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时处民国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研究高潮的研究尚显沉寂，有关论著鲜见。仅有胡斯振《西北学刍议》[※注]，论文以民国时期的边政学为题，对这一时段的研究成果作了初步综述，认为“可以1931年为界划分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沙皇俄国策划外蒙古‘独立’‘自治’，促使全国人民继续重视西北史地的研究，后一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西北史地之学迅速发展，同时为边政学研究更开辟了新的领域，提出了新的内容”。韦清风《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与国防战略》[※注]认为中国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及民族研究高潮的直接原因，是当时边疆危机的加深。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和大批学者西迁，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研究区分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前后开始，研究中心在南京、上海、北平等东部地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重心西移，边疆研究中心也西移，形成边疆研究第二阶段的新高潮。相关研究，还有段金生《民国边疆研究的嬗变、学科构建与启示》[※注]、蒋正虎《从边缘到中心：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边疆研究》[※注]等。

20世纪90年代以降，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渐次引起学界关注，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在综论篇中将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边疆研究作了专题阐论，认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边疆研究重要进展表现如下方面：1.在爱国救亡运动中发展的中国边疆研究；2.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的中国边疆研究群体；3.在拓宽中国边疆研究视野过程中发展的边疆考察活动；4.中国边疆研究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注]进入21世纪相关研究专著多有问世，且系大多是作者据自己博士论文增补修改而成，现选重要者略作介绍。

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注]，全书28万字。该书以《禹贡》半月刊为主线，从中国边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该刊物的创办缘起、边疆史地和民族学研究状况，以及顾颉刚、禹贡学会的主要活动，并对同一时期的《新亚细亚》等其他重要刊物、学术团体和学者进行考察。借此探讨了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的演进脉络、特点以及走向“合流”的发展趋势，透视当时学者试图“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的不懈探索。

孙喆《江山多娇：抗战时期的边政与边疆研究》，该书紧紧抓住民国时期边疆治理和边疆研究学术史两个命题展开研究，分设五章：第一章，统一与“自治”：抗战前夕的边疆危局；第二章，“无实力则需要有政策”：1928—1937年国民政府治理边疆的思想和政策；第三章，抗战与新中国成立并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和实践；第四章，“伸尽书生报国之志”：两大边疆研究会在战时的活动；第五章，“一体”与“多元”：抗战时期边政学的双重内涵。马大正为本书所写序中指出：“作者的研究视野并非只局限于民国时期，而是将中国边疆置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全局之中，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与研究，突出体现了21世纪以来在中国边疆学构筑大命题下中国边疆研究发展趋势与特点，对中国边疆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的构建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并给人以启迪。”[※注]

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注]，全书分七章：第一章，民国时期的边疆与边政；第二章，20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第三章，边政学的兴起及其“学科性”；第四章，边疆政治的历史鉴戒与兴革方案；第五章，边疆经济的地理基础与开发路径；第六章，边疆民族的多元性与社会文化建设；第七章，余论。计31万字。民国边政学是中国学者将人类学应用于“国族”构建与国家政治建设的尝试。边政学虽在民国煊赫一时，但缺乏厚重积淀，远未发展成熟。边疆研究在近代以来总处于政治倡导之下，为时势变化而转移，其兴与衰，率由政局定之。边政学的学科命运及学术观点，对于建设多民族统一国家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丁超《史地徘徊》[※注]是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通过史实复原与逻辑重建，对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当然包括边疆史地）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探讨，通过对禹贡学会、学术谱系、现实关怀、课程专业与学科设置、历史地图编绘等关键性问题的梳理与考辨，解读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诸层面的复杂关联。

段金生编《中国近代边疆民族研究的方法与理论》选编了20世纪20—40年代18篇有关边疆民族研究方法与理论探讨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当时关注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的知名学者。编者指出：“他们关于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诸多见解，在今天看来亦不过时，尽管时代学理及国策的表述等不尽相同，但对于今天构建当代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注]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39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而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与阴谋，伪满洲国即是一例。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激烈争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费孝通先生曾撰文明确表达不同意见。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并远远超出了纯学术的范畴。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注]一书汇集了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发表的重要论文，以及对当年那场争论进行回顾的文章，并撰写了长篇“代导言”：《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民族”——回顾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指出：今天中国固然没有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直接威胁，但一些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中国的“民族构建”究竟应当以“中华民族”为单元，还是以56个“民族”为单元，直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一论题论文还有汤莹《顾颉刚的“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注]，赵梅春《西北考察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建构》[※注]，王传《学术与政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注]，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注]，曹为《中华民族何以是一个：顾颉刚中华民族理论新解》[※注]，俞祖华、耿茂华《单一国族·一元一体·多元一体：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三种类型》[※注]，李大龙《质疑、继承与发展——费孝通对中华民族理论阐述的重要贡献》等[※注]。

