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一直为中国史学家所关注和研究。二十四史《四裔传》《藩部》对中国历史上疆域的记述，开创一个国家疆域变迁记载之最。这一研究势头至20世纪前半叶仍未有减弱之趋势：20—40年代先后出版了葛绥成《中国边疆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夏威《中国疆域拓展史》（文化供应社，1941年）、蒋君章《中国边疆史》（1944年）、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开明书店，1946年）等著作，综观这些著作，有二点颇引人注意，一是依中国历朝历代顺序对先秦迄民国时期中国疆域的变迁作了或详、或略的论述。夏威在其著作的“总论”中更用“扩张”“缩减”“统一”“分裂”来概括历史上中国疆域变迁的特点。二是有强烈的时代危机感，顾颉刚、史念海在《中国疆域沿革史》绪论中明言：“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忧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爰有是书之作。”

而夏威在《中国疆域拓展史》总论中指出：“中国不宜于分裂只应于统一。可是要怎样去统一？地理既然给我们以优越的形势，这其间紧要关键，第一求在我，第二尽人事，第三待天时，在伟大的历史途程中与广漠的大地上，从万变中找出未来，从真实里认识现在，我想，这不是无意义的吧！”30年代末顾颉刚还连续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注]和《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注]，指出这种中国疆域中的“本部论”，实是日本侵略者的恶意宣传，其用心是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本部”的地方是我国本有的，是痛痒相关的；除了“本部”之外原是杂凑上去的，有之固然是喜，无之亦不足惜，“任它去罢！”“于是由得他们一步步地侵蚀，而我们的抵抗心也就减低了许多了”，如果“颟顸糊涂随便使用别人蒙混我们的名词，以致国家疆土尚未受敌国武力侵略的时候竟先在自己的观念中消光了”[※注]。“因为一说到‘本部’就使人立刻感到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不是中国的领土了，于是中国不妨放弃，帝国主义者便好放手侵略了。”[※注]

50年代初，白寿彝针对当时史学工作者“似乎都还在历代皇朝的疆域里兜圈子”的现状，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注]提出：处理我国历史上国土的两个办法：“一个办法，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又一个办法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作者认为：“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三十年后，作者又在《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注]中重申并补充了自己的认识，指出：在处理中国历史疆域时，“不只是说当时王朝的统治地域怎么样，也要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上来看待疆域问题，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比过去朝代大得多了，好多地区不属于当时的王朝，而是属于当时的好多兄弟民族活动的区域。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不承认他们属于中国，这些兄弟民族自己也不一定就说他们是哪一国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这些兄弟民族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他们居住的地区，就是他们自古以来活动的地区”。所以作者认为要讲中国疆域，“就要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基础，不应把过去王朝的统治地区来作为咱们中国的疆域”。何兹全《中国古代史教学存在的一个问题》[※注]中也认为：“以汉族史代替中国史，以王朝史代替中国史，把历史上不属于当时王朝的中国其他各族对当时的王朝的斗争，说成外族和中国的斗争，是错误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史，不仅是历史上的自称中国的各王朝史，不仅历史上‘礼义之邦’的汉族地区的历史，还应包括历史上不属于当时的王朝而今天却是中国的各族人民和各个地区的历史”。杨建新《沙俄最早侵占的中国领土和历史上的中国疆域问题》[※注]中对如何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标准提出：“中国历史上的秦、两汉、隋、唐、元、明、清这些朝代，都是基本上实现了全国统一的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干，这些时期的疆域，也是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主要标志”，他认为“行政管辖对确定历史上的疆域范围，是个主要的因素，而一个国家对自己领土和人民的管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形式，是不能强求一律的”。同一作者在《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注]中补充了关于行政管辖的内涵，指出，那种认为只有汉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的行政管辖权所达到的地区才是当时中国的疆域，是片面的，“中国民族政权行政管辖所达到的地区，当然也是当时中国的领土”，并进一步阐述了确定中国历史上疆域应遵循的原则，即应当“从当前中国的疆域出发”“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出发”“从历史实际出发”。他认为对中国历史疆域的看法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谭其骧《对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和边疆的几点看法》[※注]着重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混为一谈，认为：“所谓中国的边界决不能仅仅是指中原王朝的边界，而应该包括边疆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其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文章强调：国家不等于民族，不是按民族划分的。“我们一定要建立起这么一个观念，边疆地区有时不在汉族政权统治之下，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整个历史看起来，这是中国边疆地区的区域性政权。”

