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朝边疆民族政策研究

汉王朝民族政策的重要方面是处理与匈奴的关系，（与匈奴的和亲，将在下文综述）。陶克涛《毡乡春秋——匈奴篇》[※注]和林幹《匈奴通史》[※注]；两本专著对汉与匈奴的关系，都有较翔实深入的论析，《毡乡春秋——匈奴篇》指出：匈奴与汉朝之间的“战争大多围绕这些内容而进行：‘臣服’不‘臣服’，‘合市’不‘合市’，‘断左臂’与争西域，攘斥与略地，‘背约’不‘背约’，离间与招降等。这中间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利益所在，而不论何者，战火的点燃都发端于汉、匈双方的统治阶级”[※注]。刘洪波《试论汉宣帝对匈奴政策的转变》[※注]，认为汉宣帝亲政后，决定改变霍光的黩武政策，偃武修文，不再对匈奴大举用兵，以便休养生息，恢复经济。这是汉王朝对匈奴政策的重大转变，汉自高祖以来，世代以匈奴为敌国，但汉宣帝此时，“在匈奴内乱之时，采取了与匈奴和好的政策”。因此，文章指出：“汉与匈奴的友好关系，由汉宣帝与呼韩邪单于肇其治。他们的子孙继其后，双方虽小有矛盾，但一直和平相处。”这方面的文章还有：胡刚《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变迁和得失——兼评汉武帝的历史作用》[※注]、张一中《论西汉政府反击匈奴奴隶主侵扰的方略》[※注]、张勇《试论西汉边防兵的几个问题》[※注]、莫任南《窦宪击匈奴的正义性质及其意义》[※注]等。此外，汉王朝三通西域、治理羌人、和睦南越的政策措施，也为研究者所涉猎。

（二）唐朝边疆民族政策研究

唐王朝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唐太宗的民族政策是推动这一大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近年来成了学人探索的热点。1984年出版的三本唐太宗传记——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注]，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注]，胡如雷《李世民传》[※注]，对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均列有专章进行论述，共同认为唐太宗推行的是封建社会中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和亲政策”“团结政策”“德化政策”[※注]，这些政策虽然“存在阴暗面，但就总体而言，其光明面和进步性毕竟是主要的，占支配地位”[※注]。有关专论唐太宗民族政策的论文，1977年以来已见到10余篇，其中熊德基、胡如雷还就如何评价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争鸣。熊德基《唐代民族政策初探》[※注]，认为对唐王朝推行的“开明的民族政策，简言之，即对所谓的‘怀柔’政策”做了较深入的分析，充分肯定了唐太宗在制定、实施这一民族政策中的作用，以及唐代民族政策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历史研究》刊载的胡如雷《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注]则着重分析了唐太宗实施对少数民族统治时采取榨取、分化、挑拨的种种手段。作者认为，“为什么要特别谈一下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呢？我的意图在于从理论上纠正一下，长期以来有关民族关系史的论著中大多说历史上各族之间的友好交往，而有意回避一些民族矛盾的偏向”。熊德基《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试论历史人物的局限——与胡如雷同志商榷》[※注]，对胡文用以说明唐太宗民族政策局限的史实进行了六点辩证，并对胡文中提出的“偏向”提出不同意见。后来胡、熊两位又先后发表了《再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兼答熊德基先生》和《对胡如雷同志〈再论唐太宗民族政策〉一文的答复》[※注]，对一些史实做了进一步辩证，但在“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应当加以肯定”这一点上，还是一致的。张雄《从突厥内徙看太宗的民族政策》[※注]、《略论唐朝治理岭南的政策》[※注]和《从岭南“俚僚”的反抗看唐朝晚期的民族政策》[※注]，对自己的命题做了深入论述，有助于对唐王朝民族政策进行更全面的评述。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一书中唐高祖李渊对突厥的政策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对突厥实施的既战且和政策“比较妥当地解决了和突厥的关系问题，从而加速了全国的统一，致使唐很快强大起来，为唐太宗大力反击突厥的进攻准备了条件”[※注]。

（三）元朝边疆民族政策研究

元朝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王朝，对蒙古贵族的民族政策进行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对这一命题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指出：“蒙古统治者，为了始终保持其最高统治权力，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在推行阶级压迫的同时，又推行了民族压迫政策。民族分化的政策，是民族压迫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注]韩儒林在该书前言中认为：“用汉法治汉民是原游牧民族统治中原的必行之路。”[※注]有元一代“蒙古统治者在中原依靠汉族地主剥削人民，而汉族地主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也需要依靠蒙古贵族的统治。他们是相互依赖、相互利用的”[※注]。近年这方面的论文还有：胡小鹏《试论元代边疆民族政策》[※注]、蔡志纯《元朝民族等级制度形成试探》[※注]、冉守祖《从元朝四等级制看民族压迫的阶级实质》[※注]、李干《试论元世祖忽必列的民族政策》[※注]、吴永章《元代对鄂西民族地区治理》[※注]等。

