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降才逐渐得到大陆学界的重视，相关论著不断问世。

（一）综论方面

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是近年出版的一部力著。全书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与民族观，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边理念与边防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边疆的策略与实践，南京国民政府边政之总结为题分设四章，近27万字。马大正在为本书所撰写的序言中认为：本书“是目前学术界明确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首部较系统的学术专著。”[※注]段金生、董继梅《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注]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边理念和实践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于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边政机构与边疆观念。杨作山《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政策刍议》[※注]考察了民国时期的边政机构沿革与边疆民族政策的实施，认为当时的边疆民族政策对于协调民族关系、稳定边疆、维护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具有局限性。周竞红《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注]分析了国民政府初期10年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政策，认为国民政府的管理体制事权分散，管理活动缺乏统筹性和系统性，民族政策内容庞杂而缺乏持续性，政策的执行效果有限，但从长时期来看，这些政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仍然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注]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认识以蒙、藏、新为重心，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较模糊；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在其视野中地位开始提升，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才相对明确。

马玉华《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初探》[※注]探讨了民国时期的民族观及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内容及价值，认为其边疆民族政策大致包括民族平等、扶植边疆民族自治能力、民族边疆文化、经济事业等内容，对改善边疆人民生活，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张双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以蒙藏问题为中心》[※注]以蒙藏问题为中心，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认为这些思想与政策有一部分符合国情和边疆地区的情况，但民族理论背弃了孙中山的对外反帝民族思想，并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其政策仅注重蒙藏地区，而忽视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孙懿《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注]探讨了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概念的提出、边疆教育政策的内容及其施行等问题，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有较详细的阐述。

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注]一书研究和总结了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发展过程，民族事务管理机构与制度，少数民族政治政策与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边疆民族经济政策以及西北开发，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与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等，认为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有整体系统性，并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了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其民族平等虽凸显历史进步，但流于形式，使之具有欺骗性与虚伪性。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注]对中国历代边防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其中对国民政府各个时期边防的历史背景、对边疆的经营、边防举措等进行了研究。李鸣《中国近代民族自治的历史演进》[※注]论述了近代中国民族自治的历史过程，研究了国民政府在民族立法上采取的措施，认为国民政府往往将民族问题作为边疆问题来考虑，国家主权观念浓郁，民族自治收效甚微。

赵云田《近代我国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制演变》[※注]考察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其功能，认为蒙藏委员会的设立，促使国民政府颁布一些有利于民族关系的法令及采取一些安定边疆少数民族的措施，并兴办教育以培养蒙藏青年。但由于现实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许多良好的措施并未得到施行。同作者《中国治边机构史》[※注]一书，对国民政府的治边机构及其职能等做了阐述。

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注]和《民国边政史料续编》[※注]是两套有关民国边政的大型史料汇集。前书全30册，所收文献分期刊类、档案资料类、专著类。期刊类收录了两种当时颇有影响，且目前不易查得的期刊：《边政公论》和《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档案资料类收录了三组档案：《蒙藏委员会公报》《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和《西康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汇编》；专著类收录了20世纪20—40年代出版的专著15种，涉及省区有新疆、青海、宁夏、西藏和当时的西康省，后书收录了20世纪前半叶具有一定影响的期刊五种：《边疆通讯》《中国边疆》《中国边疆建设集刊》《西南边疆》《康导月刊》，以及《蒙藏委员会工作报告》。马大正在《民国边政史料汇编》序中指出：“学人深感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研究的相关资料数量庞大，收藏分散，加之由于边疆研究物件的特殊性，当时一些著名团体，一些活跃的领导人物，不少都带有旧时代深深的烙印。因此，当时轮进入社会大变革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上述这些团体和人物很多被扫入历史后院，成为被人们遗忘的角落，由此给今日研究者在资料收集上带来极大的不便和困难。”汇编所集“虽然仅是浩如烟海的民国时期边政史料的小小一部分……但对研究者来说，实是一批寻觅不易而又十分重要的资料”[※注]。

（二）民国政府的西藏治理研究

国民政府的西藏治理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不仅论著颇多，对相关档案史料的整理也成绩显著。在档案资料整理方面，主要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九世班禅圆寂致祭和十世班禅转世坐床档案选编》《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等[※注]，为学者研究国民政府治理西藏提供了良好基础。

