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是危害新疆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大威胁之一，关于“东突”的研究，自然成为我国新疆反分裂研究的重要内容。我国边疆研究专家马大正长期关注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问题。马大正与许建英合著《“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注]一书以历史学的研究视角，详细论述了“双泛”思潮的兴起，“东突厥斯坦国”“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等新疆分裂势力组织的兴起及其衰落过程，重点论述了新疆分裂势力“东突”派系组织、活动及其思想特点，特别是论述了“9·11”事件后的动向。该书最后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程的基础上得出了基本的五点战略研判：①分裂是新疆的主要危险；②必须利用全社会力量进行综合治理；③把发展新疆经济作为第一位工作；④坚持维护民族团结三原则；⑤干部问题是新疆发展和稳定的重中之重。为维护新疆稳定与发展，作者提出几点对策，分别是中央和地方要重视新疆的事情，协调做好新疆发展与稳定工作，新疆发展应是社会整体发展，新疆经济发展应抓住支柱产业资源，加强各民族和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打击“东突”分裂势力，作者认为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基础是维护社会稳定，手段是加快新疆经济建设和促进新疆民族流动和交流，目的是实现新疆各民族和多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就维护新疆稳定的基础而言，新疆在治安和国家安全方面应坚持严打态度，并保持高度警惕和行动态势；在意识形态方面，应加强对新疆历史和民族团结知识的学习，加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民族政策及宗教政策等方面的教育，倡导法律面前各民族平等的教育和执法。这些对策对我国新疆反分裂斗争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马大正对20世纪以来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进行全面历史考察和宏观战略思考。马大正在《论百余年来新疆反分裂的几个问题》[※注]一文中认为，分裂活动是20世纪以来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一股浊流，百年来新疆地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历史可分为两大时期，20世纪前半叶是分裂势力由思想传播发展到政治实践的时期，其间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是从“双泛”思想渗透到形成分裂势力精英和代表人物的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分裂势力精英人物将分裂思想用之于分裂的政治实践阶段。20世纪下半叶至今是分裂势力沉渣泛起到反分裂斗争进入以反对暴力恐怖为主要形式的新阶段。其间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分裂活动沉渣泛起，分裂势力的活动形式和国际背景实现了两个转变，即活动形式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武装叛乱到50年代末以后的以政治斗争为主的转变；而国际背景则由西方反华势力向苏联霸权主义和西方反华势力相结合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分裂势力打着民族宗教幌子，打出“反汉排汉”的口号，严重破坏了新疆和谐的民族关系，致使出现20世纪80年代分裂势力得以坐大的局面，从而严重影响了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群众基础。1990年阿克陶县巴仁乡武装暴乱标志着新疆反分裂斗争进入以反暴力恐怖活动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新阶段。直至2002年前后，新疆暴恐活动进入频发阶段。2003年后则为“间歇期”，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反分裂斗争取得了六点战略共识，另一方面是分裂暴恐势力将其活动转为政治斗争为主的形式。马大正认为“间歇期”新疆反分裂斗争特点主要是主动权在我，意识形态斗争升为主战场。这一研判是符合新疆反分裂斗争实际的。

该文指出，新疆的反分裂斗争需要在政府指导下进行反恐人民战争，并营建打击恐怖、反对分裂的社会大氛围。建设和完善创新社会管理模式是反对恐怖分裂斗争的重要环节；新疆干部是反分裂反恐斗争的关键，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是诸项工作的核心，而上述工作的开展必须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为此，当代新疆治理应特别关注以下几点：一是新疆的事情需要中央和地方的重视；二是处理好新疆发展与稳定工作的辩证关系；三是发展与稳定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发展应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四是经济发展应坚持民生优先，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五是做好做实对口援疆工作；六是做好新疆社情调研，为决策提供良好依据。

