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朝和李朝建立之初，中朝两国边界即明确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河。清代两国疆界依然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两国从无异议。但进入19世纪80年代，中朝两国界河图们江段产生争议。至20世纪初，沙俄插手其间，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间岛归属，掀起轩然大波，最后经吴禄贞等据理力争，始得解决。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研究被视为禁区，论文很少、专著更无。80年代后期，始有所涉及，但一些论著只是在论及中国东北疆域变迁时，才提及中朝边界变迁；有的论著只是阐述1907—1909年中日“间岛案”涉及中朝边界争议，未能全面阐述1885—1887年中朝边界争议及交涉，总之，学者们还是回避中朝边界争议及交涉的历史本来面貌。有关著作与论文主要有：张博泉《东北历代疆域史》[※注]，佟冬主编《中国东北史》第1卷[※注]，孙进己《东北历史地理》1、2卷[※注]，高永一《间岛问题的始末》[※注]等。进入90年代，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研究渐趋活跃。先有杨昭全《中朝界务史略》[※注]，继之又有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注]问世。有关专著还有：杨余练《清代东北史》[※注]，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注]等。这方面论文除杨昭全《清代穆克登查边及中朝两次勘界》[※注]论述了1712年乌喇总管穆克登赴长白山查看中朝边界界河鸭绿江、图们江江源地段经过外，大部集中在“间岛案”的交涉，以及吴禄贞经办延吉边务的历史功绩评议上。如关俊鹏《略论“间岛”问题》[※注]，崇实《历史上的以团们江为中朝东段边界的考察——驳“间岛”学说》[※注]，建文《论明代对东疆地区的管辖问题——兼就“北间岛”研究驳韩国学者》[※注]，任熙俊《长白山“定界碑”始末——兼考图们江边界问题》[※注]等。

台湾学者的论著主要有，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注]，《明季中韩对鸭绿江下游岛屿归属权之交涉》[※注]，金泽中《中韩对东北韩民之交涉》[※注]，胡春惠《延边的朝鲜垦民及其对日后中韩两国的影响》[※注]，黄惠琴《中韩“间岛问题”之探讨》[※注]等。

亦有观点认为，引发“间岛问题”的直接起因是20世纪初朝鲜农民越垦。日本占领朝鲜后，利用这一问题，同中国讨价还价，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经过长达近20年的中朝边务交涉，这一问题才得以最后解决，中国以大量的“东三省利权”为代价，保全了对延边的“领导权”[※注]。

李花子《1905—1909年日本调查“间岛”归属问题的内幕》[※注]认为日本为了挑起“间岛问题”，派遣测量手考察长白山，指出碑以东的沟壑（指黄花松沟子）与松花江相连，这支持了所谓的土门、豆满“二江说”。同时任命“嘱托”进行文献研究，指出土门、豆满是同一条江，光绪年间勘界时朝方承认以豆满江“今图们江”为界，实际上放弃了“间岛”所有权。外务省认识到“间岛”属朝的论据薄弱，但为牵制中方和进行谈判，仍坚持“二江说”及光绪十三年勘界案无效，最后以承认“间岛”属中作为谈判筹码，获得了在“间岛”设置领事馆和“东三省五案”的利权。《中日“间岛问题”和东三省“五案”的谈判详析》[※注]对1907—1909年中日两国围绕“间岛问题”和东三省“五案”的谈判过程、内容及双方讨价还价的内幕进行了详细的探析。《试析1907—1909年日本界定的“间岛”地理范围》[※注]指出，地理名称是近代朝鲜人向图们江以北地区移民、开垦的产物。1907年日本利用朝鲜人向这一地区渗透时借用了“间岛”概念，它是日本准备行使特权的势力范围。统监府派出所界定的“间岛”假定区域包括海兰河、布尔哈通河及嘎呀河流域（后来的延吉、和龙、汪清县），二道松花江流域（后来的安图县）。后在签订《间岛协约》时，将二道松花江流域排除。高翔宇《〈南满东蒙条约〉的签订与中日间岛交涉述论（1915—1916年）》[※注]认为1915年《南满东蒙条约》签订后，日本借口《间岛协约》与《中日新约》条款的冲突，主动挑起了间岛交涉事端。日方理论上曲解条约，实践上对中方诉诸以武力威胁，弱势的北京政府终难逃其有限外交的命运。

