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出现的标志是研究中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狭窄范围，开始形成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贴近现实、选题深化、成果众多的特色，至今这次研究高潮仍方兴未艾，显示出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

一 中国边疆研究新起点的一个标志

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带来学术研究事业的盎然生机，为中国边疆研究的新发展准备了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于1983年3月19日正式成立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均简称边疆中心），著名史学家、民族研究所顾问翁独健教授为主任[※注]，民族所原《民族研究》主编邓锐龄为副主任。

边疆中心的成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面对中国现实需要，完善学科建设，落实中央相关精神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1982年2月4日，胡乔木同志曾就我国边疆沿革史研究等问题，致函李先念、赵紫阳、黄华、朱穆之，“建议中央指定现有部门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长期研究，并下决心出一批书，这样才能培养新的专业人才，才能使我遇到有关问题时便于应付”，避免“临时抱佛脚，事后就撒手，致资料无法积累，人才日见凋零”。3月6日，李先念批示“同意胡乔木意见，应该重视关于中外关系史和中国边疆沿革史的研究工作”，“研究改进措施，加强这方面工作”。[※注]

边疆中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下的一级单位，行政后勤工作由民族所承担，在业务安排、人员调配、经费使用上应给予一定的自主权。研究中心应有合理的结构，可设立图书资料、编辑、研究等室。

边疆中心成立之初，确定的任务是：

（一）在民族所已有藏书基础上，收集边疆沿革文献史料，逐步形成一个权威性的善本资料中心，提供国内研究者使用，争取在二十年内建成一个在亚洲有重要影响的边疆沿革历史文献资料馆；

（二）整理、翻译、编辑有关边疆沿革的史料和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出版资料性的《边疆史地丛刊》；

（三）组织中心的研究人员并与全国协作开展边疆史地、民族、边界形成等方面的研究，创办《边疆史地》或《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等刊物，发表有关研究成果；

（四）有计划培养边疆史地人才；

（五）向有关部门及时提供所需的资料和材料。[※注]

但是1983年至1987年的四年间，边疆中心发展的步履异常艰难，究其原因虽然十分复杂，然而有两条主要的教训却是十分明显的：

一是，初创时边疆中心高度重视中国边界问题研究固然完全正确，但此类问题政治上敏感，使研究工作碰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诸如资料收集种种限制，研究专门人才匮乏、研究成果难以发表等问题，无不困扰工作正常的展开，致使边疆中心工作长期难以得到明显进展；

二是，边疆中心管理体制有严重缺陷，多头管理使正常工作难以顺利开展，无穷的商议与协调消耗边疆中心领导极大精力，又收效甚微。

以上两个因素极大地制约了初创时边疆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

1986年5月28日翁独健教授逝世，对于面临困难的边疆中心更是雪上加霜！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针对上述情况，为更有力推动边疆研究的开展，于1987年2月16日，决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院领导下的一个开放性研究中心，其行政工作划归近代史所管理，业务工作直接对院负责；任命吕一燃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为副主任；批准吕一燃、马大正、余绳武、刘存宽、杜荣坤、邓锐龄、陈可畏组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注]。

边疆中心的成立与调整，是中国边疆研究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新的重要坐标，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

二 三大研究系列的提出与实践

边疆中心当时的工作在推动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的到来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7年调整后边疆中心工作千头万绪，既有聚集人才之任，又面临如何适应和理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现有的管理机制下办好开放性研究中心的探索，但在所有工作中重中之重是如何调整思路，冲破研究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非学术因素的制约。中国边疆史地领域急需研究的课题很多，选择能突破“瓶颈”，又能带动全局，充分发挥边疆中心组织协调作用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是当务之急。在总结前四年边疆中心工作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集思广益，终于确定了边疆中心科研工作重点为倡导并推动三大研究系列的开展，三大研究系列即古代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

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其研究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是一个带全局性的研究课题。它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传统项目，古今学者对此倾注了心血。中国历史上各代、各朝无不存在边疆问题，统治者相继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边疆政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经唐、元、明、清诸强大统一王朝的补充、完善，渐成体系，其完整和丰富为他国历史所罕见。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不仅与彼朝彼代的存亡兴衰休戚相关，而且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及至今日，认真总结和评估古代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仍是很有意义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究层面很多，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今天我们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前提出发，又提出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中国历代边疆管辖制度等研究课题，新的研究课题提出，以及这些课题周缘的扩展，必将不断拓宽研究者的视野。

