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上，对于北部、西部陆地的防御始终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海防则处于相对滞后的次要位置。除了与中国历代海防思想紧密相关外，与古代水师、水军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学术界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历代海防思想、古代海军的发展两个方面，而清末和近代海防的研究更成为重点。

在该领域研究中，张铁牛、高晓星的《中国古代海军史》[※注]是历代海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书中认为远在春秋末期中国古代海军就已出现雏形。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是形成时期；前2世纪至公元13世纪是发展时期；13世纪至17世纪中期是鼎盛时期；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衰亡时期。书中对各个时期海军的作用、地位，水师的建制、海防特点及战船、装备的发展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指出中国古代海军在奴隶社会末期形成，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能征善战的军事力量，为统一中国、抗击外敌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对外进行扩张的工具。书中还以大量史实分析了历代海军建设和海防上的成败得失。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历代的海防进行了学术探讨。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注]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注]，以及张晞海《中国海权报告（古、近代部分）》[※注]都是值得重视的学术之作。安京《秦汉时期海疆的经略》[※注]一文认为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海疆形成的时期，秦皇汉武海上巡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在军政上致力于海疆经略的事实。同时，秦汉时代还是我国海疆开发的重要时期。该文将中国海疆史的研究延展至秦汉时期，不失为有益的探索。邸富生《试论明朝初年的海防》[※注]认为明朝初年加强海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御来自日本的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骚扰和侵略，采取的主要海防政策是“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实行以陆防海和陆海并重的措施，在中国万里海疆建立起较为严密的防御体系，改变了以往中国历代统治者重陆防轻海防的局面。明初中国沿海防御体系的建立，对保卫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起了重要作用。范中义《明代海防述略》[※注]一文则对明代海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叙述。

《苍梧总督军门志》是我国流传至今较早的一部体例完备的军事志书，何林夏《〈苍梧总督军门志〉与明代广东海防研究》[※注]对这一史籍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指出书中关于海防驻兵置将、沿海报警烽堠、“全广海图”等方面的记载，对于研究明代广东海防有重要意义。

在关于清代海防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晚清时期。李少莉《论清末洋务派的海防建设》[※注]认为纵观洋务派二三十年的经营，其筹办海防，创建海军，基本宗旨是抵御外侮，并且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此应予肯定。

对晚清时期“海防”与“塞防”论争的研究，长期以来就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问题。如陈贞寿、谢必震、黄国盛《晚清“海防”与“塞防”论争新探》[※注]一文针对史学界把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实质，看作是“对于列强侵略到底是应该采取抵抗自卫政策还是采取投降妥协政策的根本问题”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文中认为1875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这场争论，是由总理衙门发起的，并非由李鸿章挑起。论争的主题是如何发展近代海防。通过讨论，不但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清政府着手收复新疆失地，其意义应充分肯定。在论争中，由于筹饷和从策略上的考虑，李鸿章同意曾国藩“暂弃关外”的设想，主张全力经营海防，这一主张虽不利于西北塞防，但基本上只是一个提供商讨的建议。文中同时认为，李鸿章对海防、塞防的最后裁决，并未表示抵触和有意与左宗棠对立，更未形成左与李之间“爱国与卖国之争”的问题。李鸿章关于发展新式海军、优先筹防日本的主张值得肯定。孙占元《海防之议与甲午战争》[※注]一文对晚清从甲戌至甲午20年间的海防之议与甲午战争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文中认为，由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而引发的第一次海防之议为北洋海军的初创提供了契机。因1884年中法战争而再次兴起海防之议，清政府制订了“以大治水师为主”的计划，使北洋海军于1888年正式成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不久，清政府重申“海军为国家第一要务”。北洋海军虽有黄海一搏，却在李鸿章“保船”思想的束缚下，逐步失去了制海权，最终坐以待毙。该文从海防之议与甲午战争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揭示出清政府加强海防与建设海军的举措是被动的，而这使得我们错过了发展成为海上强国的历史机遇。陈传胜《对“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再评价：与杨东梁等同志商榷》[※注]、闫存庭《文祥与近代中国的海防和塞防之争》[※注]等文也对该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

从海防的角度来揭示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沈波《从清朝海防看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注]、赵国通《晚清近代海防意识与甲午海战的失败》[※注]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前文认为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中国传统国防战略危机日重，较之于陆防，加强海防日益迫切。清朝落后的水师体制、原始的装备、陈旧的战术以及和平时期水师训练的严重不足，是其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后文认为在外强侵略的刺激下萌发的晚清、近代海防意识，由于缺乏历史的继承、晚清封建统治的腐朽、以防为核心的海洋观，致使晚清海洋观和海权意识与同时代的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甚大。进而造成其海防建设、海军发展都缺乏宏伟的长远规划，战略思想狭隘保守。文中指出晚清时的中国不具备培育近代海军并使之正常发展的根本条件。而董丛林《湘、淮派系因素与晚清海军、海防》[※注]、戚其章《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注]两文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前文研究了湘、淮派系“同源异流”的基本关系，指出在晚清海军、海防的影响上两派系表现为既有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一致性作用的一面，又有相互排斥、分离而产生消耗或特异性作用的一面。后文将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萌发（1840—1861）、重倡（1861—1874）、趋实（1874—1879）、深化（1879—1884）和高潮（1884—1894）。文中对晚清海防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海防问题与中国社会近代化问题密切相关，海防思想由理论走向实践，不仅带来海防建设的现代化，而且也启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何平立《略论晚清海防思想与战略》[※注]、黄顺力《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与扬弃》[※注]、孙占元《近代海防观的萌发与海防议》[※注]等多篇论文也就海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此外，清代以来涌现出一批具有不同海防思想的历史人物，如林则徐、魏源、姚莹、李鸿章等，对他们的海防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马金旗《中日两国近代海防理论和政策之比较》[※注]和苏小东《林则徐、魏源海防战略思想之异同及其影响》[※注]两文提出大致相同的观点，即认为林则徐和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防御论，对此施渡桥撰文《林则徐、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的吗？》[※注]则提出不同观点。刘爱文《〈海国图志〉海防思想研究——兼析〈海国图志〉的若干新观念》[※注]一文剖析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反映出的完整的海防思想，包括敌我力量的对比，“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战略防御，采用近战、以小制大、以近制远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修筑防御工事以及整顿和改革军队，这些海防思想博大精深，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作者高度评价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强调其意义在于讲求战争实效，不盲目模仿；讲求经济实效，军用与民用相结合，军工生产与民用生产相结合。戚其章《姚莹的海防思想与海国研究》[※注]一文认为姚莹提出“保固藩篱，守定而后议战”的积极防御战略，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正是由于姚莹敢于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其海防思想得以在实践中奏效，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辉煌战果。文中认为姚莹撰著的《康輶纪行》是继《海国图志》之后，另一部以探求“制夷之策”为宗旨的重要著作，在主张对英国要作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强调发动群众抗击侵略者的重要性、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均比魏源更加深刻。张良俊《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的思想价值》[※注]一文认为在《条议海防事宜》中，郭嵩焘提出海防、塞防并重，主张循习“西洋政府”以为中国自强的“本源之计”的方策，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使寻求救国真理的认识水平提到了新的高度。

