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研究的深化，中国边疆研究视野的拓展，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日益为研究者关注，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周平等著《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和陈霖《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

周平等著《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注]，全书约55万字，分设十二章，既有边疆治理从古至今纵的回溯，也有对边疆治理中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开发与建设、民族和宗教、发展与稳定、多元文化的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社会管理和控制、周边关系、国际比较，以及边疆治理的转型与重构等的阐论。该书既深入地讨论了边疆治理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又全面地论及了边疆治理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既总结了历史上边疆治理的经验教训，发掘了边疆治理的历史资源，又将我国的边疆治理放到国际背景下进行比较和分析；既对当代边疆治理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反思，又对边疆治理提出了理论构建、制度构建和实践构建的设想；既进行了学术性的探讨，又寻求改善边疆治理的思路和对策，使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从而构建了一个边疆治理研究的完整体系，开拓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

陈霖《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全书设九章，计25万字，这是一部以边疆治理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该书认为边疆地区成为当今中国“内忧外患”的主要地带。“内忧”于边民生活，“外患”于外部的侵扰。必须基于执政兴国的视角认识边疆治理问题；边疆治理曾经关系到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当今则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正如作者在导论的题记中所示：“治国须治边，治边亦治国，治边的挑战是对治国的挑战。”徐勇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本书具有开阔的视野，能够通过吸收他人成果，形成自己独特的看法和创新性观点。如在反思传统‘边疆’的过程中，对当今的‘边疆’给予了新的界定。”[※注]

一 中国当代的边疆观念及边疆治理研究

我国对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边疆问题的解决古已有之，但正式提出“边疆治理”这一概念，并进行系统论述却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其中，周平《中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注]《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注]《论我国边疆治理的转型与重构》[※注]《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注]等文章中，率先提出了“边疆治理”这一概念，并对我国边疆治理的概念、价值取向、战略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这对于我国边疆治理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周平认为，边疆治理是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动员其他社会力量，运用国家和社会的资源，去解决面临的边疆问题。由于中国的边疆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因此，边疆治理就存在着两种价值取向：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治理是“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和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治理则是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秦统一中国到18世纪中叶的边疆治理，基本上是“族际主义”的治理。18世纪中叶以后，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逐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则采取了“族际主义”的方式。今天，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转型，边疆治理应该构建一种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增强自身的效能。同时周平总结了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基本特点：陆疆主义、“族际主义”和一元结构。针对当前我国边疆治理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我国边疆治理的转型与重构，包括理论重构、制度重构和实践重构三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发展形势下，陆地边疆治理的“族际主义”取向与国家治理及发展的不适应性也愈加突出，将陆地边疆治理的价值取向由“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边疆观是有关边疆的性质、地位、意义的较为稳定的认识，对边疆的界定和边疆治理的实践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影响意识形态，边疆观往往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平《中国边疆观的挑战与创新》一文认为，中国形成于两千多年前并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了丰富内容的传统边疆观，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甚至成为国家构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边疆战略的制约因素。因此，中国须对边疆观进行更新，进而构建适应国家发展要求的新边疆观。[※注]方盛举《新边疆观：政治学的视角》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国家治理—跨境区域治理—全球治理”进行整合的时代，必须以新眼光、新思路来提出新的边疆观，即“边疆就是国家治理中国家权力存在管控风险的边缘性区域或领域。”新边疆观要求把边疆的政治性和行政性、边缘性和一体性、特殊性和一般性、实体性和建构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等统一起来。[※注]许建英《“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新边疆观》则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新边疆观的形成，新边疆观建立则意味着中国疆域内进入完全一体化的新时代。[※注]

邢广程《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注]指出，党的十九大为我国新时代背景下的边疆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和新方式，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我国边疆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政治遵循。新时代，我国边疆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其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中国要着力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探索民族团结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宗教极端活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维护祖国统一；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陈霖在《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注]一书中，赋予了中国边疆九种含义，“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历史意义上的边疆、民族意义上的边疆、宗教意义上的边疆、认同意义上的边疆、陆权意义上的边疆、海权意义上的边疆、发展意义上的边疆、国防意义上的边疆”，对中国边疆问题的范围给出一个新界定，解析出“边疆民族问题、边疆宗教问题、边疆认同问题、边疆陆权问题、边疆海权问题、边疆发展问题、边疆防卫问题”七个方面的问题。对中国边疆治理的模式，倡导实施“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并重、族群主义与国家主义并重、梯度主义与地缘主义并重、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并重、统治主义与治理主义并重”五个并重模式。罗崇敏在《中国边政学新论》[※注]一书中，以我国边疆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建立关于边疆地区以人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管理和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研究内容具有人本性、理论性、实践性、系统性、创新性等特点。对指导边疆地区的发展、管理有着积极作用。

吴楚克在《中国边疆政治学》[※注]一书中，从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入手，在借鉴国外的政治学、社会政治学、人类学和边疆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封建国家意识与传统边疆政治、近代民族民主思想与边疆政治意识的关系；对边政与台湾“边政”进行了研究；阐述了中国边疆政治制度，边疆政治战略与战略思想；论述了新发展观、新安全观与边疆的安全防御问题；对边疆防御与民防、中国边防体制的发展与未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了苏联边疆民族理论与联邦制的利弊；最后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与边疆治理问题进行了探索。

张植荣在《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注]一书中，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两个相结合的视角，对当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历史由来及其在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特点予以探索。对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民族问题以及海疆问题的探讨，深入浅出。

值得学界注意的是，马大正先生主编的“中国边疆治理丛书”是一套关于中国边疆治理历史与现状贯通式研究的重要学术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该套丛书包括马大正《中国边疆治理通论》、周卫平《中国新疆的治理》、许建英《中国西藏的治理》、孙喆《中国东北边疆的治理》、宝音朝克图《中国北部边疆的治理》、孙宏年《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刘俊珂《中国海疆的治理》。

除综合性的研究之外，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问题。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是边疆治理的重要问题，对于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开发的研究，均有一定的研究成果。王鹏安《中国东北边疆经济优势与再度开发战略构想》[※注]，蓝勇《西部开发史的反思与“西南”“西北”的战略选择》[※注]，杨才林《20世纪中国西北开发思想的比较》[※注]等。

周平关注了边疆治理中的认同问题。在《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注]一文中指出，在边疆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认同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国家认同在两种认同关系中的地位问题，是典型的边疆问题。因此，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两种认同的关系，尤其是要维护和巩固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这就是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认同整合的关键，是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立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稳定和统一的认同关系结构。

非传统安全是边疆安全的重要问题。何跃《冷战后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困境与安全治理》[※注]一文中认为，冷战后，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安全因素从过去的军事对抗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综合安全领域转化，安全问题也从过去的单维度向多维度转化，军事安全威胁的因素大大降低，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不断加大。各种跨国犯罪不断冲击着边疆安全，使西南边疆预防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的成本在不断增加，边疆安全的脆弱性不断凸显，西南边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困境和安全压力。如何应对西南边疆的安全困境和有效治理边疆安全环境已是当务之急。关于边疆安全，徐黎丽主编《中国边疆安全研究》（1、2、3）[※注]以年刊的方式，出版关于中国边疆安全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文章。

学者对不同边疆地区的治理也有不少专著和论文，如罗彩娟、徐杰舜、罗树杰著《中国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研究》[※注]，马黎晖《协商民主：新疆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注]，王立胜、杜武征《新疆治理实践的过程论审视》[※注]，秦中春《治疆逻辑：新疆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治理研究》[※注]，宋月红《当代中国的西藏政策与治理》[※注]，方盛举主编《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注]，李玉伟《建国初期统一内蒙古行政区划的决策及其实施》[※注]，丁志刚、侯选明《政治学视野中的西北地区治理研究》[※注]，杨纪英《西部边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注]，张云《和平解放西藏与中央治藏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注]，卢光盛《地缘政治视野下的西南周边安全与区域合作研究》[※注]，鲁刚等《社会和谐与边疆安全》[※注]等。

从学界对当代中国边疆与边疆治理的研究看，既有总揽性的研究，也有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展和细化。宏观上，国家层面的统摄性的边疆治理体系的研究还略显不足；微观上，新型的边疆问题的研究有待加强，如“利益边疆”“心理边疆”“数字边疆”等。

二 边疆的民族、宗教与边疆稳定研究

从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的角度来看，直接影响边疆稳定的边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民族间的差别而产生的矛盾问题；宗教问题同样如此。我国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导致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格局。周平《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注]认为：“民族问题是边疆问题的核心，是主要矛盾。”民族问题及与紧密联系的宗教问题，对边疆稳定具有重大影响。从边疆稳定的角度来看，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都可纳入边疆治理研究的范畴。

（一）民族、宗教问题产生的根源研究

我国民族、宗教问题客观存在，并呈现复杂化发展趋势，其内部与外部的主要原因是：

从外部来说，首先，1991年苏联解体所刺激出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严重泛滥。在开放的格局下，我国难免会受到冲击；其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推行“分化”和“西化”战略。丹珠昂奔在《认识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注]中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从苏联东欧事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将民族问题作为颠覆、分化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从内部来说，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现代化进程导致族群间利益分化越来越严重，同时民族意识也随之增强，民族间的各种矛盾问题不断滋生。

民族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方盛举《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分析》[※注]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差距问题是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发展和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中的主要矛盾。”温军、胡鞍钢在《云南地方干部问卷调查分析报告》[※注]也指出：“民族地区最基本的矛盾是城乡发展差距持续扩大。”“民族地区面临最突出、最大的挑战是人类贫困。”各级政府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时存在着缺陷或者失误。方盛举教授认为长期偏重于情感主义的治理取向，而忽视规制主义取向；周平教授认为偏重于“族际主义”的治理取向，而忽视区域主义取向。

边疆民族心理认同的差异化。赵璇、高静文在《边疆民族心理是边疆社会稳定的深层因素》[※注]一文中指出，边疆民族心理是边疆社会稳定的深层因素，必须关注边疆民族的心理承受能力，淡化民族自我意识，用正确的舆论引导民族认知，建立民族心理的疏导机制，才能维护边疆的社会稳定。

（二）民族、宗教问题的主要表现

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郝时远《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注]认为：“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极端性的产物，与暴力恐怖主义具有天然的联系。当代民族分裂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的误读和民族自决权滥用的结果。”三种势力相互勾结，利用某些民族、宗教矛盾和民众情绪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目的是分裂国家。

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常开霞《民族利益协调：国家的抉择》[※注]中认为，大汉族主义表现在：歧视少数民族，忽视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忽视少数民族的特点，甚至否认民族差别；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甚至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地方民族主义表现在：保守狭隘，故步自封，企图在本民族地区范围内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不适当地强调本民族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忽视整体利益；排斥汉族干部和群众等。

民族分离主义。王建娥《民族分离主义的解读与治理》[※注]中认为：“民族分离主义是发生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种政治诉求，是要求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完全一致的民族主义理念的特殊表现。”

宗教民族主义。钱雪梅《宗教民族主义探析》[※注]认为，它是宗教与民族主义连接、融合的产物，是潜在的宗教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的资源在特定情境中动员起来的产物。宗教民族主义者借用宗教的力量来谋求世俗利益，或者给现实目标和行为罩上神圣的光环。

