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海疆史研究历程回顾

在中国边疆史学术领域，中国海疆史无疑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对中国海疆史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学术内涵，对学科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我国海疆史研究在深度、广度等方面，很难与陆地边疆史的研究同步，造成海、陆边疆研究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但我们从前人的大量成果中不难发现，与陆地边疆史地研究一样，海疆史的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学术传统。在《尚书》《尔雅》《管子》等我国上古时期的经典著作中，对“海”有着各种各样的记述，反映了古代中国对海的认识和思想。以后，历朝历代大量史书中与海相关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其中既有对开发、经营、管辖海洋的史实之记录，也有对海洋思想、海洋政策、海防、海洋经济等各个层面所进行的研究。前人对中国海疆充满智慧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海疆史研究始终处于成长和发展的进程当中。随着中国边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繁荣，我国大陆学术界在海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学术成果大量问世，研究的内容、研究的层面、研究的深度、研究的广度以及史料的挖掘、整理、利用等，均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仅在传统研究领域涌现新的观点、取得新的突破，而且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宽。

与陆地边疆史研究有所不同的是，60余年来中国海疆史的学术研究不仅因循学术发展的规律、助力哲学社会科学的不断繁荣，而且与社会发展的现实紧密相关。其一，我国重视海洋，致力于发展海洋事业，海洋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从而促使海疆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和强劲的上升势头；其二，我国海洋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始终面临着严峻挑战，海上安全、海上划界问题直接影响着地区稳定和双边关系，这一现实一方面给海疆史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诸多命题，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海疆史研究不断深化。

中国海疆史研究的范围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我国拥有主权的海域；我国拥有主权或管辖权的岛屿；沿我主权海域的陆地部分，即海岸线部分。中国海疆史研究的学术范畴大体上包括历代海疆疆域史、历代海洋政策与海洋思想史、历代海防史、历代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史等。其中以历代海疆疆域史所涉及的内容最为多样，不仅包括历代海疆疆域的通史性研究，而且包括南海、钓鱼岛、海南、台湾、香港、澳门等专题性历史研究。

（一）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海疆史研究开创期

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疆史研究的开创时期。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为指导，摒弃旧时代史学观念的桎梏，就海疆史所涉及的主要学术范畴进行了初步研究，特别是在一些专题性研究上开展了有益探索。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有两个：其一，关于海疆史的基本概念和学术框架尚未提出，海疆史的研究尚未从地方史和传统史学体系中剥离出来；其二，关于海疆史研究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尚未展开充分研究，但某些专题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尽管这一时期所开展的海疆史研究，带有较为浓重的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但这些研究大都具有开创性或奠基意义，学者们所阐述的学术观点甚至影响至今。

这一时期研究较集中的是海上贸易史、台湾史、南海诸岛史等。先后出版了丁又《香港初期史话》[※注]、介子《葡萄牙侵占澳门史料》[※注]、鞠继武《祖国的南海诸岛》[※注]、朱宏富等《台湾》[※注]、王芸生《台湾史话》[※注]、刘大年《台湾历史概述》[※注]、吴壮达《台湾的开发》[※注]、朱契《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反抗侵略斗争史略》[※注]、万克家《台湾人民斗争史略》[※注]、张雁深《美国侵略台湾史》[※注]、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台湾战争记》[※注]、张宗洽等《郑成功收复台湾》[※注]等专著。

在海上交通史研究方面，章巽在《地理知识》1955年第11期至1956年第2期连续发表了《中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隋唐时代的海上交通》《宋元时代的海上交通》多篇论文，方楫在《文史哲》1957年第9期发表了《明代的海运与造船工业》，等等。

在海上贸易史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卢苇《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注]、刘勉之《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注]、田汝康《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注]、韩振华《1650—1662年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和海外贸易商的性质》[※注]等。

在南海诸岛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王斤役《唐代以来西沙群岛已是中国的领土》[※注]《南沙群岛史》[※注]，朱偰《南沙群岛和东、西、中沙群岛一向是中国的领土》[※注]等。

台湾史是学术界着力较多的领域，成果相对丰富，代表性论文有丁名楠《台湾历史概述》[※注]、荣孟源《台湾设巡检司时间》[※注]、王芸生《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注]、刘大年《1874年英国与日本合作进攻台湾的经过》[※注]、王绳祖《1874年日本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和英国的“调停”》[※注]、余绳武《美帝早期的侵台阴谋》[※注]等。在台湾史的研究中，关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问题成为研究热点，代表性成果有朱杰勤《郑成功收复台湾事迹》[※注]、刘经发《郑成功收复台湾》[※注]、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问题》[※注]等。

涉及澳门史、海南史、中琉关系史的代表性成果有洪启翔《明季葡萄牙对中国的侵略和它对我澳门的窃据》[※注]、郭沫若《说儋耳》[※注]、谭其骧《李德裕谪崖州》[※注]、张一纯《谈海南岛历史的二三事》[※注]、董蔡时《琉球与中国的历史关系》[※注]等。

（二）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是中国海疆史研究探索期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是海疆史研究艰难探索的时期。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海疆史研究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学术界对海疆史的认识依然没有大的改观，构建海疆史学科体系仍然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另一方面存在种种学术外因素的干扰。因此，除台湾史、南海诸岛史等专题领域外，海疆史研究基本上呈现低迷的状态。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关于海疆史的基础理论研究既不系统也不完善，但依然具有突出的特点：其一，学术研究紧扣时代要求，在对台湾史、南海诸岛史持续研究的基础上，对海上交通史、海上贸易史、钓鱼岛及中琉关系史的研究不断进行探索；其二，出版或发表了一批理论价值高、实践意义强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资料，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又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一时期出版的论著数量不多，主要有北京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编写组《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施联朱《台湾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等。

台湾史的研究是这个时期取得成果最多的领域，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有相当大进展。在台湾历史地理、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及台湾建省等问题上，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学术争鸣。代表性成果有周维衍《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注]、商鸿逵《论康熙收复台湾及其善后措施》[※注]、黄盛璋《有关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几个问题新证》[※注]、施联朱《郑成功收复台湾及其对高山族的政策》[※注]、黄志中《台湾最先设立行政机构始于何时》[※注]等。

关于南海诸岛历史的研究也较为集中。一方面围绕南海诸岛历史开展研究，另一方面从新的角度对我国南海诸岛主权进行论证，代表性成果有谭其骧《七洲洋考》[※注]、韩振华《七洲洋考》[※注]、史棣祖《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注]、林金枝《南海诸岛范围线画法的由来演变》[※注]、劳祖德《清末关于东沙岛的一次中日交涉》[※注]、韩振华《西方史籍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注]、张鸿增《从国际法看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注]、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注]等。

此外，学术界还就海上交通史、海上贸易史、钓鱼岛及中琉关系史进行了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李成林《公元前后的中西古航线试探》[※注]、于豪亮《我国古代海上交通中几个地名的考释》[※注]、洪建新《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述略》[※注]、陈佳荣《古代南海交通史上的“海”、“洋”考释》[※注]等。

（三）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中国海疆史研究发展期

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现在，是海疆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首先，海疆作为我国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海疆史研究成为不可或缺的学术领域，日益为学术界所关注已成必然。其次，人们对海洋的认识水平和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科学探索中国海疆形成、演变的历史规律，着重解决海疆历史上的疑点问题、海疆理论上的难点问题以及海疆现实中的热点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最后，我国在海疆方面与一些邻国的争端、纠纷明显加剧，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面临着严重威胁，加强和深化海疆史研究成为学术界的责任。应该指出的是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成立，是这一时期海疆史研究得到大大推进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明确提出中国海疆史是中国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年的科研实践中不断推广和深化这一认识，由此推动了海疆史学术体系、学术框架的探索和构建。2001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刊载了一组关于海疆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围绕“海疆”的定义、海疆史研究的性质和任务、海疆史研究的学术内涵和外延等问题集中进行了讨论。在科研组织方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精心遴选课题、整合国内学术力量，集中力量开展海疆史研究，出版了多部著作，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分别于1992年、1995年、1996年、1999年、2003年出版了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和《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研究》、安京《中国海疆史纲》、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陈在正专著《台湾海疆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张炜与方堃主编《中国海疆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社了王颋《西域南海史地考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了吕一燃主编《中国海疆史研究》等。需要重点介绍的是吕一燃主编《中国海疆史研究》一书，这是对曾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相关海疆部分内容的扩展和深化。全书系统阐述了中国南海诸岛，中国东南海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列岛，以及中英、中葡关于香港、澳门领土主权交涉等重大海疆历史问题，以拓荒性、前瞻性的独特视野，呈现中国领土主权原貌和中国海疆形成的沿革，史料翔实，持论客观公正。

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了一些清代关于东沙岛的档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也公布了一些关于我国东海和南海的日文档案。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是在近现代的日本内阁、外务省、陆军、海军的公文书以及其他记录当中选出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相关的资料，其中涉及我国的东海、南海。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是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藏的手抄孤本。[※注]《顺风相送》包括127则，《指南正法》包括87则。二书均是记载钓鱼岛有关情况的珍贵文献，《顺风相送》更是现存很早记录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文献。上述档案和重要史料的公布，对深化相关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支持。

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海疆史研究持续深入，可以说30多年来是中国海疆史研究硕果累累的时期，研究内容的全方位、研究成果的创新性都得到大大提高，逐步形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基本学术体系。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出版的有关海疆史研究的专著、译著有上百种，各种论文集、资料集、工具书100多种，发表专题学术论文达数千篇、研究报告近千篇，几乎涵盖了海疆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在传统学术领域不断延伸和推进的同时，关于海疆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入；在专题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关于中国海疆历史演进规律的探索逐步展开。在新史料和考古资料广泛利用的基础上，随着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海疆史跨学科、整合性研究的趋势日益明显，从而在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二 海疆史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既是具体研究的深化与提升，也是对具体研究的指导。对海疆史研究而言，理论研究是不可或缺且非常重要的。长期以来学者更多是关注具体问题研究，对海疆史理论研究不多。海疆含义是海疆史研究的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内容。2000年，马大正在《中国边疆经略史》一书的“序言”中最早进行了界定。“海疆可以包含两大部分，一是大陆海岸线至领海基线之间的海疆，这是国家的内海，其法律地位与领土完全相同；二是领海基线以外的国家管辖海域与岛域。这样海疆的内涵是明确的。”同时，马先生还指出：“将拥有大陆海岸线的省区称为海疆地区似欠科学，但论及海疆，尤其是历史上的海疆，也难以将它们与这些省区之间的政治、经济诸关系完全割裂。”[※注]这开启了海疆史理论研究之发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刊发了张炜和李国强的两篇文章，进一步阐发相关概念。张炜《中国海疆史研究几个基本问题之我见》认为海疆首先是一个国家范畴的地理概念。中国古近代海疆史的“海疆”概念应定位于中国的沿海地区，主要指海岸带，包括沿海的陆地、滩涂、港湾、岛屿。现代海疆历史则应当完全包括管辖海域，同时应包括根据现代国际海洋制度赋予的合法权利在公海进行的海洋开发利用活动。海疆史是一门专史，属于历史学的学科门类，同时具有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它以沿海疆域的地理沿革为基础，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其社会各个领域，具有很强的边缘性质。张炜认为，中国海疆史研究内涵是中国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下海洋文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正确揭示中国海疆自然地理环境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中国海洋文明与世界海洋文明的联系和区别、中国海疆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应是中国海疆史研究的理论重点。中国海疆史研究之目的是研究中华民族开发海洋的历史进程，揭示中国海洋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探索海洋对中华民族兴衰荣辱的重大影响。李国强《关于中国海疆史地学术研究的思考》认为我国的“海疆”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我国拥有主权但同时与相邻国家的陆地或海域毗连的海域；二是我主权海域的沿海领土；三是与周边国家有明确的海洋国界线。

经过七年沉寂后，李国强在《新中国海疆史研究60年》[※注]中指出，中国海疆史研究的范围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我国拥有主权的海域；我国拥有主权或管辖权的岛屿；沿我主权海域的陆地部分，即海岸线部分。中国海疆史研究的学术范畴大体上包括历代海疆疆域史、历代海洋政策与海洋思想史、历代海防史、历代海上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史等。此后，李国强在《海岛与中国海疆史的研究》[※注]中进一步深化对海疆史研究的思考。他认为，应该以海岛为核心进行海疆史学术架构。中国海疆史的学术内涵包括十一个方面：①中国海岛管辖权的形成与海疆疆域史研究；②中国历代海岛及其海域经略史研究；③中国历代海岛管理立法及制度研究；④中国历代海岛及其海域开发研究；⑤中国历代海岛军事史研究；⑥中国历代海岛经济发展模式研究；⑦中国历代海图中的海岛及其海域研究；⑧有争议海岛的历史与现状研究；⑨21世纪地缘政治中的中国海岛研究；⑩中国海岛及海域与国家安全研究；⑪中国海岛文化史研究。

李国强在《关于海疆史研究的几点认识》[※注]中认为海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还包括近当代中国海上边界，这是新增的内容。他还提出一个新的议题：中国传统疆域观与海洋疆域形成之关系。中国海洋疆域同样经历了古代历史上由无疆无界到有疆无界，直到近代最终确立以断续线为标志的中国海洋疆域的范围。海洋疆域的断续线，是表明中国在海洋实施管辖的区域范围或者是海疆范围，而不是国界线。我国在海疆区域内享有的主权权利和以断续线为标志的历史性权利是一个完整性的体系，共同构成了我国在海疆内的主权权利。确定海洋领土主权归属的条件概括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与经营、最早进行连续不断的行政管辖，从这四个要素出发，展开对中国海疆史的历史考察，不仅合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且有助于我们建立中国海疆史的话语体系，有助于我们占领国际舆论高地，从而使历史研究发挥出服务于现实的最大效益。这正是我们开展海疆史研究，构筑海疆史研究理论体系的核心目的。

在深入研究中，学界逐渐意识到我国边疆史学的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2015年，李国强在《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注]中认为我国的“海疆”至少应该有两部分构成，一是我国拥有主权、管辖权同时与相邻国家的陆地或海域毗连的海域；二是我主权范围内的沿海领土。中国海疆史理论研究的核心目的，一是探寻中国海洋疆域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从而更好地阐释中国拥有海洋领土主权、管辖权和海洋权益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二是探寻中国海疆治理的历史，在思想、制度、手段、方式等多个层面追溯历史渊源，从而为我国实施海洋现代治理提供理论支持；三是探寻中国海疆开发经营的历史，从海上航行、通道安全、渔业生产、海上贸易等多个角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海洋事业、海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涵包括：海疆领土主权的要素，海疆历史的时空脉络，海疆历史的基本范畴，海疆历史的中外比较。2016年，李国强在《关于海洋史与海疆史学术界定的思考》[※注]中区分了海洋史与海疆史的区别与联系，认为海疆史是关于海洋疆域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从其范畴上而言，它包含了自古至今从海洋疆域到海洋领土主权、管辖权演进的全部历史。从研究对象上而言，主要集中于历代海洋政策、海洋制度、海洋管辖、海洋管理、海洋开发。从时间上而言，海疆史具有断代史的所有特性，依照历史演进的时间顺序，来探索海洋疆域形成、演变的历史脉络。从研究目标上而言，它通过对海洋政治史、海洋经济史、海洋外交史、海洋军事史、海洋文化史全要素的考察，诠释海洋疆域、海洋领土、海洋权益的内涵与外延，从而探寻海洋疆域从无疆无界到有疆无界，再到有疆有界发展的历史规律。海疆史是中国历史学特有的特色领域，既可视为海洋史的重要分支，同时又是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更准确地说，“海疆史”即为“中国海疆史”。

自2000年学界开始探索海疆史理论以来，学界基本对海疆史的概念和研究内涵有了较为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并在当今中国海疆现实环境中的海疆史研究重要性及海疆史研究话语权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这有利于海疆史向更为学科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历代海疆政策及海禁政策研究

