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文书与敦煌历史

新时期学界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官制和唐代历史，取得了很大成就。[※注]黄惠贤《〈常何墓碑〉跋》[※注]和郑必俊《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释》[※注]，分别利用《常何墓碑》保存的资料结合史籍证、补唐初政治史。黄文认为常何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地位并不像陈寅恪所说的那样重要，郑文则认为陈氏有关常何与玄武门之变的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郭锋《敦煌本“侯昌叶直谏表”与晚唐懿、僖时期之政局》，结合史籍考察了“侯昌叶直谏表”的内容、上表经过、时间以及侯昌叶的有关情况。[※注]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及相关系列论文[※注]，依据史籍中有关唐代勾官和勾检制度的记载，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勾官进行勾检的实际记录，全面考察了唐代上自中央、下到地方的勾检制度及其实行情况，填补了唐代官制研究的一项空白。薄小莹、马小红亦曾对唐代勾检制进行过讨论。[※注]孔祥星《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依据敦煌吐鲁番文书结合文献记载考察了唐代里正的职责与作用，认为唐代里正是乡里基层政权的实际管理者。[※注]赵吕甫《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探讨了唐代乡的行政职能。[※注]

刘俊文在以往日本学者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法律文书做了进一步的整理。其《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和相关系列论文[※注]，辑录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律、律疏、令、格、式、令式表等法典和制敕、判、牒、案卷等法律档案共50件，并对各件文书都进行了考证、校补和笺释。他点校的《唐律疏议》[※注]，亦充分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法制文书。高明士《从英藏CH0045捕亡律断片论唐贞观捕亡律之存在问题》，对CH0045捕亡律应为贞观捕亡律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并对史籍关于贞观律无捕亡、断狱两卷的记载作出了解说。[※注]楼劲《伯2819号残卷所载公式令对于研究唐代政制的价值》，利用公式令探讨了唐代尚书省的内部结构及其演变。[※注]赵和平《敦煌写本P.2481号性质初探》，认为该件是唐前期礼部据留司格拟定的公文程式，形成于永徽至垂拱年间。[※注]王永兴对《开元水部式》做了录校和考释，并探讨了该件涉及的番役和造舟为梁问题。[※注]雷闻利用S.11287《论敕事书》探讨了这类文书的起草、中书覆奏、进画、宣奉行、过门下、行下等具体程序和过程。[※注]

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注]，对敦煌遗书中的军事文书做了深入考察。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注]，也利用了相关敦煌军事文书。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代军队衣装》，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记载探讨了唐代募兵的军衣名称和每个士兵的军衣消费量等问题。[※注]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与长行马——敦煌、吐鲁番发现的馆驿文书考察之二》，依据敦煌吐鲁番有关文书，结合史籍记载，对唐前期交通通讯所用驿马、传马的异同及其管理措施进行了探讨。[※注]卢向前《伯希和3714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考察了沙州的传马坊。[※注]安家瑶对P.2942《河西节度使公文集》进行了细致的整理[※注]，史苇湘则结合其他材料对文书记述的河西节度使覆灭前的情况做了解说。[※注]但由于该文书首尾残缺，以上学者对文书名称、年代和文书中人物的归属认识并不完全一致。马德《关于P.2942写卷的几个问题》，认为这件文书应是经过汇集和整理的誊抄文卷，其誊抄时间应在大历元年（766）夏秋之后至大历二年（767）间，其名称应为“河西节度使公文集”。马氏还对史苇湘提出的文书中“副元帅”和多次出现的“尚书”应为杨休明之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论证。[※注]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吐蕃文献选》等[※注]，在英国学者托马斯等人解读基础上，将部分重要的吐蕃历史文献译成汉文，并附有注释和疏证，为学术界利用这些文献提供了方便。他们二人还合作或分别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内容涉及吐蕃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文化及归义军与于阗关系等诸多方面。这些论文多被收入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注]和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注]。王继光、郑炳林《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介绍了敦煌汉文吐蕃史料。[※注]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注]，对敦煌汉文吐蕃佛教史料做了整理。王尧、黄文焕则依据青藏和河西地区现存的大量古藏文简牍金石及文书等资料，对青藏地区以及整个河西地区与吐蕃活动相关的文献做了考察。[※注]王尧还组织学者在法国学者拉露编写的法藏敦煌古藏文文书解题目录的基础上重新编纂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注]，该目录附有王尧撰写的三篇解说性文字，使得学界对敦煌写卷的全貌、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成果及相关研究方法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黄布凡与马德合著的《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注]，在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对吐蕃历史文献进行汉译和注释。

