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暴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是危害社会安全和发展的主要祸源。我国面临着反对和打击“三股势力”的严峻斗争。长期以来，新疆分裂势力、西藏分裂势力和台湾分裂势力对我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进行反分裂反恐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我国反分裂反恐问题研究进行梳理和综述。

（一）反分裂研究

“东突”是危害新疆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大威胁之一，关于“东突”的研究，自然成为我国新疆反分裂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边疆研究专家马大正长期关注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问题。马大正与许建英合著《“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注]一书以历史学的研究视角，详细论述了“双泛”思潮的兴起，“东突厥斯坦国”“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等新疆分裂势力组织的兴起及其衰落过程，重点论述了新疆分裂势力“东突”派系组织、活动及其思想特点，特别是论述了“9·11”事件后的动向。该书最后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程的基础上得出了基本的五点战略研判：1.分裂是新疆的主要危险；2.必须利用全社会力量进行综合治理；3.把发展新疆经济作为第一位工作；4.坚持维护民族团结三原则；5.干部问题是新疆发展和稳定的重中之重。为维护新疆稳定与发展，作者提出几点对策，分别是中央和地方要重视新疆的事情，协调做好新疆发展与稳定工作，新疆发展应是社会整体发展，新疆经济发展应抓住支柱产业资源，加强各民族和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打击“东突”分裂势力，作者认为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基础是维护社会稳定，手段是加快新疆经济建设和促进新疆民族流动和交流，目的是实现新疆各民族和多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就维护新疆稳定的基础而言，新疆在治安和国家安全方面应坚持严打态度，并保持高度警惕和行动态势；在意识形态方面，应加强对新疆历史和民族团结知识的学习，加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民族政策及宗教政策等方面的教育，倡导法律面前各民族平等的教育和执法。这些对策对我国新疆反分裂斗争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马大正对20世纪以来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进行全面历史考察和宏观战略思考。马大正在《论百余年来新疆反分裂的几个问题》[※注]一文中认为，分裂活动是20世纪以来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一股浊流，百年来新疆地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历史可分为两大时期，20世纪前半叶是分裂势力由思想传播发展到政治实践的时期，其间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是从“双泛”思想渗透到形成分裂势力精英和代表人物的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分裂势力精英人物将分裂思想用于分裂的政治实践阶段。20世纪下半叶至今是分裂势力沉渣泛起到反分裂斗争进入到以反对暴力恐怖为主要形式的新阶段。其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分裂活动沉渣泛起，分裂势力的活动形式和国际背景实现了两个转变，即活动形式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武装叛乱到50年代末以后的以政治斗争为主的转变；而国际背景则由西方反华势力向苏联霸权主义和西方反华势力相结合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分裂势力打着民族宗教幌子，打出“反汉排汉”的口号，严重破坏了新疆和谐的民族关系，致使出现20世纪80年代分裂势力得以坐大的局面，从而严重影响了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群众基础。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多武装暴乱标志着新疆反分裂斗争进入以反暴力恐怖活动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新阶段。直至2002年前后，新疆暴恐活动进入频发阶段。2003年后则为“间歇期”，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反分裂斗争取得了六点战略共识，另一方面是分裂暴恐势力将其活动转为政治斗争为主的形式。马大正认为“间歇期”新疆反分裂斗争特点主要是主动权在我，意识形态斗争升为主战场。这一研判是符合新疆反分裂斗争实际的。

该文指出，新疆的反分裂斗争需要在政府指导下进行反恐人民战争，并营建打击恐怖、反对分裂的社会大氛围。建设和完善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是反恐分裂斗争的重要环节；新疆干部是反分裂反恐斗争的关键，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是诸项工作的核心，而上述工作的开展必须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为此，当代新疆治理应特别关注以下几点：一是新疆的事情需要中央和地方的重视；二是处理好新疆发展与稳定工作的辩证关系；三是发展与稳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发展应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四是经济发展应坚持民生优先，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五是做好做实对口援疆工作；六是做好新疆社情调研，为决策提供良好依据。

潘志平、王鸣野、石岚合著《“东突”的历史与现状》[※注]一书深入分析研究“东突”问题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现实状况。该书共七章，分别论述“伊斯兰化”“突厥语化”“双泛”“东突厥斯坦独立”“维吾尔斯坦解放”、历史、现实、“东突”是民族败类和民族罪人、“东突”是人民公敌和人类公害等七个问题。该书对“东突”现状的研究比较突出，对其危害进行深刻而全面的剖析，揭示了其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的本质面目。陈延琪、潘志平主编《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注]对为什么泛突厥主义的追求至今不能实现，泛突厥主义是民族意识的本质要求还是扭曲反映，泛突厥主义是操突厥语诸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还是思想障碍诸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透视。另外，土耳其学者ErkinEkrem《中苏关系中的“东突”问题（1944—1945）》从中苏关系的视角，论述了“东突”问题的由来、发展和结果。[※注]

张秀明著《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注]分为两篇六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回顾、新疆“三股势力”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国际背景、新疆反分裂斗争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及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讲话摘要等。他对新疆20年反分裂斗争经验进行高度概况，主要包括以下九个方面：①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不动摇，始终保持严打高压的态势；②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建设；③对宗教事务要科学分析，会管、善管，依法管理，加强管理；④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⑤要切实做好民族工作，始终坚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⑦关注民生，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奠定牢固的社会稳定基础；⑧继续加大外交斗争力度，压缩境外敌人的生存、活动空间；⑨高度重视建设好一支坚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队伍。他还认为要做好新疆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需要做好以下几点：①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②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③科学地分析、正确地把握民族和宗教问题；④必须正确处理的几个敏感问题。此外，他还就关于反分裂斗争的战略、策略、谋略与具体做法；提高宗教管理艺术与水平；正确认识和处理维稳与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在新疆维稳中的特殊作用；新疆维稳与发展对情报侦察部门的具体要求和新疆维稳与发展对职能行动部门的具体要求等问题进行深入阐述。

