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是我国敦煌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可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划分为两个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是我国敦煌学稳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就，它已成为一门显学。1966—1978年，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而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却异军突起。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的敦煌学才翻开了新的一页。本章分两节对这两个时期的敦煌学研究进行回顾。

第一节 敦煌学的稳步发展时期（1949—1966）

一 敦煌文献的公布和目录的编制

在这一时期，国内外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开始得到改善。其表现一是英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S.6980号以前的敦煌汉文文献部分的缩微胶卷自1957年开始与一些国家交换，我国和日本都在这一阶段得到这批缩微胶卷。台湾史语所也于1958年购得相同内容的缩印本（用缩微胶片冲印成册），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终于可在国内查阅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主体部分的照片了。日本京都“西域文化研究会”在1958—1963年陆续出版了六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其中包括研究论文、资料、目录等方面的内容。二是出版了一批有关敦煌文献的目录。商务印书馆于1962年出版了由王重民、刘铭恕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该目录著录了北图藏、英藏、法藏和散藏的共两万多件敦煌文献，实际上是过去五十多年敦煌遗书研究成果的总结，在当时是最完整的敦煌遗书总目录，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国内学者了解敦煌遗书必须查阅的工具书，为国内外学者了解、调查、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此外，比利时瓦雷·普散（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or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with an appendix on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by Kazuo Enoki）也完成出版（1962年）。翟理斯（Lionel Giles）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完成了《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eum）（1963年）。由孟列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主编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册也在1963出版。日本东京东洋文库设立的“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研究室”陆续编辑了《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的“公文书”“寺院经济”“文学文献”和“道教文献”四种。《敦煌变文集》书末所附曾毅公《敦煌变文论文目录》，辑录了20世纪20—50年代研究变文的题跋、杂文、通论、专题研究四个部分的论著目录106种，是关于敦煌变文研究成果的第一部专题目录。

以上资料的刊布和目录的编辑为学术界了解、调查、利用敦煌文书提供了方便。

二 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

有关西北地区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仍集中在对瓜沙史事的探索上。苏莹辉《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注]和《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注]，依据文书记载和沙州的地理形势提出寿昌、敦煌并非同时陷落的看法，指出建中二年（781）陷落者应为寿昌。虽然苏氏对敦煌的陷落时间仍沿袭了罗振玉的说法，但其思路对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指出文书中所记张淮深等归义军节度使的职衔有自称和朝命之别，确定光启三年（887）向朝廷求旌节者为张淮深，推断张淮深在继任后的很长时间内，甚至可能终身都未被朝廷授予节度使名义，并对其原因和当时归义军内部的矛盾做了初步探讨；该文还确认莫高窟第9窟张承奉题名的结衔是当时自揽实权的索勋赠予的虚衔，并讨论了曹议金的继任时间和卒年，初步考察了归义军与甘州和凉州的关系，认为凉州收复后即属归义军管内，但至张淮深末年，除瓜沙二州之外，凉、甘、肃等州相继失控。[※注]此文虽存在如将文书中的“天福”年号误释为“天祐”等不足，但依据新资料提出了新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推测，是这一阶段取得成就较大的文章之一。金启综《唐末沙州（敦煌）张议潮起义》，对张议潮团结少数民族、重视农业和水利等巩固政权的措施进行了考察。[※注]苏莹辉《瓜沙史事系年》，综合前人著述，以年为经记述瓜沙史事。[※注]苏氏还曾依据法国人的提示确定曹元忠卒于974年。[※注]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的社会史在这一阶段也有进展。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依据敦煌写本《新集吉凶书仪》和《下女夫词》中的婚礼资料，结合史书、笔记、诗文等考察了送通婚书、新郎迎娶和女家的仪节、男家的仪节等唐代婚姻礼俗，描绘出了唐代婚礼过程，并考证了这些礼俗的渊源。[※注]

法律文献方面。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汇集了第一阶段我国学者研究唐代律、令、式的主要成果。唐长孺《敦煌所出唐代法律文书两种跋》，首次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英藏《开元户部格》和《神龙散颁刑部格》的内容，并对其中的一些资料结合史籍进行了探索。[※注]但作者未能考出这两件文书的正确名称，实际上此前日本人已考出其中一件为《开元户部格》。

在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主要关注点集中于吐蕃文与回鹘文。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注]，利用敦煌吐鲁番所出吐蕃文资料及传世汉藏文献，整理注释了《新唐书·吐蕃传》，是国内较早利用敦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研究历史的著作之一，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水平得到提高。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注]，对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又称“玄奘传”）做了概况性的介绍，并确认了一些残片的系属关系。另外，冯氏《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以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为例，结合古代史书的记载，勾勒了佛教在回鹘人中的传播历史及回鹘人对佛教的贡献。[※注]

三 对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对社会经济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阶段受到大陆史学界的重视。在资料整理方面最重要者当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辑录的《敦煌资料》第一辑[※注]，其内容包括户籍、名籍（差科簿）、地亩文书、寺院僧尼丁壮眷属名牒、契约等170多种社会经济方面的文书原卷释文，大部分系编者从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中选录。由于当时许多研究者尚无条件利用敦煌文献缩微胶卷，故这本资料集的出版为史学工作者研究、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方便。虽然此书在文书的定名和文字的录校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但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传入我国之前，它一直是许多史学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史料来源。

开始尝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均田制）、租佃关系、徭役制度与农民的生活状况等问题是这一阶段大陆学界的一个显著特点。与探索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相关，对均田制的研究一度成为唐史研究的热点，争论的焦点是唐代均田制的施行问题。邓广铭《唐代租庸调法研究》，认为唐代均田制实际上并未施行，其立论依据之一就是敦煌户籍文书。他指出，在敦煌户籍中，每一户的已受田数目距其应受田之数无不相差甚多，而已受田与未受田的比例各户又绝不相同，这足可说明唐代的均田制实际上并不存在。[※注]这个看法与20世纪30年代曾了若依据敦煌户籍得出的结论略同，但在五六十年代受到许多唐史学者的反对。有趣的是反对者也是以敦煌户籍作为主要论据之一。岑仲勉《租庸调与均田有无关系》[※注]、韩国磐《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对邓广铭同志“唐代租庸调法的研究”一文的商榷》[※注]、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注]等文均认为均田制曾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过。他们指出，受田不足是从北魏开始推行均田制以来就存在的问题，唐代敦煌户籍存在受田不足的现象也在情理之中，不能据此否定均田制；各户各乡受田并非同年，在不同年月政府收回的口分田数量与受田户受田丁数亦不同，故户籍中所记各户已受田与未受田的比例不能划一。李必忠《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商榷——兼质邓广铭先生》，试图用唐代法律中有关宽乡、狭乡的规定解释户籍中受田不足的现象，并指出在户籍上有应受田、已受田、永业田、口分田等符合均田令规定的名目，且和应受田数与均田令的规定基本相符，这都表明均田制确实实行了。[※注]田野《关于唐代均田实施的几个问题》，认为敦煌户籍证明了均田与私田是并存的，户籍上出现受田不足的现象是因耕地少造成的。[※注]韩国磐《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利用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中保存的授田和还田的记载，进一步论证唐代确曾实施过均田制，并对文书中所记载的永业、口分、园宅和自田等田地的性质做了初步探索。[※注]他还依据敦煌文献论证唐代确实存在自给自足的庄园。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程度》，对敦煌户籍所载各户应受田数量依据均田令的规定进行了全面核算，结果与上述李必忠的推论相合；他还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授田还田的资料做了进一步的梳理。[※注]唐氏的工作为上述多数学者的观点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论据，他同时指出均田令施行的程度被夸大了。现在看来，胡如雷等的观点理由更充足一些，证据也更充分一些。但邓广铭的文章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人们对均田制的研究，其观点对后来人们进一步探索均田制的实质也有启发。

