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国探险家新疆探险考察档案资料整理与翻译

新世纪以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和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合作，由许新红担任主编，已出版三本专题档案汇集。

一是，《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注]，本集收录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467件，真实记录了自1893年至1931年，俄国人罗布罗夫斯基、鄂登堡，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格林威尔德、勒科克，瑞典人斯文·赫定，日本人大谷光瑞、橘瑞超，美国人亨廷顿，芬兰人曼纳林（马达汉）等著名外国探险家及其考察队在新疆考古和考察活动的概貌。本集所收档案均系首次公布，档案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对外国人来新疆进行探险考古的态度、对策，以及外国探险家一些鲜为人知的探险活动，弥足珍贵。

二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注]，本书收录档案318件，绝大部分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馆藏，少部分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这些史料反映了1927—1934年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西北（主要在新疆）进行历史、考古、人类、民俗、地质、地磁、气象等内容科学考察活动的基本情况。同时还包括了中国学者1933年10月至1935年4月受中央政府铁道部委托，由北京起程赴内蒙、新疆等地考察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交通动脉可行性的汽车旅行考察的档案史料。

三是，《斯坦因第四次新疆探险档案史料》[※注]，本书收录108件1930年5月至1932年9月期间有关斯坦因第四次新疆之行的档案史料，其中82件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馆藏，26件为其他档案馆馆藏。斯坦因于1900—1901、1906—1908、1913—1915年在新疆进行探险和考古，盗掘和非法携带大量文物出境。1929年，斯坦因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博物馆襄助下，组织赴新疆探险考古，于1930年9月由印度进入新疆喀什。谁料，此时的中国政治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受到中央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等机构及各界有识之士的抗议，国民政府最终决定撤销斯坦因的护照，责令行政院将其驱逐出境。1931年2月，斯坦因被迫停止在新疆于阗、若羌一带的盗掘古物活动，经库尔勒返回喀什，并于同年5月底由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边卡出境。所有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古物均暂存于当时英国驻喀什领事馆内，后经新疆省政府交涉，移交至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斯坦因离境前将这批古物拍摄成照片，带回英属印度。这些照片及改进玻璃底版现存于大英国家图书馆东方与印度收藏品部。斯坦因对第四次新疆考古探险活动的流产始终讳莫如深，从未在公开场合及其著述中提及。本集为揭示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提供了可贵的原始档案。

（二）中外学者和探险家考察日记和日记体裁文稿的整理和翻译

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中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平研究院代副院长。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徐炳昶与斯文·赫定共任团长。著有《西游日记》，1930年初版。2000年6月，宁夏人民出版社以“走进大西北丛书”之一种出版整理本，书名为《徐旭生西游日记》；2002年1月，甘肃人民出版社以“西北行纪丛萃”之一种出版范三畏的点校本，书名为《西游日记》。

黄文弼（1893—1969），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随团到内蒙古、新疆考察，《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为黄文弼遗著，黄烈整理，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考察日记记事起于1927年5月9日，即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迄于1930年9月5日，即绕道西伯利亚回到满洲里的第二天。在三年零四个月的考察期中，除了1929年至1930年之交约有3个月系在迪化休整，没有记日记，其他时间的日记均连贯下来了，是相当完整的一部记录。这部考察日记，不仅是一部难得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察）团成员的现场实录，而且经过半个多世纪时流的洗刷，“不仅社会的变迁翻天覆地，而地理上的变迁也十分巨大，特别是沙漠地带河流湖泊的移徙消失，道路的改变，废墟遗址的湮没，文物艺术的毁坏，沧桑之变用在这里毫不夸张。我们从这一份60年前的记录中可以找到许多已经消失了的痕迹”[※注]。

沃尔克·贝格曼，瑞典人，1927年，24岁的他成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一员，从始至终参与了中国西北最大规模的多国、多学科的科学考察。1935年回国后埋头于整理自己的考古发现。1946年因病去世，享年只有43岁！他留下了两本著作，一本是学术专著《新疆考古记》[※注]，另一本是以日记体裁撰写的通俗探险纪实《考古探险手记》。本书内容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作者在内蒙古的考古探险，这以居延汉简的发现为核心；另一部分是作者在新疆塔里木东端和阿尔金山、昆仑山的考古探险，这以发现“小河古墓”为高潮。杨镰在为本书所撰题为《西部探险者的视野》代序中说：“读其中许多感人至深的段落，就如同在观看一部成功的电视记录片，不但领略了作者所见的风光物态，而且也随着作者的喜怒哀乐在激动、在失望、在回忆、在思考。”[※注]

马达汉，又译作曼纳林、曼涅海姆，芬兰探险家，1906—1908年马达汉骑马从中亚进入我国新疆，他的足迹踏遍了南疆和北疆，又从新疆走进河西走廊，到西北重镇兰州，然后经过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河北到达北京，行程14000公里。由王家骥翻译，阿拉腾奥其尔校订《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原书书名为《马达汉穿越亚洲之行——从里海到北京的旅行日记》）即是马达汉的考察日记。诚如译者王家骥所言：“马达汉的旅行日记内容极为丰富，他把沿途所见和调查所得详细地写在日记中，内容包括沿途地形地貌特征、河流水系分布、动植物资源、城镇居民点位置、历史沿革及交通、商业、文教、军事、经济情况等等，特别是对地方官吏、军队、少数民族、寺院古迹、风土人情和各种见闻作了生动描述。马达汉日记虽属旅行随笔性质，但文笔流畅、生动活泼，读起来有如行云流水、兴味盎然，实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注]