以阐论民国时期政府、学界有关云南边疆研究的专著，有如下五种值得关注：

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全书20万字，以档案资料为依据，采用史料研究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次对国民政府及西南诸省地方政府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进行系统研究，不仅考察了国民政府调查西南少数民族的背景，对政府的诸多调查进行了分类和总结，并进一步研究了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边疆民族的政策及治理西南地区的措施。作者认为，国民政府组织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官方组织的民族调查，在西南少数民族史研究乃至中国民族学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不仅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的边疆民族政策提供参考，为制定开发边疆计划提供依据，而保留下来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资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也有非常重要价值。调查研究积累的大量资料，还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地方志的编纂，以及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材料。”[※注]

白兴发《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云南民族学》，全书32万字。作者充分利用了散藏云南各地的文献和档案，并多次亲赴有关州县地方作实地考察，对于20世纪前半期云南地区民族学的发展状况，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梳理，形成了一条云南地区民族学早期、中期、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学科发展特点的较为清晰的脉络线索。指出：“20世纪前半期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出现了政府、学术团体和学者个人多层次、多形式开展的局面，留下了大量的调查资料、调查报告，取得了一大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不少论著成为不朽之作。”[※注]

聂蒲生《民族学和社会学本土化的探索——抗战时期迁居昆明的专家对云南的调查研究》[※注]，全书31万字。该书主要探讨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实地考察的学术实践和重要成果，并指出：抗战时期的云南大后方是民族学中国化和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试验基地。

王振刚《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研究》，全书26万字。该书以“民国学人研究西南边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民国时期的西南边疆是指当时具有陆路边境线的西南四省区（康、藏、滇、桂），分设五章：第一章，学人研究西南边疆问题的背景及基础；第二章，学人对康藏边疆问题的研究；第三章，学人对滇桂边疆问题的研究；第四章，与西南边疆问题相关的诸如康、藏、滇、桂边政研究异同，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机构与学人团体，西南边疆问题研究相关学术刊物和学人的考察，对华企云、吴丰培、刘曼卿、任乃强、方国瑜、徐益棠诸位学术活动的评议；第五章，学人研究西南边疆问题的成就、局限及其影响。作者在全书结尾，对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研究的历史地位，做了如下总结：

娄贵品《方国瑜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全书27万字。全书对20世纪30—40年代由方国瑜主持的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和《西南边疆》杂志学术实践进行了深入、系统综述和评议。正如林超民为该书所撰之序中言：“这本著作第一次系统深入地论述了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的创建、成就、影响；第一次廓清了《西南边疆》杂志和西南文化研究室之间即相关又有区别的关系，澄清了在两者关系上的诸多模糊认识。”“本书浓墨重彩地论述了方国瑜在创办《西南边疆》杂志与西南文化研究室中的重大贡献和不朽业绩，凸显方国瑜在西南边疆研究中巨擘的引领作用与泰斗的楷模地位。”[※注]

相关研究论文，21世纪以来问世数量甚巨，这里仅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刊发中我认为重要者略做综述。

综论这一时段边疆中心研究演进历程的论文有段金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注]和李勇军《时局与边疆：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发展历程》[※注]。前文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量专业的边疆研究刊物、社团创立，部分大学设置了边疆学系等边疆教育研究机构，边疆研究的内容在传承中得到了拓伸，同时也开始了构建近代意义的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尝试。在研究理念上呈现出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多维视角。后文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战建国、学术救国的大背景下，传统边疆史地研究吸纳了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边疆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为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服务，熔铸成一门新兴学科“边政学”。抗战胜利后，随着时势的转移，在战时特殊国情下形成的热门学科“边政学”逐渐式微。边政学发展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时局与边疆危机的发展变化。

这一时期名噪一时的边疆研究学术期刊《禹贡半月刊》和《新亚细亚》，以及《康导月刊》仍是研究者关注的题材。范铁权、李海健《新亚细亚学会及其边疆问题研究》[※注]，孙喆《全国抗战前夕边疆话语的构建与传播——以〈禹贡〉与〈新亚细亚〉的比较为中心》[※注]，赵伟《20世纪40年代西康文学管窥——以〈康导月刊〉为窗口》[※注]对此命题做了很有意义的学术评议。

民国时期学人研究的成果众多，成绩显著。其中既有为今日学人所熟知的著名学家，如梁启超[※注]、方国瑜[※注]、马长寿[※注]、冯家昇[※注]，也有20世纪下半叶以降已被人遗忘的马鹤天[※注]。

