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考察史是中国边疆研究史的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边疆考察研究存在两个倾向：一是中国学人的边疆考察，特别是当代中国学人的边疆考察研究少有研究者问津；二是将19世纪以来外国各类人士对中国边疆考察活动均划入帝国主义侵华史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述倾向有所改观，相关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翻译，当代中国学人撰写的边疆考察记，以及研究论文、著作多有问世，所涉中国边疆地区以新疆考察最多，西藏、云南则次之。

本题拟以新疆考察史为主，试做综述。

一 有关综论新疆考察的文与书

马大正《有清一代新疆考察述论》[※注]和《20世纪新疆考察述论》[※注]，概论了自康熙以来迄止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和其他人物在新疆的考察活动。前文指出了有清一代考察的历史功绩有六：

一是，考察者既是实践者又是亲历者，他们是所记述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同时代人，因此所记所述都是第一手史料，值得今天研究者重视，尤其是行纪中对所经历之地的现场描述，实是地方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资料。

二是，考察者对新疆时政的评议，特别是同治、光绪年后对新疆时政弊病的评议和治新之策的论说，从一个侧面可使人们了解清政府治新政策成功与失误的演变历程，从中还可体味到国力兴盛和边疆稳定与发展的密切关系。

三是，社会经济，特别是林则徐南疆勘垦调查，对于发展新疆农业起了促进作用，于今仍不失其借鉴价值。

四是，民俗民情是考察者记述的重点之一，这对多民族聚居的新疆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国情知识的积累。

五是，地图的测绘和沿边的巡查，对后人的工作具有不容低估的奠基意义。

六是，众多考察者足迹遍及天山南北、昆仑山麓、帕米尔高原，他们的行纪反映了新疆交通发展的历史进程。

后文指出，综观百年来的新疆发展历程，可发现三点带规律性的共同点：一是“新疆考察的成败得失始终与中国的国运、国势密切相关”；二是新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和组织是“新疆考察兴衰的两个重要制约因素”；三是“20世纪中国学者在新疆的考察经历了一个继承、开创和发展的过程”。

尚季芳《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家及其著作述评》则从整个西北地区范围对在民族危机和“开发西北”的呼声下，一大批中国考察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到包括新疆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对当时西北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记载和精确的剖析，为人们认识西北、开发西北起了很重要的先导作用。文章指出：根据‘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和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部的一些资料，笔者统计国民政府时期到西北的考察家共有100多人，著作有85种，当然实际数字远不止此。这些考察家里面，有政府官员、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边疆工作者，等等。他们的著作涉及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内容，按书名大体上可分为四类：

新世纪以来，两本有关新疆考察史的综合性研究专著先后问世。

一是，王嵘《西域探险史》[※注]，这是一部专写中国人的西域探险史，从先秦到清朝，涉及人物有周穆王、张骞、冯嫽、班超、法显、宋云、玄奘、岑参、王延德、邱处机、陈诚、祁韵士、徐松、林则徐、左宗棠等。全书30万字。这是作者只完成上半部的绝笔，我猜想，下半部将是外国探险家的新疆探险，惜未能完成而驾鹤西归，殊为可惜。

二是，丁笃本《中亚探险史》，全书43万字，叙述的地域空间是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注]时间跨度上起远古时代，下迄新中国成立前。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在中亚地区开展探险、旅行与考察活动，对中国人活动多有介绍，而地理大发现以后人们在中亚地区所从事的探险考察活动和发现成果，对欧洲及俄国探险家与发现者的介绍占的比重最大。所涉中外相关人物有：张骞、班超、法显、玄奘、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谢明诺夫、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阿特金逊、罗伯特·沙敖、扬哈斯本、邦瓦洛特、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马达汉、大谷光瑞、华尔纳等等。

二 清代至民国的中国学者和各界人士新疆考察著作的整理、出版和研究

（一）有清一代

有清一代中国各阶层人士到新疆考察并留下了纪述，散见各处，寻检十分不易，吴丰培整理《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上、下册收录了38种，其目如次：

甘肃至新疆路程（佚名）

奉使库车琐记（庆林）

哈密至准噶尔路程（佚名）

西征纪略（张寅）

从军杂记（方观东）

西行日记（赵钧彤）

西征纪程（王大枢）

遣戍伊犁日记（洪亮吉）

万里荷戈集（洪亮吉）

百日赐环集（洪亮吉）

万里行程记（祁韵士）

濛池行稿（祁韵士）

西陲竹枝词（祁韵士）

东归日记（方士淦）

红山碎叶（黄濬）

荷戈纪程（林则徐）

南疆勘垦日记（林则徐）

西行记程（杨炳堃）

莎车行纪（倭仁）

冰岭纪程（景廉）

度岭吟（景廉）

西征日记（吴慎傑）

东归日记（吴慎傑）

泽雅堂纪行诗（施补华）

额鲁特行程日记（宜珍）

西行日记（冯焌光）

辛卯侍行记（陶保廉）

叶折纪程（王廷襄）

河海昆仑录（裴景福）

西辕琐记（宋伯鲁）

北征日记（李德贻）

入关日记（李德贻）

西征续录（孙希孟）（据考应为方希孟——作者注）

游历蒙古日记（余培森）

柝游闻见录（易炳熿）

昆仑旅行日记（温世霖）

抚新记程（袁大化）

壬子日程记（袁大化）

所收诸篇均原文影印，整理者吴丰培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每篇均写跋文一篇，述作者生平、论书之得失；二是撰写《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前言，在前言中对所涉各篇作者进行了分类：“考清代之作，可析为几部分人所撰，一为赴新疆履任官员所记，乃极少数。二为查勘边界，记山川险要，是国防要著，极可珍视。三为文人墨客，因获罪而谴戍新疆，名为赴军台效力，这些人大部分被当时新疆当政者罗入幕中，由于此类人氏，知识渊博，考古论今，并记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考古等方面的情况，其作品应列为上品……除上述三类人之外，另有一部著作名为《辛卯侍行记》，作者陶保廉非赴任官员，更非军台效力人员，乃随其父陶模履新巡抚之任而赴新，此人好学不倦，行囊中带有大量图书，考古论今，记述沿途见闻，确为独一无二的作品，值得提出。”[※注]本集实有文献资料整理奠基之功。2002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西北行记丛书”，其中收录了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和方希孟《西征续录》的点校本。其中方希孟《西征续录》本共收了祁韵士《万里行程记》、方士淦《东归日记》、林则徐《荷戈纪程》、倭仁《莎车行记》、方希孟《西征续录》、袁大化《抚新记程》六种文献，按据方希孟《西征续录》点校者王志鹏考证，吴丰培《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中因据泰州古旧书店之抄本将方希孟误作孙希孟。[※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温世霖原著、高成鸢编注《昆仑旅行日记》的点校本。

对上述人物和著作的评议大多在相关跋文、编校记之中，专题论文不多。周轩、高力《清代新疆流放名人》[※注]一书中对洪亮吉、祁韵士、林则徐、裴景福的流新生涯和相关著述略有评议。

（二）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的新疆考察研究中除外国探险家外，涉及最多的是1928—1934年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注]与斯文·赫定，上述两个方面拟在下文设专题论及。除此之外，除谢彬有专文论及外，研究论文不多，更不用说研究专著。

20世纪90年代以降，民国时期的各种涉新疆的考察记、游记多有整理出版，值得欣喜。

1.民国初年

民国初年谢彬、林竞的两本考察记都有整理本出版。

谢彬（谢晓钟）《新疆游记》，有两个点校整理本，一是杨镰、张颐青整理本[※注]；二是薛长年、宋廷华点校本[※注]。谢彬于1916年10月以财政委员身份赴新疆考察，历时14个月，《新疆游记》即是此行的实录。对谢彬及其《新疆游记》的研究，吕一燃《谢彬及其边疆史地研究》[※注]，杨镰《谢彬和他的〈新疆游记〉》均论述了谢彬的边疆考察经历和成就。前文通过详述谢彬《新疆游记》和《云南游记》，指出“实地观察和进行社会调查，是谢彬研究边疆史地的重要方法”。后文则是同一作者整理谢彬《新疆游记》一书所写的前言，认为“他（谢彬）倾心撰写的《新疆游记》，呼吁举国上下嘱目西部，敦促新疆政界面对世界潮流，在较长一个时期内，这部游记被视为关于新疆的百科全书”。

林竞《西北丛编》已有两种整理本，一是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刘满点校本，书名采用《蒙新甘宁考察记》[※注]，二是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杨镰、张颐青整理本，书名采用《亲历西北》，杨镰、张颐青为本书撰发了题为《智者西行》代序，对林竞其人、《亲历西北》其书，均做了极有价值的学术点评。[※注]

2.20世纪20—30年代的相关考察记

刘文海《西行见闻记》[※注]，作者曾留英、美十年，回国后任教于东南大学、西北大学、东北大学。1927年转入政界。其父兄在甘肃酒泉经商，颇富实力。1928年12月，其父病笃，乃奔丧酒泉，在酒泉居留近五个月，于1929年8月1日乘驼从酒泉入哈密，取道内蒙古，经张家口，返北京，于1930年1月14日返回南京。本书即为此行见闻。

吴蔼宸《边城蒙难记》[※注]，整理者杨镰撰有代序和整理后记。吴蔼宸1929年冬任天津整理海河委员会总务处副处长，1932年受聘为新疆省政府顾问。当时，国民党正筹建新疆省党部，任命在南京的宫碧澄、白毓秀为特派员，吴蔼宸与宫、白同赴新，同年12月25日抵迪化（乌鲁木齐）。自进入新疆起，吴蔼宸经历了新疆从杨增新时期安定到盛世才时期战乱不断的全过程，成了这一时期一个难得的目击者和见证人。1933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派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赴新疆视察，国民政府外交部电令吴蔼宸为外交部新疆特派员，随同罗文干巡视塔城、伊犁，次年返京述职，并写下《新疆纪游》，即本书《边城蒙难记》。

陈庚雅《西北视察记》同样也有两个整理版本，一是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甄暾点校本[※注]，二是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杨镰整理本。[※注]杨镰在为本书撰写题为《西望天山》代序中指出：陈庚雅是民国时中国第一大报——上海《申报》的名记者，于1934年3月赴新疆采访，但在新疆行程止于哈密，于1935年5月3日返回上海。当时《申报》为他采访之行专门开辟了一个栏目，题名即称为“新疆视察记”，1936年10月，《申报》社将这一纪实之作结集出版，因未能完成预期的对新疆天山南北的采访，仅止于东天山之麓的哈密，故改题为《西北视察记》。《走进西部》为整理者杨镰取题。

天涯游子《人在天涯》，整理者杨镰为本书撰写了题为《天涯并不遥远》代序，代序中指出“天涯游子”这一组“西行记”并无总的题目，“《人在天涯》是我们将它们汇集在一起，并整理成书时所拟的名字”[※注]。这是一部写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行记”——始于古都西安，终于新疆塔城。

萨空了《从香港到新疆》[※注]，萨空了（1907—1988），记载了作者1939年3月10日至9月13日由香港到新疆的见闻和感受。

3.40年代的相关考察记

黄汲清《天山之麓》[※注]，这是一部1942年冬到1943年初夏，一群才华横溢的青年科学家在天山南北的见闻录，是中国地质学家黄汲清的长篇探险考察纪实。

李烛尘《西北历程》[※注]，200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晓斌点校本。李烛尘于1942年10月率西北实业考察团赴西北考察盐碱情况，在新疆考察了哈密、七角井、鄯善、吐鲁番、达坂城、乌鲁木齐、绥来、乌苏、精河、伊犁、霍尔果斯等地。于1943年2月回到重庆，《西北历程》即为其考察旅程报告。

（三）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资料整理和研究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学术实践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地与外国科学家平等合作进行科技活动的先例，学术界誉之为是中外科技合作的先驱。

从1927年起至1933年，由中国和瑞典科学家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我国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省区境内，进行了历时6年的科学考察活动。考察团的中方团长是徐炳昶教授，瑞方团长是斯文·赫定博士，袁复礼、丁道衡、詹蕃勋、龚元忠、崔鹤峰、马叶谦、李宪之、刘衍淮、陈宗器、郝景盛、徐近之、胡振锋、刘慎谔和黄文弼等曾作为中方团员参加考察活动，在地质学、地磁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取得了丰硕成果。

1987年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建团60周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托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联合举办纪念活动，并于1987年12月2日，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了“纪念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60周年座谈会”，会后中国地质学会以《开创中外科技合作的先驱》为书名编选了纪念集。[※注]全书收编了两部分文稿。第一部分是西北科学考查团60周年的纪念文章和诗作；第二部分是王忱同志（徐炳昶之女）编写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大事记和中国团员著作目录。此外，还附录了当年订立的3个文件，颇具历史价值。2007年气象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

自此之后，有关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相关文献、资料陆续与读者见面。

徐炳昶、黄文弼、斯文·赫定、贝格曼等人有关此次考察活动的著述，本章已有介绍。除此之外，以下五种著作为我们多个侧面了解、认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王忱编《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注]，全书分两大部分，考察实录中收录了徐昶生（徐炳昶）、袁复礼、丁道衡、刘衍淮、李宪之、陈宗器、胡振锋、徐近之、郝景盛等中方团员在不同时期所撰的考察记；资料中收录了有关考察团的相关文件等历史文献。

杨遵仪主编《桃李满天下——纪念袁复礼教授百年诞辰》[※注]，本集共收录纪念文章78篇，专题论文7篇，袁复礼教授未刊著作4篇。袁复礼教授主要学术业绩在地质学，但本纪念集对袁复礼当年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仍多有忆及。

陈雅丹《走向有水的罗布泊》[※注]，陈宗器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中国地磁学的开拓者、奠基人，国际知名罗布泊学者。1930年11月底—1931年6月与瑞典科学家霍涅尔测量并完成改道后的罗布泊及其水系的精确地图。1934年4月—8月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进行地形、水文、地质、气象等考察。作者是陈宗器之女，本书是陈宗器西北考察的传记，作者所提献辞是：“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献给所有不畏艰险走向西部的前辈们。”

有关中瑞西北考察团的介绍和研究，邢玉林、林世田《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述略》[※注]评述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过程中的曲折历程，认为科学地了解这段历史“对促进中瑞科学文化交流和加深中瑞两国人民的友谊显有意义”。王忱、徐恒先后发表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简介》[※注]和《西北科学考查团六十年祭》[※注]，记述更为详述。