穆克登查边是中朝界务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十分细致的研究。中朝界河鸭绿江、图们江皆发源于长白山，两江中游以下，河宽水深，两国边界分明，但两江尤其是图们江江源分支较多，源头不清。朝鲜边民屡屡非法越境，酿成边界纠纷。康熙派穆克登查边皆缘于此，此点学术界并无争议，关于穆克登查边争议的焦点是图们江源头问题，图们江上游有四个分支，分别为石乙水、红土水、红丹水、西豆水。光绪年间，清廷勘界代表确认红丹水为图们江源头，而朝鲜代表则坚持把石乙水之一水文流红土水为图们江源头。杨昭全根据当时朝鲜接伴使的最初报告，认为穆克登当年坚持以红丹水为图们江源头是有充分根据的。徐德源在其《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一文中也持相同的观点[※注]。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一书25万字，以穆克登查边为基本内容，对穆克登查边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逐一加以辨析，通过对1885年、1887年中朝两次勘界与谈判的考察，就“土门”即今图们江予以论证，并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与朝鲜自15世纪中叶起就以图们江为界的历史事实。该书作者是历史上第一位全程踏查中朝图们江边界线的女性研究者。“一部学术价值甚高的著作之问世绝非偶然。是作者的学识使然，也是其不畏艰辛的必然结果。在现有成果面前，尤其是韩国著述累累的情况下，作者能够将这一课题作出新意，得出创造性结论，难能可贵。”[※注]

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注]和《清朝与朝鲜关系史——以越境交涉为中心》[※注]是两部值得关注的学术专著。前书通过考察古地图、地理志、古文书等资料，阐述了明清时期中朝两国的疆域观和实际疆域。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疆域观和实际疆域之间的差异，然而即使是标注于地理志和地图上的疆域，那也不过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疆域的认识而已，它和实际疆域是有区别的。朝鲜时代（李朝，1392—1910）的疆域观常常伴随着错误的地理认识，最典型的就是认为土门、豆满是两条江。该书不仅考察了朝鲜疆域观的种种表现，还阐明了这些疆域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对于学界存在争议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碑的位置、指定的水源和朝鲜移栅的位置，以及光绪年间乙酉（1885）、丁亥（1887）勘界的具体细节，本书也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辩证。全书共五章，25万字。

后书以清朝与朝鲜的越境及定界交涉为中心，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朝鲜人越境问题及其交涉；第二，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第三，中国人越境问题及边务交涉；第四，鸭绿江流域中朝两国共禁体系崩溃的历史过程；第五，同治年间朝鲜人大规模越垦浪潮的内外因。时间范围从清朝入关前皇太极时期到晚清同治年间，即17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该书力求综合运用中朝双方史料。朝鲜对清朝交涉文书的汇成集《同文汇考》，既包括皇帝的诏敕、清朝礼部咨文，也包括朝鲜表、咨、奏文，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了加深理解国家外交行动背后的政策实质，本书还参考了中朝两国官方年代纪史料，如《清实录》《康熙起居注》《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等。边务问题的研究涉及历史地理学知识，故该书参考了中朝两国的地理志和地图，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皇舆全览图》《平安道邑志》《咸镜道邑志》《大东舆地图》《青邱图》《海东地图》等，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全书共七章，20万字。

针对少数韩国右翼分子借机炒作中韩《界务条款》的所谓法理性，并以日本军国主义的逻辑，否定图们江是中朝的界河，妄图染指中国不可分割的土地延边地区。曹中屏撰文《国外政客炒作〈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的法理性徒劳无益》[※注]一文从韩末韩国的国际地位与中韩关系的实际状况，特别是从中朝边界的历史沿革和近现代两国界谈和中朝《边界条约》的史实，从法理的角度批驳了国外政客的谬论，论证了延边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图们江的界河地位不容挑战。李花子《中朝边界的形成及特点——以明清为中心》[※注]分别论述了中朝鸭绿江、图们江边界的形成，长白山地区边界线的形成，光绪十一年第一次勘界、光绪十三年第二次勘界的历史，认为中朝边界史的特点主要是以自然的河流、山脉为主；是高丽、朝鲜两个王朝不断向北拓展领土的结果；康熙五十一年的穆克登定界，第一次明确划分了长白山地区的边界，即以线为界，具备了现代边界的特点；两国的边界纷争出现在晚清光绪年间，是由朝鲜人越界定居引发的，经过两次勘界，双方基本解决了以图们江为界的问题，非未能解决上游地区划界；1962年《中朝边界条约》的签订，以国际法承认的条约的形式，正式规定双方以“两江一山”为界。孙景超《朝鲜古地图所见之清代中朝边界诸问题初探》[※注]通过对多种朝鲜古地图的解读，认为朝鲜古地图体现了朝鲜领土观念与“北拓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