关于敦煌陷蕃的年代，在这一阶段仍不断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既有人对旧说做进一步论证，也有人尝试提出新说。安忠义提出贞元四年（788）说[※注]；马德再倡吴廷燮提出的大历十二年（777）说[※注]；李永宁则提出两次陷落说，即敦煌首次陷蕃于建中二年（781），再次陷蕃于贞元三年（787）。[※注]史苇湘、杨铭亦主张敦煌首次陷落于建中二年，其后因一再发生汉人反蕃起义而导致敦煌的“陷落”和“降下”不止一次。[※注]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对山口瑞凤提出的贞元二年（786）说做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注]，此说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注]。

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探索了吐蕃时期发生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的原因、时间和作用，指出起义打击了吐蕃在沙州的统治。[※注]

吐蕃管辖敦煌时期，沙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称“节儿”，王尧依据藏汉文书和碑铭考出了这一语词的含义和来源，指出它是吐蕃官制中一城一地的守官。[※注]邵文实考出沙州节儿执掌当地军事、财政和司法大权，其上司是节度使，其属官有都督、部落使和判官等。[※注]金滢坤认为吐蕃沙州都督在军政机构中地位显赫，是沙州节儿之重要僚佐，设正副二职，一般由吐蕃人或汉族世家大族担任。[※注]此外，金滢坤、盛会莲还对瓜州节度使进行了考察。[※注]吐蕃统治者用部落制取代了沙州的县乡里行政组织，有关情况日本学者曾作过初步探讨。杨际平等也都曾涉及这方面问题，并有所推进。[※注]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考察了吐蕃在敦煌设置部落的时间、次数、部落的名称、内部组织与作用。[※注]金滢坤认为吐蕃社会基层组织基本上以唐朝的乡为单位设置了军部落、民部落和通颊部落三种类型的部落，该社会基层组织于蕃管辖敦煌时期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注]同作者之《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认为部落使是吐蕃沙州军政机构的重要长官，其职略同于唐代乡官，负责部落一级政务；部落使之诸僚属负责部落内部事务；吐蕃部落组织还影响到了沙州归义军政权时期的部落组织的设置。[※注]刘忠《敦煌阿骨萨部落一区编员表藏文文书译考——兼向藤枝晃、姜伯勤等先生译文质疑》，通过个案揭示了部落的编员情况。[※注]姜伯勤考证了由道士、女官及有关内亲外亲组成的“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具体情况。[※注]姜氏和张广达还先后探索了沙州行人部落的性质，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认为担任驿传任务的人员属于行人部落。[※注]在吐蕃驿站制度方面，学界也有多方面的讨论，如王欣、陈庆英等人，对相关史料进行了集中爬梳和分析。[※注]杨铭《通颊考》，认为敦煌地区设置通颊部落管理地位较低的寺户、杂户等。[※注]荣新江《通颊考》，充分利用藏汉文书资料，对通颊部落的渊源、组成及在敦煌、河西等地的设置情况进行了考证，证明敦煌的通颊部落是吐蕃统治者镇抚百姓的重要军事力量。[※注]杨铭、何宁生在《曹（Tsh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一文中，着重分析了Tshar一词的语源问题，认为它是一个汉文借词“曹”，二者所代表的军事组织性质相当。[※注]

郑炳林主编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注]，是有关归义军史研究的论文集，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和文化等各个方面。

归义军政治史仍是学者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创获颇多。张议潮联合多个民族力量推翻吐蕃统治的历史壮举，一度得到研究者的推崇。[※注]对于张议潮的出身家世和郡望，也曾引起人们的讨论。张议潮的籍贯为沙州敦煌县神沙乡信义里应属史实[※注]，但张氏家族宣称的南阳郡开国公之封爵却未必可信[※注]。在对张议潮事迹的考索方面，姜亮夫搜集罗振玉所不及见的有关文书和石窟题记等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成文，意在拾遗补缺正误[※注]，但在参考研究信息方面存在不足。苏莹辉《瓜沙史事概述》，系综合旧作而成，但未能参考大陆有关新成果，一些地方沿袭了已为学界所不取的旧说。[※注]同作者之《咸通中凉州节度使统管凉洮鄯河临五州说》，推测瓜沙与凉州曾分为两部，张议潮卒后，张淮深曾任凉州节度使或曾兼任凉州节度使。[※注]胡小鹏《关于唐末五代宋初凉州自立政权的几个问题》，认为张议潮收复凉州后不久，河西地区又陷入各族混战中，形成了包括归义军政权在内的几股势力，凉州自立政权是其中之一。[※注]

