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近代界务问题的个案研究始终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但研究者的步履却颇艰辛；研究的进程呈现波动式发展轨迹。

20世纪前半叶，由于外敌入侵，国土沦失、民族危亡，在此大背景下的界务问题个案研究面覆盖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和海疆。前面提及的华企云，他除了写了大量有关近代界务研究的综论之作外，还著有关于界务问题的个案研究之作。诸如：《满洲与蒙古》[※注]《满蒙问题》[※注]《新疆问题》[※注]《西藏问题》[※注]《云南问题》[※注]等。关于云南界务交涉，还另有《云南界务问题之研究》[※注]《滇缅界务之实况》[※注]《重勘滇缅南段界务的认识》[※注]《滇缅南段勘界之现状》[※注]等。华企云的著作与文章有两大特点，一是综合性强，对所述地区界务纠纷始末都有清晰、简明的阐述；二是现实感强，有感而述，以史为鉴，诚如华企云在《云南问题》一书自序所言：“满蒙、西藏问题诚属重要，而云南问题亦未可忽视也。……自缅亡于英、越并于法，云南已觉藩篱尽撤，强邻逼处。滇越交界以大山大水为多，尚能拒人于外；而滇缅之犬牙相错，实属无所依恃，所幸者，犹有野人山之天险，可以限隔中外，作为天然长城，然而即此一地，英人尚属不肯放松，必欲划入其版图而后快。清季之进占片马，最近之侵略江心坡，皆为英人侵略野人山显著之例。野人山而为英人所占，则非特云南唇亡齿寒，即北邻之川藏诸省，必亦若不安。在此千钧—发之际，若不广为宣传，则将何以惩以往越缅之失。此所以有《云南问题》一书之编著也。”其他如“间岛”问题的研究也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所谓“间岛问题”挑起事端所引发。先有出版于1918年，由留日学生编译社编《间岛问题》，续有吴大征《吉林勘界记》、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书》、匡熙民《延吉厅领土之解决》，宋教仁《间岛问题》、周维桢《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等问世，1908年前后的《东方杂志》《地学杂志》等刊物也刊出多篇关于“间岛问题”的论文和调查记，这些都成了后人研究的史料名篇。

20世纪50年代以降，除了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角度论及近代中国国土丧失外，涉及中俄、中朝、中印、中缅、中越等国的历史上界务纠纷，由于受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的制约，成了研究的禁区，直至60年代以后，随着沙俄侵华史研究的蓬勃开展，上述研究禁区才得以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80年代以后，在政治家和研究家的共同努力下，近代界务中的个案研究才得以缓慢地发展，人为制造的禁区渐被打破。下面我们分别简介界务问题中个案研究的某些片断。

（一）中俄以及中国与独联体三国的边界研究

中俄两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最初的中俄东段边界是通过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至海为界。到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将中俄东段边界推进到黑龙江、乌苏里江至图们江口一线，留存至今。中俄中段边界是通过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中俄《恰克图条约》确定的，相当于今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界线加上唐努乌梁海的北界，自1946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后，中俄中段边界（除唐努乌梁海这一历史悬案外）已不复存在。中俄西段边界是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等条约确定的，今天已成为中国的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中国的新疆与俄罗斯仅有54公里边界线。

对中俄边界问题迄今权威的著述当推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第1至4卷[※注]，这部凝聚了一批学者20余年心血的巨著，对中俄东、中、西段边界形成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论及中俄边界问题的著作还有：《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交》[※注]《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注]等。

下面将以东段边界，西段边界问题研究为序，略作介绍。

（二）中印边界研究

中印边界问题研究，拟分综合、东段、西段（广义西段含1947年分出的巴基斯坦与我国边界及中印中段边界，这里讲的是狭义）和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四个方面略做综述。

（三）中尼、中锡（金）、中不（丹）边界研究

这些论述除了在相关西藏历史的专著中有所涉及外，专论之作甚鲜。

（四）中缅边界研究

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注]在清朝时期的西南边疆一章中，对普洱府、顺宁府、永昌府、腾越厅、丽江府等地区边境变迁的论述颇详，大助于人们对近代以来中缅边界变迁的了解。

