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边疆地区，资源丰富、人口稠密、文化发达，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近代以来成为列强侵略扩张、争夺霸权的重要地区，因而东北边疆问题就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关注研究的对象，对帝国主义御用文人炮制的企图分裂中国东北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批驳和回击。自19世纪中期清人研究东北疆域著述《朔方备乘》问世至今，东北疆域与地方史研究已有近15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门学科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相关研究专著有200多种、专题学术论文达数千篇。学者们的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有关东北疆域与地方历史的所有领域，在地方史、边疆民族史、边界沿革史、朝鲜移民中国史、东北与周边国家地区关系史等方面有较多的建树，形成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边疆地区的影响尤为重大，具体到东北边疆，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以及日本、美国，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多边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随着东北亚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上升，东北亚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地区，我国东北边疆地区地处东北亚中心位置，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一形势下，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别有用心的在历史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中歪曲史实，少数政客出于政治目的公开宣扬种种谬论、制造混乱，使得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的研究面临诸多挑战，也给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

为了进一步促进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为了进一步维护东北边疆地区的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相关学术机构及大学联合组织的大型学术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以下简称“东北工程”）2002年2月正式启动。“东北工程”为期5年，是一项跨学科、跨地域、跨部门的大工程。该项研究旨在将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纳入学术化轨道，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深化研究。

“东北工程”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集中优势力量攻克历史上的疑点问题、现实中的热点问题和理论上的难点问题，使整体研究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形成系列化、权威性的研究成果。该项工程的课题分为研究类（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翻译类和档案资料类三大系列。其中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古代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东北地方史研究；东北民族史研究；古朝鲜、高句丽、渤海史研究；中朝关系史研究；中国东北边疆与俄国远东地区政治、经济关系史研究；东北边疆社会稳定战略研究。

“东北工程”共立项子课题125项（含研究类、翻译类、档案类等），正式出版专著15种，出版档案2种200余册，内部报告20余种，完成数据库2种。尚有50余个子课题成果未能出版，但已内部印制。

“东北工程”是21世纪启动的第一个中国边疆区域性综合研究项目，它的科研实践经验于后来者具有借鉴意义，我们曾总结为做好“东北工程”要树立“五个意识”，要处理好“五个关系”[※注]。

所谓要树立“五个意识”：

第一，政治意识。这项工程直接目标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是要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这样的大目标出发。这个政治意识是由这项工程所以能够立项、能够启动所决定的。我们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学术研究为国家利益服务。

第二，全局意识。直接来说，这项工程是研究东北边疆。要认识到东北边疆是中国边疆的组成部分，同时更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有此全局意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东北边疆地处东北亚地区，研究东北边疆战略格局离不开对现在东北亚整体战略格局的研究，而且东北亚战略格局又离不开对整个世界格局及对21世纪世界整体格局的把握。总之，第一个全局意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全局意识，第二个是世界全局意识，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

第三，责任意识。基于政治意识、全局意识，必须具有责任意识。我们研究者应遵循第一对国家负责，第二对人民负责，第三对历史负责的宗旨。研究成果经得住历史考验，不能搞实用主义，不能进行非科学研究。这个责任意识要求参加者有一个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从事此项工作。

第四，精品意识。研究成果要经得起时间考验，让我们的后人认可我们的研究成果。首先，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其次，研究成果为后人研究边疆历史提供基础。当然，也要经得起学术争论的考验，在学术上不能出现硬伤，在政治上更不能出现偏差。

第五，诚信意识。这项工程尽管有工程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主要领导参加组织。但是，组织者和承担者之间没有严格行政关系。现在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没有更多的行政约束。我们在承担、完成课题时，对于研究者我们要坚持“自律”“诚信”。当然，参加课题的专家学者都是高水平品德的典范，为人师表，是可以信赖的。因此，必须按课题责任书的要求，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工程是一环套一环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毛病，都会影响整个工程完成。

所谓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第一，处理好政治与学术关系。我们从事的是学术研究，我们反对某些人、某些邻国把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推动学科发展；另一目的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学术与政治二者在东北边疆这一特殊研究领域结合非常紧密。我们每个研究者既要坚持学术规则；同时，时时不要忘记我们研究的对象、研究领域，现在正是某些人、某些国家对我们制造混乱的一个特殊领域。为此，我们要正确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第二，处理好研究与决策关系。研究与决策者不能完全画等号。研究是决策的基础，但是研究不等于决策。我们研究者追求的最高目标、最高境界，是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拿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不能因为某些人、某些权威的言论影响我们研究的正确结论的得出，这就是对历史负责。正因如此，要拿出科学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历史结论，为决策者提供重要基础。当然，研究者结论未必全部被采纳，因此，研究者要保持平和心态，认真从事研究，拿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同样决策人也应有平和心态，对研究成果有平和心态，用政治家更宽阔心态来看待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研究内涵、不同研究对象，我们就会有不同意见，提出相应的对策。要处理好二者关系，既有研究者责任也有决策者责任。

第三，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从研究内容、方法来说，这的确是两个不同领域，方法存在差别。但是对待二者必须兼顾。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要做死文章，要有意识地关注历史上的难点问题、现实中的热点问题，把历史难点与现实中热点问题作为我们研究的首选课题，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二者关系处理好。

第四，处理好个人钻研与集体协作的关系。严格地说，我们的研究都是个人钻研成果的结晶。但是，在一定时间内攻关项目，不仅需要多学科专家参与，而且必须是个人钻研与集体协作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1+1＞2”的双赢效果。当然在处理二者关系过程中，需要研究者为了共同目标互相理解，互相谅解，精诚合作。

第五，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提高就是出精品，出具有高学术水准的精品。抓好出精品的同时，也必须注意普及的问题。普及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必须面对广大人民群众，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理解、了解学术。不能抱着“阳春白雪”自我欣赏的心态，而应把研究成果转化成通俗的知识读物，这是“东北工程”一项重要内容。第二是把长篇研究成果浓缩成精练的、准确的调研报告，包括历史问题的调研报告。把这些现实感强的问题浓缩成调研报告给中央、地方领导参阅。将普及与提高结合好，是推动“东北工程”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东北工程”相关研究成果已公开出版的学术专著有：

马大正主编：《中国东北边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李德山、栾凡：《中国东北民族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杨军：《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耿铁华：《好太王碑一千五百八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张凤鸣：《中国东北与俄国（苏联）经济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王晓菊：《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于沛等：《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朱诚如主编：《辽宁通史》五卷本，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孙乃民主编：《吉林通史》三卷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黄松筠：《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刘信君主编：《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杨旸主编：《明代东北疆域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付百臣主编：《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程妮娜：《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

档案资料整理出版方面出版了《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省延吉档案馆合编，吴元丰、厉声主编，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38册，精装16开本。珲春地处中国吉林省东北部，东南与俄罗斯接壤，西南与朝鲜交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清一代，先后设立协领和副都统管理当地军政事务。珲春协领和副都统在处理公务过程中所形成的文书档案，至今保存比较完整，数量可观，文书种类齐全。本书收录的档案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延吉档案馆保存的珲春协领及副都统衙门档案，共计37488件，其中三分之一是满文，其余是汉文，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年至宣统三年（1737—1911）。档案主要反映珲春地方职官、军务、旗务、民政、司法、财政、农田、矿产、商业、通信、货币、工程、文化、教育、进贡物品、天文地理、礼仪祭祀、涉外事务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