潘志平、王鸣野、石岚《“东突”的历史与现状》[※注]一书深入分析研究了“东突”问题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现实状况。该书共七章，分别论述“伊斯兰化”“突厥语化”“双泛”“东突厥斯坦独立”“维吾尔斯坦解放”、历史、现实、“东突”是民族败类和民族罪人、“东突”是人民公敌和人类公害等七个问题。该书对“东突”现状的研究比较突出，对其危害进行深刻而全面的剖析，揭示了其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的本质面目。陈延琪、潘志平主编《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注]对为什么泛突厥主义的追求至今不能实现，泛突厥主义是民族意识的本质要求还是扭曲反映，泛突厥主义是操突厥语诸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还是思想障碍诸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文化透视。另外，土耳其学者Erkin Ekrem《中苏关系中的“东突”问题（1944—1945）》从中苏关系的视角，论述了“东突”问题的由来、发展和结果。[※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新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史话》[※注]从十二个方面细致梳理了自清末以来，我国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史与经验。

张秀明《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注]分为两篇六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回顾、新疆“三股势力”的历史渊源和复杂的国际背景、新疆反分裂斗争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及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新疆反分裂斗争和稳定工作讲话摘要等。他对新疆20年反分裂斗争经验进行高度概况，主要包括以下九个方面：①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不动摇，始终保持严打高压的态势；②坚持不懈地抓好党的建设；③对宗教事务要科学分析，会管、善管，依法管理，加强管理；④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⑤要切实做好民族工作，始终坚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⑦关注民生，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奠定牢固的社会稳定基础；⑧继续加大外交斗争力度，压缩境外敌人的生存、活动空间；⑨高度重视建设好一支坚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队伍。他还认为要做好新疆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需要做好以下几点：①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②始终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③科学地分析、正确地把握民族和宗教问题；④必须正确处理的几个敏感问题。此外，他还就关于反分裂斗争的战略、策略、谋略与具体做法；提高宗教管理艺术与水平；正确认识和处理维稳与发展的关系；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在新疆维稳中的特殊作用；新疆维稳与发展对情报侦察部门的具体要求和新疆维稳与发展对职能行动部门的具体要求等问题进行深入阐述。

杨恕《世界分裂主义论》[※注]一书从理论上对分裂主义的定义、类型、产生、发展和规律以及国际社会的介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并对世界上主要的7种分裂主义，即巴斯克、北爱尔兰、车臣、魁北克、泰米尔、亚齐和科索沃做了详细的案例分析。同时介绍了联合国和相关国家反对国家分裂、维护主权完整的立场以及对策。

杨恕、李捷《分裂主义及其国际化研究》[※注]主要研究了分裂主义的概念、产生、威胁等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选取斯里兰卡泰米尔分裂主义为例，重点分析了分裂主义的国际化进程、影响因素及应对问题。在总结多年对分裂主义研究的基础上，杨恕、李捷《分裂与反分裂：分裂主义研究论集》[※注]就分裂主义基本理论、分裂主义国际化、分裂主义案例及其他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分裂主义国际化问题，杨恕认为分裂主义的国际化有着多种表现形态。分裂主义的国际化进程包括横向扩展和垂直升级两个维度。一方面，一国内部的分裂主义通过向外部寻求支持、承认和进行跨国动员的方式横向扩散并向周边溢出；另一方面，介入国对其他国家内部分裂主义问题的干涉引发事发国与介入国之间的国际冲突、危机甚至战争，形成国际化的垂直升级。无论何种进程，分裂主义的国际化均对事发国的反分裂斗争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和制约。[※注]

关于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郝时远认为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极端性的产物，与暴力恐怖主义具有天然的联系。当代民族分裂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的误读和民族自决权滥用的结果。他指出恐怖组织利用某些民族、宗教矛盾和民众情绪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目的，是维护其以极端性和残暴性建立的“权威地位”和左右民众的能力。所以，不能将具有种族、民族和宗教背景的恐怖主义组织视为相关群体的代表，否则只能扩大恐怖主义势力的群众基础，助长恐怖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从而掩盖恐怖主义势力反人类的极端性本质。[※注]田卫疆《近代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兴盛及其对新疆地区的影响》[※注]细致梳理了近代土耳其“泛突厥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发展演变及其对我国新疆社会稳定的影响，指出，20世纪初，“双泛”思想在新疆蔓延，构成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源头。20世纪以来，“双泛”思想在新疆继续蔓延。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纵容下，这些分裂分子以土耳其为基地，长期从事分裂我国的活动，成为境外新疆分裂主义势力的源头。