钮钟勋等著《清代中缅边界的历史研究》[※注]，对清代中缅边界问题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全文包括如下部分：①中缅边界的地理及居民，文章对中缅边界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民族分布进行了简述。②清乾隆中叶以前中缅边疆疆域的变迁，作者叙述了元代和元代以前中缅边界开拓和置建的情况，清朝对上述地区的统治，基本上是承袭了明代旧制。③叙述清代极盛时期的中缅边界。作者认为乾隆中期滇西的疆界，北段与乾隆中叶以前相同，南段则略有变化，主要是因清朝采取军事行动后沿边土司先后内属，边界向外有所扩展，形成了所谓“乾隆新界”。④近代中缅边疆的形成过程。作者认为光绪二十三（1897）李鸿章与英国殖民者重订《滇缅界务商务续议附款》时，因受后者的欺骗，新订条款较二十年所订条款有较大出入。光绪二十三年中英边界谈判后，英国殖民者背信弃义在未定界地区进行侵略活动，又强占茶山地区以及坎底、球夷、浪速、野人山等地。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中英双方派员勘界后，滇缅北段新定界乃告形成，我国丧失了以下领土：八关以外至大金沙江以东的地区，猛卯三角地区及南坎、遮兰、猛谷和木邦等地，潞江以西所谓北大尼地区，科干地区和滚弄地区。至于滇缅南段新定界，即自滚弄附过南帕河汇入南丁河之处起，到孟连以西的南卡江一段（主要经过佤族地区），对划界所经地区中英颇有分歧，中方多次交涉无结果，遂形成了拖延达数十年的南段未定界。总而言之，中英两国在光绪二十年、二十三年两次订约，从尖高山至南丁河及自南卡江达中老边界的两段边界基本上成定界，剩下康藏高原至尖高山及南丁河南卡江两段一直未能确定，直至1960年签订《中缅边界条约》，中缅边界问题方告全面解决。张植荣《论中缅边界问题》[※注]对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交涉过程、中国政府指导中缅交涉的边疆战略与边界政策均作了有益探讨。中缅边界交涉始于1885年至1960年结束，费时七十余年。若以尖高山划分南、北，则有关南段的交涉远比北段为繁。余绳武《近代中缅北段未定界问题的由来》[※注]和《有关猛卯三角地的一些历史情况》[※注]对所述命题进行细致分析。金宗英《麦克马洪线与中缅北段边界问题》[※注]通过对中英间关于中缅北段边界早期交涉和麦克马洪在西姆拉会议中玩弄伎俩的分析，认为英国炮制麦克马洪线的目的之一是“借此为解决中缅北段边界的长期悬案创造条件，把尖高山以北除独龙江以外的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流域全部土地据为己有”。关于片马问题还有王丹《片马问题调查报告》[※注]。张振鹍《近代史上中英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问题》[※注]分析了1894年和1897年中英条约关于中缅南段边界约文本身存在的矛盾，以及1899—1990年中英会勘的失败结局。文章认为：1941年中国政府与英国换文，就南段未定界划定界线，但这段边界始终没有竖大界桩，“所以直到1948年缅甸独立，南段未定界并没有最终解决”。