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的边疆考古，在中国边疆研究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他的《高昌砖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都是边疆考古的传世之作。黄烈《艰辛的历程、丰硕的奉献——黄文弼与西北考察》[※注]对黄文弼的学术活动和成就作了系统评估。黄烈还致力于黄文弼遗著的整理，先后出版了《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注]《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注]。进入新世纪又有朱玉麒、王新春编《黄文弼研究论集》[※注]，荣新江编《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注]面世。前书收集了有关黄文弼生平及其西北考古研究的资料和文章36篇，全面展示了学术界对黄文弼及其时代的西北科学研究的全貌，是了解早年西北学术研究的完整画面；后书第一次全面汇集了海内外研究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的重要论文26篇。

相关论文还有：刘进宝《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及其成就》[※注]，纵横《西北考察团的丰功伟绩》[※注]，洪永祥《土尔扈特汗王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注]，（瑞典）诺登斯坦《1927—1935年中瑞科学考察中的自然科学》[※注]等。

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期间的业绩，王新春《贝格曼与中国西北考古》[※注]做了较为详尽和公正的评述，指出：贝格曼对西北历史、地理中的诸多问题，诸如中国史前史、额济纳地区汉代边防遗址，丝绸之路等方面的研究考证，为西北史地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刘炘《贝格曼黑河大发现》[※注]对贝格曼先后发现上万枚珍贵汉代居延简牍、罕见的新疆若羌小河墓地和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的汉代明水要塞的奇特经历，做了全景式的纪实描述。

三 建国后中国学者的新疆考察实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疆和平解放，新疆历史揭开了全新一页，储安平、蒲熙修《新疆新观察》可称之为是“对新疆新时期的即时报道”。编者杨镰将储安平的《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与蒲熙修的《新疆纪行》合汇成集，指出：“这两本通讯集是率先对和平解放之后的新疆作出的调研，并且以独特的视角报道基层情况的纪实工作。同时，它们反映出当时中国的两大强势媒体《新观察》杂志与《文汇报》对新疆的特别关注，对新疆位置的认同。”[※注]

自此之后，整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疆内疆外学人、记者等在新疆进行的各类主题的社会调查、科学考察持续不断，但见于公开发表的文章尚少。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注]收集了参加20世纪50—60年代全国民族大调查的学者撰写的调查工作回忆文章43篇。涉及云南、广西、四川、海南、福建、西藏、新疆、黑龙江等边疆地区的民族调查。正如主编郝时远在“前言”所坦言：“时过境迁，虽然今天从事民族研究的中青年学人，谁都知道50年代的民族调查，谁都知道‘三套丛书’或‘五套丛书’，谁都会从这本书的作者中找到自己所熟悉或知道的名字并联想到他们的学术著述。但是，我敢说，没有多少人了解他们及其所代表的那一代民族工作者学术经历中的艰辛过程及其中包含的思想、感情和献身精神。”“谨以此书铭记所有参加过50年代民族调查的前辈学人及其合作者，为中国民族研究事业和民族工作作出的贡献。”本书涉及新疆民族调查有6篇，它们是：谷苞《新疆社会历史调查的一些情况、体会和教训》、纪大椿《新疆察布克尔调查散记》、刘锡淦《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周宝钰《难忘的岁月——记我在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学习和工作》、陈宗振《突厥语族语言调查琐忆》、陈鹏《我陪苏联专家搞语言调查》。至于对这些考察活动进行学术评述和研究的作品更少。

（一）四套由学人撰写的考察纪丛书

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对外国探险家新疆探察研究的展开，学界痛感中国学者的新疆探察实践成了研究中被遗忘一角的现状，开始着力组织新疆探察学者撰写回忆录性的考察记，并取得了成功，引起学界关注，并渐成风气。

这方面较成功的有如下三套丛书：

一是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探察丛书”，1997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套由中国学者撰写自己边疆考察实录的丛书，正如丛书的介绍词言：“专家学者的考察散记，边陲僻地的探险亲历。”丛书迄止2001年，共出书12种。其中涉新疆探察的有：马大正《天山问穹庐》，王嵘《无声的塔克拉玛干》，涉东北边疆的有米文平《鲜卑石室寻访记》，魏国忠等《谜中王国探秘》，顾德清《探访兴安岭猎民生活日记》；涉北部边疆的有：盖之庸《叩开辽墓地宫之门》，盖山林《草原寻梦》；涉西北边疆的有：白滨《寻找被遗忘的王朝》；涉西南边疆（含西藏）的有：汪宁生《西南访古卅五年》，黄光成《大江跨境的回眸》，曹成章《版纳絮语》，李坚尚《喜马拉雅寻觅》。丛书主编马大正在丛书献辞中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一册《亚洲腹地旅行记》曾倾倒了几代中外读者。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的边疆探察实践远远超越了前辈，众多研究成果世人瞩目。出版一套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边疆探察实录，由此描述一个历史和未来沟通的文化景观，进行一番具有文化色彩的哲学思辨，传递一种文化考察的信息。总之，让中国学者几十年埋头边疆探察工作中所经历的发现的快乐，田野作业的艰苦、奇观、险情、趣事以及他们的感慨和思考，通过主观的视角，以旅行记、日记、随笔加照片的形式讲述给读者，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得到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地理学诸方面的知识，让鲜为人知的专业研究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这是我多年的夙愿。今天呈现给读者的就是这样一套由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著作。”

二是，马大正主编“边地文化探踪丛书”，2000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实际是“中国边疆探察丛书”的孪生兄弟，共出书5种，三种是新疆探察题材：胡文康、王炳华《罗布泊——一个正在解开的谜》，胡文康《走进塔克拉玛干》，齐东方《走进死亡之海》；另外两种是唐戈《在森林在草原》，马大正《海角寻古今》。丛书主编马大正在《写在前面》明言：

“《边地文化探踪》丛书，之所以定名边地，除了习惯上的边疆地区外，还将包括青海、宁夏、贵州等极具特色的边远之地；而文化探踪的定名，意在突出考察的文化内涵和作者的学者背景，以与漂泊探险的实践者和相关作品相区别。

“《边疆文化探踪》丛书将邀请当代具有边疆文化探察亲身经历的学者参加撰写工作。

“我们希望《边地文化探踪》丛书不仅成为致力于边地文化考察实践者共同的园地，也能为更广大的读者所接受、所喜爱。

“让学术走入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

“让文化充满雅趣，让大众在雅趣熏陶下揭谜心醉。”

三是，马大正主编“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系列丛书。[※注]马大正在丛书的“序”中坦言：“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部的考察活动，曾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人民每想到这一时期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部考察时无视中国主权、私挖文物，偷猎珍稀动物的行径，总有一种民族感情受到莫大伤害的耻辱感。

“对此，我们不会忘记，也不应忘记！

“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外国探险家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为追求自身目标所体现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以及他们的考察实录和考察成果，均无一例外地成为可供后人借鉴、研究、评述的历史遗产。”

这就是本套丛书立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丛书”以个人立传、重点评介传主走进中国西部的考察经历，兼及传主的成长过程和晚年生活，使读者对传主有一个全景式了解。丛书是一套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依托的知识性评传，评价人物时坚持两点论。一切从当时历史实际出发，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对传主既不美化，也不妖魔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丛书”包括六册：《斯文·赫定》《斯坦因》《马达汉》《普尔热瓦斯基》《橘瑞超》《黄文弼》，惜《黄文弼》一册因故未能成稿而付阙。

四是，杨镰主编“中国西部探险丛书”，1999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共出书4种：夏训诚、胡文康《与彭加木同行》，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奚国金《罗布泊之谜》，杨镰《最后的罗布人》。主编杨镰在题为《走进新世纪——“中国西部探险丛书”缘起》的编后记中明言：

“这是一部以探险与发现，历史与现实，知识与趣味，深刻与曲折并重的丛书。

“为体现这一特色，我们特邀请在同一领域有研究、有影响的学者执笔撰写每一部书稿。这些作者不但是近年来坚持在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的前沿位置的专家，学术活动相当活跃，有相关的专著、论文发表，而且都是多次亲身到中国西部从事探险考察的亲历者，甚至可以说本人就是当代的中国西部探险家。他们所写的，不但有自己的研究心得，也有自己在生活中积累的丰富感受。在中国西部这个贯穿古今的宏大背景下，充分体现了每一位作者的学术个性、治学特点和生活道路。换句话说，这是由突出成就的专家学者写给广大读者的书。而他们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都融入字里行间。我们提倡作者表现独特的思考，并从不同的视角来深化这一共同的主题。”丛书作者中胡文康还著有《天山地图》[※注]等，林梅村还著有《寻找楼兰王国》[※注]等探察实录类作品。

（二）四位学人所写的考察纪综述

除上述四套丛书外，还有四位边疆考察者撰写的学术考察值得注意。

一是，穆舜英。穆舜英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赴新疆从事考古研究，历四十年。她是世界上第一位成功闯入“死亡之海”罗布泊，进入楼兰地区进行探险考察的女考古学家。在其所著《寻找楼兰：一个世纪的发现》一书中，“生与死的楼兰——历史回眸”是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楼兰简史；“经行者的足迹——20世纪初的探险”则是一位考古学家对楼兰探险史的回溯和评议。而本书最有价值，也最吸引读者的是“去楼兰——寻找失落的文明”，在这里作者详述了1979年6月、11月和1980年3—4月三次考察罗布泊、寻找神秘王国楼兰的奇异经历。正是在1980年3—4月考察中发现了轰动中外的“楼兰美女”。穆舜英在书中回忆道：“参加挖掘的人员主要是考古所人员，有艾尔肯、伊弟利斯以及我，刘玉生负责摄影，司机陈树德也来帮忙。”“这是一具女性干尸，保存完好。古尸面目清秀，瘦削的脸庞上有一尖尖的下颏，深目微闭，鼻子直而尖，薄薄的嘴唇紧闭着，身长约有1.50米。古尸的皮肤、指甲、毛发保存完好，皮肤呈褐色，蓬松地散披在肩上。据我国从事古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初步鉴定，这具古尸具有雅利安人种的特征，据此判断，死者生前应是我国古代一位少数民族妇女。”“这具女性古尸经上海第一医学院等单位测定，死亡年龄约在40—45岁之间，生前是一个强壮的中年妇女。世称‘楼兰美女’。”[※注]穆舜英还与梁越合著《楼兰：千年的传奇和千年的谜》（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

二是，王炳华。王炳华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赴新疆从事考古研究，历四十年，足迹及于天山南北、葱岭东西、塔克拉玛干沙漠内外。曾任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吐鲁番古代文明》《新疆古尸》《西域考古历史论集》《西域考古文存》等。王炳华还撰写自己的新疆考古实录、散记。主要有：《新疆考古散记》[※注]《沧桑楼兰——罗布淖尔考古大发现》[※注]《精绝春秋——尼雅考古大发现》[※注]《悬念楼兰——精绝》[※注]《原始思维化石——呼图壁生殖崇拜岩刻》[※注]。上述均是以作者第一人称的视角撰写的考察实录。作者在《新疆考古散记》序中对自己的考古生涯有一段自述：“这40年中，足迹所及，真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到过海拔5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实际进入了前去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大坂、峡谷；也曾在海平面以下的吐鲁番盆地，访古问今。在罗布淖尔荒原上，不断寻找，终于捕捉到了4000年前古代罗布淖尔土著居民葬身的古墓沟，重新找到了小河古墓沟，旅游业者形象称之为‘太阳墓’；小河，当地维吾尔族称之是埋葬着一千口棺材的魔幻葬穴。在哈密五堡的戈壁上，寻觅到了一大片青铜时代的墓地，由此揭开了哈密绿洲现代考古的篇页，这里出土的精美毛织物，至今仍是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谜团。在人迹罕至的天山腹地，发现了古代先民祈求生殖繁衍能力的原始宗教圣地——康家石门子岩刻。同样是在天山深处，认真观察了至今依然屹立、傲视远近的唐代鸜鹆镇戍堡，它控扼吐鲁番进出天山的咽喉。在阿勒泰山深处的岩洞中，与易漫白、王明哲一道，寻找到了一万年前古人进行祈祷、渴望围猎有获的彩色壁画；还在阿勒泰山前一起发掘了克尔木齐石棺古冢。俄罗斯考古学家认为它是解开南西伯利亚与准噶尔盆地古代文明之谜的钥匙。在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古冢，同样捕捉到古代文献中不见一点痕迹的历史生活鸿爪。塔克拉玛干沙漠尼雅河流域，只是为了一探古代精绝居民的来龙去脉，从昆仑山口到沙漠腹地，曾经有幸踏沙7年。帕米尔东麓的佛教圣迹、克里雅河古人留下的灌溉渠系，米兰河畔的伊循屯地、楼兰城地下的早期文化遗存、天山北麓峡谷中的汉代关戍……这40年中，确实，可以无愧说，生命没有虚度：在新疆考古这一园地中，不少点，是因着我和一些同事的汗水，才得可能呈现在世人面前，填补了既往的空白，书写了新的考古、历史篇章。”[※注]而所有这一切，作者“用轻松的一点的文字”，用散文的体裁，通过考察实录的形式，介绍相关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实际是同样存在社会需要，值得专业研究人员去做的”[※注]。

三是，杨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专长是元代文学史和西部探险考察史，在后一领域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不仅整理、著文点评大量中外探险家考察的文献，而且亲自踏勘新疆秘境，并撰写了引人入胜的考察实录。他所著《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综述了中外探险家在新疆进行探险考察活动，所涉及的时段，以20世纪前期为主。据作者自述：“本书与一些同类著作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注重人物的活动；二，不忽略细节。从有了写作契机，我就希望书中的人物不同于史传的传主，而如同一部场面恢宏的历史小说的各种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只是书中所写的一切，都有相应的文献依据，没有虚构成分。”[※注]而对所涉形形色色的中外探险家们，作者认为：“不论赞成，还是贬斥，只要你想了解认识新疆和中国西部，就不可能无视他们的存在。”[※注]他撰写的个人考察实录，依我所读有：《发现西部》[※注]《云游塔里木》[※注]《发现新疆——寻找失落的绿洲文明》[※注]《最后的罗布人》[※注]《守望绿洲》[※注]《黑戈壁》[※注]等。还编著了《亲临秘境——新疆探险史图说》[※注]。杨镰新疆考察既有孤身独行，也有结队而行。1992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西域艺术研究会与瑞典国家民族博物馆、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联合组织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学术考察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学术考察，杨镰是考察队队长之一，王嵘在其《无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注]一书中对作为考察队队长杨镰有生动的记述。在马大正主编《塔克拉玛干考察纪实》[※注]一书中也可找到杨镰在此次考察活动中的踪迹。2006年杨镰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罗布泊探险科考队”队长，在杨匡满《罗布泊的太阳等我回家》一文中尽显其风采！[※注]