民族冲突。杨仁厚《我国民族冲突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注]指出，“民族冲突是指与民族因素有密切关系、由某个或某些民族从事的、以非法和平手段或者暴力手段进行的、旨在破坏或改变现有政治体系或现有政治体系之一部分的活动。”

边疆民族对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认同的淡化。赵彦飞在《当前边疆稳定中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防治》[※注]文中指出，当前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集中表现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鼓吹只有“殖民地救中国”的谬论，否定中华民族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全盘否定中华民族的优秀性。“这些论调为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以及‘疆独’、‘藏独’等分裂势力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严重影响到国家统一，侵蚀各民族间融合团结，造成社会的思想混乱，同时，为国内外敌对势力破坏边疆稳定而提供可乘之机。”

（三）民族、宗教问题对边疆稳定的影响

影响边疆各族人民间的团结。当前，边疆地区存在的民族意识增强，利益纷争加剧，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尊重等问题，都会导致各族群众间产生心理和情感上的对立，甚至演化为民族宗教冲突。如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组织部课题组《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新疆宗教问题的调查报告》[※注]认为，在新疆“不少人对不信教者采取‘六不主义’，即‘见面不握手，有病不看望，有事不帮忙，过节不拜访，死后不送葬，相互不结亲’”。

影响边疆的政治稳定。边疆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知识鸿沟”“数字鸿沟”“经济发展鸿沟”，这逐渐会演化为“族群鸿沟”。方盛举教授认为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必然形成政治动荡的导火索。周平在《边疆多民族地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分析》[※注]中认为，“较大规模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一旦生成，就会危及现有的政治行为，酿成政治不稳定”。

制约边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在边疆地区，保守思想影响较普遍，原始平均主义观念影响太甚；缺少开拓创新、勇于竞争精神，“等、靠、要”思想严重；宗教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基层政权建设的干扰非常大，如很多群众把大量资源投入宗教活动中，严重制约了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损害国家的统一。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方盛举教授《影响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分析》[※注]认为：“他们实行的所谓‘分化’战略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为突破口，想方设法挑起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制造民族分裂。”西方国家利用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不仅在舆论上，而且在经济上公开支持分裂分子的分裂国家的活动。

影响边防巩固。我国有30多个跨境民族，与境外同民族有着天然而密切联系，很容易被国外的敌对势力利用，严重威胁着我国的边防巩固。郭家骥《云南的民族宗教问题与和谐社会建设》[※注]认为，有的邻国在其边境地区实施优惠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使我方边民对我国产生疏离，出现了大量边民外迁事件。另外，外来宗教渗透和邪教传播。在很多边境地区，由于我方宗教从业者学识不高，宗教自养能力有限，作用发挥不足，造成外来宗教对我方群众更有号召力。最后，外来分裂势力的渗透，一些分裂分子经常入境鼓动边民外迁，同时还利用民族语广播、音像制品、印刷品等加大对我国边境地区的分裂活动。

三 中国战略利益与利益边疆问题研究

国际关系研究将注意力转至边疆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各种行为的推动力即国家利益的延伸和扩展。这种延伸和扩展带来两个效应：一是原本与首都很遥远的边疆事务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二是边疆概念也随之延伸和扩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对边疆的认识。邢军东《特纳的边疆学说及其对我国沿边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的启示》[※注]认为，弗里德利克·J.特纳的“边疆学说”提高了边疆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

国际关系研究中，最为核心的概念非主权与国家利益莫属。主权概念自布丹提出以来，其内涵随时代不同发生了许多变化。朱听昌、刘菁《争夺制天权：美国“高边疆”战略的发展历程及其影响》[※注]认为，在陆权时代，边疆就是陆疆，而到了海权时代，边疆拓展到了海疆，到了空权时代，边疆则延伸到领空。而航空技术的发展，则使边疆延伸到了高边疆。全球化背景下，主权被削弱、被让渡，民族国家再难以坚持传统意义上的主权。于沛在《从地理边疆到“利益边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注]认为，边疆和边界的认识从传统的、有形的地理疆域拓展到无形的利益边疆，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国家利益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包括国家的生存、安全与发展，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在主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阎学通在《中国国家利益分析》[※注]一书中认为，两者不能画等号，国家利益高于主权，维护主权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利益。无论我们认为主权是固定不变的，还是认为主权是不断演变的，甚至是认为主权正逐渐消亡，认识到国家利益高于国家主权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面临的战略形势对中国的利益边疆有着重要的影响。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注]，对中国的周边战略形势的看法是，亚洲是中国所有的国家利益（安全、经济和政治）都同时存在的唯一的一个地区。在东南亚，东盟国家与中国的互动削弱了而不是加剧了它们间的安全困境。在东北亚，中国已经与俄罗斯、韩国、蒙古国迅速推进了关系，并成功改善了有些疏远的中朝关系，并在国内存在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努力发展对日包容和共存关系。在南亚，随着两国贸易的快速增长，中印两国将有可能找到共同利益的交会点，从而为相互和解做出更大的努力。此后，张蕴岭在《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新型关系》一文中认为，中国面临的战略环境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大国关系的调整，二是中国与邻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三是地区合作迅猛发展，四是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五是区域内热点问题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六是中国威胁论泛起。马小军、高祖贵《世界变局中的中国国际战略》[※注]认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使得中国在大国关系的变动中不仅处于总体有利的地位，而且牵动作用日益凸显、主动塑造的空间不断扩展。中美之间的战略保障机制正日益成熟。但在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亚太地区由于缺失国际安全机制，面临着逐渐显现的现实风险和潜在危机，东亚安全存在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

在此背景下，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注]认为，中国对安全利益的理解，经历了从高度关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到加强对经济安全的重视；从高度关注核心安全利益到加强对非核心、非传统安全的重视。马小军等《世界变局中的中国国际战略》[※注]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保持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二是维护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三是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门洪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拓展》[※注]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社会利益和国际利益五个方面，其中，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构成国家战略利益的基本核心。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关系是影响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客观因素，它在一定意义上规定了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外在限制范围。唐永胜、李冬伟《国际体系变迁与中国国际安全筹划》[※注]指出，国际政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系统效应日益突出，因果关系错综交织。国际体系变迁可为中国的崛起提供新的条件，同时也构成巨大挑战。中美关系仍将是影响中国与国际体系调整彼此关系基本走向的最重要因素。要实现民族复兴并为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作出应有贡献，在根本上须避免急功近利，要审时度势、扎实积累、顺应国际政治的发展方向，在历史演进大势之下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的战略选择必须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必须立足于现实筹划未来。2016年以来国际局势跌宕起伏，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后采取诸多“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举动，这反映出世界思潮、大国政治以及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秩序正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冯玉军《国际格局、世界秩序新变化与中国战略选择》认为，“建设性参与”将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既有国际体系向更合理方向演化的基本指针。[※注]潘蔚娟《中美核心国家利益之比较》[※注]认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有：（1）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2）制止分裂，促进统一，防备和抵抗侵略，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3）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争取较长时期的良好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4）审慎且量力而行地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门洪华、钟飞腾《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注]认为，中国国家利益观念尚需创新，相关战略手段尚需丰富，开展中国海外利益的评估，系统性论述中国海外利益。凌胜利《双重协调：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构建》[※注]认为，针对涉及不同利益层次的周边安全问题，中国可以采用“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并进的思路，单一或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手段，最终推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较低程度的周边安全共同体。

杨成《利益边疆：国家主权的发展性内涵》[※注]认为，利益边疆是“判定主权国家之间或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利益划分的界限和范围”，它是相对于领土边疆而言的，更多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凸显出来的概念。利益边疆包括了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边疆、经济边疆、文化边疆和信息边疆以及安全边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利益边疆和传统的地理边疆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对中国来说，对利益边疆的追求最为重要的是更新国家安全观念，实现理念上的认同。于沛《从地理边疆到“利益边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注]认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使自身的“利益边疆”远远大于“地理边疆”更为有利。朱碧波《论中国利益边疆的当代困境与安全建构》[※注]指出，利益边疆的浮现，迫切要求中国调整军事战略，尤其是海洋战略要从“近海防御”走向“近海防御与远洋护航相结合”。然而，中国军事战略的转型，又导致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战略误判和战略围堵，进一步掣肘中国利益边疆安全的建构。鉴于此，我们必须突破利益边疆建构中的安全困境，不断创制中国风格的利益边疆安全理论，确保中国利益边疆安全的实践建构。

利益边疆这一概念试图回答的是国家利益的范围问题。但是，不但传统观念下的国家利益有边疆，而且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疾病、毒品、生物、资源、能源、信息和恐怖主义等，均涉及利益边疆的问题。如何界定这些利益的边疆已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问题。

四 地缘政治与中国边疆安全研究

地缘政治学关心地理这一空间因素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即一国的位置及其与他国的距离是决定其行为的关键因素。地缘政治状况是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体采取各种行动的一个重要限定因素，它为国家行为体提供一种结构。这种结构既包括客观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的环境，也包括国家行为体的决策者对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的环境的认知。尽管核武器和现代的交通技术使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国家的中心与边缘地区的差别缩小，但对自然资源控制权的争夺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

近年来，国内的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对中国安全的影响。中国的边疆既包括陆疆又包括海疆，这是当前人们已经形成的普遍共识。以此为基础，近年来在学者间发生的一个主要的争论是，中国应该成为一个陆权大国还是应该成为一个海权大国。

对比历史上各大国的兴衰，相当一部分学者认识到控制海洋的重要性，纷纷呼吁中国应走向海洋，建设能进入深海的舰队，成为海上强国。张世平《中国海权》[※注]、张文木《论中国海权》[※注]等著作认为，海权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部分学者立论的基础，一是西方强国崛起的历史和中国曾遭受海洋强国侵略的历史；二是今天中国面临的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詹姆斯·多尔蒂也认为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地缘政治巨变中心”之一。困扰这些学者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海上安全形势没有随着国家的发展而改善，为什么我们在陆地方向能够与大多数邻国解决领土争端和划界问题，而在海洋方向却难有突破？王宝付《时代呼唤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注]认为，对海洋的认识、对海权的理解，滞后于海洋时代与国家发展的需求是上述问题的一个答案。对海权的理论上的倡导与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以及航空母舰的建造现实交相呼应，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今天主流的意见。

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注]，指出了海权观念的几个误区：一是海权决定历史，其功能是独一无二的，在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印证中，海权的地位远远超过了陆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过了制空权。二是全球化要求国家有更多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有了海权就可以为之提供安全保证。三是大国必须夺取海权，否则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四是海上力量的发展可以分享霸权国的海权，这是与霸权国形成真正平等的“朋友关系”的基础。徐弃郁认为，在海权崇拜的观念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对利益的“绝对安全”，安全的“绝对自助”和实现安全的“绝对手段”的错误逻辑。一个后起大国的海权应服务于国家的战略，而不是反过来。叶自成《陆权发展与大国兴衰》[※注]一书指出，在中国的地缘政治理论与实践中不仅存在着轻陆权重海权的倾向，而且在陆权的研究中又存在着重控制权轻发展权的倾向。叶自成、慕新海《对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注]认为，中国只能定位为建设具有强大海权的陆权大国。而且，只有不以制海权的控制为目的，不以排他性的控制海上交通要道为目的，不以使用武力来争夺海上资源为目的，也不以使用海上军事力量强迫他国接受中国的意志为目的，而以维护中国的合法的合理的海洋空间中的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海上力量发展策略才有可能做到，在海权发展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关系上，中国海权的发展并不构成导致冲突并阻碍中国和平崛起的结构性因素。上述观点也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倪乐雄《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注]认为，获得强大海权的陆权帝国的影响力和寿命要远远超过没有海权的陆权帝国。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海权对陆权具有绝对的优势，掌握制海权的一方可在世界范围调动各种资源来压垮坚持陆权战略的一方。