杨恕《世界分裂主义论》[※注]一书从理论上对分裂主义的定义、类型、产生、发展和规律以及国际社会的介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并对世界上主要的7种分裂主义，即巴斯克、北爱尔兰、车臣、魁北克、泰米尔、亚齐和科索沃做了详细的案例分析。同时介绍了联合国和相关国家反对国家分裂、维护主权完整的立场以及对策。

杨恕、李捷合著《分裂主义及其国际化研究》[※注]主要研究了分裂主义的概念、产生、威胁等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选取斯里兰卡泰米尔分裂主义为例，重点分析了分裂主义的国际化进程、影响因素及应对问题。在总结多年对分裂主义研究的基础上，杨恕、李捷合著《分裂与反分裂：分裂主义研究论集》[※注]就分裂主义基本理论、分裂主义国际化、分裂主义案例及其他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关于分裂主义国际化问题，杨恕认为分裂主义的国际化有着多种表现形态。分裂主义的国际化进程包括横向扩展和垂直升级两个维度。一方面，一国内部的分裂主义通过向外部寻求支持、承认和进行跨国动员的方式横向扩散并向周边溢出；另一方面，介入国对其他国家内部分裂主义问题的干涉引发事发国与介入国之间的国际冲突、危机甚至战争，形成国际化的垂直升级。无论何种进程，分裂主义的国际化均对事发国的反分裂斗争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和制约。[※注]

关于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郝时远认为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极端性的产物，与暴力恐怖主义具有天然的联系。当代民族分裂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的误读和民族自决权滥用的结果。他指出恐怖组织利用某些民族、宗教矛盾和民众情绪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以极端性和残暴性建立的“权威地位”和左右民众的能力。所以，不能将具有种族、民族和宗教背景的恐怖主义组织视为相关群体的代表，否则，只能扩大恐怖主义势力的群众基础，助长恐怖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从而掩盖恐怖主义势力反人类的极端性本质。[※注]

郭益海《新形势下新疆民族分裂活动的新特点及其对策》[※注]对2008年以来新疆分裂活动进行梳理，认为国际敌对势力和反华势力不断加强对新疆民族分裂势力的支持力度，新疆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加上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渗透和伊吉拉特等组织的破坏升级，新疆民族分裂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在活动策略和手法上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变化，主要表现为：破坏方式上，继续采取“文煽武扰、文武并举”，但是更加注重“文煽”的力度；分裂势力反动宣传开始打出“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旗号；分裂势力进一步加强整合力度；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在活动区域上向东疆和外省扩散；攻击对象上在新疆主要是以基层公职人员，省外则是平民；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在成员构成上呈现两极分化，一是暴恐涉案成员年轻化、文化程度低，而思想煽动人员则是文化程度较高，生活较为富足；此外，暴恐人员的女性化和家族化增多。为应对新变化，他提出：以经济发展为途径，以改善民生为重心，以赢取民心和长治久安为目标；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推动新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强化防范意识，提高专业队伍和基层党组织的维稳能力；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创建良好的周边环境；加强农村和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反分裂斗争的基础。

关于“疆独”问题，贾春阳《关于“疆独”问题的几点思考》[※注]认为“疆独”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疆独”势力制造了无数起叛乱、暴力恐怖事件，“疆独”问题已成为影响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疆独”问题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分裂与反分裂问题，是干涉与反干涉问题。

“疆独”势力和土耳其对“7·5”事件的反应凸显了“疆独”问题背后的泛突厥主义因素，说明泛突厥主义对中国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潜在影响。贾春阳《泛突厥主义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及影响》[※注]对泛突厥主义思潮的由来、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了泛突厥主义对我国新疆的渗透和影响。他认为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早期虽有反抗殖民侵略、反抗民族压迫的进步性，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沦落为封建统治者、帝国主义者维护自身统治或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工具。自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传入中国新疆之后，它为“疆独”势力的产生和分裂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撑；一定程度上使“疆独”问题长期化、复杂化；成为威胁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毒瘤；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牵制、分裂中国的工具，致使“疆独”这一内政问题“国际化”，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为应对“疆独”，他认为我们必须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各种资源，制定科学、完备的反分裂战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国内方面主要是：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调整和完善对新疆的经济扶持政策，建设繁荣美好的新疆；搞好民族、宗教工作，建立和谐的民族、宗教关系。国际方面主要是：充分发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压缩“疆独”势力的活动空间；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为中国新疆的反分裂斗争、反恐斗争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张仕荣《基于国际经验构建中国反分裂战略体系的几点思考》[※注]研究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反分裂斗争的经验，认为制度建构是反分裂斗争的核心所在，军事遏制是基本保障，经济发展是内在动力，以文化认同为坚韧纽带，以反对外来干涉为重要支点，有效构建中国反分裂国家战略体系。