杨镰在其学术回忆录《在书山与瀚海之间》对自己的西域考察与研究学术生涯列了如下三个专题：新疆探险与发现，“新疆绿洲文明”国情调研，地平线上的绿洲。作者在跋语中这样总结自己的研究生涯：“在我，新疆并不遥远，北京也从无‘象牙塔’。我是以‘发现’为立足点，将古代文献研究和新疆人文地理与探险考察联系起来。无论是小河、老阿不旦、通古孜巴斯特……它们的立足点都是‘发现’。而‘发现’是以文献（古今中外）与抵达实地的现场感为共同支撑。文献，必不可少的工作离不开推导来源。亲临实地，则是对文献的补充与加深理解。”[※注]在刊于该书封底的献辞中还如此告白：“通过四十多年的持续不断的追寻、求索，在新疆天山南北，我留下了跋涉者的足迹，也留下了汗水与泪水。在寻找失落文明的同时，我们也在寻找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以及潜藏在文明史字里行间的永恒的情感。”

四是本书作者马大正，我本人。

由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的需要，做为中国边疆研究史的有机组成，新疆考察史研究进入我的研究范围。20世纪90年代，我先后撰写了《20世纪新疆考察研究》[※注]和《有清一代的新疆考察》[※注]。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也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训，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其中新疆是去得最多的一个边疆地区。

2012年曾撰文《我的新疆考察与研究》[※注]一文进行了简要回顾与小结。

1.新疆考察的基本概况

其一，自1981年以来，迄止2014年12月，33年间我共去新疆56次；

其二，新疆共有33个边境县，我走马观花到了其中27个县，当然已去过的27个县中，30余年间有的去过不只一次，两次，甚至是五次、六次，我目睹了30余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三，新疆的口岸我去了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现在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边境最大的公路口岸，我第一次去是1986年；博尔塔拉州的阿拉山口口岸，我第一次去是1982年。南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吐尔尕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塘口岸；中国跟巴基斯坦交接的红其拉甫口岸，红其拉甫口岸海拔4700米，1995年在红其拉甫口岸，充分体验到这个口岸自然条件的恶劣和中国跟巴基斯坦两国关系的友好，真是感触很深，我们在红其拉甫口岸海拔4700米的界碑前待了有将近一个小时，正好遇上巴基斯坦巡逻的边防军，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太友好了。还有就是跟蒙古国交接的塔克什肯口岸，塔克什肯口岸在青河县。上述几个新疆比较大的口岸，我去了不止一次。从这些口岸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国家的30余年的经济实力的变化、综合国力的提升和边贸活动的展开的一个发展脉络。

其四，我有幸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断断续续地车行走圆了一圈，涉及的大小城市有库尔勒、轮台、库车、阿克苏、巴楚、喀什、阿克陶、英吉沙、莎车、泽普、叶城、皮山、墨玉、和田、策勒、于田、民丰、且末、若羌等。而且1992年我还曾沿和田河床由北向南穿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沙漠深处的麻扎塔格古城堡遗址有过一夜宿营的经历。

其五，边境线。边境一线我走得不太多，我曾从塔城出发，沿着边境线，从塔城到了博尔塔拉州的博乐市。博尔塔拉州的384公里的边境线，我基本上都走了，到了它最西端的卡昝边防卡，海拔3700米。这是我们从地图上来看是最西端。另外在伊犁，我沿着伊犁的察布查尔县的边境线走过不止一次，实感了哈萨克族护边员对国家的忠诚。

其六，新疆周边有8个邻国。我去了5个国家，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我到哈萨克斯坦的时候，还专门到巴尔喀什湖的南角，咱们外交部文件说，过去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是中国的领土，19世纪以后给俄国割走了。我们从阿拉木图到那里去看看。而位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东南角察林河畔，又是土尔扈特回归以后，跟清朝政府的巡逻部队见面的地方，这也很有历史感。另外，我们还沿着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转了一圈，伊塞克湖就是过去历史上的热海，这个地方确实是自然条件非常好。有实感跟没有实感是不一样的。

2.新疆考察的四个重点

自1981年我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迄今已有三十余年了，我的新疆考察是与我的新疆研究同步推进的，三十年余年研究未间断，故三十余年间新疆考察也未停止。与我所研究的内容有关，我的新疆考察大体上是围绕着如下四个研究方向展开的。

一是，围绕新疆蒙古族研究展开的考察。新疆蒙古族包括卫拉特蒙古和察哈尔蒙古两部分。我开始涉足新疆研究，就是研究卫拉特蒙古。1981年完成了《准噶尔史略》一书，这是一本集体著作，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时过20余年，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予以再版，也就是说本书的学术价值经住了时间的检验，这是对研究者最高的奖励。

围绕着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展开，1982年我们组织了“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考察了新疆蒙古族主要聚居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库尔勒市、和硕县、和静县，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乐市、精河县、温泉县，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伊宁市、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昭苏县等，还专门踏访了天鹅湖、博斯腾湖、赛里木湖的奇艳景色，领略了巴音布鲁克草原沃美的自然条件，行程5000余公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卫拉特蒙古社会历史进行的综合性考察，我曾以此次考察为基本线索，撰写了《天山问穹庐》一书。

通过考察推动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从学术角度言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收集到托忒文文献有十余种之多，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是一批十分重要的原始文献，考察结束后我们组织力量将这批托忒文文献进行汉译，并以此为线索，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又搜集到一批清代顺治年间的托忒文档案，所有这一切无疑大大有利于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深化。

其二，在考察中发现了一些史书上没有记载的东西，对于我们历史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比如说在土尔扈特东归时，有个非常重要的喇嘛，叫罗布藏丹增（洛桑丹增）。这个喇嘛在土尔扈特蒙古东归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是东归的领导核心的成员。可是这个人物，我们从史书上来看，从汉文档案中来看，卫拉特蒙古回来以后，所有的东归首领们都受封了，就这个喇嘛从史料上消失了，但是这个人物实际上没有消失。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和满文档案的查阅，把这个人物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他回归以后的生活情况基本上复原了。而这个复原的工作的起点，就是我们这次考察。因为我们在考察过程中，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巩乃斯，发现了一个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的喇嘛庙的遗址。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喇嘛庙正在酝酿要恢复重建，我们找到了这个喇嘛庙的原来主持的活佛。他告诉我们，东归时的罗布藏丹增原是这个庙的主持，还向我们提供了藏文的昂嘉活佛的世系谱。回到北京后，我们就顺着这个线索，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去找有关的满文的档案。最后才弄明白，回来以后乾隆皇帝不让他参与政治活动，让他回归宗教，给他建了个喇嘛庙，也不让他回新疆。当时乾隆皇帝实际上对回归的土尔扈特还不是很放心。所以他把这个政治人物，他们的精神领袖给留在北京了，没让他回去。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不光是把东归中间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领袖人物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而且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当时清朝的治边政策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我据此撰写了《罗卜藏扎尔桑史事述叙》[※注]获得学界同人的好评。

其三，通过这次考察以后，结识了很多蒙古族朋友。认识他们，有助于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考虑问题更全面了。这是我长期从事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中间的一个很深的体会。凡是研究过民族史的，或者涉及边疆史研究的学者，跟研究断代史的学者看问题，发现问题的视角不完全一样，对一个问题的反应，对现实中间的一些涉及民族边疆问题的反应，对历史上的涉及民族边疆问题认识不完全一样。所以会不一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研究民族边疆的学者们，他们多少都有和民族的同行们交流的机会，从各民族的同行中间的一些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视角中间得到启发。从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来看，长期以来就把所有的卫拉特蒙古那些历史人物，凡是反对清朝的统统说成是叛乱。这其实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一些不是叛乱，有一些是叛乱。我们跟蒙古族的乡亲们和专家们一起讨论中间我们会受到非常大的启发。所以由此我们在80年代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可以称之为拨乱反正的命题。为此我撰写了《论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注]。我们把18世纪的卫拉特蒙古的历史，回归它的真实的历史地位。我们现在认为，在18世纪的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西北和北方地区，卫拉特蒙古是当时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他既有跟清朝政府对抗的一面，也有跟清朝，跟内地和好的一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从另一外角度，当清王朝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到控制整个新疆时，面对俄国的侵略，抵抗俄国侵略的就是卫拉特蒙古的领袖和群众，当时他们在第一线。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全局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卫拉特蒙古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这个命题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同。

二是，围绕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研究展开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着力开展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的研究，新疆考察史做为中国边疆研究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我们的关注。找一个怎样的切入点呢？

记得1989年秋天，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通过友人给我传递有意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新疆考察进行合作研究的意向。斯文·赫定一册《亚洲腹地旅行记》我读过，学习中国近代史时，斯文·赫定是归入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范畴里的人物，但我又觉得如此评价斯文·赫定似还有推敲的空间，而且通过国际合作，无论从学术上还是物质上对于推动新疆考察史研究都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于是经过几年的酝酿，终于在1992年我们和瑞典有关机构在乌鲁木齐召开了“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组织了由1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的沿和田河河床由北向南的学术考察，我有幸成为这次国际学术合作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这次学术考察使我们亲历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的绿洲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和田、民丰、且末、若羌诸县市，以及秋日已干涸的和田河河床和大沙漠的奇景。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国际学术合作，学术上取得了如下两点可称之为是新的突破：

其一，对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探险生涯，做了综合性研究，组织相关专家撰写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评传》，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本较为翔实、公允的有关斯文·赫定的评传，同时对晚年斯文·赫定在组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学术实践进行了资料收集与初步评议。

其二，对斯文·赫定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外国赴新疆考察诸多探险家的历史评价有了新的认识，改变了以往将所有探险家都归之为侵华势力代表、走卒的简单化倾向，而是提出了两点论，亦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的业绩和精神应予充分肯定，对于其著作和考察成果的学术价值应予足够的重视，两者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应予批判继承的不可轻视的历史遗产。当然，对于形形色色探险家在其探险活动中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破坏中国主权的行径则应予以揭露与批评。我们提倡两点论，简言之就是把19世纪以来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探险活动，要具体人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该肯定的要肯定，该继承的要继承，该研究的要研究，该批判的要批判，而再不要简单化的将他们的活动统统归之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一部分。这一认识现在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这次学术考察成果的结集《西域考察与研究》，1994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是，围绕新疆稳定和发展研究展开的考察。

1990年我们启动“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查研究”第一期项目，至2001年历时十年共进行了四期，其中涉及新疆稳定与发展内容共有六项，有全疆性的也有地区性的，为完成上述研究项目，我有机会深入新疆各地州，诸如：喀什、和田、阿克苏、伊犁、博尔塔拉等地更是不止一次深入基层、边境一线和相关口岸，开拓了当代新疆治理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深化了对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的认识，正是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批理论性与应用性兼具的调研报告。

在调研报告中总结了反对分裂、打击恐怖、维护稳定的六点战略共识：

①分裂是新疆的主要危险，暴力恐怖活动日益成为分裂势力主要破坏形式，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

②维护新疆稳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求因治本”，应在下大力气进行敌情和社情调研基础上寻求治本之策，把争取民心，团结各族群众大多数作为治本之策的根本，对敌人打击，对人民教育，两手都要抓，才能使我们在反分裂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③发展新疆经济，改善各族人民生活是第一位工作，是硬道理。在西部大开发的大好形势之下，及时调整新疆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得民心工程”的出台，都可视为是这方面努力的有益尝试；

④从稳定和发展新疆全局出发壮大兵团，发展兵团战略决策的出台，兵团改师建市的步伐应有实质性进展；

⑤干部问题是新疆发展和稳定诸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如何发挥新疆汉族干部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成为当务之急；

⑥牢固树立“是什么问题，就作什么问题来处理”的观念。过去，分裂势力一闹，就笼统地归之为民族问题，自缚手脚，按法律该抓的不抓，该判的不判，要解除精神加锁，敢于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上述归纳与总结，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决策部门的关注与重视。

四是，围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布格局研究展开的考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270万人口，团场遍及北疆、南疆。兵团是中国历史上屯垦戍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当代新疆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兵团、壮大兵团是治理新疆的战略需要。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布格局研究是新疆稳定战略研究课题派生出来的一个子课题，这个课题1999年立项启动，调研了农一师（阿克苏地区）、农三师（喀什地区）、和田管理局、农四师（伊犁州）所属团场，特别是边境团场，行程近一万公里，调研工作持续了近两个月。2000年我们又对哈密管理局的兵地关系进行了补充调研，于2001年完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布局与新疆稳定研究》的调研报告，提出了新世纪完善兵团布局的基本思路：

完善兵团布局的基本思路可用16个字来概括：抓住两头，突出中心，画圆南圈，加强一线。[※注]

同时我们还建议：改局建师设市和建设新疆通向内地第二通道。

所谓改局建师设市，即是和田管理局、哈密管理局、乌鲁木齐管理局改局建师，阿拉尔、图木舒克、五家渠和北屯设市；

所谓建设新疆通向内地第二通道，即是打通库尔勒至青海的交通通道。

上述建议得到兵团的高度重视，并已为党和国家相关决策部门所采纳，并已付诸于行动。

综上所述，我深感新疆考察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值得一个人花一辈子精力来实践，我在研究新疆的同时，也成为一个新疆考察的实践者，这是我人生之幸事！

为了推动新疆考察研究的深化，我还参与了大型翻译系列丛书“西域探险考察大系”选目、翻译的组织工作，并担任了顾问。该丛书199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获中外学界的重视与好评。新疆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又总体推出由张新泰任总主编，杨镰任主编的新版该套丛书共30册。同时基于世人了解中国学者新疆考察的成就和“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的理念，主编了三套丛书：“中国边疆探察丛书”“边地文化探踪丛书”和“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系列丛书”，并撰写个人的两本考察实录：《天山问穹庐》[※注]和《海角寻古今》[※注]，还主编了《塔克拉玛干考察纪实》[※注]，本书共收录了参加1992年“西域考察与研究”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国际考察活动的15位中外考察队员撰写的22篇考察记。

（三）两部“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的实录

始于1988年的“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至2004年学术考察工作结束，历时16年，成果丰硕。学术考察成果有：《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卷，（1996年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队、法藏馆印刷），第二卷（1999年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队、中村印刷）。在1995年的考古中发现了有“王侯今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的织锦等珍贵文物，1996年初，尼雅调查被选为“199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景爱《尼雅之谜》[※注]是作者1993年10—11月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参加“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的纪实。神秘的尼雅废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古代绿洲国家“精绝”的故址。本书根据实地考察所见所闻，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尼雅昔日的辉煌和后来的衰败、废弃；从古代著名的绿洲之国、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变成现实生活中这样没有生命的一片废墟。

