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营与管辖

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与管辖始终是历代王朝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历代王朝边疆的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存亡，因此，历代王朝的边疆政策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关注点。

在中国历代边疆政策的书林中，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注]和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注]是应提及的。作为专题性论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收入了14篇论文，上篇以时代为序，对先秦至清代前期的历代边疆政策做了系统论述；下篇则按专题，探索了我国历代边疆政策中带有共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传统治边思想、边疆管理机构、和亲政策、土司制度等。全书系统地讨论了鸦片战争前我国历代王朝在治边上的得与失，对历代边疆政策贯通思考，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注意从理论上对边疆问题进行了探索，从总体看，可以说是一部系统论述历代边疆政策的颇具匠心的专著；分开看，则各自独立成篇。该书以时间为序，以各时代王朝的边疆情势和民族关系为依托，论述并评价了先秦至清前期的边疆政策。限于篇幅，以下仅综述其论述部分。

1.夏商周时期：夏商对边疆民族或方国实行的是“羁縻政策”，包括封爵赏赐、联姻和掠夺奴隶和财产而兴兵讨伐的政策；周则在边疆地区“封土建侯”和因俗而治，实行“以蕃屏周”的政策，同时“以周法、戎法处理当地的民事纠纷乃至暴力事件”，即所谓“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并对国内诸侯及方国规定了朝贡制度。

2.秦汉时期：在北部、西部、东北、东南、西南边疆均实行扩大领土的“开地广境”政策；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以下政策：“根据各种不同情况，分别设立政权机构，实行统一的行政管辖”“提高少数民族在多民族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密切华夏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支援边疆民族发展生产，加强边疆建设，密切中原与边疆之间的经济联系”。

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设官置守上选任边疆官吏，在行政管辖上继续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在边疆地区或设军职或设军事机构以为震慑和控制，同时采取了边疆开发政策。

4.隋唐时期：其边疆政策有继承有独创，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设置边疆羁縻府州县；其二，为便于防御和征讨，在边疆实行军事部署，重兵戍守；其三，对边疆民族实行怀柔招抚政策；其四，积极开发边疆经济；其五，加强边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同时认为“怀柔、羁縻是唐代边疆政策的核心”“唐代的政治家们在示之以威，怀之以惠，把握‘威’、‘惠’之间的微妙关系方面，确有超越前人之处”。

5.辽时期（对北疆）：一是推行管辖北部边疆的“政区双轨制”即“中原传统模式的州县制政区和具有北部边疆少数民族特色的部族制政区”，并认为上述“特辖性政区，即属国属部政区，在管辖程度上”“比唐代的羁縻州进了一步”。二是加强对东北、北方、西北地区的管辖，“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各部族，均有一套系统的管理机构”“变汉、唐以来松散的北部边疆地区具有更强内向功能的正式政区”。

6.宋时期：北宋时对辽初期以军事攻取和政治交往相配合，中期对辽修睦，密切政治上的交聘，军事上以安守三关为要务；宋对西夏进行军事控制与政治抚绥；金初以联金击辽，导致被金所灭。对回鹘、吐蕃政权及大理国采取怀柔抚绥政策，“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对周边民族政权的首领进行敕封，建立密切程度不一的朝贡关系，并互派使节”，在经济上“沟通物资往来”，军事上采取了某些合作的政策。宋对南方一些地区和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对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实行开放，还击交趾的侵略。

7.元时期：在大一统基础上，对边疆民族实行因俗而治，包括抚绥的政策，将边疆诸民族统一在中央政权管辖之下。

8.明时期：以北疆为战略防御体系的重点，使用战争或怀柔手段，意在解除蒙古的实力，统一大漠南北；未果后，以封王、通贡、互市等政治、经济手段牵制蒙古地区；后金兴起后采取联蒙抗金政策；在藏族地区，建立军政机构，多封众建、尚用僧徒，规定了僧俗官员朝贡和朝廷赏赐制度并实行茶马互市；在南方实行边疆建立卫所、屯田和开发政策，实行土司制度和土流合治，改土归流；采取沿海建立卫所、巡检司，造战船、水师出巡及捕倭措施加强海防和抗倭斗争。

9.清时期：清朝在加强国家统一，反对外来侵略、特别是在反击沙俄侵略的过程中，在以蒙古等少数民族为屏藩的思想指导下，制定和推行一系列边疆政策：“反对外来侵略，签订边界条约；克服分裂势力，加强对边疆的统一；设置理藩院，派往重臣管理边疆事务；设置卡伦，安设驿部；‘众建分其势’，改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管理制度；‘因俗习为治’的民族统治政策；‘恩威并用’，抚绥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加强海防，严守海疆；发展边疆地区经济”。

