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英藏敦煌遗书与文物

英藏敦煌遗书与文物指斯坦因（M.A.Stein）于1906—1908年第二次中亚考察和1913—1916年第三次中亚考察在莫高窟藏经洞所获敦煌遗书和文物，其中之遗书起初分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和设在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绢、纸绘画则被当时的英印政府设在印度新德里的中亚古物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分割收藏。1973年，英国议会批准大英博物馆图书部与博物馆分离，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等合并建立了大英图书馆，原大英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均被移交给大英图书馆收藏。

一 数量

（一）汉文文献

翟理斯（Lionel Giles）自1919年即开始着手编纂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注]至1957年终于出版，该目著录了斯坦因收集品中汉文文献的1—6890号[※注]。除此之外，尚有数千件残片未予编目。20世纪80年代，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注]著录英藏敦煌文献至7599号。至1991年，荣新江在对翟理斯编目剩余残卷进行调查时指出英藏敦煌文献中汉文写本已达13677号。[※注]1995年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注]第十四册著录至13650号。2007年，方广锠据再次统计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部分有13900号，其中前7000号相对比较完整，后7000号大抵为残片，还有20余号木刻品另行编号，同时在非汉文部分也夹杂了100多号汉文遗书，如此汉文部分总计可达14000号左右。[※注]

（二）胡语文献

斯坦因所掠去的敦煌遗书中除了数以万计的汉文写本外，还有大量古藏文、于阗文、梵文、粟特文、回鹘文等文字书写的写本。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Vallee Poussin）曾为敦煌藏经洞所出藏文写卷编目[※注]，其成果《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注]著录765号藏文佛典。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合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注]计划出版全部英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图版，至目前已出版12册，著录至5371号。

方广锠估计“英藏敦煌文献中的非汉文部分包括梵文、于阗文、粟特文、藏文、龟兹文、回鹘文等各种文字写本的总数在3000号以上，但至今缺乏完整的目录”[※注]。

（三）绢纸绘画等

1918年前，任职于大英博物馆的魏礼（Arthur Waley）编成《斯坦因敦煌所获绘画品目录》[※注]，共著录绢纸绘画、板画、刺绣等500余件。据斯坦因在其著《塞林迪亚》[※注]第二卷所述，他所劫取的敦煌绢画、敦煌麻布画、敦煌纸本画共计536件。这三类的比例大约是绢画62%（约332件），麻布画14%（约75件），纸本画24%（约129件）。其中1—281号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283号以后藏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注]

二 目录的编制和图版、释文的刊布

（一）汉文文献

1923年，罗福苌发表的《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注]，虽是转录自法国人的目录，却也最早向国人披露了英藏敦煌写本的情况。1936—1937年间，向达赴英伦调查敦煌写本和汉文古籍，完成《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注]，是作者查阅敦煌写卷时记下的简要目录。其后，王重民编辑了《伦敦所见敦煌群书叙录》。[※注]此外，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海外敦煌遗籍照片总目》[※注]著录了王重民、向达、于道泉摄自英国博物馆的所有敦煌文献照片，稿本存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1957年，翟理斯《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著录了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资料（S.1—6980和Or.8212/1—195中少量敦煌汉文写本及P.1—19号印本），分为佛教文献[※注]、道教典籍、摩尼教经、世俗文书和印本五类，并对每号写本或印本著录新编号、汉文名字及威妥玛式转写、卷数及品第、汉文题记并英译，以及书法、纸色纸质、长度等详细信息[※注]，为学者查阅英藏敦煌文书提供了指南。与此同时，刘铭恕编成《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之《斯坦因劫经录》[※注]，包括各号文书的简要标题，并用题记、本文和说明三种方式对不同写卷的内容和特征进行著录。[※注]刘目在四部古籍和一些世俗文书的考订上贡献颇多，可补正翟目之不足[※注]，但在文书物质形态的著录方面，翟目则明显优于刘目。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按编号顺序著录了斯坦因部分S.1—7599和碎片1—197及印本P.1—9号。[※注]《敦煌遗书最新目录》[※注]主要是为配合《敦煌宝藏》使用的工具书。台湾学者编制的《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注]，在翟理斯、刘铭恕、黄永武等编目的基础上，对S.1—7599做出分类整理。全书依四库全书分类法排列，唯宗教典籍另外分类，不入子部。对每一件写本，著录其名称、作者、斯坦因编号、卷子长度、纸色、全文完缺情况及起讫句，有题记者则照录全文，后为说明，记录同卷其他情况，或对写本年代、内容略加考订。该书在四部古籍的考订上有所贡献，且分类编排，便于检索，但未能全面吸收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注]施萍婷、邰惠莉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注]之“斯坦因劫经录”部分，吸收了刘铭恕目录出版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文书的定名和内容的著录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翟理斯对英藏敦煌汉文文献分类著录仅至S.6980号。其后数十年间，S.6981以下数千号写本一直没有公布，其中包括四部书、佛典、道经、公私文书等许多富有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料。1991年，方广锠和荣新江应邀分别为这批残卷编目。荣新江编制《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按馆藏编号顺序排列，一号之内若有不同内容则分别著录。每号文书除拟定标题外，还有记述文书的外观、内容、专有名词、题记、朱笔、印鉴、杂写、年代及与其他写本的关联等情况的提要。该目为学术界了解S.6981—13677号敦煌写本中的非佛教文献提供了方便。[※注]S.6981以下佛教文献6400余号，方广锠《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注]即是这批文献的阶段性编目成果。该目著录了诸如法堂请益文、斋文、发愿文等具有双重性质的文献，并补充了荣目对非佛教文献收录的少量遗漏。为了展现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整体内容，该目还纳入荣目已经著录的编目成果，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按流水号编辑的目录。但该目仅著录至8400号。

20世纪50年代，英国博物馆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书摄成缩微胶卷（编号S.6980以前部分）与各国交换（北京图书馆是在1957年通过交换得到了这批缩微胶卷），这就为各国学者利用英藏敦煌汉文文献提供了方便。20世纪80年代，由台湾学者黄永武主编的140册巨制丛书《敦煌宝藏》是根据缩微胶卷影印出版的大型图录，其前55册即收入了斯坦因所劫敦煌遗书中编号为斯0001—斯7599号的图版。缩微胶卷和据缩微胶卷影印的《敦煌宝藏》的图版质量不高，很多世俗文书的文字都看不清楚，但还是给学术界了解和研究英藏敦煌遗书带来极大方便。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主要收录英藏敦煌文献中的汉文佛经以外的社会历史文献图版，其中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卷收录英国国家图书馆藏S.6981以后的文献和木刻本，英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木刻本和绢纸画上的题名题记，以及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汉文佛经以外文献。这套大型敦煌遗书图集采用了当时新的摄影和印制技术，图版清晰度大为提高，很多原来模糊不清的文书图版，都可以顺利释读。一直到现在，该书也是最清晰的英藏敦煌遗书图集。

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注]，计划影印出版英藏全部敦煌汉文文献，目前已经出版50册，编目至斯2770号。每册均按英国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献的流水号刊布图版并定名，册后附有所收文书的条记目录，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之“条记目录”备载了相关遗书的重要数据，但令人遗憾的是该书图版主要是据20世纪50年代摄制的缩微胶卷影印的，其清晰度不及《英藏敦煌文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原英国国家图书馆的魏泓博士策划组织了国际敦煌学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IDP），计划把全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彩色图版上网。截至目前，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已经上网。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阅览。这些高清彩色图版使得原来黑白图版上模糊不清或完全看不到的朱书文字，现在绝大部分都变得清晰可辨了。那些墨迹脱落或污损严重的文本，高清彩色图版的清晰度也远优于过去的黑白图版。

释文方面，郝春文编著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注]，按照《英藏敦煌文献》的流水号顺序对每一件社会历史文书进行释录，预计出版三十卷，目前已出版至十五卷，为了解和研究英藏敦煌文献的具体内容方面提供了方便。

