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综论方面

清朝政府根据“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方针，针对各个边疆地区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政策，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并不断完善，强化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但进入近代以后，边疆危机频仍，清政府原先推行的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走向破产。同时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成分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地方行政机构不断出现严重失灵和失控状态，在边疆地区表现尤为严重。清政府在边疆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补救应变对策，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边疆管理体制上的调整。对此问题的研究，虽远不及对清朝前期边疆政策研究深入，但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刘子杨编著《清代地方官制考》[※注]对近代以来边疆地区官制，以及负责海防事务同知以下官吏的变化，作了较详尽的概述。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注]则对更少为研究者问津的中华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设置和管理作了虽简略但颇为全面的介绍。综论方面还有赵云田《近代我国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的演变》[※注]，作者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的逐步演进，国家政治机构的陵替和调整的大背景出发，认为“晚清时期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最大变化，是理藩院改称理藩部”，名称的改变，其职能也发生了变化。“理藩部对俄交涉职能的丧失，是俄国政府单方面愿望的实现，是清政府屈从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产物。”文章还对北洋时期蒙藏事务局以及它的后身蒙藏院、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设置、沿革、职掌进行了客观述评。

新世纪以来有关近代边疆治理综论性的学术著作值得重视。

阿地力·艾尼《清末边疆建省研究》，本书力图把始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统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探讨清政府是如何将边疆地区纳入同质性、排他性的“中国”秩序中的，即以清末边疆地区建省为主轴，分析探讨清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性措施将其版图逐渐整合到一元化的国家之中，如何将传统前近代国家改变为近代主权国家以及这种转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注]

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注]，本书以档案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国内外研究成果，对东北、蒙古、新疆、西藏新政的实施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众多复杂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既肯定了新政的历史作用，又剖析了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书中特别强调了边疆地区新政实施者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对当今中国社会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冯建勇《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变迁研究》[※注]。本书选择辛亥革命这一具有传承意义的历史时点，从民族国家构筑的视角，考察晚清民初时期边疆地区的政治实态和民族心理，乃至该地区对中国国家的认同状况。将具有诸多共同点的外蒙古、新疆、西藏，置于同时代的位置上予以探究，同时还从民族国家构筑的角度对辛亥革命前后边疆地区政治变迁的整体状况进行了阐论。

欧阳湘《清末边疆省份司法改革的特殊政策述论》[※注]论述了清政府在边疆省区所推行的特殊政策：在普设法院问题上力求减少应设厅数、降低编制标准和展缓筹设期限，在司法人才培养方面施行灵活措施，以便不拘文法选拔官员并吸引省外人才，法政教育则以速成为特色；在法官考试和作用方面，法部在西部六省专设考场，录取标准也较京师考场为宽松。进而指出：这种特殊政策有助于推进边疆省份的司法改革。

（二）对不同边疆地区的管理研究

由于边疆地区情况各异，更多的研究是侧重于具体地区的具体变化。

东北地区。赵云田《晚清东北军政管理机构的演变》[※注]对光绪年间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三将军体制的变化，直至最终废除军府制，建立行省的演变进程、原因和作用进行了论述，认为：“清代东北边疆管理机构，通过晚清的官制改革，由三将军体制演变为建行省、设督抚，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表现出了近代国家机构的特点，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由盛到衰，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康沛竹《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注]认为，清政府面对边疆危机加剧，在东北地区采取了相应举措，以期缓解“龙兴之地”内外交困的危机局面，其举措有三：行政体制的变革——改建行省；移民实边政策的继续推行；整军经武以固边防。文章还论述了这一时期主政东北的边吏赵尔巽、徐世昌、锡良、程德全、吴禄贞、宋小濂的政绩。刘家磊《略论清季东北移民实边政策》[※注]，考察该政策由封禁到开放，由虚边到实边的发展过程。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注]认为，1904年以后，清政府在东北实行土地开放政策，使黑龙江农业开发迅速发展。刘金明《北洋政策对鄂伦春族的政策与“安边”》[※注]指出，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虽然半途而废，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仍起到安抚东北边疆的某些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北洋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鄂伦春族农业生产的初步发展，为鄂伦春族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才”。吴禄贞于1907年调迁延吉边务帮办、督办，治边颇有建树，靳大经《吴禄贞经略延边的历史功绩》[※注]认为，吴禄贞是为维护延边领土主权，为延边开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高月《清末东北新政研究》[※注]基于清末在传统的“满汉一家”“中外一体”的“大一统”理念已然失去效用的情况下，王朝统治者必须寻找新的统合手段，以增加王朝中央政府对全部疆域的统治力和各民族对于王朝的认同，清王朝的办法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颠覆传统体制的新政改革。本书以清末东北新政为研究对象，从疆域统合的角度切入，阐明清王朝通过在东北实施新政，意图实现疆域的均质化，以达到重新统合疆域之目的。

