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和亲源远流长，但作为统治者的一项政策，则是始于汉初，终于清代，是中国古代边疆政策中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也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有王桐龄《汉唐之和亲政策》[※注]、邝平章《唐代公主和亲考》[※注]对此做了有益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史学家翦伯赞、范文澜等，均有不少独到见解。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注]《内蒙访古》[※注]《从西汉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注]《文成公主说了话》[※注]《给文成公主应有的历史地位》[※注]等论文，至今仍给人以启迪。1977年以来，和亲研究又呈现活跃趋势[※注]，研究的重点有三：一是对历史上和亲进行宏观考察，二是对汉唐和亲进行更广更深的研究，三是对清代的联姻进行探讨。现依次做一简述。

（一）对和亲的宏观考察

张正明《和亲通论》[※注]和《和亲论》[※注]是和亲研究的力作，前文从和亲考源、和亲纪实、和亲的历史条件、和亲与战争、和亲的历史作用五个方面展开了思维的翅膀，不乏发人深思的闪光之论。文章认为，和亲政策可作如下解释：“和亲是中国古代任何两个并存的朝廷，或者割据政权之间，出于政策需要，而缔结的和好关系，历来主要指中原的汉族朝廷，同边疆的少数民族朝廷，或者割据政权之间，通过联姻和其他方式缔结的和好关系。”作者指出，翦伯赞“认为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则是千虑之一失，因为第一违反了中国历史的真实，更重要的是第二，将引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对此作者认为：“假如说，和亲总要比战争好得多，那么，统一就不算好了，分裂就不算坏了。十六国时期，好多国家都爱搞和亲，可是你灭掉我，他灭掉你，最后统一成北魏，当初的那些小国想和亲也不可复得了，这统一难道比分裂坏吗？北燕央求北魏和亲，北魏不干，把北燕这个汉族的边疆小国灭掉，这不是很好吗？西夏长期阻断中原同西北的联系，又爱搞和亲，蒙古把它灭掉了，这有什么不好呢？元朝固然做了不少错事，但它使中国在分裂了三个半世纪之后，重新统一起来，这总是大好事吧！清朝不跟中国内部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和亲，把它们收拾干净，如风卷云撤，这贡献就更大了。如果清朝跟它们一律和亲，让它们继续存在，待帝国主义一来，中国各民族就很难逃脱豆剖瓜分的厄运了。我们不能偏爱和亲，而把有利于国家统一，从而最终必定也有利于民族合作，民族和解的战争否定了。”后文在考释了和亲起源后，概论了从汉代至唐的和亲，并着重分析了“和亲与战争”“和亲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作用”。崔明德《汉唐和亲概论》[※注]，是又一篇值得一读的研究论文，文章认为，历史上和亲依其目的可分三种类型，“统治阶级关于和亲的指导思想是有利于我，所以，绝大部分的和亲是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和亲：一、安边结托——西汉时期的和亲；二、逐鹿中原结交军事同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和亲；三、分化、瓦解、削弱和控制对方——隋唐时期的和亲”。怎样评价上述三种类型的和亲呢？“第一种类型，无疑应当充分肯定。第二种类型，如果为了统一天下，也应肯定；如果为了混战，无疑应当否定。第三种类型应当具体分析，具体地说，和亲本身有利于两个民族的客观作用及和亲公主本人为发展两个民族的友好关系，所作的积极努力应当充分肯定。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和亲，用意是应当否定的！”同一作者的《汉唐和亲史稿》[※注]对这一命题作了更详尽论述，该书前言中指出了和亲研究中尚待深入的方面，诸如：在不少问题上都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对和亲与战争关系的评价；凭个人感情对和亲公主任意拔高或任意贬低，重视西汉、唐和清三朝的和亲、忽视东汉、魏晋南北朗、宋辽夏金、明等朝的和亲，即使对汉唐和亲也缺少综论方面力作；在和亲公主研究中，忽视入塞公主的研究，对和亲公主的后代也缺乏研究；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尚未得到研究者重视。朱振杰《中国历史上和亲的类型及作用》[※注]，则将我国历史上的和亲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中央王朝处于被动地位的消极和亲”；二、“中央王朝处于主动地位的积极和亲”；三、“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这方面的论文还有肖之兴《汉唐的“和亲”促进了我国历史上民族的友好团结》[※注]，张效禹《略论汉唐的“和亲”问题》[※注]，李新达《“和亲”简议》[※注]等。台湾学者林恩显《中国历朝对边疆民族和亲政策研讨》[※注]，从“和亲之意义及其渊源”“和亲之时代背景”“历代和亲次数及其比较”“相亲之礼仪及其习俗”“和亲政策之得失及其影响”五个命题展开论述，作者的结论是：“我国绥靖边疆之政策，虽有城（防）御、怀柔、隔离、牵制、兵威、离间、利诱、羁縻等方法，然以长期性眼光加以评论的话，当推和亲政策较高意义。”