关于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租佃契约的性质，学者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起初，人们将其都看作封建租佃契约。韩国磐《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始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认为一种是贫苦农民不得已而典租土地，实际上是以田地为抵押的关系；另一种是缺地农民以很高租额租种土地。孙达人《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这两种契约的不同性质，指出一种是租田人利用租价（高利贷）剥削“田主”（贫苦农民）的关系；另一种是真正的封建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地租是租地人向地主提供的无偿劳动。[※注]上述探索对于深入认识古代封建租佃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结合传世文献考出以前被人们称为“丁籍”或“男子之籍”的数件敦煌文书系唐天宝十载政府为征发徭役而编造的“差科簿”，对文书中出现的职务和徭役名称分别进行了考释，丰富了人们对唐代徭役特别是色役的认识，是这一阶段史籍文书相互印证、相互发明的成功之作。[※注]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尝试通过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物价资料探索天宝时的农民生活情况，认为一般农户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注]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利用敦煌文书揭示了武则天长安年间关于逃亡人户法令的变化。[※注]

四 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在佛教史的研究方面，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日本学者藤枝晃、竺沙雅章等在这一阶段均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苏莹辉《论敦煌资料中的三位河西都僧统》，对竺沙雅章等将《吴僧统碑》中之吴僧统与敦煌文书中的洪辩、吴和尚比定为一人提出异议，并试图证明他们是三个人。[※注]他关于吴和尚为另一人的证据比较充分，再经上山大峻等进一步论证后已得到公认。此外，《现代佛学》刊载多篇介绍敦煌所出佛教文献的文章，如吕澂《敦煌写本唐释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附说明）》[※注]、周叔迦《敦煌写本〈华严经略疏〉卷第一》[※注]及《敦煌写本〈大方等大集贤护经卷第一疏〉残卷》[※注]、林虑山《新近发现昙鸾大师手写〈大般涅槃经〉著作残卷真迹》[※注]、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注]等。向达《记现存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注]、觉明《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注]，对敦煌写本《大唐西域记》及其校勘价值进行了探讨。

道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对《老子道经想尔注》进行整理和研究。饶宗颐《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注]，首次影印、校录了S.6825《老子道经想尔注》。作者认为该书为张道陵所著，并据之对东汉老学神仙家说进行了探讨。陈世骧《“想尔”老子道经敦煌残卷论证》，认为“想尔注”乃张鲁所为，其性质是道教初期一派的教门圣典。[※注]

景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梁子涵发表《敦煌景教之文献》（上、下）[※注]、《唐代景教译经考》[※注]等文，对敦煌文献中的景教文献作了介绍、说明和校录，并据之探索了景教的汉文译经情况。另有刘伟民《唐代景教之传入及其思想之研究》，对《志玄安乐经》等景教经典进行了讨论，并认为经文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注]罗香林《景教入华及其演变与遗物特征》，介绍了P.3847景教文献[※注]，并将该卷析为《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尊经》两个部分分别介绍[※注]。

四 敦煌语言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语言文字方面，韵书、方音和变文文字解读与校勘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

姜亮夫根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巴黎抄录的敦煌文献，整理编成《瀛涯敦煌韵辑》[※注]一书，凡三大册二十四卷，分字部、论部和谱部三部分。字部收敦煌韵书摹本凡三十三种；论部收论文二十一篇，对所收韵书卷子的抄写年月、版式、体制及其流变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和考证；谱部据敦煌韵书卷子及其他材料，制成《隋唐宋韵书韵部总谱》《诸隋唐宋人韵书反切异文谱》等表。该书是辑录海外切韵系统韵书的较为完备的结集[※注]，在日本及中国港台地区均有翻印本流行。另，姜亮夫《〈切韵〉系统》充分利用《瀛涯敦煌韵辑》一书搜集到的敦煌书卷中的音韵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对隋唐宋人所有属于《切韵》一系韵书的材料分别加以考释，基本理清了《切韵》的原貌，为推进中古音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注]魏建功《〈切韵〉韵目次第考源——敦煌唐写本〈归三十字母例〉》，依据敦煌文献中之“归三十字母例”，初步讨论了《切韵》韵母的根源，深化了学界对《切韵》的认识。[※注]周祖谟《王仁昫切韵著作年代释疑》，根据《刊谬补缺切韵》中的避讳以及序文“龙兴”等用词，断定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撰成时间在唐中宗复国时期。[※注]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注]，根据敦煌《千字文》的几种写本、《开蒙要训》写本内汉字注音，及《唐蕃会盟碑》中的汉藏对音，揭示了8—10世纪西北方音的概貌，为汉语语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受到学术界的推崇和广泛应用。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根据敦煌文献中的别字和异文，对唐五代西北方音进行了新的考察，对罗常培的观点有所补充，也有所修正，并指出中古以后的许多语音变化在唐五代的西北方音中就已经出现了。[※注]

敦煌写本由于抄写者水平参差，字形讹误，同音替代，简笔俗写的现象较多，加之这些写本时间久远，浸渍漶漫，残损严重，使某些字迹更加难以辨认。因此自敦煌变文的释录本出版以后，学界有关变文文字勘校和析词释义的文章便应之而生。胡竹安《敦煌变文中的双音连词》，尝试将变文的词法研究引入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中，提高了变文词汇的语料价值。[※注]于夏龙《敦煌变文“是”字用法分析》，将《敦煌变文集》中“是”字用法全部检出，对其用法进行分类分析，扩大了汉语史的语料范围。[※注]徐复《敦煌变文词语研究》，不仅对敦煌变文中的许多词语进行了考释，还最早将敦煌变文中的口语语词和口语性语词称为“俗语词”，不仅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也有重要理论价值。[※注]但这方面成就最大的当属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注]一书。作者选取敦煌变文中难以索解的口语词，分为释称谓、释容体、释名物、释事为、释情貌、释虚字六篇，具有纵横考释、言简意赅的特点，对理解敦煌变文字义具有极大助益，同时对于汉语词汇史和诗词戏曲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该书问世以后，四十年间五次增订再版[※注]，成为研究敦煌文献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被日本学者誉为“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指路明灯”。此外，徐复[※注]、王贞珉[※注]等先后撰文评论，为进一步修订条目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意见。上述成果分别对一些敦煌变文作品中的释文、校记提出补正和商榷的意见，使敦煌变文的校勘在相互切磋中朝着日臻完备的方向发展，大大提高了敦煌变文的释读和理解水平。

五 敦煌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

敦煌文学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学者在敦煌变文、曲子词、诗歌、赋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出现了带有总结性的论著。