从历代海疆思想和海疆政策的角度，探讨我国治理海疆的历史规律，无疑是揭示海疆历史演进极为重要的途径。学者们围绕不同时期的海疆政策及其思想根源展开了探索，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清代的海疆政策在很多方面因循了以往历代的要素，同时在某些方面有所变化。对此，何瑜撰文《清代海疆政策思想探源》[※注]进行了研究，文中将清代的海疆政策纳入其整个治边政策中加以研究，认为其政策的思想基础与整个清代的治边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清代海疆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宁靖海疆、保卫海疆；同时“还有一个高层次的发展目标，虽然它不是封建统治者既定和追求的目标，但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那就是不断地开发海疆，发展海洋经济，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以达到富国强兵、提高综合国力的目的”。文中将清政府无法实现其目标的思想根源归纳为：①“在继承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同时，依然用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去对付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②清朝统治者均重西北陆路边疆而轻视东南海疆；③日益强调“天子守在四夷”的“守”字，使得其海疆政策中防范和限制的内容更加突出，集中反映在“禁”与“防”上。此外，何瑜《康乾盛世与海疆政策》[※注]和《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注]，许毅《试论清代前期对外贸易政策与海禁的性质》[※注]，范东升《浅谈清初海禁对台湾开发的作用》[※注]，孙海峰《略论明朝的海洋政策》[※注]，李德元《海疆迷失：对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反思》[※注]，庄国土《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注]，刘俊珂《清前期海疆治策之检讨》[※注]，李国强、刘俊珂《挑战与变调——明代海疆政策探论》[※注]，王日根《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注]，李德元《论中国近代海疆观念的形成》[※注]，张振国《清代海疆缺考论》[※注]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重土轻海”思想，使得历代统治者将其统治的重心放在了陆地，这也造成历史海洋政策并不像陆地边疆政策一样，在连续性和多样性上略显缺乏。而明清时期海禁政策，不仅在中国历代海洋政策中独具特点，而且历来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元代海禁问题研究中，邓端本《试论元代的海禁》[※注]认为海禁政策始自元朝，与明清时期有所不同，元朝的海禁并非禁绝所有的海外贸易，而只是在国内“禁商泛海”。之所以实行这一临时性措施，是对权豪势要经营海外贸易加以约束，为了推行“官本船”制度，对违禁品大量外流进行约束。权豪势要势力的膨胀，是元代海禁政策最终废止的原因。这一研究对我们探讨元代的海疆政策及明清两代的“海禁”问题，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关于明清时期“海禁”政策研究，则是学术界较多关注的问题。明代海禁肇始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厉行海禁，这一观点已成定论。但对涉及明代不同阶段实行海禁的诸多问题，史学界进行了多方面深入研究。卢建一《明代海禁政策与福建海防》[※注]一文对明代实行海禁政策的深层原因和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明代海禁政策源于明初从战乱走向统一，封建中央集权制度逐步巩固的时期。为保障沿海地区安定局面，朱元璋由开海迅速转变为禁海，是明初实行海禁的主要政治原因，而恢复和发展封建自然经济是实行禁海的主要经济原因。其直接动因是作为防御倭寇的一个具体措施，同时也是海防战略的一个主要环节。但在实际上海禁政策却对海防起了消极作用，更促使一些海商入海为寇，致使掠夺规模更大、破坏性更强。林瑞荣《明嘉靖时期的海禁与海寇》[※注]认为：①在分析嘉靖时期的倭寇时，不能只涉及真倭，不涉及假倭，即实际上是中国海盗的“倭寇”，否则便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假倭既有盗的一面，也有其商的一面。②在肯定明朝抵御“倭寇”侵扰的正义性质的同时，也应指出其一味禁止海上贸易所反映出来的落后和愚昧；而在否定大肆杀戮、破坏东南沿海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倭寇”时，也应承认他们中的一部分，主要是那些假倭们要求海上贸易权利的正当性。邹萍《朱纨与明代海禁政策》[※注]一文认为后人之所以对朱纨的评价褒贬不一，根本原因在于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与倭患这一对相联系又相对立的矛盾。本文认为，作为明朝政府既定的海禁政策的执行者，朱纨的悲剧性结局早就深埋在他衷心掩护并死力执行的海禁政策中，他是海禁政策坚决的执行者，有功于抗倭，但同时也成了海禁政策的牺牲品。李金明《明代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注]一文认为明代后期海禁的部分开放，不仅抑制了走私活动，增强了中国货物在海外的竞争能力，而且改变了海外贸易商的结构，促进了沿海一带手工业生产的繁荣，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明朝政府部分开放海禁的目的并不是发展海外贸易，而是从维护自身统治、抑制走私活动及征收税饷等方面来考虑，所以是在严密地限制下进行部分开禁的，其影响作用难以长久保持。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是否继续执行海禁，史学界存有分歧。多数著述认为朱棣宽弛了海禁，有的甚至认为他实行了开放政策。苏松柏撰文《论明成祖因循洪武海禁政策》[※注]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文中认为倭寇势力的消长是决定朱棣在海禁问题上宽严的基础，而朱棣即位后，沿海地区倭患仍然十分猖獗，寇掠事件不断，使朱棣一如朱元璋厉行海禁。而他“宽宥”“诸番国遣使来朝”及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均是为了发展政府间的朝聘关系而积极遣使海外和放宽海国来朝的限制，至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是坚持实行海禁的。

陈尚胜《明朝后期筹海过程考论》[※注]一文对相关问题展开了专题性研究。文中认为如何处理海外国家来华贸易问题，是明朝统治阶级内部最先争议和改革的筹海问题。而是否废止“海禁”政策，则是争论最为热烈的筹海问题。明后期筹海思想家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海防与海外贸易之间高度相关的联系，也提出了设防海洋的积极主张，但对制海权的认识则较为朦胧。文中指出，明后期筹海争论的内容表明，明王朝长期实行的“海禁”等闭关政策，严重束缚了人们对海外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在筹海实践上，同处东南沿海的浙、闽、粤在筹海格局上产生较大差异。而筹海的短期行为最终葬送了筹海的前程，使中华民族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历史发展契机。此外，李建军《试论明代海禁派代表朱纨》[※注]，晃中辰《论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兼评西方殖民者东来说》[※注]，李爱军、吴宏岐《明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注]等论文也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

四 历代海防研究

在中国古代史上，对于北部、西部陆地的防御始终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海防则处于相对滞后的次要位置。除了与中国历代海防思想紧密相关外，与古代水师、水军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学术界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历代海防思想、古代海军的发展两个方面，而清末和近代海防的研究更成为重点。

在该领域研究中，张铁牛、高晓星的《中国古代海军史》[※注]是历代海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书中认为远在春秋末期中国古代海军就已出现雏形。公元前6世纪至前2世纪是形成时期；前2世纪至公元13世纪是发展时期；13世纪至17世纪中期是鼎盛时期；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衰亡时期。书中对各个时期海军的作用、地位，水师的建制、海防特点及战船、装备的发展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指出中国古代海军在奴隶社会末期形成，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能征善战的军事力量，为统一中国、抗击外敌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对外进行扩张的工具。书中还以大量史实分析了历代海军建设和海防上的成败得失。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历代的海防进行了学术探讨。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注]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注]，以及张晞海《中国海权报告（古、近代部分）》[※注]都是值得重视的学术之作。安京《秦汉时期海疆的经略》[※注]一文认为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海疆形成的时期，秦皇汉武海上巡狩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其统治，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在军政上致力于海疆经略的事实。同时，秦汉时代还是我国海疆开发的重要时期。本文将中国海疆史的研究延展至秦汉时期，不失为有益的探索。邸富生《试论明朝初年的海防》[※注]认为明朝初年加强海防的主要目的是防御来自日本的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骚扰和侵略，采取的主要海防政策是“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实行以陆防海和陆海并重的措施，在中国万里海疆建立起较为严密的防御体系，改变了以往中国历代统治者重陆防轻海防的局面。明初中国沿海防御体系的建立，对保卫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起了重要作用。范中义《明代海防述略》[※注]一文则对明代海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叙述。张金奎《明代山东海防研究》[※注]分析了山东海防建设在明代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变化状况以及海防建设与山东半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姜鸣《中国近代海军编年史志（1860—1911）》[※注]详细记录近代以来中国面临西方海上入侵所开展的加强海防建设，创立海军的历史过程。刘清涛《南宋至明初的海防与海权论析》[※注]梳理影响南宋至明初海防与海权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的各项历史因素。认为中国历史上海防与海权的产生与演变，除了由海外贸易繁荣发展、航海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海疆秩序维持、海外威胁挑战、王朝向陆向海的选择等各历史因素累积作用影响外，也离不开当时国际背景和与海外诸国关系的文化解释。牛传彪《明代巡洋会哨制度及其在海疆防务中的地位》[※注]，赵红《山东海防与山东沿海社会发展——以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为背景》[※注]，贾浩《〈沿江沿海各省炮台图说〉与叶祖珪的海防思想》[※注]，韩虎泰《明代广东海防分路新考》[※注]，周伟峰、黄忠鑫《明代潮州府巡检司的设置与山海防御》[※注]，高志超、王云英《清前中期黄海海防述论》[※注]等文也进行有益探讨。

《苍梧总督军门志》是我国流传至今较早的一部体例完备的军事志书，何林夏《〈苍梧总督军门志〉与明代广东海防研究》[※注]对这一史籍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指出书中关于海防驻兵置将、沿海报警烽堠、“全广海图”等方面的记载，对于研究明代广东海防有重要意义。郭双林《〈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的内容及其价值》[※注]对收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南海群岛兵要地志初稿》（油印稿）一书的内容及其价值做了详细解读。该书稿是一部极其罕见的以“兵要地志”命名的南海军事地理著作，对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地势、地质、气象及部分地区的海流、交通、物产、军事价值做了初步介绍，记载了国人发现、管理南海诸岛的经过，揭露了近现代日本、法国侵占南海诸岛、掠夺南海资源的罪行。

吴昊《明代澎湖海防制度探析》[※注]一文分析了明代澎湖地区海防制度演变，认为洪武初年虽倭寇连续侵扰中国沿海，但明政府无力控制澎湖，遂采取迁民弃守的收缩战略。万历中后期，随着海上危机的不断加剧，明政府逐渐加强对澎湖列岛的军事防卫，力图将其纳入国家海防体系之中，并将其作为东南海防的第一道防线。澎湖之战后，明政府改变了先前的汛防做法，在澎湖建立堡垒营寨，派水陆军长戍于此。明政府对澎湖海防的不断强化，不仅是国家海洋安全空间扩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打击外敌侵略、维护国家海疆的必然举措。

在关于清代海防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晚清时期。李少莉《论清末洋务派的海防建设》[※注]认为纵观洋务派二三十年的经营，其筹办海防，创建海军，基本宗旨是抵御外侮，并且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此应予肯定。王宏斌对清代内外洋有着深入思考，他在《清代内外洋划分及其管辖问题研究——兼与西方领海观念比较》[※注]《清代前期广东内外洋划分与水师职能》[※注]《清代前期江苏的内外洋与水师巡洋制度研究》[※注]《清代前期台湾内外洋划分与水师辖区——中国对钓鱼岛的管辖权补证》[※注]等文中认为清代前期，官府将接近大陆海岸和岛岸的海域划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内洋，这部分海域由于靠近大陆海岸或岛岸，以一些小岛为标志，由沿岸州县和水师官兵共同管辖；二是大洋、深水洋或黑水洋，这部分海域无边无际，“非中土所辖”，类似于现代的公海；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条洋面，清人称其为外洋，这部分海域通常以距离中国海岸、岛岸最远的岛礁为标志，由于超出了文官的管辖能力，主要委派水师官兵来巡阅会哨。

对晚清时期“海防”与“塞防”论争的研究，长期以来就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问题。如陈贞寿、谢必震、黄国盛《晚清“海防”与“塞防”论争新探》[※注]一文针对史学界把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实质，看作是“对于列强侵略到底是应该采取抵抗自卫政策还是采取投降妥协政策的根本问题”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文中认为1875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这场争论，是由总理衙门发起的，并非由李鸿章挑起。论争的主题是如何发展近代海防。通过讨论，不但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清政府着手收复新疆失地，其意义应充分肯定。在论争中，由于筹饷和从策略上的考虑，李鸿章同意曾国藩“暂弃关外”的设想，主张全力经营海防，这一主张虽不利于西北塞防，但基本上只是一个提供商讨的建议。文中同时认为，李鸿章对海防、塞防的最后裁决，并未表示抵触和有意与左宗棠对立，更未形成左与李之间“爱国与卖国之争”的问题。李鸿章关于发展新式海军、优先筹防日本的主张值得肯定。孙占元《海防之议与甲午战争》[※注]一文对晚清从甲戌至甲午20年间的海防之议与甲午战争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文中认为，由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而引发的第一次海防之议为北洋海军的初创提供了契机。因1884年中法战争而再次兴起海防之议，清政府制订了“以大治水师为主”的计划，使北洋海军于1888年正式成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不久，清政府重申“海军为国家第一要务”。北洋海军虽有黄海一搏，却在李鸿章“保船”思想的束缚下，逐步失去了制海权，最终坐以待毙。本文从海防之议与甲午战争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揭示出清政府加强海防与建设海军的举措是被动的，而这使得我们错过了发展成为海上强国的历史机遇。陈传胜《对“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再评价：与杨东梁等同志商榷》[※注]、闫存庭《文祥与近代中国的海防和塞防之争》[※注]、黄顺力《晚清海塞防之议与台湾海防地位的衍变》[※注]等文也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从海防的角度来揭示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沈波《从清朝海防看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注]、赵国通《晚清近代海防意识与甲午海战的失败》[※注]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前文认为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中国传统国防战略危机日重，较之于陆防，加强海防日益迫切。清朝落后的水师体制、原始的装备、陈旧的战术以及和平时期水师训练的严重不足，是其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后文认为在外强侵略的刺激下萌发的晚清、近代海防意识，由于缺乏历史的继承、晚清封建统治的腐朽、以防为核心的海洋观，致使晚清海洋观和海权意识与同时代的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甚大。进而造成其海防建设、海军发展都缺乏宏伟的长远规划，战略思想狭隘保守。文中指出晚清时的中国不具备培育近代海军并使之正常发展的根本条件。而董丛林《湘、淮派系因素与晚清海军、海防》[※注]、戚其章《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注]两文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前文研究了湘、淮派系“同源异流”的基本关系，指出在晚清海军、海防的影响上两派系表现为既有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一致性作用的一面，又有相互排斥、分离而产生消耗或特异性作用的一面。后文将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萌发（1840—1861年）、重倡（1861—1874年）、趋实（1874—1879年）、深化（1874—1884年）和高潮（1884—1894年）。文中对晚清海防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海防问题与中国社会近代化问题密切相关，海防思想由理论走向实践，不仅带来海防建设的现代化，而且也启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何平立《略论晚清海防思想与战略》[※注]、黄顺力《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与扬弃》[※注]、孙占元《近代海防观的萌发与海防议》[※注]、张公政《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海疆危机》[※注]等多篇论文也就海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此外，清代以来涌现出一批具有不同海防思想的历史人物，如林则徐、魏源、姚莹、姚锡光、李鸿章、左宗棠等，对他们的海防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马金旗《中日两国近代海防理论和政策之比较》[※注]和苏小东《林则徐、魏源海防战略思想之异同及其影响》[※注]两文提出大致相同的观点，即认为林则徐和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防御论，对此施渡桥撰文《林则徐、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的吗？》[※注]则提出不同观点。刘爱文《〈海国图志〉海防思想研究——兼析〈海国图志〉的若干新观念》[※注]一文剖析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反映出的完整的海防思想，包括敌我力量的对比，“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战略防御，采用近战、以小制大、以近制远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修筑防御工事以及整顿和改革军队，这些海防思想博大精深，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作者高度评价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强调其意义在于讲求战争实效，不盲目模仿；讲求经济实效，军用与民用相结合，军工生产与民用生产相结合。戚其章《姚莹的海防思想与海国研究》[※注]一文认为姚莹提出“保固藩篱，守定而后议战”的积极防御战略，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正是由于姚莹敢于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其海防思想得以在实践中奏效，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辉煌战果。文中认为姚莹撰著的《康猷纪行》是继《海国图志》之后，另一部以探求“制夷之策”为宗旨的重要著作，在主张对英国要作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强调发动群众抗击侵略者的重要性、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均比魏源更加深刻。张良俊《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的思想价值》[※注]一文认为在《条议海防事宜》中，郭嵩焘提出海防、塞防并重，主张循习“西洋政府”以为中国自强的“本源之计”的方策，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使寻求救国真理的认识水平提到了新的高度。赵书刚《姚锡光对清末海权的深度诠释》[※注]认为姚锡光认识到并明确地提出，海权为中国固有之物，海军应逐步向海心拓展，到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巡历；海军是争取海权的重要力量，应建立巡洋舰队，建设近代化的军港，装备近代化的武器；人才“为开设海军之根本”。

对李鸿章海防思想的研究不仅成果较多，而且分歧颇多，学术上的争鸣既推动了对李鸿章海防思想的研究，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清末中国海防问题的思考。史滇生分别撰文《李鸿章和北洋海防》[※注]和《李鸿章左宗棠海防思想比较》[※注]，前文认为李鸿章是海防以北洋为重点的倡导者、是北洋海防方针的制定者、是北洋海防近代化的推进者，但是由于其消极防御的海防战略、没有建立统一的海防指挥系统、忽视实战性训练、轻视和贬低人民群众在海防中的作用，所以他又是导致北洋海防崩溃的重要责任者。后文则指出李、左海防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的海防主张，他们在海防问题上有益的认识，对清政府在国防战略中确立海防地位、对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和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他们的海防思想的许多方面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方针、途径和速度，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别是他们奉行的消极防御的海防作战方针，对中国近代海军反侵略作战，更是造成了直接的危害。文中认为李、左二人在海防思想上的差异，既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不是湘淮集团间的利害之争，而是他们在海防实践、在对西方先进技术的认识和引进上、在接受林则徐、魏源思想影响上有差异。