与《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相关的还有《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和《百年前走进中国西部的芬兰探险家自述——马达汉新疆考察纪行》。前者共收录了87幅照片，是从马达汉中国之行时所拍摄的上千幅照片中精选的。正如马大正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所言：“将历史定格于瞬间的老照片的独特魅力，让我痴迷，心灵为之震撼。”[※注]后者则是马达汉晚年所撰《回忆录》[※注]第二章“骑马跨越亚洲之行”的汉译本，内容生动，文字简洁，极具可读性，是读者了解马达汉1906年至1908年中国之行的入门读物。这两部书连同马达汉日记都将成为难得的史料而存世。

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都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队员，1902—1914年间，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组织了三次以新疆为中心的中亚探险考察。第一次是1902—1905年，第二次是1908—1909年，第三次是1910—1914年。承担大谷探险队三次探险任务的共有五人：第一次是渡边哲信（1874—1957）和堀贤雄（1880—1949），第二次是橘瑞超（1890—1968）和野林荣三郎（1880—1936），第三次是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885—1978）。《橘瑞超西行记》记录了他以日记体裁撰写的西部考察实录：《中亚探险》、《新疆探险记》，以及橘瑞超新疆通信摘抄。[※注]野林荣三郎著有《蒙古新疆旅行日记》[※注]。大谷探险队其他成员渡边哲信著有《西域旅行日记》、吉川小一郎著有《支那纪行》，在日本大谷光瑞等著，章莹译《丝路探险记》一书中收录了大谷光瑞《帕米尔纪行》，渡边哲信《在中亚古道上》和《克孜尔踏查记》，吉川小一郎《敦煌见闻》和《天山纪行》，堀贤雄《塔里木之行》，诸篇。

日野强（1866—1920）供职于日本参谋本部，受军部派遣，于1906年9月至1907年12月赴中国考察，行程历时一年四个月，如不包括最后归途从印度加尔各答登船后那段海路，陆路行程10392英里，其中在新疆境内停留了9个月。回国后撰写了《伊犁纪行》[※注]，1909年（日本明治四十二年）5月由东京博文馆付梓刊行。全书上下两卷，上卷为“日志”，也就是日野强的旅行日记，下卷为“地志”，是他根据各方面史料汇编的有关新疆各地、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记载。本书是了解20世纪初叶的新疆，以及同时代日本人的新疆探险史时不可缺少的基本文献。

艾尔特·特林克勒，德国考古学家，1927—1928年曾到新疆进行考古探险，1930年出版了一本通俗的考古探险纪实《未完成的探险》[※注]，1931年4月19日死于一次车祸。1932年他的一部学术遗作《中亚西部及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地理考察》在柏林出版。

王冀青著《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注]全文刊布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的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并据日记手写原稿进行了汉译和考释。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始于1930年8月11日，结束于1931年7月2日，这部日记是研究者得以能“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了解这次考察进程的唯一依据”，因此，“在中亚考察史和中国西北考古史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三）外国探险家所撰新疆考察实录和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

（四）外国探险家新疆探险考察的研究

对近代以来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考察活动的研究，40年代吴传钧《近百年外人考察我国边陲述要》[※注]分1871年以前，1871—1888年，1888—1931年三个时期作了述论。文章指出：“近百年来考察我国边陲者，以越帕米尔或假道蒙古而来之俄人，与经喀喇昆仑山或西藏高原而来之英人为主。”“外人之来我国边陲者络绎不绝，或窃绘山川险要，记述风土实情，归以告其国人，或探发古墟宝藏，满载以去，陈于其国之博物馆以为殊荣”，故重点评述了近百年来外国探险家在我国天山、帕米尔、蒙古、西藏等地区的活动。20世纪前半叶研究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考察活动的评述，当以该文为详。

20世纪50年代以降，大陆学者对于19世纪以来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边疆地区的探险考察活动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大框架下展开，在各种《帝国主义侵华史》《沙俄侵华史》中均有专章、专题论述。1983年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注]试图冲破上述传统认识框架，全书集中述论了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考察队、波塔宁、科兹洛夫、普尔热瓦斯基的探险生涯。在后记中指出：“近代到中国进行考察活动的外国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如俄国的瓦里汉诺夫、明茨洛夫等人，他们带着收集中国政治情报的指令，不经中国政府的批准，化装成商人等，混入中国境内进行活动。他们实际上不是考察家，而是间谍、侵略分子。这种人在俄国的考察者中，为数不少，但在当时众多的各国考察者中，毕竟是少数。第二类如美国人华尔纳等，他们到我国肆意破坏、盗窃文物，根本说不上什么科学考察，纯粹是殖民主义者的掠夺行径。第三类人，他们的主要活动经当时清政府的同意，确实有科学考察的内容，并有一定成绩。但同时，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活动。但这类人，终身以考察为主，当然可以称之为考察家。”

1992年在乌鲁木齐召开了“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马曼丽向会议提交了论文《评外国考察家对西域的考察》[※注]，进一步提出：“尽可能一分为二地评价不同的外国考察家”，评价过去的外国考察家在西域的活动，应该历史地看待三对关系，即：派遣国的政策、宗旨与考察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当时中国政府的责任和外国考察者的责任之间的关系，考察家本人功过的关系。马大正《面向21世纪的西域研究——“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与考察记述》中也支持一分为二对待历史上的外国探险家的探险活动，指出一方面要“揭露和批判这些人的活动实际上是适应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争夺势力范围需要的实质；但是，作为研究者应认识到，外国探险家们尽管每个人的目的不同、方式各异，其所作所为或可称道、或被谴责，但应该承认，他们的考察实录和考察成果，均无一例外地成为可供后人借鉴、研究、评述的历史遗产”[※注]。

“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一次深化外国探险家研究重要会议，提交会议的论文还有：刘存宽《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中央亚细亚考察”及其评价》，杨镰《法国杜特雷依探险队遭际考实》，王淑梅《斯文·赫定与中国新疆》[※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