随着新疆反分裂斗争深入，我国不仅从武力平定、社会管理、法治等方面进行反分裂斗争，而且更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思想深度的斗争。高永久和秦伟江《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思考》[※注]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们认为应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领导；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加强学校教育阵地建设；加快经济发展，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分裂斗争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继续加强对“东突”恐怖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做好新疆的民族工作；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坚决抵制非法宗教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近年来，受国际局势和新疆周边环境的影响，分裂势力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出现一些新动向和新变化，这引起了相关领域的高度重视和针对性研究。高校是在思想领域抵制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的重要阵地。杨丽、姜勇《新疆高校抵制“三股势力”分裂渗透的历史回顾与主要经验》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股势力”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历史线索，认为其对师生的思想和行为带来极大危害，新疆高校应成为反分裂反渗透的重要阵地，抓好青年学生的培养教育，筑牢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防线，并在校内重点领域实施重点监管和防范。[※注]

关于新疆的维稳工作，马戎《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注]认为，乌鲁木齐发生的恶性事件在很大程度是民族隔阂和民生问题叠加以后造成的。要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应切实改善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就业和生活条件，把民生问题与民族问题剥离开来。为预防极少数人实施的恐怖袭击和街头暴力事件，政府需要维持必要的警力。维稳工作的核心工作应是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增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增强人民生活的公平感和幸福感。

新疆恐怖势力和分裂势力往往是以宗教极端思想和非法宗教活动为表征的，对此，阿比孜·尼亚孜《当前新疆反分裂斗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几个问题》[※注]认为“东突”恐怖势力利用伊斯兰极端思潮的本质是进行分裂活动，“民族分裂主义”才是新疆不稳定的根源。对此，必须严格划清宗教问题与民族分裂主义的界限，要把政治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坚持“四个维护”的原则。

关于美国对我国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问题，顾国良、刘卫东、李枏编著《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注]一书，详细论述了美国对新疆政策的渊源和演进脉络，特别是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新疆的战略思维、基本政策考虑及其所采取的具体做法，对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国内因素进行阐述和分析，还就美国对新疆的政策考虑及未来政策可能的发展趋势做出评估。该书以八章篇幅，分别论述了美国干涉新疆有关问题的历史沿革，冷战后美国涉疆问题的战略考虑，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国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在涉疆问题上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东突”组织在美国的活动情况，并就热比亚、关塔那摩监狱中的“东突”囚犯等问题进行案例分析，最后对涉疆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整体地位进行了综合论述和评估。作者认为，涉疆问题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占优先地位，同时，涉疆问题也有别于涉台、涉藏问题。虽然奥巴马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态度较为慎重，但依然具有两面性和不确定性。因为“新疆问题”从根本上是维护我国主权和反对分裂的问题，所以我国应做好内部稳定团结工作，不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

孙雁《美国政府为何没有新疆政策》[※注]针对该书中观点进行探讨，并对我国当前新疆维稳和发展的政策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美国在“疆独”问题上更关注的是维吾尔人的“人权”，而国内研究者关心的是“主权”问题。与其了解美国政府涉疆（及涉藏）政策，更重要的是了解美国人对新疆民族关系、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的真实看法。与其责怪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偏见，更重要的是国内自省民族政策上和信息管制方面的失误。她指出，目前国内的新疆和西藏政策强调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但中央政府“为民做主”的理念和发展战略不一定能使受惠民族对政府有“感恩”的感情。相反，无论政府在经济上付出多少投资，政治性的各种限制使政府的善意可能前功尽弃，也为少数极端分子和“世维会”提供了政府践踏人权的充分借口。

关于“新疆问题”，姚新勇《复杂多面的“新疆问题”》[※注]认为它带有古老的地区性宗教冲突（圣战）现代变种的色彩，具有现代泛突厥泛伊斯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当代继续的性质，是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认同断裂的暴力表现，是新形势下国家制度及民族政策失效、紊乱的征兆，是国家及新疆内部现代化发展尤其是不平衡、欠公平发展刺激的产物，是文化失范、社区尤其是乡村有机结构坍塌的结果，是全球化浪潮及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刺激、作用或干预的效应，也是境内外过度反应的放大与扭曲。这一切加之新疆绿洲生态的脆弱性，就决定了所谓“新疆问题”注定是复杂、长期、难解的。其解决之道，至少要注意以下几方面原则的协调并举：以社会安定为前提，以中央指导调节为枢纽，以全国支援为辅助，以地方力量为主体，以民主法制（尤其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为规范，以现代与传统文化并重、文化民间自治、共有家园意识培育为精神文化发展之原则，以兼顾生态、效能、利益普遍惠及的经济建设为动力；而上述所有这一切原则的贯彻与落实，最终都应该指向这一核心且基本的目标——有机社区结构的重建，祥和、包容、公民自主的宜居家园建设。

目前，反对“三股势力”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从深层次原因看，这是“三股势力”弱化了部分新疆人群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胡鞍钢等《新疆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注]认为要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需要从根本上坚持“一体多元”思想下的国家认同，包括制度认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具体而言，一是以平等尊重为核心，推进依法治疆，构建法律共同体，促进制度认同；二是以共同富裕为基本方向，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发展改革成果由各族人民共享，构建繁荣共同体，促进社会认同；三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推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开放包容的文化共同体，促进文化认同。