吴震《张淮深论节始末补正》，对张淮深求授旌节却屡受挫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注]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用充分的证据否定了流行多年的索勋作乱杀张淮深兄弟自立为节度使的旧说，并推测张淮深之死与唐廷有关。[※注]此文引起了学界的反响，李永宁、钱伯泉和邓文宽等都同意孙氏对旧说的否定，钱伯泉为孙氏的观点补充了证据。[※注]但对张淮深的死因，李永宁和邓文宽又分别提出了与孙氏不同的看法，李永宁认为杀淮深者为张议潮子淮鼎，淮鼎临终将幼子承奉托付索勋辅佐，不意索勋在淮鼎死后竟自立为节度使，被嫁给李明振的张议潮之女张氏及诸子杀掉。张氏虽名义上复立侄承奉为节度使，实权却掌握在诸子手中。[※注]邓文宽则推测张淮深之子延兴、延嗣在嫡庶之争中杀死了张淮深和延晖、延礼等六兄弟及张淮深夫人，然后扶立张淮鼎主政。[※注]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在肯定李永宁上述推论的前提下，以充分的材料证实了李明振诸子执掌大权排挤张承奉的论断，进而推论瓜沙大族在896年又发起倒李扶张的政变，张承奉得以掌握实权。[※注]杨秀清则试图从张淮深父议潭和张议潮之间的不和来解释淮鼎杀淮深的原因。[※注]杨宝玉、吴丽娱《张议潮束身归阙后与沙州人士的往来及其对敦煌政局的影响》，推测中和四年前后淮诠郎君等从长安西归正是后来归义军政权发生动乱、张淮深夫妇及六子被杀的起因。[※注]

有关金山国的历史，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学界之关注。金山国立国时间是治金山国史首先遇到的问题，但相关探讨却聚讼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注]1983年，王冀青首先否定早年王重民确定的金山国建立于905年之说，坚持两《五代史》所载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之史事的可靠性，认为金山国的建国时间为梁开平二年（908）[※注]。李正宇在细致考察《白雀歌》写本形态的基础上，指出卷中所署“乙丑年二月”的杂写非《白雀歌》的尾题，而是后人补入的。他根据P.3633背《龙泉神剑歌》之“自从登祚十三年”的表述，认为张承奉建立金山国的时间是906年。[※注]杨秀清同意李氏观点，并作了若干补正。[※注]卢向前通过对《龙泉神剑歌》写作时间的考证，推断出金山国的建国年月当为开平四年（910）七月初一日，是对日本学者藤枝晃提出的910年说的进一步论证。[※注]荣新江为910年说补充了证据，并对金山国建立的具体日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注]郑炳林亦对金山国一名的来源、建国时间进行探讨，推测张承奉称金山王在900年以前。[※注]

关于金山国的建国举措，李正宇考之最详。他条列了九条：建国号、立天子、告天地、建宗庙、封后妃、立太子、建帝京、设百官、改年号。[※注]杨秀清重点考证了金山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军镇及州县体制、武职军将的变化与沿袭，认为金山国的势力范围较小，政治制度显得规模小且不系统，其政治制度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且和中唐以来中央政治体制的变化相一致。[※注]

《白雀歌》《龙泉神剑歌》《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是研究金山国史的重要材料，颜廷亮从文学角度对上述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金山国历史和对外关系的研究有所裨益。[※注]陆庆夫考察了西汉金山国曾与回鹘发生过的三次较大战役，认为其中楼兰、伊吾之战对象是西州系回鹘，金河之战、便桥之战对象是甘州回鹘，并指出《龙泉神剑歌》有许多内容并非事实。[※注]郑炳林也考证了金山国与楼兰之间的战争情况[※注]，此后杨秀清续有论述。[※注]

关于金山国的终结时间，早年王重民提出应在后梁贞明五六年（919—920）。姜亮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并援引S.4240、S.3691两件文书，定曹氏代张承奉掌权时间是贞明五年（919）。[※注]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依据S.1563《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敕》、P.3239《敕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牒》、P.2992《上回鹘众宰相状》等文献指出，曹氏归义军的建立时间是后梁乾化四年（914），而此时张氏建立的西汉金山国（西汉敦煌国）宣告覆灭。[※注]此说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已成定论。