（二）胡语文献

1912年，时任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主任的巴内特（L.D.Barnett）编成《斯坦因收集品中的中亚语言和梵文写本草目》，是对斯坦因收集品中胡语写本的最早编目。但该草目没有正式出版，仅有打印本藏于英国图书馆东方部阅览室。藏文非佛教文书则由托马斯（F.W.Thomas）负责整理编目[※注]，其所著《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和文书》[※注]第二卷刊布了敦煌的藏文世俗文书。巴考（J.Bacot）、托马斯和图森（Ch.Toussaint）三人合撰《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注]收录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吐蕃王朝编年史》。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于阗文写本，由剑桥大学的贝利（H.W.Bailey）整理刊布。[※注]1975年，日本学者田久保周誉所著《敦煌出土于阗语秘密经典集之研究》发表了敦煌出土梵文和于阗文混合书写的佛典长卷的全部图版，并附有转写、日文翻译、考释和索引，但其转写错误较多。[※注]有关斯坦因收集品中粟特文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与哈密顿（J.Hamilton）合著的《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纪突厥化的粟特语文书集》[※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回鹘文佛教文献，由班格（W.Bang）、葛玛丽（A.vonGabain）和拉合买提（G.R.Rachmati）合作刊布在《吐鲁番突厥语文献》第六集中。此后，哈密顿在《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纪回鹘文写本汇编》[※注]中集中刊布了文书类的回鹘文资料。

（三）绢纸绘画、丝织品等

斯坦因收集品中的绢纸绘画，英国博物馆收藏的部分由韦陀（R.Whitfield）做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编成《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注]，包括敦煌绢画（按佛传图、菩萨像、金刚力士像、天王像的顺序排列）、绢绘，以及纸画和木板画。1990年，韦陀和法瑞尔（A.Farrer）合编的《千佛洞：丝绸之路上的中国艺术》[※注]刊布了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获美术品的图版，包括敦煌绢、纸绘画和板画以及敦煌丝织品。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注]，以高清彩色图版的形式刊布了英国收藏的伞盖、幡、帙、巾、多彩织物、单色织物、夹缬、刺绣等敦煌丝绸的图版。

三 保存和修复情况

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自巴黎访英考察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曾介绍了文献的库藏方式：“用书架先绕四壁一周，中间复并列二排，恰成一隶书之‘目’字形。架上遍置长方盒，盒有隔，成为上下二层，每盒长可二尺，宽约尺半，骈置经卷于其中。盖其宽适为经卷之长度，而其长又适可容骈列之经卷从二十乃至三十也。则每盒视卷子之粗细，容四、五十卷或六、七十卷不等。盒面施以绿漆，颇秀雅。”[※注]近年来，方广锠考察了多国收藏机构之敦煌文献的保存情况，介绍了英国图书馆的保存状况：“敦煌遗书现存放在恒温、恒湿的书库内，绝大部分备有特制的专用藏柜。每号遗书均有特定的架位，不挤不靠，整齐码放。”[※注]同时指出印度新德里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都展平夹在玻璃板中陈列。[※注]由新德里国立博物馆中亚部古物室管理的敦煌吐鲁番等地艺术品，在常年开设的专门展厅进行展出。展厅约有五百平方米，展品约有二百件。所有展品都嵌在玻璃框中和放在玻璃柜内。展品陈列基本是“因地制宜”，没有刻意分类。[※注]

郭锋详细介绍了近百年来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图书馆对敦煌文献进行保存和修复的大致历程，指出修复和保存技术随着时代的推进也在不断地革新：初期的修复工作，主要是简单地用薄纸条衬粘到卷子破损处的背面；1919年，翟理斯开始主持编目整理工作后，英博修复室采用了新的装备修复手段，即使用厚灰纸和糨糊来修补卷子和纸片；“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先后尝试过用厚牛皮纸作衬纸，用马尼拉纸修复卷轴，用薄纱衬裱两面有内容的写卷，面糊之外，使用了动物胶制黏剂；后来转向使用中国字画的装裱技术，采用宣纸、丝片和棒轴来装裱修复写本。直至90年代以来，碎片的修复和保存才有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是对缺失部分做必要填补，梳理写本纸纤维边缘，将梳开纤维粘在镶边纸上；二是对较小的纸片采取了透明塑料胶片夹包的形式，“即把残纸弄干净后，轻轻抚平，再夹入两片非常坚硬的聚酯胶片中”[※注]。方广锠概括了英国图书馆对敦煌文献的保护和修复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丝网加固、硬纸粘贴、仿造书画装裱、塑料硬膜夹护等。[※注]这些保护和修复的办法都不同程度存在问题，不少原卷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侵害。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图学习中国国家图书馆修复的经验，已经改用更适合古代写本长久保存的新的保护和修复办法。

第二节 法藏敦煌遗书与文物

1908年2月至5月，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率领的中亚考察团在敦煌逗留三个月，将藏经洞中所有写本、刻本以及艺术品翻检了一遍，最终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敦煌宝藏，其中写本文献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艺术品最初入藏卢浮宫美术馆，后来陆续归入集美博物馆（又作“吉美博物馆”）。1909年，伯希和至北京为法国图书馆购买汉籍，曾将随身携带的敦煌遗书珍本展示给董康等人参观，由此引发了我国学者研读、抄录和出版敦煌文献的第一次热潮。[※注]可以说，伯希和的北京之行客观上促成了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发端。[※注]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刘复[※注]、王重民[※注]、于道泉[※注]、姜亮夫[※注]等学者先后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对其馆藏敦煌文献进行专门的调查和研究，并取得丰富的成果。

一 数量

有关敦煌汉文写本的具体数量，据方广锠调查，从伯2001号编到伯6040号，去掉中间的空号，加上夹杂在藏文中的汉文遗书，总数将近4000号。[※注]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数量，据王尧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注]，共计4450个编号，由于P.T.2224—3500号之间空缺了1276个编号，实有3375号。

汉藏文献之外，伯希和自藏经洞还获得一定数量的回鹘文、粟特文和梵文文献。由哈密顿（J.Hamilton）所辑录的《敦煌9—10世纪回鹘文写本汇编》[※注]影印了24号敦煌回鹘文写本的全部图版，并做了精心的转写、翻译、注释和词汇索引。伯希和所获粟特文写本共有30个编号，由辛姆斯·威廉姆斯（N.Sims-Williams）和哈密顿转写、译注的《敦煌9—10世纪的突厥化粟特语文书集》[※注]发表了其中的5号。此外，伯希和在藏经洞还收集了13号梵文佛教文献。

综上可知，法国国家图书馆内收藏的汉文文献4000多件，藏文文献3000多件，其他还有粟特、回鹘、龟兹、于阗、梵文文献等接近百件。

《伯希和在敦煌收集的文物》[※注]一文介绍了不同类型艺术品的具体数量和内容，即220余幅绘画品、21尊木雕、丝织品残片和画幡、经帙等，于1910年入藏卢浮宫博物馆。其后不久，15幅绘画品转存于集美博物馆。1922年，又有40幅绢画转入集美博物馆。1947年，集美博物馆改组为法国国家博物馆的亚洲艺术部，原藏于罗浮宫的所有伯希和所获艺术品全部归集美博物馆收藏，这里建成三个大展室，放置敦煌和新疆发现的画卷和画幡。

二 目录的编制和图版、释文的刊布

（一）敦煌写本

在敦煌写本文献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后，伯希和便开始对汉文写本进行编目，他完成了P.2001—3511号、P.4500—4521号的法文原稿，但没有正式刊布[※注]。这份目录在传入国内之后，很快有了两种译本：一是罗福苌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注]，所据乃叶恭绰抄录的伯希和目录前700号，但罗译本过于节略。二是陆翔译《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注]，是根据张凤游学巴黎时所抄P.2001—3511号全部稿本。在《伯希和劫经录》出版之前，该目录一直是学术研究参考和利用法藏敦煌文献的一部最好、最有用的目录。[※注]王重民于1934年至1939年留居巴黎专门调查敦煌汉文文献，并为北平图书馆进行照相、复制缩微胶卷工作。其所编制《伯希和劫经录》补正了伯希和编目的缺失和不足[※注]，是法藏敦煌文献的全部汉文写卷的第一个相对完整的目录。该目在经史子集四部书的定名和搜集方面的贡献较大，且都用传世本校对过，除注明原卷的残缺情况，还就现行本注明了篇章和卷数；对同一写本的不同残片进行了缀合，同一文献的不同篇章也做了统一整理；凡写经题记及应加的必要说明都在注文中做了简要的记述。相较伯希和原目和国内流行的各种译本，该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加翔实可靠。