对片马地区的边界问题，谢本书《片马问题的考察与研究》[※注]认为，历史上的片马地区实际上包括整个小江流域；包括片马地区在内的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总面积相当于我国的浙江省。至迟元明时期，中国政府在片马地区已设官治理。光绪十七年以后，英国军队多次侵入野人山和江心坡等地，光绪二十年中国与英国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内容第一次涉及中缅边界未定界，但条款有关内容笼统含糊，埋下了片马问题发生的伏线。光绪二十五年，英国和缅甸军队共千余人侵入中国腾越厅所属地区，中国当地守备左孝臣等率众抵抗。光绪三十一年中英代表对当地边界进行会勘，但并无结果。宣统元年，保山县属登梗土司与所辖片马地方的商人徐麟祥等因商务纠纷发生冲突，被英缅当局利用发展为片马事件的导火线；同年英军数千人侵入片马，遭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猛烈反抗。由于清政府仅提出外交抗议未派军到片马前线，致使英军长驱直入，占领了中缅北段未定界的大部分地区；1922年，英军又侵入江心坡一带。1948年缅甸独立后，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被划入缅甸克钦邦。1960年中缅两国签订边界条约，面积总计153平方公里的片马等地始归还中国。罗世保《潇潇雨歇——怒江片马百年风云录》[※注]，以纪实报告的体裁对20世纪初发生在怒江边界震惊中外的“片马事件”的始末及最后之收复作了全方位的记述。

清末滇缅界务交涉的过程十分复杂，秦和平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他撰文《述论1885年至1886年间清政府关于英灭缅甸及中缅界务的交涉》[※注]和《艰难的历程：清末滇缅界务交涉之回顾》[※注]认为，1885年，英国加快了侵略缅甸的步伐。以驻英公使曾纪泽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力图维护缅甸独立国家的存在，兼保云南边界的安全。但由于缺乏现代外交观念，外交手段单一无回旋余地以及受“不勤远略”陈旧观念的束缚，曾纪泽等清朝官员的努力终告失败。1890年薛福成出任驻英公使，面对云南边地大片丧失的局面，在清总理衙门的积极支持下，薛福成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多次交涉，英国政府被迫接受中国政府的部分要求，于1894年签订了《滇缅边界条约》，正式划分了中缅两国间中段、南段的边界。条约虽存在一些明显缺陷，但仍不失为在缺乏足够实力的情况下，清政府维护国家权利一次成功的行动。从1894年至1908年，由于云贵总督坐失外交良机，致使英国殖民者利用条约漏洞，派兵从北段地区进入高黎贡山东侧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并进而提出将中缅边界定在高黎贡山山巅。1910年，英国殖民者借保山县属登梗土司与片马民众发生纠纷之机，侵占片马并有进兵怒江之势。由于外交努力终难奏效，滇缅界务交涉最终仍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他认为，由于武力难与英国殖民者对抗，外交手段是清政府唯一能维护权益的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准确把握外交活动的时机和施行外交手段的“度”，便成为外交手段能否奏效的关键。在滇缅界务交涉的过程中，清政府维护边界努力的成功与失败，均与对外交活动“度”的把握程度有关。

驻英公使薛福成在滇缅界务交涉中的作用引人注目。吕一燃撰文《薛福成与中英滇缅界务交涉》[※注]研究了薛福成1890年至1894年在滇缅界务交涉中的活动。他认为薛福成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已属尽心尽力，对内薛福成委婉地批评了清政府不关心边疆安危的错误政策，对外他与英国官员反复争辩坚持斗争，收回了被英国侵占的科干、昔马等地。与云贵总督王文韶相比较，可看出薛福成是努力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爱国者，是进行边界问题谈判出色的外交家，而王文韶是严禁边疆人民反击英国入侵的不抵抗主义者。薛福成签订的边界条约，虽使中国失去了“野人山”的一些土地，但其面积并不像尹明德等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多，把签订边界条约100多年以前丢失的领土，全都算在薛福成身上是欠公道的。