齐东方《唤醒沉睡的王国——尼雅探秘》，作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是“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1995年考察活动的参加者。在书中他以亲身经历和学者的情怀描述了考察中生活、工作、景色的故事。并通过历史文献的追述，将1700年前一个文化璀璨、歌舞升平的古老王国呈现在读者面前。

有关尼雅考察，前述王炳华也是参加者之一，他的《精绝春秋——尼雅考古大发现》和《悬念楼兰——精绝》对本项学术考察也有精彩记述。另一位尼雅考察参加者刘文锁著有《尼雅：静止的家园和时间》对尼雅考古做了全景式的记述。[※注]

有关此项学术活动还有两本书值得一读：

佛教大学尼雅遗迹学术研究机构编，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网译《丝绸之路——尼雅遗址之谜》[※注]，本书对历时16年的“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做了一次全景式描述的尝试。

刘宇生、杨新才主编《小岛康誉之谜》[※注]，日本友人小岛康誉是“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的推动人、资助人和日方负责人，本书是一本旨在走近一位充满神秘色彩的日本友好人士，意图反映他真实面貌的书。

此外，由学者撰写的新疆考察实录，还有：

张平编著《草原民族文化的灵魂——新疆草原文化遗址考察》，作者是考古学家，新疆文物考古所研究员。2004年3月由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制作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策划组织“阿勒泰——伊犁”的人文遗迹学术考察与科普专题片拍摄活动。张平作为考古工作者参加了此项考察活动，考察的主要路线为：乌鲁木齐—吉木萨克—青河—富蕴—北屯—阿勒泰—布尔津—哈巴河—乌尔禾—克拉玛依—奎屯—乌苏—精河—霍城—伊宁—巩留—特克斯—昭苏—察布查尔—伊宁—吉木萨尔—乌鲁木齐。本书即是此项考察的实录。

黎羌《神州大考察——激情燃烧的人生之旅》[※注]，全书近70万字。作者是山西师范大学教授，本书是他考察神州大地的散文集，涉新疆占了全书十三章的五章，其目如次：诗情画意游天山，走进塔克拉玛干，魂牵梦绕准噶尔，遥祭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回旋曲。作者的学者身份，让这些考察记多了些文化的底蕴。

四 20世纪80年代以降记者及诸多文化人的新疆探险考察实录

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边疆形势的稳定，丝绸之路研究持续升温，中国记者及其他各色文化人新疆考察实录不断问世，与同时期中国学者所撰的新疆考察实录互为补充，形成又一道认识边疆、了解边疆的亮丽窗口。有关著述实在太多，孟辉云的《胡杨泪》名噪一时，王蒙、周涛诸位有关新疆的散文，更是了解新疆必读的美文。下面所举凡的各书，仅以罗布泊—楼兰的考察实录为主。

（一）中国记者所撰新疆考察实录

强荧《死亡之海60天》[※注]，作者身为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参加“中英联合探险队”于1993年9月23日至11月21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本书即是对此次考察的纪实，对这次死亡之海的穿越，作者还著有《死亡沙漠之旅》《穿越死亡》。1999年强荧又著《绝境的地图——一个人的死亡之旅》，除了第一篇“死亡沙漠之旅”仍是记述1993年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行外，还设专章介绍了刘雨田、余纯顺在新疆“死亡之旅”的事绩。

陆小娅，记者。1994年7月随中国探险协会“沙漠之舟”探险考察队，在夏季的酷暑中，乘着昆仑山的洪水，在和田河上漂流了11天，由南向北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1995年，她独自上路，坐一辆军用卡车，跃上了喀喇昆仑山脉，来到世界上最高的哨所——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边防连；1996年，她作为记者团唯一的女记者，从拉萨西行阿里，一直深入到喜马拉雅山中与世隔绝的什布奇峡谷，然后又沿新藏公路北上，再次穿越喀喇昆仑。《横渡“死亡之海”》[※注]是她这三年行程的纪实，也是她心路历程的纪实。

唐守业《威海晚报》高级记者，张彬彬《吉林日报》高级记者，1999年11月作为“《库尔勒晚报》、《威海晚报》、《城市晚报》记者世纪末罗布泊南北大穿越”探险队成员，与李立一起成功穿越了罗布泊，走了一条“魔鬼不敢走的路”。探险结束后，唐守业《惊吻罗布泊》[※注]即是此次探险考察的纪实；2004年11月和2006年4月唐守业又率队两次深入天寒地冻的罗布泊，第五次、第六次寻找彭加木，《寻谜彭加木》[※注]则是这两次探寻之旅的实录。张彬彬《穿越罗布泊——魔鬼不敢走的路》[※注]，是国内第一位女记者对罗布泊的记录和描述。张彬彬《徒步大漠——塔里木河古道探险纪事》则是作者2003年1月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古河道探察的纪实。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深情表述：“我探险，是因为我爱；我写书，也是因为我爱。生活待不我薄，我将自己所经历的故事，用诚实的笔不加修饰地叙述出来，讲给关注我的朋友，讲给热爱旅行的朋友，讲给那些渴望探险、而又没有机会和条件探险的朋友……”[※注]

杜培华《去楼兰：一部纪录片的拍摄与上古传述》[※注]，作者是八集电视纪录片《寻找楼兰王国》的制片人、导演、终稿撰稿人，本书是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拍摄进程中的寻访素材的记述和对楼兰历史的思考。从记者、媒体人的视角来观察历史上未知的探索，对学人研究历史是有启迪意义的。

武纯展是新华社新疆分社高级记者，《天山南北的记忆》[※注]是他的新闻采访实录，这个集子是作者对采访生活的回眸，也是对旧地新知的感悟，更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对新疆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力见证。

邓志勇《魔鬼之旅——中国记者首次穿越四大无人区探险纪实》[※注]和张天元《生死大穿越——中国记者西部四大无人区科教探险纪实》[※注]都是作者对2003年8月“中国记者2003年西部科考探险活动，穿越罗布泊、阿尔金山、可可西里和藏北羌塘四大无人区的纪实之作”。

刘湘晨，集探险家、作家、摄影家、影视导演、文化学者多种身份于一身，常年游走在中国地理的最边缘，已出版有关新疆的探险考察纪实之作有：《太阳部落》[※注]《留给你的高原》[※注]《垂直新疆：从高山堆雪到坎儿井》[※注]《凝瞩之下》[※注]《众山的拴马桩——帕米尔的另一种讲述》[※注]等。

曹家骧《罗布泊笔记》[※注]，作者是《文汇报》主任记者。长期关注生态环境——天蓝、地绿、水清的保护，本集收文22篇。《罗泊布笔记》仅是其中一篇。但作者关注重点的寓意也在其中了。

（二）诸多文化人所撰新疆考察实录举凡

尚久骖、吴云龙《背着一篓梦：新疆访察散记》[※注]，作者长期生活在新疆，从事戏剧创作和理论研究，深入天山南北采访创作素材，本书即为所写采访散文的结集。其中《麻扎塔克的灵感》《徒步考察楼兰古城日记》等尤显真切、感人。

王族，军人出身散文家，现居乌鲁木齐，他在《游牧者的归途》[※注]中对新疆六个地方：阿勒泰、吐鲁番、库车、塔什库尔干、喀什、和田，做历史叩问和地理经历，充满着文化情趣。

孤岛（本名李泽生），散文家，《西部》杂志社编委，《新疆流浪记》[※注]这部长篇散文游记，记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他从乌鲁木齐、经石河子、奎屯、伊宁，到那拉提，翻越天山，往库车、阿克苏、喀什，到莎车，经和田、于田、民丰、且末、若羌、米兰古城、库尔勒，返回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往东北方到奇台、木垒，“流浪”新疆的所见所闻。

庞天舒《探险神秘之地——一位军中女作家穿越罗布泊的手记》[※注]，本书记叙了1995年12月作者跟随中国地质科学院及新疆第三地质大队的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深入我国著名的死亡之海——新疆罗布泊无人区寻找钾盐矿，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在罗北凹地找到特大型钾盐矿床的传奇经历。这不是一本科考作品，作者还描述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古城兴衰，以及最后被漫漫黄沙吞噬的故事，显示了历史与文化的厚重感。

高建群，作家，1998年他与作家周涛、毕淑敏参加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中国大西北》撰稿工作，期间随摄制组在死亡之海罗布泊呆了十三天，《穿越绝地——罗布泊腹地神秘探险之旅》[※注]即是此次探险考察的实录，同时也讲述了罗布泊的历史，以及与罗布泊探险有关著名和不著名中外探险家、考察家的事迹与故事。

刘沙，1997年10月9日—10月26日由中国旅游总社组织的中国首次百人徒步罗布荒漠“探险旅游”，1999年初春写就了这本10余万字的《有限背叛——一群都市人的罗布荒漠行》。在洪丕谟所撰的序一中说：“同样是涉险者，在这一百人组成的大团中，要把这涉险旅游的所见所闻，上升为文化，上升为哲理性思考，并形成文字，哲人之思、楚人之心、艺人之眼、文人之笔，当此重任，为人所不能为。”[※注]柴火，原名紫燕蒲，当过记者的自由职业者，她也是上述“中国首次百人徒步罗布荒漠”探险旅游的参加者，她写就了一本更富于历史沉淀，更带有哲理思考的《魂系罗布泊》[※注]。

毛毛（原名毛眉），任职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联，著有《西藏纪行》《内蒙古纪行》《宁夏纪行》《青海纪行》《海南纪行》《广西纪行》《去呀去，走到云之南》等旅游散文集。《边疆游记——走遍新疆》[※注]记述了她1996年行走新疆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正如刘雨田所撰序言所指出：“这组文字的作者在她女性化的叙述里叫其孤单一身，独力前行的经历，流畅地表达出了她的主观意识。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灵魂的飞舞，我们看到了一幅幅长久期待的内心梦境。”《家住天山北坡》是“一部游记体形象化的庭州小史”，“天山北坡，沙漠南缘，八颗明珠，一脉贯穿”。“女作家以特有的敏感细腻书写着自己真诚纯洁而又深刻的情思。”[※注]

毕然，作家。因著有被誉为“解密楼兰最新读本、体验楼兰最美读本、行走楼兰最全读本”的《楼兰密码》，终于在新世纪初“如愿进入到朝思暮想的楼兰古城，了解楼兰真正的痛楚和它的现状”。一位柔弱女子用镜头记录，用画笔抒情，用心灵循入楼兰秘境的一册《生死楼兰》[※注]，老少皆宜阅读的好书。

林帝浣《遇见·新疆》[※注]，作为摄影家的作者，用他的镜头记录了自己游走新疆的经历，每幅照片又配上了诗一样语言的说明词，于是帕米尔、伊犁河、那拉提、喀什、和田，直至塔克拉玛干沙漠——立体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献辞中“穿越千年丝绸之路，揭开新疆神秘面纱，见证西域万种风情，体味大漠壮丽苍茫”的愿望实现了。

许天喜《寻找楼兰人的后裔》[※注]记述了2005年11月17日至21日考察鄯善县从迪坎尔到楼兰一线，寻找楼兰人后裔的探寻之旅。

黑明是国家一级摄影师，工作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探秘克里雅人》是他深入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寻访生活在此的克里雅人的实录。作者在题为“永远不会忘记”的后记中说：“这本历经半年时间调查、撰写完成的‘调查报告’不仅记录了塔克拉玛干的一段历史，也展现了克里雅人的生活现状，并且呈现了我在‘死亡之海’的一段特殊经历。”[※注]罗沛编著《沙漠绿洲克里雅人》[※注]是一本记述克里雅人历史、社会、文化、风习民情的图文并茂的精美小书。

有关罗布泊探险考察实录还有：李希光、包丽敏主编《清华女孩罗布泊探险记》，记述了2000年暑期清华大学2个女学生跟随他们老师走向“死亡之海”——罗布泊，寻觅传说中神秘楼兰古城。张明亮、王汉冰编著《走入罗布淖尔》[※注]，作者均是工作在新疆尉犁县的文化人，本书既有罗布泊的历史追述，也有作者在罗布泊的寻访传奇。周奇彩《罗布泊探险旅游日记》[※注]，作者是一位退休警官，新闻工作者，本书收录了作者第一次（1997.10.1—11.20），第二次（2002.5.1—5.6），第三次（2003.1.31—2.6），第四次（2003.7.3—7.12），第五次（2004.5.1—5.10）穿越罗布泊日记。

五 中国行者群体的新疆探险考察

中国边疆蕴藏着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中外人士来探险考察。当时光流入20世纪下半叶，由于国力昌盛、社会稳定，对边疆的探险考察日渐成为一种时尚。在众多的边疆考察者中有两类人士，一类可称为文化考察，大批从事边疆研究、民族研究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记者、作家，以及其他文化人群体，他们所撰写的新疆考察实录，前文已有记述。

另一类可誉称为行者或飘泊者的仁人志士群体。他们在徒步走进祖国山山水水的征程中，表现出一种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勇于向严酷自然和生命极限挑战的大无畏精神，选择的是肉体的苦难，获取的是心灵的自由。他们中有中华壮士行、最后长卧罗布荒漠的余纯顺，有自称是一群“疯子”，坚持孤身步行四方的曾哲、曹华波、孙心圣、尚昌平、刘雨田……只要世界上有路，就有上路的。有天职在，就有听从召唤的。有死神在，就有敢去赴约的。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走上了奇特的边疆考察之路。我们姑且将这一类考察称之为漂泊探险，或称之为“行者无疆”。可喜的是这一行者群体已留下不少或自述或他人记述的行者记录，1997年长春出版社出版的“漂泊者之旅”丛书是由行者撰写的探险实录汇集，共收录了如下五册：曾哲《西路无碑》、曹华波《走进墨脱》、孙心圣《十年旅痕》、尚昌平《荒原有爱》、范春歌《独守苍茫》。