开展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地方史等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及研究已达到的广度与深度，为深化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研究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除应积极编撰多卷本的《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外，还应开展多界面、多层次的专题研究，诸如地区性的边界变迁史；近代不平等条约与边界问题；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与中外诸方对策；近代边疆危机与边疆社会变化；等等。总之，这一领域关系到三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与有关各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民族等方方面面。

从史学史角度系统收集与评述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成果，是一件值得下大力气的工作。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闭锁的清帝国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西北、东北、西南边疆相继出现严重危机，以魏源、何秋涛、夏燮、梁廷枏、徐继畲、曹廷杰等为代表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学者为抵御外侮，巩固边防，发愤潜心于边疆史地研究，他们的著作至今仍不失为警世之作。这一研究发展的势头至清末而不衰，从而促进了历史沿革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丁谦、杨守敬等毕生致力于斯的学者。1911年出版的杨守敬、熊会贞合作编著的《历史舆地图》是一部我国地图绘制史上的空前巨著。第二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一批接受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学者，痛心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希冀通过边疆史研究，激发国人之爱国热诚，其成果令人瞩目。要了解20年代至40年代边疆史研究全貌，还有待进一步做细微工作，在宏观上，我们可以总体叙述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在微观上，可研究学者、学术团体等个体的学术活动成败得失。对研究个体、研究群体的评述尤应重视，因为从个体到群体的过渡和群体的形成是学科发展的标志和保证。就个体而言，应花大力气总结每个学人的学术成就与不足，调查20年代至40年代边疆史地学工作者的学术生涯，从中获得生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使我们对学人的评述更完整、更富立体感。至于国外研究的进展更不可忽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唯有知人之长，才可补己之短，加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

当然，上述三大研究系列，并不能包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全部内涵，诸如边界理论的研究；边疆史地研究与法学、外交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的关系；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疆学的内涵与外延、对象与方法等，都将成为学者们探索的对象。但开展三大研究系列的提出，确是第三次研究高潮中第一个突破！即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狭窄范围的局限。

三大研究系列的提出与实施，得到了学界同行的认同与响应，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关边疆政策、边疆治理、边疆开发的断代性与专题性著作与论文不断面世，逐渐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和亮点。边疆中心同仁也不失时机，由边疆中心专家牵头先后启动三个带有统领全局性质的项目，它们是：1987年由吕一燃教授主持《中国近代边界研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立项，20年后的2007年该课题以《中国近代边界史》分上下卷近65万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1990年由林荣贵教授主持《中国古代疆域史》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立项，17年后的2007年该课题分上中下三卷四册161万字，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1990年由马大正教授主持《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作为199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7年后的1997年该课题由马大正、刘逖联名，以《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22万字，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三个项目均是集体合作项目，它们的编撰与出版对三大研究系列展开与推动之功是实实在在且十分有力的。

上述三个项目的实施，以及相关丛书、丛刊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出刊，为边疆中心与全国相关研究部门和学者间的沟通与合作拓展了渠道，提供了平台。使开放性的边疆中心研究工作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显示了边疆史地研究强大的生命活力。

三 四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与影响

在第三次研究高潮发展进程中，1988年迄今的20多年间，四次全国性的中国边疆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在深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特别是在拓展中国边疆研究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88年10月22日至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汉、蒙、回、朝鲜、白、柯尔克孜等民族的107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80篇，内容包括中国历代边疆政策、边疆管辖、边疆开发、边疆经济与文化、边疆民族与民族关系、边臣疆吏、边界研究、边疆和边界研究概况与评述等多个方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成果和研究动向。《人民日报》以“中国边疆史地不再是学术禁区”为题，对该次会议作了报道。会议成果以《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结集出版（吕一燃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共收录论文33篇。

