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边疆问题的解决古已有之，但正式提出“边疆治理”这一概念，并进行系统论述却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其中，周平《中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注]《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注]《论我国边疆治理的转型与重构》[※注]《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注]等文章中，率先提出了“边疆治理”这一概念，并对我国边疆治理的概念、价值取向、战略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这对于我国边疆治理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周平认为，边疆治理是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动员其他社会力量，运用国家和社会的资源，去解决面临的边疆问题。由于中国的边疆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因此，边疆治理就存在着两种价值取向：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治理是“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和以处理边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治理则是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秦统一中国到18世纪中叶的边疆治理，基本上是“族际主义”的治理。18世纪中叶以后，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逐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则采取了“族际主义”的方式。今天，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转型，边疆治理应该构建一种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增强自身的效能。同时周平总结了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基本特点：陆疆主义、“族际主义”和一元结构。针对当前我国边疆治理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我国边疆治理的转型与重构，包括理论重构、制度重构和实践重构三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后的新发展形势下，陆地边疆治理的“族际主义”取向与国家治理及发展的不适应性也愈加突出，将陆地边疆治理的价值取向由“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边疆观是有关边疆的性质、地位、意义的较为稳定的认识，对边疆的界定和边疆治理的实践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影响意识形态，边疆观往往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平《中国边疆观的挑战与创新》一文认为，中国形成于两千多年前并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了丰富内容的传统边疆观，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甚至成为国家构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边疆战略的制约因素。因此，中国须对边疆观进行更新，进而构建适应国家发展要求的新边疆观。[※注]方盛举《新边疆观：政治学的视角》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国家治理—跨境区域治理—全球治理”进行整合的时代，必须以新眼光、新思路来提出新的边疆观，即“边疆就是国家治理中国家权力存在管控风险的边缘性区域或领域。”新边疆观要求把边疆的政治性和行政性、边缘性和一体性、特殊性和一般性、实体性和建构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等统一起来。[※注]许建英《“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新边疆观》则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新边疆观的形成，新边疆观建立则意味着中国疆域内进入完全一体化的新时代。[※注]

邢广程《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注]指出，党的十九大为我国新时代背景下的边疆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和新方式，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我国边疆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政治遵循。新时代，我国边疆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其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中国要着力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探索民族团结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宗教极端活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维护祖国统一；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陈霖在《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注]一书中，赋予了中国边疆九种含义，“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历史意义上的边疆、民族意义上的边疆、宗教意义上的边疆、认同意义上的边疆、陆权意义上的边疆、海权意义上的边疆、发展意义上的边疆、国防意义上的边疆”，对中国边疆问题的范围给出一个新界定，解析出“边疆民族问题、边疆宗教问题、边疆认同问题、边疆陆权问题、边疆海权问题、边疆发展问题、边疆防卫问题”七个方面的问题。对中国边疆治理的模式，倡导实施“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并重、族群主义与国家主义并重、梯度主义与地缘主义并重、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并重、统治主义与治理主义并重”五个并重模式。罗崇敏在《中国边政学新论》[※注]一书中，以我国边疆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建立关于边疆地区以人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管理和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研究内容具有人本性、理论性、实践性、系统性、创新性等特点。对指导边疆地区的发展、管理有着积极作用。

吴楚克在《中国边疆政治学》[※注]一书中，从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入手，在借鉴国外的政治学、社会政治学、人类学和边疆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封建国家意识与传统边疆政治、近代民族民主思想与边疆政治意识的关系；对边政与台湾“边政”进行了研究；阐述了中国边疆政治制度，边疆政治战略与战略思想；论述了新发展观、新安全观与边疆的安全防御问题；对边疆防御与民防、中国边防体制的发展与未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了苏联边疆民族理论与联邦制的利弊；最后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与边疆治理问题进行了探索。

张植荣在《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注]一书中，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两个相结合的视角，对当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历史由来及其在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特点予以探索。对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民族问题以及海疆问题的探讨，深入浅出。

值得学界注意的是，马大正先生主编的“中国边疆治理丛书”是一套关于中国边疆治理历史与现状贯通式研究的重要学术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该套丛书包括马大正《中国边疆治理通论》、周卫平《中国新疆的治理》、许建英《中国西藏的治理》、孙喆《中国东北边疆的治理》、宝音朝克图《中国北部边疆的治理》、孙宏年《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刘俊珂《中国海疆的治理》。

除综合性的研究之外，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问题。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经济发展是边疆治理的重要问题，对于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开发的研究，均有一定的研究成果。王鹏安《中国东北边疆经济优势与再度开发战略构想》[※注]，蓝勇《西部开发史的反思与“西南”“西北”的战略选择》[※注]，杨才林《20世纪中国西北开发思想的比较》[※注]等。

周平关注了边疆治理中的认同问题。在《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注]一文中指出，在边疆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认同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国家认同在两种认同关系中的地位问题，是典型的边疆问题。因此，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两种认同的关系，尤其是要维护和巩固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这就是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认同整合的关键，是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立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稳定和统一的认同关系结构。

非传统安全是边疆安全的重要问题。何跃《冷战后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困境与安全治理》[※注]一文中认为，冷战后，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安全因素从过去的军事对抗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综合安全领域转化，安全问题也从过去的单维度向多维度转化，军事安全威胁的因素大大降低，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不断加大。各种跨国犯罪不断冲击着边疆安全，使西南边疆预防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的成本在不断增加，边疆安全的脆弱性不断凸显，西南边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困境和安全压力。如何应对西南边疆的安全困境和有效治理边疆安全环境已是当务之急。关于边疆安全，徐黎丽主编《中国边疆安全研究》（1、2、3）[※注]以年刊的方式，出版关于中国边疆安全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文章。

学者对不同边疆地区的治理也有不少专著和论文，如罗彩娟、徐杰舜、罗树杰著《中国西南边疆治理模式研究》[※注]，马黎晖《协商民主：新疆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注]，王立胜、杜武征《新疆治理实践的过程论审视》[※注]，秦中春《治疆逻辑：新疆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治理研究》[※注]，宋月红《当代中国的西藏政策与治理》[※注]，方盛举主编《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注]，李玉伟《建国初期统一内蒙古行政区划的决策及其实施》[※注]，丁志刚、侯选明《政治学视野中的西北地区治理研究》[※注]，杨纪英《西部边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注]，张云《和平解放西藏与中央治藏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注]，卢光盛《地缘政治视野下的西南周边安全与区域合作研究》[※注]，鲁刚等《社会和谐与边疆安全》[※注]等。

从学界对当代中国边疆与边疆治理的研究看，既有总揽性的研究，也有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展和细化。宏观上，国家层面的统摄性的边疆治理体系的研究还略显不足；微观上，新型的边疆问题的研究有待加强，如“利益边疆”“心理边疆”“数字边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