从以上可见该著作的最显著特点或某些环节的局限，较有立体感，为撰写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政策研究的专著奠定了基础；对以往较薄弱的环节及先秦时期的边疆政策等都有所弥补。但书名既称《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而不称《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政策研究》则内容应包括地方民族政权的边疆政策，而后一方面，始终是研究的薄弱环节。

《清代的边疆政策》可视为《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的延伸与深入。全书就国内学者对清代边疆政策的研究历程进行了详尽评述，系统论述了有清一代边疆政策中一些具有共性的重大问题，诸如治边方针与边疆政策评价、宗教政策，清季的“移民实边”、海疆政策、理藩院等，并分别阐述了清政府治理蒙古、东北、新疆、滇桂、西藏、台湾、海南等边疆地区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该著是1987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该著以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其对当代边疆开发和建设有重要借鉴作用而得到学界高度重视，标志着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政策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具体。

该著由“导论”“总论”“分论”三篇组成。“导论”包括“基本资料”和“研究综述”。前者介绍了研究清代边疆政策的资料；后者介绍了1911年至1990年间跨度达80余年有关中国疆域、边疆管理机构和制度、治边和边防研究的概况。因而可以说这两部分既为学者研究清代边疆政策提供了信息资源，也为学者跟踪和接续研究上述问题指明了路径。这种独辟蹊径的构思值得提倡。

第二篇“总论”中，有关“清代边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一节概述了清代边疆政策经历“关外时期为产生阶段”“乾隆朝中期为完备阶段”“嘉、道时期为松弛阶段”等阶段中的不同特点，揭示了这些特点与清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衰落过程的内在联系，从中可以看出边疆政策是积极向上、开拓进取，还是抱残守缺、无所建树，无不取决于国势的盛衰和封建统治的明昏。就此而言，这一节不是简单的阶段划分，其理论意义不可低估。

该篇另一节“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概述有六：“设立主管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理藩院，并颁布律令，以加强民族地区的统治”“根据不同边疆地区的情况，不同的行政机构，加强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辖，即所谓‘因俗设官’、‘因其俗以治之’”“笼络民族上层，加强边疆统治”“利用喇嘛教作为精神统治工具”“开发边疆的经济措施”“边防建设措施”，皆以丰富的史料为据，许多问题阐述得十分绵密。可以视为该著的主旨。上述政策，其积极作用在于“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增加了各族之间的联系，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加速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其消极方面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性质”、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采取“封禁、隔离与分而治之的措施”“利用喇嘛教麻痹、削弱了蒙藏民族”。“综述篇”四、五、六大节分别论述的“移民实边”“统治蒙藏民族的宗教政策”“理藩院”都是以“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展开的，是其深化和细化。

该篇中关于“海疆政策的演变”一大节，按“从招降郑氏到统一台湾——以防范郑氏集团为主的平定海疆阶段”“从解除海禁到南洋禁航——以防内为主的四口通商阶段”“从禁止传教到一口通商——以防内为主向防外为主的过渡阶段”“从林爽文起义到鸦片战争爆发——强化防夷措施与松弛治台政策阶段”四个阶段回顾了清朝入关后200年来的海疆政策。无论从阶段的划分上还是具体论述上，其准确性和细密性都是其他相关成果所远远不及的。同样，在此基础上论述的“清代海疆政策的内容与特点”“清代海疆政策的形成、深化与转折”“清代海疆政策的历史局限”“清代海疆政策的结果与反思”等问题都发前人所未发。

第三篇“分论”以九大节分别阐述了清政府对蒙古、东北、新疆、西南、西藏和台湾、海南等边疆地区的管辖、治理等问题，其中包括制度、政策、措施及其渊源、演变、过程、性质和作用等。其中于新疆、西藏更侧重于政策、制度的沿袭与变异，从中可以摸清清代边疆政策的演变规律。

该书的不足，诚如主编在前言中所指出：“唯感欠缺的是，鉴于我们课题研究范围所限，全书对清代边疆政策的论述，详于清代前期，而略于近代以降。对此，只能在今后研究中另予弥补。”

除以上专门著述外，也有一些其他著述涉及中国历代边疆政策问题。车明怀等《边疆忧患录》第一章第二节“历史上的治边政策一瞥”阐述了清朝特别是清朝后期一些朝臣提出的一些治边、安边之策：其一是“选派练达、进取、刚强、精明、富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强臣镇守边疆”，如林则徐、左宗棠、张荫棠等；其二是“移民实边，屯边垦荒”；其三是“强化统治，改土归流，筹建行省”；其四是“发展边疆经济、兴办工商实业和文化教育”，包括交通邮电、工商矿业、新式教育等。同时指出有些时期在边疆治理上呈消极防御或弃边卖权之势态，其原因在于：“王朝内部个别人因一己之私而牺牲国家利益”“朝中混乱无序、贿赂成风，所选大吏非庸即贪，无法胜任镇边治边之责而勉强为之”“统治者最高层有意割边疆之地做投虎之食，以熄战火或缓和敌国之压力”“国力不足，国家收入又被挪用挥霍玩乐，疏于军事防务而战败失地”[※注]。这些具体原因导致积极的边疆政策不再的后果，应当重视。

