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关于顾颉刚和禹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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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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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边疆研究2019 \ 第三篇 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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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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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时处民国时期的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研究高潮的研究尚显沉寂，有关论著鲜见。“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不仅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的边疆民族政策提供参考，为制定开发边疆计划提供依据，而保留下来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资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也有非常重要价值。后文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战建国、学术救国的大背景下，传统边疆史地研究吸纳了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边疆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为国民政府的边疆治理服务，熔铸成一门新兴学科“边政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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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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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 学术 地理学 边疆民族 西南少数民族 中华民族 半月刊 地学 民族学 抗战时期 边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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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顾颉刚和禹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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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顾颉刚学术生平的年谱、评传、回忆以及专题论文集，除前述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外，依笔者目见尚有：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注]，[马来西亚]郑良树编著《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注]，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注]，顾潮编《顾颉刚学记》[※注]，刘起纡《顾颉刚先生学述》[※注]，刘俐娜《顾颉刚学述思想评传》[※注]，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注]等，对于顾颉刚的边疆研究和禹贡学会的业绩均有或详或略的记载和评述。根据顾颉刚在不同人生阶段撰写的自传，纂编成的《顾颉刚自传》载有“我怎样从事边疆运动”[※注]，顾先生的回忆真切、生动，有助于今人认识这位史学大家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经历和成就。
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作者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真正创立一个学派，扭转一时学术风气的，可以说除胡适、顾颉刚外再无他人”。并专题论及顾颉刚“主编《禹贡》首开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先河”[※注]。这方面论文有：王煦华《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贡献述评》[※注]，吴怀祺《〈禹贡〉半月刊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注]，徐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注]。冯春龙《试论禹贡学会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注]，朱士嘉《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注]，吴丰培《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北考察日记〉》[※注]，王希隆、付军《顾颉刚先生在西北》[※注]，孙喆、王江《时代变局下知识分子对“致知”与“致用”的探索——从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谈起》[※注]，汪洪亮《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注]，张文静《近代中日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疆域的考辨——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注]，刘子凡《黄文弼与顾颉刚——民国时期新疆考古与边疆研究的交汇》[※注]，杨思机《民国时期顾颉刚的边疆教育思想和实践》[※注]等。
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注]则“以禹贡学会的边疆史地研究为中心，对其学术组织工作的经验”进行了研讨，认为禹贡学会无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造就人才上均成绩卓著。从学术组织角度看，禹贡学会成绩在于，一是“提出符合学科发展的远景规划，以及为实现这一规划的切实可行的近期计划”；二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组织工作的正确方法”。文章最后总结禹贡学会学术组织工作成功的经验有三：一是“爱国主义与创业之情是推动禹贡学会同仁艰苦创业，共同前行的原动力”；二是“同事之间、同人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促进禹贡学会同仁默契配合、上下求索的催化剂”；三是顾颉刚“兼具了作为一位优秀学术组织者不可缺少的品德：他学识渊博、心有全局，能将远景规划溶于切实可行的实践之中；他广交同仁、切磋学识，随时吸取有益营养，日新又新地开发新的学术园地；他平易近人、心胸宽广，热心提携青年，不断扩大研究队伍”。
相关论文至多，无法一一罗列详述，但有两本论文集值得一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历史系合编《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注]，本集收录论文27篇，同时还收录了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时举办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和部分发言23篇。
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据编者在前言中述：“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顾颉刚先生逝世后，学术界的同志们筹议编辑出版一本回忆录性质的文集，以缅怀他的一生的治学和行事。在顾先生的同学、学生和亲友的响应和支持下，收到数十篇来稿；另外书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怀念回忆顾先生的文章，我就所见到的尽量收集了，虽不能说一点没有遗漏，但漏掉的肯定是不会太多的（书刊上发表的则在篇末注明书刊名称、出版年月及卷期）。现在把两者合在一起，编成这本《顾颉刚先生学行录》。”[※注]合书45万字，共收文章12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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