1.敦煌变文

1954年，周绍良编纂的《敦煌变文汇录》[※注]出版，全书汇辑作者搜集、整理的唐五代变文三十六篇，其中有佛经故事变文，包括押座文、缘起计24篇；说唱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变文12篇。每篇变文题后都有简要说明，介绍写本原卷所藏之处，有的还有内容简介和考订。此书虽在内容选定和文字释录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但作为国内外第一部整理和研究敦煌变文资料的结集，首创之功仍不可没。次年，该书增订再版，又增收两种变文，增补了一些变文的缺文，并附《敦煌所出变文现存目录》。1957年，由王重民、王庆菽发起，向达主持，周一良、曾毅公参加合编的《敦煌变文集》[※注]出版。该书根据王重民、王庆菽等从巴黎、伦敦带回的照片、抄本，以及北京图书馆的原卷及当时所能找到的国内外有关敦煌通俗文学作品的抄本，共计一百八十七件加以整理、校录，共收录七十八种作品。此书在文字释录方面虽然仍存在不少问题，但比《敦煌变文汇录》前进了一大步，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学术界对变文进行研究、校勘的工作底本。次年，徐震堮先后发表《〈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和《〈敦煌变文集〉校记再补》[※注]；1962年，蒋礼鸿发表《〈敦煌变文集〉校记录略》[※注]。以上文章开启了对《敦煌变文集》所收录的文本在文字释录、校勘等方面所存问题的研究，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学者都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

文本整理之外，对敦煌变文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周叔迦《漫谈变文的起源》，主要运用了“推源溯流”的研究方法，从“渊源论”“文本论”“比较论”三个角度对变文的起源做了论述，从而使我们对变文的渊源、文本特点及与其他文学形式的关系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注]孙楷第《读变文杂识》，对古文中“变”字进行归纳总结，认为“变文”之得名当由文中叙佛菩萨神变及佛典中变异之事。[※注]其说对后来研究影响很大。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则认为“变文”这种文体源于中国传统文学[※注]，这种观点亦对后来研究影响较大。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认为“变文”与“变相”有关，同时也认为“变文”不一定就是受佛教影响而产生，可能也存在着中国传统源头，可能受到古代的赋，尤其是杂赋的影响。[※注]这篇文章起初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但却被日本学者金冈照光视为“三十年来研究的最新成就”。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读〈中国文学史〉“变文”节书后》，也比较系统地讨论了“变文”之名、特征等问题。[※注]

2.曲子词的整理与研究

这一阶段的最重要的成果当推王重民所编《敦煌曲子词集》的问世。[※注]该书共收集曲子词213首，以相校补，去其重复，得162首（再版时增至164首）。全书共三卷，上卷为长短句，收108首；中卷为《云谣集杂曲子》，收30首；下卷为词，计24首。这是自敦煌词重现于世以来，当时国内外收集最多的敦煌词集，它的出版拓展了敦煌文学的领域。该书叙录中还分析了曲子词的内容特色，并对曲子词的概念、起源等提出了颇具参考价值的见解。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该书收录的敦煌曲子词尚不够完备，收录范围亦略显狭窄。1954年，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出版[※注]，该书首先对敦煌曲的调名、曲辞等作出统计；其次对敦煌曲与《教坊记》的关系等作出考证；此外还对敦煌曲的起源、名称、时代、内容、作者、体裁、修辞等方面的问题有所探究。该书是对敦煌所出唐、五代乐曲材料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具有开创意义。依据以上理论探索，在《敦煌曲子词集》的基础上，任二北还扩充编纂了《敦煌曲校录》[※注]，增录包含敦煌曲子词、民间歌词和大曲在内的歌词共计545首。该书将所收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普通杂曲”，收录48调205首，又失调名22首，共计227首；第二类为“定格联章”，收录4调17套286首，又失调名1套12首，共计298首；第三类为“大曲”，收录5调5套20首。全书校录共计56调及失名10调，是对《敦煌曲子词集》的一次大规模补充，该书将曲子划分为“杂曲”与“大曲”、“普通杂曲”与“定格联章”，也是对敦煌曲子词体式分类的重大贡献。

除以上专著外，这一阶段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敦煌曲的单篇论文。蒋礼鸿《敦煌词校议》着重对敦煌曲词的词汇进行考释。[※注]张次青《敦煌曲校臆补》，对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曲校录》进行了补校，涉及50余首敦煌曲。[※注]俞平伯《读云谣集杂曲子〈凤归云〉札记》，对王重民先生所编《敦煌曲子词集》中《云谣集杂曲子》之四首《凤归云》的释录和注解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注]

3.敦煌诗歌、赋和话本

王重民《补全唐诗》集录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诗，以补《全唐诗》之缺，该文补诗97首，又残者3首，附者4首，共104首；作者50人，31人见于《全唐诗》，19人为《全唐诗》未载。[※注]此文开创了补《全唐诗》工作的先河。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注]，所考论的唐代民歌即王梵志诗，属三卷本系统。作者首次利用历史资料，如府兵制、“中男”“开元通宝”等词汇来判定这批诗的历史时代。王利器《敦煌文学中的〈韩朋赋〉》，考出此赋的故事原型最先见于干宝的《搜神记》，后来《岭表录异》《太平广记》都引用过，揭示了该赋故事的源流。[※注]

六 敦煌艺术

1.敦煌文物研究所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维修

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接由文化部领导，由常书鸿任所长，并增加了人员编制，扩大了工作范围。到1966年，已有各种专业人员三十多名，分设美术、考古、保护、资料四个研究室。敦煌文物研究所遵循文化部确定的“保护”与“发扬”总方针，在敦煌石窟的考古、保护、艺术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敦煌文物研究所设立最初的专门保管机构——保管组，负责石窟的日常保护和管理工作。研究所组织专家对石窟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对石窟的影响进行考察，包括勘查石窟及其所在崖体的原貌和损坏现状、石窟建筑物的特征等；对石窟附属木构窟檐的结构及其残破状况作了全面的调查和评估。在五六十年代，经过长期调查，对过去的石窟调查、登录做了进一步校勘和增补。这一时期完成的《敦煌石窟勘察报告》记录、分析和评估了有关自然环境对洞窟的影响、个别洞窟损坏概况、崖面原状的研究资料、洞窟建筑时代的资料、窟檐概况等，并提出了整修意见。[※注]《对〈敦煌石窟勘察报告〉的补充意见》，则提出了具体的防沙除沙、截断水源和窟檐的修整方案等。[※注]根据勘察结果，针对石窟现状和病害程度，敦煌文物研究所展开了对莫高窟全面的整修保护工作。

首先是在1950年抢修了莫高窟第427、431、435、444窟等五座宋代木构窟檐，使其保存原状。1956年加固了第248—259窟一带的早期洞窟。自1963年开始，对莫高窟进行全面加固。包括1963—1966年进行的危崖加固工程，采用支墩与重力挡墙，支顶石窟崖体顶的悬岩，拦挡因裂隙可能导致的岩体坍塌。此项工作对莫高窟南区长570多米的崖体，358个洞窟进行的加固，也同时解决了上下层洞窟和同层洞窟间的交通连接问题，使一些难以登临的洞窟都能到达，外观上保持朴素无华。同时，在1965年以石柱墩和木构栈道加固莫高窟南区中段第232—260窟长达200米的石窟。对洞窟内部已损坏的塑像和壁画，则运用扶正和脱胎换骨的技术加固倾倒的彩塑和骨架腐朽的彩塑，对大量剥离石壁、即将脱落的壁画，采用边缘抹泥黏结加固、铆钉加固和灌浆黏结加固等多种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壁画的大面积脱落和塌毁。使1409.56平方米的壁画和215身彩塑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以上整修最大限度地使莫高窟南区得到有效的加固，长度达875米，使主要的洞窟得到全面保护，并能经受七级地震。加固的洞窟通道上下衔接，南北贯通，彻底改变了残破坍塌的旧面貌，使莫高窟焕然一新。