法兰西科学院专门成立了敦煌研究组，从事敦煌写本的编目和研究，历数十年所取得的编目成果即六卷本的《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注]，分别著录P.2001—P.6040号以及藏文写卷背面的汉文写本，对法藏敦煌汉文文献的每号内各项内容均一一著录。一般是先列标题，对题目已残者大多考证补出；详记有关该写本的研究文献出处；对写本尺幅长短、纸质、颜色等进行物质性描述；后附两个索引。[※注]此目录的优点在于著录详尽，包括原卷的外观黑白图版无法看到的红字和朱印；其每项内容附有研究文献出处，虽然不够完备，但极便学人使用；目录按伯希和编号排列，便于检索，后又附有分类索引。但其中第二卷即P.2501—P.3000尚未出版。

施萍婷、邰惠莉编撰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注]之“伯希和劫经录”部分，吸收了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出版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文书的定名和内容的著录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这部目录和《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是目前了解法藏敦煌汉文文献最重要的指南。

古藏文文献的编目，拉露（Marcelle Lalou）穷尽毕生精力编成的《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后文简称《注记目录》）[※注]，著录P.T.0001—2216号，该目首次系统梳理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对每件写本的外观和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记述，佛典之外的文献或文书，用拉丁字母转写出每项内容的起止，如有相关研究成果，也一一著录，前有主题索引，便于学者按类查找写本。[※注]该目为各国学者研究法藏敦煌藏文写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但该目也有不尽完备之处，如对2216号以外的散卷未能著录。

王尧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基本涵盖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全部，该目著录内容包括卷号、盒号，所收卷号的首末行藏文，卷子的大小尺寸、文字书写及卷子的背面内容，国内外学术界对该卷号的专门研究或相关论著。与拉露《注记目录》不同的是，该目对《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均一一著录编号。此外，该目将大量重复的《无量寿经》统一编号为P.T.3500—4159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统一编号为P.T.4160—4367号。总体而言，该目对原卷的描写相对完整，对内容的判断也较为准确，尤其罗列了有关卷号的研究信息，方便学人查阅引用。但该目依然有许多可补正之处，如存在不少定名不确或没有定名的文献，对于某些同一卷号的数种文献，也未能分别著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虽是文献图集，但每册都编有藏汉文对照目录，尤其是对同一卷号的内容分别著录，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该卷号的性质、内容等。在文献的定名方面也比以往目录有所进步，尤其对佛教文献的定名有较大突破，对不少原来定名为“佛经”的文献给出了具体的名称。但仍存留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注]

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国家图书馆也将其收藏的敦煌遗书制成缩微胶卷与各国图书馆交换。但这套缩微胶卷摄影技术欠佳，很多世俗文书模糊不清。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注]之第111—135册据缩微胶卷影印了法藏敦煌遗书中编号为伯2001—6038号的图版。法国国家图书馆制作的缩微胶卷和《敦煌宝藏》影印的敦煌遗书图版虽然都存在一些世俗文书清晰度不够的问题，但在很长时间内仍是多数研究者了解、研究法藏敦煌文献的基本资料来源。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编纂的《法藏敦煌西域文献》陆续出版[※注]，该书利用新的摄影技术和印制技术重新影印出版了伯希和所获的敦煌文献，其内容以汉文文献为主，也包括部分古藏文、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文献，并收录了原被抽到藏文编号序列中的汉文文献图版。这套文献图集的清晰度比过去有很大提高。2006年开始，由金雅声、郭恩主编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注]开始出版，计划出版P.T.0001—3358号的全部法藏藏文文献，至今已经刊布26册，图录编号至1472号。进入21世纪，法国图书馆把全部法藏的敦煌遗书数据化，并将高清的彩色图版放到该馆的网站上，可以按号检索。现在，世界各国学者可以足不出户就能方便地阅览法藏敦煌遗书。

（二）敦煌艺术品

王惠民简要介绍了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文物的概况，指出法国实际藏敦煌绘画品为216件，收藏比例分别是：敦煌绢画63%（约216件），敦煌麻布画22%（约48件），敦煌纸本画15%（约32件）。[※注]由于斯坦因早于伯希和劫走大量精美的绘画，所以入藏吉美博物馆的绘画品多数是菩萨、地藏等单体造像，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观无量寿佛经变、宋初981年有纪年的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等。[※注]

伯希和逝世以后，其弟子韩百诗（L.Hambis）曾组织一批学者，对伯希和考察队的中亚收集品进行系统的分类和整理[※注]，其成果计划编为《伯希和考察队考古资料丛刊》十六卷，迄今已刊和未刊的有关介绍敦煌丝织品和绢幡绘画等艺术品的卷次和成果为：第十三卷，由里博（K.Riboud）与维亚（G.Vial）合编的《吉美博物馆和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丝织品》[※注]，主要是研究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丝织品的材料和织法，共著录了99件丝织品，并对每件物品注记其质地、大小、保存状态、装饰、组织结构和制作情形等项内容；第十四卷，尼古拉-旺迪埃编《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绘画》（解说）[※注]，系整理伯希和敦煌所获绢幡绘画的成果之一，共著录216号，总220幅作品。绘画品分佛像、菩萨像、天王力士像、高僧像和其他形象五类加以记录，注记的内容包括原编号、名称、质地、长宽、时代、内容概述、保存状态、有关注记和参考文献目录；第十五卷，韩百诗编《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绘画》（图版）[※注]，此卷与前一卷图版相配合，刊布230幅敦煌绢幡绘画照片，其中包括一些彩色图版，其排列顺序与解说卷相同，两者对照使用，是长期以来人们研究敦煌绘画的重要原始资料。另外，在伯希和所获敦煌写本中，保存许多素描插图画和纸本绘画，主要载于饶宗颐所著《敦煌白画》[※注]一书中。

由贾里觉、秋山光和合编的《西域美术——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注]分类刊布了法藏敦煌绘画品，共两卷。其中第一卷发表99件，主要是面积较大的佛传图、变相图、佛像、菩萨像。第二卷发表89件，选印一些国家图书馆藏写经插图，主要是篇幅较小的菩萨像、天王像、行脚僧图等；然后是约30件丝织品，包括幡、幡头、经帙；最后刊布了新疆发现的塑像、彩绘舍利容器、壁画、陶器、木器等西域美术资料。在《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绘画》[※注]图版卷中看不清楚的一些题记，可以在该书中看到更清晰的图版。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注]，以高清彩色图版的形式刊布了法国收藏的幡、帙、巾、织物、缬、绘、刺绣等敦煌丝绸的图版。

三 保存与修复

有关法藏敦煌文献的保存情况，方广锠做过实地考察。据他的记录：“法国的书库条件（相较英国）差一点，但敦煌遗书均放在特制的纸盒中，按照遗书大小不同，有的一盒一号，有的一盒数号。不论盒内藏数多少，每号遗书均有专门藏位，整整齐齐。”修复方面，方广锠考察表明法国对敦煌遗书的修复亦经历了丝网加固、硬纸粘贴、仿造书画装裱、塑料硬膜夹护等几个阶段。[※注]

第三节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一 来源与数量

1910年，在罗振玉等人的积极呼吁下，清政府学部下令将剩余敦煌遗书悉数解京，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注]，这是目前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另外后续入藏部分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各种途径征集或购买得来的，总数已达2100多号。据方广锠介绍[※注]，后续入藏部分的来源可分由文化部调拨、个人捐赠及国家图书馆收购三种，其中由文化部调拨的占绝大部分。从这批遗书的流传渊源讲，它们又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原藏旅顺博物馆之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另一类是藏经洞自1900年被发现后便逐渐散佚到私人手中之遗书及由甘肃解京后被人盗窃从而散佚在私人手中之遗书。[※注]李际宁对“味青斋”敦煌秘籍佚卷的来源考察，以及对国图新入藏的文献进行编目和整理，均有利于学界对国图新入藏文献来源和内容的认识。[※注]陈红彦对馆藏“新”字号遗书中印鉴印主的翔实考证，使这部分藏品的来源和流转过程更加明晰。[※注]

