疆研究的思潮、群体、学者和著作的研究，真正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取得成果还是近十余年的事。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注]，从宏观上概括了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中国的边疆研究源远流长，但中国边疆研究的兴盛，则是近代以降的事。鸦片战争之后，曾出现过边疆研究两次高潮。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闭锁的清帝国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西北、东北、西南边疆相继出现严重危机，以魏源、何秋涛、夏燮、梁廷楠、曹廷杰等为代表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地主阶级学者深感大清帝国国运日落，为捍御外侮，巩固边防，乃发愤潜心于边疆研究。他们的著作，至今仍不失为警世之作。这一研究发展的势头至清末而不衰。第二次，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批接受资产阶级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和中国学者，痛心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希冀通过边疆问题研究，抒发国人之爱国热诚。他们孜孜耕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一时学人辈出，学术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用群星灿烂形容此时研究发展盛况，并不为过。”下面即依上述概括的两次研究高潮之序列，评述百年间，特别是近30年来对两次高潮的研究进程，并从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对19世纪以来中国边疆考察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 关于第一次研究高潮的研究

对于清朝嘉、道间西北地理之学的兴盛，梁启超写于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已有精辟概论：“自乾隆后，边御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无总名，最近浙江图书馆校刻），颇精赡。要之，清代地理学偏于考古，故活学变为死学。惟据全祖望著《刘献廷传》，知献廷有意治‘人文地理’，惜其业不竟，而后亦无继也。”[※注]顾颉刚、史念海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中肯评述：“清代朴学最为发达，疆域沿革之研究亦因以远超前人之范围。清人之治疆域沿革者，多偏重于整理古籍，而于校补各史地理志，用力尤勤。”[※注]“疆域沿革之学，其初本为史学之附庸，自经清代朴学诸君子之努力，渐由附庸而为大国，吾人细览前人之成绩，诚不禁向往之甚也。”[※注]

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著《中国近代史学史》[※注]从史学史高度对1840—1919年边疆史地学的发展进程作了总结性回顾，涉及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杨守敬、丁谦、洪钧、屠寄、王国维等近代有影响的学者。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注]开篇第一章“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中，以“西北史地学的兴起”为题列有专节，认为：“鸦片战争前后，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已成为一种风气和时事针对性很强的专门学术，而不再仅仅是治辽金元史的兼涉学问或极少数亲历边塞者的话题，并且在一些进步学者的提倡下，初步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学术志趣和治学风格的西北史地学派。其中，成就最大的则是张穆和何秋涛。”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全书近27万字，导言外分设七章，七章之目颇具特色：“轮廓初现：疆域拓展与西北著作出现；‘显学’之势：道光初年的西北研究盛况；重回文献：西北研究之重心移转；再读经世：学以致用的努力；走向终结：三部代表作的问世；同光余声：学术史的延续与衍变。”作者从学术史角度，系统总结了清中叶西北史地学的兴起缘由、治学理路、学术贡献，涉嘉庆、道光、咸丰时期西北史地学的代表人物：祁韵士、徐松、龚自珍、张穆、沈垚、何秋涛等，并以学者个人际遇、学术交游、师友传承诸方面入手，探研学术著作从酝酿到成品的过程，并深入学人心灵深处，体味他们献身学术研究的执着与艰辛。全书展现出一段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甚至还有情节的学术史事，此可谓本书特色之一。特色之二是，以往对西北史地学多作赞颂歌曲，作者没有再翻新调，而静然感触到这一派学术辉煌灿烂的背面，即在世界近代地理学展开中的落伍。（茅海建语）诚如作者在尾声中指出：“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学是乾嘉以来学术资源的一次能量绽放，是传统士人以传统学术来应对新问题的一声绝响。”[※注]

侯德仁《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注]和贾建飞《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注]都是立足于边疆研究中的视野，阐论西北史地学演进历程的学术专著。前书将有清一代西北史地学发展从乾隆朝迄光绪朝分为兴起、发展、繁荣、终结四个阶段。对所涉及之重要学者和著作多有中肯的叙述和点评。本书不但研究清代私家在西北边疆史地学上的成就，而且重点考察了清朝官修《西域图志》，乾隆、嘉庆《大清一统志》之“西域新疆统部”和《新疆图志》的学术成就，并认为：清朝官修《西域图志》的纂修完成，标志着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具有总结性的《新疆图志》修成，则成为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终结，改变了历史学术界研究清代边疆史地学偏向于私家名著的倾向，在学术上具有开拓创新意义。后书则重点阐论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诸朝西北史地学由兴到“显”直至衰全过程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性著作，并将“近代西方国家新疆研究的兴起”列为专章，既反映了新疆是作者治学重点的特色，也为认识国外学界新疆研究开启了一个窗口。