徐平和张阳阳《影响新疆国家认同的因素探析》[※注]进而对新疆国家认同的文化、宗教、民族、经济社会状况四个影响因素以及现代化发展中的特殊群体、基层干部展开了分析。他们指出，在充分肯定新疆人对国家的情感和认同的同时，提出要以创新方式发展和建构更加稳固的国家认同。一体多元的新疆文化认同是基石，各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保障，推进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是手段，开放的文化环境和心态是催化剂，最终目的是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马大正《论百余年来新疆反分裂的几个问题》[※注]认为，“文化认同对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牢固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就是脆弱的。只有文化认同的基础打扎实了，国家认同就经得起风浪的考验。”“新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在新疆实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不断对各民族精神家园的内涵加以丰富、发展，其中发挥现代文化的引领作用，倡导新疆精神，培育新疆人意识，有利于形成新疆各民族人民共同意识——公民意识，增进民族团结，是建设新疆各民族精神家园的应有之义”。

在涉疆分裂活动研究中，“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历史研究是一个躲不开的议题[※注]。

1944年夏秋，新疆政局剧变。统治12年的“新疆王”盛世才被解职还未离去之际，8月17日，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伊犁巩哈县（今尼勒克县）乌拉斯台打响了武装暴动的第一枪。10月7日，新任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就任第4天，巩哈县县城被攻破。11月7日，由苏联入境的六十多人的武装与巩哈游击队在伊宁发起暴动，经六天激战，攻占了伊宁市国民政府所有军警据点。11月12日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这在台湾一般称为“伊宁事变”。至1945年夏，这个“共和国”完全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地区。1946年6月6日，伊犁、塔城、阿山暴动区人民代表与国民政府签订《和平条款》，并宣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已完成自己的使命，三个地区已分别直接归属于省政府”[※注]，虽然名义上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但这三地区仍处在武装割据之下，一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

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断涌动的“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运动是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口号、纲领和行动的民族分裂运动。问题是，1944年的这个“共和国”复杂得多：一是，它一直与社会主义苏联有扯不清的关系；二是，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致电这个政府代表称：“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注]1950年以后，大陆的各种官方文献中称之为“三区革命”，而不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因此，很长时间里，至少在大陆学界，不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而只有“三区革命”。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纪大椿在1980年撰文《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一历史事件“长期以来是一个语焉不详、讳莫如深的敏感问题，甚至是不敢涉足的学术禁区”[※注]，自纪大椿做上述表示之后，迄今又已过去三十多年，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纪大椿1980年撰写的《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注]，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开创者。纪先生潜心研究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三区革命斗争的功与过，都有苏联人的份。”[※注]寥寥数语，分量可谓不轻。尽管当时有关的苏联档案还未解密，但其所做的研究并未过时，至今还不能忽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朱培民教授发表了《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后又收录在他的个人文集中。他认为，1943至1949年期间，苏联对新疆政策发生过三次变化：支持和策划“三区革命”，协助国民政府政治解决新疆问题，支持中共促成新疆和平解放[※注]。新疆大学教授徐玉圻领衔主编的《新疆三区革命史》[※注]，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三区革命”的史著。杜荣坤等合著的《新疆三区革命史鉴》[※注]，虽然是2013年出版，但实是作者二十年前撰写的。这些研究成果代表大陆学界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水平，明显地突破过去竭力回避的一些问题，如苏联与三区革命间关系。也是这个时期，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一批学者关于“双泛”研究，成果丰硕。主要有：纪大椿的论文《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兼评分裂主义的旗号“东突厥斯坦”》，系统论述了什么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什么是“东突厥斯坦”，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怎么传播到新疆来的。文中特别指出，20世纪40年代“一方面是境外进来的用马列主义词句伪装起来宣扬‘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宣传品，一方面是当地赤裸裸的泛伊斯兰主义直接煽惑，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其危害是相当巨大的”[※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原部长冯大真主编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论文集》[※注]和新疆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杨发仁主編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论文集》[※注]，收录了新疆和内地一些学者的重要论文，是国内学术理论界对东突厥斯坦思想的集中清理。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新疆本地学者继续工作外，上海、北京、兰州等地大学、科研机构的学者从历史的、国际政治的和民族学的角度，积极参与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从内容和质量上更上一层楼。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的《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注]，是研究“三区革命”与苏联问题极有分量的论文，这篇论文充分使用了苏联解密档案，非常有价值。沈志华将“三区革命”放在中苏结盟的大背景下展开讨论，认为苏联对新疆政策趋向，时而与地方当局结好，时而同少数民族联合；时而支持独立，时而强调自治；时而表示强硬，时而倾向缓和；时而支持国民党，时而援助共产党，但其目标始终是在中苏走向同盟关系的大前提下，从政治和经济上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越地位和特殊影响。沈志华多年致力于苏联解密档案的搜集、整理、翻译工作，对于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贡献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薛衔天《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和《是推进新疆革命，还是维护自身安全？——关于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民族因素》认为，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亦即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迫使苏联采取了务实政策——促使三区与中国中央政府和解。[※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黄建华的《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描绘了国民党势力1943年进入新疆后，与三区军事对峙阶段的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统治新疆的政策。[※注]厉声等《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是一部新疆历史与现状的概述性著作，[※注]第五章专门论述了“三区革命运动与新疆和平解放”，其突破是除了使用了一些苏联解密档案外，还引证了俄罗斯学者巴尔明关于苏联与三区革命的研究成果。此外，还有新疆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陈延琪、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杜瀚等人关于“三区革命”的专题论文，分别探讨了三区政府机构设置、军事斗争、农业生产发展等问题，对我们具体了解这个“共和国”政权的内部结构、军事、实业发展等细节问题有所帮助。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原所长潘志平主编的《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和兰州大学原副校长杨恕的《世界分裂主义论》，则是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相关的新疆分裂主义理论著作。杨恕等人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布）中央的一份关于新疆问题的报告，对苏联准备再度干涉新疆事务的企图做出分析，认为苏联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新疆一系列变故的幕后策划者和支持者，可以确定苏联从来就没有放弃对新疆的关注，只不过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苏联的新疆政策有时明显、有时隐蔽罢了。