蒙古地区。学者们研究重点之一是清末移民实边政策和清朝政府在蒙古地区推行的“新政”。翁独健主编《蒙古族简史》[※注]和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注]均有专章专节论述近代以来清朝政府对蒙政策的调整，其主要方面是：放垦蒙地、施行新政；筹蒙改制，强化统治。前书认为：“清末大规模‘移民实边’，从长远的历史影响看，对蒙古地区的进一步土地开发，是有一定成效的，对蒙古族自身农业的发展，也不无一定裨益。但是，清政府不顾蒙古地区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强制推行放垦蒙族土地，搜括巨额押荒银，严重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了社会动荡。充实边防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而且增加了许多新问题，使危机日益加深，给俄日帝国主义对蒙古封建上层的蛊惑煽动以可乘之机”（《蒙古族简史》，第277—288页），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比较中肯的。但对这一问题学者们认识并不一致。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学者们撰写三卷本《蒙古族通史》[※注]指出：“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不管统治阶段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动机，但最终结果是造成了对内蒙古地区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更加暴露了清末统治者的腐败；‘移民实边’并没有起到充实地方、抵御帝国主义入侵的作用。”卢明辉《清代蒙古史》也认为：“自推行‘移民实边’和‘新政’以来，致使蒙旗扎萨克以下皆有所失，而无一所得，对广大蒙古族人民更加重了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一论题的论文还有田志和《论清末东部蒙旗地区的移民实边问题》[※注]等。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对蒙古地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王德胜《北洋军阀对蒙政策几个问题的初析》和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1928—1949年）》[※注]。前文在分析了北洋政府蒙藏院的设置、职责后指出：“在蒙古地方行政机构方面，袁世凯政府同样是沿袭了清政府分割统治蒙旗，加强军事监督的传统政策，并且将清末在蒙古地区划分行省的计划向前推进了一步。”后文认为这一时期“所实行的统治政策大体上可以说是自清末以来中国统治阶级在蒙古地区推行移垦、同治（在政治上和行政上使蒙古地区与内地汉族地区‘一体化’）、同化政策的延续和发展”，这一政策可以简单地表达为“蒙地汉化”政策，十分明显它与“清中叶以前对蒙古实行的封禁、分治、隔离政策恰好截然相反，其对比是非常鲜明的”。

乌力吉陶格套《清至民国时期蒙古法制研究——以中央政府对蒙古的立法及其演变为线索》[※注]，本书主要以中央政府对蒙古的立法及其演变为线索，研究清至民国时期蒙古法制演变相关诸问题。

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注]以汉族移民及汉族移民社会的成长为中心，对汉族移民的原因、方式、类型、过程、数量、分布、祖籍地、迁移路线、移民的定居化与本土化，移民过程中的蒙汉关系，移民社会的生产方式、土地制度、租佃习惯、社会分层与社会控制、生活状况与风俗习惯、移民社会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通过对社会历史事象进行纵切式研究，以“问题”统领全局，在具体方法上，主要以历史学实证研究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占有史料，通过史料展现以往的社会生活场景，同时又注重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对移民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引领人物进行典型剖析，将内蒙古移民与东北、台湾移民，以及内蒙古各分区移民进行纵横对比，凸显塞外移民社会的丰富内涵和个性特征。本书前言中对本研究命题的中外文文献史料的介绍和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为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方便。