为了防止洞窟遭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敦煌文物研究所保护部门还根据古代敦煌石窟在洞窟前装窟门、窟内铺花砖的特点，安装了部分窟门，地面铺上水泥，以避免风沙、日光、尘土和人为破坏。清扫了窟前的积沙和窟内的沙尘，以防尘土入窟破坏壁画。并定期检查洞窟，观察洞窟中有无自然或人为破坏，以便对有病害的洞窟及时进行抢救。同时，设立莫高窟温度气象站，用以观察莫高窟气象环境规律。

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敦煌文物研究所已经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保护办法，积累了保护和管理工作的经验，制定了在当时条件下可行的管理制度。[※注]

2.敦煌石窟考古发掘与研究

1951年，夏鼐《漫谈敦煌千佛洞与考古学》，探讨了如何将考古学在敦煌石窟研究中运用的问题。[※注]1956年，宿白发表《参观敦煌第285窟札记》，一文，初次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通过第285窟壁画的分类排比，对莫高窟的北魏洞窟作了比较研究。[※注]在此期间，敦煌文物研究所充实了一批年轻的历史、考古研究人员，成立了研究考古组。1962年，宿白在莫高窟讲授了以敦煌石窟考古为内容的《敦煌七讲》，并选择典型洞窟进行实测、记录，为敦煌石窟考古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奠定了基础。敦煌文物研究所完成了第248窟考古报告稿本，开始尝试用考古学方法记录和研究单个石窟。[※注]

这一时期在莫高窟窟前遗址的发掘中取得很大收获。1963年7月至1966年上半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为配合莫高窟南区洞窟的加固工程，对莫高窟南区北段和中段长约380米的区域进行了清理和发掘。这次清理发掘了由南至北第108、第100、第98、第85、第61、第55、第467、第53、第46、第45、第44、第39、第38、第35、第30—27、第22、第21等窟窟前殿堂或其他遗址，发现新窟龛有第487、第488、第489、第490、第491、第492等窟。在对底层窟前遗址的发掘中，清理出窟前建筑遗址二十多个，这些遗址分属于五代、宋、西夏、元等几个不同时代，其中有的窟前建筑经过两次重修。在清理出的窟前建筑遗址中，建筑结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砖包台基结构的殿堂建筑遗址，一种是土石基结构的建筑遗址；已发掘的窟前殿堂遗址，最早的是五代时修建的，而不见唐代窟前遗址；中晚唐以后，窟前沙石堆积逐渐增高，至五代宋初，底层洞窟在重修、扩建时，普遍把洞窟地面下降，使之与窟前建筑地面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在莫高窟清理出的窟前建筑遗址、窟、龛，为我们了解莫高窟过去的面貌和变迁情况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实物资料。这次发掘和整理研究工作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陷于停顿。

莫高窟之外，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对瓜州榆林窟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勘查，并公布了简报。[※注]

在此阶段开始有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结合其他材料考察莫高窟史，主要利用碑铭、供养人题记等石窟资料与敦煌文书相结合，展开对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向达《瓜沙谈往》，考证了莫高窟开窟于苻秦建元二年（366）。[※注]宿白《〈莫高窟记〉跋》，考证了莫高窟的始建年、窟数及一些窟像的建造年代。[※注]阎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重点分析了莫高窟历代石窟不同的形制，追溯了莫高窟与印度石窟的源流关系；同时也系统研究了莫高窟塑像，全面分析了塑像的时代特征、风格特点等。[※注]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依据《十二月八日夜社人遍窟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对部分洞窟的名称和建造年代进行了考证[※注]，虽然作者对文书年代的推测为以后的研究所否定，但对文书所记洞窟的认定却有很多被近年的研究所证实。

3.对敦煌石窟艺术的探索与宣传

20世纪30年代，贺昌群提出西来佛教艺术首先传入云冈，然后从东传入敦煌，首倡“东来说”。50年代，向达提出“西来说”，认为敦煌艺术渊源于印度，然后向东传播，影响了中原诸石窟，他在《敦煌艺术概论》[※注]《莫高、榆林二窟杂考》[※注]等文中对此观点作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论述。常书鸿《敦煌艺术的源流和内容》，又提出“东西交融说”[※注]。此后，这一话题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劳干《敦煌艺术》，概述了敦煌的历史、千佛洞与敦煌壁画的内容、敦煌壁画与中国绘画的联系，还对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的图版作了较详细的解说。[※注]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注]，按张大千编号，将莫高窟三百零九窟、三塔、西千佛洞十九窟、榆林窟二十九窟和水峡口六窟的洞窟形制、塑像、壁画、供养人题记等，做了详细记录，在当时是全面了解敦煌石窟内容的重要资料。

苏莹辉《敦煌壁画石室发现对中国绘画之影响》，介绍了莫高窟和榆林窟壁画内容、时代与类别，从图录的刊印流传、绘画技法的示范、供养人像提供的历代服饰标准、敦煌画谱与白描画本的作用等方面论证了敦煌壁画与石室画轴对中国绘画的影响。[※注]王逊《敦煌壁画中表现的中古绘画》，亦以敦煌壁画为基本材料考察中国绘画史，认为敦煌壁画代表了南北朝以至北宋初的中古绘画史，可以与《历代名画记》等记录中古绘画的画论著作相结合共同研究中国美术史。[※注]

有关石窟壁画与佛教的关系探讨，周一良《敦煌壁画与佛经》，对敦煌壁画与佛经、佛教和变文等的关系做了系统分析，尤其是对敦煌壁画与俗讲变文间关系的梳理，在学界尚是首次，对后来将石窟壁画与俗讲等活动结合起来展开综合研究影响很大。[※注]姜一涵《敦煌佛教艺术》，运用佛经、变文、敦煌文献，对壁画与佛经和变文的关系等作了深入探讨，而并非简单地对壁画内容进行考释。[※注]金维诺《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首次对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史迹画作了研究。[※注]

金维诺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敦煌经变的论文。如《敦煌壁画祇园记图考》[※注]《祇园记图与变文》[※注]《敦煌壁画维摩变的发展》[※注]《敦煌晚期的维摩变》[※注]、《“佛本生图”的内容与形式》[※注]等，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敦煌壁画中某一经变的源流、演变过程和艺术成就。这种对一种经变进行专题性研究的方法，对深入地研究敦煌经变画具有方法论意义，但未及对这些经变在敦煌出现及发展的原因和时代背景进行深入分析。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首次系统利用文献梳理了五台山的兴衰过程以及《五台山图》的流传，并重点考辨了莫高窟61窟《五台山图》中的各类建筑。[※注]这篇文章至今仍然是《五台山图》研究重要的参考文献。

常书鸿《谈敦煌图案》，对不同时代的敦煌石室图案的结构、色彩和内容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唐以前敦煌图案的纹样以几何形及动物形象为主，至唐代演变成以植物形象为主，主题内容趋于丰富化，达到中国图案发展的一个高潮。[※注]常书鸿《敦煌壁画中的历代人民生活画》，选取不同时代敦煌壁画中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景进行介绍，包括行船、走马、耕种、收割、狩猎、百戏等，并分析了不同时代的画风特点。[※注]孙作云《敦煌壁画中的神怪画》，对敦煌石窟中的中国神话传说题材做了初步探讨。[※注]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第一次全面地对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形象作了系统梳理和分析，勾勒出唐宋时期建筑的基本风貌，开辟了利用敦煌壁画材料研究古代建筑的新领域。[※注]