关于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刘国武《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注]对抗战以前10年国民政府对西藏民族问题的政策理念和措施，西藏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及英国阻挠国民政府接管西藏的做法等进行论析。张羽新《民国治藏要略》[※注]论述了民国中央政府对藏行使主权和施政的情况。陈谦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政府西藏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及政策失败的原因做了考察，认为抗战后国民政府对藏政策发生了积极变化，主要表现在力图利用“四强”的地位和英国退出印度的机会，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政策的核心是全面支持以热振为首的亲中央势力，但在实施过程中对热振事件的处理优柔寡断、导致错失良机。[※注]陈谦平文章的特点是利用现存台湾的档案较多，弥补了大陆学界对国民政府处理热振事件的过程不甚了解的缺憾。[※注]杨作山《民国时期中央对藏政策述论》[※注]也论及了国民政府对西藏的方针。谢铁群编著《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注]设专章探讨了国民政府管理西藏的政策措施。徐百永《政教分离，抑或政教合一？——国民政府对西藏政治和宗教关系的政策考量》[※注]指出：近代中国，共和体制下的国民政府为消除西藏在国家行政上的“特殊之形式，谋求对其政教合一、宗教至上的社会状况，实现西藏与内地政治一体化，从而巩固边疆”。但由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对中央若即若离，加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民政府内忧外患不断，因而作为中央政府无睱也无力根本上打破政教合一的局面，在处理西藏政治与宗教关系的政策层面上进行了诸多调整。文章认为：“要想在西藏这个保守势力相当强大的社会推行政教分离，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强大支持，这个中央政府不是清末的中央政府，也不是历届民国政府，而是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自1959年中央政府平定西藏地方的叛乱开始，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西藏真正实现了政教分离，实行了近七百年的政教合一制度才真正成为历史。”孙宏年《蒙藏院与民国时期的西藏治理述论（1914—1928）》[※注]对这一时段主管蒙藏事务的中央机构在西藏治理方面所做的工作做了述论，并指出：这些工作对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稳固西南边疆还是产生了作用。

皮明勇《九世班禅返藏受阻事件与国民政府的治藏策略》[※注]考察了九世班禅返藏受阻事件与国民政府的治藏策略，指出国民政府的对藏策略以和平、安抚为基本方针，计划利用宗教手段并附加低水平的军事压力来解决西藏问题；认为国民政府所选择的治藏方式缺乏实践的可行性，确立的治藏目标与采用的手段不相适应，对外国势力的干涉亦无有效的应对办法。郎维伟《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之策》[※注]探讨了第三次康藏纠纷中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认为这些治策对维护国民政府与西藏的统属关系、平息纠纷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邓锐龄等著《元以来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注]一书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政府与历届中央政府的关系，并叙述了国民政府初期的治藏措施、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中央政府调整与西藏地方关系、中央政府调解班禅与噶厦的关系、热振及达扎摄政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与认定和十世班禅坐床典礼的主持、国民政府办事处被迫离藏等方面，是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较为全面的论著。陈谦平《西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考》[※注]通过对西藏革命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考证，指出国民政府采取积极方式以图实现中央政府对藏行使主权的目的。胡岩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活动，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和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并考察了1942年至1943年英国干涉西藏事务及国民政府的应对经过。[※注]

还有研究者从国民参政会、政府财政预算方面入手，对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进行研究。孙宏年《国民参政会与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以治藏议案为中心》[※注]与《国民参政会中的藏族参议员与国民政府治藏政策》[※注]两文，前文归纳了国民参政会有关西藏或藏区治策的议案，认为议案对推动藏区的社会进步，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起到重要作用；后文论述了国民参政会中藏族参议员的组成及其所提议案的内容，指出议案虽未全部得到实行，但有利于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更为全面的治藏政策。陈崇凯、刘淼《从国家预算看民国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收入与管理——兼驳“民国西藏独立论”》[※注]利用民国时期国家预算、西藏的岁入岁出等报表及其他档案资料等，分析了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财政投入的种类、数量和性质，并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前后开发建设西藏的主要举措。

