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各级政府对加快边疆的发展十分重视，在实践中也取得良好效果。目前，中央政府就促进边疆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行新的部署，我国边疆地区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又一次难得的机遇。另外，边疆的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新的问题还不断出现。对这些问题应予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从相关成果来看，目前边疆治理中亟待解决问题是：

（一）边疆地区发展问题

促进边疆地区发展和进行西部大开发，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实行以来取得巨大成绩，对推动边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实现边疆的可持续发展和均衡发展，进行西部大开发如何兼顾内地和边疆的利益，并缩小东部与西部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常开霞《民族利益协调：国家的抉择》[※注]认为，国家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在民族利益协调中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民族利益协调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在民族利益的协调中，国家往往在价值取向、两种主义、效率与公平、民族平等与民族优惠政策中面临两难选择。对边疆发展的模式也有人提出质疑。范可《“边疆发展”献疑》[※注]认为，在边疆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决策者在思路上未摆脱边疆与内地、中心与边缘、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两分法模式，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事与愿违的后果将会不断发生。

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由此开启了我国边疆发展的新契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将对中国边疆地区、周边国家乃至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2015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联合举办了第三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主题是“‘一带一路’与中国边疆”。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路与中国边疆发展”展开讨论。王志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依据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国内地缘经济政治环境新态势和亚太地缘经济政治环境新变化而确立的，是一种陆海双栖经济走廊合作机制的战略抉择。高永久、崔晨涛《“一带一路”与边疆概念内涵的重塑——兼论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建设》[※注]认为，“一带一路”以中国边疆地区为核心区，逐步推动中国边疆地区传统观念下的边缘定式、封闭定式转向开放包容，为中国边疆地区跨境交流合作释放了新的活力。许建英《“丝绸之路经济带”视野下新疆定位与核心区建设》[※注]认为，新疆面临着综合转型的巨大历史机遇，无论是新丝绸之路交通网络建设，还是通信网络建设，抑或是基本投资环境建设，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深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三部曲，因此，国家层面理应赋予新疆更加开放的政策。新疆文化建设应该以中华文化为根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

东北地区曾处于我国边疆地区的经济发达地位，可是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东北地区人口逐渐外流，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发展势头大为减弱，“振兴东北”已经成为国家一再强调的东北边疆发展的重要内容。孙春艳《振兴东北请先来一场观念革命》[※注]认为“振兴”的关键还是在人。王洪章《深化改革是推进东北全面振兴的首要任务》[※注]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实现东北全面振兴的治本之策。要把深化改革作为首要任务，加快完善体制机制，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全面振兴。

（二）边疆地区稳定和进一步对外开放问题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的视角，对边疆稳定的现状和影响边疆稳定的因素进行研究。一些学者注意到境外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对边疆稳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又将边疆稳定置于西部开发与和谐社会、国家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我国学者较多关注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对边疆的影响。马大正《新疆“去极端化”斗争探究》[※注]认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事关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新疆的“去极端化”斗争是实现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之策。文章阐述了百余年以来新疆反分裂斗争中的六个问题：分裂活动是20世纪以来新疆历史发展中一股浊流；百年来新疆地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分期和发展阶段；要打一场反恐的人民战争；治疆，新疆干部是关键；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田卫疆《近代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兴盛及其对新疆地区的影响》[※注]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泛突厥主义”思潮是以唯心史观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观念体系，极易成为打着各种招牌的分裂势力和极端势力肢解、分裂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工具。近代以来，随着“双泛”思潮成为奥斯曼帝国上层利用的工具，且还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积极输出和某些出境经商、留学和朝觐者的主动引入，20世纪初，“双泛”思想在新疆蔓延，构成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源头。

还有一些人从国家内部来思考边疆社会稳定问题，段超等人提出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边疆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引发边疆民族内部、边疆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认为国家在边疆兴办大型工程对地方的利益考虑不够。[※注]

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国内经济发展态势的新动向，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我国与国家经济贸易合作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边疆地区也从传统的对外开放“末梢”转变为对外开放的新通道。赵晋平《从对外开放中寻求东北振兴新机遇》[※注]认为，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唯一路径就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我国开放型新体制建立进程中，东北地区依据地缘优势，将会从扩大对外开放中，寻求到振兴发展的新机遇。迟福林《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形成东北对外开放大格局》[※注]认为，东北应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寻找更多机遇，加快建设“一带一路”东北大通道、大平台和大布局。

