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边疆到底应研究些什么？用什么方法来研究？20世纪30—40年代学者们曾发表过对今天仍有借鉴价值的意见。林耀华《边疆研究的途径》[※注]指出：“人类社会无论在什么区域，或在什么时代，都包括三个要素的交互作用。这三个要素是什么？它们是环境，以及人类和文化。”而“所谓边疆，非即地理名词，亦指人类社会。边区社会也一样的包括以上三个要素的交互作用，只因边区或有特殊情况，三个要素的交互作用即和中心区域不同”。文章认为：“研究边疆的途径，是从史地，生理、语言，一直到达人群团体和文化技术的了。这些途径大抵都是从方法上着眼，而且是依照次序的步骤，一个研究员也必须有这种按序的训练。如果回到本文开端所云人类社会三个要素的交互作用，我们就知道这些按序的途经系研究边区社会的重要条件了。环境供给人类生存的根据点。人类机体需要适应环境产生文化，文化累积造成文化环境，因又控制人类行为支配团体活动，于是环境，人类、文化三者交互作用，循环不息，我们由于地理的学识，就知道人类最初的环境，加上历史的学识，那就包括文化环境了。再由于生理的研究，就知道机体的组构，又有语言的研究，知道机体动作因于人群文化而发生意义，而为传达的工具。人与人发生关系，造成了团体的机构，而研究人群团体的人，必要几个活跃的观点，那就是功能性质、互动关系、均衡状态、系统组织，以及文化技术之支配人与人的关系。有了这些秩序的研究途经，和几个活跃的考察观点，对于边区社会的探讨，已有相当的把握了。”吴文藻《边政学发凡》[※注]则以人类学观点为主，政治学观点为辅，具体阐论了边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文章认为：“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作者又论述了边政学的目的和观点。关于目的，“一是理论的，一是实用的”。关于观点也有二，“一是政治学的观点，一是人类学的观点”。作为人类学家，吴文藻在文章中指出：“目今西洋所谓应用人类学，大都是以殖民行政，殖民教育，殖民福利事业，以及殖民地文化变迁等题目为研究范围。在中国另换一种眼光，人类学的应用，将为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研究。”文章还分析了边政学与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史学、地理学及其他有关国防的学科的关系。顾颉刚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注]和《禹贡学会工作计划》[※注]对如何开展边疆研究，尤其是边疆史地研究，提出了系统、完整的设想。前者对推动中国地理沿革史研究提出了具体工作计划。

一是整理出“一部可以供一般学者阅读的中国地理沿革史”；

二是“用最新式的绘制法，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

三是“编成一部可用、够用，又精确而又详备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

四是“完成清人未竟之业，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详密的整理”；

五是“辑录地理书籍中各种文化史料，以作各种专题的研究”；

六是“要提出若干关系自然地理而为我们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征求科学家的解答”，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我们需要专家的解答正同样的迫切”。如《禹贡》的五服、五制的封国，《山海经》中原始宗教，职方中男女人数比例，“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研究出最终的结论来的”。

上述六个方面包括收集资料、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编制工具书，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专著，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必不可少的基础工程，也是学科建设切实可行的必做项目。

后者则系统提出开展边疆研究的构想，包括了旅行调查和专题研究两大类。在旅行调查的计划中，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调查内蒙古、甘肃、青海的计划。值得注意是，计划中强调的调查注意事项包括：①西北民族感情之考察；②西北教育之考察；③西北经济状况之考察；④边疆宗教之研究；⑤边陲统治阶级世系之研究；⑥古迹图及古物谱之编制；⑦边疆文学之搜求；⑧边疆歌谣故事之采集；⑨边陲碑铭雕刻之摹拓。从所列九个方面看禹贡学会试图进行的边疆考察与研究，从时间上言，包含了边疆现状和边疆历史，从研究内容上言，包含了历史、考古、民族、宗教、社会、经济、文学等领域。在专题研究计划中，除提出要进行“中国内部小民族之研究”“边陲民族之研究”外，还应加强“历代北部边防之研究”，理由是：历史上“边患常在北方，历代君主对于北部边防无不苦心经营，百方杜御，如边城烽燧斥堠关镇堡垒之设置，如屯田遣戍，开中聚粮，立官设卫，如置茶马市，开辟市易，或计在防守，或谋在羁縻，其遗制多有可资借镜者。本会亦拟集合人力从事于此，上起古代之秦晋燕赵，下至明清，凡与边防制度有关者，悉为分代研究”。同时提出集合力量进行①“中文边族史料之搜集”；②“西人专题之研究翻译”；③“外国文籍中边族史料之搜集及翻译”。顾颉刚与史念海合著《中国疆域沿革史》于1938年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谓是学会同仁对上述计划身体力行之举。同类论文较重要者还有柯象峰《中国边疆研究计划与方法之商榷》[※注]、张少微《研究边疆社会之内容方法及步骤》[※注]、李景汉《边疆社会调查研究应行注意之点》[※注]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政治大学林恩显对此进行了专题探索，1992年林恩显还编辑出版了《中国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一书[※注]，该书第二编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国边疆研究，收录了当今台湾14位学者所写15篇文章，对于作为边缘学科的中国边疆研究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关系作了阐论，颇可参资，15篇论文目如次：

①庄吉发（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从史学的观点研究中国边疆的理论与方法》；

②龚煌城（“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从语言学的观点谈研究中国边疆的理论与方法》；