刘宏煊《中国疆域史》论述了唐、清时期的边疆政策。唐朝：“华夷一家”“爱之如一”的民族观，对待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人一视同仁；“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边防观，表现为设置羁縻州县、内徙边疆少数民族并予妥善安置、和亲即唐朝公主下嫁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以加强友好往来、加速民族融合、促进文化交流；对周边汗国的首领实行封册；“积极开发边疆，重视屯田互市的经济观”“强调内地与边疆相互交流的文化观”[※注]。清朝：以“‘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采取比较平等的民族政策，例如用人不分民族、任人唯贤，重视发展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特别是以军屯、民屯、商屯为开发边疆的重要措施；以“守备为本的边防思想”，主张“张兵足食，反对动辄诉诸武力，依靠边疆少数民族治理边疆”；采取“睦邻自固的周边政策”“加强海防，保卫海疆”，在沿海设立卫所、建筑城堡、墩台、驿堠，派兵戍守，并大力造船，建立水师[※注]。

郑汕主编的《中国边防史》分述了两汉、隋唐和明、清时期的边防措施。关于两汉时期：采取移民实边，屯田筑城，开发边疆；在广大边疆地区设置了庞大的边防军队包括边郡兵、屯田兵和属国兵三大体系，还设置了少数民族边防部队；强化边防措施，广筑堡、塞、亭、燧作为屯兵、戍守、候望的据点；在边疆地区增设边郡并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注]。关于隋唐时期：“慎重处理边徼”“维护统一局面”，主要表现在恢复对西域的统治和对辽东恢复行使主权；“改变‘重夏轻夷’的边防策略”，注重发展同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采取怀柔政策如笼络各族上层分子并册封王爵、鼓励边疆地区首领内附及和亲：“实行羁縻政策推行因俗而治”“实行对外开发发展边疆经济文化”[※注]。关于明时期：除实行卫所制度外，采取重兵防御北部边境的政策，对西南、西北和西部边防，则主要采取对周边少数民族羁縻的政策，如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政策，在西南设立云南和贵州都指挥使司等，强调“华夷一家”，通过修筑道路、设立驿站等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争取周边地区的稳定[※注]。关于清时期：实行的周边和边疆政策主要有从“守在四夷”的传统周边观念出发，清与大多数周边国家先后建立了宗藩关系，主要表现为“册封”与“朝贡”，与其建立松散的政治联合，确立“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的防御体系；对边疆民族上层进行抚绥和笼络，重点放在东北满族、蒙族和藏族居住区；在中央设置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在边疆地区一方面推行“因俗而治”的政策如实行盟旗制，保留伯克制，扶植喇嘛教，另一方面又推行“众建分治”政策；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注]。清朝实行的边防政策主要有采取“疆址森然”的边防政策，重视国家领土主权，实行实边措施，对边疆地区恩威并用、剿抚结合等；采取一系列封疆活动措施如派官设治，驻军设防，设驿道、修驿站、建哨所，在一些边疆省份特设将军、都统、办事大臣，制定边禁条款、限制边境贸易、严禁边境军民通夷等[※注]。

毛振发《边防论》则从宏观上论述了中国古代边防的主要特征及边防治理政策。特征之一是“中国古代边防通常以治理‘内边’为主”。这主要体现在历代中原王朝采取的三个方面：其一“恩威并举，以恩和之”。主张以武力征服为先行手段的同时，倡导戎夏为一、四海一家的思想，实行和亲、互市、朝聘、封册、招抚等措施；许多王朝实行移民实边、兴办屯田、开展互市。其二，“因俗而治，土流结合”。其三“适度而治实行羁縻”“从夏代开创的羁縻思想和政策，在以后历代王朝的边防治理实践中，得到充实、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治边方略”。特征之二是“中国古代边防的重点是应付来自北方游牧部族的威胁”，多数王朝或重点用兵于北方或重点守备北方，把防御北方作为维系朝廷安危的重心所在。清初北部出现新的危机，防务性质由“对内和内边防务转变为对外的外边防务”。特征之三是“中国古代边防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朝代，“边”具有较大的弹性，对“边”的控制和治理程度也有较大差别，边境、海防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边防政策的推行也有比较松散或迫不得已与正规化的差别[※注]。著者是从中国古代疆域有“内边”与“外边”之分来论述上述特征的，其中第三个特征的论述用不长的篇幅概括了丰富的内容，应当引起重视。

