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三 历代海疆政策及海禁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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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边疆研究2019 \ 第三篇 分论 |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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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代海疆思想和海疆政策的角度，探讨我国治理海疆的历史规律，无疑是揭示海疆历史演进极为重要的途径。李德元《海疆迷失：对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反思》[※注]，庄国土《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注]，刘俊珂《清前期海疆治策之检讨》[※注]，李国强、刘俊珂《挑战与变调——明代海疆政策探论》[※注]。本文认为，作为明朝政府既定的海禁政策的执行者，朱纨的悲剧性结局早就深埋在他衷心掩护并死力执行的海禁政策中，他是海禁政策坚决的执行者，有功于抗倭，但同时也成了海禁政策的牺牲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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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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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疆 海禁政策 海禁 政策 倭寇 海疆政策 海防 贸易 海洋政策 海外贸易 开放海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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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历代海疆政策及海禁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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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代海疆思想和海疆政策的角度，探讨我国治理海疆的历史规律，无疑是揭示海疆历史演进极为重要的途径。学者们围绕不同时期的海疆政策及其思想根源展开了探索，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清代的海疆政策在很多方面因循了以往历代的要素，同时在某些方面有所变化。对此，何瑜撰文《清代海疆政策思想探源》[※注]进行了研究，文中将清代的海疆政策纳入其整个治边政策中加以研究，认为其政策的思想基础与整个清代的治边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清代海疆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宁靖海疆、保卫海疆；同时“还有一个高层次的发展目标，虽然它不是封建统治者既定和追求的目标，但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那就是不断地开发海疆，发展海洋经济，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以达到富国强兵、提高综合国力的目的”。文中将清政府无法实现其目标的思想根源归纳为：①“在继承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同时，依然用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去对付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②清朝统治者均重西北陆路边疆而轻视东南海疆；③日益强调“天子守在四夷”的“守”字，使得其海疆政策中防范和限制的内容更加突出，集中反映在“禁”与“防”上。此外，何瑜《康乾盛世与海疆政策》[※注]和《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注]，许毅《试论清代前期对外贸易政策与海禁的性质》[※注]，范东升《浅谈清初海禁对台湾开发的作用》[※注]，孙海峰《略论明朝的海洋政策》[※注]，李德元《海疆迷失：对中国传统海疆观念的反思》[※注]，庄国土《论中国海洋史上的两次发展机遇与丧失的原因》[※注]，刘俊珂《清前期海疆治策之检讨》[※注]，李国强、刘俊珂《挑战与变调——明代海疆政策探论》[※注]，王日根《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注]，李德元《论中国近代海疆观念的形成》[※注]，张振国《清代海疆缺考论》[※注]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重土轻海”思想，使得历代统治者将其统治的重心放在了陆地，这也造成历史海洋政策并不像陆地边疆政策一样，在连续性和多样性上略显缺乏。而明清时期海禁政策，不仅在中国历代海洋政策中独具特点，而且历来是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元代海禁问题研究中，邓端本《试论元代的海禁》[※注]认为海禁政策始自元朝，与明清时期有所不同，元朝的海禁并非禁绝所有的海外贸易，而只是在国内“禁商泛海”。之所以实行这一临时性措施，是对权豪势要经营海外贸易加以约束，为了推行“官本船”制度，对违禁品大量外流进行约束。权豪势要势力的膨胀，是元代海禁政策最终废止的原因。这一研究对我们探讨元代的海疆政策及明清两代的“海禁”问题，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关于明清时期“海禁”政策研究，则是学术界较多关注的问题。明代海禁肇始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厉行海禁，这一观点已成定论。但对涉及明代不同阶段实行海禁的诸多问题，史学界进行了多方面深入研究。卢建一《明代海禁政策与福建海防》[※注]一文对明代实行海禁政策的深层原因和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明代海禁政策源于明初从战乱走向统一，封建中央集权制度逐步巩固的时期。为保障沿海地区安定局面，朱元璋由开海迅速转变为禁海，是明初实行海禁的主要政治原因，而恢复和发展封建自然经济是实行禁海的主要经济原因。其直接动因是作为防御倭寇的一个具体措施，同时也是海防战略的一个主要环节。但在实际上海禁政策却对海防起了消极作用，更促使一些海商入海为寇，致使掠夺规模更大、破坏性更强。林瑞荣《明嘉靖时期的海禁与海寇》[※注]认为：①在分析嘉靖时期的倭寇时，不能只涉及真倭，不涉及假倭，即实际上是中国海盗的“倭寇”，否则便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假倭既有盗的一面，也有其商的一面。②在肯定明朝抵御“倭寇”侵扰的正义性质的同时，也应指出其一味禁止海上贸易所反映出来的落后和愚昧；而在否定大肆杀戮、破坏东南沿海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倭寇”时，也应承认他们中的一部分，主要是那些假倭们要求海上贸易权利的正当性。邹萍《朱纨与明代海禁政策》[※注]一文认为后人之所以对朱纨的评价褒贬不一，根本原因在于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与倭患这一对相联系又相对立的矛盾。本文认为，作为明朝政府既定的海禁政策的执行者，朱纨的悲剧性结局早就深埋在他衷心掩护并死力执行的海禁政策中，他是海禁政策坚决的执行者，有功于抗倭，但同时也成了海禁政策的牺牲品。李金明《明代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注]一文认为明代后期海禁的部分开放，不仅抑制了走私活动，增强了中国货物在海外的竞争能力，而且改变了海外贸易商的结构，促进了沿海一带手工业生产的繁荣，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明朝政府部分开放海禁的目的并不是发展海外贸易，而是从维护自身统治、抑制走私活动及征收税饷等方面来考虑，所以是在严密地限制下进行部分开禁的，其影响作用难以长久保持。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是否继续执行海禁，史学界存有分歧。多数著述认为朱棣宽弛了海禁，有的甚至认为他实行了开放政策。苏松柏撰文《论明成祖因循洪武海禁政策》[※注]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文中认为倭寇势力的消长是决定朱棣在海禁问题上宽严的基础，而朱棣即位后，沿海地区倭患仍然十分猖獗，寇掠事件不断，使朱棣一如朱元璋厉行海禁。而他“宽宥”“诸番国遣使来朝”及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均是为了发展政府间的朝聘关系而积极遣使海外和放宽海国来朝的限制，至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是坚持实行海禁的。
陈尚胜《明朝后期筹海过程考论》[※注]一文对相关问题展开了专题性研究。文中认为如何处理海外国家来华贸易问题，是明朝统治阶级内部最先争议和改革的筹海问题。而是否废止“海禁”政策，则是争论最为热烈的筹海问题。明后期筹海思想家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海防与海外贸易之间高度相关的联系，也提出了设防海洋的积极主张，但对制海权的认识则较为朦胧。文中指出，明后期筹海争论的内容表明，明王朝长期实行的“海禁”等闭关政策，严重束缚了人们对海外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在筹海实践上，同处东南沿海的浙、闽、粤在筹海格局上产生较大差异。而筹海的短期行为最终葬送了筹海的前程，使中华民族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历史发展契机。此外，李建军《试论明代海禁派代表朱纨》[※注]，晃中辰《论明代实行海禁的原因——兼评西方殖民者东来说》[※注]，李爱军、吴宏岐《明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注]等论文也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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