方广锠对国图藏敦煌文献的数量有较为精确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总数在16000号以上。到2012年6月国图藏敦煌遗书的整理、出版工作结束为止，国图敦煌特藏的号码目前编到16579号，排除空号以后，实际有遗书16516号。[※注]加之在修整过程中不断有揭下的古代裱补纸，国图藏敦煌遗书的总数为16578号，其中较大的卷子约有1000号，其余为残卷或残片。[※注]国图藏敦煌遗书的数量的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在敦煌遗书运抵北京后，京师图书馆就中挑选出较为完整的，正式编为8679号，由于赠送奥地利博物馆、赠送张謇、原缺、提存历史博物馆、被盗、遗失等情况，至20世纪20年代，这批遗书实存8653号；第二，解京的敦煌遗书经第一次挑选出的8000余号之后，尚有一批残余，由写经组从中继续清点、整理出1192号相对比较完整的遗书；第三，1990年春，在善本部搬库时“再发现”两木箱写经残片，总计近4000号[※注]；第四，国家图书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间陆续搜集和收购一大批敦煌遗书，其主体部分编目为1600余号，即“新字号”部分，另有若干编为“简编号”[※注]。

另外，黄维忠介绍了国图所藏敦煌藏文文献的来源。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大谷收集品”，计209件；其余82件为后期收购或由社会人士私人收藏者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其中有16件为残片。[※注]国图现藏单独编号的藏文文献共计291件，另有29件汉文文书背面有藏文文献。[※注]其他非汉文文献还涉及回鹘文、粟特文、梵文、于阗文等各种古代胡语文献，共计616号。[※注]

二 目录的编制和图版、释文的刊布

从1910年敦煌遗书入藏京师图书馆后，相关工作人员就开始对这批文献进行整理和编目，首先挑选出较为完整的遗书编为《敦煌石室经卷总目》[※注]八册本，依《千字文》用字排号，共著录8679号。该目最初没有列入题名，仅著录编号、尺寸与起止字三项，是一个以财产登记为目的的流水目录，未正式公布。[※注]1930年陈垣在该目录基础上编成《敦煌劫余录》[※注]，是敦煌学史上公布的第一个馆藏敦煌汉文文书目录，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分类目录，却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敦煌遗书编目的最高水平，影响深远。[※注]《敦煌劫余录》以经名为纲，每行为一个条目，自上而下著录原号、起、止、纸、行、卷次、品次、附记八项。[※注]其后，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写经组，主要工作是为馆藏敦煌遗书编纂目录。经过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为原《敦煌劫余录》著录的这部分遗书重新编纂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分类目录，定名为《敦煌石室写经详目》。[※注]该目每号著录内容包括经名卷次、千字文编号、庋藏号、起止字，长度、纸数、行数、首尾残况、子目及首尾经文起讫，总目号数、备考等。目录中时而有一些简略的考证及说明，并纠正了《敦煌劫余录》中的定名错误。其后，写经组仿上述《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的体例，为《敦煌石室经卷总目》未编余下的1192号相对比较完整的遗书编纂了目录，定名为《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但这两种目录都没有正式出版。1981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又辑成《敦煌劫余录续编》[※注]，收录了1931年以后入藏的敦煌文献1065件。该目以汉字笔画为序著录诸遗书，经名相同者以卷次为序，卷次相同者以写本年代为序，各项全同者则以编号为序。各条目著录经名卷次、品名、著译者、写本年代、起止字、纸数行数、卷轴情况、卷尾题记及其他附注内容。《敦煌劫余录续编》正式启用“新”字号，使后续入藏部分在国图敦煌特藏中自成一部分。

前述《敦煌石室经卷总目》《敦煌劫余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敦煌劫余录续编》五种目录，涵括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11000号左右，但其中正式发表的只有8000多号。

近年，由方广锠主持的历时长达三十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注]陆续出版。该目第一次著录了一百多年来入藏国图的全部敦煌遗书。鉴于国图藏敦煌遗书先后出现过七种编号，每种涉及的遗书多寡不一，不少编号互相交叉，有的遗书先后有多个编号。为彻底解决国图藏敦煌遗书编号混乱的困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给每件敦煌遗书以新的编号，次序排列，用“北敦”（BD）（意为“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两字作为新编号的字头。该目录计划包括《馆藏目录卷》《分类解说卷》《索引卷》和《新旧编号对照卷》四部分。目前，《馆藏目录卷》和《新旧编号对照卷》已经出版。《馆藏目录卷》采用条记目录的方式，对敦煌遗书进行全面著录。著录项目共分13个大项39个小项，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著录敦煌遗书的各个知识点，使国图藏敦煌遗书的各种研究价值得以全面展现，是迄今为止出版的最为详细的敦煌文献目录，弥补了此前出版或流行的国图藏敦煌遗书目录的缺失。就其著录内容而言，可以说是馆藏敦煌文献的集大成之作。[※注]

图版和释文刊布方面，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之第56—110册收入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编号为北0001—北8602号的图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注]（1—7册），于1999—2001年陆续出版，但此出版计划至第7册以后就终止了。此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注]的出版，提供了一些重要文书的图版。近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注]大型图录共收录敦煌文献16579号，刊布了国图藏全部敦煌遗书的图版。此外，国家图书馆网站也公布了部分馆藏敦煌遗书的彩色图版，供读者阅览。

释文刊布方面，许国霖辑录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前者校录写经题记，依馆藏写经目录为序，分经汇编，后附年代表；后者辑录非佛教文献，主要涉及佛教通俗文学、社会宗教史料和社会经济史料等，共录文八十余篇，具体包括变文、偈赞、音韵、文疏、契约、传记、目录、杂类等。[※注]许氏另著《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注]分四期陆续在《微妙声》杂志上发表，较之《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有了大幅的补充。另，《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每册后附的条记目录中也附有一些重要文书的释文。

三 保存与修复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保存条件有一个逐渐改善的过程。国家图书馆编《文明的守望——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注]介绍了目前敦煌遗书特藏库的保存情况：“敦煌遗书专藏库库房面积240平方米，书库由恒温恒湿中央空调控制，全年温湿度保持在温度18℃—22℃、湿度50%—60%；中央空调设置中效过滤器和活性炭过滤器，进行空气净化和过滤。书库安放敦煌遗书专用柜144个，书柜主体框架、柜门、格板均用优质楠木制作，底板、背板为樟木，每柜存敦煌遗书140个，书盒面材采用优质楠木，底材选用樟木。书盒采用全隐燕尾榫结构，内置活动支架和木轴，面板与盒体配合采用打槽推拉结构，配合紧密，无缝隙。每个书盒正面刻有书号，便于遗书查找。改造后的敦煌遗书库房，条件达到世界一流。”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修复亦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和尝试的复杂过程。20世纪80年代，国图曾尝试采用传统的托裱修复，但效果并不理想。90年代以来，在充分学习和吸取国外修复敦煌遗书的经验与教训后，逐渐总结出行之有效的修复方法。杜伟生通过举证实例评价了国图以往采用的敦煌遗书修复方式的得与失，介绍了新的修复长卷、残卷和残片的有效方法。[※注]方广锠在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所撰的前言中指出国图确定了从指导思想、修复方法、外观效果、保留处理四个方面对敦煌文献进行修复的科学方法。针对敦煌遗书的两种形态，国家图书馆采用了两种不同的修复方法，即卷轴修复法和残片修复法，取得较为理想的成果。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加大对古籍修复事业的资金投入力度，不仅建立了修复档案数据库，还增添了电子显微镜和数码相机，使敦煌遗书的修复从原来的表面深入到了纸张的内部结构，从此，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工作从传统步入了科学。现在，敦煌遗书的修复与保护工作开始涉及纸张的微观分析。敦煌纸张纤维的细微变化都通过纸张纤维检测系统详细记录在修复档案数据库中，并将成为研究和实施修复与保护方法的重要依据。[※注]截至2003年，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修复中心已成功修复敦煌遗书约6000件。