现试对行者群体和他们所撰的新疆探险考察实录做综述。

（一）四种有关当代行者群体新疆探险经历的综述之作

郑石平编著《中国的探险家》[※注]、刘东平等《天涯路——当代中国探险旅行家纪实》[※注]、肖海曦编著《险境秘辛——当代中国探险寻秘》[※注]、西北平原《西域探险故事》[※注]是我读到四种有关当代中国行者探险经历的综述之作。共涉及已为人熟知和尚不为人知的探险家和探险家团队有（以四本书所述先后为序）：傅庆胜、傅宗科、楼兰亭、刘雨田、罗开富、府天宫、尧茂书、王殿明、宋元清、徐力群、宋小南、于涓涓、余纯顺、严江征、孙振华、赵以雄、耿玉昆、刘华、巴荒、刘欢、唐锡阳、马霞、王琦、赵子允、尹小星、李学亮、袁国映、杨春风、李刚、崔迪、克德尔汉·哈巴什等等。他们的足迹遍及雪域险峰、长江源头、死亡之海、昆仑峰巅、迷雾神农、莽林边缘、千坑万洞……

四本书的作者将上述人物和团队均誉称为中国探险家，这一称号我以为他们是受之无愧的。探险是一种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的、以发现为目的的，同时又带有一定风险的活动，也就是说探险者一方面要身临险境去迎接大自然严峻的考验，同时也有责任将他在险境中的发现与感受告知社会公众，使之成为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探险事业获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如1960年5月，中国登山运动员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从197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对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进行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大规模多学科的综合科学考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间的探险活动也日趋活跃。在高山、江河、丛林、沙漠，一支支探险队，一个个探险者纵横驰骋，各种探险活动正在不同的地域，特别在中国的边疆地区，以多样化的形式蓬勃开展。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探险者将他们的探险活动同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事业自觉联系在一起，并开始从哲理的高度来感悟人生，从而将中国的探险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注]

（二）余顺纯诸君的行者自述已成了中国边疆考察史研究一份独特的文化积累

余纯顺，1988年7月开始坚持“孤身徒步走访全中国”，1996年6月魂断罗布荒漠。生前编定了《余纯顺风雨八年日记汇选》和《余纯顺孤身徒步走西藏》，1996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两本书近60万字。同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赵丽宏题诗的余纯顺摄影集《挑战罗布泊：余纯顺徒步中国纪实摄影》，为他的“壮士中华行”打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正如赵丽宏为《挑战罗布泊：余纯顺徒步中国纪实摄影》一书所撰题为“永恒的足音”序文所说：“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人类正陶醉在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物质丰裕和生活便捷之中。而余纯顺，却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走路，弘扬着一种不应该退化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勇敢和进取，就是诚实，就是对理想的不屈不挠的追求。他用惊人的行动向世界证明：人，依然是地球上最坚强的生命。他也在用坚韧的脚步告诫，提醒人类：不要沉溺在现代文明的温床里，丧失了刚健的毅力和勇气，丧失了向命运挑战的激情！”

在行者群体中留下文字记录，对自己探险经历进行第一人称记述的，依我所见还有：

阿坚《流浪新疆》[※注]，作者酷爱探险，多年来以旅行与写作为业。本书第一部分是作者1998年环行新疆纪实；第二部分题为“关于西域的叙与议，内容既有1986年作者骑车至新疆的轶事、叶城至西藏阿里地区狮泉河的新藏公路纪实，也有作者对新疆历史、文化、民风的观察与思考。

白李主编《生命罗布泊——大漠孤骑王龙祥》[※注]，王龙祥，著名车手，上海籍探险家。2000年6月参加中国西部摩托车万里行，途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省、自治区，穿越青海和甘肃的大戈壁、西藏阿里无人区，从沙漠公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历时58天，总行程12000公里。2000年12月27日至2001年元旦，单骑摩托两次成功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创造了新世纪“第一人、第一车、第一次”成功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2002年2月17日至2月25日，从库尔勒出发，用9天时间单骑摩托经34团、老开屏、龙城雅丹、余纯顺遇难地、罗布泊湖心、罗布泊南岸、彭加木失踪地、三垅沙雅丹、王门关，返抵甘肃敦煌。本书即是这次活动的实录。

陈达达《一个人的西域》[※注]，该书的作者简介这样写：“一个好奇心重的人，一个非专业的文字工作者。热爱旅行，并喜欢深度发现的人。80年代，在理工科学院求学过程中，被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启发，从此踏上了探寻美的征程，并一发而不可收。”本书是作者2011年9月始，由青海越阿尔金山、踏库姆塔格沙漠进入新疆，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一路西行，经若羌、且末、民丰、和田、喀什，沿314国道直抵海拔4800米的红其拉甫边防哨所和国门。作者的心声是：

雷殿生《十年徒走中国》和《31天穿越罗布泊》[※注]，一位坚持徒步行走边地探险家的心声纪录。十年准备（1989—1998），十年徒步（1998年10月—2008年11月），作者徒步行走最南至海南省的西沙群岛，最北到中俄边境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最东到黑龙江省抚远县乌苏镇，最西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境内的伊尔克什坦，走过川藏、滇藏、青藏、中尼、新藏及唐蕃古道（214国道）六条进藏路线，历时一年走遍青藏高原，又历时一年走完新疆。总行程81000余公里，相当于绕赤道2圈，是世界上连续徒步距离最远的人。

（三）尚昌平：从行者到学人

在当代中国的行者群体中，尚昌平是很奇特的一员，之所以称之为奇特：一是，一位出身于江南水乡的小女子，舍家弃业，跻身在徒步走遍祖国山山水水的行列中，表现出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勇于同严酷自然和生命极限挑战的壮士气概；二是，她不仅勤于行，还善于思，并用优美的散文笔触写下了一本又一本于人以心灵震撼且充满文化内涵的探险实录，完成了由行者到学人的华丽转身！基于此，我愿在这本拙著中，专设一题讲些自己的认识。

1997年，一个偶然的机遇读到昌平的处女作《荒原有爱》，“我从远方来，来到了洪荒之野。荒原有爱，洗去了我的孤独和尘土。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我的长发填满周围的黑暗和寂静，远在远方的荒原离我有多远？请你告诉我！”这段作者以“漂泊者的话”为题的自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过此时我尚是只读其书，而未识其人。

1999年4月14日在北京，我参加席殊书屋组织的“中国西部探险丛书”出版座谈会，从出席者的名单上尚昌平大名列于其中。经主持人指点，我看到了坐在会场一角，穿着朴素、文文静静，像个平常大学生的尚昌平。坦率言，轰轰烈烈与文文静静，面对眼前的尚昌平，我实在难以找到一个合理的结合点和平衡点。只能用一个难得的奇才来自圆这一矛盾的印象。

时间又过去4年有余，2003年7月初我突然接到昌平的电话，要相赠她的新著。几天后，一册散发着油墨清香；署有昌平独特签名的《西出阳关》[※注]到了我的案头。读后的感受简言之是：当刮目相看，还有刮目相看后的惊喜！为此，我写了一篇小文《她走在理想之途——〈西出阳关——我和新疆的七次约会〉读后》[※注]。

下面我想引述拙文的部分文字：

作为“行者”，昌平对行走发自内心的感悟：

“‘走路’自古至今都称不得一种时尚，只是认识大自然和磨砺自我的手段。对我而言，它还有另一种含义：我把它看作生命状态，换言之，是我生活方式之全部。”（8页）

“天长；地久；周游的我已习惯于在青天下独守苍昊。”（8页）

“脚步走在断断续续的古道上，漫长而遥远，只有我自己清楚，路，其实在我心里，坎坷艰险的路再长也终有尽头，而我心里的路很长，很长……”（145页）

昌平并不满足于停留在感悟的层面，她还时时进行深邃的思考：

“人群中，探险者崇尚的是无畏的牺牲精神，挑战极限者追求的是带有冒险性的刺激，而路上的我是一个平淡无奇的行者。大行者苦于心，小行者苦于身，大行者无为事，小行者事事为，二者我可能兼而有之。”（14页）

“走在路上的行者不是行为艺术的表现，广义上的行者是包括对历史、考古、地理、建筑、民俗等学科的探究者。行者似可以归类为文化边缘人，行者的见闻和内心的感受便是一种行者文化。”（14页）

思考所迸发出的思想的火花，我称之为行者哲学的思考。在这里，行者的昌平，将自定位于“文化的边缘人”，其实，她的实践、她的思考早已跨越了“边缘”，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文化人！

昌平是一位将漂泊探险注入文化考察内涵的成功的实践者。

《西出阳关》不同于其他漂泊探险诸君的作品，是书的内容充满了文化内涵的沉积。

昭怙厘寺、克孜尔千佛洞、艾尔尕提清真寺、楼兰遗址、罗布泊变迁的历史和考古，在昌平笔下如涓涓细水，在读者眼前缓缓流淌，充满着学术的内涵和文化的沉积，出自非专业研究者笔下，让人折服。

而对烽燧演变，楼兰历史，特别是在《古道怨咏》一题中对消失在西域和亲路上女性：细君、解忧，还有并非走在西域古道的王昭君足迹的追寻，人们似乎听到了当年史学大家翦伯赞《内蒙访古》的遗韵。

历史上的和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中国边疆政策的重要内容。对此，我在《公元650年至820年的唐蕃关系》（载《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一文中有一段感而慨之的议论：

“唐蕃和亲，特别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千世传诵的佳话，近几十年为史家所颂扬，文坛所讴歌，无疑是必要的，但超越真理即为谬误，应客观地评述唐蕃和亲在双方关系发展全局中的实际地位，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传播文化、播种友谊，为汉藏人民崇敬，但文成公主却不能逆转松赞干布逝世后唐蕃关系恶化的潮流，同样，金城公主也充其量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缓解唐蕃矛盾，作用是有限的。至于她们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以及封建社会中政治婚姻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我们应予以同情和鞭挞的。”

我的这番发自于20世纪80年代的议论，在历史上民族关系友好是主流的一片颂扬声中显得有些另类。让人高兴的是我的议论在昌平的书中得到了回响。

昌平说：“汉武帝的‘和亲’，汉元帝的‘赐嫁’，都是君主的政治手段，这道理，千百年来平民的心里都很清楚。现代文学、戏剧创作大可不必用实用主义的眼光，去冷热历史上的悲剧女性，不要让她们含怨九泉之下再怨一回，简言之，尊重历史，不需要妙笔生花。”（121页）

下面一段充满女性感情色彩的抒发，更值得让人深省：“作为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古往今来的女性心情是一样的。因此，当我走在她们走过的古道上，便为她们的不幸而行吟一路。那个无涯的黑洞，曾吸去了那几位年轻女子鲜活的青春，她们游离两千年的魂灵，是否能与我相伴，同归故里？”（121页）

《西出阳关》文化内涵的沉积还表现在，昌平笔下记录了维吾尔人淳朴的民风和独特的风情。她在喀什亲历100个微笑的体味，她对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阿米娜一家的记述，她在最后的村落中对底坎尔人心声的记录……都应该成为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难得的、鲜活的资料，而受到重视。

《西出阳关》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切印象的是其散文之美的回味。

我以为散文之美不在于辞藻的华丽，而在于作者心灵呼喊在读者中引发的震撼力。这种震撼力给人以沉思，以回味！

西出阳关，昌平笔下西行的路是：“阳关外的路，像一条浣洗得发白的丝带，在风中瑟瑟发颤……”（113页）“荒漠西行，感悟最多，最深的是生命自身的短暂与大自然的永恒。生命赋予人感受的本能，而人的感受并不意味只感受生命的自身，对自然界万千生命的感受，远远胜过人的自身生命的珍惜与垂怜。我喜欢自己钟情于荒野的天性，追逐着一种自我的感受，卷帙浩繁的史章是别人感知的东西，我追求的感触属于自己，亲历的体会是一种享受，从未有过的感受是最美的，哪怕是残酷的”（137页）。景和情的交融，才能有如此精彩的独白！

对夕阳下的“行者”，昌平的描述充满诗意：“我欣悦夕阳久久不落的那刻，将我的身影拉得很长，走动时像风中摇摆的树，停下时像直立的山石，我的影子在空中膨胀。我在独享太阳给我的特写，对着自己的影子，尽兴地手舞足蹈，尽情地摆布自己的造型，直到耗尽夕阳的光亮，将我所有的底片印在大地上。”（33页）

在喀什体味了100个微笑的昌平，对西陲重领喀什的感悟不同常人：“在我的眼里，喀什是这样一个城市：空间里永远都容纳着精神和物质财富而不张扬；时光的座钟里永远都能听到历史的回音；人群中永不乏淳朴的民风。”（62页）当置身于洒满如银月光下的艾尔尕提清真寺前大广场之中时，昌平从心底呼出：“出于对宗教信仰的尊重，而无法矜持内心深处的感触，我欣赏这种浓郁风情中的宁静。”（66页）这就是昌平心目中的西陲重镇喀什！

成功的边疆考察纪行，诸如外国的斯文·赫定、斯坦因、马达汉等，国内如收入“中国边疆探察丛书”诸君的作品，空间和时间的清晰均是突出特点。遗憾的是，本书结构安排上时间的因素却是不清晰的，人们费了很大劲，大体可知，作者的七次新疆约会是在1996—2002年之间实现的。看来罗布泊、楼兰遗址还走了不止一次。但到底是几次，又是如何进入的，合上书后还是一头雾水。

我想《西出阳光》结构上能更多考虑的时间的顺序，读者思绪与作者的步伐将会有更和谐的统一。

总之，《西出阳关》将以它文化内涵的沉积和散文之美的回味成为当代边疆考察著作中一部颇有特色的作品而存世！

自此之后，厚积薄发的昌平，在继续行走边疆同时笔耕不息，新作品一本又一本闻世，这里有2006年出版的《走读新疆》（四川民族出版社）和《沿河而居》（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刀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009年、2010年中华书局分别出版了《玉出昆仑》《风展如画》和《天赋泰宁》，2011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南疆》。

“在漫长的路上，她不满足于视野中历史的背影和侧面，她期望看到是历史的正面，这是一种解读历史的方法”，于是有了《走读新疆》这么一本书；

沿克里雅河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心，造访达里雅博依人，于是有了《沿河而居》这么一本书；

昌平一次又一次走进塔里木盆地西缘麦盖提县刀郎人聚居的村落，探访一个个升华的心灵，于是有了《刀郎》这么一本书；

春去秋来，十余年间，从东迤逦向西，陆续行走在中国境内最大的山脉——昆仑山，漫步于历史悠久的古城于田县城，考察群玉之山和古代玉石之路，并以辨玉、琢玉、赏玉、礼玉，诸子论玉为题探究了玉文化精深内涵和今生来世，于是有了《玉出昆仑》这么一本书；

深入南倚昆仑山，北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策勒县。考其历史之悠远、探其汇聚于此之佛教遗址、思其生态环境保护之业绩、述其民俗民风之艳丽多彩，于是有了《风展如画》这么一本书；