自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首次“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提出“历史上的中国”以来，我国史学家围绕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纷纷著文展开讨论，把我国历来重视的中国古代疆域研究逐步推向深入。弄清古代“中国”和“疆域”两个概念以及“历史上的中国”的含义是研究中国古代疆域问题的前提。马大正、刘逖认为：“最初的‘中国’就是‘国中’，邦国（有些学者称其为城邦国家）的国人住在城内（即国内），出城即是出国了（至于出行多远才算入另一国界则是另一个问题）。以后，国家不但包括国人所住的国，也包括附庸国人的‘野人’住的‘郊’，这时的国（即邦）已含有国野两部分。国家（作为共主或众邦之王的夏商周，有些学者称其为王国）不但包括共主本邦（或称王畿，即王的直辖地）之地，而且包括了从属于共主其他政治共同体（如诸侯国、附属国等）的领地。”[※注]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认为，“中国”一词始见于西周初，普遍用于春秋时代。春秋前，天子所居京师称“中国”，即处于中枢地位之国。后又将地理上处于中心区的国称“中国”。秦汉时，被统一的诸侯国所在地区都可以称“中国”。他认为“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了，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夷、狄、蛮，就不是中国”，“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一般即指汉族文化区”[※注]。作者在此后出版的另一部著作中以丰富的史实详尽阐述了上述观点，并得出结论：“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都是‘中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注]为什么从夏商周到秦汉隋唐元明清，“中国”概念是“模糊的、不确切的”，没有一个王朝以“中国”为国号？刘宏煊解释说：“历史上的‘中国’并非指整个历史疆域或这一疆域内的政治统治，仅为一个地域或文化类型的区分”，由于数千年来中国各民族日益融合，没有遇到外来力量的威胁，未能自觉地认识到各民族内在联系与一体性，因而长期以来“‘中国’一般是指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对应的地域而言”，“‘中国’正式成为整个历史疆域和政治管辖范围的概念”则始于近现代[※注]。以上各种阐释都与谭其骧此前的观点相吻合。谭认为，“中国”一词的含义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用法，并引用魏源《圣武记》为例说明；认为“‘中国’两个字表示我们国家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个观念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形成的”[※注]。以上看法可以归纳为：“中国”概念有一个从古代地理、地域和文化概念向近现代整个历史疆域和政治管辖范围转化的过程。另外，张景贤《论中国古代领土观的形成》在阐释古代“中国”一词的广义用法时认为“是指整个国家的领土而言”，引《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文中所说的‘中国’是指全中国而言”，并指出“天下”“四海”皆与广义的“中国”含义相一致[※注]。

许多研究成果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的含义、类型以及古代最早的疆域观念或学说等问题。葛剑雄从疆域与领土的区别阐释了疆域的含义，认为“所谓疆域，就是一个国家或政权实体的境界所达到的范围”。作者较详细地阐述了疆域与领土的区别：其境界不一定有非常完全的主权归属，疆域一般只指表层的陆地和水面，疆域的界线往往很不明确或很难判断，疆域的拥有者必有明确的主权意识，疆域不像领土那样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区域性、民族性的政权实体甚至部落及部落集团占有、控制的地域范围都可以称为疆域[※注]。认识这些区别十分重要，有些学者在阐述中国古代疆域问题时往往从领土的概念入手，例如有学者认为疆域指“领土的覆盖面”和“领土的界限”。这类概括是否科学、是否能反映古代中国的实际尚有讨论的余地。作者还从正式行政区，特殊行政区，军事驻防、屯垦区，民族或地方自治区，实际统治区五个方面归纳了疆域的主要类型[※注]。这种归纳，有助于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正确地理解以何种标准判断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等问题，应当引起注意。