郭益海《新形势下新疆民族分裂活动的新特点及其对策》[※注]对2008年以来新疆分裂活动进行梳理，认为国际敌对势力和反华势力不断加强对新疆民族分裂势力的支持力度，新疆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加上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渗透和伊吉拉特等组织的破坏升级，新疆民族分裂活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在活动策略和手法上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变化，主要表现为：破坏方式上，继续采取“文煽武扰、文武并举”，但是更加注重“文煽”的力度；分裂势力反动宣传开始打出“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旗号；分裂势力进一步加强整合力度；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在活动区域上向东疆和外省扩散；攻击对象上在新疆主要是以基层公职人员，省外则是平民；新疆民族分裂势力在成员构成上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是暴恐涉案成员年轻化、文化程度低，而思想煽动人员则文化程度较高，生活较为富足；二是暴恐人员的女性化和家族化增多。为应对新变化，他提出：以经济发展为途径，以改善民生为重心，以赢取民心和长治久安为目标；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推动新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强化防范意识，提高专业队伍和基层党组织的维稳能力；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创建良好的周边环境；加强农村和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反分裂斗争的基础。

关于“疆独”问题，贾春阳《关于“疆独”问题的几点思考》[※注]认为“疆独”问题的产生是多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疆独”势力制造了无数起叛乱、暴力恐怖事件，“疆独”问题已成为影响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疆独”问题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分裂与反分裂问题，是干涉与反干涉问题。

“疆独”势力和土耳其对“7·5”事件的反应，凸显了“疆独”问题背后的泛突厥主义因素，说明泛突厥主义对中国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潜在影响。贾春阳《泛突厥主义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及影响》[※注]对泛突厥主义思潮的由来、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研究了泛突厥主义对我国新疆的渗透和影响。他认为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早期虽有反抗殖民侵略、反抗民族压迫的进步性，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沦为封建统治者、帝国主义者维护自身统治或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工具。自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传入中国新疆之后，它为“疆独”势力的产生和分裂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撑；一定程度上使“疆独”问题长期化、复杂化；成为威胁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毒瘤”；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牵制、分裂中国的工具，致使“疆独”这一内政问题“国际化”，增加了中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为应对“疆独”，他认为我们必须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各种资源，制定科学、完备的反分裂战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国内方面主要是：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调整和完善对新疆的经济扶持政策，建设繁荣美好的新疆；搞好民族、宗教工作，建立和谐的民族、宗教关系。国际方面主要是：充分发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作用；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压缩“疆独”势力的活动空间；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为中国新疆的反分裂斗争、反恐斗争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张仕荣《基于国际经验构建中国反分裂战略体系的几点思考》[※注]研究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反分裂斗争的经验，认为制度建构是反分裂斗争的核心所在，军事遏制是基本保障，经济发展是内在动力，以文化认同为坚韧纽带，以反对外来干涉为重要支点，有效构建中国反分裂国家战略体系。刘泓编著的《当代国外民族分离主义与反分裂研究》[※注]认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民族分离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施加影响，试图改变当前“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作者在书中将国外民族分离主义的表现形式总结为暴力恐怖手段（北爱尔兰模式）、军事对抗手段（科索沃模式）、政治运动手段（魁北克模式），分离势力借此与主权国家的中央权威进行互动，在不同程度上威胁到了相关“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完整性和社会稳定。本书探究了相关国家分裂势力的形成、发展与活动规律，以及它们为反对、遏制和打击分离主义势力所采取的战略，重点探讨了有关国家对反分裂工具和各种资源的运用，以及反分裂理论和法理基础的研究，力图从民族权利与国家统一的法理角度，说明反分裂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基础理论，对于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决权原则的适用性进行了解释，对于从理论上与分离主义观念对话的意识和深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随着新疆反分裂斗争深入，我国不仅从武力平定、社会管理、法治等方面进行反分裂斗争，而且更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思想深度的斗争。高永久和秦伟江《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思考》[※注]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们认为应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领导；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加强学校教育阵地建设；加快经济发展，为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分裂斗争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继续加强对“东突”恐怖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做好新疆的民族工作；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坚决抵制非法宗教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近年来，受国际局势和新疆周边环境的影响，分裂势力对新疆教育领域的渗透出现一些新动向和新变化，这引起了相关领域的高度重视和针对性研究。高校是在思想领域抵制分裂势力和恐怖势力的重要阵地。杨丽、姜勇《新疆高校抵制“三股势力”分裂渗透的历史回顾与主要经验》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股势力”对新疆教育领域渗透的历史线索，认为其对师生的思想和行为带来极大危害，新疆高校应成为反分裂反渗透的重要阵地，抓好青年学生的培养教育，筑牢反分裂反渗透的坚强防线，并在校内重点领域实施重点监管和防范。[※注]