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注]一书中认为，上述争论是地缘政治研究中二分论的一个表现。他认为应该超越这样一种思维模式，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应海陆统筹，平衡海权与陆权的关系，但首先应保持强大的陆权，然后才是发展强大的海权。王湘穗《倚陆向海：中国战略重心的再平衡》[※注]指出，“制空权、制天权、制信息权等多种新的制权已经打破了由海权和陆权主导的平面世界”，“中国应根据安全威胁和经济发展需求适时顺势地调整国家战略重心，采取陆海均衡的地缘战略”。其他一些学者也没有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们根据中国不同方向上面临的问题，分别提出不同的地缘选择方案。比如，王正毅《21世纪中国的地缘发展战略》[※注]论述了传统的东亚地区和新兴的亚太地区在地缘上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上述的争论与调和，并没有完全澄清陆权与海权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比如，发展海上力量的大陆国家要在什么程度上才可以称为海权大国？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学者承认的那样，无论是选择海权还是选择陆权，都要与国家的发展战略保持一致，而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是什么？此外，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外向型经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也存在疑问，因此，以之作为要求海权的根据也难以让人信服。对这些问题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同时，中国迅速崛起而发生的中国地缘政治格局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影响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入。

笔者认为，从地理上观之，我国是负陆面海、陆海兼备的国家，但从治陆权或制海权的“二元化”去论述我国的地缘政治与边疆安全均是有所欠缺的。我国独特的疆域地理形势，决定了我国边疆安全战略必须是陆海统筹，陆海兼顾，二者不可或缺。我国古代之所以尤为重视陆地边界防御，是因为辽阔的大海本身就是天然的海疆防御屏障。可是自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后，人类可以驰骋海洋，原本的海洋安全屏障却成为外敌舰船肆意入侵的“坦途”，这自然就会引发海权的关注。此外，随着航空器的大范围运用，空权也跨域了陆权和海权而成为边疆安全立体化的第三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自人类步入工业化以后，我国的边疆安全从传统的王朝边疆安全，逐渐被动式卷入世界政治大变局之浪潮中，且与国际局势变动的关系越加密切，“中国边疆问题国际化”趋势越加明显。近年来，某些大国以“维护地区力量平衡”的借口，不断以间接或直接手段，插手我国边疆问题，使得我国的边疆安全建设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

中国边疆与周边国际环境关系极为密切。中国崛起不仅离不开迅猛发展和不断变化的世界，而且会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和变化；中国崛起不仅离不开周边国际环境，而且也会深刻影响着周边国际环境。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与周边国际环境相关联，中国边疆——无论是陆疆还是海疆——都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因素，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刘鸣主编《中国周边地缘环境新趋势——理论分析与战略应对》[※注]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包括朝核、领土主权争端等各种传统安全议题与金融危机、地区经济合作、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纠结在一起，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严峻挑战。着眼于地缘政治理论变迁与宏观层面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他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这一背景出发，对东亚以及其他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进行了多视角的剖析。孙建中《我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新变化及其应对》[※注]研判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趋向更加复杂态势，他认为中国应该准确判断形势，精准制定政策，积极作为，从战略高度重视科技发展，防止自身战略透支问题的发生，可以适度采取战争边缘政策，继续强化对外战略议程设置能力。邢广程《周边、周边外交与中国边疆》[※注]讨论了崛起进程中的中国边疆与周边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中国边疆的发展自然也需要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中国边疆地区在与周边国家进行区域合作中应积极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中国推动周边区域合作的重要前沿地区。中国一方面应防止边疆地区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更应该借助中国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逐步形成互利共赢的格局。

五 中国当前边疆治理中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各级政府对加快边疆的发展十分重视，在实践中也取得良好效果。目前，中央政府就促进边疆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行新的部署，我国边疆地区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又一次难得的机遇。另外，边疆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新的问题还不断出现。对这些问题应予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从相关成果来看，目前边疆治理中亟待解决问题是：

（一）边疆地区发展问题

促进边疆地区发展和进行西部大开发，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实行以来取得巨大成绩，对推动边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实现边疆的可持续发展和均衡发展，进行西部大开发如何兼顾内地和边疆的利益，并缩小东部与西部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常开霞《民族利益协调：国家的抉择》[※注]认为，国家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在民族利益协调中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民族利益协调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民族利益的协调中，国家往往在价值取向、两种主义、效率与公平、民族平等与民族优惠政策中面临两难选择。对边疆发展的模式也有人提出质疑。范可《“边疆发展”献疑》[※注]认为，在边疆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决策者在思路上未摆脱边疆与内地、中心与边缘、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两分法模式，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事与愿违的后果将会不断发生。

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由此开启了我国边疆发展的新契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将对中国边疆地区、周边国家乃至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2015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联合举办了第三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主题是“‘一带一路’与中国边疆”。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路与中国边疆发展”展开讨论。王志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依据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国内地缘经济政治环境新态势和亚太地缘经济政治环境新变化而确立的，是一种陆海双栖经济走廊合作机制的战略抉择。高永久、崔晨涛《“一带一路”与边疆概念内涵的重塑——兼论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建设》[※注]认为，“一带一路”以中国边疆地区为核心区，逐步推动中国边疆地区传统观念下的边缘定式、封闭定式转向开放包容，为中国边疆地区跨境交流合作释放了新的活力。许建英《“丝绸之路经济带”视野下新疆定位与核心区建设》[※注]认为，新疆面临着综合转型的巨大历史机遇，无论是新丝绸之路交通网络建设，还是通信网络建设，抑或是基本投资环境建设，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三部曲，因此，国家层面理应赋予新疆更加开放的政策。新疆文化建设应该以中华文化为根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

东北地区曾处于我国边疆地区的经济发达地位，可是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东北地区人口逐渐外流，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发展势头大为减弱，“振兴东北”已经成为国家一再强调的东北边疆发展的重要内容。孙春艳《振兴东北请先来一场观念革命》[※注]认为“振兴”的关键还是在人。王洪章《深化改革是推进东北全面振兴的首要任务》[※注]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实现东北全面振兴的治本之策。要把深化改革作为首要任务，加快完善体制机制，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全面振兴。

（二）边疆地区稳定和进一步对外开放问题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的视角，对边疆稳定的现状和影响边疆稳定的因素进行研究。一些学者注意到境外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对边疆稳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又将边疆稳定置于西部开发与和谐社会、国家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我国学者较多关注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对边疆的影响。马大正《新疆“去极端化”斗争探究》[※注]认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事关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新疆的“去极端化”斗争是实现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之策。文章阐述了百余年以来新疆反分裂斗争中的六个问题：分裂活动是20世纪以来新疆历史发展中一股浊流；百年来新疆地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分期和发展阶段；要打一场反恐的人民战争；治疆，新疆干部是关键；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田卫疆《近代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兴盛及其对新疆地区的影响》[※注]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泛突厥主义”思潮是以唯心史观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观念体系，极易成为打着各种招牌的分裂势力和极端势力肢解、分裂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工具。近代以来，随着“双泛”思潮成为奥斯曼帝国上层利用的工具，且还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积极输出和某些出境经商、留学和朝觐者的主动引入，20世纪初，“双泛”思想在新疆蔓延，构成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源头。

还有一些人从国家内部来思考边疆社会稳定问题，段超等人提出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边疆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引发边疆民族内部、边疆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认为国家在边疆兴办大型工程对地方的利益考虑不够。[※注]

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国内经济发展态势的新动向，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我国与国家经济贸易合作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边疆地区也从传统的对外开放“末梢”转变为对外开放的新通道。赵晋平《从对外开放中寻求东北振兴新机遇》[※注]认为，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唯一路径就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我国开放型新体制建立进程中，东北地区依据地缘优势，将会从扩大对外开放中，寻求到振兴发展的新机遇。迟福林《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形成东北对外开放大格局》[※注]认为，东北应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寻找更多机遇，加快建设“一带一路”东北大通道、大平台和大布局。

哈丽云、杨引官《提高新疆对外开放水平的思考》[※注]指出，“十三五”期间，新疆要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推进与周边国家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加快外贸转型升级，提高招商引资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新疆的国际影响力。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这是党和国家为促进海南建设与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范思立《海南自贸区为全面对外开放探新路》[※注]认为，这是我国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加大和“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再出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实招。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展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意义可谓重大。

（三）当前社会转型下民族政策对边疆稳定的影响

蒋红等《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路径探析》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复杂化的特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亟待整合。在充分认识与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应批判性借鉴其他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与经验，探索符合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要求的新的整合路径。[※注]雷振扬《论社会转型与民族政策的完善创新》[※注]认为，在我国正处于深刻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政策只有与时俱进，完善创新，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与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促进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政策的完善创新，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开展科学的政策评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积极有序地推进。马戎在《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一书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宣传的民族理论、设立的民族制度作为官方话语已被人们熟知而且习以为常，甚至衍生出某种既得利益。对这套官方话语提出反思，必然会有阻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时代和社会正在不断变化，列宁和斯大林创建的苏联已经解体，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在我国的民族理论、基本制度做出必要的调整之前，国家的统一就始终存在着脆弱的一面。因此，中央政府对于任何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必须慎之又慎。”[※注]许建英《新疆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维护及其问题与思考》[※注]认为，新疆民族关系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历史时期新疆民族关系应该从革命性民族关系向公民性民族关系转变，作为构建与维系民族关系的民族团结理论也应该与时俱进，适应新的变化，才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关系的和谐。

多民族地区的新疆和西藏，近年来社会不安定问题的凸显，使边疆民族的文化特征与边疆社会稳定间的关系成为讨论焦点。其中一个关注点是宗教信仰与边疆稳定的关系。李瑞君等《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认为，民族团结是维护多民族国家和谐的永恒主题。“四个认同”思想是新形势下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内容。新疆民族地区开展“四个认同”教育，对于增强各族群众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存在公民教育内容的缺失、教育方法形式化、教育主体单一化等问题。[※注]近年新疆发生的问题，虽是由于东突势力兴风作浪，同时也暴露出西部地区在均衡发展、利益分配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存在问题。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达赖集团的破坏，同时也反映出需关注的一些问题。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注]认为，边疆生活着众多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同时也保持对国家的认同。在边疆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联系不可分割。两种认同的关系，尤其是国家认同在两种认同关系中的地位是典型的边疆问题。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两种认同的关系，尤其是要维护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认同整合的关键，是强化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

（四）边疆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前一阶段我国边疆得到迅速发展，成绩是主要的，但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目前应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边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郑长德《中国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研究》认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是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首先要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注]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和广西由于民族关系较和谐，地方政府对政策掌握较好，使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做到较好结合，在社会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各族人民获得较多实惠，也较好地解决了两省区社会稳定的问题，基本上实现可持续良性发展。诸如云南、广西这样经济发展领先的边疆省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步伐，以较小的代价实现较快的发展。2011年5月，国务院批准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桥头堡建设的目标，包括将云南建成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我国沿边开放的试验区，西部地区重要的外向型特色优势产业基地与西南地区的重要经济增长极，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产业基地，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通信枢纽和区域信息汇集中心等。具体任务包括建设三条直通印度洋的国际大通道，与邻国在沿边地区共建经济开发区等。上述目标是宏伟的。同时，也应注意快速发展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如资源的非合理开发、环境的污染及破坏的问题，云南、广西与东盟国家加快合作，在国家制度、国家认同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邻国的政局和政策可能出现动荡而产生的影响等。至于新疆、西藏地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情况更为复杂，需要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

