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海南省的历史进行区域性研究在学术界始终未曾间断，1988年海南建省之后，这一领域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其中以谭其骧先生与杨武泉先生的学术论辩为先导，进一步推动了海南史的深入研究。

谭其骧在《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注]文中提出从西汉初元三年珠崖罢郡以后至萧梁建置崖州以前大约600年的历史时期，“大陆王朝未在岛上设治，全岛不在王朝版图之内”，此岛一直属于“化外之地”，而“大陆王朝重新在岛上设置郡县，实始于梁”。这一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杨武泉撰文《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与谭其骧先生商榷》[※注]认为，西汉罢郡以后的600年中，海南岛仍然有县，大陆王朝仍在管辖，并非化为异域，也不能当作边疆之空白区。谭其骧先生著文《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答杨武泉同志驳难》[※注]从12个方面就杨文的质疑一一进行了分析，指出杨文的取证与论断均难以成立，再次说明西汉晚期以后的600年之中，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内。

两位学者的学术论辩，使人们对涉及历史上海南行政管理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较之以往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林漫宙《汉珠崖郡史话》[※注]认为汉武帝于元鼎六年设置珠崖、儋耳二郡，海南开始了正式的设郡制；昭帝始元三年并儋耳入珠崖，珠崖郡的设置加强了海南与中原的联系，促进了海南的发展。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被罢弃，阻滞了海南的发展。

曾昭璇《先秦至隋海南省行政区划史研究》[※注]《南汉后海南省行政区划史研究》[※注]两文对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海南的行政区划进行了研究，前文认为秦代海南岛属象郡；汉初海南岛建儋耳、珠崖两郡，其中学术界对珠崖郡的朱卢县是否在海南存有争议，文中不仅确认朱卢县设于海南是可信的，而且是当时珠崖郡重要的一个县。认为东汉马援部队上过海南岛是可能的；三国时期吴重建珠崖、儋耳失败，但置珠官都反映了其羁縻性质；南朝梁代之所以能建立“崖州”，得力于海南岛俚族人民归附于大陆俚族土国之故。大多数学者认为隋代临振县即今崖县，在海南岛南部，该文则认为当时的临振县和崖州均在琼北。后文认为南汉两宋分海南为琼、崖、儋、万州，与唐代相比这一时期的建置与海南岛的自然地理更相适应，使管理更加有效。元明时期行政区划得以扩大，有利于海南的开发。清末海南岛一府一州的行政区划，反映了黎汉分治、岛南和岛北分治的意向。

高伟浓《宋代以前海南政权建置与改制探源》[※注]则将宋代以前海南的政权建置分为环岛政权建置和腹地政权建置两个阶段。文中分析历代封建政权在海南腹地无法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最重要的原因是海南沿海与腹地的交通滞塞与巨大的政治、经济反差，因而造成了一种独特的行政管理模式，即中央政权只有在沿海平原地区才表现出最强的管理效能。这一历史时期海南政权建设的侧重点明显不同，隋代以前大多数封建统治者不重视海南开发，政权内机构罢设无常；宋代则对已建立的政权本身加强建设和完善，并进行了若干次体制改革、简化管理层次、建立一元化的领导机制。文中还指出海南的政权建设与祖国大陆的稳定和统一密切相关，政权建设促进了海南开发，历史上中央政权在海南政权建设中的进步作用应予以肯定。

一些学者就近代以来海南政治史进行了研究。如杜昭《孙中山与海南建省》[※注]指出孙中山关于海南建省的主张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展、海南独有的自然经济条件及军事地位日趋重要，以及他自身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文中认为海南建省与孙中山的民主思想相一致，是体现其民主革命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符和积《试析辛亥年琼崖政局的嬗变》[※注]认为辛亥革命初从刘永滇背清改旗易帜，到赵仕槐武力接权，琼崖政局几经嬗变和曲折，终致近代海南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房建昌《关于日本侵略海南岛的考察》[※注]认为早在14世纪上半叶至明代晚期，倭寇就对海南岛进行了侵略，尔后抵琼的日本人不绝如缕。文中对1939年日军侵略海南岛的历史进行了揭露，并指出在海南岛历史研究中，对日文第一手资料的使用十分不够。唐卓昌《琼崖抗战与琼西根据地》[※注]论述了琼崖抗战与琼西根据地的密切关系，深入研究了琼西抗日根据地的产生及其党政组织的状况，分析了琼西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原因，指出其在琼崖抗日斗争中具有重要地位。