关于新疆的维稳工作，马戎《中国民族关系现状与前景》[※注]认为，乌鲁木齐发生的恶性事件在很大程度是民族隔阂和民生问题叠加以后造成的。要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应切实改善当地少数民族民众的就业和生活条件，把民生问题与民族问题剥离开来。为预防极少数人实施的恐怖袭击和街头暴力事件，政府需要维持必要的警力。维稳工作的核心工作应是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增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增强人民生活的公平感和幸福感。

新疆恐怖势力和分裂势力往往是以宗教极端思想和非法宗教活动为表征的，对此，阿比孜·尼亚孜《当前新疆反分裂斗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几个问题》[※注]认为“东突”恐怖势力利用伊斯兰极端思潮的本质是进行分裂活动，“民族分裂主义”才是新疆不稳定的根源。对此，必须严格划清宗教问题与民族分裂主义的界限，要把政治问题与民族宗教问题严格区分开来，坚持“四个维护”的原则。

关于美国对我国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问题，顾国良、刘卫东、李枏编著《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注]一书，详细论述了美国对新疆政策的渊源和演进脉络，特别是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新疆的战略思维、基本政策考虑及其所采取的具体做法，对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国内因素进行阐述和分析，还就美国对新疆的政策考虑及未来政策可能的发展趋势做出评估。该书以八章篇幅，分别论述了美国干涉新疆有关问题的历史沿革，冷战后美国涉疆问题的战略考虑，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国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在涉疆问题上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东突”组织在美国的活动情况，并就热比亚、关塔那摩监狱中的“东突”囚犯等问题进行案例分析，最后对涉疆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整体地位进行了综合论述和评估。作者认为，涉疆问题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占优先地位，同时，涉疆问题也有别于涉台、涉藏问题。虽然奥巴马政府在此问题上的态度较为慎重，但依然具有两面性和不确定性。因为“新疆问题”从根本上是维护我国主权和反对分裂的问题，所以我国应做好内部稳定团结工作，不给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

孙雁《美国政府为何没有新疆政策》[※注]针对该书中观点进行探讨，并对我国当前新疆维稳和发展的政策进行了反思。文章认为美国在“疆独”问题上更关注的是维吾尔人的“人权”，而国内研究者关心的是“主权”问题。与其了解美国政府涉疆（及涉藏）政策，更重要的是了解美国人对新疆民族关系、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的真实看法。与其责怪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偏见，更重要的是国内自省民族政策上和信息管制方面的失误。她指出，目前国内的新疆和西藏政策强调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但中央政府“为民做主”的理念和发展战略不一定能使受惠民族对政府有“感恩”的感情。相反，无论政府在经济上付出多少投资，政治性的各种限制使政府的善意可能前功尽弃，也为少数极端分子和“世维会”提供了政府践踏人权的充分借口。