这方面的学术专著还有：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注]，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注]，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注]，陈国庆《晚清新学史论》[※注]，都从不同角度对有清一代的西北边疆史地学有所论及。

有关论文当首推马汝珩、张世明《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注]，认为，“嘉、道、咸时期，清代边疆史地学方面的著述更是种类繁富，体制斑斓，这时期潜心于边疆史地研究的学人如群星璀璨、交相辉映，极一时之盛，涌现了祁韵士、徐松、洪亮吉、龚自珍、魏源、何秋涛、姚莹、沈垚、俞正燮等一大批硕学之士”。这是一个当时极有影响的“边疆史地学研究者的趣缘集合体”，“成员之间是一种全渠道式的交往；其交往的媒介是志向、志趣相近”。“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是一种催发剂，他们在多方面的双向交流中相互协作、鼓励，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精神材料”，“这样便容易形成一种整体效应，产生了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繁荣昌盛的局面”。文章的结论是：“这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局面，不仅是人——时关系契合、即边疆史地学顺应了时代的客观要求——的产物，也是人——人关系融合的产物。由于边疆史地学经世致用效应缺乏一些社会条件的支持和配合，所以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封建制度的腐败是这些学人经世之才难就的根本原因。”赵俪生《论晚清西北之学的兴起》[※注]是这一论题又一研究力作，文章评价了张澍、俞正燮、徐松、龚自珍、张穆、何秋涛等西北史地大家的学术与交往后，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一大批爱国学者看到国势的转变，看到外国入侵力量的胁迫，感到对祖国境内一些边徼地区、一些不发达地区、在科研上是一些空白点的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有一种进行过细研究的迫切需要。他们看到了，并且马上动手来弥补这些空白点和缺门。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开创了这条路”，终于开创了“后来的西北之学，包括西北历史地理之学和西北少数民族之学”。喻大华《论19世纪中国史学界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注]分析了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热潮兴起的原因后，指出当时边疆史地研究的二大特点，一是着眼于开发边疆、维护国家统一；二是着眼于巩固边防，抵御外侮。张承先《简论鸦片战争前夜的边疆史地研究》[※注]依当时一些学者不同学术风格进行论述，认为祁韵士、徐松是注重实地考察，俞正燮是继续使用考据方法，龚自珍、沈垚是力倡经世致用。周丕显《清代西北舆地学》[※注]认为：“清代西北舆地学，是18世纪期间，研究新疆地理的一个学派。随着国内政治形势和学术方向的发展，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到青海、西藏和蒙古，最后与蒙元史研究成为这一研究的主流，形成清代后期一大学术潮流”；并进一步指出，“从清代学术史看，乾嘉时期朴学考据，是纯科学的道路，道咸以后由于内忧外患，国家逐渐患贫，学术风气也发生了变化，经学方面，由训诂典章名物之学，转向讲求微言大义，以求通经致用，以求政体改革；史学方面，由于考订校勘，转而趋向研求本朝吏治，讲述边防地理，特别是西北舆地，以谋筹边强国，御侮图强。经世致用之学，朴学考据和谋筹强国之学，三者并不相同，而在西北舆地研究中，却殊途同归，都对这一学术潮流作出了贡献”。有关论文还有：陈振江《晚清舆地学与史学研究》[※注]、刘汉屏《清中叶后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注]、周丕显《清代西北舆地学与元史研究》[※注]等。

近年来对祁韵士著作的整理和研究的作品有：

刘长海整理《祁韵士集》[※注]，包括《西陲竹枝词》《皇朝藩部要略》《皇朝藩部世系表》等著作，均以筠渌山房刻本为底本，校订时参考了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丛书集成新编》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本《山右丛书初编》中所录祁韵士著《万里行程记》《西陲要略》《西域释地》《濛池行稿》及《振绮堂丛书》中收录祁韵士《已庚编》刻本进行互校，同时还收录了祁韵士所著未印稿本《覆瓿诗稿》《袖爽轩文稿》以及嘉庆十六年刻本《平舒山庄六景诗》。全书65万字，可视为是迄今为止祁韵士著作的校勘本。