关于古代最早的疆域观念或学说，鲜少专文论述，多散见于其他研究成果中。马大正、刘逖从边疆的角度阐述了古代传统疆域观，认为“服事观和华夷观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古人对边疆内外关系的认识”。认为五服说、九服说所反映的服事观虽然有理想化倾向，但反映了单一的政治统治核心的存在及作用，其政治结构由核心逐步向周边的扩散，并说明了服事观的影响。“华夷观是一种在古代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思想，也是古代中国传统边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古代中国的边疆问题最经常地同时也就是华夷问题”，但作者强调说明华夷问题既不是简单的民族问题也不是简单的边界问题[※注]。张景贤认为夏商周时期“人们对于国家所管辖的领土范围基本上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认为这个范围被称为“天下、四海、九州、五服”“它包括了夏商周王朝的领土以及中央王朝直接或间接管辖之下的众多诸侯国的领地”[※注]。尽管《禹贡》记载的“九州”并非历史实事，仍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许多学者正确地指出，“九州”制和“五服”制仅是一种古代疆域的观念或学说而已。何瑜认为中国最早的疆域学说是《禹贡》畿服制，它是在中国从诸侯分立过渡到大一统国家产生的前夕，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禹制九州、列五服的基础上产生的，并较详尽地说明了《禹贡》畿服说的核心思想是它的国家观和夷狄观。同时提出：“虽然在公元前几世纪的周朝时期，不可能有如此明确、规范的地理界线和贡赋标准”“却为我们展示了2000多年前祖先对领土和疆域的认识”[※注]。葛剑雄认为，不仅《禹贡》所论述的九州范围不可能是夏朝的事实，至多只有传说的价值，“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一种政治理想”，而且《禹贡》记载的“五服”制也“从来没有哪一个君主或政治家有意实行过”。总之，“九州制是对未来的设想，五服制却是对过去的理想化。因为在西周和以前虽然采用过类似的分等级统治体制，却没有把每一等级固定为五百里，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可能”。作者进而指出战国时齐国学者邹衍提出的大九州学说“与其说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出于臆想和推理”“只具有理论和思辨上的意义”[※注]。

所谓“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是指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疆域的范围。关于这个问题，以往大致有以下五种意见：一是以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二是以今天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三是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四是以接受了汉族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地区作为中原王朝的疆域，即以文化标准来判断疆域的范围；五是以汉族建立的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其中第四种意见近10年来很少听到了，最后一种意见已销声匿迹，绝大多数学者持第一种意见。以下仅就前三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加以综述。

第一种意见即以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是谭其骧先生在198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讲话中提出的，后经谭先生修改以《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注]为篇名发表。他认为“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的标准就这一条”，即“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和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和政权。其理由有二：一是“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二是“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他不赞成以今天的国土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认为这种主张等于承认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让的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地方；换句话说，“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了”[※注]。他也详细地论述了“一定要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的观点可能造成的混乱。谭先生就上述问题的论述十分绵密、极有说服力，因而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即历史上的高句丽问题上却容易受到质疑。有学者不赞成谭先生把高句丽于5世纪时“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就得把它当作邻国处理。不仅它鸭绿江以南的领土，就是它的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的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注]的处理意见，认为“高句丽所由今集安迁都平壤，原是乐浪郡治所在地，高句丽最盛时其疆域也没有超出原郡县地区”“从当时我国的疆域构成及高句丽活动的区域范围看”“高句丽迁都平壤谈不上跨出当时我国东北的疆土而成为疆土外的邻国”[※注]。迄今仍有类似质疑，如张碧波《高句丽研究中的误区》[※注]一文。这种质疑是必要的，也是符合史实的，也说明以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还有值得斟酌的余地。与谭先生持同一种意见的学者较多，兹举一二。葛剑雄：“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领土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它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疆域发展变化”[※注]。他不赞成以“今天的中国领土”为范围，其理由同谭文所述[※注]。刘宏煊不仅赞同第一种意见，认为“将鸦片战争前的疆域界定为正式形成的中国历史疆域”“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并具体化为凡“在上下6000年、方圆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历史时限和地理空间内”“建立的政权及其统治地域，都属中国疆域”，而且还提出了以下理论，根据国际范例并加以论证：“其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的理论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都是以资本帝国主义破坏这些国家的独立以前的疆域，作为其历史疆域的”“其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和疆域概念，是近代国际斗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育的成果。因此，中国以元代或元代以前朝代疆域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也是不妥当的”“其三，直到19世纪初，经过数千年发展的中国疆域，才有了一系列国际法（主要是边界条约）保障，成为举世公认的国家疆域”[※注]。其中第二、第三点足以构成中国历史疆域正式形成的理由；而第一点则是确定中国历史疆域的最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种意见即以今天或当代中国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白寿彝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认为：“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由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阐述更为完整，其基本点可归结为以下5点：