（四）清朝边疆民族政策研究

随着清史研究的开展，有清一代民族政策研究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既有总论清代民族政策的，也有分论各朝的，还有以地区民族为研究对象，论述清政府是怎样处理与东北、新疆、西藏、蒙古、西南及至台湾、海南等地区少数民族关系的。专著方面，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一、二册，李洵、薛虹主编《明清史》[※注]，周远廉《清朝兴起史》[※注]，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阎崇年《努尔哈赤传》[※注]，滕绍箴《努尔哈赤评传》[※注]，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注]，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注]，冯尔康《雍正传》[※注]，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注]，周远廉《乾隆皇帝大传》[※注]，白新良《康熙大帝传》[※注]等专著对清朝民族政策均有较翔实的评述，为人们认识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几代制定和实行有关政策，提供了多角度的研究成果。余梓东《清代民族政策研究》[※注]，成崇德《清代边疆民族研究》[※注]，吴元丰《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注]，乌云毕力格《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民族研究》[※注]和《满蒙档案与蒙古史研究》[※注]，黑龙《满蒙关系史论考》[※注]和《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注]，彭陟焱《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注]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和不同层面对清代民族政策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特点、政策体系结构、政策本质等问题进行了探研。

至于研究的专题论文，更是呈现出纷繁多彩之势。郑昌淦《明清之际的历史潮流和清王朝的统治政策》[※注]，将民族政策列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之一，认为清王朝统治者，采取政策的出发点是：“在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尽量拉拢各族的上层分子，给予程度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保持各族的旧的剥削制度——不管其多么落后、绝不加以改革和改变——共同压迫和统治各族人民，坚决镇压各种反抗力量和分裂势力。”赵希鼎《清代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注]，在分论了西南、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台湾诸地区的政权设置和统治措施后，指出：清王朝，特别是在统治前期，“在辽阔的边疆地区，制定了就当时封建社会条件来说，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如在祖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强化了中央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管理，使少数民族脱离落后状态，走向进步，对民族融合起着促进作用。加强对东北地区、外蒙古、新疆、青海等地的行政体制，密切了边疆地区和中央的联系，得到各族的拥护，由中央紧握军事和外交的大权，收到了统一的实效”。马汝珩、马大正《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注]通过清政府对安置土尔扈特种种措施的深入分析，指出清政府民族统治政策的基本内容为“众建以分其势”“兴黄教而安蒙古”“因其俗而统驭之”。赵云田、成崇德《略论清代前期的“因俗而治”》[※注]认为，清前期面临民族成分复杂，各民族人口数量不平衡，各民族的社会发展不平衡，各民族宗教信仰不同，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针对上述民族特点，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统治政策。马汝珩《清代边疆民族政策浅谈》[※注]提出：“清朝对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统治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边疆居民（包括汉民）的统治；二是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开发；三是抵御外来入侵的筹边措施。这三者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卢明辉《略论清初对北方边疆少数民族的安抚政策》[※注]，伍新福《试论清前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注]，曾庆瑛《从避暑山庄的兴建看康熙乾隆的民族政策》[※注]，李国梁、布尼阿林《试论康熙、乾隆的民族政策》[※注]，覃延欢《试论康熙的民族政策》[※注]，陈汉楚《论康熙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采取的措施》[※注]，黄瑶《试论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对民族关系的处理》[※注]，李景屏《清初民族政策初探》[※注]，李治亭《清入关前的民族政策》[※注]，刘先照、周朱流《试论清王朝的民族政策》[※注]等。上述论著中，大都肯定了清朝民族统治政策在清代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传统王朝边疆治理的重要思想和理念之一，在指导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实践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清代这一作用更为彰显。李治亭《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注]《清帝“大一统”论》[※注]，孟繁勇《清代“大一统”思想与东北边疆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创制》[※注]，邹建达《专家学者研讨清代“大一统”与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注]等文，从不同视角阐论了“大一统”思想在指导清王朝制定并实施边疆民族政策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伟大意义。另外，范传南、佟大群《清代中前期北疆治边政策及其影响》[※注]一文，在肯定清中前期边疆民族政策为“大一统”疆域形成与奠定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对清代北疆治边政策中存在的滥用武力、地域封禁与民族隔离、阶级压迫与落后的宗教因素等消极作用也给予了批判。孟繁勇《清代盛京将军崇实东北边疆治理及其历史意义》[※注]，对晚清名臣崇实出任盛京将军期间的治边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评述，认为他在东北边疆治理中，抓住了整顿吏治和进行改革两个关键问题，且方式方法适宜，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晚清时期东北边疆改革的序幕，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