1999年9月12日至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象山县召开。来自北京、长春、哈尔滨、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昆明、郑州、烟台、厦门以及象山的近40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31篇论文，内容包括中国边疆学构筑、边疆研究相关理论问题、不同历史时期的边疆治理和边疆管理体制、古代至近代的边疆开发、当代边疆民族社会调查与历史档案资料开发利用等方面。基于近百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积累，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兴旺，当代中国边疆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中国几代学者倾注心血的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和努力神往的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框架构筑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包括陆疆、海疆和边界的理论问题与实际的结合，探索中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规律。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包括概念与范畴、学科性质和任务、体系和功能等，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此次会议成果与同年8月23日至26日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世纪之交新疆历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成果一并以《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结集出版（马大正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共收录论文33篇。

2006年8月6日至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来自北京、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云南、四川、江苏等省、市、自治区的7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共提交论文45篇。会议讨论涉及疆域理论研究、边疆治理与开发、边疆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学的构筑等诸多方面。

2013年11月14日至15日，首届中国边疆学论坛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会，收到会议论文近70篇。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学前沿理论和中国边疆学重大应用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交流，在历代治边政策、历代治边思想、藩属与朝贡体系、海疆领土问题、边疆民族与文化、当代边疆稳定与发展、边疆地区与周边关系以及对中国边疆学的未来发展等诸多方面，学者们发表了看法。与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疆的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边疆问题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领域和范围大大拓宽，因此应立足于中国边疆研究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努力构筑边疆研究学科体系，以中国边疆学为基本框架，全面、深入、客观地分析和审视中国边疆安全、稳定及发展问题，不断以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深化和繁荣边疆理论研究，切实维护我国领土完整以及边疆的稳定与发展，促进我国周边环境的和谐。

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边疆史地临时评审小组的建立

为了冲破实际存在的研究禁区，推动以三大研究系列为主题的边疆史地研究的展开，边疆中心经过多方努力，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的理解和支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为扶持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发展，从1987年起，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边疆史地学评审小组，评审有关边疆史地学的申请课题。评审小组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主体，邀请若干位专家参加。评审小组从边疆史地学科发展的大视野出发，根据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计划的可行性，课题申请人完成立项课题的能力和条件等方面，进行公平评议。1987—1990年共评出“清代的边疆政策”“清代政区沿革图集”“中国历代西北开发思想与政策”“中国西北屯田戍边史”“中国西部边疆发展史”“新疆经济开发史”“突厥语诸部在天山地区的活动及其伊斯兰化的发展（8—12世纪）”“察合台汗国史”“叶尔羌汗国史”“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7—10世纪青藏高原与外部交通”“英俄侵略西藏史”“英国侵略新疆史与中印西藏边界问题研究”“中朝界务史”“钓鱼岛岛屿归属研究——兼质奥原敏雄教授”“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史”等16项。从1991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边疆史地学的评审工作划归中国历史学评审小组办理（实际上在中国历史学评审小组内有一个专设的边疆史地类的评审小组），又先后有“中国古代疆域史”“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唐努乌梁海史”等诸多课题立项。上述涉及边疆史地内容课题得以立项，不仅推动了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化，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鼓舞了长期被“边缘化”的边疆史地研究者，这些课题大多按时保质完成，大多数课题入选了边疆中心主持的丛书中。

《国家社会科学课题指南》定期发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重大课题与边疆史地类项目单独评审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事业的发展。[※注]

五 创建刊发边疆史地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

为了打破当时有关边疆研究成果出版难的“瓶颈”，求人不如求己，创建能相对稳定刊发和出版三大研究系列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期刊和丛书，仍是当务之急。

在人力、经费十分困难的条件下，1987年边疆中心率先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主办的《西北史地》上开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1987年9月至1989年12月，出刊10期），发表文章44篇，40余万字。“以中国边疆史地作为研究主体而独辟学术专栏，在40年的大陆史坛尚属首次，因而颇得史界同仁，特别是地方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研究者的关心与支持，使得专栏成为发表边疆史地研究者论文，沟通彼此信息的小小的园地。”[※注]研究内容包括中国古代疆域史、近代边界史、边疆研究史和当代边疆问题等，尤其是中国近代边界史的研究，涉及几乎所有近代以来的边界问题，这是中国学者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发扬，也是对长期以来这一研究领域有形无形禁区的一次大冲击，其深远意义作何估价都不为过。

