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瑜从古代中国疆域的构成和政权设置阐述了古代疆域逐步稳定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他指出，统一时期的疆域和分裂时期由多民族的政权疆域构成的中国疆域在民族构成、行政区域设置、风俗和文化有所不同，但都有层次地发展变化或经过变夷从夏的途径向统一的中国转化。边境（四海）地区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在秦统一以前，一些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已变夷从夏”，“到秦统一后，斥四夷于郡县之外，结果从地理区域上严格了中外与华夷之分”。由于边境民族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地方民族政权或臣服于中原王朝或与之分庭抗礼，但它们并不是域外国家，而是通过种种途径，向以华夏文化为主的统一制度转化，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国。[※注]以上这些阐述说明了古代疆域不断组合调整，边境地区不断内向的趋势。葛剑雄从“各民族的共同奋斗”“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统一”“顺应历史潮流的政策巩固了中国疆域”三个方面论证了统一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注]需要附带指出的是，许多学者都曾论述古代边疆地区政权在中国古代边疆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例如邱久荣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注]在全面论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孕育、开端和发展过程时，充分肯定了历代边疆地区政权的上述作用。特别指出了北部匈奴单于国、突厥汗国、回鹘汗国，东北的渤海国，西部的吐蕃王朝、黑汗王朝，西南的南诏、大理国等在逐步奠定中国疆域中的突出贡献，并以元朝为例，指出其统一与“秦汉以来边疆地区多次出现区域性统一政权不无关系”。

但研究仍在深化，刘宏煊《中国疆域史》一书中，“将中国疆域史研究的范围界定在上下6000年、方圆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历史时限和地理空间内”，并以此确定了阐释中国疆域史的两条指导思想：“第一，凡在此历史时限和历史疆域内生活的民族，都是今天中华民族的先民。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认识上跨越‘华夏正统’、其他皆‘蛮’、皆‘异’的误区，为能全面反映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国疆域的历史真实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从而避免了一个历史性错误：只承认汉族占统治地位的汉、唐等王朝开拓中国疆域贡献伟大，而认为蒙古族占统治地位的元朝、满族占统治地位的清朝是‘亡国’。”

“第二，凡在此历史时限和历史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及其统治地域，都属中国疆域，都是中国疆域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此，我们就克服了中国疆域即中原‘墨渍发散式’的发展观，就有可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评判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民族政权、各割据政权在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中的功过是非，避免重蹈过去一些历史家视中原王朝（如北宋）为一统、斥其他政权（如辽金西夏）为‘番邦’，视汉族政权（如南逃的东晋、南宋）为正统、斥其他政权的建立是‘乱中华’之类的覆辙。”[※注]

刘宏煊就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阐论了五大历史时期。认为从传说中的炎黄战争到西周是中国疆域准备时期；从春秋战国到东汉王朝末年（为时约1000年）是中国疆域初步形成时期；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到唐朝末年（为时700余年）是中国疆域发展时期；从唐末分裂割据到元明清大统一（为时900多年）是中国历史疆域正式形成时期；从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国侵略至今（已为时150多年）是为保卫中国疆域完整统一而奋斗的时期[※注]。同时，他还就中国边疆的形成、发展总结了“一系列独特的民族的与社会的、经济的与文化的、历史的与地理的规律”：其一，“中国的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从来都是以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为根本前提”；其二，“实行维护中央集权的行政区划制度，是中国疆域巩固和发展的基本保证”；其三，正确的边疆政策是中国疆域得以稳固的重要条件；其四，“中国疆域的稳定与地理环境有关”[※注]。这些论述虽然未必全面，但就中国边疆形成、发展和稳固的原因而言确实总结了一些关键。就“规律”而言似乎还有斟酌的余地。

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注]是一部普及性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强调了中国疆域的一些原则问题。谈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因为这一范围全面反映了中国疆域的发展结果，而该书所论的疆域变迁就是以这样一个历史中国为基本范围的。该书还阐明了疆域与现代领土观念的区别，疆域并不是指一个国家，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地区性、民族性政治实体及其范围都是中国疆域。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注]以及《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疆域的变迁》[※注]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马大正总主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注]分设《中国边疆经略史》《东北通史》《北疆通史》《西域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中国海疆通史》，论述了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发展过程，这种以地区为别的边疆通史，避免了以朝代为序的疆域史著作对边疆地区的忽略，是中国疆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注]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目前我国疆域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全书共分为上、中、下三卷，分装4册，共计161万字，是自民国以来，篇幅最长、内容最为翔实的疆域史著作，堪称皇皇巨著。该书首先注重边疆地区，打破以往疆域史类同王朝沿革地理的局限；注重疆域构成的不同层次，将边疆民族纳入历代疆域范围之内，打破了大汉族主义的藩篱；由于站在多民族国家的立场上，该书强调中国古代疆域的“发展”而非“扩展”；该书还从现代领土观念出发，将海疆纳入疆域史研究中去。不论从该书所阐述的各项有关历史疆域的原则还是内容的翔实情况来看，该书都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研究的新成就。