在清朝民族政策研究中，对蒙古和新疆的研究尤显活跃。

对蒙古的治理。本书所指蒙古包括现在的内外蒙古和西北的卫拉特蒙古。清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对蒙古的关系和政策，在清朝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赵云田《试论清太祖、太宗时期对漠南蒙古的关系和政策》[※注]认为，这个时期的关系和政策“导致了漠南蒙古臣服于清朝，成为它的北部屏障和直接借助的力量”，其次，“这为有清一代的民族统治政策奠定了基础”。包文汉《清初科尔沁部与满洲的关系》[※注]论述了满洲与科尔沁蒙古关系的发展对后金臣服漠南的重要性。这方面文章还有魏鉴勋《试论清入关前的满蒙关系》[※注]、刘毅政《清太宗统一漠南蒙古的政策及其意义》[※注]、刘蒙林《清太祖时期的满蒙关系》[※注]、陈生玺《明代蒙古各部族的分合与后金对漠南蒙古征服》[※注]、郭成康《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统治》[※注]、张羽新《努尔哈赤对蒙古族的政策》[※注]、张成学《试论清太祖、太宗时期与漠南蒙古的关系》[※注]等。

清入关后的对蒙政策研究。袁森坡《试论清代前期的多伦会盟》[※注]剖析了清统一漠北喀尔喀蒙古部的历史过程及清对外蒙古的统治政策。蔡志纯《清政府对蒙古的民族政策》[※注]论述了清政府统治蒙古民族政策的七项措施及其特点。有关论文还有：华立《试论清顺治朝对蒙古的政策及其作用》[※注]、赵展《论清朝政府对漠南蒙古的政策》[※注]等。有意思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宝音朝克图《清朝对漠北喀尔喀统治政策的失误及其影响——以兵役制度为中心》[※注]一文，独辟蹊径，从兵役制度视角探讨了喀尔喀蒙古归清后，清廷对喀尔喀四部臣民所实施兵役政策失误的原因，认为这一政策严重违背了对喀尔喀的“恩惠”之策，兵役负担名目繁多，严重超出了四部人力、财力实际所能承受的能力，使其陷入了困境，“高压政策酝酿出强烈的抗拒心和反清情绪，进而导致边防松弛和民族涣散”，成为外蒙古最终走向分离的重要内因。这一认识与以往学界对清廷“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的认识大为不同，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研。

清朝对蒙古民族政策还包括军府制度、王公制度等，在这些方面曾发表如康佑铭《满蒙贵族联盟与清帝国》[※注]、佟佳江《清代蒙古爵职琐谈》[※注]等论文。

对新疆的治理。这是清政府统治边疆地区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清朝统一新疆后，针对当地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特点，建立了军府制下郡县制、札萨克制、伯克制相结合的统治体制。对此，《新疆简史》第二册作了简略概论。这方面的论文有：赵云田《清代前期统治西北地区的政策的措施》[※注]、陈汉楚《论康熙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采取的措施》[※注]、潘志平《论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在天山南路推行的民族政策》[※注]、纳比坚《十八世纪清朝与哈萨克的关系》[※注]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清朝制定政策的原则、具体措施以及实际效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卫拉特蒙古历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出版了近十部专著，论述范围十分广泛。[※注]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一书，该书从行政隔离、军事隔离、经济隔离、社会文化隔离几个方面论述了清朝治理新疆的政策。作者的结论是：“论及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之成败及其影响，若就清朝统治利益言，于治标上不失为一个可行方策，在新疆地方言，有保护之利，闭塞之害，利害各半；在整个中国、大中华民族言，阻碍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实百害而无一利也。”[※注]相关论文还有：杨恕、曹伟《评清朝在新疆的隔离政策》[※注]，张荣《哈萨克问题与清朝乾隆时期西北边防体系的构建》[※注]，王希隆、马贵林《额敏和卓后裔与清代新疆》[※注]等。