边疆中心在1988年6月至1990年12月编印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6期；1987年10月至1993年12月还编印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7期。

经过不懈努力，1990年12月7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文，正式批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创办公开发行的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有关负责同志称：在国家从整体上整顿压缩期刊的前提下，批准“边疆中心”的办刊申请，是因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认为新刊的创办，将可以促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事业的发展，从而在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边疆地区安定与发展的事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能使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我国的研究进程和政策立场。[※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于1991年7月正式出刊，迄至2015年走过了第25个年头，出刊100余期，至今仍是中国唯一的边疆研究的专业学术期刊。

边疆中心为研究者提供更宽阔的园地，自1988年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出版界的关心支持下，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开始出版，截至1995年第一批选题八种，已经出版了七种，它们是《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马汝衍、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赵云田著），《辽代经营和开发北部边疆》（林荣贵著），《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袁森坡著），《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潘志平著）。总字数达300万字。

“中国边疆史地文库”。1993年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至1995年底已出版了四种，它们是《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薛衔天著），《中国边防史》（郑汕主编），《南海诸岛史地研究》（韩振华著），《中越边界史资料选编》上、下册（萧德浩等编）。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丛书”。自1988年出版第一种《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这套丛书主要是出版有关论著索引的工具书，研究索引工具书还有《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刘戈、黄咸阳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海南及南海诸岛史地论著资料索引》（李国强、寇俊敏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其他选题还有《中国边疆古籍题解》（范秀传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刘美崧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该丛书以收集中国边疆史地古籍中罕见的稿本、抄本和刻本为主，兼收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汉译文。丛书依中国边疆地区立卷，1988年至1995年已出版了6卷9种10册。它们是：综合卷两种，《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赵云田编）、《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蒙古卷两种，《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成崇德、申晓亭译编）、《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吴丰培编）；新疆卷两种，《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马大正编）、《新疆乡土志稿》（马大正、黄国政、苏凤兰编）；东北卷一种，《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上、下册（杜春和编）；西藏卷两种，《达赖喇嘛三世、四世传》（陈庆英、马连龙译编）、《五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滇桂卷一种，《苍梧总督军门志》（何林夏编）。

还有一套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边疆史地丛书”，自1989年策划始，历经30年出版历程，成为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著作之林中的一朵奇葩。

1983年迄止整个90年代，边疆中心还编印、出版了未列入上述丛书、丛刊的专著和资料，主要有《西藏学研究在俄国和苏联》（房建昌编），《明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王其榘编），《清实录邻国朝鲜篇资料》（王其榘编），《壬辰之战史料汇集》上、下册（吴丰培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牛平汉、吴元丰、阿尔亚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牛平汉主编）等。有关著作还有：马大正、华立《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大正、王嵘、杨镰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邢玉林、林世田《探险家斯文赫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等。

上述以中国边疆研究成果为主题的学术专栏、期刊、丛书、丛刊的出版，成为当时中国史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大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著作之林，有助于推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也有助于促进人才培养，为在全国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研究队伍打下了基础。

六 “边疆史地丛书”评议

1991年7月18日，由边疆中心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了“《边疆史地丛书》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季刊首发式”。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同志到会祝贺，出席首发式的有来自国家民委、国家海洋局、总政联络部、总参作战部、军事科学院、海军学术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等国家机关、军事部门、科研单位、社会团体的领导和专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局和有关研究所的负责人和专家参加了首发式。

“边疆史地丛书”由边疆中心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丛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边疆史地为主题，并由边疆地区出版社出版的边疆史地学术丛书，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本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期刊。