哈丽云、杨引官《提高新疆对外开放水平的思考》[※注]指出，“十三五”期间，新疆要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推进与周边国家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加快外贸转型升级，提高招商引资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新疆的国际影响力。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这是党和国家为促进海南建设与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范思立《海南自贸区为全面对外开放探新路》[※注]认为，这是我国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加大和“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再出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实招。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展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意义可谓重大。

（三）当前社会转型下民族政策对边疆稳定的影响

蒋红等《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路径探析》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复杂化的特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亟待整合。在充分认识与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应批判性借鉴其他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与经验，探索符合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要求的新的整合路径。[※注]雷振扬《论社会转型与民族政策的完善创新》[※注]认为，在我国正处于深刻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政策只有与时俱进，完善创新，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与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促进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政策的完善创新，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开展科学的政策评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积极有序地推进。马戎在《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一书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宣传的民族理论、设立的民族制度作为官方话语已被人们熟知而且习以为常，甚至衍生出某种既得利益。对这套官方话语提出反思，必然会有阻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时代和社会正在不断变化，列宁和斯大林创建的苏联已经解体，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步伐。”“在我国的民族理论、基本制度做出必要的调整之前，国家的统一就始终存在着脆弱的一面。因此，中央政府对于任何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必须慎之又慎。”[※注]许建英《新疆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维护及其问题与思考》[※注]认为，新疆民族关系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历史时期新疆民族关系应该从革命性民族关系向公民性民族关系转变，作为构建与维系民族关系的民族团结理论也应该与时俱进，适应新的变化，才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关系的和谐。

多民族地区的新疆和西藏，近年来社会不安定问题的凸显，使边疆民族的文化特征与边疆社会稳定间的关系成为讨论焦点。其中一个关注点是宗教信仰与边疆稳定的关系。李瑞君等《新疆“四个认同”教育的思考》认为，民族团结是维护多民族国家和谐的永恒主题。“四个认同”思想是新形势下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内容。新疆民族地区开展“四个认同”教育，对于增强各族群众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存在公民教育内容的缺失、教育方法形式化、教育主体单一化等问题。[※注]近年新疆发生的问题，虽是由于东突势力兴风作浪，同时也暴露出西部地区在均衡发展、利益分配和民族关系等方面存在问题。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达赖集团的破坏，同时也反映出需关注的一些问题。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注]认为，边疆生活着众多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同时也保持对国家的认同。在边疆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联系不可分割。两种认同的关系，尤其是国家认同在两种认同关系中的地位是典型的边疆问题。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两种认同的关系，尤其是要维护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认同整合的关键，是强化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

（四）边疆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前一阶段我国边疆得到迅速发展，成绩是主要的，但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目前应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边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郑长德《中国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研究》认为，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是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首先要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注]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和广西由于民族关系较和谐，地方政府对政策掌握较好，使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做到较好结合，在社会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各族人民获得较多实惠，也较好地解决了两省区社会稳定的问题，基本上实现可持续良性发展。诸如云南、广西这样经济发展领先的边疆省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步伐，以较小的代价实现较快的发展。2011年5月，国务院批准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桥头堡建设的目标，包括将云南建成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门户，我国沿边开放的试验区，西部地区重要的外向型特色优势产业基地与西南地区的重要经济增长极，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生物资源开发创新产业基地，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通信枢纽和区域信息汇集中心等。具体任务包括建设三条直通印度洋的国际大通道，与邻国在沿边地区共建经济开发区等。上述目标是宏伟的。同时，也应注意快速发展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如资源的非合理开发、环境的污染及破坏的问题，云南、广西与东盟国家加快合作，在国家制度、国家认同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邻国的政局和政策可能出现动荡而产生的影响等。至于新疆、西藏地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情况更为复杂，需要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

吴福环、王宇等《南疆跨越式发展研究》，[※注]全书约30万字。该书围绕南疆区域的发展，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在研究了南疆区域自然、经济、社会及区域特点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南疆的交通、水利、工业、城镇、农业、金融、人才、教育、科技、卫生，以及喀什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及观念的转变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了南疆各领域跨越式发展的对策建议，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施的可操作性。此外，还有丁守庆《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变革领导力研究》[※注]，喻晓玲、田宝龙《新疆环塔里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研究》[※注]等。