张炜《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刍议》[※注]一文将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概括为：其对战略形势判断为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其海防战略为“三洋布局，海口防御”，在海防兵力建设上主张外海水师与沿海炮台相为表里，在海防兵力使用上为“守定不动”和“挪移泛应”两法，而19世纪末，“远东海上威慑”则标志着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文中认为以海防“守疆土”、以外交“保和局”的两手铸就了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定势和逻辑，也规定了其后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走向。文中指出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国家战略意识，同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具有致命的缺陷。刘申宁《李鸿章海防思想与晚清变局》[※注]一文认为李鸿章的海防主张与其说是当时为加强海防而提出的具体措施，不如说是晚清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它使自强的意识更加具体化。文中认为阻于朝枢、囿于清议、穷于饷源是造成李鸿章海防思想未能全面实施的原因。苏小东《李鸿章的海军威慑思想及其对甲午海战的影响》[※注]一文认为海军威慑是李鸿章海防思想的核心内容，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李鸿章对海军威慑的片面理解以及运用中的失误，最终造成了甲午海战的被动和覆没等严重后果。于海君《试论李鸿章的“和戎”与“海防”路线》[※注]一文认为李鸿章的“和戎”之议是恪守“万国公法”，保持大清国残局；“海防”之议是师夷之技与之抗衡。其“海防和戎”路线，没有给中国打下“求富求强”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却产生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之中国的作用。曾志文《西方铁甲舰议购与晚清海疆筹防——以李鸿章私函为中心》[※注]从李鸿章的角度探讨了清政府购买西方铁甲舰的历程。史滇生《李鸿章左宗棠海防思想比较》[※注]认为，李、左二人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海防主张又有较大的发展，是洋务派海防思想的主要内容。他们在海防、海军建设上的一些不同主张，既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不是湘淮集团间的利害之争。杨东梁《试析左宗棠的海防思想与实践》[※注]、刘中民《左宗棠的海防思想》[※注]具体分析了左宗棠的海防思想。

史学界对于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和海防思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19世纪洋务运动发端至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覆灭这一时期，对于甲午战争之后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则鲜有论及，黄乘矩《甲午战后的海军建设和海防思想》[※注]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甲午战后的海军建设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随着海军建设的实践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也继续发展，表现了清政府在中国必须保持海上武装力量的问题上有所认识，对海军建设依赖于国家经济总体实力、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必须保持海军建设的开放性等方面的认识更加深刻。李国华《清末海洋观与海军建设》[※注]一文认为清末海洋观的特点是以海防为中心，“守”始终是清末海防论的核心思想。其主要目的是寻求军事上的自强，以解除来自海上的威胁，因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但它缺乏对经济利益的揭示和追求，所以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对海军建设产生了影响，成为清海军在甲午中日海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苏读史《甲午战争与晚清海防战略》[※注]一文认为在晚清的海防方略中有较为明确的御侮自强的目标，它既对付西方列强，也对付日本侵略，同时偏重防口自守。文中认为确立海防建设的决心、创建近代海军、培养海军人才是晚清海防力量建设的主要举措。张仁善《简析近代中国海防实践失败的原因》[※注]一文认为：由于海防发展的被动性、海军组建的割据性、海防建设的依赖性以及海防战略的保守性，成为近代中国海防实践失败的主要原因。孙占元《近代海防观的萌发与海防议》[※注]一文认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余年中，由于中国海疆备受列强侵扰，海防问题受到国人关注，不仅萌发了近代海防观，而且通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海防之议，促成了中国近代海防的不断加强，从而冲击了传统的漠视海防的观念，但传统的以守海为主的海防观束缚了近代海防观的深化，制海权意识的淡薄为甲午战败埋下了伏笔。此外，季云飞《光绪乙酉年间“海防筹议”述论》[※注]等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

五 海上丝绸之路及海上贸易研究

作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往来的重要通道，海洋始终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开展海上贸易的研究，成为中国海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此，学术界从断代或专题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余思伟《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注]一书深入研究了通过海上交通古代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政治关系及相互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并研究了从西南边疆乃至南部沿海地区，移居海外华侨与华人有关的问题。而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注]一书是1989—1998年10年来该专题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书中对秦汉至鸦片战争这一历史时期我国海外贸易的发生、发展、变化，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的设置、沿革，海外贸易港口的变迁、兴衰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各个朝代海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官方朝贡贸易与私人贸易之间的矛盾冲突、私人贸易的性质变化等，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述。书中还对殖民者东来后，中国海外贸易的若干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与陆地丝绸之路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一直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逐渐形成热潮。1980年陈炎在国内学术界较早论述了“西南丝路”“西北丝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并出版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注]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注]两部著作。1991年，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同年，海洋出版社出版陈高华、吴泰、郭松义编《海上丝绸之路》；199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上、下卷）、《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等著作；199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丝路文化》陆上篇和海上篇；1998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此外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如唐嘉弘、张建华《海上丝绸之路疏证》[※注]、刘重日《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澳门》[※注]等。龚缨晏《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注]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经过了萌芽、形成、停滞、繁荣四个阶段，并分别就我国与东亚、东南亚及印度洋、欧洲、美洲海上丝绸贸易研究进行了综述。

由于宋代至明清是我国古代海上贸易发展、变化较为剧烈的时期，所以学术界把研究的重点也放在了这个历史阶段，研究内容涉及有关政策、制度等方面。如李传印《宋代发展海上贸易的政策措施》[※注]一文从政策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宋代确立了主动、积极、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以支持和发展对外海上贸易，并以之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制订和实施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制，将对外贸易纳入国家严格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之一，确保了外贸事业正常发展。但是，宋代对外海上贸易依然是一种以贩运海外舶来奢侈品为主要业务的消费性商业活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不能从根本上冲击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

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注]与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注]二书探究了元代海外贸易的制度、分析了海外贸易的阶段与形态，评价了元代海外贸易的历史地位。廖大珂《元代官营航海贸易制度初探》[※注]一文则从制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元朝推行大规模的官营航海贸易活动，其航海贸易制度主要有三种，即使臣贸易、斡脱贸易和官本贸易。它们各有渊源，其形成、发展和结局也不尽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私人贸易的发展，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

海外贸易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历史前提，明代实行的海禁与开放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注]是我国学界研究明代海外贸易的开山之作。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注]一书对明代海外贸易的兴衰及其原因，明代的对外开放、闭关所造成的影响，市舶司与饷税制的沿革，明后期海寇商人的走私贸易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客观的研究与评述。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注]和《明代海外贸易研究》[※注]两本学术专著是作者三十余年研究明代海外贸易的结晶。晁先生在书中细致分析了明代海禁的深层次原因，阐述了明代海禁政策的阶段演变过程及其海外贸易的关系，论述了明中期以后海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本学者松浦章所著《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注]指出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的问题和范围，综合考察中国商人向海外拓展时的海外贸易对象与地域、海外贸易的资本筹措方式以及海外贸易工具即海船航海时的运营模式等问题。这是研究清代海外贸易的重要论著。

在明代海外贸易史上，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聂德宁《明代隆、万年间的海寇商人》[※注]进行了研究，文中对这一时期所实行的饷税贸易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这一制度的限制下，民间海商只能以各种手段从事违禁私贩活动；而明朝对他们采取了镇压措施，促使民间海商向海寇商人转化。以偷税漏税为主要目的来从事武装走私贸易活动，是这一时期海寇商人的特点。文中进而指出这一制度极大地阻碍了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正常发展。林仁川《明后期海禁的开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注]一文认为明后期海禁的开放，使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一个重大发展的时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文中通过考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无论是从山区还是从沿海平原地区发展起来的，都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有关。

曾少聪《明清海洋移民的两类宗族组织发展比较》[※注]一文从中国海洋移民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认为：明清海洋移民移居台湾和菲律宾，宗族组织也被移植到移居地。台湾既有大宗族组织，也有小宗族组织；菲律宾只有宗亲会而没有小宗族组织。这是因为台湾自晚清以后，经过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变，而菲律宾没有经过这种转变。该文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海洋移民的上述两种不同方式及其特点，探讨了明清海洋移民在国内和国外宗族发展的不同趋势。这一研究在中国海疆史领域尚不多见，该文对中国海洋移民社会史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俞云平《十八至十九世纪前期的海上贸易》[※注]、郑克晟《郑成功海上贸易及其内部组织之特点》[※注]、李金明《清康熙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注]等成果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总的来看，关于中国历代海上贸易史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研究层面和内涵有待进一步拓宽。

进入21世纪后，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依然蓬勃开展，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扩展，学术专著和论文大量涌现；二是社会关注度大大提升，除学术界外，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热情参与，并将这一研究与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举办的学术讨论会难以计数，而有关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点和讨论更是成为重点。主要成果有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注]、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注]、泉州港务局和泉州港口协会主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论文集》[※注]、王元林《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注]、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注]、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等编著《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注]、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注]、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注]、顾涧清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注]、合浦县人民政府与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合编《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史》[※注]等。

需要注意的是，以往海上贸易史研究更多是关注贸易层面，海禁政策也由此从海上贸易的角度去审视。近年来，随着南海争端的兴起，某国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进行的所谓“裁决”。“仲裁庭”在“南海仲裁案裁决书”中，指出我国古代实施海禁是放弃对海洋管辖。这是荒谬的言论。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对海禁的研究可能需要从海洋管理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或许是新的研究视角。实际上，无论是实施海禁，还是松弛海禁，均是对海洋管理的一种方式。至于何时何地何种程度实施禁止与开放，这恰恰说明了我国古代政府对海疆管理一直是掌握主动权，充分彰显了我国对海洋管理的有效性。

六 海南史研究

就海南省的历史进行区域性研究在学术界始终未曾间断，1988年海南建省之后，这一领域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其中以谭其骧先生与杨武泉先生的学术论辩为先导，进一步推动了海南史的深入研究。

谭其骧在《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注]文中提出从西汉初元三年珠崖罢郡以后至萧梁建置崖州以前大约600年的历史时期，“大陆王朝未在岛上设治，全岛不在王朝版图之内”，此岛一直属于“化外之地”，而“大陆王朝重新在岛上设置郡县，实始于梁”。这一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杨武泉撰文《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与谭其骧先生商榷》[※注]认为，西汉罢郡以后的600年中，海南岛仍然有县，大陆王朝仍在管辖，并非化为异域，也不能当作边疆之空白区。谭其骧先生著文《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答杨武泉同志驳难》[※注]从12个方面就杨文的质疑一一进行了分析，指出杨文的取证与论断均难以成立，再次说明西汉晚期以后的600年之中，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内。

两位学者的学术论辩，使人们对涉及历史上海南行政管理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较之以往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林漫宙《汉珠崖郡史话》[※注]认为汉武帝于元鼎六年设置珠崖、儋耳二郡，海南开始了正式的设郡制；昭帝始元三年并儋耳入珠崖，珠崖郡的设置加强了海南与中原的联系，促进了海南的发展。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被罢弃，阻滞了海南的发展。

曾昭璇《先秦至隋海南省行政区划史研究》[※注]《南汉后海南省行政区划史研究》[※注]两文对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海南的行政区划进行了研究，前文认为秦代海南岛属象郡；汉初海南岛建儋耳、珠崖两郡，其中学术界对珠崖郡的朱卢县是否在海南存有争议，文中不仅确认朱卢县设于海南是可信的，而且是当时珠崖郡重要的一个县。认为东汉马援部队上过海南岛是可能的；三国时期吴重建珠崖、儋耳失败，但置珠官都反映了其羁縻性质；南朝梁代之所以能建立“崖州”，得力于海南岛俚族人民归附于大陆俚族土国之故。大多数学者认为隋代临振县即今崖县，在海南岛南部，该文则认为当时的临振县和崖州均在琼北。后文认为南汉两宋分海南为琼、崖、儋、万州，与唐代相比这一时期的建置与海南岛的自然地理更相适应，使管理更加有效。元明时期行政区划得以扩大，有利于海南的开发。清末海南岛一府一州的行政区划，反映了黎汉分治、岛南和岛北分治的意向。

高伟浓《宋代以前海南政权建置与改制探源》[※注]则将宋代以前海南的政权建置分为环岛政权建置和腹地政权建置两个阶段。文中分析历代封建政权在海南腹地无法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最重要的原因是海南沿海与腹地的交通滞塞与巨大的政治、经济反差，因而造成了一种独特的行政管理模式，即中央政权只有在沿海平原地区才表现出最强的管理效能。这一历史时期海南政权建设的侧重点明显不同，隋代以前大多数封建统治者不重视海南开发，政权内机构罢设无常；宋代则对已建立的政权本身加强建设和完善，并进行了若干次体制改革、简化管理层次、建立一元化的领导机制。文中还指出海南的政权建设与祖国大陆的稳定和统一密切相关，政权建设促进了海南开发，历史上中央政权在海南政权建设中的进步作用应予以肯定。

一些学者就近代以来海南政治史进行了研究。如杜昭《孙中山与海南建省》[※注]指出孙中山关于海南建省的主张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海南独有的自然经济条件及军事地位日趋重要，以及他自身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文中认为海南建省与孙中山的民主思想相一致，是体现其民主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符和积《试析辛亥年琼崖政局的嬗变》[※注]认为辛亥革命初从刘永滇背清改旗易帜，到赵仕槐武力接权，琼崖政局几经嬗变和曲折，终致近代海南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房建昌《关于日本侵略海南岛的考察》[※注]认为早在14世纪上半叶至明代晚期，倭寇就对海南岛进行了侵略，尔后抵琼的日本人不绝如缕。文中对1939年日军侵略海南岛的历史进行了揭露，并指出在海南岛历史研究中，对日文第一手资料的使用十分不够。唐卓昌《琼崖抗战与琼西根据地》[※注]论述了琼崖抗战与琼西根据地的密切关系，深入研究了琼西抗日根据地的产生及其党政组织的状况，分析了琼西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原因，指出其在琼崖抗日斗争中具有重要地位。

针对海南开发问题所进行的探讨，一直是海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纪宗安《古代移民和海南的早期开发》[※注]认为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海南岛与大陆一直就有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从汉代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后，不断有汉族移民迁徙定居在岛上，开始了海南局部和初级的开发。以后内地大批移民涌入，促进了海南的进一步开发。符玉川《海南古代移民与海南方言》[※注]从地名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认为海南自古以来就是个移民社会，在海南地名中，遗留了移民的许多方言地名。历来研究者认为，海南话是由闽南的漳州话、泉州话演变而产生的；但从早年的汉族移民籍贯看，闽中的莆田人最多，所以海南话应是多元方言的综合体。黄进先《海南开发史略》（一、二）[※注]对历代开发海南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涉及琼崖体制的变迁、前人谈琼崖开发、帝国主义染指琼崖、琼崖民族、琼崖华侨及琼崖农业等内容。杨东晨《海南岛先秦及秦汉时的民族和经济》[※注]认为海南岛在新石器时代才有人类活动，其先民是从华南、黄河流域迁入的；夏、商、周时代，海南还处于原始部落的历史阶段；至秦汉时代才出现封建社会，海南岛进入了民族融合和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杨先保《从黄道婆看海南“熟黎”对宋元明棉纺织业的贡献》[※注]认为海南黎族中的“熟黎”在宋代就创造了先进的治棉工具，并运用于纺织，黄道婆不是向“闽籍汉人”学习而是向海南“熟黎”学习治棉工具和纺织技术的，她传播到淞江地区的“乌泥泾被”也是学习“熟黎”的技术、运用黎锦工艺的结果。黄道婆和“熟黎”都为我国治棉和纺织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汤开建《元代对海南岛的开发与经营》[※注]认为元代中央王朝对海南控制的严密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海南与中原内地的政治联系更加紧密。元代的治黎方策是以武力为后盾，采取软硬兼施的强制手段将海南的黎人真正纳入中央王朝郡县的统治中。而频繁“黎乱”的原因是过重的经济剥削、超经济强制以及自然灾害和残酷的镇压。文中认为元代极大地推动了海南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建设。何瑜《清代海南开发述略》[※注]认为由于清朝政府对海南采取了相对放任的宽容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海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虽不及同期台湾的发展，但较之于明朝则大大地进步了。易泽丰《清代海南岛农作物的地域分布》[※注]认为清代是海南岛农业经济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农业作物结构有了质的变化，粮食生产的发展，经济作物的崛起，一些作物的专门化生产使得清代海南农业地理面貌具有明显的时代风格和强烈的地域特色。但从总体上看仍以封建制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处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刘冬梅《清代海南黎族教化政策探析》[※注]认为清政府为使黎族民众归顺，服从清统治，从心理上消除反清意识，一方面通过学校教育，在黎人中培养诵经习儒的风尚，消弭黎族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以各种手段甚至暴力改造黎人的传统习俗，使其能与中原“一道而同风”。何瑜《近代海南岛开发》[※注]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入侵造成了海南经济的畸形发展。光绪年间为了稳定海疆、维护清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制定了“抚黎章程”，这是近代海南经济文化开发的具体规划。文中对华侨在近代海南开发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王禹《传教士在海南岛》[※注]考察了明清至近代三百年间西方传教士在海南的一系列活动，认为这其中有其卑劣、肮脏的行径，同时，在其布道过程中，也不自觉地成为近现代海南社会发展的工具，所以其在客观上对海南近代开发的影响和促进是不能忽视的。本文从西方传教士的角度来研究海南的开发，在该领域研究中尚不多见。李亚锋《民国至海南建省前黎族调查述论》[※注]从民族学角度分析了民国以来至海南建省之前对黎族的实地调查过程及其历史作用。李琳《日本占领海南及其对资源的开发和掠夺》[※注]认为：日本侵占海南岛后对资源的调查，目的是掠夺海南的热带农作物资源、矿产资源等；其掠夺的特点是军部和财团相勾结，有组织、有计划地采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掠夺。陈川雄《论琼崖人民在抗战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注]文中历书抗战中琼崖知识阶层、特委、妇女、黎苗民族、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丰功伟绩，指出面临民族危机时刻，琼崖人民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伦祥文《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占海南岛及其经济掠夺》[※注]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海南岛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攫取海南的天然资源。文中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海南经济的疯狂掠夺，指出琼崖抗战的历史功绩在于阻止了日军的经济掠夺，保护了海南的自然资源。邢益森《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经济掠夺和琼崖人民的反经济掠夺斗争》[※注]认为日军占领琼崖后，对琼崖进行了全面的疯狂的经济掠夺，琼崖人民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对日寇的暴行和经济掠夺进行了英勇抗击。此外，张雪慧《明代海南岛的进出口贸易》[※注]等从不同领域展开了研究。