还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政策。王宗维在论述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和政策时指出，秦汉的边疆政策包括重赏重用少数民族代表人物，设立各种形式的政权机构，实行统一行政管辖，和移民实边，兴办屯田，加速边疆地区的建设[※注]。羁縻政策是中国历代王朝的边疆政策之一，也是统治边远地区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罗庆康认为该政策的创始人是刘邦，采取该政策的原因即是为了国家和北方的安定，控制边远以及专力事匈奴。认为对百粤及西南夷实行这种政策是以属国和夷道有封君，纳入郡县两种形式出现的，并以剖符赐印、朝聘通使、贡职、擅自废立、王位世袭、质子入侍、解救危难各方面证实汉廷与属国的关系是主臣关系。最后肯定了刘邦在南方推行该政策的功绩[※注]。崔明德认为：“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和“以夷治夷”是隋唐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从其实施范围、持续时间和实施效果看比通过战争、和亲、抚慰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途径并不逊色。他详细分析了这三个层次的实施内容后，认为这三个层次更易得到少数民族的理解和支持，能理顺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能收到传播和吸收中原文化及各种制度、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之效，同时也为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出现准备了历史资料和经验教训[※注]。这是迄今为止从理论和史实的结合上对隋唐实施此政策的最完整的阐述。方铁、黄禾雨《论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注]认为：中原王朝治理边疆施用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原王朝综合实力的一部分，治边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其内容主要是彰显中原王朝的文化、实力和制度，施用目标是实现“守在四夷”，其载体是封贡制度，传播的机制是文化传播。董浩军《论晚清的“以夷制夷”》认为“以夷制夷”思想最早由东汉的班超明确提出，并以晚清的“以夷制夷”为主旨，论述了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原因，“以夷制夷”的阶段性即天朝大国式的（19世纪40—60年代）、主动式的（19世纪60—90年代）、屈服式的（19世纪90年代—20世纪初）“以夷制夷”，概述了“以夷制夷”失败的根源在于它是在主权沦丧的情况下进行的，实际上反被“夷”所制[※注]。与边防体制有关的是，肖立军在探讨成熟于明嘉靖时期九边的营兵制时阐述了其任务，指出“九边营以营制为核心，正、奇、援、游兵马为主力，上下相维，左右配合，形成一道保卫大明江山的防线”；明代各镇为什么会出现营兵制而未形成其他兵制的原因在于：受明代京营兵制的影响、基于实战的需要、经受了考验[※注]。从林炳祥、周玉英对明爱国将领俞大猷军事思想的论述中，可以窥见明后期国防能力的衰弱、兵力和财力的匮乏。俞大猷选将练兵、先谋而后战、剿抚并用、攻守并重的主张及军事策略对改善明代的国防和边防起了一些作用。叶玉梅则从明代茶马互市的角度论述了其与国防的关系。指出明建国后用以茶易马的手段巩固国防以制羌戎。因而从洪武、永乐年间开始先后设置茶马司、建立茶课制度，实行茶法、马政等；通过官办贸易、来朝僧人贡马易茶和以商人为主的民间贸易三种形式进行茶马贸易，保证了军马的来源[※注]。

历史上中国的周边虽时有扩大、时有收缩，但其基本格局即今日之西北、东北、北方、西南、南方各省、自治区的辖地，因此，研究历代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经营与管辖成为研究者注目的课题。

新疆地区。汉、唐、清是中国封建历史时期的强大王朝，这些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经营与管辖，当然成为研究者注目的对象。除了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一、二、三册[※注]和苗普生、田卫强主编《新疆史纲》[※注]对自汉至新疆和平解放，历代经营新疆的活动有简洁明晰的论述外，如下五部专著应予关注：

马大正等著《新疆史鉴》[※注]，全书定位于史鉴，以治理、民族、宗教演变、文化交融、屯垦戍边为题分设五篇，篇首以新疆历史纵论为题设导论，阐论了①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历史；②认识新疆历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③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④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与未来。全书35万字，2006年出版后颇受学界和广大读者重视，至2009年7月已第三次印刷，累计印数达11000册。

齐清顺、田卫强《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注]和方英楷主编《中国历代治理新疆国策研究》[※注]两书系统地阐述了自西汉王朝至1949年历代中央政府治理新疆地区的基本政策，全面总结了两千余年历代中央政府巩固国家统一和开发新疆的经验和教训。