周润年、狄方耀编著《西藏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注]利用翔实、可靠的资料对西藏资源、人口、教育、经济、旅游及环保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指出了当前西藏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西藏在上述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于内蒙古草原可持续建设问题，刘银喜《中国牧区全面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内蒙古牧区发展的实证分析》[※注]以牧区全面可持续发展为分析框架，以内蒙古牧区为实证分析对象，探讨了牧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资源与农村环境保护创新团队著《内蒙古草原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研究》[※注]是关于内蒙古草原建设的研究报告，对发展草原生态文明提出了建议。

（五）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关系问题

大致有内地与边疆省区的关系，以及边疆省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关系两个方面。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和支持力度不够等原因，边疆省区沿边地区的发展普遍滞后，甚至成为制约边疆省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省区腹地与沿边地区关系方面出现问题的原因，既有一些边疆省区政府忽视省区腹地与沿边地区，两者在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也有相关的政策和治理思路存在缺陷，需要重新定位的原因。张丽君等《中国沿边开放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及思考》[※注]认为，1992年我国实施沿边开放并提出沿边开放政策，促进了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目前沿边开放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沿边开放政策。目前美国的地缘战略出现重大调整，提出重新返亚洲的口号，并对中国加强遏制；亚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亦表现出复杂化的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加大对边疆尤其是沿边地区的援助，对为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国内外环境，确保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有重大意义。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注]指出，边疆治理面临是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还是以处理边疆的区域性问题为主的选择。前者是“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后者的治理则是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秦统一中国到18世纪中叶的边疆治理，基本上是“族际主义”的治理。18世纪中叶后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逐步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则主要采取族际主义的方式。今天，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转型，边疆治理应构建一种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孙岿《对口援疆背景下的民族关系协调机制》[※注]提出，对口援疆使大量资金、技术、人才进入偏远农牧地区。在优先改善民生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会结构性差异和尊重文化性差异，建立解决民族利益关系、协调民族分歧、缓和张力的民族关系协调机制。张营为《关于对口援藏问题的调查与思考》[※注]认为，对口援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然而在对口援藏中仍然存在农牧民参与度较低、受益不充分，援藏干部与本地干群的适应、协调不够好，人力资本匮乏，西藏社会对援助的适应不够好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援藏项目、资金、技术向农牧区、农牧民倾斜的机制体制，并广泛吸纳农牧民参与援藏项目建设；同时处理好援藏干部的适应、协调问题，加大对西藏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对口援藏的法制化建设。

（六）妥善解决稳定与发展的问题

社会稳定是边疆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不能以社会稳定代替发展，或以发展来否定社会稳定。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注意以下方面：发展与稳定属于不同的范畴，有不同的处理办法和治理思路。一般而言，发展属于经济活动和社会建设的范畴，稳定则较多地与法制管理相联系；发展主要通过经济建设与社会治理来实现，而社会稳定更多地与法制建设与社会控制相联系。过去一些人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容易被理解为了社会稳定的目标，可以减缓甚至牺牲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这一做法显然不利于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大部分边疆省区，应将影响社会稳定的治安问题，更多地纳入法制的轨道处理，使稳定与发展两者并行不悖，相互补充。同时，也应注意到如同新疆这种情况特殊的边疆省区，其社会发展、社会稳定与反恐斗争的关系极为复杂，是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马大正《略论20世纪以来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几个问题》指出，“发展与稳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发展的内涵应该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国民素质的提高，这样的发展才有可能是跨越式的发展，才有可能使发展取得最理想的效果。那种把‘发展’简单看成是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全面的”；“经济发展无疑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应坚持群众第一、民生优先。在此前提下，倾国家之力，推进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建设，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发展和稳定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辩证关系。做得好就是相互促进，做得不好就相互促退。离开发展，就无法稳定；没有稳定，何谈发展。发展与稳定始终相伴，不是哪个阶段是发展压倒一切，哪个阶段是稳定压倒一切”。[※注]