包文汉致力于祁韵士著作《皇朝藩部要略》和《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版本整理和研究。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注]，作者整理采用底本是北京图书馆藏张穆改定的清代稿本，并参考了清代精抄本和道光年间筠渌山房刻本。包文汉和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戴逸教授为本书所撰序言中指出：“《王公表传》的整理出版，对清史研究特别是对明末清初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汉族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边疆史地、田赋制度、农牧业经济及牧业赋税制度等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注]

吕文利《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除了在版本、内容、价值等问题上对《皇朝藩部要略》进行研究外，“还试图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在理论层面上有所突破。即通过深入剖析‘藩部’等相关概念以及此概念确立的过程，试图建立与外国学者称之为‘国际关系’的‘朝贡制度’有别的藩部体系，并探讨其内涵。”[※注]

对活跃于这一时期的学者研究，在翟忠义编著《中国地理学家》[※注]一书中对这一时期有影响的学者如洪亮吉、祁韵士、沈垚、徐松、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洪钧、杨守敬、丁谦、曹廷杰等均立有专传。

有关研究论文简介如下：

1.祁韵士（1751—1815）

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家，在众多史学史著作中对其评述颇多，但专题研究论文却甚鲜。师道刚《西北地志研究的开创者——祁韵士》[※注]是一篇颇有分量的论文，作者介绍了祁韵士的著述生活和学术成就，重点评述了他撰修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和与该书互为表里的姊妹篇《皇朝藩部要略》，以及他遣戍新疆期间的著述《伊犁总统事略》（曾以《西陲总统事略》名目印行），《西域释地》《西陲要略》等著述。文章的结论是祁韵士是“西北地志学的奠基人”。周轩、高力《清代新疆流放名人》[※注]一书中有祁韵士详传，也认为“祁韵士对西域史地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卓有成效的”。宝日吉根《蒙古王公表传纂修考》[※注]和宝日吉根、宝音图《〈皇朝藩部要略〉张穆改定稿本评介》[※注]两文分别对祁韵士编著的两部名著的成书、版本进行了详细考释与分析。

徐秋巍、田志勇《祁韵士：19世纪西北史地学第一人》[※注]认为：祁韵士不仅开19世纪西北边疆史学研究的风气之先，而且以丰硕的研究成果奠定了19世纪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基础；同时祁韵士执着追求鲜明自觉的经世致用的治学旨趣，与认真谨严、实事求是的学风，非但是当世之楷模，同时也对其后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学者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牛海桢《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开创者祁韵士》[※注]指出：祁韵士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在清代诸学者中起步最早，也最早提出了“信今而证古的研究原则，这种求真求实又追求经世致用的学风，直接影响到清中叶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郭丽萍《郭韵士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注]系统地研究了祁韵士学术发展的动态过程，并进而探讨了祁韵士的西北史地研究与前人后世的传承与延续。同类论文还有宋守忠《祁韵士及其〈万里行程记〉〈西陲要略〉》[※注]，丁永春《嘉道之际山西史地学者的历史地位》[※注]。

2.何秋涛（1824—1862）和张穆（1805—1849）

蔡家艺《何秋涛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注]，详细分析了《朔方备乘》成书的历史背景和学术价值，认为“何秋涛不仅是一位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师，也是一位‘中俄关系学’、‘中国俄罗斯学’的伟大学者”，“《朔方备乘》的诞生，是何秋涛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寓政治于学术的典范”。余大钧《清代学者张穆及其对我国西北史地学的贡献》[※注]指出，“张穆在清代道光年间不仅编撰了名著《蒙古游牧记》及其他西北史地著作，而且在校勘、编辑、刊行、传抄有关西北史地的重要古籍以及审校清代学者的西北史地著作方面作过大量工作”。蔡家艺《浅论〈蒙古游牧记〉》[※注]通过分析该书写作经过、内容、体例，认为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以蒙古盟旗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专书，它的学术价值在于“打破了蒙古研究中有史无志的局面”，“填补了西北边疆舆地学研究的空白”，王惠荣《位卑未敢忘忧国——〈蒙古游牧记〉著述年代考》根据对张穆遗留于世的书信、文集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学者的相关文献的考订，确定《蒙古游牧记》的始撰之年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注]。同类研究论文还有：张承宗《张穆、何秋涛对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注]。郭丽萍《“学精”与“学新”之间：张穆的学术思想》[※注]，齐荣晋《张穆的学术准备及思想走向——兼论清朝西北舆地学》[※注]。