台湾学者陈旺城《那彦成与回疆》[※注]，那彦成是盛清经略新疆有成的阿克敦，阿桂后代，嘉道年间数度任职回疆，在19世纪上半叶，回疆内外形势剧变，那彦成坚持强硬、积极的治边理念，适与长龄等妥协一派成强烈对比。尽管时人或后人对那彦成治疆功过争辩殊异，但那彦成治疆对清代回疆政局具有关键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杨军《清代新疆地区法律制度及其变迁研究》[※注]，全书分清代新疆地区的法律渊源、行政法律制度、刑事法律、民事法律、经济法律法规、司法制度、法制变迁，以及法制变迁的动因为题分设八章，对有清一代新疆地区的法制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考察，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有关西域的和卓研究有两部专著，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注]，作者充分利用新刊布的穆斯林史料和新发掘的汉文史料，广泛吸收国内外前人研究的成果，进行严密的考证和理论概括，揭示了所谓“伊斯兰神圣国家”或“和卓时代”完全是一个后来层累制造出来的历史幻影，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专著，填补了研究空缺，把我国对西域和卓家族史的研究推进到世界的前沿。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注]根据档案文献，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清代新疆的历次和卓叛乱事件，特别是对每次叛乱事件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清朝统治者在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方面的政策失误，以及当时喀什噶尔一带一些人对和卓家族的狂热迷信，以至被利用，成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是为叛乱事件所以屡次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书中对乾隆、嘉庆两朝治疆政策进行的比较，对松筠治疆政绩的分析、对“七和卓”名称及阿古柏死因等问题进行的考证，均有独到之创见。

清前期对新疆的经营在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方向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著作频频问世，以我目见较重要者可举凡如次：

王力《清代治理回疆政策研究》[※注]，本书对有清一代政府治理回疆的政策进行了系统、深入研讨，既有对不同历史时期政策演进历程纵向阐论，也有对诸如边防政策、经济政策、教育政策、伊斯兰教政策的横向分析，全书30万字。

屯垦戍边是历代治疆的千古之策，近年石河子大学主持“新疆屯垦研究丛书”，在新疆屯垦研究上多有建树。张安福《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注]和《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注]开启了新疆屯垦研究的新的视角。

潘志平、耶斯尔《西域新疆的战略地位：地缘政治的视角》[※注]从地缘政治角度阐论了新疆战略地位长盛不衰的原因，开启了认识新疆战略重要性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有关论文则有：马国荣《汉朝中央政府对新疆的行政管理》[※注]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汉朝为加强和巩固对新疆地方统辖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从西汉中叶起，新疆正式隶属于汉朝版图，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章伯锋《唐对西域的开拓和经营》[※注]论述了唐代对西域地区的行政军事管理制度，指出：“唐在今新疆东部地区包括伊、西、庭三州和隶属沙州的罗布淖尔一带，实行和中原地区完全相同的州、县管理制度”，而“在西域其他地区，则实行都护府、都督府、州制度”“在这部分地区内，唐保留了西域各部及中亚诸国原来统治者的政治地位，任命原来的酋长或国王担任都督、刺史等实职”。钱伯泉《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建置研究》[※注]和郭平梁《唐朝在西域的几项军政建置》[※注]，分别对军政建置向题做了较深入的论述。钱文分析了唐朝在西域设置的都护府，西域各都护府属下和军、镇、守捉和戍堡，以及唐朝西域镇兵的来源，馈饷及防卫职责，从而指出：“唐朝设在西域的军事建置，是十分完整的、严密的。”“严密的军事机构和镇守在西域的强大的军事力量，确保了西域的安定和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优越的条件。”郭文则对史籍记载甚少的瑶池都督府、金山都护府，以及唐朝设在西域的其他几个军事机构，如：舍牙军、濛池军、玉河军、萧乡军，进行了补阙和考述，指出：“这些军政机构，无论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它们的存在和活动，总是标志着国家主权的行使。”赵春晨《十八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地区的历史意义》[※注]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和意义做了宏观的概述。张羽新《清代前期新疆历史地位的提高与清政府的筹边措施》[※注]指出：清朝政府在统一新疆之后，政治和军事上采取了五项措施，巩固和加强西北边防，这些措施是：一、设置重臣，巩固藩属。二、派驻重兵，加强防御。三、边防设卡、严密巡查。四、辟治交通、安设军台。五、蓄边强边，筑我长城。同一作者在《清朝统一新疆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注]一文中较深入地分析了各项经济措施，主要有：推广屯田、兴办牧场、发展矿业、辟治交通，降低贸易税率。正是由于清政府成功实施了这些政治、军事、经济措施，致使“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西北边疆一直是稳定的”“近代史上，研究西北边防问题的有识之士，如龚自珍、魏源、何秋涛，及对保卫新疆做出过贡献的爱国将领左宗棠等，都从清代前期的西北筹边措施中寻找经验教训，这不是偶然的”。华立《乾隆年间移民出关与清前期天山北路农业的发展》[※注]则从清政府在经济上实行“以边养边”，就地解决驻兵所需的军粮供应出发，考察了清政府移民出关政策的制定及有关措施。同时也分析了乾隆帝在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作用。