吴福环、王宇等《南疆跨越式发展研究》，[※注]全书约30万字。该书围绕南疆区域的发展，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在研究了南疆区域自然、经济、社会及区域特点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南疆的交通、水利、工业、城镇、农业、金融、人才、教育、科技、卫生，以及喀什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及观念的转变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了南疆各领域跨越式发展的对策建议，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施的可操作性。此外，还有丁守庆《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变革领导力研究》[※注]，喻晓玲、田宝龙《新疆环塔里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研究》[※注]等。

周润年、狄方耀编著《西藏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注]利用翔实、可靠的资料对西藏资源、人口、教育、经济、旅游及环保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了当前西藏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西藏在上述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于内蒙古草原可持续建设问题，刘银喜《中国牧区全面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内蒙古牧区发展的实证分析》[※注]以牧区全面可持续发展为分析框架，以内蒙古牧区为实证分析对象，探讨了牧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资源与农村环境保护创新团队著《内蒙古草原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研究》[※注]是关于内蒙古草原建设的研究报告，对发展草原生态文明提出了建议。

（五）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关系问题

大致有内地与边疆省区的关系，以及边疆省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关系两个方面。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和支持力度不够等原因，边疆省区沿边地区的发展普遍滞后，甚至成为制约边疆省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省区腹地与沿边地区关系方面出现问题的原因，既有一些边疆省区政府忽视省区腹地与沿边地区，两者在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也有相关的政策和治理思路存在缺陷，需要重新定位的原因。张丽君等《中国沿边开放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及思考》[※注]认为，1992年我国实施沿边开放并提出沿边开放政策，促进了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目前沿边开放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沿边开放政策。目前美国的地缘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提出重新返亚洲的口号，并对中国加强遏制；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亦表现出复杂化的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加大对边疆尤其是沿边地区的援助，对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国内外环境，确保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有重大意义。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注]指出，边疆治理面临是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还是以处理边疆的区域性问题为主的选择。前者是“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后者的治理则是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秦统一中国到18世纪中叶的边疆治理，基本上是“族际主义”的治理。18世纪中叶后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逐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则主要采取族际主义的方式。今天，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转型，边疆治理应构建一种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孙岿《对口援疆背景下的民族关系协调机制》[※注]提出，对口援疆使大量资金、技术、人才进入偏远农牧地区。在优先改善民生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会结构性差异和尊重文化性差异，建立解决民族利益关系、协调民族分歧、缓和张力的民族关系协调机制。张营为《关于对口援藏问题的调查与思考》[※注]认为，对口援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然而在对口援藏中仍然存在农牧民参与度较低、受益不充分，援藏干部与本地干群的适应、协调不够好，人力资本匮乏，西藏社会对援助的适应不够好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援藏项目、资金、技术向农牧区、农牧民倾斜的机制体制，并广泛吸纳农牧民参与援藏项目建设；同时处理好援藏干部的适应、协调问题，加大对西藏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对口援藏的法制化建设。

（六）妥善解决稳定与发展的问题

社会稳定是边疆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不能以社会稳定代替发展，或以发展来否定社会稳定。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注意以下方面：发展与稳定属于不同的范畴，有不同的处理办法和治理思路。一般而言，发展属于经济活动和社会建设的范畴，稳定则较多地与法制管理相联系；发展主要通过经济建设与社会治理来实现，而社会稳定更多地与法制建设与社会控制相联系。过去一些人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容易被理解为了社会稳定的目标，可以减缓甚至牺牲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这一做法显然不利于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大部分边疆省区，应将影响社会稳定的治安问题，更多地纳入法制的轨道处理，使稳定与发展两者并行不悖，相互补充。同时，也应注意到如同新疆这种情况特殊的边疆省区，其社会发展、社会稳定与反恐斗争的关系极为复杂，是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马大正《略论20世纪以来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几个问题》指出，“发展与稳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发展的内涵应该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国民素质的提高，这样的发展才有可能是跨越式的发展，才有可能使发展取得最理想的效果。那种把‘发展’简单看成是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全面的”；“经济发展无疑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应坚持群众第一、民生优先。在此前提下，倾国家之力，推进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建设，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发展和稳定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辩证关系。做得好就是相互促进，做得不好就相互促退。离开发展，就无法稳定；没有稳定，何谈发展。发展与稳定始终相伴，不是哪个阶段是发展压倒一切，哪个阶段是稳定压倒一切”。[※注]

（七）海疆权益保护的问题

这是近年国内外均重视的一个问题。中国对南沙群岛主权及权利主张有充足的法理依据。根据国际法，一国基于对无主土地的发现可进行“先占”。“先占”是一国对“无主地”进行有效占领从而取得领土的方式之一。此外，“先占”还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占有须在一国主权权利中行使，须存在对一国权利的显示和缺少对另一国主权的承认；占有须是和平且无间断的；占有必须是公开的。在对无主地“发现”和“先占”后，领土所有者对该土地要进行必要的主权行使和管辖。在汉代至清代，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诸岛几乎一无所知。中国南海疆域的逐步形成具有唯一性和连续性。在断续线公布后相当长的时期，不仅没有任何一国提出异议，且多数国家在各自地图的标绘上沿用中国南海断续线的标示方法，反映出各国对中国在南海的疆域范围和主权地位的承认。但近年来，南海周边国家对我国南海“断续线”提出质疑。随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以及国际海洋新秩序的建立，赋予“九段线”新的法律地位是必要的。但用后来缔约的国际海洋法去衡量两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中国南海疆域以及近代以来即已形成的南海断续线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国际法的要求，甚至对中国南海疆域、南海断续线予以否定，都是没有道理的。罗肖《南海与中国的核心利益：争论、回归及超越》[※注]认为，广义上的中国核心利益是指对中国生死攸关的合法国家利益，狭义即外交实践层面的中国核心利益，则是指对中国生死攸关且面临严峻外部威胁的合法国家利益，必须要通过高调、反复的宣示，对外传递决不妥协、保留武力选项的最强斗争信号。而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这三大传统核心利益则是国内外理解中国具体核心利益内涵的最主要依据之一。虽然南海包含中国生死攸关的合法国家利益，但中国更有效的南海维权需要超越简单重复敌我观念、毫不妥协地宣示式核心利益维权思维。江红义《国家与海洋权益》[※注]从历史角度分析海洋权力与海洋权利的发展与演变历程，提炼出海洋权益的科学内涵。他认为，海洋权益是海洋权能、海洋权力与海洋权利的结合体。其中海洋权力由海洋军事与海洋管理两种力量组成，海洋权利与法相关联。两者共同确保国家能够稳定实现海洋利益。刘俊珂《国家发展进程中海洋战略的构建》[※注]认为海洋边疆是国家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战略也必然要围绕国家发展这一根本要义而进行规划和设计。海洋战略的设计，应突出国家意识、科学性以及规划设计合理性。海洋边疆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也会突破传统的界限，而形成新的海洋利益边疆。海洋新边疆的巩固和拓展，需要国家制定科学的海洋边疆战略，并以此为基础来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王历荣《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困境与创新选择》[※注]指出，“海洋强国”本身既是一个目标性、结果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性和过程性的概念。实现从建设到建成海洋强国是一个长期、系统和复杂的工程，中国建设海洋强国面临陆海复合地缘两难、海洋强国战略挤压、与邻国海洋争端、海洋意识欠缺、海洋力量相对薄弱等诸多战略困境。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坚持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相统一，从意识养成、发展理念、法制完善、海军建设、海洋外交等方面进行创新是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路径选择。侯毅《新时代我国维护海洋权益工作的政策基础与路径选择》[※注]认为有效捍卫领土主权，维护海洋合法权益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我国海洋维权工作明确了目标方向，提出了指导原则。为保证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目标的实现和各项战略任务的落实，应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维护海洋权益思想为指导，从能力建设、机制构建、理论创新等多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郭渊《南越对西沙、南沙群岛的侵占及行为评析》认为，20世纪南越政权在法国、美国的支持下，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进行蚕食，并采取政治、舆论、国内法等手段进行主权造势。南越侵占两群岛的方式和手段，为后来的越南所继承。不仅如此，越南与中国进行论战，所持的“理论”“事实”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南越所践行的。[※注]

对有争议的土地，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双赢的建议，是妥善解决上述问题的合理建议。但目前情况十分复杂。一方面，我们应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加强与相关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求同存异，以求得相关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有不同看法的国家可以合作研究。可由相关国家的学者共同研究，本着学术探讨的精神充分发表意见，在某些方面可能逐渐达成共识并为两国所接受；对未能达成共识的问题可保留意见并各自表述。关键是社会和舆论界应给予学者应有的自由空间，不宜轻易将学者的意见升格为政府的表态，而演变为过热或过激的社会反应。方铁《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认为，我们应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加强与相关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逐渐实现我国边疆问题研究与国际的接轨。可设想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本着搁置争议、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历史共享”或共同研究。这样将有助于在面向未来和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较好地解决有关国家历史与边疆方面有争议的问题。[※注]

综上所述，对当前边疆治理及边疆治理中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新热点。这一方面研究的明显特点，是有不少问题是新出现的，或缺乏前期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问题与现实甚至与政治紧密关联，增加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但是，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并提出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也是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当迎难而上，勇于思考和探讨，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看法。

六 当代中国反分裂反恐研究：以新疆为例

在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暴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是危害社会安全和发展的主要祸源。我国面临着反对和打击“三股势力”的严峻斗争。长期以来，新疆分裂势力、西藏分裂势力和台湾分裂势力对我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进行反恐反分裂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的重要课题。本文主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我国反恐反分裂问题进行梳理和论述。