3.姚莹（1785—1852）

龚书铎《姚莹交游论略》[※注]通过姚莹在政治、学术、文学方面交游的研究，透析姚莹所处的时代特点，指出围绕姚莹“台湾之狱”前前后后的各方面反响，表明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不仅表现在思想学术上，而且也表明在政治上。这种变化反映了清政府高度中央集权力量已经削弱，在政权结构中一种离心力量在抬头，那种万马齐喑的禁锢窒息开始被冲破”。吴怀祺《评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注]认为，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的五个特征，即是：具有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一种渴求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欲望；对海事、海外诸国史地给予更多的关注；要求有精确可信的史地书，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出政治变革的要求。有关论文还有：乔还田《提倡开眼看世界的姚莹》[※注]、闵传超《姚莹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注]、张承宗《〈康輶纪行〉与姚莹的治学特点》[※注]、陈经忠《姚莹和他的历史地理著作》[※注]和《姚莹与康輶纪行》[※注]等。

4.曹廷杰（1850—1926）

丛佩远、赵鸣岐《简评曹廷杰》[※注]认为，曹廷杰的全部著作及其思想倾向，可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甲午战前，曹廷杰的思想比较激进，爱国和抗俄是其思想的主流”，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甲午战后，曹廷杰逐渐放弃了东北史地研究，“他的武装抗俄，规复旧境的锐气开始消逝，逐渐趋向于妥协、退让”。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了丛佩远、赵鸣岐编《曹廷杰集》。

5.宋教仁（1882—1913）

宋教仁是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在革命活动之余，还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边疆的危急形势出发，进行了边疆史地研究。樊明方《宋教仁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注]评述了宋教仁对间岛问题、片马问题、中俄修约问题、中葡澳门划界问题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宋教仁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史地研究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与方法。所以他的研究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学术的研究与外交策略的拟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学术论著同时也是政论著作”。

6.王国维（1877—1927）

钟兴麒《王国维与西北史地学》[※注]从西北史地文献整理、西北政治经济文化研究、西北地理沿革考证、西北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以及历史研究方法论五个方面，对史学大师王国维的西北史地研究作了深入分析，认为“王氏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经验，又吸取了世界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西北史地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把西北史地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中亚地区，大大丰富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内容”。余大钧《从王国维的蒙古史研究论王国维学术的基本特点》[※注]则从王国维对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史、蒙古族史、元史的研究工作探讨、总结王国维学术研究工作的基本特点和他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主要原因。文章指出：王国维“善于选择符合学术发展的重要课题从事研究，以其渊博的学术修养解决了许多重要学术难题，在古戏曲史、甲骨金文、殷周史、古器物、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古史等许多尖端学术领域为我国学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距离他去世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他的许多学术研究成果迄今尚未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陈旧不堪、没有多大价值。”

其他论文还有，邢玉林《近代新史学的开山者》[※注]、贾建飞《陶保廉与西北问题研究——以〈辛卯侍行记〉为中心》[※注]、李之勤《略谈王树枬编纂的〈新疆图志·国界志〉——〈新疆图志·国界志〉点校前言》[※注]等等。

二 关于第二次研究高潮的研究

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时处民国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研究高潮的研究尚显沉寂，有关论著鲜。仅有胡斯振《西北学刍议》[※注]，论文以民国时期的边政学为题，对这一时段的研究成果作了初步综述，认为“可以1931年为界划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沙皇俄国策划外蒙古‘独立’、‘自治’，促使全国人民继续重视西北史地的研究，后一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西北史地之学迅速发展，同时为边政学研究更开辟了新的领域，提出了新的内容”。

90年代以降，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渐次引起学界关注，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在综论篇中对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边疆研究作了专题阐论，认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研究重要进展表现在如下方面：1.在爱国救亡运动中发展的中国边疆研究；2.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的中国边疆研究群体；3.在拓宽中国边疆研究视野过程中发展的边疆考察活动；4.中国边疆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注]进入新世纪相关研究专著多有问世，且大多是作者据自己博士论文增补修改而成，现选重要者略作介绍。