专门性著作的出版并没有终结学者们对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仍有学者发文探讨。如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注]一文认为，今天中国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以及历史上在此疆域内曾经存在的民族在历史上活动的地区及其建立政权的疆域也都是历史上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这是作者对二十多年前观点的一个更加完整的重述。[※注]陈玉屏《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注]认为，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先后形成时，中华各族这个事实上的“天下”也最终定型，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国家，这就是1840年的中国。在这一历史疆域内的各民族的先民当时在中华大地上所建立的与中原政权并立的政权，和中原政权一样，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田澍、杨军辉《古代西北疆域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注]认为，研究历史上中国疆域必须承认其不断消长变化的过程，历史上的中国就是指占据中原地区的各个政权。

随着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入，21世纪以来中国疆域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研究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对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原因和规律进行理论分析与学术探讨，已成为当今“中国边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积极推动下，相关的讨论已经从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转向探讨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规律，不仅举办了多期“中国疆域理论研究论坛”，而且举办了以疆域理论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研讨会”，其主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自2004年以来也先后刊发了近40篇专题论文。这些论文既有在以往观点基础上的完善，但更多的是新的探讨。如杨建新《“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注]认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发展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以“开拓式”和“嵌入式”两种模式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逐渐扩展到其他周边地区。周伟洲《关于中国古代疆域理论若干问题的再探索》[※注]认为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规律（或特征）可归纳为四点：第一，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是按国家统一、分裂、再统一的规律，有连续性地呈现出一个统一政权（王朝）的疆域和众多分裂割据政权的多个疆域的交替的形式。第二，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形式，主要是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政权或分裂政权向四周开疆拓土，以及四周边地各民族为内地的经济、文化所吸引，而自愿地、和平地纳入内地统一或分裂政权之中，成为其疆域的一分部；而且以前者为主。第三，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有一套传统的政治观、民族观和相应的边疆民族政策。第四，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有一个历代统一政权或相对统一政权为代表的大致相对集中的核心或称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也即是这些政权京畿所在地区。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注]认为，中国疆域形成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可分为秦汉时期中国疆域的形成、隋唐至元时期中国疆域的发展、清代中国疆域的奠定、19世纪中叶以后至民国时期中国疆域的变迁四个阶段，并进而指出：“有关广袤疆土和众多国民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形于现代状态的。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大致有三种发展趋势或归宿：其一，原为某一王朝的边疆地区，经过长时期甚至是有反复的发展逐步变为内地的一部分；其二，曾经是域外或边疆的地区，经过长时期甚至是有反复的发展，现在仍为中国边疆的组成部分；其三，由于外来势力的影响（直接的或间接的），曾是中国边疆有机组成部分的地区，成为今天中国域外之地。如果从宏观角度观察中国边疆的发展大势，那么结论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由局部的小统一到全国的大一统，广大边疆地区日益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此外，李大龙《东亚“天下”传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趋势——以政权建构与族群聚合为中心》《“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刘正寅《“大一统”思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成崇德《论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张云《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及其启示》，彭丰文《从两汉西南夷经略看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注]等文，也从不同的视角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构筑及形成规律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值得关注。

专著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注]，赵永春《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历史疆域研究》、《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注]，于逢春《时空坐标、形成路径与奠定：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研究》[※注]，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注]，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注]等。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一书，该著作为云南大学中国边疆研究丛书之一种，于2015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论著是作者多年研究中国疆域理论的结晶，据作者自述：2004年以来撰写了近20篇有关疆域理论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为今天将自己的认识系统化和完善奠定了基础”[※注]，于是才有了《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这么一本学术专著面世。作者根据自己历年研究所思，将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中带有引领全局的问题归纳有五：一是，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分期，亦即是从“天下”到“中国”的演进历程；二是，“大一统”观念作为传统政治理念的形成及其实践对于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从“藩属”体系和“殖民”体系碰撞的视角，解构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途径；四是，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政策及边疆官吏的作用在多民族国家疆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五是，族群的凝聚和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黏合剂。多民族疆域理论的构建，随着研究的深化还可以列出更多的问题，但该书所提出并阐释的五大问题是重中之重问题中不可或缺的，是在深化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研究中应予以重点探索和完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是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研究进程中的一块基石、一个坐标，值得一切关注此问题研究的学人和读者关注。

对历史上某些具体边疆民族及其政权归属问题的探研，主要是围绕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古代民族及其政权，尤其是高句丽政权的归属展开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