第四节 俄藏敦煌遗书与文物

一 来源与数量

俄藏敦煌遗书与文物是指奥登堡（S.F.Oldenburg，一译“鄂登堡”）于1914—1915年带领第二次中亚考察队在敦煌搜集的写本文献和艺术品。敦煌写本文献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该所也是世界上敦煌文献的四大收藏机构之一。敦煌艺术品则入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冬宫博物馆。由于种种原因，奥登堡考察队所获敦煌收集品在最初数十年中一直处于“秘藏”状态，直至1960年召开莫斯科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期间才正式公之于世。郑振铎是中国第一位查阅俄藏敦煌文献的学者，他于东欧访问和讲学期间，曾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查阅和抄录了数百件敦煌文献，并通过日记及书信的形式记录了相关情况，是中国人有关俄藏敦煌文献的最早记述。[※注]其后，不断有学者赴圣彼得堡对俄藏敦煌遗书进行考察[※注]，他们发表的成果使俄藏敦煌遗书的具体情况渐趋明朗。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研究员H.E.斯卡奇科夫（H.E.Skachkov）所撰《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记》[※注]和孟列夫（L.N.Men' sikov）《1914—1915年俄国西域（新疆）考察团资料研究》[※注]都对奥登堡考察队的历史有详细的记录。依据这些记录，奥登堡考察队主要在敦煌发掘了藏经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的堆积物，由此获得一万余件文献资料和许多脱落的壁画，又从当地居民手中收集了大约200件较为完整的写卷。而据《俄藏敦煌文献》统计，俄藏敦煌汉文文献的总数，弗鲁格（K.K.Flug）编号共有368号，Дх.编号共有19092号。Дх.编号中包括420件吐鲁番文献，1246件于阗文献，此外还有很多缺号。除去吐鲁番于阗文献，弗鲁格编号和Дх编号俄藏敦煌汉文文献合计约17700件。[※注]沙武田《俄藏敦煌艺术品与莫高窟北区洞窟关系蠡测》[※注]通过对俄藏敦煌艺术品的收集过程与特征分析，结合莫高窟洞窟出土的同类文物的比较研究，指出俄藏敦煌艺术品的主要来源是奥登堡考察队在莫高窟北区石窟的挖掘所得。

孟列夫、鲁多娃（M.L.Rudova）对俄藏敦煌艺术品的数量和内容均作过相关统计和介绍。[※注]张惠明对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佛教艺术收藏品进行详细调查，统计该馆所藏敦煌艺术品共计350件，其中比较完整的壁画残片16件、很不完整的61件，绢本画50件，麻布画69件，纸本画39件，雕塑品34件，丝织工艺品50件。[※注]其后，王克孝进而考察了部分雕塑、壁画的原属洞窟，并详细汇总了363个编号敦煌艺术品的名称、品种、规格、时代等重要信息[※注]，是了解俄藏敦煌艺术品详情的重要参考资料。20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合作，全面刊布了俄藏敦煌艺术品。府宪展在“序言”中介绍了“俄藏敦煌艺术品”的来源、数量、时代、特点和价值，他指出这批艺术品包括雕塑（含附件）43号，壁画16号，绢画59号，麻布画、幡画78号，工艺品36号，纸画24号，残片49号。因为缀合，或者总号下包括多个残片，总数只能估计为大约300件。这批艺术品的时代大约在北魏到南宋之间，以佛教题材的作品为主。[※注]上述文章存在的统计数字差异，是因为这批藏品在保存修复过程中不断有剥离和缀合所致。

二 编目与图版、释文的刊布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弗鲁格就开始对敦煌文献进行简要的整理和编目，成果即《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藏汉文写本非佛教部分概况》[※注]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藏古代汉文佛经古写本简目》[※注]，但是由于“二战”的爆发及弗鲁格的早逝，这一工作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相关整理工作才又重新开始，并逐渐步入正轨。以孟列夫为首的研究小组整理的敦煌文献目录，即《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注]两册，共著录敦煌汉文写本2954号。该目为分类编排，首先是佛教经典，其次为儒道文献、地志、史志、文学、字书等，最后为非汉文文献，为学界了解俄藏敦煌遗书的内容提供了便利。此外，丘古耶夫斯基（L.I.Cuguevskii）所著《敦煌汉文文书》[※注]系对俄藏敦煌社会经济类文书的整理研究成果，共收录87号文书，拼缀为73件，略分户口和田籍文书21件、纳税和租佃文书15件、寺院文书18件、借贷文书19件，共四大门类，每件文书均有汉字录文和俄文译注，并附有图版，所收文书大部分系首次全文公布。邰惠丽主编的《俄藏敦煌文献叙录》[※注]，依据《俄藏敦煌文献》图版对全部俄藏敦煌文献做了新的著录。著录内容包括编号、名称、现状、题记，本文所存行数及每行字数、起讫，如是佛经则标明所存经文在《大正藏》中的位置等。很多原来《俄藏敦煌文献》图集未能确定名称或定名不准的残片都比对出了准确的名称。

在《俄藏敦煌文献》全面刊布之前，收录相关图版较为集中的为《敦煌宝藏》[※注]，其中收录24号37种文献。除此之外，唐耕耦、陆宏基编著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注]共收录86号俄藏敦煌经济文书。自20世纪90年代初，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积极推动下[※注]，《俄藏敦煌文献》[※注]大型图录终于得以出版。这套图录共计17册，刊布了全部Ф编号的和Дх.编号的汉文文献[※注]，是俄藏敦煌文献的首次全面公开。但这批图录也收录了一些非敦煌出土的中国西北其他古代遗址发现的文献资料。经过学界的共同努力，现已在俄藏非敦煌文献的甄别和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果。[※注]

与此同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合作编辑的《俄藏敦煌艺术品》[※注]，全面刊布了俄藏敦煌艺术品。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俄藏卷》[※注]，则以高清彩色图版的形式刊布了俄国收藏的幡、帙、巾、织物、缬、绘刺绣等敦煌丝绸的图版。

三 保存

有关俄藏敦煌文献的保存情况，方广锠曾做过介绍：“我所考察过的俄藏敦煌遗书大多也有特制的纸筒，遗书一一存放在这些纸筒中。虽然没有机会参观俄国的书库，但看到过照片。照片上书库中排放着一排排书柜，纸筒罗列在书柜中。”[※注]

第五节 日本散藏敦煌遗书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公私散藏的敦煌文献大约在1000—2000号之间。[※注]然而日本藏品来源多途，收藏也很分散，而且不少贮于私立机构或个人藏家之手。

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主要来源于大谷探险队第二、三次中国西部之行的收集品。大谷收集品中敦煌写经的第一个目录，即罗振玉从橘瑞超处抄得的《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注]，该目著录汉文写本430件，也是橘氏所获敦煌写本未流散之前的原始记录。1984年，《关于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探险队带来敦煌古写经》[※注]对旧目《龙谷大学所藏敦煌古经现存目录》有所订正，其中著录了大谷收集品的37件，并增加了橘瑞超文书中的6件。荣新江指出这批藏品除却一般的写经外，尚有多件颇具研究和文物价值，如著名的陶弘景《本草集注》。他还介绍了藏品的三个主要来源：一为京都西本愿寺门主大谷光照移交保管（汉文写经37件）；二为大谷探险队出于研究需要捐赠；三为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个人捐赠（汉文写经6件），此外，还有通过其他途径购买所得，总数有将近70件。[※注]

大阪杏雨书屋是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下属的一个古籍收藏机构，也是日本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荣新江结合羽田亨所摄敦煌文书照片和《敦煌秘笈目录》等材料综合评析了李盛铎旧藏在日本的收藏状况。[※注]近年，随着《敦煌秘笈》[※注]目录和文书图版的陆续出版[※注]，学界已知这批文献的总数多达775号[※注]。究其来源，羽田亨购买的李盛铎旧藏430余件敦煌写本精品构成了杏雨书屋藏品的主体[※注]，此后，杏雨书屋又通过其他途径陆续增加收藏。郑阿财考察了《敦煌秘笈》的来源，指出在李盛铎之外，还有购自富冈谦藏、清野谦次、高楠顺次郎等人之旧藏，另外增补了对以往学界鲜有提及的廉泉、吴芝瑛夫妇旧藏和向燊旧藏的考察。[※注]这批遗书的内容包括宗教典籍、历日、四部典籍、官府文书、社会经济文书等多个门类。杏雨书屋的藏品公布以后，成为近年来中日敦煌学研究关注的热点。[※注]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罗振玉旧藏敦煌本《刘子》残卷，荣新江对其内容和流散过程做了探讨。[※注]该馆还藏有一些敦煌写本和绢画，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三十三高弼写本，系购自1926年东京古典籍见展观大入札会；一些绢画则来自与法国集美博物馆的馆际交换，原为伯希和携自敦煌的艺术品。[※注]

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敦煌遗书即所谓“守屋孝藏收集品”，包括72件写经，相当多的写经都有纪年题记，且多钤有李盛铎的藏书印。但这批藏品的真伪问题一直备受争议。[※注]