（一）反分裂研究

“东突”是危害新疆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大威胁之一，关于“东突”的研究，自然成为我国新疆反分裂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边疆研究专家马大正长期关注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问题。马大正与许建英合著《“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注]一书以历史学的研究视角，详细论述了“双泛”思潮的兴起，“东突厥斯坦国”“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等新疆分裂势力组织的兴起及其衰落过程，重点论述了新疆分裂势力“东突”派系组织、活动及其思想特点，特别是论述了“9·11”事件后的动向。该书最后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程的基础上得出了基本的五点战略研判：①分裂是新疆的主要危险；②必须利用全社会力量进行综合治理；③把发展新疆经济作为第一位工作；④坚持维护民族团结三原则；⑤干部问题是新疆发展和稳定的重中之重。为维护新疆稳定与发展，作者提出几点对策，分别是中央和地方要重视新疆的事情，协调做好新疆发展与稳定工作，新疆发展应是社会整体发展，新疆经济发展应抓住支柱产业资源，加强各民族和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打击“东突”分裂势力，作者认为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基础是维护社会稳定，手段是加快新疆经济建设和促进新疆民族流动和交流，目的是实现新疆各民族和多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就维护新疆稳定的基础而言，新疆在治安和国家安全方面应坚持严打态度，并保持高度警惕和行动态势；在意识形态方面，应加强对新疆历史和民族团结知识的学习，加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民族政策及宗教政策等方面的教育，倡导法律面前各民族平等的教育和执法。这些对策对我国新疆反分裂斗争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马大正对20世纪以来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进行全面历史考察和宏观战略思考。马大正在《论百余年来新疆反分裂的几个问题》[※注]一文中认为，分裂活动是20世纪以来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一股浊流，百年来新疆地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历史可分为两大时期，20世纪前半叶是分裂势力由思想传播发展到政治实践的时期，其间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是从“双泛”思想渗透到形成分裂势力精英和代表人物的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分裂势力精英人物将分裂思想用之于分裂的政治实践阶段。20世纪下半叶至今是分裂势力沉渣泛起到反分裂斗争进入以反对暴力恐怖为主要形式的新阶段。其间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分裂活动沉渣泛起，分裂势力的活动形式和国际背景实现了两个转变，即活动形式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武装叛乱到50年代末以后的以政治斗争为主的转变；而国际背景则由西方反华势力向苏联霸权主义和西方反华势力相结合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分裂势力打着民族宗教幌子，打出“反汉排汉”的口号，严重破坏了新疆和谐的民族关系，致使出现20世纪80年代分裂势力得以坐大的局面，从而严重影响了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群众基础。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武装暴乱标志着新疆反分裂斗争进入以反暴力恐怖活动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新阶段。直至2002年前后，新疆暴恐活动进入频发阶段。2003年后则为“间歇期”，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反分裂斗争取得了六点战略共识，另一方面是分裂暴恐势力将其活动转为政治斗争为主的形式。马大正认为“间歇期”新疆反分裂斗争特点主要是主动权在我，意识形态斗争升为主战场。这一研判是符合新疆反分裂斗争实际的。

该文指出，新疆的反分裂斗争需要在政府指导下进行反恐人民战争，并营建打击恐怖、反对分裂的社会大氛围。建设和完善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是反对恐怖分裂斗争的重要环节；新疆干部是反分裂反恐斗争的关键，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是诸项工作的核心，而上述工作的开展必须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为此，当代新疆治理应特别关注以下几点：一是新疆的事情需要中央和地方的重视；二是处理好新疆发展与稳定工作的辩证关系；三是发展与稳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发展应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四是经济发展应坚持民生优先，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五是做好做实对口援疆工作；六是做好新疆社情调研，为决策提供良好依据。

潘志平、王鸣野、石岚《“东突”的历史与现状》[※注]一书深入分析研究了“东突”问题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现实状况。该书共七章，分别论述“伊斯兰化”“突厥语化”“双泛”“东突厥斯坦独立”“维吾尔斯坦解放”、历史、现实、“东突”是民族败类和民族罪人、“东突”是人民公敌和人类公害等七个问题。该书对“东突”现状的研究比较突出，对其危害进行深刻而全面的剖析，揭示了其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的本质面目。陈延琪、潘志平主编《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注]对为什么泛突厥主义的追求至今不能实现，泛突厥主义是民族意识的本质要求还是扭曲反映，泛突厥主义是操突厥语诸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还是思想障碍诸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透视。另外，土耳其学者Erkin Ekrem《中苏关系中的“东突”问题（1944—1945）》从中苏关系的视角，论述了“东突”问题的由来、发展和结果。[※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史话》[※注]从十二个方面细致梳理了自清末以来，我国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史与经验。

张秀明《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注]分为两篇六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回顾、新疆“三股势力”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国际背景、新疆反分裂斗争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及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讲话摘要等。他对新疆20年反分裂斗争经验进行高度概况，主要包括以下九个方面：①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不动摇，始终保持严打高压的态势；②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建设；③对宗教事务要科学分析，会管、善管，依法管理，加强管理；④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⑤要切实做好民族工作，始终坚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⑦关注民生，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奠定牢固的社会稳定基础；⑧继续加大外交斗争力度，压缩境外敌人的生存、活动空间；⑨高度重视建设好一支坚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队伍。他还认为要做好新疆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需要做好以下几点：①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②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③科学地分析、正确地把握民族和宗教问题；④必须正确处理的几个敏感问题。此外，他还就关于反分裂斗争的战略、策略、谋略与具体做法；提高宗教管理艺术与水平；正确认识和处理维稳与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在新疆维稳中的特殊作用；新疆维稳与发展对情报侦察部门的具体要求和新疆维稳与发展对职能行动部门的具体要求等问题进行深入阐述。

杨恕《世界分裂主义论》[※注]一书从理论上对分裂主义的定义、类型、产生、发展和规律以及国际社会的介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并对世界上主要的7种分裂主义，即巴斯克、北爱尔兰、车臣、魁北克、泰米尔、亚齐和科索沃做了详细的案例分析。同时介绍了联合国和相关国家反对国家分裂、维护主权完整的立场以及对策。

杨恕、李捷《分裂主义及其国际化研究》[※注]主要研究了分裂主义的概念、产生、威胁等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选取斯里兰卡泰米尔分裂主义为例，重点分析了分裂主义的国际化进程、影响因素及应对问题。在总结多年对分裂主义研究的基础上，杨恕、李捷《分裂与反分裂：分裂主义研究论集》[※注]就分裂主义基本理论、分裂主义国际化、分裂主义案例及其他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分裂主义国际化问题，杨恕认为分裂主义的国际化有着多种表现形态。分裂主义的国际化进程包括横向扩展和垂直升级两个维度。一方面，一国内部的分裂主义通过向外部寻求支持、承认和进行跨国动员的方式横向扩散并向周边溢出；另一方面，介入国对其他国家内部分裂主义问题的干涉引发事发国与介入国之间的国际冲突、危机甚至战争，形成国际化的垂直升级。无论何种进程，分裂主义的国际化均对事发国的反分裂斗争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和制约。[※注]

关于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郝时远认为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极端性的产物，与暴力恐怖主义具有天然的联系。当代民族分裂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的误读和民族自决权滥用的结果。他指出恐怖组织利用某些民族、宗教矛盾和民众情绪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目的，是维护其以极端性和残暴性建立的“权威地位”和左右民众的能力。所以，不能将具有种族、民族和宗教背景的恐怖主义组织视为相关群体的代表，否则只能扩大恐怖主义势力的群众基础，助长恐怖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从而掩盖恐怖主义势力反人类的极端性本质。[※注]田卫疆《近代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兴盛及其对新疆地区的影响》[※注]细致梳理了近代土耳其“泛突厥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发展演变及其对我国新疆社会稳定的影响，指出，20世纪初，“双泛”思想在新疆蔓延，构成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源头。20世纪以来，“双泛”思想在新疆继续蔓延。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纵容下，这些分裂分子以土耳其为基地，长期从事分裂我国的活动，成为境外新疆分裂主义势力的源头。

郭益海《新形势下新疆民族分裂活动的新特点及其对策》[※注]对2008年以来新疆分裂活动进行梳理，认为国际敌对势力和反华势力不断加强对新疆民族分裂势力的支持力度，新疆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加上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渗透和伊吉拉特等组织的破坏升级，新疆民族分裂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在活动策略和手法上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变化，主要表现为：破坏方式上，继续采取“文煽武扰、文武并举”，但是更加注重“文煽”的力度；分裂势力反动宣传开始打出“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旗号；分裂势力进一步加强整合力度；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在活动区域上向东疆和外省扩散；攻击对象上在新疆主要是以基层公职人员，省外则是平民；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在成员构成上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是暴恐涉案成员年轻化、文化程度低，而思想煽动人员则文化程度较高，生活较为富足；二是暴恐人员的女性化和家族化增多。为应对新变化，他提出：以经济发展为途径，以改善民生为重心，以赢取民心和长治久安为目标；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推动新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强化防范意识，提高专业队伍和基层党组织的维稳能力；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创建良好的周边环境；加强农村和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反分裂斗争的基础。

关于“疆独”问题，贾春阳《关于“疆独”问题的几点思考》[※注]认为“疆独”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疆独”势力制造了无数起叛乱、暴力恐怖事件，“疆独”问题已成为影响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疆独”问题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分裂与反分裂问题，是干涉与反干涉问题。

“疆独”势力和土耳其对“7·5”事件的反应，凸显了“疆独”问题背后的泛突厥主义因素，说明泛突厥主义对中国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潜在影响。贾春阳《泛突厥主义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及影响》[※注]对泛突厥主义思潮的由来、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了泛突厥主义对我国新疆的渗透和影响。他认为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早期虽有反抗殖民侵略、反抗民族压迫的进步性，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沦为封建统治者、帝国主义者维护自身统治或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工具。自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传入中国新疆之后，它为“疆独”势力的产生和分裂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撑；一定程度上使“疆独”问题长期化、复杂化；成为威胁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毒瘤”；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牵制、分裂中国的工具，致使“疆独”这一内政问题“国际化”，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为应对“疆独”，他认为我们必须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各种资源，制定科学、完备的反分裂战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国内方面主要是：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调整和完善对新疆的经济扶持政策，建设繁荣美好的新疆；搞好民族、宗教工作，建立和谐的民族、宗教关系。国际方面主要是：充分发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压缩“疆独”势力的活动空间；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为中国新疆的反分裂斗争、反恐斗争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张仕荣《基于国际经验构建中国反分裂战略体系的几点思考》[※注]研究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反分裂斗争的经验，认为制度建构是反分裂斗争的核心所在，军事遏制是基本保障，经济发展是内在动力，以文化认同为坚韧纽带，以反对外来干涉为重要支点，有效构建中国反分裂国家战略体系。刘泓编著的《当代国外民族分离主义与反分裂研究》[※注]认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民族分离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施加影响，试图改变当前“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作者在书中将国外民族分离主义的表现形式总结为暴力恐怖手段（北爱尔兰模式）、军事对抗手段（科索沃模式）、政治运动手段（魁北克模式），分离势力借此与主权国家的中央权威进行互动，在不同程度上威胁到了相关“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完整性和社会稳定。本书探究了相关国家分裂势力的形成、发展与活动规律，以及它们为反对、遏制和打击分离主义势力所采取的战略，重点探讨了有关国家对反分裂工具和各种资源的运用，以及反分裂理论和法理基础的研究，力图从民族权利与国家统一的法理角度，说明反分裂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基础理论，对于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决权原则的适用性进行了解释，对于从理论上与分离主义观念对话的意识和深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随着新疆反分裂斗争深入，我国不仅从武力平定、社会管理、法治等方面进行反分裂斗争，而且更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思想深度的斗争。高永久和秦伟江《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思考》[※注]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们认为应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领导；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加强学校教育阵地建设；加快经济发展，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分裂斗争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继续加强对“东突”恐怖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做好新疆的民族工作；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坚决抵制非法宗教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近年来，受国际局势和新疆周边环境的影响，分裂势力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出现一些新动向和新变化，这引起了相关领域的高度重视和针对性研究。高校是在思想领域抵制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的重要阵地。杨丽、姜勇《新疆高校抵制“三股势力”分裂渗透的历史回顾与主要经验》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股势力”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历史线索，认为其对师生的思想和行为带来极大危害，新疆高校应成为反分裂反渗透的重要阵地，抓好青年学生的培养教育，筑牢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防线，并在校内重点领域实施重点监管和防范。[※注]