明代是海南人口变化的重要时期，王家忠《明代海南人口论》[※注]通过对明代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认为明中叶海南人口下降的原因是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赋役徭役沉重、海盗活动猖獗。此外黎族人民反抗明朝统治的起义斗争，也是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卢苇《明代海南的“海盗”、兵备和海防》[※注]认为海南的地势是造成明代海南海盗活动持续时间长和流动性大的原因。文中将明代海南海盗的活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而指出海南海盗活动贯穿于明代始终。纪宗安《古代移民和海南的早期开发》[※注]从移民的角度探讨了海南的开发。

对影响海南历史进程的人物进行研究，是这一时期海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研究对象涉及马援、鉴真、海瑞等。东汉马援南征交趾时是否至海南岛，这是海南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悬案。李勃《马援至琼考略》[※注]对此进行了研究，文中以史籍为基础、以海南岛各地之马伏波祠为旁证，并对《后汉书》的记述加以推论，确认马援到过海南岛。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澄清东汉时期海南岛的归属和建治情况。陈世民、文山《鉴真与他羁旅海南期间的事迹》[※注]对公元748年鉴真在海南振州（今三亚）羁旅期间的史实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海南的文化事业、佛教事业等方面，鉴真均功不可没。郭沫若先生曾在《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中提出李德裕的后人化为黎人。韩敏《李德裕后裔化黎辨》[※注]对此提出疑义，认为新旧唐书并没有李德裕有弟名德禧的记载，其他史料也无处考证。结合有关记载，文中认为所谓李德裕后裔化黎之说，是好事者的附会之言，不可信。周伟民《流放者的心路历程——苏轼在海南》[※注]对苏轼被贬儋州三年期间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苏轼到海南后，不断加深对海南风土人情的了解，得到黎族百姓的敬重和爱护，为发展海南的教育文化事业、为改变海南落后的农业有所贡献。陈家传《海瑞抚黎的基本策略》[※注]认为“选好抚黎官，严考功过”，“建立黎区峒组织，确保开路顺利进行”，“设连珠营，破黎人天险”，“垦荒屯田，保证供给”，“创立寨学，传授知识”构成了海瑞抚黎的基本策略。王昭夷是海南具有政治影响的黎族峒主，符和积《黎族头人王昭夷述评》[※注]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为黎族的经济教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他政治上变幻无常，没有认识到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其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反映了黎族社会在近代海南剧烈政治变动中的复杂性。

在海南史研究中，对海南地名的由来也十分关注，人们力图通过这一层面的研究来揭示海南历史发展中的诸多人文因素。主要论文有刘剑三《海南地名的史料价值》[※注]通过对海南地名的研究，反映出的历史上海南民族的分布、定居海南岛的居民的主要职业特征、从汉唐以来的移民、物种和物产分布、地貌信息以及地理沿革等方面的情况，这一成果对于海南史的进一步研究无疑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周伟民《试论海南省地名的特点和地名标准化问题》[※注]对诸多地名的历史、地理渊源进行了研究，指出海南地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南历史文化和地域性特色。李勃《“海南”考释》[※注]认为和他在另一文《“亶洲”不是海南岛》[※注]中也进行了研究。刘剑三《地名：海南民族活动史的“化石”》[※注]一文对海南地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通过地名研究了早期海南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分布及活动情况。

关于汉代珠崖郡遗址究竟在哪里，学术界有分歧。黄培平《珠崖郡治遗址辨正》[※注]认为珠崖郡治在今琼山龙塘镇博抚村东侧的珠崖岭上，而不是琼山县遵谭区东潭乡。林巨兴《汉珠崖郡治遗址研究》[※注]认为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省儋耳郡入珠崖郡，其城址在今琼山区龙塘镇，但珠崖岭不是在博抚村东，确切的地点是在琼山县东谭都石陵村珠崖岭。

古今史料对儋耳、珠崖二郡始建的时间有汉元鼎和元封两种不同观点，梁统兴、陈献池《儋耳、珠崖郡始建时间考》[※注]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元鼎说是符合事实的。

此外，一些学者对海南部分县市的历史也进行了研究，如何铭文《琼山建治沿革》[※注]、王军《临高县建治沿革小考》[※注]等，特别是后文对存有争议的临高县建置时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临高县建置于隋大业六年和大业三年较为可靠。文中对史料上所载之临机县（即临高县）就是汉代的临振县一说提出质疑，并修正了史料上关于临高县“本崖州平昌县”的记载。

文焕然《海南省一些地方志考》[※注]考证认为《琼管志》的成书年代约在1203—1208年；《琼海方舆志》的刊印年代是1431年；王佐《琼台外纪》的成书年代最迟为明弘治十七年至正德二年或三年以前。这一研究不仅确定了上述珍贵史料的成书年代，而且对海南史的深入研究有很大裨益。

七 南海诸岛历史研究

就中国海疆史地的区域性研究而言，南海诸岛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南海诸岛在中国海疆中是最为辽阔的海域，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十分丰富的记载，为我们研究南海诸岛问题提供了大量的史料；第二，在学术上而言，中国人民发现、命名、经营、开发、管理南海诸岛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是发现、命名、开发、管理的整个历程，还是其中所反映的古代朴素的海洋观、海疆治理的思想和管理形态等，都充分显现出其丰富的研究内涵，从多个方面研究南海诸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第三，由于南海诸岛特殊的战略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特别是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为世人所关注。所以，深入研究南海诸岛问题，为维护我南海诸岛的主权提供确凿有力的历史依据和法律依据，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我国学术界对南海诸岛历史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成为海疆史研究中学术连续性最强、学术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起，围绕南海诸岛历史所开展的研究相对十分活跃，学术界在宏观上对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依据、基本史实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在微观上则涉及地名考证、史料辨析等更多的方面，一批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专著先后面世，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大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纷纷面世。在宏观上就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依据、基本史实进行了深入剖析，在微观上则涉及地名的考证、史料的辨析等诸多方面。

（一）南海诸岛史地综合性研究

陈史坚、钟晋梁《南海诸岛志略》[※注]一书从历史、地理等多个角度，对南海诸岛进行了综合研究。韩振华继《南海诸岛地名论稿》[※注]以后又出版了《南海诸岛史地研究》[※注]。书中包括11篇论文，内容涉及我国历史上的南海海域及其界线、从近代以前中国古籍记载看南海诸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宋代的西沙与南沙群岛、南海九岛（九屿）和九洲洋、南沙群岛古地名考、南沙群岛史地研究等。这些论文运用大量史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诸多方面提出了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观点。如认为从明代以来，中国南海海域东北部以万里石塘（在琉球、潮州海面）的起点为界线，西北部以万里石塘终止于龙牙山（今西沙群岛的宣德群岛及其海面）为界线。南海西部以万里长沙（古帕拉塞尔）外罗山附近的“分水洋”为“中、外”海界；南海是以“千里石塘”即南沙群岛及其海面为界线。又如书中认为商、周时代南海诸岛就和我国大陆有了一定关系，而在秦代开辟了南海海上航道。至汉唐时期中国政府对南海行使了主权并进行了开发。到宋元明时期南海诸岛已列入我国版图。书中还对南海诸岛历史上的多个地名、航线进行了研究。

陈克勤主编《中国南海诸岛》[※注]一书是近年来南海诸岛学术领域中集专业性、知识性为一体的著作，在地理方面尤为见长。书中详细介绍了南海的自然地质地理、岛屿、气候水文和丰富的资源，分上、中、下三篇系统叙述了南海、南海诸岛的人文历史，文中还收录了多篇由当事人撰写的纪实性文章，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海诸岛的政治经济建设、科学文化建设、国防军事建设等，对深入了解和认识南海诸岛具有相当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认为早在公元前18世纪沿海居民就从事南海水产资源的开发了；公元前2世纪（即秦代）南海诸岛（部分）正式列入我国版图，受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等。

黄彩虹《遥远的国土》[※注]是一部知识性和趣味性较强的普及性读物。书中除对南海诸岛的岛礁沙滩洲以及资源、自然景观等进行了全面介绍外，还对南海诸岛的历史加以详细叙述。书中认为自汉代以来中国即已命名南海为涨海；三国时期则称为“珊瑚洲”；至唐代正式宣布“涨海”为中国的海域。宋代西沙群岛称为“九乳螺洲”“七洲洋”，南沙群岛则称为“长沙”“石塘”。中国政府至少自唐宋以来就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进行行政管理。

其他还有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注]，林金枝、吴凤斌《祖国的南疆》[※注]，王颋《西域南海史地考论》[※注]和《西域南海史地探索》[※注]等多部从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张良福《南海万里行：在南沙群岛巡航的日子》[※注]不仅是一部关于南海诸岛，尤其是南沙群岛的历史、地理、来龙去脉的报告文学，而且记录其在南海巡航的所见所闻。

（二）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依据研究

通过充分、科学的历史研究，以便从中探求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的脉络和演进历程，不仅是论证中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地位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史学界长期以来的研究内容。1988年至1998年，这一研究更加充分，研究者就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在南海诸岛的活动进行了研究。

黄盛璋《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注]和林金枝《中国最早发现、经营和管辖南海诸岛的历史》[※注]两文均以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经营开发、并最早管辖了南海诸岛，指出南海诸岛在中国发现以前是无主之地；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管辖有着千年的历史；千百年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领有南海诸岛提出异议，也没有任何国家对南海诸岛提出领土要求。陈启汉《中国渔民是开发南海诸岛的主人》[※注]等论文也进行了研究。

李金明在《我国史籍中有关南海疆域的记载》[※注]认为，自宋元至明清，我国南海疆域的范围与界线已有了明确的划定。南宋时，越南北部的交趾洋与印度尼西亚的纳土纳群岛，被看作与我国南海疆域西面和南面接境的两个地方。至元代我国南海疆域的界线基本确定为西面与越南北部的交趾洋相接，西南面到达越南东南端的昆仑洋面，南面与印度尼西亚的纳土纳群岛相邻，东南面到达文莱与沙巴洋面。明清时进一步把越南中部的外罗海，与从海南岛南面一直延伸到昆仑洋面的七洲洋，一起确定为中国海域与外国海域的天然界线，而位于七洲洋东面的南沙群岛也普遍被视为中外海洋的分界。文中指出清初广东水师经常巡视西沙群岛海域，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曾昭璇《中国古代南海诸岛文献初步分析》[※注]则从古文献的角度进一步证明南海诸岛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的记载上，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和认识了南海诸岛。林金枝《中国人民对西沙、南沙群岛物产开发的悠久历史》[※注]认为中国古籍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及其海域资源的记述和物产开发有大量记载，可以追溯到汉代；中国人民发现西南沙群岛后，就世世代代在这里捕捞谋生、开发和生产，上溯至晋代我国渔民就在南海海域捕鱼。季国兴《南沙群岛与中国国家利益》[※注]认为中国早在2100多年前汉武帝时期就发现了南沙群岛，取得了对南沙的主权；并从15世纪初郑和代表明朝朝廷把南沙收归中国版图和正式命为“万生石塘屿”起，就对南沙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文中认为：维护南沙群岛主权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维护南沙海域的海洋权益是我国家利益之必需、寻求南沙群岛争议的和平解决符合我国家利益。林琳《汉代以前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注]则围绕着汉代以前在南海诸岛开辟航线、进行渔业生产等活动，来阐释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吴凤斌《古地图记载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研究》[※注]文中将明清时期记载南海诸岛的地图详加分类，并逐一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一时期的地图绘法最初以“长沙”“石塘”或“万里长沙”“万里石塘”来泛指南海诸岛，以后发展到把“万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明确区分来指某一二群岛并有长沙海和石塘海之分，再发展到分别绘出南海诸岛四个岛群，这不仅反映了我国人民对南海诸岛地理的认识过程，而且充分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王志强《从〈抚边杂录〉版本的比对看南海争议岛屿的归属问题》[※注]指出：《抚边杂录》是越南方面对我国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主权声索的核心证据之一，该文通过对《抚边杂录》5种版本中涉及南海争议岛屿内容的比对研究发现，《抚边杂录》的记载无论在“大长沙岛”或“黄沙渚”所在岛屿的位置上，这是在证明“黄沙队”对我国西沙群岛的开发上均证据可述，与越方所宣称的最重要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里的相差甚远。周伟民《中国在南海四沙群岛上的主权不容置疑》[※注]认为：几千年来，南海一向被视为中国的内海，世界各国的史地舆图都名之为南中国海。中国史书通称南海或涨海。北宋以后，由于指南针的发明并应用于航海事业，因此，中国与南海诸国的航运，也就十分方便地经常来往于西沙和南沙群岛之间，航线所经的通道也逐渐命名。南海诸岛，自从郑和绘出航海地图以后，统统归入中国版图。南海的四沙群岛在唐代就属于岭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中，中国政府最早管辖和行使主权。李国强《从地名演变看中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历史》[※注]通过对南海诸岛古今地名变化的梳理，认为，对中国大陆而言，中国南海从模糊的区域概念到明确的地理界线，恰恰反映了中国南海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从古代历史上的“有疆无界”到以“U”形断续线的标志的南海疆域的底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不仅发现、命名并长期开发经营了南海诸岛，而且历代中国政府行使了连续不断的管辖权，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疆的主权地位。

对近代以来的南海诸岛进行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吕一燃《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概论》[※注]，本文指出在20世纪的上半期，中国政府和人民无论是在外交斗争方面，还是在政治、军事、经济建设方面，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维护南海诸岛主权。虽然由于国势衰弱，20世纪30年代未能遏制法国和日本先后侵占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但不法行为不产生权利，所以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收复南海诸岛。事实表明，南海诸岛不仅古代属于中国，近代也属于中国，中国对这些群岛及其海域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林金枝《1912—1949年中国政府行使和维护南海诸岛主权的斗争》[※注]详细论述了1912—1949年我国政府在南海诸岛行使和维护主权的历史事实，为我们坚持自古以来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立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侯毅、吴昊《法国侵占九小岛后中国社会舆论的反应》[※注]对论题做了叙论。李金明《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维护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注]认为抗战前西沙、南沙群岛成为帝国主义觊觎的对象。而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政府以外交交涉、派军收复和确定南海疆线等方式维护了我在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值得肯定。吴士存《民国时期的南海诸岛问题》[※注]就民国时期列强的侵犯与中国政府的主权交涉、定名和设治管理、开发建设南海诸岛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以大量事实再次证明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有别于上述论文的是，亲身参与过1946年接收西、南沙群岛的张君然先生撰文《抗战胜利后我国海军进驻南海诸岛纪实》[※注]，以亲历进驻南海诸岛的事实，再次证明中国拥有南海主权。壬之《抗战胜利后接收南海诸岛》[※注]也详细叙述了1946年接收南海诸岛的历史过程。李琴芳《本世纪初我国政府在南海诸岛设灯标经过》[※注]详细叙述了20世纪初期我国政府在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历次设立灯标的过程。