针对海南开发问题所进行的探讨，一直是海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纪宗安《古代移民和海南的早期开发》[※注]认为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海南岛与大陆一直就有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从汉代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后，不断有汉族移民迁徙定居在岛上，开始了海南局部和初级的开发。以后内地大批移民涌入，促进了海南的进一步开发。符玉川《海南古代移民与海南方言》[※注]从地名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认为海南自古以来就是个移民社会，在海南地名中，遗留了移民的许多方言地名。历来研究者认为，海南话是由闽南的漳州话、泉州话演变而产生的；但从早年的汉族移民籍贯看，闽中的莆田人最多，所以海南话应是多元方言的综合体。黄进先《海南开发史略》（一、二）[※注]对历代开发海南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涉及琼崖体制的变迁、前人谈琼崖开发、帝国主义染指琼崖、琼崖民族、琼崖华侨及琼崖农业等内容。杨东晨《海南岛先秦及秦汉时的民族和经济》[※注]认为海南岛在新石器时代才有人类活动，其先民是从华南、黄河流域迁入的；夏、商、周时代，海南还处于原始部落的历史阶段；至秦汉时代才出现封建社会，海南岛进入了民族融合和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杨先保《从黄道婆看海南“熟黎”对宋元明棉纺织业的贡献》[※注]认为海南黎族中的“熟黎”在宋代就创造了先进的治棉工具，并运用于纺织，黄道婆不是向“闽籍汉人”学习而是向海南“熟黎”学习治棉工具和纺织技术的，她传播到淞江地区的“乌泥泾被”也是学习“熟黎”的技术、运用黎锦工艺的结果。黄道婆和“熟黎”都为我国治棉和纺织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汤开建《元代对海南岛的开发与经营》[※注]认为元代中央王朝对海南控制的严密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海南与中原内地的政治联系更加紧密。元代的治黎方策是以武力为后盾，采取软硬兼施的强制手段将海南的黎人真正纳入中央王朝郡县的统治中。而频繁“黎乱”的原因是过重的经济剥削、超经济强制以及自然灾害和残酷的镇压。文中认为元代极大地推动了海南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建设。何瑜《清代海南开发述略》[※注]认为由于清朝政府对海南采取了相对放任的宽容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海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虽不及同期台湾的发展，但较之于明朝则大大地进步了。易泽丰《清代海南岛农作物的地域分布》[※注]认为清代是海南岛农业经济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农业作物结构有了质的变化，粮食生产的发展，经济作物的崛起，一些作物的专门化生产使得清代海南农业地理面貌具有明显的时代风格和强烈的地域特色。但从总体上看仍以封建制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处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刘冬梅《清代海南黎族教化政策探析》[※注]认为清政府为使黎族民众归顺，服从清统治，从心理上消除反清意识，一方面通过学校教育，在黎人中培养诵经习儒的风尚，消弭黎族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以各种手段甚至暴力改造黎人的传统习俗，使其能与中原“一道而同风”。何瑜《近代海南岛开发》[※注]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入侵造成了海南经济的畸形发展。光绪年间为了稳定海疆、维护清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制定了“抚黎章程”，这是近代海南经济文化开发的具体规划。文中对华侨在近代海南开发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王禹《传教士在海南岛》[※注]考察了明清至近代三百年间西方传教士在海南的一系列活动，认为这其中有其卑劣、肮脏的行径，同时，在其布道过程中，也不自觉地成为近现代海南社会发展的工具，所以其在客观上对海南近代开发的影响和促进是不能忽视的。本文从西方传教士的角度来研究海南的开发，在该领域研究中尚不多见。李亚锋《民国至海南建省前黎族调查述论》[※注]从民族学角度分析了民国以来至海南建省之前对黎族的实地调查过程及其历史作用。李琳《日本占领海南及其对资源的开发和掠夺》[※注]认为：日本侵占海南岛后对资源的调查，目的是掠夺海南的热带农作物资源、矿产资源等；其掠夺的特点是军部和财团相勾结，有组织、有计划地采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掠夺。陈川雄《论琼崖人民在抗战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注]文中历书抗战中琼崖知识阶层、特委、妇女、黎苗民族、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丰功伟绩，指出面临民族危机时刻，琼崖人民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伦祥文《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占海南岛及其经济掠夺》[※注]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海南岛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攫取海南的天然资源。文中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海南经济的疯狂掠夺，指出琼崖抗战的历史功绩在于阻止了日军的经济掠夺，保护了海南的自然资源。邢益森《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经济掠夺和琼崖人民的反经济掠夺斗争》[※注]认为日军占领琼崖后，对琼崖进行了全面的疯狂的经济掠夺，琼崖人民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对日寇的暴行和经济掠夺进行了英勇抗击。此外，张雪慧《明代海南岛的进出口贸易》[※注]等从不同领域展开了研究。