关于新疆的维稳工作，马戎《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注]认为，乌鲁木齐发生的恶性事件在很大程度是民族隔阂和民生问题叠加以后造成的。要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应切实改善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就业和生活条件，把民生问题与民族问题剥离开来。为预防极少数人实施的恐怖袭击和街头暴力事件，政府需要维持必要的警力。维稳工作的核心工作应是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增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增强人民生活的公平感和幸福感。

新疆恐怖势力和分裂势力往往是以宗教极端思想和非法宗教活动为表征的，对此，阿比孜·尼亚孜《当前新疆反分裂斗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几个问题》[※注]认为“东突”恐怖势力利用伊斯兰极端思潮的本质是进行分裂活动，“民族分裂主义”才是新疆不稳定的根源。对此，必须严格划清宗教问题与民族分裂主义的界限，要把政治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坚持“四个维护”的原则。

关于美国对我国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问题，顾国良、刘卫东、李枏编著《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注]一书，详细论述了美国对新疆政策的渊源和演进脉络，特别是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新疆的战略思维、基本政策考虑及其所采取的具体做法，对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国内因素进行阐述和分析，还就美国对新疆的政策考虑及未来政策可能的发展趋势做出评估。该书以八章篇幅，分别论述了美国干涉新疆有关问题的历史沿革，冷战后美国涉疆问题的战略考虑，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国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在涉疆问题上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东突”组织在美国的活动情况，并就热比亚、关塔那摩监狱中的“东突”囚犯等问题进行案例分析，最后对涉疆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整体地位进行了综合论述和评估。作者认为，涉疆问题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占优先地位，同时，涉疆问题也有别于涉台、涉藏问题。虽然奥巴马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态度较为慎重，但依然具有两面性和不确定性。因为“新疆问题”从根本上是维护我国主权和反对分裂的问题，所以我国应做好内部稳定团结工作，不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

孙雁《美国政府为何没有新疆政策》[※注]针对该书中观点进行探讨，并对我国当前新疆维稳和发展的政策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美国在“疆独”问题上更关注的是维吾尔人的“人权”，而国内研究者关心的是“主权”问题。与其了解美国政府涉疆（及涉藏）政策，更重要的是了解美国人对新疆民族关系、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的真实看法。与其责怪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偏见，更重要的是国内自省民族政策上和信息管制方面的失误。她指出，目前国内的新疆和西藏政策强调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但中央政府“为民做主”的理念和发展战略不一定能使受惠民族对政府有“感恩”的感情。相反，无论政府在经济上付出多少投资，政治性的各种限制使政府的善意可能前功尽弃，也为少数极端分子和“世维会”提供了政府践踏人权的充分借口。

关于“新疆问题”，姚新勇《复杂多面的“新疆问题”》[※注]认为它带有古老的地区性宗教冲突（圣战）现代变种的色彩，具有现代泛突厥泛伊斯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当代继续的性质，是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认同断裂的暴力表现，是新形势下国家制度及民族政策失效、紊乱的征兆，是国家及新疆内部现代化发展尤其是不平衡、欠公平发展刺激的产物，是文化失范、社区尤其是乡村有机结构坍塌的结果，是全球化浪潮及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刺激、作用或干预的效应，也是境内外过度反应的放大与扭曲。这一切加之新疆绿洲生态的脆弱性，就决定了所谓“新疆问题”注定是复杂、长期、难解的。其解决之道，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原则的协调并举：以社会安定为前提，以中央指导调节为枢纽，以全国支援为辅助，以地方力量为主体，以民主法制（尤其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为规范，以现代与传统文化并重、文化民间自治、共有家园意识培育为精神文化发展之原则，以兼顾生态、效能、利益普遍惠及的经济建设为动力；而上述所有这一切原则的贯彻与落实，最终都应该指向这一核心且基本的目标——有机社区结构的重建，祥和、包容、公民自主的宜居家园建设。

目前，反对“三股势力”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从深层次原因看，这是“三股势力”弱化了部分新疆人群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胡鞍钢等《新疆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注]认为要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需要从根本上坚持“一体多元”思想下的国家认同，包括制度认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具体而言，一是以平等尊重为核心，推进依法治疆，构建法律共同体，促进制度认同；二是以共同富裕为基本方向，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发展改革成果由各族人民共享，构建繁荣共同体，促进社会认同；三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推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开放包容的文化共同体，促进文化认同。

徐平和张阳阳《影响新疆国家认同的因素探析》[※注]进而对新疆国家认同的文化、宗教、民族、经济社会状况四个影响因素以及现代化发展中的特殊群体、基层干部展开了分析。他们指出，在充分肯定新疆人对国家的情感和认同的同时，提出要以创新方式发展和建构更加稳固的国家认同。一体多元的新疆文化认同是基石，各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保障，推进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是手段，开放的文化环境和心态是催化剂，最终目的是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马大正《略论20世纪以来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几个问题》[※注]认为：“文化认同对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牢固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就是脆弱的。只有文化认同的基础打扎实了，国家认同就经得起风浪的考验。”“新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在新疆实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不断对各民族精神家园的内涵加以丰富、发展，其中发挥现代文化的引领作用，倡导新疆精神，培育新疆人意识，有利于形成新疆各民族人民共同意识——公民意识，增进民族团结，是建设新疆各民族精神家园的应有之义”。

在涉疆分裂活动研究中，“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历史研究是一个躲不开的议题。[※注]

1944年夏秋，新疆政局剧变。统治12年的“新疆王”盛世才被解职还未离去之际，8月17日，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伊犁巩哈县（今尼勒克县）乌拉斯台打响了武装暴动的第一枪。10月7日，新任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就任第4天，巩哈县县城被攻破。11月7日，由苏联入境的六十多人的武装与巩哈游击队在伊宁发起暴动，经六天激战，攻占了伊宁市国民政府所有军警据点。11月12日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这在台湾一般称为“伊宁事变”。至1945年夏，这个“共和国”完全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地区。1946年6月6日，伊犁、塔城、阿山暴动区人民代表与国民政府签订《和平条款》，并宣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已完成自己的使命，三个地区已分别直接归属于省政府”[※注]，虽然名义上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但这三地区仍处在武装割据之下，一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

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断涌动的“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运动是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口号、纲领和行动的民族分裂运动。问题是，1944年的这个“共和国”复杂得多：一是，它一直与社会主义苏联有扯不清的关系；二是，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致电这个政府代表称：“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注]1950年以后，大陆的各种官方文献中称为“三区革命”，而不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因此，很长时间里，至少在大陆学界，不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而只有“三区革命”。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纪大椿在1980年撰文《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一历史事件“长期以来是一个语焉不详、讳莫如深的敏感问题，甚至是不敢涉足的学术禁区”[※注]，自纪大椿做上述表示之后，迄今又已过去三十多年，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纪大椿1980年撰写的《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注]，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开创者。纪先生潜心研究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三区革命斗争的功与过，都有苏联人的份。”[※注]寥寥数语，分量可谓不轻。尽管当时有关的苏联档案还未解密，但其所做的研究并未过时，至今还不能忽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朱培民教授发表了《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后又收录在他的个人文集中。他认为，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发生过三次变化：支持和策划“三区革命”，协助国民政府政治解决新疆问题，支持中共促成新疆和平解放[※注]。新疆大学教授徐玉圻领衔主编的《新疆三区革命史》[※注]，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三区革命”的史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杜荣坤等人合著的《新疆三区革命史鉴》[※注]，虽然是2013年出版，但实是作者二十年前撰写的。这些研究成果代表大陆学界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水平，明显地突破过去竭力回避的一些问题，如苏联与“三区革命”间关系。也在这个时期，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一批学者关于“双泛”研究，成果丰硕。主要有：纪大椿的论文《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兼评分裂主义的旗号“东突厥斯坦”》，系统论述了什么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什么是“东突厥斯坦”，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怎么传播到新疆来的。文中特别指出，20世纪40年代“一方面是境外进来的用马列主义词句伪装起来宣扬‘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宣传品，一方面是当地赤裸裸的泛伊斯兰主义直接煽惑，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其危害是相当巨大的”[※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冯大真主编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论文集》[※注]和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杨发仁主编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论文集》[※注]，收录了新疆和内地一些学者的重要论文，是国内学术理论界对“东突厥斯坦”思想的集中清理。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除新疆本地学者继续工作外，上海、北京、兰州等地大学、科研机构的学者从历史的、国际政治的和民族学的角度，积极参与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从内容和质量上更上一层楼。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的《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注]，是研究“三区革命”与苏联问题很有分量的论文，这篇论文充分使用了苏联解密档案，非常有价值。沈志华将“三区革命”放在中苏结盟的大背景下展开讨论，认为苏联对新疆政策趋向，时而与地方当局结好，时而同少数民族联合；时而支持独立，时而强调自治；时而表示强硬，时而倾向缓和；时而支持国民党，时而援助共产党，但其目标始终是在中苏走向同盟关系的大前提下，从政治和经济上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越地位和特殊影响。沈志华多年致力于苏联解密档案的收集、整理、翻译工作，对于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东突厥斯坦斯坦共和国”的研究，贡献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薛衔天《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和《是推进新疆革命，还是维护自身安全？——关于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民族因素》认为，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亦即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迫使苏联采取了务实政策——促使三区与中国中央政府和解。[※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黄建华的《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描绘了国民党势力1943年进入新疆后，与三区军事对峙阶段的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统治新疆的政策。[※注]厉声等《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是一部新疆历史与现状的概述性著作，[※注]第五章专门论述了“三区革命运动与新疆和平解放”，其突破是除了使用了一些苏联解密档案外，还引证了俄罗斯学者巴尔明关于苏联与“三区革命”的研究成果。此外，还有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延琪、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杜瀚等人关于“三区革命”的专题论文，分别探讨了三区政府机构设置、军事斗争、农业生产发展等问题，对我们具体了解这个“共和国”政权的内部结构和军事和实业发展等细节问题有所帮助。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主编的《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和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的《世界分裂主义论》，则是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相关的研究新疆分裂主义理论的著作。杨恕等人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布）中央的一份关于新疆问题的报告，对苏联准备再度干涉新疆事务的企图做出分析，认为苏联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新疆一系列变故的幕后策划者和支持者，可以确定苏联从来就没有放弃对新疆的关注，只不过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苏联的新疆政策有时明显、有时隐蔽罢了。

毫无疑问的是，大陆学界有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已取得显著进步。我以为，在大陆束缚这一问题研究深入的主要障碍有：第一，它与苏联的关系；第二，毛泽东关于它“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的评价；第三，如实地评价（至少在它的初期）与分裂相伴随的民族仇杀活动。上述第一条已突破，而第二、三条仍是不大好直面的问题。不过，随着形势变化，研究禁区逐渐开放。201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刊文《正确认识新疆历史问题》指出：“必须正确认识新疆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澄清错误认知、树立正确观念、提高辨别能力，这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是团结群众、凝聚人心的根本，也是铲除错误思潮影响、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精神力量的根本。”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全面客观正确认识三区革命》[※注]指出，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深挖错误认识和模糊观点的根源，论证“三区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但前期犯严重错误的观点。该文认为，“三区革命前期犯有民族分裂的严重错误”，表现为“在宗教狂热和狭隘民族偏见的驱动下，三区中的少数反动分子、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大肆反汉排汉，杀害汉族平民、抢劫财物事件不断发生”。苏联与“三区革命”的关系则是“苏联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传统的政治影响因素，别有用心地干预三区革命，目的是将三区革命引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以增强与当时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