在对南海诸岛进行整体研究的同时，研究者还进行了南海区域性和专题性研究。

关于南海诸岛历史遗迹与考察研究。王恒杰先生在1991年五六月间赴西沙群岛进行了考古调查，在永乐、中建、北礁及宣德群岛的永兴、石岛等岛礁进行了踏勘，发现并采集到从史前、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各时期的遗物，包括石器、陶器、瓷器及大量陶瓷残片和铁器。据此考古调查，王恒杰撰文《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认为所发现的遗物表明，至少在距今2500—3000年前，海南和华南居民的先人就已经在永乐群岛生产和生活了；从公元前7世纪到前1—2世纪时，我们的先民继续在西沙及南海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开发。侯毅、吴昊《南海历史遗迹与文物的保护、发掘与利用》[※注]提出应切实保护、开发和利用南海历史遗迹与文物，使之转化为法理优势和政治优势，为我国南海维权提供有力支持。赵焕庭《西沙群岛考察史》[※注]论述了西沙群岛被中国古人发现和开发利用、地名沿革、中国政府对其管辖和行使主权、古代对其自然的记述、近代和现代进行的科学考察等情况。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性的海洋普查之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对南海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考察区域主要在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80年代中期起，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开始对南沙群岛进行综合考察。1984年起，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执行了为期三年的南沙综合科学考察，查明了曾母暗沙和八仙暗沙的位置，绘制礁区新的地形地貌图。1987年开始的南沙综合科学考察队对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域进行大规模、综合性科学考察，查明了大面积海洋油气资源，发现了一批海洋生物物种，论证了历史上我国对南沙群岛的发现和开发，获得大量第一手水文气象、海洋化学、海底声学、环境质量等综合考察资料。这些考察活动是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南海海域行使主权管辖权的一个重要方面。1991年至1996年，海洋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南沙群岛西南部陆架海区底拖网渔业资源调查研究报告》《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海洋生物多样性研究》《南沙群岛海域的同位素海洋化学》《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海洋生物研究论文集》《南沙群岛及邻近海区晚第四纪的微体生物与环境》《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海洋生物分类区系与生物地理研究》《南沙群岛及其邻近岛屿植物志》《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合调查研究报告》《南沙群岛海区海洋动物区系和动物地理研究专集》等重要资料。

关于东沙群岛的研究。吕一燃《日商西泽吉次强占东沙群岛与中日交涉》[※注]对东沙群岛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1909年起中日关于西泽强占和掠夺东沙群岛及其海域资源的交涉，是衰弱的清朝与强横的日本国之间的交涉。在清朝官员端方、张人竣等人的努力下，终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东沙群岛属于中国，从东沙撤出；尽管清朝官员在某些方面有所妥协，但其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斗争并成功收复国土，是值得称道的。张建斌《端方与东沙岛交涉》[※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考证清廷对东沙岛的调查取证情况，分析交涉期间中央与地方对东沙岛的认识，并介绍端方在交涉中的作用，并勘正《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一书的个别错误。张维缜《民国时期东沙群岛海产纠纷刍议》[※注]论述了中国商人在东沙岛开发过程的内斗及与日本渔民之间的纠葛。刘永连、刘旭《从1927—1937东沙群岛争端看近代中国海疆制度》[※注]认为，日本商人、渔民疯狂盗采东沙群岛海产资源而引发的中日交涉，暴露出近代中国海疆制度的诸多弊病：民国政府盲目追随英美列强，未能根据自身海防需要和当时国际舆论合理制定领海宽度；忽视渔业界线的划定，未对海产资源加以有效保护；岛礁定名混乱，为日方纠缠留下口实。这些漏洞导致东沙群岛问题反复发生，我国海洋权益未能有效得到保护。

关于南沙群岛的研究。由于南沙群岛已经成为南海诸岛中主权争议最大的区域，所以研究者也更多地将目光转向对南沙群岛的研究，因此有不少的专题性论著涌现。其中较为主要的成果包括林荣贵、李国强《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注]，文中从历史上中国人民对南沙群岛的发现、命名及经营；中国对南沙群岛的管辖及行使主权等方面对南沙群岛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历史上中国对南沙群岛的发现和命名，是在对南海诸岛的认识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中开始的。中国人民世代致力于开发经营南沙群岛并成为南沙唯一的主人，在正式列入中国版图前，即已经历了一个事实上属于中国的阶段。在此基础上，清中央政府将其列入中国版图，并置于广东省琼州府万州辖下。本文是近年来南沙群岛史地研究中十分重要的成果，其最重要之处，就是将中国拥有南沙主权放在历史过程中予以考量，因而更具有说服力。李亚明《南沙群岛历来就是中国领土》[※注]认为：早在汉代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发现了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在一千多年前中国就有关于中国渔民在南海诸岛海域进行捕捞生产活动的记载。明清时期中国官方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列入万州管辖。李国强《民国政府与南沙群岛》[※注]一文通过对民国时期围绕南沙群岛所发生的重大史实，指出民国政府对南沙群岛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在肯定这一时期维护南沙主权的功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同时文中还揭露了菲律宾染指南沙群岛的历史过程。另外，王静、郭渊《中法西沙争议及西沙气象台的筹设》[※注]和张维缜《20世纪20—30年代东沙群岛海产纠纷案新探——以中国海产商人与日本渔民关系为中心》[※注]两文，对20世纪前半叶中法、中日围绕西沙、中沙群岛的交涉做了有益探讨。中国科学院南沙综合科学考察队编《南沙群岛历史地理研究专集》[※注]一书则集中了多篇论文，内容涉及南沙群岛的诸多方面。刘延华《南海断续线的历史疆域基础》[※注]利用海内外南海历史档案、图籍、调查资料等，界定我国南海历史疆域范围，分析历史上我国在南海历史疆域内的活动尤其是专属性渔业活动、海防等，归纳南海断续线地图公布前南海历史疆域在我国地图上的演变，认为绘制南海断续线的过程中，我国视南海相关水域为历史疆域是在南海用线段圈划海域的意识基础，断续线圈划海域的范围大致以南海历史疆域的范围为基础。

关于西沙群岛的研究。王涛《从“牛角Paracel”转为“西沙群岛Paracel”——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人的南海测绘》[※注]认为18世纪让·达约在越南沿海的测绘，证明了“牛角”Paracel实为早先的航海家认识上的谬误。为继续沿用这一地名概念，豪斯伯格将“牛角”头部以东的岛礁，即今西沙群岛，纳入Paracel之中。1808年罗斯船长的南海测绘，发现外沟航线上的危险区域，即西沙，实为海中的群岛。Paracel成为专指西沙群岛的名称。在豪斯伯格的推广下，这一命名逐渐得到认同。1830年以后，“牛角”Paracel从西文文献中消失。因此，越方的证据并不能成立。

许盘清、曹树基《西沙群岛主：围绕帕拉塞尔（Paracel）的争论》[※注]对Paracel向西沙群岛演变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从16世纪初至19世纪初，在包括文字与地图在内的西文文献中，Paracel专指位于越南东海的“牛角”沙礁。1808—1810年，西人开始用Paracel命名西沙群岛。1832年以后，“牛角”在西文地图中消失。1845年以后，Paracel专指西沙群岛。在地理学上，“牛角”Paracel与西沙群岛Paracel一直被认为是两个各自独立，且不混淆的地理存在。在地图学上，由于丹尼尔·罗斯与詹姆斯·豪斯伯格将地理上不存在的“牛角”Paracel之名转移到西沙群岛，才造成两个地理形态的重名与混淆。丁雁南《史实与想象：“嘉隆王插旗”说质疑》[※注]针对越南提出的“嘉隆王插旗”说进行了细致考证，认为此实为法国传教士塔尔伯特借鉴他所熟知的欧洲常规，通过夸张的想象，把从他人那里获知的阮朝“黄沙队”的活动虚构成了一场威严雄壮的占领行为。19世纪早期的越南不具备科学测绘的物质条件和技术准备，也不具备产生现代意义上的领土主权思想的意识基础。越南方面通过“嘉隆王插旗”说而主张对西沙群岛的主权是脱离历史的谬论。

关于黄岩岛的研究。王胜、华涛《1908年菲律宾群岛地图研究》[※注]认为“1908年菲律宾群岛地图”地图的绘制与20世纪初期美国缺少一幅比例尺适中、多功能于一体的菲律宾地图密切相关。该地图鸣谢中所到人物与机构为地图的设计提供可靠而全面的地理与人文信息，揭示了其背后蕴藏的官方背景。“巴黎和约线”是规制菲律宾群岛岛屿范围的岛屿归属线。“巴黎和约线”的设定为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提供了直接依据。王胜《“巴黎和约线”（“菲律宾条约界限”）与黄岩岛主权归属》[※注]指出，1898年美西巴黎和约形成的“巴黎和约线”不仅规定了菲律宾群岛的范围，而且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菲律宾群岛之外。20世纪30年代以前，尽管巴黎和约线经数次变动，最终演变为菲律宾条约界限，但其未涉及黄岩岛。20世纪30年代末至菲律宾独立之初，部分美制菲律宾地图和美菲相关法律文件，从事实上证明了菲律宾条约界限已然固定，且不包括黄岩岛。菲律宾条约界限具有开放性的观点不能成立。许盘清、何晴霞《西班牙从未将黄岩岛划入菲律宾地图》[※注]认为菲律宾在2012年举办的“1598年至1898年三百年间菲律宾古地图史”展览重展出的101张地图，均证明了西班牙从未认为黄岩岛属于菲律宾。李孝聪《从古地图看黄岩岛的归属》[※注]认为西班牙人在测量菲律宾以西海域时，由于没有发现吕宋岛近海的“Panacot”浅滩，因而将吕宋岛西岸港口Masingloc名字移植到斯卡巴洛礁，导致黄岩岛曾经一度被改称“Masin-gloc”。20世纪以来的地图和文件充分证明黄岩岛从来就不在菲律宾的国界线之内，不是菲律宾的领土，菲律宾不享有主权和管辖权。李孝聪《对〈菲律宾历史地图集〉的评述》[※注]对《菲律宾历史地图集》中的44幅地图进行细致分析，认为图44标记“西菲律宾海”是遵照2012年第29号行政命令画上去的，不是尊重历史的真实。真实的菲律宾历史地图恰恰证明了菲律宾的领土并不包括我国的海南岛礁。

值得关注的是戴可来、童力合编《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注]一书。书中汇集了越南政府有关西南沙群岛主权问题的外交文书、白皮书以及4篇署名文章，集中了越南方面对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的主要论点和论据。编者还对原文中的大量史地引文进行了校核。该书有助于深入掌握越南方面在西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有助于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学者们还对南海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曾昭璇《中国南海环礁目录》[※注]对南海环礁的地形分布、形成及其他地理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王路平、宋太庆《论南海国际文化旅游圈》[※注]将中国大西南和东南亚各国所组成的广大区域的经济、文化和旅游称为“南海经济圈”。认为南海文化旅游圈具有相似性、差异性、互补性、共同性和相关性。陈清潮《在南海开展若干探索性研究的建议》[※注]，就开展珠江三角洲及华南沿海海陆相互作用研究、南海环流、物质能量输送及气候与资源的影响的研究、南海海洋生态系、生产力和生物资源调查研究、南海环境减灾评价及对策的研究、南海第四纪古海洋学的研究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建议。赵洪、廖少廉《南海主权归属问题现状与我国应采取的对策》[※注]一文对有关国家和地区对南海主权归属问题的基本观点、论据及相关建议进行了分析，就我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建议：在处理主权争端问题时，注意妥善处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谋求争端的和平解决。周良彪、叶洪《解决南沙问题必须重视经济开发》[※注]认为目前南沙的经济开发呈现出由单纯的军事占领转化为固守、开发并举；由一国单独开发转向多国联合开发；由地区力量争夺转向国际力量争夺。指出我国应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加强对南沙的经济开发。图老汀《“美济礁”风波的背后》[※注]则对1995年美济礁事件进行了研究，认为菲律宾之所以“炒热”美济礁问题，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巩固其非法得到的南海海上利益，实现其拥有最大限度的海上管辖范围。吴杰伟《中菲“美济礁”争端》[※注]认为菲律宾政府在美济礁问题上挑起事端是无视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非法行为。徐焰《中菲南海争执几十年》[※注]系统论述了自“二战”结束后，中菲在南海的争执历史。

（三）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法律依据研究

随着南海诸岛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学科间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的不断加强，对南海诸岛问题的研究已不局限于单纯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是将历史研究与法律研究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从而拓展了南海诸岛问题研究的空间。

主要的成果，如林金枝《外国确认中国拥有西沙和南沙群岛主权的论据》[※注]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研究，认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历来属于中国，长期以来得到包括越南在内的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及其官员、国际会议和各国舆论的广泛承认；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版的重要书刊和地图，也都记载和标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属于中国。王丽玉《初论中国发现和有效占有南海诸岛的国际法意义》[※注]通过对国际法上的发现和有效占有原则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对南海诸岛发现、有效占有的历史事实，认为根据国际法，发现和有效占有使中国在古代就完全确立了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赵理海《从国际法看我国对南海诸岛无可争辩的主权——驳越南的所谓“法理依据”》[※注]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法理，如“时际法”“有效原则”“先占”“禁止反言”等多个方面，对越南就南海主权提出的所谓“法理依据”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批驳，证明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吕一燃《驳南沙群岛“无主土地论”》[※注]依据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民就发现并航行于南海，菲律宾声称的南沙群岛“无主土地”是十分荒谬的。李金明《从国际法看菲律宾对我国南沙群岛的侵占》[※注]从历史和国际法的角度，对菲律宾在南沙主权争议上提出的“邻近即主权”、南沙“无主地”、“盟军托管”以及大陆架问题诸一进行了分析，再次指出菲律宾方面提出的所谓法理依据是站不住脚的。王可菊《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领土主权——兼评越南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行为》[※注]追述了越南承认我拥有南沙群岛主权的事实，指出按照国际法上的禁止反言原则，越南当局虽然自食其言，但仍要受其原来的立场约束。越南当局置过去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的事实于不顾，对南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并以武力蚕食岛礁，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践踏。马涛《从国际法看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注]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入手，就南沙群岛的“发现”问题、“先占”问题、国际继承与国际承认问题、现代海洋法对南沙问题的效力等方面进行了剖析。指出越南和菲律宾以“发现”来主张主权可认定于法无据，而且最早“发现”南沙群岛的也不是他们而是中国，“发现”的后果也应由中国承受。至于菲律宾提出的“邻近”问题，不管在传统国际法还是现代国际法中都不承认“邻近”可以产生主权，因此可以认定该事由不能成立。南沙群岛历史上虽遭受过其他国家侵略，但这种侵略从来未产生过“时效”效力。既然在国际承认上已有充分证据证明南沙主权应归属中国而不是法国，那么越南的“国家继承”在权利上也就不能及于南沙。中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就确立了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凡与该主权效力有关的法律问题，均应适用当时的国际法，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国际法，故此《海洋法公约》对南沙问题不能产生约束力。郭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南沙群岛的海洋权益》[※注]结合历史事实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在南沙群岛的权益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条款规定，而某些国家片面解释和实行《公约》的有关规定，随意划定海洋权益界限，损害了中国的正当权益，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汪兆椿《中国在南沙的主权不容动摇》[※注]指出南沙群岛绝不是“无主地”“自由地”，不存在“共管”或“南极模式”，而国际化不利于解决南沙问题。罗钰如《“中国在南海制造威胁”的论调可以休矣！》[※注]一文认为中国在国际上宣布在南海“具有历史性权利”的“历史性水域”和国际社会承认“中国南海的主权”在前，而有的国家向这一“历史性水域”提出领土要求在后。散布“中国在南海制造威胁”的目的，就是为有关国家侵占南沙群岛的永久化和合法化寻找借口。此外，赵理海《关于南海诸岛的若干法律问题》[※注]、朱奇武《从国际法看南沙群岛主权的归属问题（上、下）》[※注]、刘楠来《论菲律宾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非法性》[※注]、林琳《国际社会对南海诸岛中国主权的确认》[※注]等多篇论文也从国际法的角度进行了研究。

2013年1月，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就中菲在南海有关争议单方面提起仲裁。2015年10月和2016年7月，仲裁庭分别作出裁决。中国始终认为仲裁庭对有关诉求没有管辖权，坚持不接受、不参与所谓仲裁，始终反对推进仲裁程序。在仲裁庭作出两份裁决后，中国政府均当即郑重宣布，仲裁庭有关裁决是无效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中国国际法学会组织撰写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中英文）2018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同时，牛津大学出版社将《中国国际法论刊》以专刊形式出版英文本。学者们以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为依据，对仲裁庭所作裁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认为仲裁庭明显没有管辖权，有关裁决涉及仲裁庭管辖权、历史性权利、大陆国家远海群岛法律地位以及海上活动合法性等问题，其裁定缺乏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此外，研究者们还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有沈红芳《菲律宾政府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综合安全框架”述评》[※注]，文中就菲律宾官方与学术界提出的运用“综合安全框架”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主张进行了研究。认为菲政府的这一主张是为打破我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所持的双边谈判原则，促使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国际化，并为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的“有效占领”或“占领获得”这一既成事实服务。其实质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我国对南中国海全部主权，并用集体的力量与行动法规，对我国进行遏制，迫使我国放弃双边谈判和与中国联合开发的原则，承认南中国海岛屿占有现状的合法化，从而达到菲方对南中国海岛屿“占有所有”的目的。江洋、王义桅《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南中国海问题》[※注]认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与深化，是其介入南海事务的动因。而美国对南中国海政策的变化从某个侧面便反映了冷战结束后美亚太安全政策的调整与战略企图。文中认为南中国海对美国的利益主要包括经济利益、安全战略利益、政治利益等，其中经济利益是先导，安全利益是立足点，而政治利益则是美追求的根本目标。文中指出南中国海的区域安全必将在美亚太安全乃至世界安全战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南中国海完全可能成为像台湾因素那样掣肘中美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支点。郭渊《合作：解决南海问题的必由之路》[※注]认为：关涉南海问题的因素错综复杂，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地区发展趋势看，只有以互信为基础，认真遵守已经达成的协议或有关规定，真诚合作，才能解决南海问题。