“边疆史地丛书”自1989年启动至2009年出版工作告一段落，历时整整20年。我作为这项工作亲历者，借此篇幅叙其始末，实亦是学人的职责。

边疆中心自确定通过开展以中国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为内容的三大研究系列，推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战略构想后，一直把主编一套丛书、创办一份期刊作为实施上述战略构想的重要举措而四处奔走呼吁，以期获取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主编一套丛书的设想得到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响应和支持，并于1989年9月正式签署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出版“边疆史地丛书”协议书》，规定1990年出版“边疆史地丛书”第一批图书7种，对“丛书”出版的相关责、权、利也做了合情合理的规定。为了做好“丛书”的出版工作，边疆中心方面决定由主要领导主抓此项工作，包括选题的组织、确定和审阅，保证“丛书”政治上不出差错，学术上过得硬；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方面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更是功不可没，如果没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支持，是很难出版的，真如当年报评：“原因很简单，这类学术著作印数少，出版社每每赔钱。中国出版界中有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这样的出版者，他们不以营利为唯一目的，还要为文化积累、学术进步作出贡献。因此，他们有计划地每年从盈利中拿出一部分来支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出版。”[※注]其实，出版社还要为可能发生的非学术因素干扰承担风险，我作为当事的亲历者，深知此事可言和不可言之不易。

第一批选题7种，如期出版了6种：

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地研究》；

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

吕光天、古清尧：《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

[苏]克利亚什托尔内著，李佩娟译：《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

陈春华译编：《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

[苏]戈列里克著，高鸿志译：《1898—1903年美国对满洲的政策与“门户开放”主义》。

只有一个预定选题，郝建恒主编《中俄关系史译名辞典》因作者未能如期交稿，一直到2000年才得以出版。

自此之后，《边疆史地丛书》的编选、出版工作得以顺利、愉快地持续，协议双方一直实践着协议书所规定“双方领导易人不妨碍本协议的履行”的共识，直到2009年11月，吕文利《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出版，“边疆史地丛书”走完了它20年难忘的岁月。

“边疆史地丛书”的20年岁月可做如下几项小统计：

第一，1991年至2009年共出版学术专著、专题性学术论集、资料、译作59种63册，总计1790.7万字；59种著作依内容分类列目如次：

综论类

吕一燃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1992年12月出版）；

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1991年3月出版）；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2003年5月出版）；

厉声、李国强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2002年12月出版）；

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上、中、下卷四册，（2007年12月出版）；

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1997年11月出版）；

马大正、李大龙主编：《20世纪中国西部开发史》（2005年10月出版）；

于逢春：《中国国民国家构筑与国民统合之历程》（2006年12月出版；

安京：《中国古代海疆史纲》（1999年8月出版）；

吕一燃：《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1995年1月出版）。

专论类

王静：《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2002年12月出版）；

李大龙：《西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1996年10月出版）；

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2001年9月出版）；

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2003年11月出版）；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2001年9月出版）；

吕文利：《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2009年11月出版）；

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2004年10月出版）；

高鸿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1637—1912》（1998年12月出版）；

黄定天：《东北亚国际关系史》（1999年4月出版）；

吕光天、古清尧：《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1991年5月出版）；

马大正、杨保隆、李大龙、权赫秀、华立：《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2001年2月出版）；

杨茂盛：《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形成研究》（2004年3月出版）；

卢明辉主编：《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1994年9月出版）；

马曼丽主编：《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研究》（2001年8月出版）；

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1995年10月出版）；

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2002年7月出版）；

李方主编：《唐西州官僚政治制度研究》（2008年10月出版）；

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1994年5月出版）；

阿拉腾奥其尔、闫芳编：《清代新疆军府制度职官传略》（2000年11月出版）；

王东平：《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2003年9月出版）；

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1995年4月出版）；

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2004年12月出版）；

厉声：《哈萨克斯坦及其与中国新疆的关系》（2004年1月出版）；

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2005年12月出版）；

张云：《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2003年10月出版）；

吴从众：《西藏察隅僜人的社会与文化》（2001年9月出版）；

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2003年12月出版）；

吕一燃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1992年10月出版）；

刘为：《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2002年8月出版）；

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2006年1月出版）；

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2007年2月出版）。

专题性论集类

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1991年3月出版）；

马大正：《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1993年12月出版）；

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论稿》（2002年8月出版）；

[日]若松宽著，马大正等编译：《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1994年5月出版）；

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2000年3月出版）；

孟广耀：《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上、下册）（2002年5月出版）；

张羽新：《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1995年5月出版）；

纪大椿：《新疆近世史论稿》（2002年7月出版）；

马大正、厉声、许建英：《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2007年12月出版）。

资料、译著类

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1997年2月出版）；

刘民声、孟宪章、步平：《17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1992年10月出版）；

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1999年9月出版）；

[苏]克列亚什托尔内著，李佩娟译：《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1991年8月出版）；