还有两位海外华裔学者的相关研究值得重视。

王大刚和王柯都生长于新疆，有特殊的“新疆情结”，因此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拥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生长新疆的经历、背景，可就地收集中国大陆，特别是新疆本土的相关第一手史料；二是身居海外，可广泛采集国外以及台湾地区的重要档案、史料。此外，其研究环境也相对宽松。

旅居澳洲学者王大刚的《在苏维埃的阴影下：伊宁事变——种族冲突和新疆国际竞争，1944—1949》[※注]是一部优秀著作。他的基本观点是：“伊宁事变”，绝非单纯的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也非单纯的中国内部事务，而是许多国际、族际复杂因素交叉互动的结果。从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可表明作者特别强调的是，苏联在1944年伊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王大刚认为，斯大林关于新疆政策的目标和结果，不可就事论事孤立地看待，须放在苏联亚洲政策中来考虑。当时，新疆汉族统治当局与地方民族长期的历史冲突正好为苏联扩大影响力并排斥英、美、日的影响，提供了绝佳时机，只不过国际政治现实不允许同时制造第二个“外蒙古”。在新疆制造“国中之国”反而更加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王大刚大量使用了第一手英文资料，如书目中提及的美国驻迪化和重庆外交官发给华盛顿的数百封电报，非常珍贵。[※注]有评论说：王大刚关于苏联操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议，“就史料证据之坚强，可谓铁证如山”，同时也批评说：“低估了新疆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力量”。[※注]但无论如何，王大刚的这部厚重的专著问世，大体扭转了学术界关于当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苏联关系语焉不详的研究状况。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注]是旅日学者王柯的研究成果。总的来看，王柯与王大刚分别独立完成各自的研究，但基本观点不谋而合。王柯的四个考察视角或许是他的重要创新：一、新疆地区社会及突厥伊斯兰民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二、民族革命思想的起源与质变；三、“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内部结合原理和共和国的权力构造；四、围绕着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注]这本书是他1995年日文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研究——中国的伊斯兰和民族问题》[※注]基础上的增补改写本。王柯近年来还发表了一些较高质量学术论文和著作[※注]。这些论文中的一些创建性的观点和认识融入了这部增补版的著作之中。问题是，王柯的增补本易名为“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但对20世纪30年代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注]，只用了三页一笔而过，主要内容仍是20世纪40年代伊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历史；其实，20世纪40年代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也并非仅“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总统”艾力汗·吐烈（Ali Khan Türe）等人的活动，须注意的还有投靠国民政府的麦斯武德·沙比尔（Mas’ud Sabri）、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尤素甫·阿尔普特金（Isa Yusuf Alptekin）“三位先生”（Istanbul：1985），p.481。">[※注]，故此，易名反倒名实不副。此外，王柯之作对前人的成果吸收不足，如视而不见王大刚已公布的美国外交官发给华盛顿的数百封电报。难怪王大刚的“书评”就该书“甚至没有提及”自己的那本书，似有微词。[※注]

（二）反恐研究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国际政治中出现了一个新高点。它既是一个安全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外交和政治问题，牵引着国际战略格局和大国关系的调整变化，且在重塑一些国家的政局、经济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斗争问题，已成为有识之士不可不察和深入研究的“国之大事”。我国学术界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在此之后开始迅猛发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研究中心相继推出了“反恐译丛”之一、之二和之三，并从2003年起按年度编纂《国际恐怖主义反恐怖斗争年鉴》。2004年以来，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学家积极加入了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反恐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杨晖博士专著《反恐新论》[※注]一书，在反恐理论上深入探讨和思索。本书分为十章。第一章是全书的基础理论部分，就当前国际反恐怖斗争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论认识作简要阐述。第二、三、四章重点分析“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对当今国际关系格局、大国关系、地区局势及世界军事形势的影响，并着重探讨了“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在活动地域、袭击目标和袭击手段等方面的演变趋势，及未来发展趋势，揭示传统型恐怖主义与现代高技术相结合的严重危害。第五、六、七章分别对俄美两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及反恐战略、策略进行比较分析。第八、九、十章为涉及中国反恐问题部分，分析评估中国面临的现实和潜在恐怖主义威胁，中国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政策与做法，在反恐怖斗争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并就此提出一些宏观谋略思考和微观应对举措。作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来思考问题，从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恐怖理论体系，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作者从国家安全大背景出发，坚持将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斗争这一重大的安全问题，与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大国关系的互动、地区局势的发展等一系列当代其他重大战略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和更宏大的层次上重新认识和定位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斗争。此外，作者还对美俄等大国反恐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为我国反恐斗争借鉴外国经验起到积极作用。

恐怖主义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恶瘤之一。针对美国“9·11”恐怖主义事件，联合国安理会于2001年9月28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通过了第1373（2001）号决议，要求各会员国采取一切措施，特别是加强国内立法以确保将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视为犯罪并绳之以法，以及尽快成为关于恐怖主义的相关国际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国。为此，加强反恐立法研究已成为我国反恐斗争的重要领域。近十余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对反恐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问题，二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对策，三是我国刑法的不足与完善。总体观之，我国在反恐法律问题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多，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代表性成果主要是杨洁勉、赵秉志和杜邈的论著。

针对国际合作反恐，杨洁勉《国际合作反恐：超越地缘政治的思考》[※注]一书以“9·11”事件以来国际形势新发展为背景，从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国家的理论、政策和实践、国际制度等多方面对反恐斗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宗教、民族和文化因素对反恐的影响，提出在反恐斗争中应强调要根除恐怖主义的土壤，加强国际合作，重视非传统安全威胁，注意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既要善于运用还要超越地缘政治。另外，对于反恐的国际合作有关法律层面须研究的问题较多，其中，恐怖罪犯的引渡是国际反恐合作中一个难点，即“政治犯不引渡”的障碍。吴玉梅《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引渡问题的探讨》[※注]就“或引渡或起诉”在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实践中的弊端进行深入探讨，认为采取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的处理措施。目前，中国反恐立法已起步，这项工作还将继续下去，专门的《反恐法》正在酝酿制定之中，反恐的国际合作理论上也有一定进展。关于反恐斗争的立法问题，王秀梅《依法打击“东突”势力，切实维护国家稳定——兼论“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完善》[※注]深入分析了我国“东突”势力本质、发展及其实施恐怖活动的现状，审视我国刑法第249条的规定，并为适应打击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犯罪，完善刑法的规定提出修改建议。总之，中国的反恐立法及国际反恐合作仍是任重道远。

赵秉志主编《中国反恐立法专论》[※注]一书从法律角度，对我国反恐法律建设进行深入研究。该书分四个部分，依次论述了我国反恐立法问题、恐怖主义犯罪若干问题的界定、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协调及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联合国及国际组织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对我国反恐立法的参考与借鉴。该书认为我国不仅国内恐怖主义犯罪时有发生，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国内外恐怖势力和国际恐怖组织、恐怖分子的干扰与威胁，特别是“东突”恐怖势力。而我国反恐立法应主要围绕惩治恐怖主义犯罪。一方面，积极签署和批准关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公约，同时本着合作和建设的态度，积极参加《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的谈判，并努力促成该草案的通过，达成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一致认识；另一方面，我国应加强国内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主要是：（1）在宪法中增设反恐怖主义的明确依据；（2）进行专门的反恐怖主义立法；（3）重构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格局。总之，必须摆脱某一部门法的束缚，而是预防、处置、制裁、恢复四者并重。针对反恐立法操作层面所面临的困难，聂洪勇在该书中提出五大问题：①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的定义亟待明确；②恐怖活动、恐怖组织的特征要准确界定；③恐怖活动的行为方式需要明确；④对于恐怖活动组织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在立法上予以体现；⑤恐怖活动组织的认定程序需要立法规范。反恐立法可在相关法律中做出照应性修改或补充立法，也可拟具专门的反恐怖法案。屈学武在书中认为，从更具系统性、效益性和可操作性角度，国家不如直接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恐怖法，并提出有关立法原则。

杜邈主编《反恐刑法立法研究》[※注]是针对反恐刑法立法而进行的专题研究，该书遵循了“立法理论—立法现状—立法完善”的研究思路，对反恐刑法的概念、性质、特征，反恐刑法的产生背景、基本原则和功能进行探讨，力求建构反恐刑法的基础理论体系。他认为，反恐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依法反恐、严厉惩治、平等对待和预防至上。关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反恐刑法立法，他选取美国、英国、俄罗斯、南非、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进行研究，重点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反恐刑法的立法模式和内容。他认为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是由经验立法向适度超前立法的转变、从偏重客观主义向偏重主观主义的转变、从政治刑法观向社会刑法观的转变和从人权保障向社会保护的转变。针对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他从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的角度，对我国反恐刑法的立法演进、立法模式和内容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反恐刑法立法应立足本国国情和反恐局势、借鉴吸收先进立法经验、贯彻落实国际反恐公约的要求和强调对恐怖组织的打击。鉴于我国反恐刑法在立法方面的不足，他对我国反恐刑法的完善模式提出具体建议，重点论述“恐怖活动犯罪”的界定、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完善等问题，并对我国反恐刑法完善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本书认为应当高度重视反恐刑法立法，在立法时保持理性与谨慎，同时开展对恐怖主义的综合治理。针对我国目前反恐刑法存在的问题，他建议应颁布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进行修订；制定专门的《反恐怖法》，与刑法达成衔接；充分发挥刑法解释的作用。具体应采取如下立法完善措施：1.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界定。恐怖活动犯罪即通常所称的恐怖主义犯罪，是指为了制造社会恐慌或强制国家机关、国际组织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以实现政治、民族、宗教等社会目的而实施刑法规定的特定犯罪。2.完善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包括扩大属人管辖权和保护管辖权的范围；对恐怖活动犯罪人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将恐怖活动犯罪纳入特殊累犯；规定恐怖活动犯罪不受追诉时效限制。3.完善刑法分则的相关规定。包括增设破坏、劫夺大陆架固定平台罪，入境发展恐怖组织罪，包庇、纵容恐怖组织罪，恐怖活动罪，煽动恐怖活动罪，煽动宗教仇恨、宗教歧视罪和拒绝提供恐怖活动犯罪证据罪等罪名；修改挪用特定款物罪、挪用公款罪，妨碍公务罪，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和窝藏、包庇罪的罪状；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配置财产刑，规定坦白等特殊刑罚减免事由。

基于新疆“7·5”事件引发对我国刑法规定的思考，杜邈《我国刑法应增设“恐怖活动罪”》[※注]认为我国刑法缺乏专门的反恐罪名，应将暴力破坏的犯罪类型从刑法分则各章节中分列出来，结合恐怖主义目的，合并设置为专门罪名“恐怖活动罪”，为反恐怖斗争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为有效应对“东突”民族分裂主义与暴力恐怖活动的威胁，维护新疆乃至全国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樊有辉《新疆反分裂与反恐怖立法性质与依据研究》[※注]认为亟须制定《新疆防范分裂恐怖活动工作条例》。该条例具有地方社会管理立法的性质，其目的是有效预防分裂与恐怖事件的发生。