③阮昌锐（台湾省立博物馆人类学组研究员）：《从人类学的观点谈研究中国边疆的理论与方法》；

④许木柱（“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人类学的观点谈少数民族研究方法与理论》；

⑤尹建中（台湾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试拟我国民族文化变迁融合的模型》；

⑥董维宪（政治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从象征交换之角度浅说蒙藏婚礼过程的意义》；

⑦吴主惠（日本东洋大学名誉教授）：《民族社会学之建立与体系》；

⑧瞿海源（“中研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少数民族研究方法：介绍扎根理论的建构》；

⑨徐宗国（中兴大学法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用田野方法研究少数民族》；

⑩林芊（前政治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客座副教授）：《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谈民族研究》；

（11）董维宪：《从社会学研究方法浅谈中国边疆研究》；

（12）章英华（“中研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从历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看中国边疆研究》；

（13）陈小红（政治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政策分析理念和方法与边疆政策研究之初探》；

（14）吕秋文（中国文化大学民族与华侨研究所、政治研究所教授）：《边疆涉外关系研究途径之试探》；

（15）赵国材（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从国际法谈帕米尔未定界问题》；

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界问题研究刍议》[※注]和戴逸《加强边疆开发史的研究》[※注]则从历史学角度，对如何开展历史上中国边疆的治理和开发，以及当代边疆问题研究提出了构想，前文认为，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在八个方面值得研究者重视：

1.历代边疆政策的综合研究，包括陆疆政策与海疆政策，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中不同政权的边疆政策研究；

2.边疆政策中一些带有共性问题的专题研究，诸如边疆行政建置、边疆经济开发、边疆民族的文化与宗教等等；

3.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边防政策，以及与边界交涉有关的外交政策等方面的研究；

4.制定边疆政策重要前提之一的传统治边思想研究；

5.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边疆政策的比较研究；

6.边疆政策所涉及的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诸领域研究；

7.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的研究与考证；

8.近代边疆危机与封建时期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演变的研究。

而当代边疆问题也有七个方面应予探索：

1.边疆和边界问题的基础理论研究；

2.边疆政权建设（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研究对象）及其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

3.边防工作研究；

4.边界交涉研究；

5.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与跨境民族研究；

6.接境邻国的政治、军事、社会、民族概况研究；

7.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和民国时期）边疆地区的上述2至6方面问题研究。

后文则指出：边疆开发史研究“涉及的方面是十分广泛的，既要研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又要考察边疆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教育状况，以及边疆地区农业和牧业的布局，土地的利用程度、水利设施、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宗教观念、文化艺术等”。作者还认为，边疆开发史研究，还不应忽视边疆地区政治史，而“人口的流向、增减，多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驿路、商队、商业点，贸易渠道”都是边疆开发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大趋势》[※注]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对象、宗旨、任务和优良传统诸问题作了阐论，关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宗旨和任务，“简单说有二”：

第一，通过研究弄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以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抓住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两大遗产：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国的边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边疆居民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要把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搞清楚，而且还要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搞清楚，因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精神力量，它能使人产生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第二，要搞清楚中国疆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地位及原因，中国边界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国境线形成、变迁的过程等问题。在这个范围内，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以及生活在边疆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发展都是我们的研究范围。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既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既有热点问题，也有诸多所谓的“绝学”，它有很多热点及难点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它有着丰富的研究领域。

马大正《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十讲》的第八讲“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注]中提出：在展开中国边疆研究时应把握和处理好两个关系：

一是，初步理顺研究与决策的关系。

研究与决策有着密切关系，但不应将两者等同。研究的结论虽然是进行正确决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研究的最高原则是科学的求实，而决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当然，研究者也应发扬中国边疆研究的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的优良传统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正确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要区别研究与决策的不同内涵，真正做到把研究者的观点作为学者的观点来对待，切不可把研究者在边疆研究中发表的学术见解，错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度的重视或过分的责怪。唯此，研究者才可能在边疆这一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进行大胆的探索，边疆研究的繁荣也就为期不远了。

二是，正确认识研究客体与从属的关系。

由于多年来学术界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些基本内容分别纳入断代史、地方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领域，极大地影响了这一边缘学科的健康发展。以具有丰富内容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为例，长期以来学者们孜孜以求，研究古代封建王朝的民族统治政策，清王朝的喇嘛教政策，而极少从治理边疆的高度与广度来研究古代中国的边疆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将边疆治理作为研究客体来考察、研究。因此，改变边疆史地研究长期从属于其他学科的局面，使边疆史地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研究的客体，是当前一项重要工作。唯此，我们才有可能提前组织力量对一些重大课题进行研究，诸如中国边疆学、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边疆治理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等等。

面对疆域史研究中面临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马大正在《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第一讲“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注]中提出了“应对的举措与建议”：

1.就研究层面言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中国边疆史，特别是历史疆域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轨道，反对在历史研究中将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和做法，潜心研究，将科学的研究结论提供给学坛，进而推动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这是学人的职责。至于研究结论的差歧，完全可以在符合学术规范的规则下开展学术交流与争鸣，即使一时不能取得共识，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还可以求同存异。

2.就管理层面言

正确处理与决策的关系，研究是进行正确决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研究的最高原则是科学的求实，而决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在研究与决策中，决策者（当然包括管理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时，决策者需要有更多政治家的气度与远识，应该为研究者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保证，要允许学术研究中不同见解的存在，要努力创造一种氛围，真正做到把研究者的观点作为学者的观点来对待，切不可把研究者的学术见解错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度的重视或过分的责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