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中蒙边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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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边疆研究2019 \ 第三篇 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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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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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中国近代界务问题的个案研究始终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但研究者的步履却颇艰辛。关于云南界务交涉，还另有《云南界务问题之研究》[※注]《滇缅界务之实况》[※注]《重勘滇缅南段界务的认识》[※注]《滇缅南段勘界之现状》[※注]等。孙景超《朝鲜古地图所见之清代中朝边界诸问题初探》[※注]通过对多种朝鲜古地图的解读，认为朝鲜古地图体现了朝鲜领土观念与“北拓传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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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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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问题 中法战争 勘界 边界条约 条约 间岛问题 野人 领土 史料 个案 清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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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边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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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民共和国（简称蒙古），东、南、西三面与我国接壤。清代，蒙古领土在中国版图之内，属清王朝管辖，称外蒙古，或称喀尔喀蒙古、漠北蒙古。1911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在沙俄支持下曾宣布“自治”，后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外蒙古的人民革命于1921年取得胜利。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战后世界新格局的形成，根据1945年《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如果大多数到了法定年龄的蒙古公民以投票的方式表决要求独立，那么中国政府应承认其独立。结果，1945年10月的公民投票以绝大多数赞成独立。于是，1946年1月5日，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蒙两国很快相互承认，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49年10月16日，中国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并在1950年2月重新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蒙古独立。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政府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尊重邻国领土主权、互谅互让的精神，经过友好协商，解决了从未划定过也无条约议定书等法律依据的中蒙边界问题。1962年底，两国签订了中蒙边界条约，接着又签订了中蒙边界议定书。双方共同努力在短时间内进行勘界立标，顺利划定了4698千米的中蒙国界线。[※注]
阿尔泰山是中蒙边界的重要地段。杨永福、段金生《杨增新与科布多事件及阿尔泰并新》[※注]认为，沙俄在1912年策动外蒙古宣布独立后，唆使外蒙古出兵侵占科布多，并试图以外蒙古为工具图谋新疆及阿尔泰地区。时任新疆都督的杨增新在内外压力重重的背景下，积极出兵援助科布多。在科布多沦陷后，精心筹办新疆边务，确保阿尔泰地区安全，最终实现了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行政及军事意义上的完全统一，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关于清末科阿分治问题，杜党军、王希隆认为沙俄的扩张致使与其毗邻的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辖地范围日趋缩小，阿尔泰段防务形势如同累卵。伊犁将军长庚力陈阿尔泰在加强西北边防方面的重要地位，奏请清廷于阿尔泰单独设官进行管理。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以科布多办事大臣专管阿尔泰事务，实行科阿分治。科阿分治的实行是清廷对科布多地区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它的实施使清朝强化了对阿尔泰地区的开发和军事防守，有效地遏制了沙俄企图通过阿尔泰继续南侵的阴谋，对以后新疆地区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注]
马军《晚清至民初阿尔泰地区政治地理格局变动》[※注]一文指出，清朝后期阿尔泰地区由于沙俄侵略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西北地区中俄边界逐步推进至阿尔泰山地区。《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以及此后一系列的补充协定，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西北边界。清末的阿尔泰山区除西北的奎屯山为中俄交界外，东南走向的主体山区尚属清朝内部疆域，原本游牧于此的三大部，除阿尔泰乌梁海西北部分游牧地划归俄罗斯外，其余大部基本维持稳定。
徐建平《清中期以来阿尔泰山地区分界研究》[※注]一文较为细致梳理了清中期以来阿尔泰山地区分界问题。他认为清乾隆年间开始，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部落内附，清政府依例编置佐领，划分游牧地，形成阿尔泰乌梁海七旗、新土尔扈特部二旗和新和硕特部一旗的政治区域划分。各旗之间依据游牧地界形成相互之间的传统习惯线。清同治年间开始，中央政府对阿尔泰山地区的政治区域划分进行了多次调整，从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的置废到新疆建省，再到清末将阿尔泰办事大臣作为独立区域直属中央，直至民国初年正式归入新疆省。这一区域整合过程并未打破最基层的政治单元（旗）之间的传统习惯线。由国民政府内政部编绘的《蒙古地方行政区域图》理应作为中蒙边界划分的依据。实际上，从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阿尔泰山地区的边界划分经历了从习惯线到争议线再到法定线的变迁过程。徐建平认为，中蒙国界线的最终走向即法定线并非沿用传统的游牧民族的习惯分界线，而是与民国以来中蒙之间的历次军事冲突以及由此而签订的军事分界协定密切相关。作为中蒙双方对峙的军事分界线成为决定政治分界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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