《旧金山对日和约》是一个涉及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文件。孙瑜《〈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及其影响》[※注]认为该文件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并对历史观、南千岛群岛以及战后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等问题产生了不良影响。张明亮《〈旧金山对日和约〉再研究：关于其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处理及后果》[※注]认为《旧金山对日和约》只表明日本放弃这些岛礁，未明确主权归属问题，为的是防止中国（大陆）从《对日和约》中得出对中国主权有利的结论来。《对日和约》如此处理主权问题为日后两群岛“主权未定”论埋下了祸根。何维保《再论〈旧金山对日和约〉关于西沙、南沙群岛的规定及影响》[※注]则认为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只规定了日本放弃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而没有规定这些岛屿的主权归属，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认识到了中法等国在这些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美国难以解决这一争议问题；美国与英国围绕对日和会与对日和约问题的分歧，以及美英当时轻视南海诸岛的战略和经济价值，也是导致它们在该条约中没有规定这些岛屿归属的原因。防止这些岛屿落入新中国的手中并不是导致美国在条约中做出这种规定的主要原因。《旧金山对日和约》并不是南海争端的“根源”或“祸根”，它也没有为后来的菲律宾及越南的南海领土主张提供任何法理支持，因此，不宜夸大《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相关规定对中国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郑海麟《从“条约法”看战后对台湾及南海诸岛的处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注]指出，《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对日本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在1945年9月2日签字的《日本投降书》中即获得落实。中华民国政府是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投降书》作出的承诺而接收台湾，并将台湾的主权事实上回归中国，然后通过“中日双边和约”完成主权转移的法律手续。台湾及钓鱼岛问题、南海岛屿争议等问题，严格说来都是“二战”后遗留的历史问题。根据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这些岛屿都应归还中国。郑海麟认为，在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以及“中日双边和约”签订这一关键日期之后，这些岛屿的主权和一切权益无疑归属中国。南海问题的关键时间点也是在1952年4月28日。1971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所以也就继承了台湾、澎湖列岛和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王晓鹏、郑海麟《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关键性历史依据与战略选择》[※注]认为美国权威出版社兰德·麦克纳利公司在1947年出版的《柯林斯地图集与地理名词索引》中《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暹罗及朝鲜的公认地图》明确标识台湾、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主要岛礁以中国名称注明，这表明1947年美国承认南海诸岛归属中国的铁证。1879年出版的英国皇家海军档案《中国海航行指南》中对我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生产和生活的记载，以独立第三者的身份，印证了中国史料的记载和千百年来中国渔民的口头传述，从而有力地证明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四）其他研究

1.关于地名的研究

刘南威《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注]一书及《中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注]一文对南海诸岛的地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这一研究在论证南海诸岛主权问题上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韩振华《有关我国南海诸岛地名问题》[※注]从历史、语言等方面，就南海诸岛译音、意译、另改名称、共称地名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南海诸岛地名有诸多不尽规范的地方，需有所改进。吴凤斌《南海诸岛中几个地名考释》[※注]对南海诸岛中的古地名进行了考证，认为17世纪初日本地图上标绘的“银屿”即我国古籍所记载的南澳气，也就是今东沙群岛；古籍所载之“九乳螺州”，指今西沙群岛；“红毛浅”即指今中沙群岛；“龙御”和“龙蛇屿”当指今南沙群岛。这一研究不仅廓清了南海诸岛史地研究中多个含混不清的地名，而且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历史上对南海诸岛命名的多样性。李金明《南海诸岛史地研究札记》[※注]通过对若干有关南海诸岛史料的考释，否认了将竺屿、上下竺或东西竺视为今马来半岛南部柔佛州东部海上的奥尔岛的观点，认为西竺是今北纳土纳群岛；东竺则是今南纳土纳群岛，从宋代以来纳土纳群岛就一直被作为中国海境与外国海境的南部分界处。文中对明清时期史料中的石塘、长沙进行了研究，指出其所指究竟为何处，应依据记载的具体内容加以研究。周伟民《中国在南海四沙群岛上的主权不容置疑》[※注]中也对史籍有关南海的记载进行了研究，特别是考证了初唐沈佺期的诗句中“安海”“涨海”“南海”三个地名，认为均指今南海。

隋大业三年（607），屯田主事常骏出使赤土国，其行程先后经历了南海诸岛和东南亚诸国，但史学界对常骏行程鲜有研究。韩振华《常骏行程研究》[※注]考证了常骏海上行程所历诸地，纠正了中外学者在有关地名研究上的“舛误”，认为：九州石即七洲洋，今之西沙群岛；焦石山为越象山；陵伽钵拔多洲为So-ho岬之一岛；师子石在暹罗湾中；狼牙须国位于马来半岛北部；鸡笼岛即吉兰丹；赤土国都城僧祗城即新加坡岛。通过以上的考证，更加丰富了南海诸岛史地的研究。

周运中《南澳气、万里长沙与万里石塘新考》[※注]认为南澳气不仅包括东沙群岛，还包括东沙群岛东北的台湾浅滩。南澳气的原名应是南澳崎，指南澳岛的延伸海岬。宋末元初，中国人开辟了从福建经台湾到菲律宾的东洋新航路，更加熟悉南澳气，并为之命名。于是宋代原指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千里长沙扩展到了南澳气，所以千里长沙在明清时代演变为万里长沙。与此同时，中国人对南海诸岛也更加了解，所以宋代还是专指南沙群岛的万里石塘在元明时期也包括西沙群岛。宋元时代中国人在南海的航海事业大发展，导致了南海诸岛出现命名一体化的趋势。

越南方面一直认为其文献上所记载的“罢葛黄”和“罢长沙”，就是今我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针对这一问题，韩振华撰文《罢葛黄、罢长沙今地考》[※注]进行了研究。文中通过对史料、古航道航程、古地理等多方面的缜密考证，指出：罢葛黄、罢长沙仅指越南广东群岛（外罗山）附近与越南海岸之间的一些水浅的沙洲，与我国西沙、南沙群岛风马牛不相及。戴可来《越南古籍中的“黄沙”、“长沙”不是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驳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的“历史地理论据”》[※注]对越南方面论证其南海“主权”方面最重要的古籍《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抚边杂录》和《大南一统全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指出越南古籍中的“大、小长沙”“大长沙岛”，是指越南中部平治天沿岸的岛屿、沙洲和沙带。《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记载的“长沙”即“罢葛黄”是今越南占婆岛、宗岛和广东列岛一带的岛屿沙洲。《抚边杂录》中所载“大长沙岛”或“黄沙渚”是今越南的理山岛，而其记载的“黄沙队”是越南阮氏封建王朝为了剥削人民而建立的劳役性组织，其任务是为阮氏统治者捡拾“海物舶货”，根本不能作为越南行使主权、管辖的“法理依据”。文中不仅对《大南一统全图》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而且指出其图上所绘“黄沙”和“万里长沙”也不是我西沙和南沙群岛。戴可来、于向东还著有《〈抚边杂录〉与所谓“黄沙”“长沙”问题》[※注]。李金明《越南黄沙长沙非中国西沙南沙考》[※注]也对越南史籍《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广义地区图”注释的长沙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个长沙实际上是越南外罗海中一些小岛、沙洲，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无任何联系。对《抚边杂录》有关“黄沙渚”的记载进行分析后认为，此“黄沙渚”与我国清人编撰的《越南地舆图说》中的郴子塘属同一地，指越南沿海理山岛北部的小岛。同时指出，越南外交部依据的《大南一统全图》中的黄沙、万里长沙，实际上是1613年英国人约翰·沙利撰写的《航海志》中的地图上标绘的“长条地带”，这两份地图无论从标出的位置，还是从绘制的形状以及地处的经纬度看，均与我西沙、南沙群岛毫无相似之处。作者指出越南史籍中的黄沙、长沙绝非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

此外，陈史坚《南海诸岛资料和地名研究》[※注]一文详细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有关南海诸岛资料的情况以及在南海诸岛地名研究方面的成果，为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信息。许桂灵、司徒尚纪《从南海诸岛地名类型看中国对其拥有领土主权》[※注]分析了南海诸岛地名的主要类型，显示了南海诸岛为中国人认识、开发、利用它们的历史过程和历为中国政府命名和管辖，是中国领土主权的一部分。

2.关于“四海测量”问题

以往研究中对元代郭守敬南海测验的地点存有争议，一说在广州，一说在林邑（今越南中部海岸），一说在今中沙群岛的黄岩岛。曾昭璇《元代南海测验在林邑考——郭守敬未到中、西沙测量纬度》[※注]认为林邑是当时实测得北极出地15°的地点，林邑洋面向为中外分界海洋，林邑界海正好合“南逾珠崖”一语，从当时的政治背景看，郭守敬的观测队伍容易到达林邑，而林邑测点符合元代设计新测的以元大都为中心的南北子午线范围，所以林邑（即今天越南中部海岸）应该是郭氏测景之地。

李金明先后撰文《南海诸岛研究札记》[※注]和《元代“四海测量”中的南海》[※注]，文中考定元代郭守敬“四海测验”中南海的测点应位于北纬15°12′、东经116°07′，即今西沙群岛一带。该文指出，元代把南海作为“四海测验”中最南的一个测点进行测验的史实，说明当时的西沙群岛就在元朝的疆域之内，元朝政府已经对之行使了主权和管辖权。

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注]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学界关于元代南海观测站的四种不同观点即广州、林邑、西沙群岛、黄岩岛进行了考辨，认为西沙群岛地处北纬15°47′—17°08′，与“南海”观测点的极高观测值较为接近；西沙群岛在海南岛的东南，在地理上也较为吻合；同时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在元代以前渔民对西沙群岛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为元代的测量提供了可能。所以作者认为元代“南海”观测点在西沙群岛。

元代郭守敬进行的南海天文测量是我国对南海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重要力证。目前学界对其测量地点的研究结果，尚不能一致。学界在此问题研究上尚需努力，力争得出一个可以没有争议的准确地点。

3.关于《更路簿》研究

《更路簿》又称《水路簿》，是历史上我国海南省沿海渔民在南海长期作业的航程（古称海道针经）记录和航行指南，是他们长期在南海诸岛航海实践的经验总结。世代传抄的《更路簿》是研究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珍贵史料。

《更路簿》目前主要集中在海南省文昌和琼海两市，之所以在这两市发现，是因为当地渔民从文昌的清澜港或琼海的潭门港出海。迄今为止，共发现不同版本的《更路簿》共20种，计有苏德柳本《更路簿》，郁玉清本《定罗经针位》，陈永芹《西南沙更路簿》，林鸿锦本《更路簿》，王国昌本《顺风得利》，麦兴铣《东北海更路簿》，李根深《东海北海更路簿》，许洪福《更路簿》，卢洪兰本《更路簿》，李魁茂本《更路簿》，蒙全洲口述、麦穗整理《去西南沙的水路簿》，彭正楷本《更路簿》等。

1.苏德柳本《更路簿》。该版本是苏氏父亲于1921年抄自文昌县渔民。该本共记载了22个地名。记录航道29条，其航路大都自北向南行驶。

2.郁玉清本《定罗经针位》。该版本中比较细致地区分了北风和南风针路。其中记载的穿越南海各岛礁航道较多。

3.陈永芹《西南沙更簿》。该版本成书于民国，但也是经清代《更路簿》修改而成的。

4.林鸿锦本《更路簿》。该版本《更路簿》记载较为详细，航道数目较多，各岛礁之间距离也比较具体。

5.王国昌本《顺风得利》。该版本记载非常详细。有南风、北风、东风针路各不相同。其记录长于航向记载，转航方向也比较明确，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6.麦兴铣《东北海更路簿》。麦氏系琼海潭门镇人，其《更路簿》原本藏于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

7.李根深《东海北海更流簿》。李氏系琼海潭门镇人，其《更路簿》原本藏于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

8.许洪福《更路簿》。该版本记录航线较少，只有三条航线。

9.卢洪兰本《更路簿》。该版本记录各个岛礁回航和出航都较其他版本为多。

10.李魁茂本《更路簿》。该版本记载海南岛、越南航路较多，包含南海岛礁地名20多个。

11.蒙全洲口述，麦穗整理《去西南沙的水路簿》。该版本所载各主航道的针路都是依据明代以来渔民生产作业经验记录。

12.彭正楷本《更路簿》。彭氏系琼海潭门人。该版本《更路簿》是其在1924年抄录的，原本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刘南威、张争胜合作编著的《〈更路簿〉与海南渔民地名论稿》[※注]一书的第一部分收录了《更路簿》与南海诸岛渔民地名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20篇，探究《更路簿》起源与形成的环境条件、名称由来、主要版本和内容、形成年代、航海线路、文化内涵与价值，及南海诸岛渔民地名，分析南海诸岛地名的由来、发展演变、权力关系、历史文化价值等问题。第二部分为《更路簿》汇编，收录苏德柳抄本《更路簿》、许洪福抄本《更路簿》、郁玉清抄藏本《定罗经针位》、陈永芹抄本《西南沙更路簿》、林鸿锦抄本《更路簿》、王国昌抄本《顺风得利》、麦兴铣《注明东、北海更路簿》、李根深《东海北海更流簿》、蒙全洲口述《去西沙、南沙的水路簿》、卢洪兰抄本《更路簿》、李魁茂抄本《更路簿》、彭正楷抄本《更路簿》、柯家裕抄本《更路簿》、符树万抄本《更路簿》、王诗桃抄本《更路簿》、卢家炳祖传本《更路簿》、陈泽明抄本《更路簿》、黄家礼祖传本《驶船更流簿》、吴淑茂家藏《更路簿》、梁琦瑞抄本《更路簿》等20种版本的保护者情况、版本结构与内容、更路与土地名数量、收集及发表经过等，然后详细列出各版本的全部内容。

《顺风得利》是其中最为完备的之一，它成于清同治以前，涉及南海诸岛的地名、航线及航海知识。曾昭璇、曾宪珊《清〈顺风得利〉（王国昌抄本）更路簿研究》[※注]认为，王本《更路簿》具有记录范围广、更路多和地名多的特点，对研究清代南海诸岛航行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王本充分说明清代南海诸岛已经是我国渔民进行生产活动的主要地区，从中可以总结出在清代已找到南海诸岛的三条“最佳作业线”，同时其中记录的70个地名对我们厘定南沙群岛的地名有积极作用。

《更路簿》的史料价值日益为人们的认识，更多学人也将对《更路簿》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王晓鹏就对彭正楷本《更路簿》进行了细致研究。

从期刊网检索主题词“更路簿”来看，学界研究日益火热。2013年为8篇文章，2014年4篇，2015年14篇，2016年26篇，2017年32篇，2018年1—11月为13篇。有关部门也将《更路簿》纳入高层次研究课题项目中，体现出对《更路簿》保护、研究的高度重视。虽然学界对其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空白或不明之处。例如，《更路簿》产生的年代仍不明确，对《更路簿》所载地名、航线、航程的释读缺乏新意，低水平重复现象较为严重。《更路簿》更多强调是记载航时和航程的“更”，而此前的一些航海文献更多强调是记载方向的“针”。这一转变的原因和过程是什么？学界尚未研究。鉴于当前学界研究状况，海疆史专家李国强研究员在《〈更路簿〉研究评述及创建“更路簿学”初探》中建议成立“更路簿学”的设想。[※注]李先生认为，“更路簿学”是研究中国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历史文化、作业工具、捕捞技术、航海技能等问题，兼及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海洋意识、价值理念等多个层面的综合性学问。这一倡议是我国海疆史研究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也是进一步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然要求。

（五）北部湾问题研究

北部湾是南海中较为特殊的海域，位于南海西北部，东起广东雷州半岛、琼州海峡，东南为海南岛；北面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陆沿海岸；西至越南陆地沿岸；南面紧接我国南海及越南南部海一部分，是三面陆地环绕的一个大海湾。

对于北部湾问题的历史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北部湾海域的历史问题，二是有关北部湾海域或岛屿名称的问题。前一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肖德浩先后撰写的《北部湾问题刍议》[※注]和《北部湾海上通道概说》[※注]，前一文认为中法双方在议定1887年的《续议界务专条》时，并没有划分北部湾的边界线。而中法界约中的东经108°03′13″“红线”，仅是划分中国与越南在北仑河口一带交界沿海附近岛屿归属的标志。后一文则回顾了北部湾海上通道的兴衰历史，指出北部湾不仅是我国最早命名的，而且北部湾海上通道也是我国最早开辟的，并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同主题论文还有刘文宗《是“海上边界线”还是岛屿分界线——评越南当局对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第三款的解释》[※注]。

此外，沈固朝《关于中法勘界斗争中的北部湾海域问题》[※注]一文认为从秦王朝设象郡后到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北部湾一直是中国的专属区域。近代中法交涉中越边界时，北部湾海域和岛屿不在谈判之列；双方签订的《中法续议界务专条》也根本不涉及北部湾，北部湾中不存在108°国界线。条约签订后中国仍然行使着对北部湾大部分地区的主权。