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注]，全书28万字。本书以《禹贡》半月刊为主线，从中国边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该刊物的创办缘起、边疆史地和民族学研究状况，以及顾颉刚、禹贡学会的主要活动，并对同一时期的《新亚细亚》等其他重要刊物、学术团体和学者进行考察。借此探讨了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的演进脉络、特点以及走向“合流”的发展趋势，透视当时学者试图“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的不懈探索。

以阐论民国时期政府、学界有关云南边疆研究的专著，有如下五种值得关注：

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全书20万字，以档案资料为依据，采用史料研究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次对国民政府及西南诸省地方政府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进行系统研究，不仅考察了国民政府调查西南少数民族的背景，还对政府的诸多调查进行了分类和总结。并进一步研究了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边疆民族的政策及治理西南地区的措施。作者认为：国民政府组织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官方组织的民族调查，在西南少数民族史研究乃至中国民族学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不仅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的边疆民族政策提供参考，为制定开发边疆计划提供依据，而保留下来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资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也有非常重要价值。调查研究积累的大量资料，还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地方志的编纂，以及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材料。”[※注]

白兴发《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云南民族学》，全书32万字。作者充分利用了散藏云南各地的文献和档案，并多次亲赴有关州县地方作实地考察，对于20世纪前半期云南地区民族学的发展状况，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梳理，形成了一条云南地区民族学早期、中期、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学科发展特点的较为清晰的脉络线索。指出：“20世纪前半期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出现了政府、学术团体和学者个人多层次、多形式开展的局面，留下了大量的调查资料、调查报告，取得了一大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不少论著成为不朽之作。”[※注]

聂蒲生《民族学和社会学本土化的探索——抗战时期迁居昆明的专家对云南的调查研究》[※注]，全书31万字。本文主要探讨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实地考察的学术实践和重要成果，并指出：抗战时期的云南大后方是民族学中国化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试验基地。

王振刚《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研究》，全书26万字。本书以“民国学人研究西南边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民国时期的西南边疆是指当时具有陆路边境线的西南四省区（康、藏、滇、桂），分设五章：第一章学人研究西南边疆问题的背景及基础；第二章学人对康藏边疆问题的研究；第三章学人对滇、桂边疆问题的研究；第四章与西南边疆问题相关的诸如康、藏、滇、桂边政研究异同，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机构与学人团体，西南边疆问题研究相关学术刊物和学人的考察，对华企云、吴丰培、刘曼卿、任乃强、方国瑜、徐益棠诸位学术活动作了评议；第五章学人研究西南边疆问题的成就、局限及其影响。作者在全书结尾，对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研究的历史地位，做了如此总结：

娄贵品《方国瑜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全书27万字。全书对20世纪30—40年代由方国瑜主持的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和《西南边疆》杂志学术实践进行了深入、系统综述和评议。正如林超民为本书所撰之序中言：“这本著作第一次系统深入地论述了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的创建、成就、影响；第一次廓清了《西南边疆》杂志和西南文化研究室之间即相关又有区别的关系，澄清了在两者关系上的诸多模糊认识。”“本书浓墨重彩地论述了方国瑜在创边《西南边疆》杂志与西南文化研究室中的重大贡献和不朽业绩，凸显方国瑜在西南边疆研究中巨擘的引领作用与泰斗的楷模地位。”[※注]

相关研究论文，新世纪以来问世数量甚巨，这里仅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刊发论文中我认为重要者略做综述。

综论这一时段边疆研究演进历程的论文有段金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注]和李勇军《时局与边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发展历程》[※注]。前文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专业的边疆研究刊物、社团创立，部分大学设置了边疆学系等边疆教育研究机构，边疆研究的内容在传承中得到了拓伸，同时也开始了构建近代意义的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尝试。在研究理念上呈现出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多维视角。后文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战建国、学术救国的大背景下，传统边疆史地研究吸纳了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边疆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为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服务，熔铸成一门新兴学科“边政学”。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势的转移，在战时特殊国情下形成的热门学科“边政学”逐渐式微。边政学发展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时局与边疆危机的发展变化。

这一时期名噪一时的边疆研究学术期刊《禹贡（半月刊）》和《新亚细亚》仍是研究者关注的题材。范铁权、李海健《新亚细亚学会及其边疆问题研究》[※注]和孙喆《全国抗战前夕边疆话语的构建与传播——以〈禹贡〉与〈新亚细亚〉的比较为中心》[※注]对此命题做了很有意义的学术评议。