有关历史上和亲的通论性专著，有两部应特别关注：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注]，林恩显《中国古代和亲研究》[※注]。

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是作者继1988年撰写《汉唐和亲概论》，1990年出版《汉唐和亲研究》论著后，积20年之功力，在其同名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力著。全书分二十三章：先秦政治婚姻及其对后世和亲的影响，西汉与匈奴的和亲，西汉与乌孙的和亲，东汉时期的和亲，魏晋时期的和亲，中原王朝与柔然的和亲，隋唐与吐谷浑及西域的和亲，中原王朝与突厥的和亲，唐与吐蕃的和亲，唐与铁勒诸部的和亲，唐与契丹、奚的和亲，唐与回纥的和亲，唐与南绍的和亲，两宋时期的和亲理念，辽及西辽时期的和亲，西夏与吐蕃的和亲，蒙元与高昌、西夏及金的和亲，元与高丽的联姻，明朝的和亲理念，清代的和亲理念，清代满蒙的联姻，中国古代和亲与丝绸之路的拓展，中国古代和亲与西域文明的提升，中国古代和亲文化的形成、功能及影响，近百年来海峡两岸和亲研究述评，并在概论中阐论了：中国古代和亲的渊源、类型、特点，和亲公主的身份、作用，以及关于政治联姻等有关中国古代和亲的重大理论问题，洋洋80万字。马大正在为该书撰写的《序一》中认为：从整体看，全书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归之为“一、论述全面，立论公允，自成体系，填补了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空白”；“二、拓宽研究领域，加强对薄弱环节的探讨，富有创新精神”；“三、对和亲作用‘两点论’的分析尤应予以重视与肯定，针对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存在非历史主义和无限拔高的倾向，作者指出和亲的局限性是十分必要的”[※注]。

林恩显《中国古代和亲研究》，作者林恩显是台湾地区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的资深学者，全书设十二章，32万字。作者认为：“和亲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史实，是中原民族和好优良族群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然综观国内外和亲研究，多属史实的描述分析及赋诗、填词、作曲、文艺的对象，而惜未在人文社会科学上深入，寻求其意义和建构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和亲有其共同的原理、原则，但不同时代，民族文化、政治时局等也表现出了差异性。”本书“拟就和亲的整体史实，尝试建构和亲理论体系”[※注]上有所建树，可与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互为补充，同为本命题研究的综汇之作。

历史上的和亲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此类题材已走出学术的象牙之塔，李鸿建《和亲：那些远去的倩影》则是一部史话体裁的中国古代和亲史，在题为《化干戈为玉帛，血泪铺就和亲路》序文中，作者写下了对和亲公主们命运的感言：“对于这些和亲公主而言，一部和亲史，就是一部悲欢离合的血泪史，她们以柔软的肩膀、似水的柔情，以她们的青春与智慧，以她们的热血与热泪，去充当国家无形的兵戈、城堡与纽带，化干戈为玉帛，为国家、为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但与此同时，她们也付出了青春，牺牲了爱情，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她们，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交流、融合、发展献出了她们情与爱，血和泪，青春与生命，美丽与幸福的和亲公主们！一部中华民族史少不了她们那忧伤的眼神与美丽的倩影！”[※注]