1.“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第79页）

2.“这个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汉族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地理范围。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第70页）

3.“这个疆域，是国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但并不包含某些民族外国成员的活动在内，这是因为有些民族是跨国境的，我们只写这些民族在我们国境内的这部分人的活动，一般不写这些民族在国外的那一部分人的活动。”对于历史上曾显赫一时但后来已消失的民族，对于见于古老传说和记载，但弄不清他们跟现在国内民族的关系。“对于这些民族也要写，因为他们都曾在这块广大的国土上生存过，活动过。”（第79—80页）

4.“关于疆域问题应完全摆脱皇朝疆域的圈子。历史工作者就殷周史说殷周史，就春秋战国史说春秋战国史，就秦汉隋唐的版图说秦汉隋唐的版图，这都是对的。但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这是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第80—81页）

5.总之，在研究历史上中国疆域时，“我们既要注意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族人民密切联系，也要注意到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关系”。（第81页）

徐亦亭完全赞同白先生的看法。他从三个方面阐论“历史上的中国”的含义：其一，历史上的中国是我国的古代疆域和国名，认为“历史上的中国首先是各族人民赖以生存、垦殖的疆域”，并赞同已故民族史专家翁独健先生“关于历史上的中国，首先是国名问题。中国一词从《诗经》上就找到，不过古代‘中国’之称只是地域、文化的概念或者一种褒称，从夏、商、周一直到明、清都有自己的国号”的观点。其二，历史上的中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植根土壤，有深刻的文化含义，是古代各族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地位的概念。其三，历史上的中国是我国各民族繁衍的疆域。通过以上论述，得出结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那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境内，古代存在过几个不同民族的政权，他们或者自相更迭，或者彼此峙立，这些不同民族的政权，或以中原地区的汉族封建王朝为中央政权，对之纳贡称臣，维持中央王朝政治概念上的大一统，如唐代北方的突厥、回纥、薛延陀、契丹、奚、室韦、靺鞨以及西域、西南地区的少数政权；或是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封建王朝对峙抗争，各以江河山泽等自然标志或人工修建障塞为疆界，如宋与辽、金、西夏，明与北元政权等。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疆域，应作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之一部分，其中有的还与今天的邻国相连，这就要求我们尊重历史事实，以今天中国的疆界和境内各民族历史活动为依据，才能正确地叙述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注]

周伟洲等学者与以往有的学者如杨建新的观点类似，持第三种意见，即以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他著文详细评述了前列两种意见，并指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疆域决不会与现在的中国疆域一样……如果我们以今天中国的疆域（或清初乾隆时的疆域）为准”，那么“实际上仍然是先用今天中国的疆域去套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这样就基本上否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是历史上中国疆域发展而来的事实”“以今天中国疆域来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和民族的论点，既否认了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国家，否认了历史上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否认了历史上中国的发展过程，否定了历史上中国的统一和分裂的事实”。因此，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就是历史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历史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着统一和分裂的情况。因此，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处于统一时期，历史上的中国就是当时的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即由汉族或其他民族所建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的民族和地区出现的政权，都应是当时中国的一部分”[※注]。张博泉、魏存成从前述高句丽问题引申出：“我认为判断历史上高句丽民族和政权归属的依据和标准不应是今天我国的版图范围，也不应是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我国版图的范围，而应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版图的范围。”[※注]