[俄]温科夫斯基著，[俄]尼·维谢洛夫斯基编，宋嗣喜译：《18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1999年8月出版）；

[日]日野强著，华立译：《伊犁纪行》（2006年9月出版）；

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91年3月出版）；

[苏]戈列里克著，高鸿志译：《1898—1903年美国对满洲的政策与“门户开放”主义》（1991年3月出版）；

郝建恒主编：《中俄关系史译名辞典》（2000年5月出版）。

第二，丛书各著作大体均可归入三大研究系列研究之范畴，依边疆地域而言，东北5种，北方8种，西北3种，新疆13种，西藏3种，海疆3种；涉及清代中朝、中越、中缅关系各1种；工具书1种。宏观上论及中国边疆治理和研究的综论之作有20种。

第三，著作第一作者若依单位言，边疆中心15人，31种著作，相关研究部门16人，16种著作，高等院校13人，15种著作；若依地区言，北京25位，哈尔滨5位，呼和浩特3位，乌鲁木齐2位，兰州1位，西安2位，合肥1位，南京1位，重庆1位。

第四，作者的年龄，在著作出版时均在30岁至60岁之间，收有诸多年轻学子的博士论文，可以说20年间有三代学人参与本丛书的学术工作，并为边疆史地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学术遗产。

“边疆史地丛书”作为定位于学术的一套持续出版了20年的丛书，从推动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化到聚集研究人才方面均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其学术上值得重视之处有如下三端：

第一，丛书选题创新，提前人之未提，发前人之未发，具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价值。

综论性专著的选题中，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和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而言，前者洋洋161万字，对始自先秦迄止清朝消亡整个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形成、发展、奠定、变迁的全过程做了科学的描述和阐论，其丰富的内涵如本书导论中所言，“作为一部相对系统、完整的《中国古代疆域史》，所涵盖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历代疆域格局的沿革、历代王朝（或政权）对其辖区的治理（包括政区建置在内的行政设治和军事戍边政策、措施的推行）和边疆经略（包括陆疆和海疆）的继承和发展情况”，“本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作一次力不从心的尝试”。而后者，诚如戴逸教授所言，“这是国内外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历程的著作”，“是适应中国边疆研究发展趋势的拓荒之作”，“作者较好地将‘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和‘一门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这两个主题有机组合起来，也就是较好地将中国边疆研究史研究和中国边疆研究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也就体现出此书的广度和深度”。[※注]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出版时是同类主题学术专著的第一部，填补了清末边疆新政这一课题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此类创新在专题性论著中更显普遍，如有关中央政府边疆治理方面：王静《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李大龙《西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都护制度研究》，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王东平《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有关有清一代涉外关系方面：刘为《清代中朝使者往来研究》，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许建英《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有关历史上边疆地方政权研究方面：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杨铭《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魏良弢《叶尔羌汗国史纲》，以及专论南中国海历史与现状的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等。对上述已列专著进行逐本评议，哪怕是简单的评议，也是本文篇幅所难以容纳的，在此，笔者只想就《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作者的研究历程和本书的学术含量讲几句题内与题外的感言。该书成书于2002年1月，出版于2003年12月，作者的研究则始于1989年，称得上“十年磨一剑”了，而作者的南中国海研究得以开始和持续，又得益于身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先后参与和主持了三个南海研究项目，其一，1988年外交部委托项目“南沙群岛史地研究”（该项目同年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年度重点研究项目）；其二，1994年出版的《海南及南海诸岛史地论著资料索引》（李国强是主要编者）；其三，1997年边疆中心重点课题“近百年南海问题研究”。上述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三项工作的学术实践，实际上让作者完成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原始积累”，该书则是“厚积”后的一次“薄发”。笔者作为虚长作者若干岁的同事，对作者这十余年学术工作近距离地观察和关注，我看到了一位年轻学子成长的历程，于笔者也可谓是学人生涯中的一乐。关于该书的学术内涵的丰富与超前，只要看看其第二章至第七章的目录：“中国南海历史主权概述”“南海主权争端的过去与现状”“南海主权的法理概述”“南海主权涉及的国际关系”“中国海权的演进与中国海军保卫南海”“中国处理南海主权争议的努力”，即可窥其一斑。如作者在该书结尾中坦言：“20世纪已经过去，我们未能解决南海问题，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21世纪已经来临，南海主权争议还能走多远呢？我们将继续予以关注”（李国强书第522页）。是的，南中国海研究一直是作者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关注点，只是随着作者肩负责任的加重、加大，南中国海研究于作者言已不是10年、20年前最重要研究关注点的唯一！