（二）汉代和亲研究

汉代和亲主要在汉朝与匈奴间进行，因此汉匈间和亲是学者研究的热点。总论方面，敬东《西汉时期三种不同性质的和亲》[※注]认为：“西汉初年对匈奴的和亲是处理敌对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政策”“西汉中叶对乌孙的和亲是处理友好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政策”，“西汉末叶对已经内属于汉的匈奴和亲是处理国内兄弟民族间关系的一种政策”，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三种和亲并不是同一政策的简单重复，而是各有其不同的性质”。任崇岳《汉代和亲政策的几个问题》[※注]指出，关于汉代和亲的友好说和屈辱说，均失之于偏颇，“和亲政策是汉朝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互相利用的一种外交工具”，而和亲成就的大小则取决于汉朝实力的强弱。作者还认为，和亲者的贡献不应抹煞，但个人的遭遇是悲剧，对于有些著作中对和亲女子的文学描写，提出了批评。李大龙《平城之役与和亲政策的奠定》（提交2009年7月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的“海峡两岸清代满蒙联姻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论文）认为，汉朝建立伊始，匈奴也完成了对我国北部草原地区的统一，汉、匈之间关系的发展因此成为了汉代边疆的主要问题，而在平城之役中西汉的惨败以及汉、匈国力的对比，导致了和亲政策成为西汉匈奴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一直到清朝还在沿用。他认为，和亲政策施用于边疆民族是自汉以后历代各朝治边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单纯地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全面的。和亲政策出现在西汉初期是当时西汉的国力和我国古代传统夷夏观双重作用的结果。和亲政策实施最显著的效果是密切了汉、匈之间的关系，和亲使中原传统的礼仪制度开始传入匈奴，促进了匈奴政治制度的发展，使双方的经济交流日益密切，满足了双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使双方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为汉、匈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基础。同类的论文，还有肖黎《也谈如何评价西汉“和亲”问题》[※注]、高景新《评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注]、刘先照、韦世明《论汉朝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注]、张长明《试论西汉的汉匈关系及和亲政策》[※注]、罗大云《西汉初期对匈奴和亲的实质》[※注]、施韦青《关于西汉政府与匈奴和亲的若干问题》[※注]等。论及西汉与匈奴和亲，必然要涉及王昭君、呼韩邪单于，还有向刘邦进献和亲之策的刘敬，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介绍[※注]。西汉时期除了与匈奴和亲外，与乌孙国的和亲，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黎虎《解忧公主出塞的历史贡献》[※注]，对解忧公主和亲乌孙的背景、作用和业绩，均做了较全面的论述。但张正明在《和亲通论》一文中指出，尽管解忧公主是所有和亲女子中“最有胆略的一个”，但说她在西域的政治活动“有功无过，这是不够公允的”。翟宛华《论西汉与乌孙的和亲》[※注]，胡昭静《西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冯夫人和戎事》[※注]，对这一历史的始末做了概述。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一书在分析西汉与乌孙和亲的成功原因时认为，“乌孙由这种半心半意与汉王朝结盟到全心全意结盟，以至后来政治上归属西汉王朝，接受汉王朝的统属，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汉王朝政府，在对匈奴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匈奴实力不断被严重削弱”[※注]。

（三）唐代和亲研究

任崇岳、罗贤佑《试论唐代的和亲政策》[※注]，对比了汉唐和亲，指出其具有不同的特点：“第一，汉代和亲的对象，只有北边的匈奴和西北的乌孙，比较单纯，而唐朝则与吐蕃、突厥、回纥、奚、契丹、南诏、拨汗那等都和过亲，情况比较复杂；第二，汉代的和亲只限于西汉，而唐代的和亲几乎与唐朝相始终；第三，汉代的和亲总是遣宗室女或宫女出嫁，而唐代有几个却是皇帝的亲女儿、亲妹妹；第四，汉代的和亲不要求对方遣质子，而唐代则有要求对方派遣人质的事例。”唐代的和亲初发于唐高祖李渊，大见成效于唐太宗李世民，因此，凡研究唐太宗民族政策的，无不涉及对李世民和亲政策的探讨。总的倾向是肯定唐太宗推行和亲政策的成功。专论唐代和亲的论文还有：崔明德《对唐朝和亲的一些考察》[※注]，何端云《唐太宗和亲政策浅析》[※注]等。

随着对唐代和亲研究的深入，分别考察唐与突厥[※注]，薛延陀[※注]，回鹘，吐蕃，吐谷浑[※注]，奚与契丹[※注]，南诏[※注]的论文，多见于史坛，尤以回鹘与吐蕃为最。现简略介绍于次。唐与回鹘的和亲，在《新疆简史》第一册，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注]，以及《维吾尔族简史》[※注]，均有专节论述。刘美崧《唐代真公主与回纥的和亲》[※注]，通过对宁国公主、崇徽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和亲回鹘的评述，指出：这种和亲“是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政治联姻，在封建社会是维持民族友好的一种方式，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类命题的论文还有：鲁连《四方万国、回纥最亲——略论唐朝与回纥的和亲》[※注]和王有德《唐与回纥和亲研究》等。台湾学者林恩显《唐朝对回纥的和亲政策研究》[※注]认为，“追溯唐、回两国关系，系以和亲及绢马互市为主。和亲是互市的基础，亦是安定唐朝强盛的主柱”。文章除论述了唐与回鹘和亲的目的、背景、实况、得失影响外，还专节论述了唐与回鹘和亲之礼仪及有关习俗，这是大陆学者研究中，所尚未涉及的，并列有“唐回和亲礼仪内容表”“唐回和亲婚姻关系表”。唐蕃和亲，特别是文成公主、金成公主和亲吐蕃已成为千世传诵的佳话，是当今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文成公主与汉藏关系》[※注]，对文成公主和亲的始末与影响，做了较全面的论述。董显铭《文成公主入藏路线初探》[※注]，较翔实地考述了文成公主入藏的路线。研究金成公主和亲吐蕃事迹的则有周方青《金成公主与唐蕃关系》[※注]、郭卫平《唐蕃关系中的又一盛事——浅谈金成公主入藏》[※注]、吴逢箴《金成公主对发展唐蕃关系的贡献》[※注]、张云侠《汉藏文化交流的使者——文成、金成公主》[※注]等，但总的看，颂扬有余，分析不足。给人以启迪的力作，尚不多见。