对曹氏归义军史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有长足进展。姜亮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收集史籍、文书、洞窟题记中有关曹氏父子夫妇、家世婚姻的资料，汇为一编，意在补正罗振玉之《瓜沙曹氏年表》。此文推定曹元忠卒于974年，但文中对一些史料定年或内容的理解存在问题。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指出姜文中存在的问题，并确定曹氏取代张氏始于914年，推定曹议金卒于935年，考订曹延恭卒于976年。姜亮夫《瓜沙曹氏世谱》，试图通过考辨莫高、榆林两窟题记和敦煌文书来组织曹氏家人关系，在利用洞窟题记时存在一些错误。孙修身《谈与瓜州曹氏世普有关的几个问题》，对姜文做了补正。[※注]谭蝉雪《曹元德曹元深卒年考》，考定曹元德卒于939年，并为陈祚龙所考曹元深卒于944年提供了新的证据。[※注]至此，曹氏归义军的历任节度使卒立时间、世系和称号基本明确，即曹仁贵（议金）（914—935）、曹元德（935—939）、曹元深（939—944）、曹元忠（944—974）、曹延恭（974—976）、曹延禄（976—1002）、曹宗寿（1002—？）。[※注]

起初，人们都以为曹氏归义军的首任节度使是曹议金。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藤枝晃最早提出曹仁贵应为归义军的首任节度使的说法。[※注]马楚坚于1982年提及曹仁贵取代张氏的问题。[※注]以后，苏莹辉对曹仁贵为曹氏首任节度使做了初步论证，并指出曹仁贵卒后，由其弟曹议金接任节度使。[※注]唐耕耦《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始末》，为落实这一问题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材料。[※注]但传世史料所载的曹议金为曹氏归义军第一代执政者的说法也是言之有据，不容忽视。于是，如何解释曹仁贵与曹议金的关系一度成为难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贺世哲、李正宇先后撰文论证曹仁贵就是曹议金，此说虽无直接证据，但推论合理，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贺世哲通过考察P.4065《表文》、P.3556《邈真赞》、P.3262《河西节度使尚书建窟功德记》及供养人题记等材料，从时间重合的角度论证了曹议金与曹仁贵乃同一人，不过不同时期分别使用了名和字。[※注]李正宇为这一论断增加了新的材料，但主张曹议金和曹仁贵均为人名，并非一名一字。[※注]荣新江则从曹议金之长兄曹仁裕（字良才）的相关记载入手，得出“仁裕即为议金的唯一兄长，则仁贵不可能是议金兄，而只能是议金本人”的结论。[※注]马德《尚书曹仁贵史事钩沉》，试图重新考究曹仁贵与曹议金的关系问题[※注]，但未能得到学界的呼应。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还对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荣新江《初期沙州归义军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注]和《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注]，指出在归义军表面归顺唐廷的背后，双方实际上存在着明争暗斗的关系。尤其在张淮深主政时期，自867年至887年多次遣使求授旌节，但长期未得到朝廷的有力支持，直到888年朝廷才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杨秀清《晚唐归义军与中央关系论述》，提出将双方关系划分为互为声援、逐渐疏远和名存实亡三个阶段。[※注]李正宇考察了曹仁贵归奉后梁的过程和时间，并曾论及曹元深与中央的关系。[※注]荣新江在藤枝晃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证了归义军时期中原王朝年号在敦煌文献中的始见和终止时间，为人们了解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疏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注]

关于归义军时期的行政制度，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考察了唐五代各个历史阶段敦煌乡里的增减情况。[※注]刘进宝《试谈归义军时期敦煌县乡的建置》，对陈文有所补充。[※注]冯培红《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申论》，进一步细致爬梳了归义军时期诸乡的立废问题。[※注]陈海涛主要对敦煌归义军时期从化乡消失的原因作了探讨。[※注]

关于归义军政权的官制，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搜集考辨大量有关史料，对历任节度使生前死后由低到高的各种加官称号做了系统分析。[※注]此文虽有个别节度使的称号的确定存在问题，但总的来看做得比较彻底，已成为人们确定相关文书年代的依据。姜伯勤在《敦煌社会文书导论》一书中专辟“归义军使衙僚佐”一节，对归义军政权的藩镇幕府体制设置进行了系统分析，将其分文职僚佐、武职军将两大类进行介绍。[※注]其后，荣新江又专门考证了归义军幕府的武职序列，增补了教练使、都教练使、将头、队头等职。[※注]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伯四六四〇背面文书》，考察了归义军所属各机构的名称和各机构长官的职衔。[※注]齐陈骏、冯培红探讨了归义军的基层将领“十将”及其下属诸职。[※注]归义军政权中还设立了宴设厨、宴设司等负责管理官府宴设事务的机构，冯培红也有专文讨论。[※注]