东京书道博物馆为中村不折创办，亦藏有一百多号敦煌写本。该馆藏品大多数是佛典，多出自王树枏旧藏，另外还有得自梁素文、何孝聪、孔宪廷、龚煦春等旧藏，以及在中国旅行的日本人的收集和收购。[※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一二《日本人中村不折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注]，共著录敦煌文献一百余号，有些一号为一个裱好的卷子或册叶，内有多种残经。荣新江据龙谷大学图书馆油印《书道博物馆所藏经卷文书目录》，对中村不折收藏品进行过细致调查，他指出除了敦煌写经外，该馆还收藏多种珍贵的古籍写本，如《老子道德经》、《抱朴子》、《郑注论语》（2件）、《南华真经》（2件）、《春秋左氏传》（3件）、《搜神记》、《三国志》（2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注]

20世纪50年代，饶宗颐对京都有邻馆藏敦煌文献进行过考察，所撰《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注]对该馆的藏品、特点以及来历等做了详细介绍，并分类著录书札5件，牒状23件，宗教文献7件，歌赞4件，杂类2件。1991年，施萍婷对有邻馆藏品重新编目，共计著录60件，内容有佛经、公私文书、文学作品、胡语写经等，并指出有邻馆藏品主要为陆续收购的李盛铎、何彦昇等旧藏。[※注]对于该馆何彦昇旧藏的来源，学界尚有不同意见。陈国灿认为“有邻馆的何氏旧藏文书中属敦煌所出的，只在二十件左右”[※注]。荣新江则认为这些题有“何彦昇旧藏”标识的文书与英、俄所藏源自敦煌藏经洞经帙上揭出的文书是同组文书，据此可推测有邻馆的这组文书也来自敦煌藏经洞。[※注]

王三庆在《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卷》[※注]一文中对天理图书馆所藏17号敦煌写卷做了详细的著录，并述及这批藏卷的来源、内容以及学术价值。荣新江补正了王文著录的疏讹之处，认为藏品主要来自李盛铎、许承尧、张大千等旧藏，其中张大千旧藏构成了天理图书馆藏品的主体。[※注]这批遗书的主要内容是汉文佛典，还有藏文、回鹘文等佛教、道教经典，以及论语、诗经、开蒙要训、社司转帖、本草残卷等。[※注]除写本外，天理图书馆还藏有大谷探险队带回的敦煌纸本绘画“玄奘三藏像”，但入藏途径不明。[※注]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一三《日本诸多私家所藏敦煌写经目录》[※注]著录了三井源右门卫所藏110号写经。施萍婷调查发现三井文库共藏有112件敦煌写经，并逐一注记名称、首尾题，说明纸数、尺寸、印鉴、纸背文字等，指出这批藏品主要来自北三井家的捐赠，多为张广建旧藏，其中不乏精良者。[※注]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13《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注]著录了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北魏至唐写经34号。荣新江重新调查确定该馆藏品共38件，均为写经。其中《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的34件是东本愿寺前法主句佛上人捐赠，其余3件来自句佛上人之弟、晚年任大谷大学校长的大谷莹诚的秃庵文库旧藏，还有1件是原大谷大学教授舟桥水哉的三舟文库旧藏。[※注]王三庆对照《大谷大学图书馆善本聚英》影印本为该馆所藏敦煌遗书重新编制了目录[※注]，可据此了解大谷大学藏品的具体内容[※注]。

宁乐美术馆藏2件3种敦煌写本。荣新江调查指出：一是《八相变》，据说原为吴昌硕旧藏，尾部钤有“木斋审定”印；二是《太公家教》和《王梵志诗》，前者存12行，后者存95行，两者前后连接贴于《金刚经》残卷上，但相接处的首尾均为残缺的中间部分，尾部钤有“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背面首部亦钤有“李盛铎印”[※注]，可知出自李盛铎旧藏。

王三庆著录了唐昭提寺所藏27件敦煌写经的起讫情况，并对其抄写时代做了简单的判定[※注]；施萍婷在王文的基础上增录了1件大业年间所写《大智度论》[※注]。法隆寺藏敦煌写经仅有1件，即《付法藏因缘传》。[※注]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48件敦煌写经，包括西夏文写经2件、藏文写经3件，据说主要得自滨田德海的旧藏[※注]，但其中有6件系赝品[※注]。大东急纪念文库藏14号敦煌文献，其中有1件为藏文写经。[※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11卷敦煌写经。[※注]九州大学文学部藏有5件敦煌文献[※注]，荣新江指出其中4件购自京都的田中三男[※注]，1件为倪玉桂三所赠。马德、冯继仁等介绍了九州大学文学部所藏敦煌遗书的内容和价值。[※注]王惠民介绍了白鹤美术馆所藏2件敦煌绢画：一为药师说法图，一为千手千眼观音像。[※注]余欣考察了御茶之水图书馆所藏的3件敦煌写经，分别为《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和《维摩诘经》，皆属成篑堂旧藏。[※注]日本国学院大学图书馆也藏有敦煌写本，已知有一件古注本《论语》。[※注]另外，药师寺、五岛美术馆等处，亦有一定数量的敦煌遗书。[※注]方广锠编《滨田德海收藏敦煌遗书》[※注]，共收录滨田德海后人所藏敦煌写经36件。这批敦煌遗书大部分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天津等地购得，数量一百多件，其中一部分为李盛铎藏品。这批写经的时代跨度从6—10世纪，约500年，其中有6世纪南北朝写经3件，抄写精美，保存品相也较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总之，日本藏品虽然数量不小，但因收藏机构和个人过于分散，有的又秘不示人，所以虽经学术界多年考索，至今仍不能编制出一部完整的目录，只能大致估计有2000多号。

由于藏家众多，日本散藏敦煌文献的保存和修复亦很难全部了解。现知“大谷探险队共得到700余号敦煌遗书，其中300余号采用传统的装裱技术予以通卷托裱，接出护首、拖尾。装帧不可谓不考究。护首为黄底云龙织锦，引首为洒金纸，配以人造水晶轴头”。“但这种装裱对遗书原貌改变极大，包括纸张的厚度、尺幅、颜色，个别甚至有错乱次序及遮裱背面文字的情况。”[※注]这种保护办法问题很多，客观上造成了对原卷的损害，不宜提倡。

第六节 国内外其他散藏敦煌遗书

由于敦煌藏经洞开启时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了敦煌文献的大量流散。国内以京津沪和甘肃地区藏品较为丰富，流失海外的藏品则在欧美多国均有发现。方广锠据调查指出除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等世界四大敦煌遗书收藏单位之外，流散在国内外的敦煌遗书总数在7000号左右，其中流入日本的2000多号，流入欧美的不足200号，中国境内尚存5000号上下。[※注]

翁连溪、于华刚主编的《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第一辑、第二辑）》[※注]于2014年至2017年由中国书店出版，该丛书计划将百余年来散失各地藏家手中的敦煌文献逐一征集、编辑出版。

一 国内散藏敦煌文献

关于国内散藏敦煌文献的数量，方广锠《关于敦煌遗书的流散、回归、保护与编目》有所统计：“除国家图书馆外，中国国内公私收藏的敦煌文献约有3000号左右，已经公布图录的已有2000余号，还有1000号至今尚未公布。”[※注]国内散藏敦煌文献绝大部分是佛经，也有少量佛教注疏。其抄写时代自北朝至宋初，以唐写本为多。非汉文文献主要是藏文写本，多收藏在河西走廊诸多地区的文博部门。[※注]自20世纪90年代起，上海古籍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中国书店等机构，致力于各地散藏敦煌遗书图录的出版，为学术界了解、利用这批材料提供了方便。申国美《中国散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注]收录国内32个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2414种，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内散藏敦煌文献联合目录。

（一）北京市散藏敦煌文献

北京地区收藏敦煌遗书的藏家较多，主要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书店以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数量为286号，《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注]刊布了该馆藏品的图版，张玉范介绍这批文献大部分为20世纪50年代向达任馆长期间收购，主要购自文禄堂、多文阁、修绠堂书店，还有来薰阁、邃雅堂书店及特艺公司前门经营管理处等。[※注]其内容佛经占大多数，还有少数道经，以及戒牒、道场施物疏、诸文要集、唱导文、历书以及变文等。此外还包括多件藏文和回鹘文文献。[※注]

王素等对故宫博物院所藏敦煌遗书进行了考察和编目。这批藏品多为写经，也有归义军时期酒帐一类的文书，以及少量古籍（《唐韵》）等。其中写经和文书的数量多达一百余件，大致有收购、捐献和调拨三种来源。[※注]