毫无疑问的是，大陆学界有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已取得显著进步。我以为，在大陆束缚这一问题研究深入的主要障碍有：一、它与苏联的关系；二、毛泽东关于它“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的评价；三、如实地评价（至少在它的初期）与分裂相伴随的民族仇杀活动。上述第一条已突破，而二、三条仍是不大好直面的问题。

还有两位海外华裔学者的相关研究值得重视。

王大刚和王柯都生长于新疆，有特殊的“新疆情结”，因此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拥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生长新疆的经历、背景，可就地搜集中国大陆，特别是新疆本土的相关第一手史料；二是身居海外，可广泛采集国外以及台湾地区的重要档案、史料。此外，其研究环境也相对宽松。

旅居澳洲学者王大刚的《在苏维埃的阴影下：伊宁事变——种族冲突和新疆国际竞争，1944—1949》[※注]是一部优秀著作。他的基本观点是：“伊宁事变”，绝非单纯的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也非单纯的中国内部事务，而是许多国际、族际复杂因素交叉互动的结果。从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可表明作者特别强调的是，苏联在1944年伊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王大刚认为，斯大林关于新疆政策的目标和结果，不可就事论事孤立地看待，须放在苏联亚洲政策中来考虑。当时，新疆汉族统治当局与地方民族长期的历史冲突正好为苏联扩大影响力并排斥英美日的影响，提供了绝佳时机，只不过国际政治现实不允许同时制造第二个“外蒙古”。在新疆制造“国中之国”反而更加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王大刚大量使用了第一手英文资料，如书目中提及的美国驻迪化和重庆外交官发给华盛顿的数百封电报，非常珍贵[※注]。有评论说：王大刚关于苏联操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议，“就史料证据之坚强，可谓铁证如山”，同时也批评说：“低估了新疆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力量。”[※注]但无论如何，王大刚的这部厚重的专著问世，大体扭转了学术界关于当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苏联关系语焉不详的研究状况。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注]是旅日学者王柯的研究成果。总的看来，王柯与王大刚分别独立完成各自的研究，但基本观点不谋而合。王柯的四个考察视角或许是他的重要创新：一、新疆地区社会及突厥伊斯兰民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二、民族革命思想的起源与质变；三、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内部结合原理和共和国的权力构造；四、围绕着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注]这本书是他1995年日文出版的博士论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研究——中国的伊斯兰和民族问题》[※注]基础上的增补改写本。王柯近年来还发表了一些较高质量学术论文和著作[※注]。这些论文中的一些创建性的观点和认识融入了这部增补版的著作之中。问题是，王柯的增补本易名为“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但对20世纪30年代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注]，只用了3页一笔而过，主要内容仍是20世纪40年代伊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历史；其实，20世纪40年代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也并非仅“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总统”艾力汗·吐烈（AliKhanTüre）等人的活动，须注意的还有投靠国民政府的麦斯武德·沙比尔（Mas’udSabri）、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尤素甫·阿尔普特金（IsaYusufAlptekin）“三位先生”[※注]，故此，易名反倒名实不符。此外，王柯之作对前人的成果吸收不足，如视而不见王大刚已公布的美国外交官发给华盛顿的数百封电报。难怪王大刚的“书评”就该书“甚至没有提及”自己的那本书，似有微词。[※注]

（二）反恐研究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国际政治中出现了一个新热点。它既是一个安全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外交和政治问题，牵引着国际战略格局和大国关系的调整变化，且在重塑一些国家的政局、经济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斗争问题，已成为有识之士不可不察和深入研究的“国之大事”。我国学术界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在此之后开始迅猛发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研究中心相继推出了“反恐译丛”之一、之二和之三，并从2003年起按年度编撰《国际恐怖主义反恐怖斗争年鉴》。2004年以来，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学家积极加入了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反恐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杨晖博士专著《反恐新论》[※注]一书，在反恐理论上深入探讨和思索。本书分为十章。第一章是全书的基础理论部分，就当前国际反恐怖斗争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论认识作简要阐述。第二、三、四章重点分析“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对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大国关系、地区局势及世界军事形势的影响，并着重探讨了“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在活动地域、袭击目标和袭击手段等方面的演变趋势，及未来发展趋势，揭示传统型恐怖主义与现代高技术相结合的严重危害。第五、六、七章分别对俄美两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及反恐战略、策略进行比较分析。第八、九、十章为涉及中国反恐问题部分，分析评估中国面临的现实和潜在恐怖主义威胁，中国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政策与做法，在反恐斗争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并就此提出一些宏观谋略思考和微观应对举措。作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来思考问题，从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恐怖理论体系，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作者从国家安全大背景出发，坚持将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斗争这一重大的安全问题，与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大国关系的互动、地区局势的发展等一系列当代其他重大战略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和更宏大的层次上重新认识和定位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斗争。此外，作者还对美俄等大国反恐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为我国反恐斗争借鉴外国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恐怖主义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恶瘤之一。针对美国“9·11”恐怖主义事件，联合国安理会于2001年9月28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通过了第1373（2001）号决议，要求各会员国采取一切措施，特别是加强国内立法以确保将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视为犯罪并绳之以法，以及尽快成为关于恐怖主义的相关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国。为此，加强反恐立法研究已成为我国反恐斗争的重要领域。近十余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对反恐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问题，二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对策，三是我国刑法的不足与完善。总体观之，我国在反恐法律问题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多，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代表性成果主要是杨洁勉、赵秉志和杜邈的论著。