马大正《公元650年至820年的唐蕃关系》[※注]对唐蕃和亲作了如下评议：“唐蕃和亲，特别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成为千世传诵的佳话，近几十年为史学界所颂扬、文坛所讴歌，无疑是必要的。但超越真理即成谬误，应客观地评述唐蕃和亲在双方关系发展全局中的实际地位，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传播文化，播种友谊，为汉藏人民崇敬，但文成公主却不能逆转松赞干布逝世后唐蕃关系恶化的潮流，同样，金城公主也充其量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缓解唐蕃矛盾，作用是极有限的。至于她们个人命运的悲剧色彩，以及封建社会中政治婚姻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我们应予以同情和鞭挞的。”

（四）清代联姻研究

在清代历史上，满蒙联姻，即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与蒙古王公之间长期持续的通婚活动，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作为有清一代奉行不替的基本国策，而成为清代民族统治政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注]，对满蒙联姻的产生发展过程、基本特点及作用，均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是这一命题研究中的力作。文章认为：“清代的满蒙联姻，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与清代相始终，历时二百余年。其中又因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在目的、做法及实施效果上有所差异，显示出相对的阶段性。从其发展过程看，可以大致划为四个阶段：努尔哈赤（包括建元天命以前）为发生阶段，皇太极至福临初为发展阶段，康熙至乾隆是趋于完善阶段，嘉庆以后至清末属因循保持阶段。”文章进而分析了清代满蒙联姻的特点有三：一是清代满蒙联姻“其出发点与归宿，始终落在建立和巩固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之间的政治联盟上，以联姻促进联盟，用‘姻好’巩固‘盟好’”；二是“满蒙联姻是大规模、多层次的，持续的互通婚姻”；三是“通婚手段与其它手段并用，互为补充”。因此，“这种政策使蒙古王公，不仅从心理和血统上，又从政治、经济利益上与清统治集团结成牢固的联系”。论述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满蒙联姻的还有王冬芳《联姻政策在女真统一中的作用》[※注]、金元山、戴鸿义《试论努尔哈赤、皇太极与科尔沁部的联姻关系》[※注]、宝日吉根《清初科尔沁与满洲的关系》[※注]、袁森坡《撒满“珍珠的草原”》[※注]等。秦永洲《满蒙联姻——汉唐和亲之比较》[※注]，在对比两者不同点后，认为：第一，汉唐是两国之间的和亲而清代则是君臣间的联姻。第二，汉唐是与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时战时和的单向和亲，而清代则是满蒙上层持续不断的相互通婚。第三，汉唐的和亲带有不稳定性、偶发性，而清代满蒙联姻则已制度化。赵云田《清代的“备指额驸”制度》[※注]，则具体分析了清朝统治者在蒙古王公贵族里选择额驸（驸马）的“备指额驸”制度。道光初年，清政府制定了备指额驸制度“正式规定满洲贵族选择蒙古额驸，只局限于漠南蒙古七部十三旗范围”，与清前期大规模推行蒙满联姻相比，形成鲜明对照，所以文章认为，“随着清政府在蒙古地区统治的稳定，蒙古王公的作用日益降低，清统治者对她们的感情，也日渐疏远，这是满洲贵族选择蒙古额驸问题上的表现，是数量的锐减和地域、部族范围的缩小。与此相适应，就是‘备指额驸’制度的产生”。其他还有张占生《清代满蒙和亲浅析》[※注]，王学愚《娥眉遣嫁为靖边——从呼和浩特公主府公主的考证谈到清对蒙古的和亲政策》[※注]，郭美兰《恪靖公主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述略》[※注]等。

有关有清一代满蒙联姻，200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是几十年来清代满蒙联姻研究的集大成之学术专著。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二十五章，近65万字。分别阐论了：蒙古各部与清廷联姻史事，满蒙联姻诸制度及相关史事，满蒙联姻之作用与影响。书末附有：满蒙联姻总表，引用及参考资料。

2009年7月20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学术交流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承办的“海峡两岸清代满蒙联姻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单位学者60余人与会，这是大陆首次将以满蒙联姻置于边疆治理视野下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收到论文30余篇，主要围绕两个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是清代的满蒙联姻，二是历朝各代的边疆治理。

有关清代满蒙联姻，大体可分如下内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