民国时期学人研究的成果众多，成绩显著。其中既有为今日学人所熟知的著名学家，如梁启超[※注]、方国瑜[※注]、马长寿[※注]、冯家昇[※注]，也有20世纪下半叶以降已被人遗忘的马鹤天[※注]。

在评研第二次研究高潮的研究成果中，中国地学会和张相文，禹贡学会和顾颉刚关于边疆研究的成绩，引起学者的注意，并成为迄今评述这一阶段研究进展的重要内容。

关于中国地学会和张相文研究。30年代《燕京学报》曾刊发过张相文先生传略（第13期，1933年6月），半个世纪后，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注]对中国地学会和张相文的学术活动作了较为全面评述。指出：“在中国近代地理学术发展史上，张相文是一位重要的先驱人物。他筚路蓝缕，承前启后，积极推动我国旧地理学向新的现代地理学迈进，促进早期现代地理学成长，贡献是很大的。”“他的一生，正处在我国地理学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他在地理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大力推动这个过渡，积极促进我国新的现代地理学的萌发和成长。”之后刘逖又连续发表《诚心爱国的志士勇于开拓的学者——著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相文先生》[※注]和《中国地学会》[※注]，分别论述了中国地学会和张相文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业绩。1999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吴传钧、施雅风主编的《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

关于顾颉刚和禹贡学会。有关顾颉刚学术生平的年谱、评传、回忆以及专题论文集，除前述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外，依我目见尚有：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注]，（马来西亚）郑良树编著《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注]；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注]，顾潮编《顾颉刚学记》[※注]，刘起纡《顾颉刚先生学述》[※注]，刘俐娜《顾颉刚学述思想评传》[※注]；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注]等，对于顾颉刚的边疆研究和禹贡学会的业绩均有或详或略的记载和评述。根据顾颉刚在不同人生阶段撰写的自传，纂编成的《顾颉刚自传》载有“我怎样从事边疆运动”[※注]，顾先生的回忆真切、生动，有助于今人认识这位史学大家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经历和成就。

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作者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新中国建立，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真正创立一个学派，扭转一时学术风气的，可以说除胡适、顾颉刚外再无他人”。并专题论及顾颉刚“主编《禹贡》首开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先河”[※注]。这方面论文有：王煦华《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贡献述评》[※注]，吴怀祺《〈禹贡〉半月刊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注]，徐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注]。冯春龙《试论禹贡学会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注]，朱士嘉《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注]，吴丰培《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北考察日记〉》[※注]，王希隆、付军《顾颉刚先生在西北》[※注]，孙喆、王江《时代变局下知识分子对“致知”与“致用”的探索——从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谈起》[※注]。

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注]则“以禹贡学会的边疆史地研究为中心，对其学术组织工作的经验”进行了研讨，认为禹贡学会无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造就人才上均成绩卓著。从学术组织角度看，禹贡学会成绩在于，一是“提出符合学科发展的远景规划，以及为实现这一规划的切实可行的近期计划”；二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组织工作的正确方法”。文章最后总结禹贡学会学术组织工作成功的经验有三：一是“爱国主义与创业之情是推动禹贡学会同仁艰苦创业、共同前行的原动力”；二是“同事之间、同仁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促进禹贡学会同仁默契配合、上下求索的催化剂”；三是顾颉刚“兼具了作为一位优秀学术组织者不可缺少的品德：他学识渊博、心有全局，能将远景规划溶于切实可行的实践之中；他广交同仁、切磋学识，随时吸取有益营养，日新又新地开发新的学术园地；他平易近人、心胸宽广，热心提携青年，不断扩大研究队伍”。

相关论文至多，无法一一罗列详述，但有两本论文集值得一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合编：《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注]，本集收录论文27篇，同时还收录了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时举办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和部分发言23篇。

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据编者在前言中述：“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顾颉刚先生逝世后，学术界的同志们筹议编辑出版一本回忆录性质的文集，以缅怀他的一生的治学和行事。在顾先生的同学、学生和亲友的响应和支持下，收到数十篇来稿；另外书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怀念回忆顾先生的文章，我就所见到的尽量收集了，虽不能说一点没有遗漏，但漏掉的肯定是不会太多的（书刊上发表的则在篇末注明书刊名称、出版年月及卷期）。现在把两者合在一起，编成这本《顾颉刚先生学行录》。”[※注]全书45万字，共收文章122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