17至19世纪西方殖民者侵略云南等中国西南边疆，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一些研究者关注了这一方面的问题。如包黎《十九世纪后期英国觊觎云南之原因》[※注]一文认为，英国侵略云南是出于如下的战略考虑：打开云南门户，使英国进入具有巨大潜力的中国西南与长江中上游的市场，再通过上述地区，使其殖民地印度、缅甸与在中国长江中上游的殖民势力连成一体，从而构建英国在远东地区的殖民霸权，文章还对英国为实现上述计划实施的步骤作了进一步分析。高鸿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注]一书全面阐述了英国侵略与中国边疆地区危机之间的关系。他以下述史实为题，按照时间顺序分析了英国殖民者对西南地区的侵略：英国以缅甸为基地向云南扩张侵略势力，英法争夺云南及英法与杜文秀政权的关系，英国斯劳登“探险队”侵入腾越，英国与中法战争，英国吞并缅甸和中缅边界交涉，英法争夺云南和《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的订立。高鸿志对上述问题进行的研究，不仅依据《清实录》《李鸿章文集》等中国史料，而且大量参考了英国政府的档案文献与当事人的回忆录，从而较系统地勾画出这一段历史的原貌；对史料的充分掌握与正确利用，也增加了其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注]，除绪论、结语外，以晚清中缅边界问题凸显，中英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交涉与协议，中英围绕中缅未定界问题的争论，清末中缅划界问题悬而未决的原因，民国时期中英关于中缅未定界问题交涉及遗留，中缅边界的最终划定为题分设六章，近24万字。全书以时间为线索，从外交史的角度，详细论述了近代中缅边界纠纷的产生、发展，分析、评论两国政府在交涉过程中的态度与策略，成败得失及其原因，探讨了中缅边界长期悬而未决的原因。在论述过程中，力求把中英两国有关中缅的边界谈判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国际形势下进行分析，避免孤立、简单的就事论事，并在研究中尽量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英两国内部各决策参与部门的意见进行比较分析，对双方谈判中的态度、策略进行比较，阐明双方争论的焦点，进一步拓展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范围。此书如学人所评：“朱昭华博士的著作透过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大背景，从外交史角度，完整地论述了近代中缅边界纠纷的来龙去脉，条分缕析地探讨中英谈判、中缅谈判的前因后果，引用了新的史料，纠正了不少前人的舛误，堪称一部关于中缅边界沿革史的总结性的专著。”[※注]

（五）中老边界研究

自1893年法国侵占老挝，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了《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将中国和老挝间的边界作为滇越边界的第六段划定。中老边界以分水岭为界，界线相对清楚。1991年10月，中国与老挝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及其附图，1993年1月又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确定两国的边界从东端点柯拉山1784米高地，至西端点澜沧江—湄公河主航道中心线中、老、缅3国交汇点，长度共计710千米。

李国强《中老边界历史形成探微》[※注]一文对中老边界的形成过程作了研究。他认为中老边界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13世纪以前，该地区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国界线，1353年澜沧王国建立后，中老之间乃有边界，但当时的边界比今天的边界更靠近南部，两国约在本怒、本再一带分界。自1885年中法界务交涉开始，经过频繁的交涉，清朝终将猛乌、乌得地区划给法国。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一书，对英国控制下老挝与中国云南之间的边界问题作了细致研究。他认为自雍正七年清朝设置普洱府，普洱府所属车里宣慰司的辖地，与老挝南掌、缅甸孟艮地区遂相接界。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普洱府南部边境一度扩大到今西双版纳以外；乾隆三十七年以后，普洱府南部边界又恢复到乾隆三十一年以前的状况。光绪二十一年，中法、中英划界时，把西双版纳边境的一部分地区划给了西方列强控制下的老挝与缅甸，于是形成了今西双版纳与老挝、缅甸之间的边界。具体来说，今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打洛、布朗山以西南的界外山区，清代称之为“三岛”，其地共分布有40多个寨子。在中英划界以前，“三岛”地区已被缅甸境内的土司所控制。在中英勘测这段边界以前，原议定以南洛河为界：后双方谈判代表了解到中缅双方实际控制线的情况，遂改以南览河为界，“三岛”地区于是划给了缅甸。

