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四 海上丝绸之路及海上贸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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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边疆研究2014 \ 第三篇 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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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有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注]、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注]、泉州港务局和泉州港口协会主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论文集》[※注]、王元林《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注]、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注]、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等编著《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注]、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注]、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注]、顾涧清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注]、合浦县人民政府与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合编《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注]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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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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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 宗族 学术界 海洋 制度 商人 商品经济 私人 资本主义 论文集 官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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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上丝绸之路及海上贸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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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往来的重要通道，海洋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开展海上贸易的研究，成为中国海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此，学术界从断代或专题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余思伟《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注]一书深入研究了通过海上交通古代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政治关系及相互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并研究了从西南边疆乃至南部沿海地区，移居海外华侨与华人有关的问题。而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注]一书对秦汉至鸦片战争这一历史时期我国海外贸易的发生、发展、变化，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的设置、沿革，海外贸易港口的变迁、兴衰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各个朝代海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官方朝贡贸易与私人贸易之间的矛盾冲突、私人贸易的性质变化等，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述。书中还对殖民者东来后，中国海外贸易的若干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与陆地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一直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形成热潮。1980年陈炎在国内学术界较早论述了“西南丝路”“西北丝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并出版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注]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注]两部著作。1991年，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同年，海洋出版社出版陈高华、吴泰、郭松义编《海上丝绸之路》；1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上、下卷）、《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等著作；199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丝路文化》陆上篇和海上篇；1998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此外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如唐嘉弘、张建华《海上丝绸之路疏证》[※注]、刘重日《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澳门》[※注]等。
由于宋代至明清是我国古代海上贸易发展、变化较为剧烈的时期，所以学术界把研究的重点也放在了这个历史阶段，研究内容涉及有关政策、制度等方面。如李传印《宋代发展海上贸易的政策措施》[※注]一文从政策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宋代确立了主动、积极、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以支持和发展对外海上贸易，并以之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制定和实施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制，将对外贸易纳入国家严格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之下，确保了外贸事业正常发展。但是，宋代对外海上贸易依然是一种以贩运海外舶来奢侈品为主要业务的消费性商业活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能从根本上冲击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廖大珂《元代官营航海贸易制度初探》[※注]一文则从制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元朝推行大规模的官营航海贸易活动，其航海贸易制度主要有三种，即使臣贸易、斡脱贸易和官本贸易。它们各有渊源，其形成、发展和结局也不尽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私人贸易的发展，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
海外贸易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历史前提，明代实行的海禁与开放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注]一书对明代海外贸易的兴衰及其原因，明代的对外开放、闭关所造成的影响，市舶司与饷税制的沿革，明后期海寇商人的走私贸易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客观的研究与评述。该书是明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中的一项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在明代海外贸易史上，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聂德宁撰文《明代隆、万年间的海寇商人》[※注]进行了研究，文中对这一时期所实行的饷税贸易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这一制度的限制下，民间海商只能以各种手段从事违禁私贩活动；而明朝对他们采取了镇压措施，促使民间海商向海寇商人转化。以偷税漏税为主要目的来从事武装走私贸易活动，是这一时期海寇商人的特点。文中进而指出这一制度极大地阻碍了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正常发展。林仁川《明后期海禁的开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注]一文认为明后期海禁的开放，使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一个重大发展的时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文中通过考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无论是从山区还是从沿海平原地区发展起来的，都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关。
曾少聪《明清海洋移民的两类宗族组织发展比较》[※注]一文从中国海洋移民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认为：明清海洋移民移居台湾和菲律宾，宗族组织也被移植到移居地。台湾既有大宗族组织，也有小宗族组织；菲律宾只有宗亲会而没有小宗族组织。这是因为台湾自晚清以后，经过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而菲律宾没有经过这种转变。本文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海洋移民的上述两种不同方式及其特点，探讨了明清海洋移民在国内和国外宗族发展的不同趋势。这一研究在中国海疆史领域尚不多见，本文对中国海洋移民社会史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俞云平《十八至十九世纪前期的海上贸易》[※注]、郑克晟《郑成功海上贸易及其内部组织之特点》[※注]、李金明《清康熙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注]等成果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总的来看，关于中国历代海上贸易史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研究层面和内涵有待进一步拓宽。
进入21世纪后，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依然蓬勃开展，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扩展，学术专著和论文大量涌现；二是社会关注度大大提升，除学术界外，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热情参与，并将这一研究与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举办的学术讨论会难以计数，而有关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点和讨论更是成为重点。主要成果有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注]、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注]、泉州港务局和泉州港口协会主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论文集》[※注]、王元林《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注]、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注]、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等编著《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注]、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注]、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注]、顾涧清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注]、合浦县人民政府与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合编《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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