新疆地区。光绪年间新疆建省是新疆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清政府巩固其在新疆统治的一个重要举措。新疆社科院民族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二册[※注]和钟兴麒《新疆建省述评》[※注]，对新疆建省的前前后后以及历史作用做了较详尽评述。纪大椿《论清季新疆建省》[※注]指出：“由新疆建省而密切了新疆与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系，巩固了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情谊，加速了西陲边疆的开发与发展。这些都是当时的封建朝廷和官吏未曾意识到的。”这方面论文还有：沈传经《论新疆建省》[※注]、齐清顺《新疆建省及其历史意义》[※注]等。研究新疆建省必然要涉及龚自珍、左宗棠、刘锦棠三个历史人物。首先提出新疆建省之议的是龚自珍。纪大椿《龚自珍和他的〈西域置行省议〉》[※注]具体分析了这一正确主张的内容，认为其最大的贡献在于，“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分析了新疆实施行省制度的必然性”，所有这些“都是他超过前辈，站在时代的前列而提出的新的斗争任务”。韩式朋《龚自珍议新疆防务》[※注]认为，新疆建省和移民实边有利于新疆的发展，而加强防务的最好办法就是移民实边。这方面论文还有：丁汝俊、马春燕《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述评》[※注]，季镇淮《龚自珍简论》[※注]等。左宗棠是新疆建省的实践者。杜经国《左宗棠与新疆》一书对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的思想和筹划进程作了剖析，认为“维护西北边防的安全是左宗棠主张在新疆建省的根本出发点。他在这方面的一切部署，从政治、经济到边事，都是为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注]。同类论文还有：董蔡时《论左宗棠与新疆开置行省》[※注]、牛济《左宗棠与新疆改设行省》[※注]等。塞防与海防之争与新疆建行省的争论是有直接关联的，赵春晨《清季关于新疆问题的争论》[※注]对清廷对于新疆问题的战略决策作了有益探讨。作者认为争论重点有四个：一是咸同年间放弃新疆论调的抬头，二是“海防”与“塞防”之争，三是南疆弃取之争，四是建省之争。这方面论文还有：张立真《评左宗棠的塞防理论与实践》[※注]、牟安世《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塞防”与“海防”之争》[※注]、杨策《论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注]、黄顺力《重议海塞防之争》[※注]、杨东梁《论中国近代的海防与塞防》[※注]、董蔡时《再论左宗棠与李鸿章新疆防务之争的性质》[※注]、杨光楣《也论清代同光年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注]等。由于左宗棠在新疆期间，伊犁地区还没有收复，建省问题一直议而不决，直到1884年清政府才下令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台湾学者陈旺城《刘锦棠研究》[※注]全面、详实地评述了刘锦棠治疆生涯。管守新《刘锦棠在新疆建省》[※注]认为：“新疆建省的完成，不仅使新疆摆脱了长期以来所处的‘藩部’地位，而且统一了与其他各省的政体，成为清朝的第十九个行省。在新疆建省及其建署最后完成的过程中，刘锦棠作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新疆建省的最终执行和完成者——刘锦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另外，于维诚《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注]对于了解近代新疆建置、地名的变化，是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参考书。

晚清时期政府治疆还有四部著作值得一读。

潘志平《浩罕国与西域政治》[※注]虽然是一部中亚浩罕国的历史著作，且这个汗国早已覆灭并永远地消逝，但二百多年前它崛起之时，甚至一度盛名中亚，汗国以其国都浩罕为名。清代乾嘉年间浩罕成为清帝国的附属国，听命于清驻喀什噶尔、叶尔羌的办事大臣。19世纪20年代后浩罕崛起，脱离了对清的依附，在道光、同治年间，浩罕成了新疆伊斯兰权贵和卓势力的支持者，不断窜犯骚扰南疆，到了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阿古柏的“哲德沙尔”政权侵占新疆长达10余年时间。本书是国内第一部探研这一段历史的学术专著。