针对国际合作反恐，杨洁勉《国际合作反恐：超越地缘政治的思考》[※注]一书以“9·11”事件以来国际形势新发展为背景，从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国家的理论、政策和实践、国际制度等多方面对反恐斗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宗教、民族和文化因素对反恐的影响，提出在反恐斗争中应强调要根除恐怖主义的土壤，加强国际合作，重视非传统安全威胁，注意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既要善于运用还要超越地缘政治。另外，对于反恐的国际合作有关法律层面须研究的问题较多，其中，恐怖罪犯的引渡是国际反恐合作中一个难点，即“政治犯不引渡”的障碍。吴玉梅《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引渡问题的探讨》[※注]就“或引渡或起诉”在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实践中的弊端进行深入探讨，认为采取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的处理措施。目前，中国反恐立法已起步，这项工作还将继续下去，专门的《反恐法》正在酝酿制定之中，反恐的国际合作理论上也有一定进展。关于反恐斗争的立法问题，王秀梅《依法打击“东突”势力，切实维护国家稳定——兼论“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完善》[※注]深入分析了我国“东突”势力本质、发展及其实施恐怖活动的现状，审视我国《刑法》第249条的规定，并为适应打击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犯罪，完善刑法的规定提出修改建议。总之，中国的反恐立法及国际反恐合作仍是任重道远。

赵秉志主编《中国反恐立法专论》[※注]一书从法律角度，对我国反恐法律建设进行深入研究。该书分四个部分，依次论述了我国反恐立法问题、恐怖主义犯罪若干问题的界定、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协调及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联合国及国际组织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对我国反恐立法的参考与借鉴。该书认为我国不仅国内恐怖主义犯罪时有发生，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国内外恐怖势力和国际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的干扰与威胁，特别是“东突”恐怖势力。而我国反恐立法应主要围绕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一方面，积极签署和批准关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公约，同时本着合作和建设的态度，积极参加《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的谈判，并努力促成该草案的通过，达成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一致认识；另一方面，我国应加强国内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主要是：①在宪法中增设反恐怖主义的明确依据；②进行专门的反恐怖主义立法；③重构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格局。总之，必须摆脱某一部门法的束缚，而是预防、处置、制裁、恢复四者并重。针对反恐立法操作层面所面临的困难，聂洪勇在该书中提出五大问题：①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的定义亟待明确；②恐怖活动、恐怖组织的特征要准确界定；③恐怖活动的行为方式需要明确；④对于恐怖活动组织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在立法上予以体现；⑤恐怖活动组织的认定程序需要立法规范。反恐立法可在相关法律中做出照应性修改或补充立法，也可拟具专门的反恐怖法案。屈学武在书中认为，从更具系统性、效益性和可操作性角度，国家不如直接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恐怖法，并提出有关立法原则。

杜邈主编《反恐刑法立法研究》[※注]是针对反恐刑法立法而进行的专题研究，该书遵循了“立法理论—立法现状—立法完善”的研究思路，对反恐刑法的概念、性质、特征，反恐刑法的产生背景、基本原则和功能进行探讨，力求建构反恐刑法的基础理论体系。他认为反恐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依法反恐、严厉惩治、平等对待和预防至上。关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反恐刑法立法，他选取美国、英国、俄罗斯、南非、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进行研究，重点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反恐刑法的立法模式和内容。他认为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是由经验立法向适度超前立法的转变、从偏重客观主义向偏重主观主义的转变、从政治刑法观向社会刑法观的转变和从人权保障向社会保护的转变。针对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他从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的角度，对我国反恐刑法的立法演进、立法模式和内容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反恐刑法立法应立足本国国情和反恐局势、借鉴吸收先进立法经验、贯彻落实国际反恐公约的要求和强调对恐怖组织的打击。鉴于我国反恐刑法在立法方面的不足，他对我国反恐刑法的完善模式提出具体建议，重点论述“恐怖活动犯罪”的界定、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完善等问题，并对我国反恐刑法完善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本书认为应当高度重视反恐刑法立法，在立法时保持理性与谨慎，同时开展对恐怖主义的综合治理。针对我国目前反恐刑法存在的问题，他建议应颁布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进行修订；制定专门的《反恐怖法》，与刑法达成衔接；充分发挥刑法解释的作用。具体应采取如下立法完善措施：①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界定。恐怖活动犯罪即通常所称的恐怖主义犯罪，是指为了制造社会恐慌或强制国家机关、国际组织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以实现政治、民族、宗教等社会目的而实施刑法规定的特定犯罪。②完善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包括扩大属人管辖权和保护管辖权的范围；对恐怖活动犯罪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将恐怖活动犯罪纳入特殊累犯；规定恐怖活动犯罪不受追诉时效限制。③完善刑法分则的相关规定。包括增设破坏、劫夺大陆架固定平台罪，入境发展恐怖组织罪，包庇、纵容恐怖组织罪，恐怖活动罪，煽动恐怖活动罪，煽动宗教仇恨、宗教歧视罪和拒绝提供恐怖活动犯罪证据罪等罪名；修改挪用特定款物罪、挪用公款罪，妨碍公务罪，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和窝藏、包庇罪的罪状；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配置财产刑，规定坦白等特殊刑罚减免事由。