关于“新疆问题”，姚新勇《复杂多面的“新疆问题”》[※注]认为它带有古老的地区性宗教冲突（圣战）现代变种的色彩，具有现代泛突厥泛伊斯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当代继续的性质，是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认同断裂的暴力表现，是新形势下国家制度及民族政策失效、紊乱的征兆，是国家及新疆内部现代化发展尤其是不平衡、欠公平发展刺激的产物，是文化失范、社区尤其是乡村有机结构坍塌的结果，是全球化浪潮及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刺激、作用或干预的效应，也是境内外过度反应的放大与扭曲。这一切加之新疆绿洲生态的脆弱性，就决定了所谓“新疆问题”注定是复杂、长期、难解的。其解决之道，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原则的协调并举：以社会安定为前提，以中央指导调节为枢纽，以全国支援为辅助，以地方力量为主体，以民主法制（尤其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为规范，以现代与传统文化并重、文化民间自治、共有家园意识培育为精神文化发展之原则，以兼顾生态、效能、利益普遍惠及的经济建设为动力；而上述所有这一切原则的贯彻与落实，最终都应该指向这一核心且基本的目标——有机社区结构的重建，祥和、包容、公民自主的宜居家园建设。

目前，反对“三股势力”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从深层次原因看，这是“三股势力”弱化了部分新疆人群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胡鞍钢等《新疆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注]认为要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需要从根本上坚持“一体多元”思想下的国家认同，包括制度认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具体而言，一是以平等尊重为核心，推进依法治疆，构建法律共同体，促进制度认同；二是以共同富裕为基本方向，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发展改革成果由各族人民共享，构建繁荣共同体，促进社会认同；三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推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开放包容的文化共同体，促进文化认同。

徐平和张阳阳《影响新疆国家认同的因素探析》[※注]进而对新疆国家认同的文化、宗教、民族、经济社会状况四个影响因素以及现代化发展中的特殊群体、基层干部展开了分析。他们指出，在充分肯定新疆人对国家的情感和认同的同时，提出要以创新方式发展和建构更加稳固的国家认同。一体多元的新疆文化认同是基石，各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保障，推进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是手段，开放的文化环境和心态是催化剂，最终目的是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马大正《略论20世纪以来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几个问题》[※注]认为：“文化认同对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具有特殊的功能。”“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牢固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就是脆弱的。只有文化认同的基础打扎实了，国家认同就经得起风浪的考验。”“新疆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在新疆实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不断对各民族精神家园的内涵加以丰富、发展，其中发挥现代文化的引领作用，倡导新疆精神，培育新疆人意识，有利于形成新疆各民族人民共同意识——公民意识，增进民族团结，是建设新疆各民族精神家园的应有之义”。

在涉疆分裂活动研究中，“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历史研究是一个躲不开的议题。[※注]

1944年夏秋，新疆政局剧变。统治12年的“新疆王”盛世才被解职还未离去之际，8月17日，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伊犁巩哈县（今尼勒克县）乌拉斯台打响了武装暴动的第一枪。10月7日，新任新疆省主席吴忠信就任第4天，巩哈县县城被攻破。11月7日，由苏联入境的六十多人的武装与巩哈游击队在伊宁发起暴动，经六天激战，攻占了伊宁市国民政府所有军警据点。11月12日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这在台湾一般称为“伊宁事变”。至1945年夏，这个“共和国”完全控制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地区。1946年6月6日，伊犁、塔城、阿山暴动区人民代表与国民政府签订《和平条款》，并宣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已完成自己的使命，三个地区已分别直接归属于省政府”[※注]，虽然名义上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但这三地区仍处在武装割据之下，一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

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断涌动的“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运动是以“东突厥斯坦独立”为口号、纲领和行动的民族分裂运动。问题是，1944年的这个“共和国”复杂得多：一是，它一直与社会主义苏联有扯不清的关系；二是，毛泽东1949年8月18日致电这个政府代表称：“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注]1950年以后，大陆的各种官方文献中称为“三区革命”，而不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因此，很长时间里，至少在大陆学界，不闻“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而只有“三区革命”。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纪大椿在1980年撰文《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一历史事件“长期以来是一个语焉不详、讳莫如深的敏感问题，甚至是不敢涉足的学术禁区”[※注]，自纪大椿做上述表示之后，迄今又已过去三十多年，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