《南疆》则是作者行走南疆，综合考察昆仑、楼兰、罗布泊、克里雅、烽燧、喀什老城，以及诸多佛教石窟、寺庙和遗址后的哲理性思考。

而《天赋泰宁》是昌平对地处闽西北武夷山脉中段泰宁自然景观和人文地理的全景式描述。

综观上述作品，可归之为有如下特点：

其一，作者的知识积累、写作技巧、哲理思考由雅致走向成熟，呈现明显与时俱进的态势，作为学人已具备了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相当丰厚的知识积累；

其二，每本书均配置了大量自摄的精美照片，显现了作为摄影家作者的精湛水准，“让瞬间定格为永远”，为作品增添了异彩。

昌平曾写了一篇题为《行者无为》的文章，对行者生涯做了坦诚的自白，我愿借本书篇幅与读者共享：

总之，昌平的边疆之路仍要走，昌平的作品还将不断面世，我们期望昌平由行者到学人的华丽转身得以升华，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人文地理的专门家。

我们有理由期待着！

六 外国探险家新疆探险考察的档案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

（一）外国探险家新疆探险考察档案资料整理与翻译

新世纪以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和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合作，由许新红担任主编，已出版三本专题档案汇集。

一是，《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注]，本集收录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467件，真实记录了自1893年至1931年，俄国人罗布罗夫斯基、鄂登堡，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格林威尔德、勒科克，瑞典人斯文·赫定，日本人大谷光瑞、橘瑞超，美国人亨廷顿，芬兰人曼纳林（马达汉）等著名外国探险家及其考察队在新疆考古和考察活动的概貌。本集所收档案均系首次公布，档案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对外国人来新疆进行探险考古的态度、对策，以及外国探险家一些鲜为人知的探险活动，弥足珍贵。

二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注]，本书收录档案318件，绝大部分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馆藏，少部分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这些史料反映了1927—1934年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西北（主要在新疆）进行历史、考古、人类、民俗、地质、地磁、气象等内容科学考察活动的基本情况。同时还包括了中国学者1933年10月至1935年4月受中央政府铁道部委托，由北京起程赴内蒙、新疆等地考察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交通动脉可行性的汽车旅行考察的档案史料。

三是，《斯坦因第四次新疆探险档案史料》[※注]，本书收录108件1930年5月至1932年9月期间有关斯坦因第四次新疆之行的档案史料，其中82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馆藏，26件为其他档案馆馆藏。斯坦因于1900—1901、1906—1908、1913—1915年在新疆进行探险和考古，盗掘和非法携带大量文物出境。1929年，斯坦因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博物馆襄助下，组织赴新疆探险考古，于1930年9月由印度进入新疆喀什。谁料，此时的中国政治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受到中央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等机构及各界有识之士的抗议，国民政府最终决定撤销斯坦因的护照，责令行政院将其驱逐出境。1931年2月，斯坦因被迫停止在新疆于阗、若羌一带的盗掘古物活动，经库尔勒返回喀什，并于同年5月底由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边卡出境。所有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古物均暂存于当时英国驻喀什领事馆内，后经新疆省政府交涉，移交至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斯坦因离境前将这批古物拍摄成照片，带回英属印度。这些照片及改进玻璃底版现存于大英国家图书馆东方与印度收藏品部。斯坦因对第四次新疆考古探险活动的流产始终讳莫如深，从未在公开场合及其著述中提及。本集为揭示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提供了可贵的原始档案。

（二）中外学者和探险家考察日记和日记体裁文稿的整理和翻译

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中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平研究院代副院长。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徐炳昶与斯文·赫定共任团长。著有《西游日记》，1930年初版。2000年6月，宁夏人民出版社以“走进大西北丛书”之一种出版整理本，书名为《徐旭生西游日记》；2002年1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以“西北行纪丛萃”之一种出版范三畏的点校本，书名为《西游日记》。

黄文弼（1893—1969），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随团到内蒙古、新疆考察，《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为黄文弼遗著，黄烈整理，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考察日记记事起于1927年5月9日，即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迄于1930年9月5日，即绕道西伯利亚回到满洲里的第二天。在三年零四个月的考察期中，除了1929年至1930年之交约有3个月系在迪化休整，没有记日记，其他时间的日记均连贯下来了，是相当完整的一部记录。这部考察日记，不仅是一部难得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察）团成员的现场实录，而且经过半个多世纪时流的洗刷，“不仅社会的变迁翻天覆地，而地理上的变迁也十分巨大，特别是沙漠地带河流湖泊的移徙消失，道路的改变，废墟遗址的湮没，文物艺术的毁坏，沧桑之变用在这里毫不夸张。我们从这一份60年前的记录中可以找到许多已经消失了的痕迹”[※注]。

沃尔克·贝格曼，瑞典人，1927年，24岁的他成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一员，从始至终参与了中国西北最大规模的多国、多学科的科学考察。1935年回国后埋头于整理自己的考古发现。1946年因病去世，享年只有43岁！他留下了两本著作，一本是学术专著《新疆考古记》[※注]，另一本是以日记体裁撰写的通俗探险纪实《考古探险手记》。本书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作者在内蒙古的考古探险，这以居延汉简的发现为核心；另一部分是作者在新疆塔里木东端和阿尔金山、昆仑山的考古探险，这以发现“小河古墓”为高潮。杨镰在为本书所撰题为《西部探险者的视野》代序中说：“读其中许多感人至深的段落，就如同在观看一部成功的电视记录片，不但领略了作者所见的风光物态，而且也随着作者的喜怒哀乐在激动、在失望、在回忆、在思考。”[※注]

马达汉，又译作曼纳林、曼涅海姆，芬兰探险家，1906—1908年马达汉骑马从中亚进入我国新疆，他的足迹踏遍了南疆和北疆，又从新疆走进河西走廊，到西北重镇兰州，然后经过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河北到达北京，行程14000公里。由王家骥翻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原书书名为《马达汉穿越亚洲之行——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日记》）即是马达汉的考察日记。诚如译者王家骥所言：“马达汉的旅行日记内容极为丰富，他把沿途所见和调查所得详细地写在日记中，内容包括沿途地形地貌特征、河流水系分布、动植物资源、城镇居民点位置、历史沿革及交通、商业、文教、军事、经济情况等等，特别是对地方官吏、军队、少数民族、寺院古迹、风土人情和各种见闻作了生动描述。马达汉日记虽属旅行随笔性质，但文笔流畅、生动活泼，读起来有如行云流水、兴味盎然，实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注]

与《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相关的还有《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和《百年前走进中国西部的芬兰探险家自述——马达汉新疆考察纪行》。前者共收录了87幅照片，是从马达汉中国之行时所拍摄的上千幅照片中精选的。正如马大正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所言：“将历史定格于瞬间的老照片的独特魅力，让我痴迷，心灵为之震撼。”[※注]后者则是马达汉晚年所撰《回忆录》[※注]第二章“骑马跨越亚洲之行”的汉译本，内容生动，文字简洁，极具可读性，是读者了解马达汉1906年至1908年中国之行的入门读物。这两部书连同马达汉日记都将成为难得的史料而存世。

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都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队员，1902—1914年间，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组织了三次以新疆为中心的中亚探险考察。第一次是1902—1905年，第二次是1908—1909年，第三次是1910—1914年。承担大谷探险队三次探险任务的共有五人：第一次是渡边哲信（1874—1957）和堀贤雄（1880—1949），第二次是橘瑞超（1890—1968）和野林荣三郎（1880—1936），第三次是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885—1978）。《橘瑞超西行记》记录了他以日记体裁撰写的西部考察实录：《中亚探险》、《新疆探险记》，以及橘瑞超新疆通信摘抄。[※注]野林荣三郎著有《蒙古新疆旅行日记》[※注]。大谷探险队其他成员渡边哲信著有《西域旅行日记》、吉川小一郎著有《支那纪行》，在日本大谷光瑞等著，章莹译《丝路探险记》一书中收录了大谷光瑞《帕米尔纪行》，渡边哲信《在中亚古道上》和《克孜尔踏查记》，吉川小一郎《敦煌见闻》和《天山纪行》，堀贤雄《塔里木之行》，诸篇。

日野强（1866—1920）供职于日本参谋本部，受军部派遣，于1906年9月至1907年12月赴中国考察，行程历时一年四个月，如不包括最后归途从印度加尔各答登船后那段海路，陆路行程10392英里，其中在新疆境内停留了9个月。回国后撰写了《伊犁纪行》[※注]，1909年（日本明治四十二年）5月由东京博文馆付梓刊行。全书上下两卷，上卷为“日志”，也就是日野强的旅行日记，下卷为“地志”，是他根据各方面史料汇编的有关新疆各地、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记载。本书是了解20世纪初叶的新疆，以及同时代日本人的新疆探险史时不可缺少的基本文献。

艾尔特·特林克勒，德国考古学家，1927—1928年曾到新疆进行考古探险，1930年出版了一本通俗的考古探险纪实《未完成的探险》[※注]，1931年4月19日死于一次车祸。1932年他的一部学术遗作《中亚西部及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地理考察》在柏林出版。

王冀青著《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注]全文刊布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并据日记手写原稿进行了汉译和考释。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始于1930年8月11日，结束于1931年7月2日，这部日记是研究者得以能“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了解这次考察进程的唯一依据”，因此，“在中亚考察史和中国西北考古史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三）外国探险家所撰新疆考察实录和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

1.斯文·赫定（1865—1952）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一生著述丰硕，既有艰深的学术专著，也有通俗的探险考察记述。其中最著名的当是他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注]（即《亚洲腹地旅行记》）。本书作为斯文·赫定前半生（从幼年到1914年）的自传，出版于1923年。1932年李述礼翻译的中文本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名为《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在1949年前曾一再重版，1949年后台湾又沿用旧译多次重印，前后累计重印达十余次，1980年上海书店又据开明书店原本影印出版。本书另一个译本为1933年孙仲宽所译，书名为《我的探险生涯》，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由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印行。这个译本199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镰的整理本。200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宛蓉译本，书名为《我的探险生涯——西域探险家斯文·赫定回忆录》。

斯文·赫定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之一的科考实践。在他一生探险考察活动中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由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翻译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注]，记述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长达8年的考察实践，多角度地再现了考察团中外学者的野外生活和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

斯文·赫定在完成了《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的写作后，又连续出版了有关此行的著述，一是《马仲英逃亡记》（原名《大马的逃亡》）[※注]、二是《游移的湖》[※注]、三是《丝绸之路》[※注]，这三部著作都是有名的丝绸之路探险史杰作，又被称为有关“战争”“湖泊”与“道路”的“三部曲”。三部著作都有了中译本。

有关1927—1935年期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斯文·赫定还著有《长征记》[※注]和《戈壁沙漠之路》[※注]。《长征记》还有王鸣野译本，书名改为《从紫禁城到楼兰——斯文·赫定最后一次沙漠探险》[※注]。由许建英等译，书名为《戈壁沙漠之谜》[※注]，也是叙述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1928年和1929年的活动。译后记中说：“应出版社要求，就原稿的前12章作了较大的变动，删节、压缩成8章，原书的‘引言’部分，作为‘附录’放至全书之后”，对原著做如此大幅度的改编，是否达到“以便使整书更为紧凑”的本意，实在不敢苟同，我认为如此“改编”是对原著的不尊重，同时译著也未写明斯文·赫定原著的书名，让人遗憾！

《穿过亚洲》[※注]和《罗布泊探秘》[※注]是斯文·赫定撰写的两部探险考察纪实巨著。前者完成于1898年，纪实了他于1893年至1897年横贯亚洲考察四年的经历；后者出版于1905年，是作者1900年至1901年在新疆罗布荒原所作探险考察的全景写实。

王鸣野译，书名为《西极探险》[※注]，是斯文·赫定著《西藏探险》的中译本，记述了斯文·赫定1899年至1901年由新疆叶尔羌到藏北的探险经历。遗憾的是中译本既无序言导读，连译后记都没有。我们在文中一再提及“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每本选题均有杨镰撰写的长篇序言，大大提升了译著的学术含量，这是对学术、对作者、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斯文·赫定探险西藏的著作不少，译成中文的还有《失踪雪域750天》[※注]。

2.斯坦因（1862—1943）

英国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考古记》[※注]是他多次在中国西部考古探险的纪实，也是新疆探察史名作，向达先生的译本是名译。就新疆探察史而言，斯坦因和斯文·赫定都是不能忽视的人物，就自传而言，《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与斯文·赫定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即《亚洲腹地旅行记》）并称为“西域探险”的“二记”。斯坦因著述颇丰，举其要者，他第一次探险（1900—1901年）出版了《古代和田》[※注]（考古报告，二卷，1907年），《沙埋和阗废墟记》（通俗本，1904年）[※注]，第二次探险（1906—1908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记》[※注]（考古报告，五卷，1921年），《沙埋契丹废墟记》（通俗本，二卷，1912年）[※注]；第三次探险（1913—1915）出版了《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考古报告，四卷，1928年）[※注]；第四次夭折的探险（1931年），此行斯坦因留下了考察日记。[※注]《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注]是斯坦因综合他三次中亚探险与考古发掘的成果，在哈佛大学做了系列讲座，并据此而写成的通俗性著作，书中事实叙述简洁而重点突出，对于中亚历史上各种问题的解读与评述也基本得到学术界认可。全书配有大量遗迹插图，遗址图、剖面图，还有一些遗物图版和调查地区的地图，以考古为核心，并基本上涵盖了前述诸多学术领域，内容十分丰富。本书是我们了解西域以及20世纪中国西部探险、考古情况不可多得的著作。

与斯文·赫定著作的翻译相比，斯坦因的作品这些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巫新华博士的推动和努力下，主要作品已有了中译本。

3.俄国探险家考察记的中文译本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注]，1856年至1857年谢苗诺夫到当时属于中国领土的伊塞克湖地区，及其附近的天山考察。作者晚年根据考察日记撰写成本书。

格尼·波塔宁著，B.B.奥布鲁切夫编《蒙古纪行》[※注]，波塔宁对亚洲的考察始于1863年（比普尔热瓦尔斯基要早），终于1899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进行了8次考察。本书收编了波塔宁1876—1877年和1879—1880年对蒙古西北部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察，以及1899年赴大兴安岭做最后一次考察时写的日记，应指出本书虽定名为《蒙古纪行》，实际上波塔宁不仅讲述了蒙古，也写到了图瓦（乌梁海边疆区）、新疆和东北边疆地区。

