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界可分为陆界和海界。陆界形成于宋代，中越边界沿革也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1883年法国与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为明确中越边界的云南段，清政府与法国政府进行了12年艰苦的谈判，最后双方签订《续议界务条约》《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和《滇越界约》，确定中越边界云南段总体的走向，是东端始自云南、广西和越南的交界点马鞍山角，西至中、越、老三国的交界点十万大山止，总长约1353千米，1897年基本完成定界与立碑的工作。但是，对中越边界云南段的具体划分，清政府与法国政府一直存在争议。清代中越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交涉，有研究者认为较重要的有这样几次，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关于清朝开化府所属牛羊、蝴蝶、普圆等地的交涉；雍正三年（1725）关于云南马白关以外赌咒河以南都龙地区的交涉；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开始，延续到道光年间关于“六猛”地区（猛赖、猛喇、猛丁、猛梭、猛蚌和猛弄）的交涉[※注]。但细察有关史籍，清代中越在边界问题上的较大的交涉或斗争，还远不止以上列举的这几次。尤中《云南地方沿革史》[※注]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细致考察。李国强《中越陆路边界源流述略》[※注]，概述了中越边界形成的过程，认为中越边界条约使中越边界走向有了明确的规定，却也使清政府丧失了许多土地。陆界又分为滇越段、桂越段。关于滇越段边界研究，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第六章对滇越交界的广南府、开化府、临安府边境变迁作了详述，为人们全面了解滇越段边界的历史提供了基础材料。木芹《清代中越边界云南段述评》[※注]对19世纪末，云南省临安、开化、广南三府边境大片领土，被法帝国主义划入越南的历史作了深入论述。龙永行《中越界务会谈及滇越段勘定》[※注]，论述了自1885年起至1897年止中法两国关于滇越段界务谈判、勘定始末，指出，“中国最大的失败在于第六段边界即后来普洱府属猛乌、乌得之割让”。关于桂越段边界研究，萧德洁《中越边界广西段历史概述》[※注]、刘钦麟《清政府对中越边界广西段的管理》[※注]和龙永行《中越边界桂越会谈及勘定》[※注]对本命题进行了研究，龙文还分析了会办桂越界务的勘界大臣邓承修的功绩，认为邓承修在界务会谈和勘界过程中能坚持原则，展开激烈的外交斗争，“这种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这种不计个人私利，将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的行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忠君’二字，而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其他还有徐舸《清末广西边防问题》[※注]、苍铭《〈滇省舆地图说〉与滇越边界及边防》[※注]、吴智刚《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勘分中越边界中的观念变迁与措置纠葛》[※注]等。

谭天《中法战争后中法对两广与越南边界的勘定》[※注]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桂越边界与粤越边界旧界碑阐述了中法在《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签订后会勘了中国与越南的边界情况。何新华《清代雍正三至六年中越赌咒河边界争议研究》[※注]认为雍正三至六年中越在滇越接壤地带的大、小赌咒河流域发生领土争议，但最终边界未变。传统的宗藩理论、地方大吏以及军事威慑在边界争议中起了重要作用。

中法战争是近代中法关系史上的大事，与中越边界问题也有密切的关系。中法战争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有研究者深入研究了中法战争中清廷的国防政策等重要的问题。如刘庆《中法战争与晚清国防政策的转变》[※注]认为在中法战争以前，清朝的国防政策主要是：针对外来内陆上的内部威胁进行防御，并且以北方的防御为主；在国家力量建设方面，坚持以单纯的自然农业经济为主要基础，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重农抑商、屯田实边和修镇戍守；实行国防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体系，以及保护各族百姓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农业生产；在处理宗藩关系时，一般是以威力平乱作为后备，以“德政”安边作为核心。中法战争以后清朝的国防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主要是海防、塞防之争到全面防卫，从“耕战”到“商战”，从“宗藩”体系到“藩篱”政策。中法战争对清朝国防政策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但当时所发生的变化仍较有限；对更本质的以及国防体制问题方面的思考，则是在甲午战争后，乃至辛亥革命以后才提上了日程。1989年还出版了两本研究中法战争有分量的论著，即刘子明著《中法战争始末》[※注]和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3）》[※注]。有关研究还有郑维宽《边疆危机与行政应对——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西南治边策略探析》[※注]、黎瑛《论中法战争前岑毓英的边防思想》[※注]、付世明《中法战争后的广西边境对汛》[※注]。