归义军时期的镇，在新时期亦得到学界关注，尤以对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六镇与八镇的研究成果为多。史苇湘认为曹氏时期的“六镇”是指紫亭、悬泉、雍归、新城、石城、常乐等镇，并根据紫亭、常乐为县、镇并置而认为“此时的镇即州以下之县，所谓‘紫亭县令’、‘常乐县令’所管辖之地即紫亭镇、常乐镇”[※注]。黄盛璋《沙州曹氏二州六镇与八镇考》，通过对P.4640背《布纸破用历》所载诸镇之镇使、副使、监使的分析，逐一考释了曹氏时期的六镇。[※注]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在以上成果基础上，对唐五代瓜、沙二州境内军镇的职能、演变、位址等做了新的探索。[※注]李并成先后发表《汉敦煌郡广至县城及其有关问题考》[※注]《归义军新城镇考》[※注]《归义军会稽镇考》[※注]对悬泉镇、新城镇、会稽镇的名称、渊源、设置年代、职能、位置等问题做了考证。

第二节 西北地区和敦煌的民族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有关唐宋之际西北民族的资料十分丰富，涉及归义军政权控制地区的少数民族、归义军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情况、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和西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这些资料在前两个阶段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新时期我国学者在以上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陆庆夫撰有多篇文章论述了敦煌文献中少数民族资料的价值及与唐宋时期河西少数民族的关系。[※注]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等系列论文，考察了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及在敦煌佛教、敦煌农牧业和商业手工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注]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分时段从职业分布、婚姻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方面探讨了敦煌粟特裔民的生活情况和汉化问题。[※注]黄振华《粟特文及其文献》，介绍了敦煌粟特文文献的内容、价值和研究概况。[※注]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推断敦煌出土的粟特文书信的年代可能在202年。[※注]刘波《敦煌所出粟特语古信札与两晋之际敦煌姑臧的粟特人》，介绍了敦煌长城烽燧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认为这是粟特人早在公元4世纪初就在敦煌地区聚居和活动的有力证明。[※注]季羡林《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及相关系列论文[※注]，考察了吐火罗语资料的发现、资料内容、价值和研究方法，并探讨了吐火罗语两个方言之间及与其他语言的关系。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依据敦煌和新疆地区出土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对于阗、楼兰、据史德、龟兹、焉耆等地的古代粟特移民情况进行了考察。[※注]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与于阗相关的文献，在新时期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黄振华《于阗文及其文献》，介绍了敦煌于阗文文献的内容、价值和研究情况。[※注]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及相关系列论文[※注]，对涉及于阗国号年号、从德太子、使臣等一批于阗文献的年代进行了考证，并利用各种语言资料探讨了上古于阗的塞种居民、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和王家世系、于阗之佛寺、于阗美术等问题，对唐宋于阗乃至整个西域史研究多有贡献。林梅村《藏文古籍所述于阗王谱系迄始年代研究》认为包括敦煌藏文文献在内的藏文古籍所记于阗王谱系的起始年代在东汉末。[※注]孙修身《敦煌佛教艺术和古代于阗》，利用敦煌石窟艺术中存在的于阗瑞像、于阗国王、太子等供养人画像，探讨了敦煌和于阗的关系。[※注]

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对706—715年间，该残卷涉及的吐蕃与吐谷浑关系、没蕃后吐谷浑国的位置、吐谷浑王室的活动等重要问题进行探讨。[※注]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注]、荣新江《龙家考》[※注]分别考证了达怛和龙家部族的有关情况。黄盛璋通过爬梳敦煌汉文文献和于阗文文献中有关龙家的记载，考证了龙家的来源、分散原因、时间与语言、族属及其演变情况。[※注]陆庆夫认为凉州嗢末与归义军及中原王朝始终保持联系和交流，宋初在西夏对河西的战争中逐渐消亡。[※注]关于仲云，郭锋、钱伯泉、黄盛璋、邵文实、杨铭等人讨论了其族源[※注]，提出了诸如吐蕃说、仲云说、回鹘说、党项说等多种观点。或认为南山源于汉代小月氏，与仲云同源，先后与羌、吐谷浑、吐蕃、沙陀、回鹘以及汉人融合。[※注]邵文实考证了南山部族的情况。[※注]