敦煌乐舞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在这一阶段也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音乐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系列[※注]，分不同专辑刊布古代音乐图片，并收录大量珍贵的敦煌壁画音乐图像资料。阴法鲁《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和舞蹈》，根据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舞蹈资料，探讨了西域音乐的内容、体制及其传播、影响中原音乐的情况。[※注]蓝玉裕《敦煌壁画音乐资料提要》，对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资料做了著录。[※注]

敦煌写卷中保存的曲谱和舞谱在这一时期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饶宗颐《敦煌琵琶谱读记》，认为敦煌曲谱所记“乃是琵琶弦柱名”，故应是琵琶谱，并根据文献记载中的“龟兹乐谱”，提出将其定为“龟兹乐谱”。[※注]赵泰《敦煌舞谱残卷探微》，则对敦煌舞谱做了初步探索。[※注]

敦煌写卷书法方面，张铁弦《敦煌古写本丛谈》，介绍了敦煌写经中的书法资料。[※注]饶宗颐《敦煌写卷之书法》，对英藏敦煌写卷中的书法资料作了初步研究。[※注]

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中心任务。从1952—1965年，段文杰等艺术工作者共临摹了通史性代表作、专题资料和原大整窟模型共1014幅，计749.74平方米，还临摹了彩塑30多身。由潘絜兹执笔的《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记述了早期敦煌壁画临摹工作的艰辛，并总结了敦煌壁画临摹的方法和原则，比如临摹“必须忠实于原状”，现存壁画虽然颜色褪色变、线条剥落，远非本来面目，但在不能科学推断原色的情况下，不能自以为是地在临摹作品中“恢复”原色。[※注]这些方法和原则也为后来工作者所接受。段文杰《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是对其长期临摹工作的系统总结，也强调了要建立“忠实于原作”的工作态度，并介绍了如幻灯放稿、集体合作等临摹工作方法。[※注]

为了扩大敦煌艺术的影响，海峡两岸学者在这一阶段还发表了一批有关敦煌艺术的通俗作品。吴作人《谈敦煌艺术》[※注]、潘絜兹《敦煌艺术简介》[※注]、赵梦家《敦煌在中国考古艺术史上的重要》[※注]和潘絜兹《敦煌莫高窟艺术》[※注]等，均是面向大众的通俗性敦煌石窟艺术著述。这些著述对敦煌艺术的内容与价值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普及作用。此外，学术界这一阶段还出版了一批有关敦煌壁画和彩塑的图像资料。如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敦煌壁画》[※注]、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敦煌壁画》系列[※注]。另有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敦煌彩塑》系列[※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唐代藻井图案》[※注]《敦煌唐代图案（临本）选》等[※注]，以及一套十二册的通俗读物《敦煌艺术画库》[※注]。常莎娜等摹绘《敦煌壁画集》[※注]、潘絜兹《敦煌壁画服饰资料》[※注]、秦岭云《敦煌壁画艺术》[※注]、吴曼公《敦煌壁画》[※注]等也是关于敦煌壁画艺术的介绍性论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甘肃日报》《文汇报》[※注]也都陆续刊登有关敦煌石窟艺术的介绍性文章。1951年，北京天安门内午门城楼上举办了“敦煌文物展览”[※注]，扩大了敦煌文物的社会影响。与之相配合，同年《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的4、5期，作为《敦煌文物展览特刊》出版，其中收录了有关敦煌考古、艺术、建筑、历史、地理、佛教、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的论文。

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注]，概述了敦煌的历史、敦煌石窟的开凿与雕塑、敦煌壁画的遗存情况、敦煌写本的发现及流散过程，还附录了有关图版60余幅。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敦煌艺术和敦煌遗书的概貌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最早出版的一本比较全面的敦煌学入门书。其后，苏莹辉的《敦煌学概要》[※注]，则是台湾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的敦煌学通论性著述。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通论与概说，分别介绍了敦煌的地理、莫高窟的开凿与藏经洞的发现、敦煌遗书的内容、价值及流散等，下篇分别介绍“瓜沙史事”“千佛洞的壁画与雕塑”“千佛洞的供养像与题记”“千佛洞的古建筑遗存”“敦煌的石刻”和1944年新发现的敦煌卷子等。该书还附有近80幅壁画、塑像、写卷和拓本的图片。

七 敦煌古籍的整理与研究

王重民将其在英法阅读敦煌卷子时记录的有关古籍的题记，加上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等整理敦煌卷子所写的提要、序跋，汇编成《敦煌古籍叙录》[※注]，于1958年正式出版发行。此书将敦煌遗书中佛、道经以外约二百种典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每种记收藏编号，已刊布者并说明刊于何书，然后汇集各家题跋或节录有关论文，实为对以往四十多年有关敦煌古籍研究成果的整理和汇编，成为其后数十年学术界了解和利用敦煌古籍的主要资料来源。

其后，台湾学者陈铁凡发表了《敦煌本〈论语〉影本叙录》[※注]《敦煌本〈尚书〉述略》[※注]等系列论文，为敦煌本《尚书》和《论语》写卷撰写了提要，所著录的文献在数量上超过了《敦煌古籍叙录》。其《敦煌本尚书述略》，全面介绍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29件《尚书》的内容、所存行数、书写年代和有关研究信息；而《敦煌本〈虞书〉校证》[※注]《敦煌本〈夏书〉校证》[※注]和《敦煌本〈商书〉校证》[※注]等论著则是参照多种传世本和相关文献分别对34件敦煌本《尚书》进行校录。

此外，田宗尧《春秋穀梁传阮氏校勘记补正》，据敦煌本对《春秋穀梁传》进行了校理。[※注]苏莹辉《敦煌写本〈国语解〉残卷》，尝试对敦煌本《国语解》的本源进行推究。[※注]乔衍琯《敦煌卷子本〈史记〉残卷跋》，介绍了研究敦煌本《史记》基本情况及其价值。[※注]周一良考出被罗振玉定为邓粲《晋纪》的P.2586乃孙盛之《晋阳秋》。[※注]

八 敦煌科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这一时期对于科技文献的研究涉及敦煌星图、历日和医药文献。席泽宗《敦煌星图》，确定S.3326的星图上有一千三百五十多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时代最古老的星图。作者指出：该卷星图的画法是从十二月开始，按照每月太阳位置的所在，分十二段把赤道带附近的星利用类似麦卡托圆筒投影的办法进行绘画，但比麦卡托早六百多年，最后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太阳每月所在的位置与《礼记·月令》的记载相契合。作者还据《晋书·天文志》《开元占经》《丹元子步天歌》等对星图进行了细致校勘。[※注]历法方面，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指出罗振玉《大唐同光四年历》与P.3247为同年历日。几乎同时，董作宾《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合璧》，揭示了上述两件的拼合关系。[※注]苏莹辉《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释录了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至十二（451）（是年六月改元正平）年历日。[※注]

马继兴指出敦煌本“《唐本草》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药典学著作”，为研究古代亡佚的药学史料提供了重要资料。[※注]同作者之《唐人写绘灸法图残卷考》，对唐代写绘本“灸法图”进行释录和研究，指出这部灸疗图谱在医学史上的具有重要价值。[※注]朱寿民《〈食疗本草〉及其作者》，介绍了孟诜及其食疗著作《食疗本草》，指出这部古代科技名著具有极高的理论和实用价值。[※注]王庆菽《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卷子中的古代医方》，对英藏敦煌文献中的古医方做了介绍。[※注]