在后一问题研究上的主要成果有李德潮《白龙尾岛正名》[※注]和周定国《“北部湾”称谓质疑》[※注]两文。李文指出白龙尾岛真正的名称为“浮水洲岛”，明清以来又称“夜莺岛”。文中还认为：北部湾海界从未划分，1887年中法界约中的108°03′线是北仑河口附近近岸岛屿归属线，不具有确定浮水洲岛地位的法律效力。周文认为“北部湾”一名来源于越南语，我国最早在1958年采用了这一名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一海域被称为“东京湾”，则是沿袭了近代西方殖民者的称谓。文中指出：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岛，建立党政机构，1957年为越南政府接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位于北部湾海域中心的夜莺岛沿革也引起学者的关注，这方面学术论文不多，马大正在其散文考察集《海角寻古今》中有如下概略描述：

将军用他海南乡音很重的语言，对我们说：

夜莺岛主权归属的变迁，对北部湾划界于中国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让历史来评说这段是非吧！

2000年中越两国关于北部湾划界协议签署之后，学术界的研究并未中止，而是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总结，主要成果有于向东《北部湾边界：海域划界的成功实践》[※注]、张植荣《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及其对解决海疆争端的启示》[※注]、覃翊《北部湾划界问题成功解决意义》[※注]、陈真波《中越北部湾划界的国际法分析》[※注]、安京《北部湾与中国近代海界问题》[※注]等。纵向观之，随着中越北部湾划界的顺利解决，学界关于北部湾历史问题的研究趋向冷淡，现在更多是关注北部湾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且是放之于地区发展视域下进行。

八 钓鱼岛历史及中琉关系研究

钓鱼岛主权是中日两国之间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海疆史研究中较为传统的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该领域研究持续开展并有近百篇学术论文和多部学术专著先后问世。该研究领域最引人关注的成果是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注]，鞠德源《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上下册）[※注]和《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注]，郑海麟《钓鱼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增订版）》[※注]，以及刘江永《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注]五部专著。

吴书根据翔实的档案史料及大量收藏于国内外的重要图籍，阐明了钓鱼列屿是中国人民首先发现并命名的事实，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通过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得以占领的史实，深刻批驳了日本奥原敏雄等人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歪曲历史的行径。不容置疑地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在中日甲午之战签订《马关条约》后被日方侵占的中国领土。”在此之后，本书的缩写本《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由青山治世翻译）和《钓鱼列屿归属考——兼驳日本方面种种谬论》两书以日文形式先后由香港田园书屋和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了该书的增订本。新书对1994年版行了必要补充和订正。十分可贵的是，该书不仅仅针对奥原敏雄的观点进行研究，而且增加了对若干日本学者观点的研究，比如第三章第三节第二目《石井望副教授弄巧成拙，帮了倒忙》。此外，书中新增了第五章第七节《〈马关条约〉割让钓鱼列屿考》，不仅厘清了《马关条约》与钓鱼岛的关系，而且使全书的体系更加完整。

鞠德源《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和《钓鱼岛正名：钓鱼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两书：前书分上篇、中篇和下篇，上篇《日本国窃土源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贪欲、侵略、扩张和窃土的历史进程，作系统的历史的考察和论述，中篇《钓鱼列屿主权辨》，对中国台湾附属岛屿以钓鱼屿为中心主岛的东北诸岛的领土主权、历史与地理，作全面系统的考察论证，揭露日本歪曲、篡改历史与地理的具体事实，下篇《铁案如山证据说》，专门以台湾附属岛屿钓鱼列屿为中心，阐释中国固有领土主权的各项历史证据，具体剖析与揭示日本军国主义在窃土历程中形成的各种图籍与实证，揭破日本窃土者所制造的“尖阁列岛”“南西诸岛”之谜，全书110余万字，并附了大量地图、图幅和各种统计表格。后书则依据我国历代所拥有的“钓鱼台列屿”史料，特别是中国各朝代及西方各国，包括日本所绘海图，证明“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归属，廓清了中国台湾东北附属岛屿与历史上中国的藩属国琉球（1875年后被日本吞并）及日本之间的海权沿革，并进一步指明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借美国归还冲绳管辖权之际，欲乘机“接受”我钓鱼岛列屿这一可笑伎俩背后的强盗逻辑：侵华窃土、“放弃”窃土、窃土再占。作者还指出，今天人们一般所称的“钓鱼岛”或“钓鱼岛列屿”是指包括了钓鱼屿、橄榄山、黄尾屿、赤尾屿在内的“钓鱼台列屿”中的钓鱼岛。全书约35万字，附图80幅。

郑海麟《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是作者1998年在香港出版同书名的修订版，本书首次将钓鱼岛问题放进中西交通史学科领域，运用语言学、地理学、史料考据学、地质构造学，以及国际法原理等多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及现状作了深入考察研究，得出了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科学结论。2014年最新增订版，增加了新发现的《大日本全图》，根据日本方面的回应进一步完善表述，增加作者的新研究成果，并介绍了“保钓”最新形势和各方观点。全书分为上编、中编、下编三个部分，分别从中日史籍看钓鱼岛列屿的主权归属、中日钓鱼岛列屿之争的法理研究、钓鱼岛列屿相关地图考释三个方面阐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中国。

刘江永《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一书是作者长期研究钓鱼岛的结晶，也是国内学界研究钓鱼岛的最新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全书共60余万字，图片220张。该书通过历史考据和国际法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六百多年来中外相关文献、史料证据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与分析，从事实和法理两方面厘清了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的证据链；同时，针对日本政府“购岛”的错误行为和日方的相关错误观点，予以了有理有据的批驳；对中国学界的某些不同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考证结果。该书首次披露了日本海军省的一些地图和文献，证明自1874年日本首次入侵台湾至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约20年间，日本官方已认定钓鱼岛列岛是中国台湾东北岛屿；出示了日本早年登岛偷猎者后代留下的历史证言，证明钓鱼岛是日本明治政府通过甲午战争连同台湾一起夺走的，战后应归还给中国；彻底否定了日本所谓“根据1896年敕令第13号将钓鱼岛划入冲绳县”和所谓“古贺辰四郎1884年发现钓鱼岛”的谎言；披露了日本利用1894年甲午战争获胜之机窃占钓鱼岛的内幕。

上述诸书可以说是世纪之交中国学者关于钓鱼岛问题研究的扛鼎力作。

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钓鱼岛归属问题研究

主要有陈本善《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的初步意见》[※注]、刘江永《论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注]、钟严《论钓鱼岛主权归属》[※注]、王春良《略论钓鱼岛列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注]、曲波《条约视角下钓鱼岛主权归属探究》[※注]、张海鹏和李国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兼及琉球问题》[※注]、王军敏《从琉球问题的演变看钓鱼岛的主权归属》[※注]、夏帆《从1885年前西方绘制地图看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注]、崔丕《美日两国政府应对本国国会审议返还冲绳协定的对策及其对钓鱼岛归属争端的影响》[※注]等。这些研究从历史和法律两个方面证明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是毋庸置疑的。例如，陈本善在文中认为钓鱼岛等岛屿在地质上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命名，早在明清500年间就是中国的领土，而绝非“无主地”。日本政府通过《马关条约》在割占台湾时，将其窃取。2013年，张海鹏、李国强合著《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注]驳斥了日本政府有关钓鱼岛与《马关条约》无关的说辞，指出日本“窃占”钓鱼岛是甲午战争中日本侵华战略的一环。正是基于侵华战争胜券在握，日本内阁才抢先窃据钓鱼岛，接着才有了《马关条约》；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力图以所谓条约形式，实现其对钓鱼岛“窃占”行为的“合法化”。引证大量史料，论证钓鱼岛是中国台湾附属岛屿。此外，本文还指出，虽然日本在1879年吞并琉球，但史料证明清政府立即提出了抗议，此后形成所谓琉球交涉，根据1880年中日琉球交涉，日本政府同意宫古岛、八重山诸岛划归中国。直到1887年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还在声明，琉球问题并未了结。只是因为甲午战败，琉球问题淹没在甲午战败的阴云之中。中国政府宣布废除《马关条约》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作出了战后处置日本的规定，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些规定。依照这些规定，不仅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包括钓鱼岛列屿）、澎湖列岛要回归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

（二）关于中国拥有钓鱼列屿主权的历史依据研究

主要有何慈毅《从几则历史资料看钓鱼岛等岛屿的归属》[※注]、杜继东《钓鱼岛等岛的历史与现状》[※注]、营种《日本阴谋窃取钓鱼岛的经过》[※注]、王春良《略论钓鱼列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注]、司徒尚纪《关于钓鱼岛群岛历史地理的若干问题》[※注]、吕一燃《历史资料证明：钓鱼岛列岛的主权属于中国》[※注]、陈亚洲《钓鱼岛，中国领土的又一佐证》[※注]，刘江永《论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注]、钟严《论钓鱼岛主权归属》[※注]、周兆锐《钓鱼岛等岛屿问题的来龙去脉》[※注]、杜继东《钓鱼岛等岛的历史和现状》[※注]、周兆锐《钓鱼岛等岛屿问题的来龙去脉——钓鱼岛屿是中国的领土》[※注]、韩结根《从琉球语“友昆姑巴甚麻”及久米赤岛等地名考释看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注]、吴巍巍和张永钦《康熙时期中国天文生测绘琉球地图考——兼论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注]、费杰《新发现19世纪西文地图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注]、刘江永《日本官方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之证据考》[※注]等。这些研究认为：历史上琉球属地历称三十六岛，从来就不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三岛，明清史料和日本史料均表明这三岛为中国领土，至少自明初开始就已并入了中国版图，并包括在中国的海上防御区域内；从地理上看，钓鱼岛等岛与彭佳屿、棉花屿等一脉相承，属我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部分，以琉球海沟与琉球分界。从上述意义上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钓鱼列屿。

（三）中国拥有钓鱼列屿主权的法律依据研究

主要有刘文宗《从历史和法律依据论钓鱼岛主权属性》[※注]、王乃昂等《略论中日钓鱼岛之争》[※注]、丛俊《钓鱼岛与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现状及前景》[※注]、王翰灵《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法律依据充分》[※注]、谭及虎和汪开明《从国际公法角度论钓鱼岛主权归属》[※注]、鞠德源《从地图看钓鱼岛列岛的主权归属》[※注]、尹立杰《试论钓鱼岛领土争端》[※注]、李清州《国际法视角下的钓鱼岛问题》[※注]、邹晓翔《钓鱼岛主权与划界分离论——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岛与东海划界问题〉一书的内容及理论价值》[※注]、郑海麟《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与国际法分析》[※注]、张磊《关于中日对钓鱼岛“有效管辖”主张探微》[※注]、金永明《钓鱼岛主权若干国际法问题研究》[※注]、疏震娅和李志文《从相关国际条约考察钓鱼岛主权归属》[※注]等。学者们以国际法的原始发现、行政管辖、经济活动、自然延伸等原则为基础，进一步论证了钓鱼诸岛主权属于中国是符合国际法原则的。

（四）日本在钓鱼岛挑起事端的政治图谋及对中日两国关系影响的研究

主要有陈本善《日本政治右倾化和钓鱼岛问题》[※注]、杨金森《钓鱼岛争端和日本的海上扩张》[※注]、杨丹《从钓鱼岛争端看日本军事发展走向》[※注]、李晔《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注]、赵平安《钓鱼岛问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注]、苏崇民《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思考》[※注]、刘文宗《石油资源与钓鱼岛争端》[※注]、张良福《中国政府对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划界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政策》[※注]、刘霏《论日本的东海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基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视角》[※注]、刘亚洲《从钓鱼岛问题看中日关系》[※注]、刘江永《以钓鱼岛为视角透视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注]等。学者们认为：日本之所以在钓鱼岛制造事端，就是将其放在其东亚战略框架内加以考虑的，其目标不仅仅是台湾以北20万平方千米的海域，而是日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同时学者们指出在钓鱼岛问题上充分暴露了日本政治右倾化以及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钓鱼岛主权问题对中日两国关系带来一定影响，并将是影响中日两国间安全关系的核心问题。

（五）关于解决钓鱼岛主权问题研究

主要有苏崇民《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思考》[※注]等。这些论文在维护我钓鱼岛主权的同时又在遵循“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原则的前提下，从不同角度就钓鱼岛主权问题的解决前景或解决方案进行了预测或提出了建议。刘江永《以钓鱼岛为视角透视新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认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有赖于三个层次的努力：一是以可持续安全观为导向，妥善处理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二是以海洋事务对话磋商为平台不断推进对话协商与合作，防止事态恶化；三是以澄清钓鱼岛归属真相的对话交流为基础，纠正日方的系统性错觉，促使两国民间感情改善。

除上述较为集中的研究内容外，学者们还从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例如，许森安的《隋朝陈棱到的地方究竟是琉球还是台湾》[※注]。隋朝时派朱宽、陈棱出征琉球，对其所到之地史学界存有分歧，有的认为其所到即现在的琉球，有的认为其未到琉球，到的只是台湾。认为其所到确为琉球，其所途径的高华屿是澎湖地区的某个岛，而途径的鼋鼊（句辟）即指钓鱼岛。朱素梅《钓鱼岛问题与台湾的“保钓运动”》[※注]一文则就台湾的“保钓运动”进行了研究。

此外，于福顺、刘耀祖编《钓鱼列岛历史资料》[※注]，摘录中外文献63种，包括地理形势、主权归属、中日交涉等方面，并加了按语和说明，是一份带有研究性的资料。还有红旗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了《钓鱼岛档案》。1996年10月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内部发表了《钓鱼岛问题纪事》，其记录内容从1403年至1996年10月，不仅勾勒出钓鱼岛的整个历史发展情况，而且为研究者提供了十分清晰的线索和较为丰富的资料，对于钓鱼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是内部出版，所以其影响力受到局限。此外，在钓鱼岛及琉球问题上，美国有着密切关系，美国涉及钓鱼岛与琉球的档案已经引起学者注意，如陈海懿《美国的琉球政策与钓鱼岛问题再研究——以CIA文献为中心》[※注]通过已解密的CIA文献，审视战后美国琉球政策的形成、美国琉球返还政策的演变以及美国对钓鱼岛问题的早期认识。但总体而言，学界对美国的相关档案重视度不够，使用率不高，需要系统收集整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了一套“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包括《清季琉球交涉档案》《日本档案与文献》《明清文献（1/2/3）》《英国外交档案与日藏美国文件》《美国外交关系文件》《“国史馆”藏档》《“中研院”藏档》，该成果共10卷，433万余字，汇集了课题组从美国、日本、英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档案馆、图书馆、资料馆搜集的中文、日文、英文等相关资料，是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的钓鱼岛问题专题资料集。这套档案的整理出版，必将深化相关问题研究。

（六）中国和琉球关系史研究

中琉关系史在钓鱼岛归属问题研究上有其特殊的意义，随着一批重要的档案资料不断被发掘，大大推进了中琉关系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包括了明清时期中国对琉球的册封、清代琉球对中国的朝贡、清代中琉贸易问题等方面。同时，学术界还对新近发现的有关史料进行了研究。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

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注]一书阐述和论证了琉球王国的历史兴亡，以及延续数百年的中、日、琉三国关系。书中详细论述了琉球自身的历史和传统，认为明代洪武年间中琉两国正式形成册封关系，琉球成为向中国朝廷纳贡称臣的属国，延及清代两国延续并加强了这种关系。至1879年日本强行“废除”琉球王国，改为冲绳县。中日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涉，然而由于日本政府对琉球请愿者的强行镇压，以及当时中日围绕朝鲜问题的矛盾等，致使琉球争议被搁置下来。孙晓光、赵德旺、侯乃峰合著《琉球救国请愿书整理与研究（1876—1885）》[※注]以晚清“琉球救国请愿书”为切入点，关注琉球人对清政府的32份“救国请愿书”及其救国请愿运动，深入探讨琉球君臣在琉球国危亡之际，所提出的复国运动形态及国家构想。

除此之外，研究的内容还包括：明清时期中国对琉球的册封、清代琉球对中国的朝贡、清代中琉贸易问题等众多方面。同时，一些文章还披露了近年来新近发现的有关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的《中琉历史关系档案》（套装共三册）于2018年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等全宗中有关中琉历史关系的档案，此前已出版自顺治朝至道光朝二十一年九月的档案，本次是将道光朝二十一年九月之后剩余未出完的近200件档案资料影印出版。《中琉历史关系档案》于2006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中琉历史关系档案：嘉庆朝（套装共3册）》于2014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这些档案已分别编于《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续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三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四编》《清代琉球国王表奏文书选录》《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五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六编》及《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七编》中，本书在原有基础上，逐件摘写内容提要，注明原书出处，采用编年体例，重新整理编纂而成。中琉历史关系源远流长，从隋朝开始至清朝初年交往不断，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都是清政府有关机构及地方督抚在办理琉球国事务过程中形成的，主要记载了清代中琉在宗藩封贡、海难救助、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的密切交往。方宝、谢必震整理的《琉球文献史料汇编（明代卷、清代卷）》[※注]也是对琉球资料的整理，有助于研究的深化。此外，还有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全三册）[※注]主要内容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琉球王国相关资料，包括琉球对华交往史、琉球王国地理与文化等。2002年又出版《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上下册），2006年出版《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三编》（上下册）。2012年，两套琉球文献相继出版。一种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影印了琉球、日本、美国夏威夷等地图书馆、博物馆存世的琉球王国“汉文”文献资料。一种是鹭江出版社出版的《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第1辑）。2015年，鹭江出版社出版《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第2辑）。此外，还有陈占彪对琉球史料收集整理，先后出版《清季琉球悬案始末》[※注]、《从琉球国到冲绳县：琉球亡国史料辑录》[※注]，主编有《琉球认同与归属文献丛刊》（共四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起陆续印行）。