《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注]刊布了中国书店藏品的全部图版，方广锠对中国书店藏90余件敦煌遗书做了介绍，确定有东晋写本1件，南北朝写本12件，隋写本2件。其中有27件残片合装成册，题为“敦煌残拾”，原为方懿枚所藏。其内容以佛典居多，此外有变文、经疏、忏悔文、羯磨文等。非佛教文献包括道教的行道仪、社司转帖、赈契、诗歌、书仪、民俗作品等。[※注]敦煌藏文写本包括3件吐蕃统治时期抄写的《无量寿宗要经》和1件泥金绀青纸写经。[※注]

荣新江、王素、余欣对首都博物馆藏敦煌遗书进行了考察，确定该馆藏品有80余件，主要是唐人写经，其中钤有“顾二郎印”的写本，大概出自顾鳌旧藏。[※注]最近，荣新江主编的《首都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注]正式出版，为学术界阅览首博的藏品的图版提供了便利。全十一函，正文十册，附总目录、总图录两册。其中有梁玉书（素文）、张广建、朱孝臧（祖谋、彊村）、龚心钊（龚钊，字怀希）、顾二郎（顾鳌，字巨六）、周肇祥、陈垣、黄锡蕃等人的旧藏珍本，也有馆方历年来陆续收藏的长卷写经。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敦煌写本和绘画多为征集和收购所得，其中包括八号敦煌写卷。[※注]荣新江考出该馆所藏敦煌遗书主要源自罗振玉、周肇祥等旧藏。[※注]这批文献既有长卷佛经，也有典籍类文书，另有一幅五代绢画“吴勿昌造八臂十一面观音像”。同时地方馆参展或借藏于国家博物馆的敦煌遗书数量也不少（如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旧藏的《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等）。[※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西域文献遗珍》[※注]刊布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收藏的西域文献共计235号192件（其中61个残片可拼缀成18个文本），包括223片182件汉文文献、8片6件回鹘文献，以及4件西夏文献三个类别。其汉文类的写本大部分为5—8世纪的写本，回鹘和西夏文类的多为13世纪的佛教文献。这批文献有相当一部分出自敦煌藏经洞，有的来源不明，暂无法准确判断其中敦煌文献的具体数量。[※注]

此外，北京文物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该校历史博物馆也都有收藏，目录和图版尚未公布。

（二）天津市散藏敦煌文献

天津博物馆（2004年由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和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合并组建）藏有350件敦煌文献，大多数为汉文佛典，也有6件藏文写经和一些汉文文书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注]刊布了该馆藏品的全部图版。这批文献主要有两部分来源：主体部分是周叔弢捐赠的256卷，其他是历年征集收购所得。

天津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贴为册页，共有六册，收录177件，以唐写本和归义军时期写本居多，兼有为数不多的南北朝写本。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佛教文献，亦有《老子》等道教文献。[※注]最近，《天津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注]正式出版，刊布了该馆藏品的图版。该馆的藏品亦主要是得自周叔弢的捐赠。

天津文物出版公司收藏的30号写经，均为佛教文献，既有正规经典，也有斋文等佛教仪式文献，时间跨度大体为6—10世纪。《天津文物公司藏敦煌写经》[※注]刊布了该公司藏品的全部图版。另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有25号敦煌写本，其中7号存有题记，4号背面亦有文字，部分钤有李盛铎等藏印。[※注]

（三）上海市散藏敦煌文献

现知上海地区散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共计200余件，全部收录在《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注]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注]中。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共计187号，其中包括9件藏文写经。藏品主体是早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上海博物馆移交的142件[※注]，从兰州李氏处购得甘肃地方文献学家张维旧藏的唐写本9种，从上海朵云轩书画社购得12件。其他则是从北京荣宝斋、上海古籍书店零星收购而来。另外还包括1958年原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的3件。[※注]上海博物馆共收藏80号敦煌吐鲁番文献，其中包括2件敦煌藏文文献，藏品主要得自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捐赠和历年的收购，包括陈訚、许承尧、袁克文、王树枏、吴士鉴等人的旧藏。[※注]

另外，上海玉佛寺、上海龙华寺等一些寺院均收藏有一定数量的敦煌文献。[※注]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也收藏有2件敦煌写经，但尚未公布。

（四）甘肃省散藏敦煌文献

由于敦煌地处甘肃省境内，故甘肃省散藏敦煌文献的数量较为可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先后有不同单位和个人对甘肃省内散藏的敦煌文献进行调查，并不断有成果刊布。在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之际，相关部门全面系统地整理刊布了《甘肃藏敦煌文献》[※注]，收录了甘肃境内11家单位收藏的全部敦煌汉文写卷，共计696件[※注]。其中敦煌研究院藏383件[※注]，甘肃省博物馆藏138件[※注]，敦煌市博物馆藏81件[※注]，甘肃省图书馆藏32件[※注]，西北师范大学藏18件[※注]，酒泉市博物馆藏18件[※注]，定西县博物馆藏10件，永登县博物馆藏8件[※注]，高台县博物馆藏3件，甘肃中医学院藏3件，张掖市博物馆藏1件。该书还对所收汉文文献的基本情况、来源、真伪、定名、价值等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甘藏敦煌遗书以佛经所占比重较大，且经、律、论三藏俱有，另外还有数量虽不多但比较珍贵的四部书和社会文书。其来源大部分来自当地名士、官宦、乡绅之手[※注]，除了王道士所赠送的外，还有当时的官宦所巧取豪夺者。具体而言，甘肃省博物馆藏品，一部分是有关部门移交的，一部分购自兰州本地，一部分为当地士绅所捐献；甘肃省图书馆藏品主要是其前身甘肃省公立图书馆于民国初年收集的；酒泉市博物馆藏品绝大部分收集于当地；定西县博物馆藏品是郭杰三收集自曾在敦煌县政府工作过的定西籍人士；高台县博物馆藏品是解放后由一位民主人士捐献给政府的；敦煌市博物馆藏品来自当地乡绅名士捐赠；敦煌研究院藏品的一部分出自土地庙写经[※注]，大部分是解放前从当地收集、解放后从地主家中没收和乡绅捐赠的[※注]，还包括近年来国际友人的捐赠[※注]。2000年以后，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相继被发掘，其中出土的文书为甘肃省藏敦煌文献增添了新的资料。[※注]

汉文文献之外，国内还散藏有数量可观的藏文文献，其中以甘肃省所藏为最。黄文焕《河西吐蕃文书简述》通过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兰州等地所藏吐蕃文书的调查和整理，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多达9000多页。[※注]其后学者继续对甘肃省博物馆[※注]、甘肃省图书馆[※注]、敦煌市博物馆[※注]、敦煌市档案局[※注]、敦煌研究院[※注]、酒泉博物馆[※注]、武威市博物馆[※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注]、张掖地区的博物馆[※注]、兰山范氏收藏[※注]、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注]敦煌藏文文献进行整理和编目。马德对甘肃各地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献进行了系统调查[※注]，由其主编的汉藏双语《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注]介绍了甘肃省内10家单位和一家私人所藏6672件敦煌藏文文献的基本情况：其中敦煌市博物馆6054件，甘肃省图书馆351号，敦煌研究院162号，甘肃省博物馆36件，酒泉博物馆19件，敦煌市档案馆12件，张掖博物馆2件，高台县博物馆2件，武威市博物馆2件，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1件，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5件，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3件，甘肃省中医学院图书馆1件、兰山范氏私人藏20件。这批藏文文献主要源自私人捐赠和单位征集。从内容看，绝大多数是卷轴式的《大乘无量寿经》和梵夹式的《般若经》，另外还有少量文书。

马德《敦煌遗书的再度流失与陆续面世》[※注]推测：自1920年以后，留在敦煌的敦煌藏文写经，至少有3000卷左右的卷轴本和2000多张梵夹页流失，虽然在近百年来陆续面世，但目前所见卷轴本不过400卷，而梵夹页基本上只有十数页，继续搜集这批敦煌写卷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五）浙江省散藏敦煌文献