敦煌吐鲁番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记录这些文献的纸张也是重要的文物，对这批古纸标本进行研究，不仅对了解古代造纸技术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对文本的定年和修复也具有参考价值。但这方面的研究长期没有得到学术界关注。这一时期潘吉星发表了《敦煌石室写经纸的研究》，选取东晋至五代时期的各种类型纸二十三种，同时结合新疆出土的七种写经纸及国内传世的古代纸本书画以及十几种写经残片，对敦煌写经纸的年代、款式、原料、再生、制造、装潢等作了考察，指出敦煌写经纸的抄写年代起于东晋、盛于隋唐，终于北宋，基本上是4—10世纪间的产物，其中唐人写经最多，写经中佛经占绝大多数。晋至唐的写经纸基本上有两种尺寸，五代纸尺寸则参差不齐。经纸多用白芨（或有楮汁）与面粉制成的糊剂接缝。优点是黏结力强、不易蛀，也不伤纸，胜于单用淀粉或其他胶料。纸的装潢在隋唐最盛，六朝次之，五代则多用本色纸，黄色写经纸多是黄柏染成，硬黄纸是敦煌写经纸中最高级的纸。[※注]作者取用的标本有限，研究也是初步的，但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相对于其他方面的研究，潘氏的研究可谓空谷足音。

第二节 港台地区敦煌学的异军突起（1966—1978）

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前，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台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但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我国敦煌学的成果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无法和上一时期相比。

一 社会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由于这一时期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相对较少，所以本节之“社会历史”涵括历史、经济、社会、宗教等几个方面。

在目录和敦煌遗书图版编纂方面，由孟列夫主编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二卷在1967年出版。1970年，法国学者编纂的《法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Fragments chinois du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第一卷也终于出版。潘重规考察了“中央图书馆”藏144号156件敦煌文献的具体情况：指出这批藏品主要源自张继、许承尧、袁克文等旧藏，主要为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购自北平、上海等地；从时代上看，均为六朝至五代写本；其内容除3件道经外，其余均为佛教经典，其中包括4卷藏文佛经。[※注]他还编辑了《“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共六册），影印出版了该馆收藏的敦煌遗书。[※注]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367卷敦煌遗书目录也在这一时期刊布。[※注]

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苏莹辉《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落最晚的原因》，认为敦煌陷落最晚与吐蕃进攻河西的路线、河西节度使的进驻使守军增强及唐与吐蕃的通和等因素有关。[※注]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对戴密微提出的敦煌陷落于贞元三年（787）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论证[※注]，得到了包括苏莹辉在内的港台学者和欧洲学者的广泛认同。关于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历史，苏莹辉陆续发表三篇论文。《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州郡之年代》，对张议潮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进行了讨论，并对张议潮收复河陇的年代和收复各州后献表的年代进行了区分[※注]，这种区分对正确理解文献与文书相关记载的差异具有积极意义。《试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后遣使献表长安之年代》，考察了张议潮先后派遣的各批专使之姓名、所取道途、抵达长安的日期及上图籍情形等问题。[※注]《张淮深于光启三年求授旌节辩》，认为光启三年（887）向朝廷求旌节者不一定是张淮深，也有可能是索勋或张淮□，指出唐长孺关于张淮深终身未获节度使旌节的推测“言过其实”[※注]。此文的前一推论未能得到学界的认可，后一判断却为以后新发现的材料所证实。同作者之《敦煌石室真迹录题记订补》[※注]和《敦煌石室真迹录题记订补之续》[※注]，对王仁俊原书有关历史文书的按语有所补正。陈祚龙整理出版了对研究瓜沙史事具有重要价值的《唐五代敦煌名人邈真赞集》[※注]，该书虽收录尚不完备，且释文问题较多，但却是邈真赞的第一次结集，首创之功，仍值得表彰。

施萍婷《从一件奴婢买卖文书看唐代的阶级压迫》，依据文字书写、文书内容、纸张、字体等推断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件有关奴婢买卖的文书作于744—758年间。[※注]但这篇文章在标题和内容方面都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社会史方面，毛汉光《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商榷》，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北图藏《姓氏录》和英藏《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认为这两件族谱是流行于士大夫间的民间族谱，并分析了关于族谱标准论争的社会意义。[※注]罗宗涛《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注]，摘录了《敦煌变文集》《敦煌曲校录》《敦煌韵文集》中的社会风俗资料，归纳为饮食、衣饰、建筑、信仰、娱乐、社交礼仪、狱讼等十四类加以考释。陈清香则关注敦煌壁画中体现的社会风俗资料，拓展了社会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注]

宗教方面，吴其昱《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指出这四卷藏文写经计抄佛经两种，即《无量寿宗要经》和《大般若经》，其中《无量寿宗要经》为晚期佛教密宗经文，颇受民间巫术之影响。[※注]苏莹辉《从敦煌吴僧统碑和三卷敦煌写本论吴法成并非绪芝之子亦非洪辩和尚》，试图否定吴僧统与洪辩为一人[※注]，因证据不足未得到学术界认可。饶宗颐《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序说并校记》在欧美日学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新发现的敦煌文献及相关汉藏文资料，对禅宗入藏的历史、地理、年代等问题做了进一步探索。[※注]胡适依据西方学者新发现的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对神会的《坛语》《定是非论》做了新的校订，收入新版《神会和尚遗集》[※注]，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冉云华《宗密著道俗酬答文集的研究》，对台北“中央图书馆”馆藏敦煌卷子133号《唐宗密禅源诸经集都序》进行了考察，在田中良昭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该卷乃宗密著作最早传本，并利用宗密著作目录探讨了《禅藏》等问题。[※注]

此外，张永言《关于一件唐代的“唱衣历”》，指出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成字96号（现编号为BD02496）《目连救母变文》的背面是一件唐代“唱衣历”，“唱衣历”并非和尚“歌唱”的曲子，而是当时佛寺“估唱”的实物记载，因而是研究敦煌寺院经济的重要史料。[※注]此文虽有部分内容印有时代烙印，但对文书性质的判断是正确的，纠正了过去关于此件文书定名的错误，是国内最早关注唱衣文书的文章。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续论》，对作者之前关于“想尔注”成书年代的论断做了进一步论证。[※注]

二 语言文学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语言文字方面，潘重规赴巴黎、伦敦，持《瀛涯敦煌韵辑》之释文与敦煌写本原卷（或缩微胶卷）重加校核，出版了《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注]一书，补充了姜亮夫所编《瀛涯敦煌韵辑》中的一些遗漏，纠正了姜本释文的错误。该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摹印姜书的三十三种卷子，和潘氏新补抄的十二种卷子；第二部分是对姜书字部的新校；第三部分对姜书论部的按语进行订正。此外，潘氏又将姜书阙略失采者辑出，详作校记，增加了对写本外观的描述，编成《瀛涯敦煌韵辑别录》。[※注]这两部著作极大地提高了敦煌韵书整理和研究的水平。

文学方面，变文得到台湾学者的持续关注。邱镇京《敦煌变文述论》[※注]，是台湾地区第一篇有关敦煌变文的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对变文的发现、起源、名称、意义、时代以及俗讲、变相的关系做了总结；又对变文的内容及种类、体裁与结构、价值与影响等，详作分析。邵红《敦煌石室讲经文研究》[※注]，是较为系统地研究敦煌讲经文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共由“绪论”和“分论现存的讲经文”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俗讲的主持人物、俗讲兴盛的原因及俗讲的底本讲经文的结构和所用的仪式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第二部分则从讲经文之根据、成立年代、内容和艺术特色等方面，对八种二十一篇讲经文分别加以论述。总的来说，该书以介绍旧说为主，且有不少错误。[※注]谢海平《讲史性之变文研究》[※注]，选取《敦煌变文集》中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即所谓“讲史性”变文，如《舜子变》《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汉将王陵变文》《董永变文》《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等，分别就传说来源、题材、时代背景等相关问题进行探究。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注]，是第一本以变文为题的博士论文。全书分为六章，分别为题材考、用韵考、语体考、仪式考和时代考，最后论述了俗讲变文与佛教宗派之关系、俗讲变文之渊源等，旨在对敦煌讲经的起源与讲经文的体制进行探讨，并考订了各篇作品的时代与题材。其后，罗氏又相继发表一系列论著[※注]，对一些变文的成立时代与故事题材等做了进一步研究。