苏德比力格《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研究》[※注]，本书以边疆内地政治一体化作为中心论题，研究晚清政府在新疆、蒙古和西藏等边疆地区推行的政策和措施，并对其利弊得失，力求做出客观的分析和总结。

童远忠《近代新疆防务建设研究》[※注]，本书以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为线索，着眼于“防务”这一独特的视角，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疆防务形势和防务建设为重点，从清朝统治当局治边理念、边防政策、边防制度和边防效果等方面，对近代新疆防务进行系统考察，概述其兴衰历程，揭示近代新疆防务建设的特点、规律和成败得失，总结其历史启示和经验教训。

徐中煜《交通态势与明清经略新疆研究》[※注]，本书通过深入研究交通运输与中央政府经略新疆之间的关系，探寻交通运输形势与治理模式之间蕴含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厘清“交通运输”的概念、内涵，并对研究历史时期的交通运输提供一定的参考维度。

西藏地区。清朝驻藏大臣制沿革的研究始终是清朝西藏管理体制的一个研究重点。吴丰培、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注]指出，1845年至1911年是驻藏大臣职权松驰时期。驻藏大臣制度研究离不开驻藏大臣研究。吴丰培、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传略》[※注]和贺文宜《清朝驻藏大臣大事记》[※注]是两部颇见功力的资料性研究著作。前者为有清一代正副驻藏大臣36人立传。后者则辑录了从康熙四十八年正月（1709年3月）到宣统三年（1911年）共202年间派往西藏的148位正、副大臣计182任的驻藏事迹1370余条目，内容主要有：签掣达赖、班禅的呼毕勒罕，看视达赖、班禅坐床，颁赏金册，任免西藏地方政府重要官员，制订藏内各种章程，办理对外交涉，调遣营伍，巡阅边防，抗击外寇，抚绥地方，监制钱币，稽察财政等等。朱先华《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注]从研究清政府在藏地推行“新政”的角度指出，晚清政府的“筹藏”政策不够健全和完善，虽对推进西藏地方各项工作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脱离了西藏地区的历史特点和社会实际。因而“不仅没有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相反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它使西藏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日趋尖锐，使帝国主义乘机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华民族几度面临西藏被分裂出去的危险”。但也有研究者对晚清政府在西藏的活动予以肯定。张世明《清代前后期藏族地区开发比较研究》[※注]对清代后期清政府对藏区开发评价甚高。陆莲蒂《简论清末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注]通过对光绪十三年日喀则僧俗“恭贺皇帝亲政”藏文文书考释，认为此举“有力地说明了清末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继续行使国家主权的史实”。对晚清驻藏大臣的个案研究中，比较一致认为升泰和有泰“可谓是昏聩无能之徒”的典型代表，但对琦善、张荫棠和联豫的评价存在分歧。吴丰培《试论升泰和有泰》[※注]通过对他们二人为官西藏的历史考察，认为这二人劣迹多端，丧权辱国，媚外苟延，贪婪昏聩，乃驻藏大臣昏聩之最，是破坏汉藏人民团结的罪魁。文中引述了有泰1904年有关与英国交涉经过的日记，实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罕见史料。关于琦善，吴丰培、曾国庆在《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一书中认为，琦善在强调驻藏大臣地位的某些职权的同时，放弃了“财务督权”和“部分兵权”，因此，“驻藏大臣自琦善之后有一定程度的削弱”。邓锐龄《关于琦善在驻藏大臣任上改定藏事章程问题》[※注]则认为，琦善以驻藏大臣任期内“积极坚决地行使驻藏大臣的权力”，因此，“说琦善在任期间做了什么事就能促使此后驻藏大臣的权力萎缩，还是一个疑问”。徐君《从“固川保藏”到“筹边援藏”：晚清西南边防意识之形成——以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为例》[※注]，以丁宝桢十年督川治边为例，探讨了晚清政府在海防、塞防俱紧背景下川藏经营思想的形成，以及“固川保藏”“筹边援藏”等边防策略的实施情况。1906年出任驻藏大臣的张荫棠治藏政绩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肯定。许广智《张荫棠“查办藏事”始末》[※注]认为，这是西藏近代史上一次重要事件，是一场值得充分肯定的进步的改革，对后来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赵富良《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及其治藏方针》[※注]指出，张荫棠“惩治腐败，肃清吏治，使得全藏人心振奋，他锐意改革，推行新政，虽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完全实施，但其治藏的思想方针和推行新政的改革精神仍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意义”。冯丽霞《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的性质》[※注]也认为，张荫棠“查办藏事”是“一场值得充分肯定的进步的改革”。但余子明《论晚清政府在西藏的若干政策》[※注]却认为，张荫棠推行“新政”随心所欲，操之过急，直接给西藏上层分裂分子造成口实，也难辞其咎。总之对张荫棠在藏实施“新政”的评价是褒多贬少。关于联豫，一般认为其人刚愎自用、排斥异己、独揽大权，对十三世达赖出逃及后来清朝政府与西藏地方矛盾的激化负有责任。但张世明《联豫在清末新政期间对西藏的开发》[※注]认为，联豫在西藏实行新政终致失败，但他“对西藏的开发建设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功不可泯”。民国时期治理西藏问题的研究还刚起步。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注]一书系统论述了1912年至1949年从北洋政府到民国政府的治藏历程。近年还出版了这方面史料集。重要者有《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注]等。