新时期对归义军政权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探讨，以甘州回鹘最引人注目。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有关甘州回鹘的研究成果大批涌现，涉及甘州回鹘的来源、建国、世系、周边关系等诸多方面的探讨。[※注]钱伯泉综合考察了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和西北各民族政权的交往情况。[※注]陆庆夫在吸收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对甘州回鹘可汗的世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注]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主要利用四种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论证张淮深曾两次平定甘州回鹘。[※注]此文的最大贡献是发掘出了有关回鹘与归义军关系的新史料，但由于这些史料没有具体年代，所记回鹘的族属亦不明确，因而不断引起学者们对这批材料的思考和研究。黄盛璋认为淮深平定的回鹘应来自沙州的西方。[※注]孙修身则对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往来、甘州回鹘与北宋王朝的交往情况做了细致的纪年梳理和史实辨析。[※注]荣新江《甘州回鹘与曹氏归义军》《曹议金征甘州回鹘史事表微》等多篇重要论文，对曹氏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做了全面探讨，增进了学界对于甘州回鹘史、甘州回鹘与敦煌的关系史的了解和认识。[※注]李德龙曾论及甘州回鹘与唐廷朝贡贸易。[※注]综合来看，对甘州回鹘的研究成果虽多，分歧也很大。诸家观点，难以备述。大致说来，在甘州回鹘的建立过程与建立时间的诸说中，以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的论证最为充分。[※注]郑炳林《敦煌本〈张淮深变文〉研究》，认为淮深平定的是位于玉门关外曲泽一带的西桐回鹘，西桐回鹘属于西州回鹘系统[※注]；《唐五代敦煌金山国征伐楼兰史事考》，讨论了张承奉征讨楼兰的时间、原因及当时楼兰所居民族的族属。[※注]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借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探讨了10世纪时西州回鹘官制、僧官制度、宗教信仰以及统治民族的情况。[※注]荣新江还考察了曹氏归义军与西州回鹘、于阗王国的关系和在文化方面的交往。[※注]钱伯泉提出敦煌在归义军后应有一个沙州回鹘时期，并试图考定这一时期的时限。[※注]但此文和作者其他有关回鹘的论文一样，对回鹘的作用和活动区域似估计得过大，对其活动时限似估计得过长。李正宇《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认为沙州回鹘统治沙瓜的时间约从1036年到1067年。[※注]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及相关论文[※注]，全面介绍了敦煌突厥回鹘文献的内容及研究情况。李经纬的系列论文，译释了一些回鹘文历史文书。[※注]牛汝极的系列论文亦译释了一批回鹘文历史和宗教文献，杨富学也参加了其中部分工作。[※注]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注]，论述了沙州回鹘国的建立消亡过程，以及政权组织、社会性质，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并附有相关回鹘文献译文和疏证。

从整体上探讨归义军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研究成果常与讨论西北各民族之间关系的成果交织在一起。施萍亭《本所藏〈酒帐〉研究》，从酒的支出观察到瓜沙与甘州、伊州、西州、于阗交往频繁。[※注]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最早对唐后期五代宋初河西各民族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索。[※注]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初探》，概略考察了归义军政权与凉、甘、肃、西、伊等州，楼兰、于阗等地的关系及归义军与周边各族相互影响的情况。[※注]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和《吐蕃对河陇的统治及归义军前期的河西诸族》，指出唐代西北诸族有与吐蕃融合的趋势，并分析了归义军前期河西诸族的复杂情况及与归义军的关系。[※注]邵文实《唐代后期河西地区的民族迁徙及其后果》，讨论了由于吐蕃的侵入造成河西诸族的迁徙过程及其后果。[※注]郭锋《慕容归盈与瓜沙曹氏》《略论慕容归盈出任归义军瓜州刺史前的身世》，认为曾担任瓜州刺史的慕容归盈一系出自吐谷浑慕容氏，并探讨了慕容归盈及其后代与归义军的关系。[※注]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考察了归义军与周边政权通使的使团首领使头一职的设置及其权限、作用等。[※注]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注]，也利用了相关的敦煌文书。

新时期在对归义军与西北民族问题的研究中，荣新江的研究最有特色。荣氏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被收入其《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注]其一，荣氏是在对敦煌文献中有关文书进行了全面调查、整理、排年的基础进行研究。与那些仅对一件文书或部分文书加以解释、阐发的学者相比，荣氏的研究虽也存在局限和不足，但从总体上说对问题的观察比较全面，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80年代以后，在全面调查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对某类文书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学者颇多，但对有关归义军史和西北民族关系的文书进行全面系统整理研究的学者尚不多见。其二，荣氏的研究所含学术信息量较大。他的论著都注意详列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将自己所讨论问题的正、反面资料和前人论说均加以考辨和评说。在当前敦煌文献研究领域严重存在对前人研究成果重视不够的情况下，荣氏的做法特别值得表彰。其三，荣氏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如他力图将归义军史的研究放到唐宋之际中国历史的复杂背景中，故其成果对唐后期藩镇的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此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分专题对归义军史开展研究，亦值得注意。