纪大椿1980年撰写的《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注]，可以说是中国大陆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开创者。纪先生潜心研究的最重要的结论是：“三区革命斗争的功与过，都有苏联人的份。”[※注]寥寥数语，分量可谓不轻。尽管当时有关的苏联档案还未解密，但其所做的研究并未过时，至今还不能忽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朱培民教授发表了《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后又收录在他的个人文集中。他认为，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发生过三次变化：支持和策划“三区革命”，协助国民政府政治解决新疆问题，支持中共促成新疆和平解放[※注]。新疆大学教授徐玉圻领衔主编的《新疆三区革命史》[※注]，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三区革命”的史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杜荣坤等人合著的《新疆三区革命史鉴》[※注]，虽然是2013年出版，但实是作者二十年前撰写的。这些研究成果代表大陆学界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水平，明显地突破过去竭力回避的一些问题，如苏联与“三区革命”间关系。也在这个时期，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一批学者关于“双泛”研究，成果丰硕。主要有：纪大椿的论文《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兼评分裂主义的旗号“东突厥斯坦”》，系统论述了什么是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什么是“东突厥斯坦”，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怎么传播到新疆来的。文中特别指出，20世纪40年代“一方面是境外进来的用马列主义词句伪装起来宣扬‘东突厥斯坦’‘独立’的宣传品，一方面是当地赤裸裸的泛伊斯兰主义直接煽惑，造成群众的思想混乱，其危害是相当巨大的”[※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冯大真主编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论文集》[※注]和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杨发仁主编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论文集》[※注]，收录了新疆和内地一些学者的重要论文，是国内学术理论界对“东突厥斯坦”思想的集中清理。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除新疆本地学者继续工作外，上海、北京、兰州等地大学、科研机构的学者从历史的、国际政治的和民族学的角度，积极参与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无论从内容和质量上更上一层楼。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的《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注]，是研究“三区革命”与苏联问题很有分量的论文，这篇论文充分使用了苏联解密档案，非常有价值。沈志华将“三区革命”放在中苏结盟的大背景下展开讨论，认为苏联对新疆政策趋向，时而与地方当局结好，时而同少数民族联合；时而支持独立，时而强调自治；时而表示强硬，时而倾向缓和；时而支持国民党，时而援助共产党，但其目标始终是在中苏走向同盟关系的大前提下，从政治和经济上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越地位和特殊影响。沈志华多年致力于苏联解密档案的收集、整理、翻译工作，对于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东突厥斯坦斯坦共和国”的研究，贡献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薛衔天《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和《是推进新疆革命，还是维护自身安全？——关于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民族因素》认为，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亦即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迫使苏联采取了务实政策——促使三区与中国中央政府和解。[※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黄建华的《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描绘了国民党势力1943年进入新疆后，与三区军事对峙阶段的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统治新疆的政策。[※注]厉声等《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是一部新疆历史与现状的概述性著作，[※注]第五章专门论述了“三区革命运动与新疆和平解放”，其突破是除了使用了一些苏联解密档案外，还引证了俄罗斯学者巴尔明关于苏联与“三区革命”的研究成果。此外，还有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延琪、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杜瀚等人关于“三区革命”的专题论文，分别探讨了三区政府机构设置、军事斗争、农业生产发展等问题，对我们具体了解这个“共和国”政权的内部结构和军事和实业发展等细节问题有所帮助。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主编的《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民族和当代民族分立主义》和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的《世界分裂主义论》，则是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相关的研究新疆分裂主义理论的著作。杨恕等人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中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布）中央的一份关于新疆问题的报告，对苏联准备再度干涉新疆事务的企图做出分析，认为苏联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新疆一系列变故的幕后策划者和支持者，可以确定苏联从来就没有放弃对新疆的关注，只不过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苏联的新疆政策有时明显、有时隐蔽罢了。