云南地区。秦和平《清末民初对滇西北地区的治理与开发》[※注]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毗邻西藏和四川，界连缅甸、邻通印度的今云南怒江州和保山市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有益研究后指出，面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末民初孱弱的国力与动荡的政局，对滇西北治理开发行动的继续多有制约，但云南地方当局对此已尽最大努力，并取得相应的积极后果。陈元惠《从国防与外交机构到特别行政区——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对汛督办的设立与演变》[※注]指出，云南对汛督办的作用和影响除稳定边疆、巩固国防外，还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河口、麻栗坡对汛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王文成《解放初期的云南边政与边疆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注]虽研究内容已属当代史范围，但以此视角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边疆管辖及其成就的研究之作尚鲜见。以期引起更多研究者对当代边政研究的重视。

台湾与海南。台湾建省是近代边疆治理的一件大事，陈在正《台湾建省方案形成过程的考察》[※注]概述了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沈葆桢奏请闽抚移驻台湾起，至光绪十三年（1887）改设台湾郡县、领取福建台湾巡抚关防止，前后十三年间台湾建省方案的形成过程后指出，“正是由于加强海防的需要，才促进了台湾建省的实现，这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对我国边疆的侵略，海疆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实现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台湾及东南沿海的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因而，具有明显的爱国性质”。近代对台湾的治理和开发，岑毓英和刘铭传是有功的。黄振南《岑毓英与台湾防务》[※注]，对岑毓英的治台政绩做了分析，指出：在台湾期间“除了进行与军事防务有直接关联的工作外，还亲自指挥创办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又与台防有间接关系的公益事业”。刘铭传是台湾建省后首任巡抚，姚永森《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以较长篇幅评述了刘铭传治台经历，指出：“刘铭传是一个巩固祖国统一的促进派，一个台湾近代化的先驱者，也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注]萧克非等主编《刘铭传在台湾》[※注]，是1985年召开的“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结集，反映了近代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水平。陈国强《台湾建省初期刘铭传与高山族》[※注]则从另一视角，通过刘铭传治台政绩研讨了近代清政府对台湾的管理。关于台湾海防问题研究还有：许良国《左宗棠与台湾海防》[※注]、杨彦杰《沈葆桢与台湾海防》[※注]、陈在正《1874—1875年清政府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与对台湾地位的新认识》[※注]等。海南岛是我国海疆的第二大岛，何瑜《近代海南开发》[※注]重点论述了光绪年间以来海南岛各族人民开发海南的各个方面，特别对以琼籍华侨为主的海外华人在海南开发中的贡献进行了分析。一些学者还通过海南和台湾开发的对比研究，透视了清政府对海南的治理和开发，如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开发对比刍议》[※注]、何瑜《清代台湾与海南经济开发之异同》[※注]和《清代海南开发述略》[※注]。