第二，丛书选题中资料和译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表现可从两个方面予以认识，其一是提供的资料具有指导性和唯一性，前者如吕一燃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后者如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李佩娟译《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宋嗣喜译《18世纪俄国炮兵大尉新疆见闻录》，华立译《伊犁纪行》等。其二是重要学术会议的论文结集，应将这项工作视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学术积累，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应景之举，这方面选题如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马大正等主编《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等。前两种是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进历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召开于1988年和1999年两次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的学术论文结集，后一种是由边疆中心主持与芬兰有关学术部门合作进行的芬兰探险家马达汉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外学者提交论文的结集。另外还有一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本书连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曾开辟并持续多年的专栏年度中国边疆研究论著目录索引，是学人从事中国边疆研究史时不可或缺的资料。

第三，丛书为学有所成的学者出版的论文专集，我们称为专题性学术论集，尽管这类选题在已出版的59种选题中占的比例并不高，但其学术含量一直为业内同行所看重，可视为本丛书的又一特色。这方面选题诸如有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马大正《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纪大椿《新疆近世史论稿》，孟广耀《北部边疆民族史研究》等。同类选题中还包括日本学者若松宽编选的论文专集《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该书编译者马大正1991年末为本书所撰“代编者序”中指出：“若松宽教授是当今活跃于日本史坛的蒙古史学家。近三十年笔耕不息，在清代蒙古历史与宗教研究领域内，以其选题新颖，资料丰富，研考严谨，在当代日本蒙古史研究中独树一帜，颇享盛名，同时赢得中国蒙古学界的称道，在国际蒙古学界也有广泛的影响。”该集所收论文如作者在“中译本自序”中所言：“本书虽然以《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命题，但内容的重点是卫拉特蒙古史，尤集中于准噶尔王国史的研究。宗教篇所收论文也有半数以上是与17至18世纪卫拉特蒙古史有直接关联的各位高僧的事迹考订。”该书出版后受到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者的关注。直至20余年后的今天，仍不时有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的汉蒙年轻学子，将该书作为研究的必读参考书，而四处寻觅早已脱销的这本印数仅为1000册的作品。

当然，丛书选题学术上的不足和遗憾可留待研究者和读者研判评议，但从选题组织者的角度，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一端可以为明显的缺失，即选题中仅有清代中越宗藩关系和中缅边界问题多少涉及西南边疆外，将西南边疆历史作为研究客体的选题竟无一种，实在是不可原谅的缺失。

1998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提出从已出版的“边疆史地丛书”著作中选编出版“《边疆史地丛书》精选辑”的设想，此议得到边疆中心的大力支持，很快确定了选目，开始了紧张的出版进程，并于1998年12月一次推出精选本8种：《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西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叶尔羌汗国史纲》《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1999年3月13日，边疆中心与《光明日报》书评周刊在北京联合召开“边疆史地丛书”精选本出版座谈会。会后《光明日报》以“再现边疆史地风貌，推动边缘学科建设”为题，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与会的戴逸等七位专家的发言。戴逸教授在题为《研究历史，建设边疆》发言中指出：“‘边疆史地丛书’是一套好书，既有学术价值，集中了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具有现实意义，对于建设和发展边疆地区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注]《人民日报》刊发的记者报道也指出：“边疆史地丛书”的出版，“力图把以往分散的、封闭的研究引入集中的、开放性的轨道”“随着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问世，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正在形成。”[※注]

2000年“边疆史地丛书精选辑”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这是“边疆史地丛书”各册专著频获各级、各类奖项的最高奖项。

20年间“边疆史地丛书”的多项选题还获得过多项省部级优秀成果奖，“边疆史地丛书”以其学术的前沿性获得了学界同行的认可与重视，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则以边疆研究成果的出版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