对李鸿章海防思想的研究不仅成果较多，而且分歧颇多，学术上的争鸣既推动了对李鸿章海防思想的研究，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清末中国海防问题的思考。史滇生分别撰文《李鸿章和北洋海防》[※注]和《李鸿章左宗棠海防思想比较》[※注]，前文认为李鸿章是海防以北洋为重点的倡导者、是北洋海防方针的制定者、是北洋海防近代化的推进者，但是由于其消极防御的海防战略、没有建立统一的海防指挥系统、忽视实战性训练、轻视和贬低人民群众在海防中的作用，所以他又是导致北洋海防崩溃的重要责任者。后文则指出李、左海防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的海防主张，他们在海防问题上有益的认识，对清政府在国防战略中确立海防地位、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和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他们的海防思想的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方针、途径和速度，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他们奉行的消极防御的海防作战方针，对中国近代海军反侵略作战，更是造成了直接的危害。文中认为李、左二人在海防思想上的差异，既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不是湘淮集团间的利害之争，而是他们在海防实践、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认识和引进上、在接受林则徐、魏源思想影响上有差异。

张炜《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刍议》[※注]一文将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概括为：其对战略形势判断为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其海防战略为“三洋布局，海口防御”，在海防兵力建设上主张外海水师与沿海炮台相为表里，在海防兵力使用上为“守定不动”和“挪移泛应”两法，而19世纪末，“远东海上威慑”则标志着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文中认为以海防“守疆土”、以外交“保和局”的两手铸就了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定势和逻辑，也规定了其后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走向。文中指出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国家战略意识，同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具有致命的缺陷。刘申宁《李鸿章海防思想与晚清变局》[※注]一文认为李鸿章的海防主张与其说是当时为加强海防而提出的具体措施，不如说是晚清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它使自强的意识更加具体化。文中认为阻于朝枢、囿于清议、穷于饷源是造成李鸿章海防思想未能全面实施的原因。苏小东《李鸿章的海军威慑思想及其对甲午海战的影响》[※注]一文认为海军威慑是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核心内容，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李鸿章对海军威慑的片面理解以及运用中的失误，最终造成了甲午海战的被动和覆没等严重后果。于海君《试论李鸿章的“和戎”与“海防”路线》[※注]一文认为李鸿章的“和戎”之议是恪守“万国公法”，保持大清国残局；“海防”之议是师夷之技与之抗衡。其“海防和戎”路线，没有给中国打下“求富求强”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却产生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之中国的作用。

史学界对于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和海防思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19世纪洋务运动发端至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覆灭这一时期，对于甲午战争之后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则鲜有论及，黄乘矩《甲午战后的海军建设和海防思想》[※注]对此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甲午战后的海军建设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随着海军建设的实践，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也继续发展，表现了清政府在中国必须保持海上武装力量的问题上有所认识，对海军建设依赖于国家经济总体实力、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必须保持海军建设的开放性等方面的认识更加深刻。李国华《清末海洋观与海军建设》[※注]一文认为清末海洋观的特点是以海防为中心，“守”始终是清末海防论的核心思想。其主要目的是寻求军事上的自强，以解除来自海上的威胁，因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但它缺乏对经济利益的揭示和追求，所以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对海军建设产生了影响，成为清海军在甲午中日海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苏读史《甲午战争与晚清海防战略》[※注]一文认为在晚清的海防方略中有较为明确的御侮自强的目标，它既对付西方列强，也对付日本侵略，同时偏重防卫自守。文中认为确立海防建设的决心、创建近代海军、培养海军人才是晚清海防力量建设的主要举措。张仁善《简析近代中国海防实践失败的原因》[※注]一文认为：由于海防发展的被动性、海军组建的割据性、海防建设的依赖性以及海防战略的保守性，成为近代中国海防实践失败的主要原因。孙占元《近代海防观的萌发与海防议》[※注]一文认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余年中，由于中国海疆备受列强侵扰，海防问题受到国人关注，不仅萌发了近代海防观，而且通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海防之议，促成了中国近代海防的不断加强，从而冲击了传统的漠视海防的观念，但传统的以守海为主的海防观束缚了近代海防观的深化，制海权意识的淡薄为甲午战败埋下了伏笔。此外，季云飞《光绪乙酉年间“海防筹议”述论》[※注]等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