普尔热瓦斯基《荒原的召唤》[※注]是根据他1870年11月至1873年10月首次“中央亚细亚”考察的真实记录《蒙古和唐古特人之乡》翻译而成。这是一部以地理考察为主线的科学著作。普氏的另一部著作《走向罗布泊》[※注]则是他1876年至1878年第二次中亚探险的纪实，这次从伊宁出发，翻越天山，后经库尔勒沿塔里木河下游进入罗布泊探险的经历。

别夫佐夫《别夫佐夫探险记》，是作者1889—1891年第三次中亚考察的记述。苏联科学院院士奥勃鲁切夫评价俄国的中亚考察时写道：“内陆亚洲真正的科学考察，从波塔宁、普尔热瓦斯基和别夫佐夫的旅行开始……他们三个人共同勾画了内陆亚洲地理面貌基本轮廓。……在这三位地理考察先驱当中，舍弃哪一位都是不可能的，甚至很难说出，作为亚洲探险家，他们谁比谁做得更多，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注]

奥勃鲁切夫《荒漠寻宝》[※注]，1894年和1905年曾两次率探险队到新疆、甘肃、青海考察。晚年写了这部通俗探险游记，书名直译是《中央亚细亚的荒漠》。这部书在“文革”时期就有中译本，书名用的就是《在中央亚细亚荒漠》。本书是当年我爱读而放不下的三部书之一，其余两种是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和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记——纳粹德国史》。

波·库·柯兹洛夫《蒙古和喀木》[※注]和《蒙古·安多和死域哈喇浩特（完整版）》[※注]。柯兹洛夫是著名的俄国中央亚细亚考察家。他曾七次深入到我国西部地区，对内蒙、新疆、甘肃、青海，以及西藏、四川等地区的自然生态、民族社会等方面进行考察，并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哈喇浩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掠走大批珍贵文物。《蒙古和喀木》记述了1899年柯兹洛夫第一次独立领导的考察活动，他率领考察队从恰克图进入我国，经蒙古高原深入青藏高原和四川西部，考察了科布多、阿尔泰山、中央戈壁、腾格里沙漠、河西走廊、西宁、青海湖、柴达木、昌都、长江和黄河发源地、兰州、库伦，于1901年从恰克图返回俄国，本书即为此次考察的纪实。《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完整版）》是柯兹洛夫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第六次考察的记述，考察活动始于1907年11月至1909年7月。这次考察对柯兹洛夫来说“最大收获”是在额济纳黑城（哈喇浩特）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的文物满载了40峰骆驼运回了俄国，本书对此次考察做了详尽纪实。由于当时清朝的衰败，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部考察期间，大肆发掘珍贵文物，使我国西部的文物遭受了一场浩劫，但考察家们留下的考察著作，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当时西北地区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资料。

瓦里汗诺夫是俄国著名中亚探险家，他撰写的《准噶尔概况》和《喀什噶尔》中译文刊登在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注]一书中。

4.英国探险家考察记的中译本

阿托金逊《横跨亚洲大陆》，作者在1848年至1853年间，从乌布苏诺尔湖区（现蒙古国境内）向东，经色楞格河，再向西南方进入新疆北部，经巴里坤、天山山脉向西，经塔城向西北进入中亚城市塞米巴拉金斯克，然后南下到吉尔吉斯草原，再攀登新疆与吉尔吉斯斯坦界山——阿拉套山，北上进入西伯利亚，东进到贝加尔湖，最后抵达伊尔库次克，结束漫长的旅途。本书即是对这次耗时七年探险生涯的纪实。“在中亚探险史中，阿托金逊占据着‘先驱者’之席，他的著作在中亚文献中有着重要地位。”[※注]

戈登《世界屋脊》[※注]，作者是英国军人，1873—1874年他作为英印当局派往阿古柏“哲德沙尔汗国”的福塞斯使团第二指挥官赴新疆，本书即是此次经历的实录。

杨哈斯本《帕米尔历险记》[※注]，作者1887年、1889年、1890年三次赴帕米尔探险考察，本书是杨哈斯本1884—1894年的经历，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探险旅行的记录。

约翰·海尔《迷失的骆驼》[※注]，这是一部当代英国人的中国西部考察记。作者在设于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任职。一个偶然机会，1993年他与一个蒙古—俄罗斯联合考察队一起到蒙古国戈壁荒漠，就生活在此的野骆驼的生存状况作了初步调查。从此野骆驼成了他生活最重要内容。1995年、1996年、1997年他与中国同行连续三次进行入罗布荒原，进行了以野骆驼生存状况为主体的探险考察，据此经历写成了此书。

5.法国和德国探险家考察记的中译本

伯希和是法国著名汉学家，由耿昇编译的《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注]收录了伯希和撰写的《高地亚洲3年探险记》《中国新疆居民考察报告》《高地亚洲历史地理考察》《喀什与图木舒克考古笔记（节录）》《三仙洞水磨房探珍》《库车地区考古笔记》《大海道踏古记》《敦煌藏经洞访书记》等。本书是由耿昇、马大正主编“中国大探险丛书”选题之一，马大正在为丛书所写“前言”中指出：长期以来，有关中外各色人等撰写的探险考察实录“或因深藏国内外书库而难以觅见，或因涉及多种文种而不易为人们阅读，难以为研究者所利用，更无法进入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成了迫切需要利用此类图书的研究者和关心此类题材读者的遗憾。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们推出“中国大探险丛书”正是为弥补这种缺憾，为让更多的读者利用这份历史资料创造条件”。

邦瓦洛特《勇闯无人区》[※注]，是作者1889年9月至1890年9月考察新疆罗布泊、川藏交界处的巴塘和穿越藏、康、滇、川的纪实。邦瓦洛特的探险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最终想寻出一条欧洲人从未走过的路”的单纯意义上的探险。本书法文版原名为《从巴黎到东京湾》，于1892年在巴黎出版，译文略去书中前半部分（即从巴黎到扎尔干图）。

勒柯克《新疆地下文化宝藏》[※注]，作者是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第二、第三次考察的参加者，并任第二次探险的队长。第三次探险由于身体不适，提前回国，本书是这两次探险考察的纪实。“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是德国柏林民俗学博物馆在德皇和军火大王克虏伯等人资助下，在1902—1903、1904—1905、1906—1907、1913—1914年间所派出的四次新疆考古探险队，虽然名为“吐鲁番考察队”，实际发掘古物的地点是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东到哈密，西到喀什，包含了整个丝绸之路北道的古代遗迹。勒柯克对待新疆地下文化宝藏的态度，是探险家式的，是找宝和挖宝式的，而不是严格意义的考古，他本人也是一个集探险家、学者、盗宝者于一身的人物。本书中译本，早在1934年就有郑宝善译本。书名为《新疆之地下宝库》（南京蒙藏委员会出版）。大约同时，向达也翻译此书，题作《勒柯克高昌考古记》，显然是想和他所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成为姐妹篇。200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刘建台中译本，作者名译为寇克，书名为《新疆地理宝藏记》。

赫尔曼《楼兰》，作者参加了斯文·赫定从楼兰遗址所得文物的研究，本书即是他的研究之作。随着对楼兰遗址兴趣的加深，两个问题成了人们争论的话题：一个是，楼兰古城的发现时间究竟是1900年3月28—29日，还是1901年3月3日？换句话说，奥尔得克寻找遗失的铁锹时闯入的那个遗址是不是楼兰古城呢？另一个则是，楼兰古城是不是楼兰王国的首都？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对此，《楼兰》一书中已明确说，“奥尔得克发现木雕的地点，距离楼兰古城直线距离有14英里；楼兰古城不是楼兰人建立的都市，而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中国屯戍军区’所在地”，而此项研究是“受赫定直接委托进行的，其成果是经赫定认可的”。“关于上述这些争论，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赫定。赫定不是考古学家，他的成就在于发现，但发现者第一印象（第一目击）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注]本书的译者和译稿也有一段让人寻味的奇特经历，译者姚可昆是中国著名学者、诗人冯至的夫人，20世纪30年代译者应人之约将《楼兰》德文版译成中文，但再无下文。据杨镰自述：“在冯伯母的追悼会，冯至伯伯的长女冯姚平告诉我，她在母亲的遗物之中发现了一部不完全的《楼兰》译稿……经过大家努力，特别是高中甫先生将冯伯母未完成的部分翻译完成，楼兰发现史与研究史上的第一部专著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注]

布鲁诺·鲍曼《没有归途的沙漠之旅》[※注]是作者1989年作为第一个欧洲人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入考察喜马拉雅山的纪实。

6.瑞典、丹麦探险家考察记的中译本

安博特《驼队》，作者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籍队员，天文学家，本书是他的探险考察回忆录。杨镰在为本书撰写的题为《走向地平线的驼队》中说：“《驼队》是关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和阗与塔里木难得一见的佳作。《驼队》的着眼点并不在于考察的终极结果——发现了（做出了）什么，而在于发现过程的真实感受。”[※注]

雅林《重返喀什噶尔》[※注]，作者是瑞典著名东方学家，1929—1930年，为准备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雅林随马帮翻越了帕米尔高原，抵达新疆的喀什噶尔，用半年多时间深入到民间许多不为人知的角落，出色地完成了修学考察。1978年已经是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科学院成员的雅林重访了喀什，本书记录了雅林两次来新疆——1929—1930、1978年的观感。

亨宁·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丹麦人，20世纪20年代他在北京以北的张家口、北京西北的大同一带经商，精通汉语和蒙古语。1926—1927年中国和瑞典共同筹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时，斯文·赫定聘用哈士纶为考察团副队长。考察期间，他对生活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作了深入的调查和考察，并成为当时土尔扈特部落“摄政王”——僧钦格根（多活佛）的好友。为了使世人更多地了解生活在天山环抱中的土尔扈特部落，他为瑞典民族博物馆征集了一整套土尔扈特的服饰、鞍具，甚至包括一个真的（不是仿制的）活佛的金帐。本书不是一部内容艰深的研究著作，而是一部颇具可读性的、生动曲折的探险记。可贵的是“作者从始至终都是力图站在一个正统的土尔扈特人的角度来描写他所听到、所见到的一切。在他的书中，他从来不是一个无所谓的旁观者，而自视为那个历史悠久、有着光荣传统的部落的一个‘编外’成员”[※注]。

7.美国探险考察记的中译本

亨廷顿《亚洲的脉搏》[※注]，美国地理学家。按照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成例，一般20世纪的中亚探险家在完成一次探险之后，总是出版两本书，一本是学术考察报告；另一本是纪实性游记。前者提供学术界参考，往往也是对设立课题者或出资方的总结、报告；后者则是面向广大读者，是写给一切对此有兴趣的人阅读的。亨廷顿在1905年3月—1906年4月，完成了他的第二次中亚考察，他的课题是中亚气候与文明的演变，其专著《文明与气候》便是本课题的直接学术成果，本书则是专门为普通读者写的塔里木探险记。

兰登·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美国中亚考察家，曾两次代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赴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他的第一次考察于1923年至1924年间进行，1926年出版的本书，即为本次考察的实录。他的第二次考察于1925年进行，1938年出版的《万佛峡：一个9世纪佛教壁画洞窟的研究》是这次考察的实录。兰登·华尔纳“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在中国人眼里，他因为用化学胶水盗取敦煌莫高窟精美壁画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来敦煌考察的外国探险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注]

鲍大可《中国西部四十年》[※注]，作者鲍大可与费正清、斯卡拉宾诺三人，曾在一本中国学专家名录中被称为是美国的“三大中国通”。1947—1949年间，鲍大可作为美国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的中国和东南亚的研究员，以及《芝加哥每日新闻》的特派记者，来中国西部宁夏、青海、西康、新疆等地考察抗战八年后又开始国内战争的中国现状。40年后的1988年，鲍大可又到中国西部故地重游，除过去去过的地方再走一遍外，还去了四川、内蒙古和云南。本书即是跨越40年他的中国西部之行的纪实。本书第六章的章名即是“新疆”。

比尔·波特《丝绸之路》[※注]，当代美国汉学家、作家。1992年循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经天水、兰州、武威、敦煌进入新疆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宁、巴音布鲁克草原、库车、阿克苏、喀什、塔什库尔干、红其拉甫口岸，抵巴基斯坦的吉尔特、伊斯兰堡。本书即是此行的纪实之作。

（四）外国探险家新疆探险考察的研究

对近代以来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考察活动的研究，40年代吴传钧《近百年外人考察我国边陲述要》[※注]分1871年以前，1871—1888年，1888—1931年三个时期作了述论。文章指出：“近百年来考察我国边陲者，以越帕米尔或假道蒙古而来之俄人，与经喀喇昆仑山或西藏高原而来之英人为主。”“外人之来我国边陲者络绎不绝，或窃绘山川险要，记述风土实情，归以告其国人，或探发古墟宝藏，满载以去，陈于其国之博物馆以为殊荣”，故重点评述了近百年来外国探险家在我国天山、帕米尔、蒙古、西藏等地区的活动。20世纪前半叶研究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考察活动的评述，当以该文为详。

20世纪50年代以降，大陆学者对于19世纪以来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边疆地区的探险考察活动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大框架下展开，在各种《帝国主义侵华史》《沙俄侵华史》中均有专章、专题论述。1983年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注]试图冲破上述传统认识框架，全书集中述论了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考察队、波塔宁、科兹洛夫、普尔热瓦斯基的探险生涯。在后记中指出：“近代到中国进行考察活动的外国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如俄国的瓦里汉诺夫、明茨洛夫等人，他们带着收集中国政治情报的指令，不经中国政府的批准，化装成商人等，混入中国境内进行活动。他们实际上不是考察家，而是间谍、侵略分子。这种人在俄国的考察者中，为数不少，但在当时众多的各国考察者中，毕竟是少数。第二类如美国人华尔纳等，他们到我国肆意破坏、盗窃文物，根本说不上什么科学考察，纯粹是殖民主义者的掠夺行径。第三类人，他们的主要活动经当时清政府的同意，确实有科学考察的内容，并有一定成绩。但同时，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活动。但这类人，终身以考察为主，当然可以称之为考察家。”