基于新疆“7·5”事件引发对我国刑法规定的思考，杜邈《我国刑法应增设“恐怖活动罪”》[※注]认为我国刑法缺乏专门的反恐罪名，应将暴力破坏的犯罪类型从刑法分则各章节中分列出来，结合恐怖主义目的，合并设置为专门罪名“恐怖活动罪”，为反恐斗争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为有效应对“东突”民族分裂主义与暴力恐怖活动的威胁，维护新疆乃至全国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樊有辉《新疆反分裂与反恐怖立法性质与依据研究》[※注]认为亟须制定《新疆防范分裂恐怖活动工作条例》。该条例具有地方社会管理立法的性质，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预防分裂与恐怖事件的发生。

我国反恐问题研究专家胡联合在2001年、2002年和2011年先后出版了三本关于世界恐怖主义及对策的论著，分别是《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注]《第三只眼看恐怖主义》[※注]和《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注]。三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行的深化研究。本文以《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一书为例，略做综述。该书以十章篇幅力图对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基本类型、基本特点、原因和机理、全球影响、发展趋势、反恐怖主义的基本措施、反恐怖主义的历史教训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阐述了我们对恐怖主义问题应采取的基本立场，以及我国如何有效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对策。他认为当代世界五大基本类型的恐怖主义，分别是民族主义型、宗教极端型、极右型、极“左”型和国际间谍型。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危害最主要来自新疆和西藏等地“东突”“藏独”民族分裂势力、宗教狂热势力及其境外势力。我国的反恐怖基本立场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采取全面有效措施防止和消除恐怖主义活动，反对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奉行双重价值标准的立场，反对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并加强反恐斗争的国际合作、增强反恐效率。为有效遏制恐怖主义活动，我国应坚持事先预防与事后打击相结合、以“预防为主”的战略与战术指导方针，加强反恐工作。宏观层面上，应在思想上从战略高度重视反恐斗争，努力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增强我国反恐斗争实力；加大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关注其切身利益，提高其生活水平；推进民族交融一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重视宗教工作，将其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社会民众抵制极端思想的免疫力；加强外交工作，争取反恐斗争的有利国际环境；团结发展中国家，掌握国际反恐合作的主导权。微观对策上，应加强情报搜集；加强反恐特种部队建设；提高反恐人员的技能；形成整体协调机制；加强反恐立法工作；加大反恐技术研发；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加强对社会枪支的管控等20个方面，其中重点是做好新疆和西藏两地的反恐斗争。

关于当代社会稳定问题，胡联合在其专著《中国当代社会稳定问题》[※注]一书中以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鉴国际上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通过大量公开、翔实的统计数据、分析图表和资料，强调要居安思危，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总体演变态势，并以七章篇幅重点分析了刑事犯罪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腐败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民族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揭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加大，客观上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迫切需要树立以人为本、动态、公正、民主、法治与可持续的新稳定观，更加重视实现公平正义，加快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及其危害，胡联合在该书第五章《恐怖主义问题》中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心理战，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为手段，以传媒宣传为中介制造恐怖气氛，严重损害社会的安全感，影响社会人心稳定；恐怖主义还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矛盾斗争，它激化社会矛盾，危害政治首脑安全，影响政治稳定，易引发政治危机，甚至酿成动乱、国家分裂和国内及国际战争；恐怖主义还是一场严重的经济破坏战，造成极大的物质和金钱损失，耗费政府和社会大量反恐支出，增加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

范明强在专著《社会学视野中的恐怖主义》[※注]一书中，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从社会学的学科视野，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恐怖主义，颇有新意。该书以九章篇幅，分别论述了恐怖主义的定义及其特点，恐怖主义的主要类型，社会变迁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社会特征，社会思潮与恐怖主义，社会学对恐怖主义的理论诠释，恐怖主义的社会现实根源，恐怖主义的社会危害及社会反恐战略构想。他认为恐怖主义的主要类型有极“左”恐怖主义、极右恐怖主义、民族恐怖主义、宗教恐怖主义、黑社会恐怖主义、毒品恐怖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根源，时代根源是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全球化浪潮，政治根源是霸权主义，经济根源是发展不平衡，文化根源是宗教文化建构，还有社会传媒的负效应。范明强认为，社会反恐具有军事反恐所不具有的彻底性、和平性、系统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社会反恐的基本思路就是用治理社会的办法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具体而言，主要是树立全球治理的理念，建立公正而合理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消除贫困以解决南北贫穷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加强国际合作并建立国际反恐机制。

李湛军从国际治理的角度研究了恐怖主义。所著《恐怖主义与国际治理》[※注]一书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恐怖主义概念定义、类型划分、历史发展、形成机理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分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运用作者在国外调研掌握的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揭示了中国境外“东突”恐怖势力的真实面目，并对国际反恐合作问题从“治理理念”和应对战略做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作者独具特色和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暴力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思潮；在国际反恐合作的问题上应严格区分国际治理与全球治理，并明确主张进行国际治理。此外，作者对“东突”问题的分析和研判，对打击恐怖主义需要新型战略的分析等，都体现出了作者的新思维和新理念。他认为“东突”恐怖势力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是我国未来主要恐怖主义威胁。当前境外“东突”组织分为恐怖暴力型和国际政治化型两个阵营，在坚持恐怖主义的同时，打着“联合化、政治化和国际化”的旗帜，逐渐向组织整合方向发展，并成为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牵制中国的牌。为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新挑战，应做好如下工作：一是优先进行情报战，二是斩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渠道，三是发挥联合国在反恐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并在民众中筑起公众战胜恐怖袭击的心理防线。