徐中林、王希隆论述了国民政府对藏文化教育政策。[※注]刘琳琳、王立艳从法律的角度，研究了国民政府治理西藏的措施。[※注]唐景福《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维护西藏主权的措施》、喜饶尼玛《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刍议》两文，均论及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注]丁玲辉《清末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西藏办学始末》[※注]认为国民政府较注意西藏的教育，先颁布《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蒙藏教育》《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等文件，并采取制订边疆民族教育计划、编译教材、在藏区推行国民教育制度等措施。

周伟洲《1932—1933年西藏的政局》[※注]论述了西藏政局对康青战争的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公开信”、两位活佛系统间的论争与国民政府的调解，九世班禅返藏等问题，认为国民政府自成立起便力图改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西藏地方也接受国民政府的统治。喜饶尼玛《民国时期出席全国性政治会议的西藏地方代表》[※注]也探讨了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央的关系。陈崇凯《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代表参政议政活动述略——再驳“民国西藏独立论”》[※注]论述了历届中央政府通过设置管理机构、派遣驻藏长官和设立办事机构、中央人员进藏册封和主持坐床仪式等措施，来维护对西藏的主权。石硕《民国时期西藏独立质疑》[※注]论及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陈立华《浅析1943年喜饶嘉措进藏受阻事件》[※注]根据台湾出版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1—6）》，对1943年喜饶嘉措入藏受阻的原因及过程做了分析。付晓丽《国民政府与1947年西藏“商务代表团”的出访》[※注]考察了1947年西藏“商务代表团”出访事件中国民政府的应对措施，认为国民政府通过与美英艰难的外交斗争，最终遏制了西藏地方政权分裂的企图。张子新、喜饶尼玛《略论达扎摄政时期西藏的政局》[※注]论述了达扎摄政时的西藏政局。

刘国武《南京政府对康藏纠纷的定性及解决措施》和《三十年代初的川藏战争》、王燕《浅析第三次康藏纠纷》、周伟洲《1930—1933年西藏与康、青战争之研究》等文，分别对康藏纠纷、川藏战争、康青战争等的起因和经过，以及国民政府的处理措施等进行了论述。[※注]吴彦勤《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注]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清末民国时期西藏与四川之间的关系演变，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川总督鹿传霖提议将瞻对重新划归四川为缘起，论述了巴塘事件、赵尔丰的川边改革、清末入藏川军始末、民国元年四川军政府的“缓藏”、1917年和1930年两次川藏战争、1942年国民政府未实现的“征藏”计划等重大历史事件。

马守平、喜饶尼玛《国民政府“班禅问题”得失谈》[※注]探讨了国民政府处理九世班禅问题的得失，认为国民政府对班禅的封授及支持其在内地活动，有利于宣传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立场和决心，而让班禅认识国民政府的宗教政策及对藏政策，扩大了国民政府在西藏地区的影响力。但是，国民政府对通过班禅解决西藏问题的期望过高，未能妥善处理西藏两大宗教系统间的关系，反而使西藏噶厦对班禅及国民政府产生了误解。周锡银《从民国时期达赖班禅的转世谈中央主权的行使》[※注]论述了国民政府处理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圆寂及转世灵童确认的政策及过程。李鹏年《浅析九世班禅返藏受阻及其原因》[※注]认为西藏噶厦反对、英国干涉、国民政府妥协等导致九世班禅未能返藏。马守平和喜饶尼玛《试析国民政府支持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的历史内涵》、刘慕燕《寻访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及认定十世班禅正身概述》、李鹏年《略述九世班禅圆寂致祭和十世班禅转世坐床》、崔巍《国民政府对九世班禅的后事处理》、格桑达吉和喜饶尼玛《抗战前夕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内蒙古的活动》、姚兆麟《班禅大师返藏与〈十七条协议〉》、张践《班辕返藏与“甘孜事迹”》等文，论述了国民政府处理九世班禅的相关问题的情况。[※注]