（六）中越边界研究

中越边界可分为陆界和海界。陆界形成于宋代，中越边界沿革也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1883年法国与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为明确中越边界的云南段，清政府与法国政府进行了12年艰苦的谈判，最后双方签订《续议界务条约》《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和《滇越界约》，确定中越边界云南段总体的走向，是东端始自云南、广西和越南的交界点马鞍山角，西至中、越、老三国的交界点十万大山止，总长约1353千米，1897年基本完成定界与立碑的工作。但是，对中越边界云南段的具体划分，清政府与法国政府一直存在争议。清代中越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交涉，有研究者认为较重要的有这样几次，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关于清朝开化府所属牛羊、蝴蝶、普圆等地的交涉；雍正三年（1725）关于云南马白关以外赌咒河以南都龙地区的交涉；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开始，延续到道光年间关于“六猛”地区（猛赖、猛喇、猛丁、猛梭、猛蚌和猛弄）的交涉[※注]。但细察有关史籍，清代中越在边界问题上的较大的交涉或斗争，还远不止以上列举的这几次。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注]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细致考察。李国强《中越陆路边界源流述略》[※注]，概述了中越边界形成的过程，认为中越边界条约使中越边界走向有了明确的规定，却也使清政府丧失了许多土地。陆界又分为滇越段、桂越段。关于滇越段边界研究，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第六章对滇越交界的广南府、开化府、临安府边境变迁作了详述，为人们全面了解滇越段边界的历史提供了基础材料。木芹《清代中越边界云南段述评》[※注]对19世纪末，云南省临安、开化、广南三府边境大片领土，被法帝国主义划入越南的历史作了深入论述。龙永行《中越界务会谈及滇越段勘定》[※注]，论述了自1885年起至1897年止中法两国关于滇越段界务谈判、勘定始末，指出，“中国最大的失败在于第六段边界即后来普洱府属猛乌、乌得之割让”。关于桂越段边界研究，萧德浩《中越边界广西段历史概述》[※注]、刘钦麟《清政府对中越边界广西段的管理》[※注]和龙永行《中越边界桂越会谈及勘定》[※注]对本命题进行了研究，龙文还分析了会办桂越界务的勘界大臣邓承修的功绩，认为邓承修在界务会谈和勘界过程中能坚持原则，展开激烈的外交斗争，“这种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这种不计个人私利，将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的行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忠君’二字，而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其他还有徐舸《清末广西边防问题》[※注]等。

中法战争是近代中法关系史上的大事，与中越边界问题也有密切的关系。中法战争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有研究者深入研究了中法战争中清廷的国防政策等重要的问题。如刘庆《中法战争与晚清国防政策的转变》[※注]认为在中法战争以前，清朝的国防政策主要是：针对外来内陆上的内部威胁进行防御，并且以北方的防御为主；在国家力量建设方面，坚持以单纯的自然农业经济为主要基础，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重农抑商、屯田实边和修镇戍守；实行国防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体系，以及保护各族百姓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农业生产；在处理宗藩关系时，一般是以威力平乱作为后备，以“德政”安边作为核心。中法战争以后清朝的国防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主要是海防、塞防之争到全面防卫，从“耕战”到“商战”，从“宗藩”体系到“藩篱”政策。中法战争对清朝国防政策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但当时所发生的变化仍较有限；对更本质的以及国防体制问题方面的思考，则是在甲午战争后，乃至辛亥革命以后才提上了日程。1989年还出版了两本研究中法战争有分量的论著，即刘子明著《中法战争始末》[※注]和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3）》[※注]。