王伟光《恐怖主义、国家安全与反恐战略》[※注]一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分析了恐怖主义与反恐问题。全书共九章，分别对恐怖主义的界定与分类、恐怖主义的安全化、武力在反恐中的作用、恐怖主义现状与特征及其演变趋势、反恐政策、力量与模式、反恐战略、中国的反恐应对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与分析。该书既有对恐怖主义的定性和理论层次的分析，也有基于大量统计数据的定量化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的反恐政策，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反恐战略方面的思考。通过对1979年以来我国遭遇恐怖袭击的量化分析，他认为我国境内的恐怖活动主要是以民族分裂为诉求的恐怖主义威胁，特别以“东突”活动最为严重；境外恐怖主义势力日渐向境内渗透并与“东突”势力相结合。王伟光充分肯定了目前我国的反恐政策，认为还有进一步完善之处，比如需要很好贯彻良好的政策和战略，加强政府反恐机构及其能力建设，重视反恐科技投入与研发，做好反恐社会心理准备，重视情报工作，注意反恐与其他政策的区别与配合，加强社会群体与政府的反恐合作等。

张金平《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策略》[※注]以国际视野分别研究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现象、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暴力生成线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能量膨胀的社会线路、国际反恐怖体系分析、武力打击遏制恐怖暴力与恐怖气焰、政治与社会反恐怖策略分析、国际反恐怖合作，以及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与反恐怖斗争等内容。本书主要以实证分析、定性分析对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现象进行梳理、分析研究，认为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在空间活动分布呈现全球化，形成两个全球循环圈，即西欧—非洲—中东循环圈和东南亚—南亚—中亚俄罗斯—中东循环圈。当前恐怖暴力袭击的高发地带是东非—中东—南亚。从历史时空维度看，恐怖主义的活动高潮由西欧、东欧向第三世界波及。1991年以来的当代国际恐怖主义以2001年“9·11”事件为标识划分为两个阶段。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是“东突”恐怖势力、“藏独”恐怖势力及“伊扎布特”对中国的渗透，并呈现“常态化”趋势，表现为全球、地区和本土三个地域层次。

李琪《中亚地区安全化矩阵中的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问题》[※注]认为：由于中亚地区毗连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衍变为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中心地带，一些国际性恐怖组织及其制造恶性恐怖事件的手段、形式在中亚地区呈跨国性、关联性、模仿性和突发性发展态势，成为困扰地区安全化的突出问题。并进而指出，中亚地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利用宗教追求政治目标的宗教政治化全球性趋向起了催化作用；国家体制转型与民生需求的不对称性提供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加速的空间；民族社会分层与贫困化加剧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扩大营造了社会温床；政府相关政策的缺失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危害加剧创造了条件。

对于传媒反恐，王树亮《新疆传媒反恐工作机制建构的思考》[※注]指出，恐怖势力利用传媒歪曲事实、编造谎言、欺骗国际社会、诋毁中国形象，给新疆反恐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新疆反恐工作应高度重视传媒反恐，建立传媒反恐的应急机制、完善传媒网络的建设、保障传媒渠道的畅通、加强国际传媒合作及密切关注国内、外互联网，提升传媒应对反恐的应急能力，将传媒反恐常态化，积极建构传媒反恐战略。这对指导我们反恐宣传工作有积极意义。

综上可见，学界对反恐的研究，已从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国际恐怖主义、国家安全、国际治理等学科和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取得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既有对我国反恐政策的梳理和总结，也有对其他国家反恐活动的归纳和借鉴，更有对我国当前反恐面临的不足和挑战而提出了崭新思路和恳切建议，这对我国反恐研究和反恐斗争提到积极作用。

通过研究，学者们对新疆当前反恐和反分裂斗争策略进行思考，基本认为主要是两大方面，即打击暴恐、分裂势力与促进新疆发展并重。关于打击暴恐和分裂势力，需要加大相关法律的完善、借鉴国外相关的经验、提高打击技术手段、提高舆论宣传水平等；至于发展，则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更应包括治理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水平提高、教育文化素质提升、宗教民族事务管理能力增强等方面。

我们还应看到，学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比如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目前仍是很多种，尚未达成一致。西方国家多利用人权问题对我国暴恐势力、分裂势力进行庇护，这要求我们在研究中需要多关注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态度及政策，特别是需要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去深入研究。

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我国全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多是通过对我国边疆地区的渗透来干扰我国发展和侵犯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实际上，不管是“泛突厥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这些分裂思潮均来自国外。目前，新疆分裂势力及西藏分裂势力的总部均是在国外，并得到相关国家的庇护。故此，对新疆、西藏和台湾地区的反恐和反分裂研究应站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进行，并在此角度下，以国际化视野，去深入探求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另外，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也应该从国家发展要求与地方人群需求两个层面的互动角度去思考当前的边疆开发规划，以达到国家、区域、民众三方利益的协同一致，从根本上铲除暴恐势力和分裂势力的影响，最终实现国家发展、地区稳定和民众幸福的有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