关于十三世达赖及其转世灵童的相关问题。喜饶尼玛撰文考察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民国时期对中央政府的心理嬗变。[※注]扎洛《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拉木登珠1938—1939年间滞留西宁问题探析》[※注]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拉木登珠滞留西宁，根据性质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中央政府为改善与西藏的关系，通过阻止拉木登珠与西藏噶厦进行政治谈判，目的在于改善双方关系，客观上为维护中央权威创造了条件；后期是马步芳抗拒中央命令扣留拉木登珠，企图借机控制西藏。李鹏年《试述国民党政府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注]从寻找和确认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候选人，主持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等方面，对国民政府的相关应对措施做了论述，认为这些做法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有效管辖。周伟洲《关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若干问题》[※注]利用清代、民国、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和中外相关研究的成果，对国民政府派吴忠信入藏的原因，办理经印度入藏签证，访晤青海灵童及申报、批准免于掣签，是否主持坐床典礼等几个问题展开论述，批驳了一些西方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歪曲。

关于相关历史人物的研究。刘国武《论吴忠信使藏》、徐中林和王希隆《吴忠信与西藏》、刘国武《论黄慕松使藏》、周传斌《刘曼卿——民国时期的西藏回族女杰》、喜饶尼玛《民国时期西藏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评述》等文，考察了体现国民政府治藏措施与政策的相关人物的活动。[※注]

总体而言，学者们的研究涉及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仍存在研究重复、整体性研究不足及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视角过窄等问题。

（三）民国政府的新疆治理研究

民国时期的新疆，以及国民政府对新疆治理得到学者的关注并有著作问世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

（四）民国政府的西南边疆治理研究

关于国民政府对西南行政区划的研究。张轲凤《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研究》[※注]，探讨了民国时期“西南”区域观的演变及其区划实践。“西南”作为我国地理大区，具有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人为界定和建构特征，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区域观念与区划实践之间的互动，其复杂的空间演进过程，主要体现为“西南”范围演变与地域格局的密切关系。作者从探讨这一关系着手，梳理了“西南”区域认识和范围变化状况，复原历史区域的地域格局，呈现区划实践遵循或引导区域观嬗变的历史进程，并探究导致其变化的影响因素。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研究》[※注]，全书对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进行了全面梳理和阐论，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这一空间区域力图从政党治国体制的层面进行治理，但缘于西南边疆内部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政党体制的脆弱，造成对西南边疆不同省区的治理方针与实践既有共性，也存在非均质性，国民党脆弱的政党治国体制无力全面控制西南边疆地区。

马玉华《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注]从调查兴起的原因、内容及评价等方面，对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调查做了分析。同作者《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注]一书，以国民政府或相关省府对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省少数民族的官方调查为研究对象，将这一时期的诸多调查分为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政府所派考察团及相关学者个人调查等三类，重点研究了官方组织调查的背景、条件，以及对云南、贵州、川康地区调查的具体内容，还论及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与边疆民族政策。同一作者还著有《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注]。

关于国民政府对云南的治理。谢本书等著《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注]论述了国民政府在云南地区设立的省级和县级行政机构及其运作的情况。张文芝《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注]利用云南省档案馆所藏资料，论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云南省政府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

关于云南省设置的边政机构。马玉华《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述论》[※注]研究了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成立的历史背景、机构设置与工作内容。洪崇文《云南殖边督办公署治边能力剖析》考察了云南殖边督办公署设立的过程及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对云南殖边督办公署治边能力也进行了分析。作者还撰文论述了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管理机构的演变、机构功效与云南殖边督办公署与道的承袭问题。[※注]陈国宝《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注]论述了在龙云掌政后，云南省政府设立的第一、第二两殖边督办署的组织机构及其治边措施、历史作用。

王文成《滇西抗战与云南龙潞边区土司制度的延续》[※注]论述了滇西抗战对云南龙潞边区土司制度的影响。朱昭华《从班洪事件到中缅“1941年线”的划定》[※注]利用中、英文档案，研究了班洪事件发生的背景与过程，指出班洪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中缅边界问题上进行了抗争，但最终让步，划定了中缅边界的“1941年线”。潘先林《龙云的民族思想及其统治时期的云南边政建设》[※注]对龙云统治时期云南的边政建设进行了考察。

童恩强《西康建省始末记》[※注]对西康建省的过程及三次康藏纠纷做了简要论述。黄天华《论民国时期西康建省》[※注]考察西康建省的历史过程，并另撰文《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述论》[※注]评述了国民政府支持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成立的历史背景、活动内容及作用。一些学者整理了民国时期西康省的相关资料。[※注]