曾丽民《泉州与琉球的民俗关系》[※注]认为泉州与琉球有着密切的历史关系，明洪武二十五年闽人三十六姓和琉球留学生将泉州民俗带到了琉球，使得琉球的风俗大有别于日本本土，而与泉州更为相似。韩行方《明崇祯朝册封琉球始末考辨》[※注]一文经对史料的考证，认为《明史》所载明代最后一次对琉球的册封为“崇祯二年”有悖史实，实际上应为六年五月。吴怀民《清代中国对琉球的册封》[※注]认为：清代中琉册封关系，对加强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起了很大作用。琉球成为中国文化圈内的一个忠诚属国。中国的册封使对琉球的开化、文明和进步，以及生产技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提高了琉球国的国际地位。戈斌《清代琉球国朝贡活动概述》[※注]认为：有清一代的中琉关系，是亲密友好的宗藩关系，是双方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琉球国朝贡活动的目的与结果，正是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诸方面从中国得到了实惠，所以在中琉两国交往历史上，往往琉球方面更为主动。清代皇帝重中琉睦邻友好之义、轻贡品及赏赐之利，是长期维系中琉关系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反映了其政治虚荣心理。傅朗、谢必震《〈明实录〉中确有“洪武二十五年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的记载》[※注]，这是一个在学界存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中琉关系研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一些成果面世，本文通过对《中山沿革志》与《明实录》的比较以及对《明实录》版本的研究，认为《明实录》中确有“洪武二十五年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的记载。杨彦杰《论明清之际的中琉关系》[※注]对此也进行了研究。俞玉储《清代中国和琉球贸易初论（上、下）》[※注]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涉及清代中琉贸易的性质、琉球向清朝政府朝贡的贡期、进贡贸易的地点、商品种类、税收情况、发展状况、清朝政府革除中琉贸易中的弊端等。认为：作为中琉经济交往主要形式的琉球对华进贡贸易，在长达200年的时间内很少中断过，其贸易地点固定、贸易程序规范、商品种类繁多。清朝政府对琉球贡船来华贸易，一直采取厚往薄来的优惠政策，保证了中琉贸易的顺利发展。清代中琉贸易成为联系两国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俞玉储《再论清代中国和琉球的贸易——兼论中琉互救飘风难船的活动》[※注]认为：清代中琉在互救飘风难船中所开展的贸易活动，加深了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促进了两国贸易的发展。李少雄《清代中国对琉球遭风船只的抚恤制度及特点》[※注]认为：清代中国对琉球遭风船只的抚恤是建立在中琉友好关系基础上的，虽然琉球国是清王朝的属邦，朝廷在主观上也将抚恤难民视为怀柔政策的一部分，但抚恤制度本身客观上是平等互助的，促进了中琉两国的友好往来。秦国经《清代国子监的琉球官学》[※注]认为，琉球官生来华入监学习，始于明洪武二十五年，终于清同治十二年。这一制度为琉球国培养了大批安邦治世的人才，传播了中华文明，在琉球宣传、普及了儒家思想文化，对促进当时中琉友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方面论文还有：王晓云《明代中国、日本、琉球关系研究》[※注]、柳岳斌《明朝时期中、日琉球关系研究》[※注]、戚其章《日本吞并琉球与中日关于球案的交涉》[※注]和《李鸿章与中日琉球交涉》[※注]、马钰《日本吞并琉球与清政府对日交涉》[※注]、王瑛《李鸿章与琉球宗主权的丧失》[※注]、王营《日本吞并琉球与清代中琉宗藩关系的终结》[※注]、隋淑英和陈芳《战后初期日本对琉球的领土政策——兼论钓鱼岛问题》[※注]等。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海洋出版社推出“中琉关系研究丛书”，已见书目有《清代中琉关系研究》《清代琉球使臣进贡活动考》《明清中琉交往中的中国传统涉外制度考》《明清时期中琉友好关系历史遗存考》《中琉文化交流史》《明清士大夫与琉球》《古代中国教育体制下的琉球留学生》《闽人与琉球》《中国·琉球戏曲比较研究》《中琉历史关系及其文献研究论稿》《中琉关系史料与研究》《琉球国兴衰史》《琉球，一个没有武器的国家》，共十三种，涉及明清时期中琉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赖正维《清代中琉关系研究》分别论叙：清代封贡体制下的中琉关系，中琉交流制度考，中琉的贸易往来，中琉科技与文化交流的互动与影响，中琉友好关系历史遗存，全书24万字。对近年来新发现有关史料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朱淑媛《新发现的明代册封琉球国王诏书原件》[※注]，文中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一件明代册封琉球国王的诏书进行了研究，认为该诏书是万历三十四年册封琉球国王尚宁的诏书原件，颁诏时间是万历三十一年三月初三日，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中琉历史关系档案，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国皇帝册封琉球国王的诏书。徐艺圃《新发现的研究中琉关系的重要史料——梅松著〈汉文〉》[※注]一文对梅松著、藏于日本石垣市八重山博物馆资料室的《汉文》一书进行了研究，认为该书以第一手的记载对中琉早期关系，特别是中国—琉球—东南亚诸国相互贸易往来方面的情况，提供了新的史料。朱淑媛《清代琉球国的谢恩与表奏文书》[※注]认为：清代的中琉关系，即是政治上的藩属关系，也有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关系。琉球国王的谢恩表奏文书足以证明，清代中琉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是中琉封贡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吴元丰《新近发现的清代中琉关系满汉档案及其价值》[※注]对新发现的有关琉球国王舅马宗毅出使中国、清政府遣使册封琉球国尚质、琉球国王遣使向清政府进贡和清政府赏赐琉球国来使等方面的满汉档案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新资料对上述史实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徐勇、汤重南主编《琉球史论》[※注]是最近力作。该书以十五章篇幅论述了琉球的历史演变脉络及现状，并提出“琉球学”的概念。通过这一部著作，可一窥琉球王国的兴亡轨迹，进而思考东亚地区历史与现实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基本课题。黄天著《琉球冲绳交替考——钓鱼岛归属寻源之一》[※注]梳理了大量相关文献记录，论证琉球国从未领有钓鱼岛，使得日本之说无法成立。同时按照历史顺序从早期有琉球文献记录的隋代一直写到“二战”结束琉球国如何最终归入日本，在琉球王国的兴替衰亡的历史过程的讲述中重温了中琉两国五百年的仁与义，揭露了美国别有用心制造中日矛盾的前因后果。

除上述之外，这个时期在海疆史学术领域，学术界对史料、海图的研究都有了新的推进。如汪家君著《近代历史海图研究》[※注]、由《中国边疆史志集成》编委会编辑《中国边疆史志集成——海疆史志》（52册）[※注]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成果。

九 台湾史、香港史和澳门史研究

（一）台湾史研究

海峡两岸关系经历了从对立到缓和的漫长过程，其间大陆学术界对台湾史的研究从未中断，尽管受两岸关系的制约，不同时期的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依然不乏理论的创新和推进。这一时期，大陆学术界在台湾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先后问世，如刘大年、丁铭楠、余绳武合著《台湾历史概述》[※注]是大陆学界出版的第一部台湾历史读物。陈碧笙编《台湾地方史》[※注]，陈孔立《台湾通史辨误》[※注]、《台湾历史纲要》[※注]和《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注]，周文顺《台陆关系通史》[※注]，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注]，陈在正《台湾海疆史研究》[※注]等。台湾地区学者的台湾史研究以连横和戚嘉林为代表。前者所著《台湾通史》于1920—1921年由台海出版社出版，此后一再出版。该书为有关台湾历史的一部通史著作，是历史学家连横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分为纪4篇、志24篇、传60篇，共88篇36卷，约有60万字，另附表目101项，记叙了台湾起自隋代终于1895年因《马关条约》被迫割让的历史，尽录上下千年台湾之事，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有关台湾的史书。后者《台湾史》1985年在台湾出版，2011年于海南出版社出版，2014年于华艺出版社出版最新的修订本。该书较为完整、系统地介绍了1945年以前台湾地区历史的演变过程，对英国、美国、日本、沙俄、德国的侵台计划和事件，尤其是对日本当局为占领台湾所做的基础性工作，法国进攻基隆和被迫撤离台澎地区，都有完整和周到的论述。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台湾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明清时期开始的大批大陆移民到来后对当地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郑成功和康熙先后统一台湾后大陆农业、手工业技术和汉文化进入台湾等内容都做了系统记载和介绍。此外，宋光宇《台湾史》[※注]一书也是重要的成果。

随着台湾问题日趋突出，国内学界不断加大对台湾历史的研究力度，取得丰硕成果，其中以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简史》[※注]和《台湾史稿》（上下卷）[※注]为代表。《台湾简史》借鉴已有的学术成果，在分析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台湾历史，特别是近百年的历史作简明的概括与分析，探讨重大问题的成因，剖析台湾的发展走向。该书主要从学术普及角度撰写，使读者了解台湾历史的由来，认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正确理解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分割的历史依据，这对于在新的世纪里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将有助益。《台湾史稿》较多从学术著作着眼探讨了台湾社会从远古时期到2010年的发展轨迹，对近百年的历史作详尽的概括与分析，探讨重大问题的成因，剖析台湾的发展走向。此外，还有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从不同方面对台湾历史进行了研究，如徐晓望《论晚明对台湾、澎湖的管理及设置郡县的计划》[※注]、王政尧《简论清初收复台湾》[※注]、李祖基《清代台湾行政区划的变迁与台湾历史》[※注]、安京《清朝消极治台政策与台湾行政区划的设置》[※注]、贾小叶《晚清台湾建省的台前与幕后》[※注]、李国强《透过台湾史解读中国海洋主权的历史发展脉络》[※注]等。其中，李国强的文章值得注意。该文指出，台湾是一个海岛，其本身就是中国海洋历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透过台湾岛的历史，为我们打开了了解中国海洋主权形成发展历史的一扇窗口。这一观点，是从中国海洋史的整体观和大局观去审视台湾的地位，这有助于更准确和全面认识台湾的价值。

档案方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合编《明清宫藏闽台关系档案汇编》（共30册）于201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反映明清时期闽台关系的大型档案文献。本书所辑档案时间起自明朝天启四年（1624），至晚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所涉内容丰富翔实。其中有反映明朝收复澎湖、郑氏集团早期活动、康熙时期统一台湾、清廷对台湾的管辖、台湾建省、日本割台等重大历史事件，还有物产交换、官员任免、班兵调防、科举考试、财政调拨、平叛除乱、修筑城池、建造炮台、整肃番务、抗击外侮、建省建制等诸多内容，是研究明清时期福建与台湾关系的珍贵史料，全面反映了明清时期闽台历史的演变，深刻揭示了台湾历史的发展变迁与两岸中华儿女的血缘关系。

（二）香港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关于香港史的研究在内地学术界受到极大重视，大量论著相继面世，包括余绳武和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注]、关礼雄《日占时期的香港》[※注]、萧国健《香港古代史》[※注]、余绳武和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注]、刘蜀永《香港的历史》[※注]、侯书森《百年沧桑：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注]、李宏《香港大事记：公元前214年—公元1997年》[※注]、刘存宽《香港史论丛》[※注]、彭琪瑞等《香港、澳门地区地理》[※注]等分别从香港地方史、香港与内地关系史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成为香港史研究中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

此外学者们还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有关香港近代史研究的成果最多，代表性有邓聪《古代香港历史的新发现》[※注]、郭双林《晚清香港设领问题初探》[※注]、刘存宽《英国强占香港与所谓“穿鼻条约”》[※注]等。囿于文献、史料的匮乏，有关香港古代，特别是宋代以前经济活动问题始终是香港历史研究中的难点，汤开建《宋代香港地区的盐业生产及盐的走私》[※注]、徐曰彪《近代香港华商的崛起（1841年—1900年）》[※注]、郭卫东《香港开埠初期与内地贸易研究：以〈虎门条约〉第十三款为案例》[※注]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三）澳门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内地学术界对澳门史的研究较为薄弱，20世纪80年代之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学术论文发表，而从80年代以后，对澳门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相关论著不断发表，其中葡萄牙占据澳门的时间及经过、明清对澳门的管理、澳门对外贸易史、澳门历史人物、文化思想、史实考订等均成为研究热点。

继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戴裔煊《〈明史·佛郞机传〉笺证》之后，费成康《澳门四百年》[※注]、唐思编著《澳门风物志》[※注]、黄鸿钊《澳门史纲要》[※注]、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注]、黄启臣《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年）》[※注]（后以《澳门通史》于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邓开颂《澳门历史（1840—1949）》[※注]、汤开建《明清士大夫与澳门》[※注]、吴志良与汤开建等主编《澳门编年史》[※注]等论著从不同侧面展开研究。张海鹏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注]收入大量中、葡、英、法、日文档案资料，是至今关于澳门史最全面的资料汇编。黄启臣等合编《澳门港史资料汇编（1553—1986年）》[※注]为深入研究澳门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除上述多部重要著作外，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研究内容集中在政治史、葡澳关系史、经济史等方面。代表性成果有赵立人《葡萄牙入居澳门的再研究》[※注]、张德信《葡萄牙人初寓壕镜澳的历史考察》[※注]、郑炜民《从有关条约看澳门“附属地”问题》[※注]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还开设了“澳门专号”学术专栏。

十 海疆史研究前瞻的建言

在海疆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也应看到该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海疆理论的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宽。由于受历史上“重陆轻海”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海疆史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整体上看海疆史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亟待提高，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亟待创新，与陆疆历史研究相比成果的总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海疆史研究的现状，与我国数千年海疆开发、管理的历史和拥有辽阔海洋国土的现状相比极不相称，与社会的发展很不适应，更不能满足维护领土主权、维护海洋权益和加强海疆管理的现实需要。

第二，海疆史研究尚未形成完善的学术规范和完整的学术体系。这主要反映在海疆史研究缺乏学科建设的整体规划，没有可供因循的自成一体的学术规范，各相关领域、专题研究自身或相互之间尚未形成有机联系的学科体系，关于历代海疆治理思想、历代海疆政策等重大基础性理论问题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

第三，对涉及领海主权、海洋权益的重大问题，缺乏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侵犯我领海主权和权益的突发事件，缺乏必要的历史总结、预案研究和对策研究。

第四，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集团优势。日前学术界对海疆史研究既缺乏总体规划和相互协调，又没有一个专门从事海疆史研究的科研机构，使得学术交流和沟通渠道不畅通，研究力量各自为“战”，研究课题重复，不仅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而目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普遍不高，学术创新能力受到严重制约。由于研究经费缺乏，诸多重大课题，特别是跨省市、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无法开展，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无法整理、出版，不少重要的国外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地翻译、出版。

第五，令人担忧的是，日前正值我国海疆史研究队伍处于新老交替的时期，研究队伍人才外流、后继乏人已日益严重，年龄结构的不合理、知识结构的失衡，导致海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步履维艰，原本实力较强的一些科研单位也出现人才断层现象，并呈现日益恶化的态势。近年来，一些院校在系所调整时将部分相关研究机构拆分、解散，既不利于海疆史研究的深化，也不利于后备人才的培养、科研队伍的建设，对学科建设和发展产生严重制约。

第六，在海疆史研究中，史料的使用、借鉴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欠缺：

一是国内相关机构保存了大量档案文献，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档案涉及海域管理、岛屿开发、经济社会变迁等多个方面，这些档案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对于海疆史的研究有重要史料价值。但是，这些档案至今未得到充分利用，以此为基础开展海疆史研究的成果更是鲜见，甚至在国家级历史档案馆和沿海省市档案馆等部门所藏的相关档案不仅尚未得到有效整理，而且面临着保护不善、损坏严重的窘境。而外国保存的有关中国海疆历史的中文和外文文献、资料、档案更是难以问津，甚至难窥其貌。文献、资料、档案的欠缺已经成为海疆史研究中的“瓶颈”问题。

二是多年以来国外研究我国海疆史的成果颇为丰富，特别是以英文、法文、日文和东南亚各国文字发表的成果较多，但其中大多数成果仍未为我国学术界翻译、利用。这一现象不利于我国海疆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利于中外学术界的交流。

综观60年来中国海疆史研究发展的历程，可以简单概括为：学术成果丰硕，学术体系薄弱；专题性研究突出，系统性研究欠缺；史实类研究显著，理论类研究滞后。与中国边疆史其他学术领域的理论研究相比较，中国海疆史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