我国反恐问题研究专家胡联合在2001年、2002年和2011年先后出版了三本关于世界恐怖主义及对策的论著，分别是《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注]《第三只眼看恐怖主义》[※注]和《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注]。三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行的深化研究。本文以《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一书为例，进行论述。该书以十章篇幅力图对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基本类型、基本特点、原因和机理、全球影响、发展趋势、反恐怖主义的基本措施、反恐怖主义的历史教训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阐述了我们对恐怖主义问题应采取的基本立场，以及我国如何有效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对策。他认为当代世界五大基本类型的恐怖主义，分别是民族主义型、宗教极端型、极右型、极左型和国际间谍型。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危害最主要来自新疆和西藏等地“东突”“藏独”民族分裂势力、宗教狂热势力及其境外势力。我国的反恐怖基本立场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采取全面有效措施防止和消除恐怖主义活动，反对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奉行双重价值标准的立场，反对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并加强反恐斗争的国际合作、增强反恐效率。为有效遏制恐怖主义活动，我国应坚持事先预防与事后打击相结合、以“预防为主”的战略与战术指导方针，加强反恐工作。宏观层面上，应在思想上从战略高度重视反恐斗争，努力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势力，增强我国反恐斗争势力；加大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关注其切身利益，提高其生活水平；推进民族交融一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重视宗教工作，将其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社会民众抵制极端思想的免疫力；加强外交工作，争取反恐斗争的有利国际环境；团结发展中国家，掌握国际反恐合作的主导权。微观对策上，应加强情报收集；加强反恐特种部队建设；提高反恐人员的技能；形成整体协调机制；加强反恐立法工作；加大反恐技术研发；切断恐怖组织的经济来源；加强对社会枪支的管控等20个方面，其中重点是做好新疆和西藏两地的反恐斗争。

关于当代社会稳定问题，胡联合在其专著《中国当代社会稳定问题》[※注]一书中以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借鉴国际上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分析框架，通过大量公开、翔实的统计数据、分析图表和资料，强调要居安思危，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总体演变态势，并以七章篇幅重点分析了刑事犯罪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腐败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民族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揭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加大，客观上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迫切需要树立以人为本、动态、公正、民主、法治与可持续的新稳定观，更加重视实现公平正义，加快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及其危害，胡联合在第五章《恐怖主义问题》中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心理战，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为手段，以传媒宣传为中介制造恐怖气氛，严重损害社会的安全感，影响社会人心稳定；恐怖主义还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矛盾斗争，它激化社会矛盾，危害政治首脑安全，影响政治稳定，易引发政治危机，甚至酿成动乱、国家分裂和国内及国际战争；恐怖主义还是一场严重的经济破坏战，造成极大的物质和金钱损失，耗费政府和社会大量反恐支出，增加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

范明强在专著《社会学视野中的恐怖主义》[※注]一书中，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从社会学的学科视野，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恐怖主义，颇有新意。该书以九章篇幅，分别论述了恐怖主义的定义及其特点，恐怖主义的主要类型，社会变迁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社会特征，社会思潮与恐怖主义，社会学对恐怖主义的理论诠释，恐怖主义的社会现实根源，恐怖主义的社会危害及社会反恐战略构想。他认为，恐怖主义的主要类型有极左恐怖主义、极右恐怖主义、民族恐怖主义、宗教恐怖主义、黑社会恐怖主义、毒品恐怖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根源，时代根源是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全球化浪潮，政治根源是霸权主义，经济根源是发展不平衡，文化根源是宗教文化建构，还有社会传媒的负效应。范明强认为，社会反恐具有军事反恐所不具有的彻底性、和平性、系统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社会反恐的基本思路就是用治理社会的办法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具体而言，主要是树立全球治理的理念，建立公正而合理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消除贫困以解决南北贫穷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加强国际合作并建立国际反恐机制。

李湛军从国际治理的角度研究了恐怖主义。所著《恐怖主义与国际治理》[※注]一书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恐怖主义概念定义、类型划分、历史发展、形成机理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分析了宗教激进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运用作者在国外调研掌握的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揭示了中国境外“东突”恐怖势力的真实面目，并对国际反恐合作问题从“治理理念”和应对战略做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作者独具特色和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暴力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思潮；在国际反恐合作的问题上应严格区分国际治理与全球治理，并明确主张进行国际治理。此外，作者对“东突”问题的分析和研判，对打击恐怖主义需要新型战略的分析等，都体现出了作者的新思维和新理念。他认为“东突”恐怖势力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是我国未来主要恐怖主义威胁。当前境外“东突”组织分为恐怖暴力型和国际政治化两个阵营，在坚持恐怖主义的同时，打着“联合化、政治化和国际化”的旗帜，逐渐向组织整合方向发展，并成为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牵制中国的牌。为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新挑战，应做好如下工作：一是优先进行情报战，二是斩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渠道，三是发挥联合国在反恐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并在民众中筑起公众战胜恐怖袭击的心理防线。

王伟光《恐怖主义、国家安全与反恐战略》[※注]一书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分析了恐怖主义与反恐问题。全书共九章，分别对恐怖主义的界定与分类、恐怖主义的安全化、武力在反恐中的作用、恐怖主义现状与特征及其演变趋势、反恐政策、力量与模式、反恐战略、中国的反恐应对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与分析。该书既有对恐怖主义的定性和理论层次的分析，也有基于大量统计数据的定量化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的反恐政策，提出了可供借鉴的反恐战略方面的思考。通过对1979年以来我国遭遇恐怖袭击的量化分析，他认为我国境内的恐怖活动主要是以民族分裂为诉求的恐怖主义威胁，特别以“东突”活动最为严重；境外恐怖主义势力日渐向境内渗透并与“东突”势力相结合。王伟光充分肯定了目前我国的反恐政策，认为还有进一步完善之处，比如需要很好贯彻良好的政策和战略，加强政府反恐机构及其能力建设，重视反恐科技投入与研发，做好反恐社会心理准备，重视情报工作，注意反恐与其他政策的区别与配合，加强社会群体与政府的反恐合作等。

张金平《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策略》[※注]以国际视野分别研究了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现象、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暴力生成线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能量膨胀的社会线路、国际反恐怖体系分析、武力打击遏制恐怖暴力与恐怖气焰、政治与社会反恐怖策略、国际反恐怖合作以及中国面临恐怖主义威胁与反恐怖斗争等内容。该书主要以实证分析、定性分析对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现象进行梳理、分析研究，认为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在空间活动分布呈现全球化，形成两个全球循环圈，即西欧—非洲—中东循环圈和东南亚—南亚—中亚俄罗斯—中东循环圈。当前恐怖暴力袭击的高发地带是东非—中东—南亚。从历史时空维度看，恐怖主义的活动高潮由西欧、东欧向第三世界波及。1991年以来的当代国际恐怖主义以2001年“9·11”事件为标识划分为两个阶段。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是“东突”恐怖势力、“藏独”恐怖势力及“伊扎布特”对中国的渗透，并呈现“常态化”趋势，表现为全球、地区和本土三个地域层次。王祯军《国家紧急权的理论与实践》[※注]一书对国家紧急权的本体论、国家紧急权的历史、国家紧急权的基本理论、国家紧急权制度的实践以及我国国家紧急权制度的问题及完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研究。在“域外国家紧急权立法及实践”部分阐述了英国反恐立法及实践，这对探求我国实施反恐紧急权提供了有益参考。

王震编《全球反恐战争问题新论》[※注]一书回答了全球反恐战争中的三个核心问题，即我们面临的跨国恐怖分子从哪里来？“9·11”事件以来的全球反恐战争何以成效不彰？未来全球反恐战争将向何处去？作者在书中旁征博引，各种观点、案例和数据等信手拈来，尤其是使用了大量美国新近解密的档案和外交、安全战略文献，分析缜密。该书内容共分为三章：反恐战争与跨国圣战运动、反恐战争的困境与根源、全球反恐战争转型与中国。该书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能够从中国立场出发独立地阐释全球反恐战争，并将宏观战略研究与微观反恐问题进行融合研究的大胆尝试。

李琪《中亚地区安全化矩阵中的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问题》[※注]认为：由于中亚地区毗连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演变为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的中心地带，一些国际性恐怖组织及其制造恶性恐怖事件的手段、形式在中亚地区呈跨国性、关联性、模仿性和突发性发展态势，成为困扰地区安全化的突出问题。并进而指出，中亚地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利用宗教追求政治目标的宗教政治化全球性趋向起了催化作用；国家体制转型与民生需求的不对称性提供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加速的空间；民族社会分层与贫困化加剧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扩大营造了社会温床；政府相关政策的缺失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危害加剧创造了条件。

对于传媒反恐，王树亮《新疆传媒反恐工作机制的思考》[※注]指出，恐怖势力利用传媒歪曲事实、编造谎言、欺骗国际社会、诋毁中国形象，给新疆反恐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新疆反恐工作应予高度重视传媒反恐，建立传媒反恐的应急机制、完善传媒网络的建设、保障传媒渠道的畅通、加强国际传媒合作及密切关注国内、外互联网，提升传媒应对反恐的应急能力，将传媒反恐常态化，积极建构传媒反恐战略。这对指导我们反恐宣传工作有积极意义。

在2015年12月27日，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并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将反恐纳入国家安全战略。2018年10月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决定》，为新疆地区实施反恐提供了法律法规支持。崔寒玉《反恐新事态下国家立法的路径分析》[※注]指出，当代主要的反恐立法路径有两条，一是传统路径遵循刑法基本理论，二是新兴的路径则是以战争法为基础。我国的反恐立法应当吸收和借鉴两种反恐立法设计之优势，使反恐立法走向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并在反恐立法中融入新的立法原则，以促进反恐立法的有效实施。

综上可见，学界对反恐的研究，已从法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国际恐怖主义、国家安全、国际治理等学科和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取得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既有对我国反恐政策的梳理和总结，也有对其他国家反恐活动的归纳和借鉴，更有对我国当前反恐面临的不足和挑战而提出了崭新思路和恳切建议，这对我国反恐研究和反恐斗争起到积极作用。

通过研究，学者对新疆当前反恐和反分裂斗争策略进行思考，基本认为主要是两大方面，即打击暴恐、分裂势力与促进新疆发展并重。关于打击暴恐和分裂势力，需要加大相关法律的完善、借鉴国外相关的经验、提高打击技术手段、提高舆论宣传水平等；至于发展，则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更应包括治理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水平提高、教育文化素质提升、宗教民族事务管理能力增强等方面。

我们还应看到，学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比如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目前仍是很多种，尚未达成一致。西方国家多利用人权问题对我国暴恐势力、分裂势力进行庇护，这要求我们在研究中需要多关注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态度及政策，特别是需要从国家关系的角度去深入研究。

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是我国全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多是通过对我国边疆地区的渗透来干扰我国发展和侵犯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实际上，不管是“泛突厥主义”还是“反伊斯兰主义”，这些分裂思潮均来自国外。目前，新疆分裂势力及西藏分裂势力的总部均是在国外，并得到相关国家的庇护。故此，对新疆、西藏和台湾地区的反恐和反分裂研究应站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进行，并在此角度下，以国际化视野，去深入探求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另外，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也应该从国家发展要求与地方人群需求两个层面的互动角度去思考当前的边疆开发规划，以达到国家、区域、民众三方利益的协同一致，从根本上铲除暴恐势力和分裂势力的影响，最终实现国家发展、地区稳定和民众幸福的有效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