（七）海疆权益保护的问题

这是近年国内外均重视的一个问题。中国对南沙群岛主权及权利主张有充足的法理依据。根据国际法，一国基于对无主土地的发现可进行“先占”。“先占”是一国对“无主地”进行有效占领从而取得领土的方式之一。此外，“先占”还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占有须在一国主权权利中行使，须存在对一国权利的显示和缺少对另一国主权的承认；占有须是和平且无间断的；占有必须是公开的。在对无主地“发现”和“先占”后，领土所有者对该土地要进行必要的主权行使和管辖。在汉代至清代，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诸岛几乎一无所知。中国南海疆域的逐步形成具有唯一性和连续性。在断续线公布后相当长的时期，不仅没有任何一国提出异议，且多数国家在各自地图的标绘上沿用中国南海断续线的标示方法，反映出各国对中国在南海的疆域范围和主权地位的承认。但近年来，南海周边国家对我国南海“断续线”提出质疑。随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以及国际海洋新秩序的建立，赋予“九段线”新的法律地位是必要的。但用后来缔约的国际海洋法去衡量两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中国南海疆域以及近代以来即已形成的南海断续线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国际法的要求，甚至对中国南海疆域、南海断续线予以否定，都是没有道理的。罗肖《南海与中国的核心利益：争论、回归及超越》[※注]认为，广义上的中国核心利益是指对中国生死攸关的合法国家利益，狭义即外交实践层面的中国核心利益，则是指对中国生死攸关且面临严峻外部威胁的合法国家利益，必须要通过高调、反复的宣示，对外传递决不妥协、保留武力选项的最强斗争信号。而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这三大传统核心利益则是国内外理解中国具体核心利益内涵的最主要依据之一。虽然南海包含中国生死攸关的合法国家利益，但中国更有效的南海维权需要超越简单重复敌我观念、毫不妥协地宣示式核心利益维权思维。江红义《国家与海洋权益》[※注]从历史角度分析海洋权力与海洋权利的发展与演变历程，提炼出海洋权益的科学内涵。他认为，海洋权益是海洋权能、海洋权力与海洋权利的结合体。其中海洋权力由海洋军事与海洋管理两种力量组成，海洋权利与法相关联。两者共同确保国家能够稳定实现海洋利益。刘俊珂《国家发展进程中海洋战略的构建》[※注]认为海洋边疆是国家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战略也必然要围绕国家发展这一根本要义而进行规划和设计。海洋战略的设计，应突出国家意识、科学性以及规划设计合理性。海洋边疆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也会突破传统的界限，而形成新的海洋利益边疆。海洋新边疆的巩固和拓展，需要国家制定科学的海洋边疆战略，并以此为基础来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王历荣《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困境与创新选择》[※注]指出，“海洋强国”本身既是一个目标性、结果性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性和过程性的概念。实现从建设到建成海洋强国是一个长期、系统和复杂的工程，中国建设海洋强国面临陆海复合地缘两难、海洋强国战略挤压、与邻国海洋争端、海洋意识欠缺、海洋力量相对薄弱等诸多战略困境。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坚持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相统一，从意识养成、发展理念、法制完善、海军建设、海洋外交等方面进行创新是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路径选择。侯毅《新时代我国维护海洋权益工作的政策基础与路径选择》[※注]认为有效捍卫领土主权，维护海洋合法权益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我国海洋维权工作明确了目标方向，提出了指导原则。为保证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目标的实现和各项战略任务的落实，应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维护海洋权益思想为指导，从能力建设、机制构建、理论创新等多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

郭渊《南越对西沙、南沙群岛的侵占及行为评析》认为，20世纪南越政权在法国、美国的支持下，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进行蚕食，并采取政治、舆论、国内法等手段进行主权造势。南越侵占两群岛的方式和手段，为后来的越南所继承。不仅如此，越南与中国进行论战，所持的“理论”“事实”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南越所践行的。[※注]

对有争议的土地，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双赢的建议，是妥善解决上述问题的合理建议。但目前情况十分复杂。一方面，我们应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加强与相关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求同存异，以求得相关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有不同看法的国家可以合作研究。可由相关国家的学者共同研究，本着学术探讨的精神充分发表意见，在某些方面可能逐渐达成共识并为两国所接受；对未能达成共识的问题可保留意见并各自表述。关键是社会和舆论界应给予学者应有的自由空间，不宜轻易将学者的意见升格为政府的表态，而演变为过热或过激的社会反应。方铁《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认为，我们应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加强与相关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逐渐实现我国边疆问题研究与国际的接轨。可设想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本着搁置争议、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历史共享”或共同研究。这样将有助于在面向未来和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较好地解决有关国家历史与边疆方面有争议的问题。[※注]

综上所述，对当前边疆治理及边疆治理中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新热点。这一方面研究的明显特点，是有不少问题是新出现的，或缺乏前期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问题与现实甚至与政治紧密关联，增加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与敏感性。但是，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并提出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也是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当迎难而上，勇于思考和探讨，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