中法战争前夕清朝内部保越与弃越之争，是关系到中法战争发生与进程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学术界以前注意不多。黄振南《中法战争前夕保越与弃越之争》[※注]一文对此进行了研究，从另一个侧面来探讨中法战争爆发的时代背景。作者认为，在中法战争中，清朝统治集团的多数人主张继续保护越南，但弃越说为李鸿章等重要人物所提出，使这场论争得以延续。李鸿章等人的理由是：越南与法国已订约接受法国的保护；因越南软弱不振，清朝不如尽早放弃；保越若失败有损清朝威望，保越成功亦会带来麻烦，不如一断了之；若过问越南之事，清朝势必与法国失和，导致兵祸联结，因此主张撤回出关的清军，仅暗中支持刘永福指挥的黑旗军抗法。因遭到统治者的反对与时论的抨击，李鸿章等人的主张遭到挫折，清朝决定出兵保藩。中法战争爆发后，在保越论和弃越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中法战争最终以清朝的失败宣告结束，李鸿章被迫在《中法新约》上签字，事实上是标志着保越论者在实践中遭到了失败。吴智刚《“建阃”与“撙节”：中法战争后越边务规制的酝酿与措置》[※注]指出：中法战争后由于越南“藩夷”地位的变化，中越边务经理方式及规则有了很大差别。由防“藩夷”到防“敌国”，但战后清廷力求“撙节”及对海防善后的重视，如何能够妥为“建阃”，又能照顾清廷“撙节”之难题，最终给予了于滇粤边吏。张之洞对此就大发牢骚，称半年来大为饷所困，而僚属、户部则“省事省钱便好，疆土有所不计也”，无奈与愤恨之感溢于言表。但无论如何，中越沿边之规制经此一议，亦能勉强给人以崭新之面貌，中越边地之新格局亦从此开始。有关资料集则有萧德浩、吴国强《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注]，该书收录了1885年9月至1887年8月邓承修关于勘界的往来电稿，邓承修勘界日记（1885—1886年），以及法国档案馆有关中法勘界函电，史料价值颇高。萧德浩、黄铮主编《中越历史资料选编》（上下集）[※注]的出版，是对中越边界问题研究的重要贡献。正如吕一燃在序言中所指出：“中越边界研究，近年来虽然发表过一些文章，出版过一些资料，但规模如此宏大而结构自成体系的资料专集，却从来未曾有过，所以特别值得重视。”该书计100余万字，以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与分类编排相结合的方法，披露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并在每章资料前面撰写了简要的内容说明。除提供了充分的中国文献资料外，还收集了大量的越南与法国的文献资料，书中收入采自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和法国国家档案馆的有关档案资料，是首次译成中文公诸于世。由于广泛收集了中国、越南和法国的有关历史文献以及全书编排得当，从而使系统性成为该书一个主要的特点，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从古代到近代中越边界的史事。黄国安、萧德浩、杨立冰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注]也收录了中越边界交涉的大量资料。类似的资料集还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汇编（第一册）》[※注]。

（七）中朝边界研究

早在明朝和李朝建立之初，中朝两国边界即明确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河。清代，中朝两国疆界依然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两国从无异议。但进入19世纪80年代，中朝两国界河图们江段产生争议。至20世纪初，沙俄插手其间，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间岛归属，掀起轩然大波，最后经吴禄贞等据理力争，始得解决。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研究被视为禁区，论文很少、专著更无。80年代后期，始有所涉及，但一些论著只是在论及中国东北疆域变迁时，才提及中朝边界变迁；有的论著只是阐述1907—1909年中日“间岛案”涉及中朝边界争议，未能全面阐述1885—1887年中朝边界争议及交涉，总之，学者们还是回避中朝边界争议及交涉的历史本来面貌。有关著作与论文主要有：张博泉《东北历代疆域史》[※注]，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1卷[※注]，孙进已《东北历史地理》第1、2卷[※注]，高永一《间岛问题的始末》[※注]等。进入90年代，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研究渐趋活跃。先有杨昭全《中朝界务史略》[※注]，继之又有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注]闻世。有关专著还有：杨余练《清代东北史》[※注]，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注]等。这方面论文除杨昭全《清代穆克登查边及中朝两次勘界》[※注]论述了1712年乌喇总管穆克登赴长白山查看中朝边界界河鸭绿江、图们江江源地段经过外，大部集中在“间岛案”的交涉，以及吴禄贞经办延吉边务的历史功绩评议上。如关俊鹏《略论“间岛”问题》[※注]，崇实《历史上的以图们江为中朝东段边界的考察——驳“间岛”学说》[※注]，建文《论明代对东疆地区的管辖问题——兼就“北间岛”研究驳韩国学者》[※注]，任熙俊《长白山“定界碑”始末——兼考图们江边界问题》[※注]等。