曲子词方面的研究，饶宗颐之《敦煌曲》[※注]，分理论探讨和作品校录两部分。理论探讨重点揭示敦煌曲与词之起源，同时对敦煌曲之年代、作者等问题均有考究。校录部分收录敦煌曲辞318首。此书不仅为敦煌曲研究构建了理论框架，对后来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论意义[※注]，在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1980年，饶宗颐还曾将《敦煌曲》出版后所获曲子词资料增补为《敦煌曲订补》一文[※注]。林玫仪《敦煌曲研究》[※注]，对“敦煌曲的内容与风格”“词的起源”以及“敦煌曲与文学史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方瑜《试论敦煌曲之起源内容与修辞》，在任二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批驳了“诗衰词举”的旧说，继续阐发了敦煌曲承隋清商乐辞而来，至唐初随着与胡乐的融合，唐代乐辞又成新声；并认为敦煌曲在文学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的地位。[※注]林玫仪《论敦煌曲的社会性》，通过对敦煌曲内容的考察，剖析了作品中包含的唐代社会生活百态。[※注]邱燮友《唐代民间歌谣与敦煌曲子词之探述》，根据传世文献和敦煌曲子词，论述了敦煌曲的源头实际上是六朝清商段歌，由诗到词实际上主要是音乐的关系引起，而敦煌曲的内容则文字自然、易于咏唱，情感动人。[※注]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注]，包括绪言、解说、释文及校笺、摹本和照片。此书释文系作者据原卷校录，故订正了以往释文的诸多错误；其释文、摹本和照片一并收录的编纂方式则为读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

潘重规《敦煌赋校录》，依据原卷校录了英法收藏的敦煌赋15篇，并指出其特色为“文辞好采口语，内容多写实事”[※注]。此文所收录的敦煌赋虽尚不完备，却是这类文本的第一次结集，具有导夫先路之功。吴其昱《〈甘棠集〉与刘邺传研究》，对敦煌本《甘棠集》与“刘邺传”做了深入探索，纠正了王重民的错误，对正史“刘邺传”的记载提出了质疑，并编辑了刘邺年谱。[※注]

三 敦煌艺术研究

考古方面，樊锦诗、马世长《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它》，介绍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65年在莫高窟第130窟窟内和第122、第123窟前发掘的丝织物和文书佛像等[※注]，主要有：发愿文绢幡两件、染缬绢幡九件、纹绮幡四件、锦幡一件，均应出自开元、天宝年间；与丝织物同时出土的还有残文书、捺印佛像、塑像饰物泥模、漆器等。樊锦诗《新发现的北魏刺绣》，则对第125、第126窟窟前遗址的清理发掘中发现的北魏刺绣品残块做了介绍，探讨了这批刺绣品的发现、内容、制作方法、时代及施主、来源与用途等相关情况。[※注]1975年10月，敦煌文物研究所保护组对第220窟的重层甬道进行整体搬迁，将甬道表层西夏壁画剥离后向东推移，完整地推移到甬道口新的位置进行固定，使底层完好的壁画全部暴露出来，剥出的壁画和题记色彩鲜艳如新，为进一步研究敦煌石窟壁画和历史提供了新资料。关友惠、施萍婷、段文杰《莫高窟第220窟新发现的复壁壁画》，详细介绍了第220窟新出壁画的内容与题记，认为其中尤以“新样大圣文殊”壁画最有研究价值。[※注]

此外，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对莫高窟之外有关遗址和洞窟做过发掘和勘查。马世长、樊锦诗《敦煌甜水井汉代遗址的调查》，是关于敦煌市与瓜州县之间的甜水井东西两号遗址的发掘简记。该文说明两号遗址的多个相似之处表明它们的时代和性质是相同的；采集和整理的出土遗物以铜、铁、陶器为主，且绝大部分属于汉代；遗址中的某些遗物与新疆罗布淖尔一带发现的同类器物非常相像，表明汉代河西的敦煌与新疆罗布淖尔地区联系比较密切；遗物中大量铜镞和弩机零件的发现表明两处遗址可能都是进行屯田的戍卒居住的城堡。所以，甜水井遗址提供了汉代军屯情况的新资料。[※注]

石窟艺术方面，苏莹辉《敦煌及施奇利亚壁画所用凹凸法渊源于印度略论》，指出敦煌及施奇利亚壁画所用凹凸法源于印度。[※注]姚梦谷《敦煌壁画之犍陀罗风格》，亦认为唐代而上的敦煌壁画具有显著的“犍陀罗风格”[※注]。陈国宁《敦煌壁画佛像图研究》[※注]，依据敦煌壁画图录，参考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分别就净土与敦煌壁画、佛教文学与敦煌壁画、敦煌佛像壁画等论题进行论述。同作者之《论敦煌壁画佛像的仪相》和《论敦煌壁画之菩萨像》，则分别对敦煌壁画佛像的仪相和菩萨像做了初步探讨。[※注]肖默《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的建筑》，选取北朝佛教题材壁画中的城池、宅第、宫殿、塔、阙等的建筑特点进行比对，分析了台基、墙壁、斗拱、屋顶、栏杆、门窗等的色彩及装饰。[※注]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物中，除了写本和印本的文字资料，同时出土了一批白描画。这些白画多数绘于纸上，也有少量绘于绢、麻布等质料上。其内容包括壁画底稿、佛经故事插图、变文插图和佛教尊像等。由于这批资料与敦煌石窟艺术的关系密切，所以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英、法、日等国学者曾先后刊布并介绍这批材料，也有精彩的个案研究。1978年，饶宗颐《敦煌白画》出版。[※注]此书以考察法藏敦煌白画为中心，进而探讨了白画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首次对这批材料做了系统的深入研究。这部著作视野开阔，立意高远，惜未能深入探究白画和洞窟壁画的关系。

敦煌写卷书法方面，台静农对蒋善进真草《千字文》残卷所题的跋文，揭示了唐代草书的部分特征。[※注]陈祚龙《关于民间流传的“笔势论”》，最早对法藏敦煌写本“笔势论”做了介绍和初步探讨。[※注]

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发表了一些介绍敦煌艺术的通俗作品。郭晋侠《敦煌石窟艺术宝藏》[※注]、沈以正《敦煌艺术与敦煌壁画》[※注]、王善为《敦煌壁画简介》等[※注]，都有助于台湾人了解敦煌石窟艺术。