东北地区。张博泉、苏金源、董玉瑛合著《东北历代疆域史》[※注]和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对历代王朝在东北地区的经营和管辖，做了详尽的论述，是这一研究领域中值得一读的通史性著作。杨树森《辽宁简编》[※注]，张博泉《金史简编》[※注]等断代史著作中也有对这一课题深一层的论述。程妮娜《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注]从国家结构的角度研究东北民族边疆地区建置的起源、转型与发展，探讨古代各个时期东北民族边疆地区建置的形式、特点与政治功能，论证它对古代中央集权国家发展与巩固所起的重要作用。刘信春主编《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注]以中国古代治理边疆的思想——“华夷一体”“华夷之辨”“羁縻而治”为主要内容，并根据历史的进程、政权的更迭、民族的兴衰、社会的变化，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各王朝在治理东北边疆过程中所运用的治边思想及其发展变化，宏观概括了其利弊得失与经验教训。

论文方面：金殿士《试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经略辽东》[※注]、王崇时《论金代对东北的经营开发》[※注]，分别对辽、金两朝，经营东北的业绩做了论述，王文指出：“从整体来看，金王朝对东北经营开发的成就，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代”“金代的经营开发，毕竟给后来东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论述有明一代对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的经营和管辖的论文主要有：郑天挺、汤钢《明朝初期对黑龙江流域的经营》[※注]，王崇时《谈我国历代政府对乌苏里江流域的管辖》[※注]，杨旸、吕昆《明政权对乌苏里江流域以东滨海地区卫所设置的管辖》[※注]，杨旸、傅朗云《明代松花江流域卫所设置考略》[※注]等。这些文章对明代在上述地区实施有效行政管辖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王魁喜、吴文衔、陆方、石箴、徐凤晨合著《近代东北史》[※注]和佟冬主编《沙俄与东北》[※注]等论著对清王朝在东北地区的经营和管辖作了详尽论述，是这一研究领域中值得一读的通史性著作。《近代东北史》通过1840年开始至20世纪初奉系军阀统治东北期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对东北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近代东北社会的历史趋势都作了探讨。《沙俄与东北》则着重叙述了东北地区中俄关系史中的主导方面，即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该书指出：“黑龙江以北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招抚和征服，早在沙俄第一次侵入黑龙江以北地区以前，就已完成了统一大业，并在那里实施着有效的管辖。”此外，还有不少论述清代对东北边疆管辖的论文。徐景学《浅论清代东北边防的管理》[※注]对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到19世纪中叶沙俄逼迫清政府签署《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为止的一个半世纪时间里，清政府在黑龙江流域的经营与管辖做了深入研究，既分析了管辖的各项政策和措施，也分析了清政府的失误。赵秉忠《清朝前期对东北地区的管辖》[※注]则从设置行政机构、八旗驻防、扩建驿站、设卡巡防，实施有效的民族统治政策等方面，论述了清政府的管辖活动。吴文衔《清代前期呼伦贝尔的边防问题》[※注]和刘邦厚《一八六一年后清政府在黑龙江左岸的巡边活动》[※注]，分析了清政府为抵制沙皇俄国的侵略渗透，在呼伦贝尔和黑龙江左岸等地区加强边防所采取的措施。这方面的论文还有纪平《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注]、沈阳故宫博物馆《从盛京宫殿看清初东北的统一》[※注]、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注]、吕光天《论黑龙江流域上、中游各族与明清两朝的隶属关系》[※注]、李治亭《论清太宗对黑龙江流域的统一》[※注]。

西藏地区。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藏族简史》[※注]，黄奋生《藏族史略》，索文清《藏族史要》几部著作简明地叙述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施政的历史过程。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等四单位合编的《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注]是以汉文的正史、实录、历史档案和有关重要典籍为主，按不同的历史时期，汇辑关于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关系发展史的资料书，清朝治理西藏地方是该书的重点部分，这是一部较好的史料选辑。有关论文有：周一良等《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子元《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历史关系》[※注]，魏千志《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朱永嘉《清代（1793）在西藏的重要措施》[※注]，王辅仁《略论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施政》[※注]，李克域《须弥福寿之庙的两首御制诗匾看清朝在西藏的措施》[※注]，陆蒂莲《简论清末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注]，蒲文成《从清朝与七世达赖的关系看清朝对西藏的施政》[※注]，赵云田《略谈清朝理藩院对西藏的治理》[※注]等。上述论文中，王辅仁文论述系统，值得一读。王文认为：“清朝前期对西藏地方的施政，除进关前的早期政治联系外，大致可分作五个阶段：封授蒙古和硕特汗王代行统抬（1653年），二、授权四噶伦联合掌政（1721年），三、封授郡王掌政、始派驻藏大臣（1728年），四、建立噶厦、授权达赖兼掌政教（1751年），五、制定《藏内善后章程》（1793年）。从这顺序衔接的五个阶段，可以明显地看出清朝对西藏的施政逐步加强的过程。”“总结清朝前期对西藏地方的施政，应该严格区分主流和支流的界限。主流部分，即施政的重大政治意义和起到的积极作用部分，必须给以充分的肯定。但是，在主流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由于清朝政府的阶级本能，它所推行的各项政策，不可能不包含大民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反动内容，这是支流部分。”