1992年在乌鲁木齐召开了“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马曼丽向会议提交了论文《评外国考察家对西域的考察》[※注]，进一步提出：“尽可能一分为二地评价不同的外国考察家”，评价过去的外国考察家在西域的活动，应该历史地看待三对关系，即：派遣国的政策、宗旨与考察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当时中国政府的责任和外国考察者的责任之间的关系，考察家本人功过的关系。马大正《面向21世纪的西域研究——“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与考察记述》中也支持一分为二对待历史上的外国探险家的探险活动，指出一方面要“揭露和批判这些人的活动实际上是适应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争夺势力范围需要的实质；但是，作为研究者应认识到，外国探险家们尽管每个人的目的不同、方式各异，其所作所为或可称道、或被谴责，但应该承认，他们的考察实录和考察成果，均无一例外地成为可供后人借鉴、研究、评述的历史遗产”[※注]。

“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一次深化外国探险家研究重要会议，提交会议的论文还有：刘存宽《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中央亚细亚考察”及其评价》，杨镰《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遭际考实》，王淑梅《斯文·赫定与中国新疆》[※注]等。

1.综合介绍外国探险家的知识性作品有如下四种

一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外国探险家的足迹》[※注]，这是一本图文并茂、印制精美的图集。在“寻找失落的文明”总主题下，对形形色色的外国探险家们在新疆吐鲁番、库车、拜城、罗布泊、楼兰、塔里木、喀什、和田的考古探险活动，做了客观的介绍和评议。

二是，田卫疆《没有航标的沙海之旅：近代新疆探险百年》[※注]，本书选择近代新疆探险史上最引人入胜的百余年，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探险史里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外探险家，简要地对他们进行叙述和评价。作者写作以史料以依据，以众前贤研究成果为基础，所述探险的人和事，是学术研究成果的知识化、通俗化的尝试。

三是，田卫疆编著《新疆：探险家眼中的新疆》，近代以来到新疆从事探险考察的外国探险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特殊群体，无论是探索西域史，还是准确地认识近代新疆社会，倘若缺少或者遗漏对这批外国探险家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对他们诸多成果的汲取参考，恐怕任何研究都将会是不完整的。作者“期望这部书能给力图进一步了解近代新疆社会状况的读者一个独特的视角，提供一些可贵的借鉴和启迪”[※注]。

四是，唐栋《西域劫踪：中国西部文物被盗纪实》[※注]，这是一部尚可一读的长篇纪实文学之作，只是多了一些感情的渲发，少了一点理性的思考。

2.杨镰对外国探险家新疆探险考察的系列评议

杨镰在新疆探险史资料整理和研究方面业绩是多方面的，有关他组织中国学人撰写边疆考察实录，并亲自撰写，直至主编丛书，推动社会关注度的业绩，在本章“三、建国后中国学者的新疆考察实录”中已有评述。杨镰另一项工作是对外国探险家的考察记撰写研究性导读，是了解、研究外国探险家值得重视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刊发在由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相关著作中，现将目列于次：

《斯文·赫定及其〈我的探险生涯〉》，[瑞典]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代序；

《生死大漠》，[瑞典]斯文·赫定《生死大漠》代序；

《一个游移的湖和一个执著的探险家》，[瑞典]斯文·赫定《游移的湖》代序；

《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瑞典]斯文·赫定《丝绸之路》代序；

《世纪之谜》，[瑞典]斯文·赫定《罗布泊探险》代序；

《从绝境走向成功》，[瑞典]斯文·赫定《穿过亚洲》代序；

《戈壁沙漠横渡记》，[瑞典]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横渡戈壁沙漠》代序；

《“小河”之谜与新疆考古探险》，[瑞典]沃尔克·贝格曼《新疆考古记》代序；

《走向地平线的驼队》，[瑞典]尼尔斯·安博特《驼队》代序；

《土尔扈特部落的光荣与梦想》，[丹麦]亨宁·哈士纶《蒙古的人和神》代序；

《世纪话题》，[德]阿尔伯特·赫尔曼《楼兰》代序；

《最后一个独行侠》，[德]艾米尔·特林克勒《未完成的探险》代序；

《从喀什噶尔开始——贡纳尔·雅林及其东方学研究》，[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代序；

《斯坦因与新疆探险史》，[英]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代序；

《走上世界屋脊》，[英]T.E.戈登《世界屋脊》代序；

《现代西行记》，[英]米德莱·凯伯等《修女西行》代序；

《一边是绿洲，一边是沙漠》，[美]亨廷顿《亚洲的脉搏》代序；

《探索天山与昆仑的奥秘》，[俄]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别夫佐夫《别夫佐夫探险记》代序；

《西域找宝人的独白》，[俄]费·阿·奥勃鲁切夫《荒漠寻宝》代序；

《西域探险史上的东瀛释子橘瑞超》，[日本]橘瑞超《橘瑞超西行记》代序；

《横断蒙古、纵贯新疆的探险考察》，[日本]野村荣三郎《蒙古新疆旅行日记》代序；

除了以上21篇我将它称之为“代序系列”作品外，杨镰还发表了《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及〈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注]《〈罗布泊探秘〉与罗布泊之谜》[※注]《罗布泊探险考察一世纪》[※注]《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遭际考实》[※注]。

上述25篇论文，我认为是当前了解19世纪以降外国探险家新疆探险考察的入门之作，也可以视之为是研究深化的奠基之作，大有结集出版之价值。

3.对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研究

对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关注，必然引起对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评议和研究。20世纪40年代即有聂崇屿《斯文·赫定穿行亚洲述要》[※注]和徐炳昶《斯文赫定先生小传》[※注]等。

时隔半个世纪，1992年出版了邢玉林、林世田《探险家斯文·赫定》，这是40多年来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关外国探险家传记，全书以1/3以上篇幅评述了斯文·赫定在促进考察团工作上的特殊作用，同时对斯文·赫定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若干政治观点，以及他早期探险活动中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进行了评述和批判，并指出：“赫文·赫定在中国的考察、探险活动是非功过兼具，这种两面性不容忽视，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李军、邓淼《斯文·赫定》[※注]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二部斯文·赫定传记。

姜继为：《斯文·赫定探险记》，本书用生动的文字讲述了斯文·赫定传奇而曲折的探险生涯。自小立志探险，16岁开始闯荡波斯、伊拉克、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1890年至1935年45年间，先后五次到中国探险，数次攀登“冰川之父”慕士塔格峰，三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几次进入死亡秘境罗布泊，翻越世界屋脊进入青藏高原，首次发现楼兰古城、喀拉墩遗址、勘定恒河源头，踏勘古丝绸之路……作者认为：“他是一位科学家、一位地理和文明的发现者，新疆和西藏让他如醉如痴，在这里他找到了毕生的事业，也找到了名垂青史的坚实基点。”[※注]

马大正在《认识斯文·赫定，研究斯文·赫定》一文中指出：“不管世人如何评说，我以为斯文·赫定一生的探险生涯，有两件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就是：楼兰古城的发现和与中国进行的科技合作。”“斯文·赫定向往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热爱新疆的山山水水，他的‘中国情结’终其一生从未消退。正如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终身未婚时，他回答道：‘我已经和中国结了婚！’“我想，认识斯文·赫定，不要忘记他所处的时代；研究斯文·赫定，应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该批判的批判，该肯定的肯定。”[※注]

有关评议和研究斯文·赫定的论文还有：尹泽生《斯文·赫定和他在我国新疆西藏地区的地理考察》[※注]，梅邨《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北的四次探险考察》[※注]，林世田编译《斯文·赫定与中亚探险》[※注]，房建昌《斯文·赫定在西藏的活动》[※注]，1992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提交的论文中涉及斯文·赫定探险生涯和成就的有：王淑梅《斯文·赫定与中国新疆》、[美国]包森《斯文·赫定的人文遗产》、[瑞典]罗森《斯文·赫定中亚抄本及刻本收藏品概述》、瑞典沃尔特斯《斯文·赫定的民族学收藏品》[※注]等。

4.对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研究

巫新华《斯坦因》[※注]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斯坦因的学术传记。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主持新疆考古发掘同时，致力于“汉译20世纪国外西域考古探险经典学术著作”工作，是斯坦因中国西部考古探险学术报告的翻译者和翻译工作的组织者，他的工作团队已完成了《古代和田》（第一次考古探险），五卷本《西域考古图记》（第二次考古探险）、《亚洲腹地考古记》（第三次考古探险）等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因此，这本由他执笔的斯坦因传记，篇幅不长，但学术含量却极高。

王冀青《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和《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注]是中国学者研究斯坦因的重要学术著作，前书在本章“中外学者和探险家考察日记和日记体裁文稿的整理和翻译”中已有介绍，后书是作者对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考古档案和日本敦煌学史文献的研究工作。同类著作还有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注]。陈自仁《殒命中亚——斯坦因探险考古生涯》[※注]和《敦煌之痛：斯坦因在丝绸之路上的探险与盗宝活动》[※注]，是两部文学体裁撰写的斯坦因探险生涯的传记。作者在两本书的后记中均说：斯坦因第一次中国探险之后，人们对他的评价莫衷一是。誉者大捧特捧，毁者一斥再斥。如果冷静地看待人们对斯坦因的评价，就会发现，西方人中，对斯坦因捧者多；中国人中，对斯坦因毁者多。还会发现，很多评价斯坦因的人，包括西方的传记作家们，不能把斯坦因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价。从个人的好恶和单纯的民族感情出发评价历史人物，其言论必然失之偏颇。“我试图把斯坦因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反映斯坦因成长、生活的特定环境，表现斯坦因内心世界的多样性，反映斯坦因性格的复杂性。”珍妮特·米斯基《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注]是一部西方学人撰写的斯坦因传记，书中引用了大量斯坦因的私人档案和信札，本书1977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西方学人撰写的斯坦因传记的中译本。

相关论文有：吴金鼎《总论斯坦因三次来华之一切行径》（铅印本），杨建新《斯坦因和我国西北史地研究》[※注]，齐陈骏、王冀青《马·奥·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期间发现的绘画品内容总录》[※注]，程力、于江《斯坦因四次入新简述》[※注]，钱国旗编译《斯坦因三次西域探险及有关探险报告介绍》[※注]，[英]维尼提亚·波特《斯坦因在新疆收集的伊斯兰钱币》[※注]，[英]王海仑《斯坦因从新疆地区搜集的钱币》[※注]，王冀青《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中国护照简析》[※注]等。

5.对俄国、芬兰、日本等国探险家研究

俄国的普尔热瓦斯基，芬兰的马达汉，日本的橘瑞超，连同上述的斯文·赫定、斯坦因，在2002年，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了由马大正主编的“走进中国西部的探险家”丛书，其中均设有专传。《普尔热瓦尔斯基》由杜根成、丘陵著，《马达汉》由王家骥著，《橘瑞超》由乔玉著，这些都是中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探险家的学术传记，应该说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学术价值。

有关普尔热瓦斯基和其他俄国探险家活动的论文还有：马汝珩《普尔热瓦尔斯基与波兹德涅耶夫的侵华活动》[※注]，任光和、唐少卿《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亚洲中部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注]，刘存宽《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中央细亚考察”及其评价》[※注]，王守春《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人对塔里木盆地地理考察》[※注]，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注]，黄鸿创《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人在我国西北边疆“考察”活动》[※注]，刘存宽《19—20世纪初俄国对新疆的地理考察》[※注]等。

有关马达汉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收录在《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注]一书中，全书共收录论文25篇，分为“马达汉的新疆考察”“马达汉新疆考察的历史遗产”“马达汉笔下的晚清社会”“芬兰的东方学研究”四个专栏。本论集是2006年8月20日至9月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主办、新疆社会科学院协办，分别在芬兰赫尔辛基和中国乌鲁木齐召开的“马达汉新疆考察国际研讨会”论文结集。相关论文还有马大正《略论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新疆考察》[※注]和《芬兰探险家马达汉访察卫拉特蒙古述略》[※注]，周轩《俄属芬兰男爵曼纳海姆（马达汉）西域考察中的官员交往》[※注]，刘爱兰、房建昌《芬兰总统麦耐黑姆光绪末年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注]。

有关大谷光瑞西域探险研究的相关论文有：马曼丽《大谷探险队与吐鲁番敦煌文化》[※注]，刘进宝《大谷光瑞考察团与中国西北史地研究》[※注]，晁华山《清末民初日本考察克孜尔石窟及新疆文物在日本的流散》[※注]，[日]金子民雄《论大谷探险队——橘遄超是怎样到达楼兰的？》[※注]。研究存放在旅顺博物馆和日本龙谷大学的大谷考察团文物的论文有：王宇、刘广堂《旅顺博物馆所藏西域文书》[※注]，《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文书》（一）、（二）、（三）[※注]，王珍仁、孙慧珍《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概况》[※注]，[日]小笠原宣秀《龙谷大学收藏大谷探险队带来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综述》[※注]等。

6.对匈牙利来华探险家的介绍

匈牙利到新疆探险考察的除大家熟知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是匈牙利籍犹太人外，其他人物知之甚少。符志良《早期来华匈牙利人资料辑要（1341—1944）》[※注]是一本十分有价值的资料书，篇幅不长、内容丰富，共介绍42位在1341—1944年期间来华的匈牙利人，其中“考察新疆及其毗地区”有四人，他们是：

瓦姆贝利·阿尔明（1832—1913），1863年乔装成当地伊斯兰教云游僧人，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地，曾到喀什作短暂考察，他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匈牙利的族源，以及与土耳其各部族的关系。

乌伊法尔维·卡洛伊（1842—1904），1876年、1880年、1881年先后赴中亚、土耳其和英属喜马拉雅山地从事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察与研究。

奥尔玛希·焦尔吉（1867—1933），1900年中亚考察，到伊犁河，汗腾格里地区天山中部高原，1906年第二次中亚考察，在中国北部考察地质、地理、气象、民俗和经济关系。

普林兹·久拉（1882—1973），一生进行了两次中亚考察，第一次是1906年5月至1907年1月，主要活动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东南部地区；第二次是1909年4月至10月，这次由第一次科考地向东进入纳林河谷，再向东到达了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并以新疆喀什为基地进行了地质、地貌考察，他是考察天山大峡谷的第一个欧洲人。

另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1992年为配合同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第三期刊发了“西域考察与研究”专栏，刊发了4篇学术论文，篇目如次：马大正《20世纪新疆考察述论》，杨镰《斯文·赫定的探察活动及〈亚洲腹地探险八年〉》，邢玉林、林世田《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述略》，黄烈《艰辛的历程，丰硕的奉献——黄文弼先生与西北考察》。自此之后，总体上看刊发有关外国探险活动的论文并不多，有如下三篇，录篇名如次，以资备忘：刘进宝《鄂登堡考察团与敦煌遗书的收藏》[※注]和《华尔纳及其敦煌考察团述论》[※注]，许建英《拉铁摩尔对中国新疆的考察与研究》[※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