有关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研究还有两部资料汇集值得关注：

林文勋主编：《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共收清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13篇，60万字。林文勋在题为《“新云南”建设中的边疆现代化蓝图》主编代前言中指出：清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可谓林林总总，异彩纷呈，代表了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土司等不同阶层对云南边疆开发的意见。既有简略、粗疏甚至纸上谈兵的应时应景之作，亦有洞悉边情、心系边疆安危、关心边民疾苦的经世之作。见仁见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勾画出了‘新云南’建设中边疆现代化的蓝图，为后来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历程所印证。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对于西部大开发建设、云南‘桥头堡’建设、东南亚南亚大通道建设等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注]。

马玉华主编：《西南边疆卷》四卷五册[※注]，收录了民国时期有关云南边地的论著和调查报告，重要者有：

柯树勋（1862—1926）：《普思治边志略》；

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云南农村调查》；

华企云：《云南问题》；

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32年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昆明市文化馆）1933年编：《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下卷；

姚文栋（1895—1929）：《云南勘界筹边记》（五种）；

徐益棠（1896—1953）：《非常时期之云南边疆》；

尹明德（1894—1971）：《滇缅界务比较调查报告》。

（五）国民政府的蒙古、东北边疆的治理研究

关于国民政府对蒙古的政策。李玉伟《民国时期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民族问题》[※注]指出，国民党制定边疆与民族政策虽强调边疆的重要性，但忽视内蒙古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在内蒙古以放垦盟旗土地和强行增设省县为中心的对蒙民族政策也具有局限性。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1928—1949年》[※注]考察了国民政府的对蒙治策。闫天灵《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注]就国民政府对民族问题的理念和边疆民族地区在国民党政权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以及国民政府的内蒙古政策做了考察定位。

金海《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注]对本时期处于日本占领下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以及仍为国民政府管辖内蒙古本部地区的政治、社会状况作了全方位的阐论。

对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地区研究。“东北沦陷十四年丛书”汇集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其中苏崇民《满铁史》[※注]对日本政府在日俄战争后为推行其“经营满洲”即侵略中国东北政策而设立的执行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6—1945）（简称“满铁”）的历史作了全方面、深入的阐论，是国内首部本题材的学术专著。

李洪锡《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领事馆警察机构研究——以对东北地区朝鲜民族统治为中心》[※注]对本命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为国内首部本题材的学术专著。

此外，饶品良及汪振友分别撰文论及二战后国民政府为控制东北所做的政策调整及外交努力。[※注]

关于台湾问题。褚静涛《国民政府收复台湾考论》[※注]从孙中山在台湾问题上的策略、国民政府宣告收复台湾、通过外交途径实现美英苏承诺台湾归还中国、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等五个部分，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具体过程进行了论述。作者还撰文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策略进行考察。[※注]左双文《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认为，国民政府在光复台湾的过程中尽管对民众力量认识不足、过度依靠外援等，但其立场积极、态度坚定，是对中华民族的重要贡献。[※注]郭学旺《开罗会议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准备》[※注]对国民政府及其领导的台湾调查委员会在开罗会议后所进行的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做了论述。杨树标、王侃《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台政策》对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台政策进行了考察。[※注]

林金枝《1912—1949年中国政府行使和维护南海诸岛主权的斗争》[※注]阐述了国民政府在南海诸岛行使和维护主权的历史事实。吕一燃《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概论》[※注]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府和人民从外交斗争、政治、军事、经济建设等方面，采取很多措施来维护南海主权。李金明《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维护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注]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外交交涉、派军收复和确定南海疆线等方式，维护了我国在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吴士存对民国时期列强侵犯南海诸岛与中国政府的主权交涉、定名和设治管理、开发建设等问题做了较系统的论述。[※注]李国强《民国政府与南沙群岛》[※注]论及民国政府对南沙群岛的有效管辖。还有论者简述了民国政府对西沙群岛鸟粪的开发。[※注]

王海滨《中国国民党与琉球问题》[※注]对琉球问题的由来及国民党处理琉球问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左双文则研究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澳门的策划及受挫经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