西南边疆。方铁《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与历朝治边》[※注]分析了西南边疆汉族形成的复杂历程。指出，元代以前，迁入西南边疆的移民逐渐被原有民族融合，并形成新的本地民族，元代后外来移民大量迁入，融合原有民族人口形成西南边疆汉族群体，其作用和地位明显增强，历朝对于西南边疆的外来移民和西南边疆汉族及其发展，均十分重视，并以此为制定治策的重要依据。

陆韧、彭洪俊《论明朝西南边疆的军管羁縻政区》[※注]认为，明朝平定云南后，为适应云南边疆外孤地带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地理环境和多样民族性特征，在西南边疆逐渐建立一套“内边区”与“外边区”差异化的边疆行政区划和管理模式，并对云南外边政区实行军管性和羁縻性统治。这是明朝边疆控制和政区建置的创新性制度，体现了明朝疆域观在行政管理上的灵活性，保障了西南边疆较长时间的稳定，为中国现代国家领土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注]，绿营兵是清代的主要军事力量，布置汛塘是绿营兵控制全国各地方的重要手段。本书对创建于顺治十六年的云南绿营兵，直至同治年间在以杜文秀为首的云南各族人民反清起义打击下，云南绿营兵制基本瓦解的全过程作了细微的梳理，是首次对清代绿营兵做区域性深入研究的学术著作。

郑维宽《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策略研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察》[※注]复原了广西高层政区与广西边疆的形成过程，自此中央王朝对岭南边疆的治理主要围绕广西而展开，厘清了历代广西地缘结构变动与中央王朝治边策略调整的关系，指出王朝治理边疆的策略经历了从古代固守封疆理念下“制内为主，御外为辅”向近代领土观念下“御外保边”的大转变，系统探讨了影响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各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的结构及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以地缘政治为视角，运用地缘政治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重建历史上广西在岭南西部内、外地缘结构，从地缘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去解读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地缘的特殊性，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策略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归纳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郑一省、王国平《西南地区海外移民史研究——以广西、云南为例》[※注]在借鉴中国古籍、地方史料，以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融入作者对西南少数民族移民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成果，并综合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移民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东南亚地区及中国广西和云南移民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研究成果。

（二）开发治理研究

中国历代各朝的边疆开发论者颇多，但缺乏宏观研究的力作。方铁、方慧著《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是较有分量的地区开发史专著，阐述先秦时期至清前期云南、广西两省以及历代曾进入中国版图的滇、桂以南一些地区的开发过程。内容包括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生产的各部门如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矿冶业、交通业以及动植物的开发、利用；边疆各族人民包括进入边疆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移民在开发边疆过程中的贡献和发明创造；内地封建王朝和边疆地方政权对边疆统治和经营等。值得注意的是该著详述了南越国、南诏、大理国等地方政权对西南边疆的开发和经营，如论述大理国对云南及云南腹地外围新开发地区的经营[※注]等。

王双怀《中国西部开发史研究》是一部贯通古今的研究新著。本书探讨了我国西部开发的历程，着重研究了西部政区沿革、民族发展、城市盛衰、交通演进、水利开发、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和环境变迁等问题，分析了西部开发的经验教训，提出破解西部开发瓶颈的对策[※注]，全书43万字。

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该书中编“经济开发”系统阐论了辽朝对北部、西北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全面评价了其社会历史意义并认为辽朝在开发北疆过程中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既区别蕃、汉又无避蕃、汉之嫌”，因而能使“内地汉族士人和对经邦治国、经济开发、文化发展等方面之有专长者，被大量吸收，参加辽朝和北部边疆的各项建设事业”[※注]。该著所论辽朝对北疆的经营和开发以辽统一并辖有北疆并逐步扩大管辖地区这一背景展开，尤其是置于整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考察，立论起点较高，别具见地。