清朝边疆宗教政策也颇受学者关注。宗教政策是清朝边疆统治政策的一部分，也是清代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注]认为：清朝统治者是扬儒而抑佛道传统宗教的。至于清王朝对待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和基督教的态度完全是从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因时因势地加以看待和处理的。张付新、张云《乾隆时期清政府的宗教治理与边疆安全探析》[※注]，探讨了乾隆时期清政府的多元宗教治理措施，认为乾隆时期在边疆治理中其宗教治理是比较成功的，“坚持了政教分离原则，并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宗教和不同民族采取恩威并施、因俗而治的宗教政策，积极推行常态化、制度化的宗教管理，维护了清朝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维护当今国家安全和边疆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在清朝边疆宗教政策中，最有影响的是对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政策。自20世纪20年代起，学术界就开始研究清政府与喇嘛教的关系，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如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札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王辅亡、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注]，赵云田《清代蒙古政教制度》，金峰《呼和浩特召庙》（蒙文）[※注]，张羽新、张双智《清朝塞外皇都——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研究》[※注]等。上述关于藏传佛教的著作对清朝的喇嘛教政策均有翔实的评述。此外，在一些边疆民族史专著，如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蒙古族简史》和《藏族简史》，马汝珩、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史论集》[※注]《承德避暑山庄》[※注]《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注]等也都重点论述了这一政策。论文方面，先后发表了王辅仁《关于西藏黄教寺院集团的几个问题》[※注]，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注]，王辅仁《达赖五世朝清考》[※注]，商鸿逵《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注]，张羽新《皇太极时期后金（清）政权的喇嘛教政策》[※注]，赵云田《清代前期利用喇嘛教政策的形成的演变》[※注]，张羽新《康熙在加强国家统一过程中是如何对待喇嘛教的》[※注]，马汝珩《黄寺与达赖五世朝清》[※注]，孟庆芬《第五辈达赖喇嘛朝清述论》[※注]，闫清、张羽新《康熙对西藏佛教的政策》[※注]，巴赫《准噶尔地区黄教及其寺院研究》[※注]，蔡家艺《西藏黄教在厄鲁特蒙古的传播和发展》[※注]，陈生玺《皇太极对喇嘛教的利用和限制》[※注]，赵云田《章嘉和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注]，柳升祺、邓锐龄《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注]等。

上述关于清代喇嘛教政策的论文和著作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1）早在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就确定了笼络和争取喇嘛教是清朝的一项既定国策。（2）在顺治朝，清朝在西藏实行宗教和政治分开的政策，册封达赖五世为西藏宗教领袖。（3）清朝崇奉喇嘛教也是为了统一蒙古各部。（4）康熙、雍正、乾隆各朝，既有利用喇嘛教也有限制喇嘛教的政策，清前期喇嘛教政策的历史作用。（5）金瓶掣签制度。（6）清朝喇嘛教政策造成限制蒙藏社会发展的严重后果。

16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已成为新疆南疆地区的唯一宗教，清朝统一新疆后，因俗而治，制定了适合当地的伊斯兰教政策。在清代宗教政策研究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以往研究论著较少。1976年以后，有关论述才渐见于史坛，先后发表了王治来《论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发展》[※注]，李泰玉《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对社会历史的影响》，陈慧生《试论清代白山派和黑山派之间的斗争及其影响》[※注]，马明达、白文固《试论清朝前期的伊斯兰教政策》[※注]，马汝珩《略论新疆和卓家族势力的兴衰》[※注]，苗普生《关于清朝政府对新疆伊斯兰教政策中的几个问题》[※注]，陈国光《清政府统一新疆前对待伊斯兰宗教民族问题上的态度与政策》[※注]，潘向明《略论清政府在新疆地区的宗教政策》[※注]等论文。上述苗普生文就政、教分离政策，清政府对白山派与黑山派的态度，清政府的宗教政策特点进行了剖析。苗文认为：“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一方面避免了宗教人员掌握世俗权力，滋生事端；一方面又给宗教人士从事活动的自由，甚至连不应该属于宗教人员的司法权，也未给予过多的干预，照顾当地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习惯，这对于安定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潘向明文指出：“作为‘齐其政而不易其俗’这一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统治总方针的具体内容之一，清政府在南疆地区的宗教政策，包括尊崇保护和管理限制两个方面。就管理限制而言，虽然比较严格深刻，其中或难免某种消极色彩，但它在客观上所起到的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消除分裂因素的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对无碍于其统治的传统宗教习俗的尊崇和保护，更属明智之举。”

除了汉、唐、元、清诸代民族政策研究外，其他诸代的民族政策研究，近年来也有所发展。其中较重要的有：张正明《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注]、田继周《周时的民族和民族政策》[※注]、张大可《论三国时期的民族政策》[※注]、朱绍侯《三国民族政策优劣论》[※注]、李耀堂《评苻坚的民族政策》[※注]、胡宝国《宇文泰和他的民族政策》[※注]、吴永章《南朝对“蛮”族的统治与“抚纳”政策》[※注]、王成国《辽代民族政策初探》[※注]、刘肃勇《金世宗的民族思想及其民族政策》[※注]、吴永章《论宋代对南方民族的羁縻政策》[※注]、陈梧桐《论朱元璋的民族政策》[※注]、范植清《论朱元璋治理南方各族的政策》[※注]、陈泛舟《试论明代对川西北民族地区的政策》[※注]、陈国安《论朱元璋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政策》[※注]、许振兴《简论朱元璋建国后对蒙古民族的政策》[※注]和《论明成祖对北部边疆蒙古民族的备御政策》[※注]、卢勋《评明代的治黎策》[※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