第三节 经济文书与敦煌的经济

对敦煌经济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阶段取得许多重要成果。王永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注]，介绍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户籍、差科簿及有关田制、徭役的文书，并结合史籍对文书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注]，亦收录了敦煌户籍等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重要文书。

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均田制在新时期经历了由逐步深入进行总结的阶段。新时期对唐代均田制的探讨是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进行。上一阶段争论的焦点是均田制实施与否，但争论的双方都把均田制理解为按田令的标准授受土地。主张均田制是“一纸空文”或“实际上并不存在”者的重要论据之一就是敦煌户籍中各户已受田数字均与应受田数相差甚多，而已受田与未受田的比例各户又不一样。但他们未能对户籍上为什么会出现应受田、已受田、永业田、口分田等符合均田令规定的名目，且各户合应受田数与田令的规定基本相符作出解释，反对者则以此为重要论据论证均田制确曾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并用受田不足来解释户籍上已受田和应受田之间的差额。这样的解释虽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并不圆满。所以，在这一阶段初期，林天蔚《敦煌户籍卷中所见唐代田制之新探》，仍据敦煌户籍得出了均田制在唐代有名无实的结论。[※注]但另一些学者则试图通过重新认识田制的实质来对上述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及相关系列论文[※注]，从研究户籍法入手，探明均田制或均田令是封建国家颁行的有关各级官府和官民私人土地占有的法规。田令规定的受田数即敦煌户籍上的应受田数，是法律规定可以占田的最高限额，并非官府要实际授给的土地数；户籍上的已受田是民户现有土地的登记，其主要来源是继承祖业，请自官府无主地亦是来源之一；户籍上的永业、口分田的区分是为了便于根据田令审核民户土地的继承、转让是否合法，在所有权上并无区别，均为私田；田令关于民户土地收授的规定，并非按期收授所有民户的土地，收回的主要是户绝田、逃死户田等，授给低于本地请授田标准的民户。王永兴《论唐代均田制》及相关论著也反对把均田制视作土地分配制度。[※注]他认为均田制是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对私田的管理制度。这种管理表现为依据田令收退田、补欠田。均田制的目的是保证各等级各种人可以占有不等量的私有土地。宋王二人对均田制性质的认识十分接近。王氏对应受田、已受田的解释亦与宋氏基本相同。如果依据宋王二人对均田制的解说，户籍上已受田和应受田之间存在差额和比例不一的现象得到了合理解释，已不可能再作为否定均田制的论据。上述宋王关于均田制基本观点已为多数学者接受。但对此问题也还存在不同的理解。武建国《均田制研究》及相关系列论文[※注]，认为均田制是一种全国土地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官僚、地主、百姓等臣民依照一定的标准和条件“均平”占有土地（通过国家授受的方式占有）的土地制度，均田制下的口分田、永业田具有国有和私有两重性质。他提出土地授受方式有簿籍授受、官田授受、户内通分、对共给授等，其中簿籍授受是运用最多最广泛的方式。他所谓的簿籍授受就是依据田令的规定将民户的土地登记于户籍之上，并认为正是这种授受方式造成敦煌户籍上应受田和已受田数额差距不均等。按照武氏两重性质的观点，必须将簿籍授受视作行使或部分行使土地所有权。这种看法似未考虑到中国古代土地私有的特点。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及相关系列论文[※注]，认为从均田令的条文来看，均田制是一种国有土地制度。但一方面均田制下存在着永业、口分田之外的私田；另一方面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允许民户在一定条件下将永业田和口分田混通使用，且经常性的土地还授只是户内帐面调整，口分田亦可继承，与私田没有多少差别。这样，均田制实质上还是一种土地私有制。杨氏的解说虽自有其依据，但与宋王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其区别似源自杨氏仍将均田令理解为一种土地分配制度。朱雷《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利用文书证明在均田制实施过程中，民户的私田包括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均被作为“已受”纳入均田制轨道。他还指出户与户之间的土地，每一“至”所毗邻相接的绝非一户，但敦煌户籍的“四至”皆只书写一户，故而难于据之作出比较能反映现实关系的田地图。[※注]与此相关的是对四至中“自田”的解释，或认为是均田制以外的私田，或认为有的是均田以内的土地，有的是均田以外的私田，朱雷的文章对更加合理地解释自田亦有助益。朱雷利用文书证明，在均田制实施过程中，民户的私田包括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均被作为“已受”纳入均田制轨道。朱氏的论证对杨际平关于口分田、永业田之外有私田的说法极为不利。金铎敏《八世纪初唐代农民土地所有研究——以其零细性为中心》，利用户籍文书与其他资料说明当时可分的土地数量处于绝对不足的情况。[※注]