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边疆开发研究》，收论文15篇，内容十分丰富，按编排顺序包括：清代内地人口迁居边疆的原因、地域以及迁居后的开发实况和影响；清政府在北疆实施新政的概况、新政时期蒙古的官垦和屯垦以及工商实业和文化教育的开发；清开垦东北土地的实况和政策；晚清时期东北地区的近代工业和矿业情况；清代前期蒙古地区农业发展政策和政策评述；清前期对内蒙古、喀尔喀蒙古的赈济及其作用；清代新疆屯田的概况、形式及性质；清中叶新疆与内地开展贸易往来的方式、渠道、贸易类别和产品及贸易往来的作用；清代的茶法与川茶业的发展、川茶业对藏区社会经济的推动；清代云南矿业开发由盛转衰及其原因、矿业开发对云南经济开发的影响；清代云南交通的实况、“铜络”的开凿、三迤地区主要道路的开发、交通工具及设施、邮电和铁路的兴起；清代台湾与海南经济开发比较研究，包括经济开发的地理环境、开发方式和成果的比较[※注]。由于该论文集内容包括清前期、中期和晚期涉及许多边疆地区的开发，又有对整个清代边疆开发的带有共同性问题的综合阐述，因而可以从中窥见清代边疆开发的一般情况。

与上述论文集可以互相参照的是华立《新疆农业开发史》，论述了新疆农业开发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基础、清政府开发新疆农业的缘由以及开发的方式、手段、制度、措施、活动及其成效。在论证上述问题时，既注意不同层次的人类力量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又注意生产手段和开发方式与社会环境、政治秩序的相互关系。因而“整个开发过程表现为清代新疆政治、经济和社会多种因素的动态相互作用”[※注]。该著总结的历史经验，可为今天新疆农业开垦提供有益的借鉴。

清代卡伦制度与驿传制度的研究，也为学者所关注。马长泉《清代卡伦制度研究》[※注]对本命题做了全方位的详尽研考。宝音朝克图《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注]对清代中国北部（包括东北、西北）边疆卡伦的分布、设置等做了全面、细致、深入的考评，翔实剖析了清代卡伦具有的各种职能，并从与卡伦相关的设施，清政府对卡伦的监督、守卡官兵的拣选及其生计、坐卡等多个角度考察了清代卡伦管理制度的形成过程。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注]首先考察了清代驿传在地域范围上的变化，并从功能学的角度，对清代驿传管理制度中的物质供给、信息传递、交通运输等方面制度变革的内容、背景进行了分析，进而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研析了清代驿传的近代转型，探讨了传统驿传是如何在功能方面被电报、近代邮政逐步取代，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除上述专著外，许多学者还从不同的微观角度阐论了中国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杨旸、衣兴国肯定了明永乐帝朱棣拓东北和南海诸岛功绩。作者以朱棣设立奴儿干都司为例，概括明政府在该地设官立治、整军经武，开垦荒地、教化士民的措施及其成效；以朱棣六次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指出西沙、东沙和南沙群岛有些岛屿都是“御批”之后或以明年号或以官员名或以郑和随员的名字命名的，从而说明均属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注]。杜涛论述了明初军屯的兴盛、大兴军屯的缘由、军屯的性质等问题。认为明初军屯的规模大、组织和管理完备，适应了当时特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式的需要，但它是一种落后的和残酷的封建隶属关系，得到丰厚利益的是封建国家，其消极作用日益突出，与封建政府的矛盾也随之加剧，由此造成军屯盛极而衰[※注]。覃远东系统阐述了明代西南边疆军屯的作用和影响：巩固和加强明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推动西南边疆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合[※注]。此文可与上文相互补充。

有关新疆开发的论著也多有问世。邹礼洪《清代新疆开发研究》[※注]是一部专题性论集。涉及新疆开发研究的有：左宗棠新疆开发思想初探，新疆的骆驼养殖与驼运史管窥，近代新疆禁鸦片述论，左宗棠西北禁鸦片述论诸题。殷晴、田卫疆主编《历史时期新疆的自然灾害与环境演变研究》[※注]将新疆历史上开发置于环境史、灾害史的大背景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全书共收集相关论文25篇，分置于灾害史、地震活动与地震灾害、疾病与医药、环境演变、评介与综述诸题之下。

黎小龙等《历史时期西南开发与社会冲突的调控》[※注]认为历史时期西南的开发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西南疆域的开拓与边疆的治理，一是西南地区经济的开发和社会的发展。这两方面开发的实施进程中，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其中尤以民族矛盾与民族社会冲突对边疆的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疆域的安全影响最大。面对这些矛盾和冲突，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均无可回避地进行必要的治理与调控。因此，治理的思想是否切合实际，调控的举措方法是否得当、有效，均直接影响到社会矛盾与冲突调控的效果。切合实际、调控得当者，缓和矛盾、化解冲突；不合实际、举措不当者，加剧矛盾、激化冲突。所以，民族社会冲突与调控状况，直接影响到西南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直接关乎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疆域的巩固。本书近40万字的篇幅，对此做了深入的探论。

从以上综述可见，有关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政策和边疆开发治理的研究成果显著，相对来说专著较多，质量都较高。各种成果均重视对边疆政策和开发治理的评述，且有深度。但上述两方面都缺乏整体研究的成果；有关历代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的边疆政策和其对边疆的开发、治理方面的论述更为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