毫无疑问的是，大陆学界有关“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已取得显著进步。我以为，在大陆束缚这一问题研究深入的主要障碍有：第一，它与苏联的关系；第二，毛泽东关于它“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的评价；第三，如实地评价（至少在它的初期）与分裂相伴随的民族仇杀活动。上述第一条已突破，而第二、三条仍是不大好直面的问题。不过，随着形势变化，研究禁区逐渐开放。201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刊文《正确认识新疆历史问题》指出：“必须正确认识新疆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澄清错误认知、树立正确观念、提高辨别能力，这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是团结群众、凝聚人心的根本，也是铲除错误思潮影响、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精神力量的根本。”马合木提·阿布都外力《全面客观正确认识三区革命》[※注]指出，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深挖错误认识和模糊观点的根源，论证“三区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但前期犯严重错误的观点。该文认为，“三区革命前期犯有民族分裂的严重错误”，表现为“在宗教狂热和狭隘民族偏见的驱动下，三区中的少数反动分子、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大肆反汉排汉，杀害汉族平民、抢劫财物事件不断发生”。苏联与“三区革命”的关系则是“苏联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传统的政治影响因素，别有用心地干预三区革命，目的是将三区革命引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以增强与当时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

还有两位海外华裔学者的相关研究值得重视。

王大刚和王柯都生长于新疆，有特殊的“新疆情结”，因此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拥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生长新疆的经历、背景，可就地收集中国大陆，特别是新疆本土的相关第一手史料；二是身居海外，可广泛采集国外以及台湾地区的重要档案、史料。此外，其研究环境也相对宽松。

旅居澳洲学者王大刚的《在苏维埃的阴影下：伊宁事变——种族冲突和新疆国际竞争，1944—1949》[※注]是一部优秀著作。他的基本观点是：“伊宁事变”，绝非单纯的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也非单纯的中国内部事务，而是许多国际、族际复杂因素交叉互动的结果。从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可表明作者特别强调的是，苏联在1944年伊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王大刚认为，斯大林关于新疆政策的目标和结果，不可就事论事孤立地看待，须放在苏联亚洲政策中来考虑。当时，新疆汉族统治当局与地方民族长期的历史冲突正好为苏联扩大影响力并排斥英、美、日的影响，提供了绝佳时机，只不过国际政治现实不允许同时制造第二个“外蒙古”。在新疆制造“国中之国”反而更加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王大刚大量使用了第一手英文资料，如书目中提及的美国驻迪化和重庆外交官发给华盛顿的数百封电报，非常珍贵。[※注]有评论说：王大刚关于苏联操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议，“就史料证据之坚强，可谓铁证如山”，同时也批评说：“低估了新疆突厥穆斯林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力量”。[※注]但无论如何，王大刚的这部厚重的专著问世，大体扭转了学术界关于当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苏联关系语焉不详的研究状况。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注]是旅日学者王柯的研究成果。总的来看，王柯与王大刚分别独立完成各自的研究，但基本观点不谋而合。王柯的四个考察视角或许是他的重要创新：一、新疆地区社会及突厥伊斯兰民族社会的社会结构；二、民族革命思想的起源与质变；三、“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内部结合原理和共和国的权力构造；四、围绕着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注]这本书是他1995年日文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研究——中国的伊斯兰和民族问题》[※注]基础上的增补改写本。王柯近年来还发表了一些较高质量学术论文和著作[※注]。这些论文中的一些创建性的观点和认识融入了这部增补版的著作之中。问题是，王柯的增补本易名为“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但对20世纪30年代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注]，只用了三页一笔而过，主要内容仍是20世纪40年代伊犁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历史；其实，20世纪40年代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也并非仅“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总统”艾力汗·吐烈（Ali Khan Türe）等人的活动，须注意的还有投靠国民政府的麦斯武德·沙比尔（Mas’ud Sabri）、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尤素甫·阿尔普特金（Isa Yusuf Alptekin）“三位先生”（Istanbul：1985），p.481。">[※注]，故此，易名反倒名实不副。此外，王柯之作对前人的成果吸收不足，如视而不见王大刚已公布的美国外交官发给华盛顿的数百封电报。难怪王大刚的“书评”就该书“甚至没有提及”自己的那本书，似有微词。[※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