中法战争前夕清朝内部保越与弃越之争，是关系到中法战争发生与进程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学术界以前注意不多。黄振南《中法战争前夕保越与弃越之争》[※注]一文对此进行了研究，从另一个侧面来探讨中法战争爆发的时代背景。作者认为，在中法战争中，清朝统治集团的多数人主张继续保护越南，但弃越说为李鸿章等重要人物所提出，使这场论争得以延续。李鸿章等人的理由是：越南与法国已订约接受法国的保护；因越南软弱不振，清朝不如尽早放弃；保越若失败有损清朝威望，保越成功亦会带来麻烦，不如一断了之；若过问越南之事，清朝势必与法国失和，导致兵祸连连，因此主张撤回出关的清军，仅暗中支持刘永福指挥的黑旗军抗法。因遭到统治者的反对与时论的抨击，李鸿章等人的主张遭到挫折，清朝决定出兵保藩。中法战争爆发后，在保越论和弃越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中法战争最终以清朝的失败宣告结束，李鸿章被迫在《中法新约》上签字，事实上是标志着保越论者在实践中遭到了失败。吴智刚《“建阃”与“撙节”：中法战争后越边务规制的酝酿与措置》[※注]指出：中法战争后由于越南“藩夷”地位的变化，中越边务经理方式及规则有了很大差别。由防“藩夷”到防“敌国”，但战后清廷力求“撙节”及对海防善后的重视，如何能够妥为“建阃”，又能照顾清廷“撙节”之难题，最终给予了滇粤边吏。张之洞对此就大发牢骚，称半年来大为饷所困，而僚属、户部则“省事省钱便好，疆土有所不计也”，无奈与愤恨之感溢于言表。但无论如何，中越沿边之规制经此一议，亦能勉强给人以崭新之面貌，中越边地之新格局亦从此开始。黄振南在《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勘分中越边界中的观念变迁与措置纠葛》[※注]文中认为清政府在战后中法勘分中越边界指导思想经历了从划留“隙地”到争取“新界”再到最后始定“一线为界”的转变。有关资料集则有萧德浩、吴国强《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注]，该书收录了1885年9月至1887年8月邓承修关于勘界的往来电稿，邓承修勘界日记（1885—1886年），以及法国档案馆有关中法勘界函电，史料价值颇高。萧德浩、黄铮主编《中越历史资料选编》（上下集）[※注]的出版，是对中越边界问题研究的重要贡献。正如吕一燃在序言中所指出：“中越边界研究，近年来虽然发表过一些文章，出版过一些资料，但规模如此宏大而结构自成体系的资料专集，却从来未曾有过，所以特别值得重视。”该书计100余万字，以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与分类编排相结合的方法，披露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并在每章资料前面撰写了简要的内容说明。除提供了充分的中国文献资料外，还收集了大量的越南与法国的文献资料，书中收入的采自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和法国国家档案馆的有关档案资料，首次译成中文公布于世。由于广泛收集了中国、越南和法国的有关历史文献以及全书编排得当，从而使系统性成为该书一个主要的特点，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从古代到近代中越边界的史事。黄国安、萧德浩、杨立冰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注]也收录了中越边界交涉的大量资料。类似的资料集还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汇编（第一册）》[※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档案文献系列”成果的《法国档案中的清末中法（中越边界）划界史料选编》是近年来关于中越边界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由张宁、孙小迎、李燕宁主编，从现存于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的法国档案资料中整理选出部分资料编辑成16章，系统地反映了清末中法（中越）边界史事。该批档案资料涵盖了函电、文件、报告、日记、笔录、清单、布告等形式，其内容丰富、记录详细，以相对完整的资料原始状态，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诸多鲜活的历史细节，其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档案文献资料的“原始”性。[※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