四 敦煌写本古籍的整理与研究

这一时期，陈铁凡继续致力于敦煌经部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相继发表了《三近堂读经札记》[※注]《敦煌本〈易〉、〈书〉、〈诗〉考略》[※注]《敦煌本〈虞夏书〉校证补遗》[※注]《敦煌本礼记、左、穀考略》[※注]《敦煌本〈孝经〉考略》[※注]等系列文章，为《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孝经》等经籍的敦煌写卷撰写了提要。其《敦煌本〈易〉、〈书〉、〈诗〉考略》一文，收录28种《诗经》写卷，比《敦煌古籍叙录》多出14种。其《敦煌本〈尚书〉十四残卷缀合记》，在王重民所做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将已断裂为14件的敦煌本《尚书》重新缀合为五件。[※注]此外，陈氏《法京所藏敦煌〈左传〉两残卷缀合校字记》，将两件敦煌本《左传》缀合为一卷，并与今本进行了校勘[※注]；《〈左传〉节本考》，对敦煌节本《左传》进行了考证[※注]。在改革开放以前，陈氏应该是整理和研究敦煌经部文献贡献最大的中国学者。

潘重规陆续发表多篇有关敦煌《诗经》的论文，其中一部分为《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收录[※注]，这些成果的基本内容是对全部英、法、俄所藏《诗经》外观的介绍和内容的校笺，由于作者查阅过全部写本的原件，所以他的著录精准，释文更加接近文书原貌，解决了很多仅靠文献和图版解决不了的问题[※注]。他还将敦煌《诗经》卷子的价值概括为：可观六朝唐代诗学之风气；可观六朝唐代传本之旧式；可观六朝唐人抄写字体之情况。

除陈铁凡、潘重规外，苏莹辉《从敦煌本毛诗诂训传论毛诗定本及诂训传分卷问题》，认为王重民先生提出的敦煌本中《毛诗》诸卷有“颜氏定本”之说有误，指出从唐初用例以及颜师古考定五经之时间来看，至少写卷释文部分中所谓“定本”是指隋以前之定本。[※注]同作者之《略论〈五经正义〉的原本格式及其标记经、传、注文起讫情形》，在日本学者森立夫、内藤湖南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五经正义》相关敦煌写卷以及宋刻本，对原本《五经正义》的行款演变进行了梳理，并认为“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列疏其下”之式最古；该文也通过对相关文献标记“经”“传”“注”文起讫情形的系统分析，认为敦煌本未必是原本《正义》，且以为卷中朱墨分书之法，其制不古，盖昉于六朝，盛于李唐。[※注]该文论述全面系统，具有较强说服力。黄彰健《唐写本周易正义残卷跋》，对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敦煌本《周易正义》进行了介绍，根据与宋刻单疏本对勘，认为残卷字数较单疏本为繁，并推测孔颖达《周易正义》原本是抄录了《周易正义》全文。[※注]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后来研究者认同。于大成《周易释文校唐记》针对传世本《经典释文》中的错漏，利用敦煌本《周易释文》校勘传世的通志堂刻本，并对其异同和优劣进行了分析。[※注]蔡主宾《敦煌写本儒家经籍异文考》[※注]，以宋本《十三经注疏》本之经文为底本，对照敦煌写本中的儒家经籍之异文，有字形与《十三经注疏》的字不同者，则侧重于字形变化之考证；排列次序，依《说文》部首，《说文》所没有的字则依《诂林》辅之，故该书实为分辨敦煌写本儒家经籍中之通、俗、别、伪字的专著。该书认为写本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写本保存有古文、小篆、隶书、汉魏六朝通俗文字，若依次排列，可知俗字演变之过程，以及今日简体字之由来；其二，可纠正历代字书之伪；其三，若将写本之字，以科学方法收集而归纳之，可补充字典中俗字之不足，对研究中国俗文字学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唐写本《文心雕龙》，自1926年赵万里发表敦煌本与今本的校勘成果以后，数十年来，不断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并有影本刊行。潘重规《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注]，依据原卷详细著录其形态、重核释文；校勘记则遍列诸家之说，附以作者的见解；最后附有清晰的原件照片。属于集大成式的成果。郑良树《春秋后语辑校》对历史佚籍《春秋后语》做了初步辑录[※注]，亦有首创之功。

1949—1978年，是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敦煌学已成为一门显学。我国学者置身其中，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在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方面，陆续推出了一批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如总结敦煌文献目录成就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总结古籍整理成就的《敦煌古籍叙录》；总结变文研究成果的《敦煌变文汇录》和《敦煌变文集》；总结敦煌曲子词研究成就的《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曲》；总结语言音韵成就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唐五代西北方音》《瀛涯敦煌韵辑》和《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总结敦煌石窟艺术成就的《敦煌艺术叙录》；等等。这些带总结性的成果既是以往数十年相关研究的总结，又成为以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其次，开辟了很多新的课题或研究领域。如科学院历史所对敦煌经济资料的辑录、陈祚龙对邈真赞的集录、王重民用敦煌诗补《全唐诗》、潘重规对敦煌赋集录、饶宗颐对敦煌白画的专题研究、金维诺对敦煌经变画系列研究等。以上所列相关成果，虽然在今天看来资料收集尚不完备，释文也都存在不少问题，研究也不无缺陷，但都是开启了某一研究领域或某一研究课题的专题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后人循其途径，继续努力，即可取得更为完善更加厚重的成果。而常书鸿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金维诺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郑良树对《春秋后语》的集录、宿白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及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梁思成对敦煌壁画中古代建筑图像的研究、马继兴对敦煌医药文书的研究、席泽宗对敦煌星图的研究、潘吉星对写经纸的研究等。以上所列多为单篇论文，自身价值或许有限，但其所涉及的都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研究空间的领域或课题，可启发读者在相关方面进行更加系统的专题研究，为后来者之导夫先路。最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对敦煌石窟的修缮和保护，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敦煌石窟的损害，为维持和延长这组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寿命奠定了基础。此外，我国学者还发表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其内容涉及历史、社会经济、民间文学、文字音韵、古籍和科技等敦煌学的各个领域。

这一阶段可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地区。与国外同行相比，“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在敦煌石窟艺术、瓜沙史地和历史典籍的研究方面仍略占优势；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虽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但深度和广度不及日本学者；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则已明显落后于法日等国。“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前，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台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

港台学者的代表是饶宗颐、潘重规和苏莹辉。饶宗颐的特点是博学多能，其成果涉及历史、宗教、曲子词、白画等多个领域，而每个领域所取得的业绩都能达到当时的学术前沿。其成果的特色是视野开阔，能将具体的材料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所以往往能小中见大。潘重规的研究领域主要在敦煌语言文学方面，其特点是扎实细致，精益求精。他不辞辛劳，多次往返英、法、俄等国查阅原卷。他发表的释文，多数都和原卷做过核对，所以往往能解决一些仅靠文献和图版解决不了的问题。他的这种做法，不仅在当时很少有人做到，直到今天也还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在人才培养方面，潘重规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今活跃在台湾的敦煌学者，多数是潘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此外，潘重规还于1974年创办了《敦煌学》，这是世界上第一家敦煌学专业学术刊物。苏莹辉早年有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经历，以后毕生从事敦煌学研究。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敦煌史地，也旁及考古、文学和艺术。这一阶段有关瓜沙史事的研究以苏莹辉用力最勤，成果也最为丰富。在这二十多年间，苏氏陆续发表有关论文达十多篇，这些论文大多被收入他的论文集《敦煌论集》[※注]和《敦煌论集续编》[※注]中。虽然他的一些论文是以综合、整理前人的成果为主，但也力图在排比旧说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并解决了一些问题；虽然他的不少推测都为后来的研究所否定，但这些推测往往能引起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因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有关问题的研究。在大陆学者与海外信息交流不畅的年代，以饶、潘、苏等为代表的港台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港台地区及欧日等国均有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