台湾学者的论著主要有，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注]《明季中韩对鸭绿江下游岛屿归属权之交涉》[※注]，金泽中《中韩对东北韩民之交涉》[※注]，胡春惠《延边的朝鲜垦民及其对日后中韩两国的影响》[※注]，黄惠琴《中韩“间岛问题”之探讨》[※注]等。

亦有观点认为，引发“间岛问题”的直接起因是20世纪初朝鲜农民越垦。日本占领朝鲜后，利用这一问题，同中国讨价还价，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经过长达近20年的中朝边务交涉，这一问题才得以最后解决，中国以大量的“东三省利权”为代价，保全了对延边的“领导权”[※注]。

穆克登查边是中朝界务史的重要课题之—，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十分细致的研究。中朝界河鸭绿江、图们江皆发源于长白山，两江中游以下河宽水深，两国边界分明，但两江尤其是图们江江源分支较多，源头不清。朝鲜边民屡屡非法越境，酿成边界纠纷。康熙派穆克登查边皆缘于此，此点学术界并无争议，关于穆克登查边争议的焦点是图们江源头问题，图们江上游有四个分支，分别为石乙水、红土水、红丹水、西豆水。光绪年间，清廷勘界代表确认红丹水为图们江源头，而朝鲜代表则坚持把石乙水之一水支流红土水为图们江源头。杨昭全根据当时朝鲜接伴使的最初报告，认为穆克登当年坚持以红丹水为图们江源头是有充分根据的。徐德源在其《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一文中也持相同的观点[※注]。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一书25万字，以穆克登查边为基本内容，对穆克登查边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逐一加以辨析，通过对1885年、1887年中朝两次勘界与谈判的考察，就“土门”即今图们江予以论证，并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与朝鲜自15世纪中叶起就以图们江为界的历史事实。本书作者是历史上第一位全程踏察中朝图们江边界线的女性研究者。“一部学术价值甚高的著作之问世绝非偶然。是作者的学识使然，也是其不畏艰辛的必然结果。在现有成果面前，尤其是韩国著述累累的情况下，作者能够将这一课题作出新意，得出创造性结论，难能可贵。”[※注]

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注]和《清朝与朝鲜关系史——以越境交涉为中心》[※注]是两部值得关注的学术专著。前书通过考察古地图、地理志、古文书等资料，阐述了明清时期中朝两国的疆域观和实际疆域。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疆域观和实际疆域之间的差异，然而即使是标注于地理志和地图上的疆域，那也不过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疆域的认识而已，它和实际疆域是有区别的。朝鲜时代（李朝，1392—1910）的疆域观常常伴随着错误的地理认识，最典型的就是认为土门、豆满是两条江。本书不仅考察了朝鲜疆域观的种种表现，还阐明了这些疆域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对于学界存在争议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碑的位置、指定的水源和朝鲜移栅的位置，以及光绪年间乙酉（1885）、丁亥（1887）勘界的具体细节，本书也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辩证。全书共五章，25万字。

后书以清朝与朝鲜的越境及定界交涉为中心，包括以下内容：一，朝鲜人越境问题及其交涉；二，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三，中国人越境问题及边务交涉；四，鸭绿江流域中朝两国共禁体系崩溃的历史过程；五，同治年间朝鲜人大规模越垦浪潮的内外因。时间范围从清朝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到晚清同治年间，即17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本书力求综合运用中朝双方史料。朝鲜对清朝交涉文书的汇成集《同文汇考》，既包括皇帝的诏敕、清朝礼部咨文，也包括朝鲜表、咨、奏文，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了加深理解国家外交行动背后的政策实质，本书还参考了中朝两国官方年代纪史料，如《清实录》《康熙起居注》《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等。边务问题的研究涉及历史地理学知识，故本书参考了中朝两国的地理志和地图，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皇舆全览图》《平安道邑志》《咸镜道邑志》《大东舆地图》《青邱图》《海东地图》等，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全书共七章，2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