以上三种意见都承认在“历史上的中国”的范围内，地方政权统治的地区和区域是我国古代疆域的组成部分。那么，如何判断某一地方是否属于某一中原王朝政权的疆域？这一具体问题，也为不少研究成果所涉及。林甘泉曾指出一个原则：“对于历史上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和中原王朝的关系，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加以阐述。是独立政权就不要说成是地方政权，是敌对关系就不要说成是友好相处。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它们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谁也不能把一些地方割据政权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注]。针对有学者认为向中央王朝称臣纳贡的地区就要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认识，谭其骧指出：“朝鲜、越南是历来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中原王朝封爵的”，但我们不能把它们算作中国的一部分。“他们跟明朝和清朝的关系只是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注]，不赞成将向某一政权“称臣纳贡”作为归属的标准。但是，“至今仍有不少人对此津津乐道”[※注]，因有澄清的必要。葛剑雄指出：“确定一个地方是不是属于某一政权的疆域，不能只看名义，而应当看实质。”为此，他具体分析了历史上“称臣纳贡”的三种情况：一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如向中国称臣纳贡的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二是以称臣纳贡为手段的通商贸易，目的是迎合统治者的自大心理和得到赏赐、获利，不说明这些国家是中原王朝的属国。三是“对方完全是以平等身份派来的外交使节或贸易代表，中原王朝却非要称之为朝贡”，不能因此认为这些人所在的国家是中国疆域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对历史上的‘称臣纳贡’，一般不能作为归属的根据”。同时，他还对历史上存在的羁縻政区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由于羁縻程度、时间长短、周围形势和历史背景等都不相同，所以有些羁縻政区实际已成为民族自治地区或特殊行政区；有的则仅仅处于称臣纳贡的阶段，不能作为疆域的一部分”[※注]。几年后，他在另一部专著中更详细地阐述了上述问题[※注]。周伟洲认为：“确定某一地方或民族是否属于历史上的中国”“只能用一个国际上也通用的标准，即行政管辖，即只有历史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管辖到的地方和民族，才是历史上中国的地方和民族。”[※注]

在历史上中国疆域研究中，清王朝统治时期的疆域研究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有清一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空前发展，大一统疆域奠定的全盛时期，又是由于外国侵略者入侵、丧土失地的惨痛时期。刘大年《论康熙》[※注]一文中对清代前期我国的疆域范围作了具体论述，指出：“中国广大版图的边疆地区在清代前期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我国疆域，东至库页岛、台湾，南达南海南沙群岛，西跨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边西伯利亚。清代以前的封建王朝，从来没有在这样广袤的版图上长期有效的统一过。”戴逸在论述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时，着重地论述了清朝奠定我国疆域版图的历史功绩，他明确指出：“清代最突出的成就是奠定了中国这样一个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辽阔的程度不小于汉、唐，而统一的巩固程度更大大超过汉、唐。”[※注]台湾学者吕士朋也认为：“有清一代最大贡献，当为对边疆的经营，使得近代中国的广大版图得以真正巩固而确定。”[※注]而辽宁大学编写的《清史简编》则对清代前期全国统一局面下疆域版图作了具体的描述：“当时清中央政府辖有：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十八省，东北地区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外蒙古、青海、蒙古、唐努乌梁海、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疆域十分辽阔，西起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东至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南起南海的东沙、中沙、南沙、西沙诸群岛，北至漠北和外兴安岭。这个疆界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都是十分明确的。”[※注]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840年至1911年半个多世纪，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领土蚕食鲸吞，中国边疆地区动荡不安，中国疆域变化很大。早在20世纪20—40年代先后出版了谢彬《中国丧地史》（1928）、唐守常《中国土地丧失史》（1928）、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1931）、傅运森《外族侵略中国史》（1934）等专著，以及君实《中国边疆之危机》[※注]、白眉初《边疆失地史略》[※注]、华企云《中国近代边疆沿革史》[※注]、黄定初《帝国主义侵略下我国边疆之危机》[※注]等论文。上述专著及论文对近代边疆危机、近代疆域的变化从多方面、多角度作了论述。上述论述虽然在观点与资料上存在着值得商榷与进一步完善之处，但应看到它们在近代中国疆域变迁研究方面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历史上中国疆域的研究包括了中国古代疆域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中国古代疆域的性质、特点研究；中国古代疆域的发展主线研究；中国古代疆域的发展历程研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