在着力于近代边疆管理研究的同时，学者们同时也注意到了近代治边思想研究。毛振发《我国强边思想的演替和发展》[※注]认为，经过塞防与海防大争论后，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关于“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决定陆海并重全面加强海防建设。刘庆《中国古代国防政策及其在近代的转变》[※注]认为，作为古代边疆政策的“强边固防”，具体言之即“筑墙戍守”，和“开发边疆”而开发的实质是加速边疆牧业或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牛俊法《浅析中国近代“争胜型”与“守土型”的国防观》[※注]指出：“在近代，特别是晚清，对国防影响最大、教训最为沉痛的是消极‘守土型’国防观。这种消极守土观表现在对敌情判断上，一些人只见有形之兵，不思潜在之祸，以求苟安为目的。他们无视敌情变化，不做相应准备，而是‘战则惊，罢则息’。”林则徐的治边思想和实践在近代有一定的典型性，来新夏《林则徐筹边思想与实践》[※注]深入分析了林则徐治边思想（塞防与海防）和塞防建设的理论，认为林则徐筹边实践“对于动荡的新疆，增添了若干利于稳定局势的因素，增强了人民的团结和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他的筹边思想，“对于19世纪以来研究西北史地的风气，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类题材论文还有：吴廷桢、刘述宝《略论林则徐对西北边患的预见》[※注]、苏瑞海《试谈林则徐的筹边安民思想及其实践》[※注]、黄保万《论林则徐筹边思想的发展》[※注]等。

近代的海防问题也日益为学者们重视。黄顺力《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与扬弃》[※注]认为，“在传统的心态制约下形成的传统海防观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观念等等因素综合积淀的产物”。尽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采取了“以守为战”的海防战略，但仍未脱出传统海防观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传统海防观的内向性、保守性，并没在有一场人们还未充分意识到的近代战争中予以有效的克服和扭转，它从鸦片战争时期起一直影响到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海军的建设”。俞世福《浅析中国近代海防论》[※注]归纳近代海防论基本思想的五个方面，这就是：主张学西方先进技术，提出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战略战术，强调训练一支有素的海军，改革旧制、组编新水师，强调搞好沿海防地设防。李国华《清末海洋观与海军建设》[※注]指出，“清末海洋观主要在于寻求军事上的自强，以解决清王朝来自海上的威胁。它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的发展，尤其是创建了一支有近代水平的海军。然而，它缺乏对经济利益的揭示追求，因而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清海军建设，成为清海军在中日海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李少莉《论清末洋务派的海防建设》[※注]认为，洋务派“这种大胆引进资本主义‘奇技淫巧’，进行了长达二三十年的海防建设的行动，以及这种行动的宗旨都应该肯定的，不能因为它的失败而把其正确的东西一起抹杀”。这方面论文还有，施渡桥《林则徐、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的吗？》[※注]、何平立《略论晚清海防思想与战略》[※注]、史滇生《李鸿章和北洋海防》[※注]等。

石光明主编，国家图书馆分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全50册，收入的史籍内容包括：①沿革官制（机构设置、地理沿革等）；②军事（防御、团练、兵营设置等）；③经济（地方财政、户口赋税、地方土物产等）；④文化（地方艺文、金石志、游记等）；⑤民族民俗（民族风情、地方志等）；⑥大事记（对外交涉、各类案件等）。史料的重要性如马大正在为该书所著序中所指出：“这批珍贵史料早日揭开‘面纱’，走出‘深闺’，为众多研究者所渴望，广大读者所企盼。”“必将推动中国边疆史、清史诸研究领域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实是学术界喜事，更是清史研究界的盛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