在评研第二次研究高潮的研究成果中，中国地学会和张相文，禹贡学会和顾颉刚关于边疆研究的成绩，引起学者的注意，并成为迄今评述这一阶段研究进展的重要内容。

（一）关于中国地学会和张相文研究

20世纪30年代《燕京学报》刊发过张相文先生传略（13期，1933年6月），半个世纪后，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注]对中国地学会和张相文的学术活动做了较为全面评述。指出：“在中国近代地理学术发展史上，张相文是一位重要的先驱人物。他筚路蓝缕，承前启后，积极推动我国旧地理学向新的现代地理学迈进，促进早期现代地理学成长，贡献是很大的。”“他的一生，正处在我国地理学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他在地理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大力推动这个过渡，积极促进我国新的现代地理学的萌发和成长。”之后刘逖又连续发表《诚心爱国的志士 勇于开拓的学者——著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相文先生》[※注]和《中国地学会》[※注]，分别论述了中国地学会和张相文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业绩。1999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吴传钧、施雅风《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谢皆刚《学以致用：民初中国地学会的边疆研究》[※注]认为中国地学会倡言学以致用，本着专门学理研究边疆，提议殖产兴业发展边疆，以维系人心巩固国基，并上书当道以为国用。然限于国家的实力，中国地学会只能收集、留存证据，以待国力复兴后有所作为。王健《民国初期张相文塞北之行与草原丝绸之路》[※注]论述了张相文在1914年对内蒙古河套地区的考察，对北京至河套五原段的近代状况做了详细的描述。

（二）关于顾颉刚和禹贡学会

有关顾颉刚学术生平的年谱、评传、回忆以及专题论文集，除前述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外，依笔者目见尚有：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注]，[马来西亚]郑良树编著《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注]，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注]，顾潮编《顾颉刚学记》[※注]，刘起纡《顾颉刚先生学述》[※注]，刘俐娜《顾颉刚学述思想评传》[※注]，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注]等，对于顾颉刚的边疆研究和禹贡学会的业绩均有或详或略的记载和评述。根据顾颉刚在不同人生阶段撰写的自传，纂编成的《顾颉刚自传》载有“我怎样从事边疆运动”[※注]，顾先生的回忆真切、生动，有助于今人认识这位史学大家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经历和成就。

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作者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真正创立一个学派，扭转一时学术风气的，可以说除胡适、顾颉刚外再无他人”。并专题论及顾颉刚“主编《禹贡》首开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先河”[※注]。这方面论文有：王煦华《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贡献述评》[※注]，吴怀祺《〈禹贡〉半月刊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注]，徐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注]。冯春龙《试论禹贡学会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注]，朱士嘉《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注]，吴丰培《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北考察日记〉》[※注]，王希隆、付军《顾颉刚先生在西北》[※注]，孙喆、王江《时代变局下知识分子对“致知”与“致用”的探索——从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谈起》[※注]，汪洪亮《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注]，张文静《近代中日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疆域的考辨——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注]，刘子凡《黄文弼与顾颉刚——民国时期新疆考古与边疆研究的交汇》[※注]，杨思机《民国时期顾颉刚的边疆教育思想和实践》[※注]等。

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注]则“以禹贡学会的边疆史地研究为中心，对其学术组织工作的经验”进行了研讨，认为禹贡学会无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造就人才上均成绩卓著。从学术组织角度看，禹贡学会成绩在于，一是“提出符合学科发展的远景规划，以及为实现这一规划的切实可行的近期计划”；二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组织工作的正确方法”。文章最后总结禹贡学会学术组织工作成功的经验有三：一是“爱国主义与创业之情是推动禹贡学会同仁艰苦创业，共同前行的原动力”；二是“同事之间、同人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促进禹贡学会同仁默契配合、上下求索的催化剂”；三是顾颉刚“兼具了作为一位优秀学术组织者不可缺少的品德：他学识渊博、心有全局，能将远景规划溶于切实可行的实践之中；他广交同仁、切磋学识，随时吸取有益营养，日新又新地开发新的学术园地；他平易近人、心胸宽广，热心提携青年，不断扩大研究队伍”。

相关论文至多，无法一一罗列详述，但有两本论文集值得一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合编《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注]，本集收录论文27篇，同时还收录了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时举办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和部分发言23篇。

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据编者在前言中述：“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顾颉刚先生逝世后，学术界的同志们筹议编辑出版一本回忆录性质的文集，以缅怀他的一生的治学和行事。在顾先生的同学、学生和亲友的响应和支持下，收到数十篇来稿；另外书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怀念回忆顾先生的文章，我就所见到的尽量收集了，虽不能说一点没有遗漏，但漏掉的肯定是不会太多的（书刊上发表的则在篇末注明书刊名称、出版年月及卷期）。现在把两者合在一起，编成这本《顾颉刚先生学行录》。”[※注]合书45万字，共收文章122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