明代是海南人口变化的重要时期，王家忠《明代海南人口论》[※注]通过对明代社会经济因素的分析，认为明中叶海南人口下降的原因是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赋役徭役沉重、海盗活动猖獗。此外黎族人民反抗明朝统治的起义斗争，也是人口下降的原因之一。卢苇《明代海南的“海盗”、兵备和海防》[※注]认为海南的地势是造成明代海南海盗活动持续时间长和流动性大的原因。文中将明代海南海盗的活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而指出海南海盗活动贯穿于明代始终。纪宗安《古代移民和海南的早期开发》[※注]从移民的角度探讨了海南的开发。

对影响海南历史进程的人物进行研究，是这一时期海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研究对象涉及马援、鉴真、海瑞等。东汉马援南征交趾时是否至海南岛，这是海南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悬案。李勃《马援至琼考略》[※注]对此进行了研究，文中以史籍为基础、以海南岛各地之马伏波祠为旁证，并对《后汉书》的记述加以推论，确认马援到过海南岛。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澄清东汉时期海南岛的归属和建治情况。陈世民、文山《鉴真与他羁旅海南期间的事迹》[※注]对公元748年鉴真在海南振州（今三亚）羁旅期间的史实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海南的文化事业、佛教事业等方面，鉴真均功不可没。郭沫若先生曾在《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中提出李德裕的后人化为黎人。韩敏《李德裕后裔化黎辨》[※注]对此提出疑义，认为新旧唐书并没有李德裕有弟名德禧的记载，其他史料也无处考证。结合有关记载，文中认为所谓李德裕后裔化黎之说，是好事者的附会之言，不可信。周伟民《流放者的心路历程——苏轼在海南》[※注]对苏轼被贬儋州三年期间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苏轼到海南后，不断加深对海南风土人情的了解，得到黎族百姓的敬重和爱护，为发展海南的教育文化事业、为改变海南落后的农业有所贡献。陈家传《海瑞抚黎的基本策略》[※注]认为“选好抚黎官，严考功过”，“建立黎区峒组织，确保开路顺利进行”，“设连珠营，破黎人天险”，“垦荒屯田，保证供给”，“创立寨学，传授知识”构成了海瑞抚黎的基本策略。王昭夷是海南具有政治影响的黎族峒主，符和积《黎族头人王昭夷述评》[※注]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为黎族的经济教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他政治上变幻无常，没有认识到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其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反映了黎族社会在近代海南剧烈政治变动中的复杂性。

在海南史研究中，对海南地名的由来也十分关注，人们力图通过这一层面的研究来揭示海南历史发展中的诸多人文因素。主要论文有刘剑三《海南地名的史料价值》[※注]通过对海南地名的研究，反映出的历史上海南民族的分布、定居海南岛的居民的主要职业特征、从汉唐以来的移民、物种和物产分布、地貌信息以及地理沿革等方面的情况，这一成果对于海南史的进一步研究无疑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周伟民《试论海南省地名的特点和地名标准化问题》[※注]对诸多地名的历史、地理渊源进行了研究，指出海南地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南历史文化和地域性特色。李勃《“海南”考释》[※注]认为和他在另一文《“亶洲”不是海南岛》[※注]中也进行了研究。刘剑三《地名：海南民族活动史的“化石”》[※注]一文对海南地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通过地名研究了早期海南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分布及活动情况。

关于汉代珠崖郡遗址究竟在哪里，学术界有分歧。黄培平《珠崖郡治遗址辨正》[※注]认为珠崖郡治在今琼山龙塘镇博抚村东侧的珠崖岭上，而不是琼山县遵谭区东潭乡。林巨兴《汉珠崖郡治遗址研究》[※注]认为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省儋耳郡入珠崖郡，其城址在今琼山区龙塘镇，但珠崖岭不是在博抚村东，确切的地点是在琼山县东谭都石陵村珠崖岭。

古今史料对儋耳、珠崖二郡始建的时间有汉元鼎和元封两种不同观点，梁统兴、陈献池《儋耳、珠崖郡始建时间考》[※注]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元鼎说是符合事实的。

此外，一些学者对海南部分县市的历史也进行了研究，如何铭文《琼山建治沿革》[※注]、王军《临高县建治沿革小考》[※注]等，特别是后文对存有争议的临高县建置时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临高县建置于隋大业六年和大业三年较为可靠。文中对史料上所载之临机县（即临高县）就是汉代的临振县一说提出质疑，并修正了史料上关于临高县“本崖州平昌县”的记载。

文焕然《海南省一些地方志考》[※注]考证认为《琼管志》的成书年代约在1203—1208年；《琼海方舆志》的刊印年代是1431年；王佐《琼台外纪》的成书年代最迟为明弘治十七年至正德二年或三年以前。这一研究不仅确定了上述珍贵史料的成书年代，而且对海南史的深入研究有很大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