方广锠对浙江博物馆和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做了系统的考察和著录。[※注]《浙藏敦煌文献》[※注]收录了浙江省境内公家单位所藏东晋至宋初的敦煌写本201件，这批文献包括浙江博物馆藏176件、浙江图书馆藏20件、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藏4件和灵隐寺藏1件。[※注]写卷内容门类丰富，除佛教经卷外，可以确定的还有道经、经济文书、斋文、诗词、小说、书仪、画像等。藏品大部分为汉文写本，也有6件藏文和少量回鹘文写本，另有零星裱装及包裹写卷的唐代实物。黄征《浙藏敦煌文献校录整理》[※注]在《浙藏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加录3件，包括浙江博物馆藏仕女像壁画残块和2件温州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将浙藏敦煌文献的数量扩展至204件。

（六）港台地区散藏敦煌文献

香港地区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都收藏有敦煌遗书，再加上若干私人收藏，香港地区保存的敦煌遗书有250多件。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在组织出版由方广锠主编的《香港藏敦煌遗书》，将全部公布上述敦煌遗书的图版。

台湾地区的敦煌文献主要贮于“中央图书馆”和“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潘重规考察了“中央图书馆”藏144号156件敦煌遗书的具体情况，指出这批藏品主要源自张继、许承尧、袁克文等旧藏，主要为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购自北平、上海等地。写本的时代在六朝至五代间。全部藏品除3件道经外，其余均为佛教经典，其中包括4卷藏文佛经。[※注]其后，郑阿财详细著录了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50余件敦煌文献，包括起讫、题记和说明文字等。[※注]2013年底，方广锠主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注]公开出版，该书以高清晰的彩色图版刊布了该馆的全部敦煌遗书。编者将单独存在的素纸、尾轴、护首、经帙等物加之敦煌写卷，共编为87号，包括汉文文献59号、藏文文献15号、回鹘文文献7号、西夏文文献2号、木捺佛像2号、素纸1张、经帙1号。

（七）其他国内散藏敦煌文献

南京图书馆现藏32号敦煌遗书，均为1950年南京图书馆成立之后入藏的：1951年，一位刘姓读者廉价让与该馆十卷敦煌写经；数卷来自苏南区文物管理委员会（1950—1953）；1954年南图改为省馆后，曾购入敦煌写卷。[※注]南京博物院所藏敦煌写本约有几十件，多为佛典，但也有《老子道德经》《春秋后语》以及回鹘文写本，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留存；二是50年代华东文化部、苏南区文管会、苏州市文管会等单位拨交；三是历年征集和收购所得。[※注]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敦煌写本百余件，主要为历年征集收购所得，其中包括吴士鉴旧藏，内容多为汉文佛典，间有回鹘文写本。[※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二《旅顺博物馆所存敦煌之佛教经典》[※注]著录旅顺博物馆所藏123件敦煌写经，但大部分已由文化部调归国图，目前该馆仅留9件写经[※注]，以及1件再发现的《坛经》[※注]。山东省藏敦煌遗书的情况为省博物馆收藏65件[※注]，省图书馆收藏2件[※注]，以及近年在文物普查中发现的青岛市博物馆所藏23件敦煌写经[※注]。青岛市所藏敦煌写经为首次披露。此外，湖北省博物馆[※注]、重庆市博物馆[※注]，重庆市的宝林博物馆[※注]、安徽省博物馆[※注]、湖南省图书馆[※注]、四川省博物院、山西博物馆、贵州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单位也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敦煌汉文或藏文敦煌遗书[※注]。同时，一些佛教寺院也是收藏敦煌文献的重要单位。[※注]

就私家收藏的敦煌文献而言，到目前为止，已有石谷风、启功、务本堂、成贤斋四家藏品的图版已经出版[※注]，此外尚有诸多零散私人藏家的藏品尚待刊布。

国内散藏的敦煌绢纸画，现知敦煌研究院珍藏有三幅从民间收集的出自藏经洞的绢画，其中两幅是弥勒坐像幡画稿，第三幅为菩萨立像幡画稿。根据绢幡所绘弥勒佛、菩萨的造型与风格，这三幅绢画均属五代作品。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唐代绢画“涅槃图”、唐代纸画“释迦说法图”、宋代纸画“版画观自在菩萨像”各一件。[※注]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宋代绢画“水月观音图”[※注]。四川省博物馆收藏有纸画“观音与毗沙门天王像”等。[※注]故宫博物院还藏有8件敦煌绢纸绘画（白衣观音像、如意轮观音像等），主要源于50年代文化部的调拨和收藏者的捐献。[※注]

在保存和修复方面，方广锠指出民间散藏的不少敦煌遗书都采用传统的装裱方法，实际属于“保护性破坏”[※注]。国家图书馆编《文明的守望——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介绍了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修复成果，可以作为国内收藏机构的修复典范：“修复前，记录卷子的破损情况，拍照；然后逐一对卷面的污迹、水痕、糟朽进行清除处理，对严重的磨损、折痕进行整形，并采用传统的拼接修补法，对磨损处进行修补连结。卷子上下残损的边缘用连口修补法，粘贴连环补。首尾残缺者，用纸连接保护加固。卷子修补时只用了少量的纸，修复后得到完整的加固保护。收卷展阅自如、柔软，又不失敦煌卷子的本来面貌。”[※注]

二 国外散藏敦煌文献

英、法、俄国和日本之外，其他各国散藏的敦煌遗书和塑像、壁画、绢画散在多国多地。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收藏有14件敦煌汉文写卷，被编为16个号码，一份是道教写经，其余都是佛教写经，均为丹麦商人索雷森（Arthur Bollerup Sorensen）在1915年11月29日捐赠给图书馆的。[※注]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所藏的3件敦煌写本，均为唐人写经，其中2件分别出自端方旧藏和张颐旧藏，另1件亦为中国某人所藏。[※注]另瑞典远东古代博物馆亦藏有1件敦煌文献。[※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收藏了83件敦煌文献，包含汉文佛典、古籍、世俗文书，回鹘、西夏、粟特文残卷以及绢纸绘画残片[※注]，其中有些是出自罗振玉旧藏[※注]，有的是葛斯德20世纪20年代购自北京。[※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有10方唐代敦煌莫高窟壁画（分别出自329窟、323窟、320窟、335窟、331窟、321窟）；两尊敦煌彩塑，一为初唐时期，一为北魏时期；2件敦煌写经，一为隋代写本，一为唐代写本，系华尔纳于20世纪20年代在敦煌购得；1幅宋代十二面六臂观音像，系温斯罗普（Grenville L.Winthrop）捐赠。[※注]该馆还藏有一件天福十年绘弥勒像并侍从绢画。[※注]施萍婷为美国知名收藏家安思远的个人藏品编制了目录，并对全部所藏61件写经中未定名的部分给予定名和补正，指出全部写经有18件朝鲜写经，43件中国写经，其中5件传自吐鲁番，多件传自敦煌。其时代为北凉4件，北魏4件，北齐3件，隋1件，唐22件，五代7件，宋1件。[※注]余欣于2007年考察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的4件敦煌写经，分别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和2件《妙法莲华经》，推测可能是C.B.Fans教授在日本使馆任职期间搜集并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注]王冀青介绍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3件敦煌写经及1件开运四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造观世音菩萨像[※注]，这几件原为伯希和敦煌收集品，被伯希和当作礼品送给摩尔根（Pierpont Morgan），后者于1924年捐献给大都会博物馆。该馆还藏有一件敦煌版画“文殊师利像”。另外，波士顿美术馆也藏有一件敦煌刻本“文殊师利像”[※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美术馆亦收藏了两幅敦煌绢画水月观音像和地藏菩萨像，以及一件《大般涅槃经》[※注]。美国国会图书馆亦收藏有9件敦煌写经，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则收藏有3件，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收藏有1件。[※注]

根据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对敦煌遗书的总数做一个概括性的估算。中国收藏的敦煌遗书主要集中在国家图书馆，总数为16578号，其次分散在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手中的敦煌遗书总量大约3000号。中国国内藏非汉文遗书数量总数约7000号。[※注]英国所藏汉文敦煌遗书总计为14000多号，非汉文遗书总数在3000号左右。法国所藏汉文敦煌遗书总计4000余号，非汉文遗书总数在3000多号。俄国所藏敦煌遗书总计17700余号。日本收藏的敦煌遗书总数大体在2000号以内。除上述大宗收藏外，印度新德里博物馆、西欧、北美等国家图书馆、博物馆，包括一些私人，也收藏了若干敦煌遗书，总数不过数百号。综上，如果不计敦煌出土的幡画、佛像等各种其他文物，全世界的敦煌遗书总计70000多号（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