均田制之外，齐陈骏《简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职田的资料》，对有关职田的文书做了介绍和研究。[※注]姜伯勤《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论证该文书反映的是河西营田由兵屯到民营的转折。[※注]杨际平则认为该件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平民的贷粮册。赋役方面，宋家钰上述所列论著探讨了手实、户籍、计帐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唐耕耦《唐代课户、课口诸比例释疑》，利用敦煌户籍、手实等资料对史籍有关课户、课口记载存在的问题做了解说[※注]。王永兴《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全面考察了唐代的色役制[※注]，杨际平对其中一些问题有所补充。财政方面，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下卷）及相关论文[※注]，利用相关敦煌文书结合史籍探讨了财务勾检、户税、交籴和帐历的形式与异同等唐前期财政史中的重要问题，以及唐后期财政机构的演变、格局、收支体系与收支特色等。

吴震较早关注到了《天宝十道录》，却将其定名为《郡县公廨本钱簿》。[※注]马世长则对地志中所载“本”的基本概况和唐代公廨本钱的源流、用途、利率、经营管理、弊端、废置等做了研究；同时探讨了写卷所记距两京里程、乡数、州县等第、土贡等专题，并将之与传世典籍相比较。[※注]卢开万利用敦煌文书结合史籍论证唐前期的和籴是具有强制性的变相赋税[※注]，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唐前期和籴基本上是一种不带强制性的交换关系。卢向前《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文书看唐前期和籴的一些特点》，指出卢开万对文书的理解有误，结论不能服人。他认为和籴具有双重性质，百姓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成为主动者。他还探讨了开元天宝时期和籴的特点与弊端。[※注]王永兴依据敦煌文书对和籴和交籴做了区分，认为交籴是高利贷。杨际平《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文书研究》，认为交籴是政府和籴计划的一部分，并对付本取利的交籴的存在持怀疑态度。[※注]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注]，在讨论军仓和籴与假贷、正仓的职能与出贷时，都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市场方面，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考》，考察了唐代行、市制度及奴婢马匹买卖的有关情况。[※注]卢向前《唐代前期市估法研究》，探索了时估的制定与市估法的功能。[※注]

李正宇考察了吐蕃管辖敦煌时期的敦煌汉文户籍手实制度。[※注]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的财政职官体系——兼论吐蕃对敦煌农业的经营》，指出吐蕃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财政体系，由“岸本”负责管理经济事务和寺庙等公产，并推行“突田制”，实行计口授田，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税制和财政体系。[※注]杨际平《吐蕃时期沙州社会经济研究》，对吐蕃时期的计口授田制、突税差科和农业、商业发展情况做了研究。[※注]陈国灿还分析了吐蕃土地赋役与唐制的联系，杨铭对计口授田的渊源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冷鹏飞《唐末沙州归义军张氏时期有关百姓受田和赋税的几个问题》，对张氏归义军时期的户口、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演变做了开创性探索，但其有关归义军政权处分土地原则的解说和对文书年代的判定都存在问题。[※注]唐刚卯《唐代请田制度初探》，考察了归义军的请田制度。[※注]杨际平《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对归义军时期请射土地的范围和原则做了进一步论述，并对归义军时期的土地所有制性质提出了看法。[※注]唐耕耦《8至10世纪敦煌的物价》，对吐蕃时期的物价等经济问题有集中梳理和讨论。[※注]刘进宝《归义军土地制度初探》《归义军政权初期的人口调查与土地调整》等文章，对晚唐五代敦煌的土地制度进行系统考察，重点讨论归义军时期的土地占有关系。[※注]其所撰《P.3236号〈壬申年官布籍〉研究》，对归义军时期“布”“地子”等赋税有关的情况作了进一步探索，并尝试利用敦煌文献中的材料，结合史籍观察同期中原地区的情况。[※注]

对敦煌契约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课题，并多有创获。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注]，将敦煌契约文书分为买卖类、便货类、租佃质典类、凭约类、分书放书遗书类、性质不明类等，并对敦煌契约文书做了精细的录校和研究。陈国灿《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考察了一批借契的年代，并对民间借贷的类型进行了划分。[※注]唐耕耦《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敦煌吐鲁番出土借贷文书初探》，对敦煌吐鲁番借贷文书的类别和内容、借贷双方的身份和借贷原因、利息率、违约处罚担保和高利贷后果以及契约形式的变化等问题做了全面考察[※注]；《敦煌写本便物历初探》，考察了便物历所反映的高利贷的有关情况。[※注]杨际平《敦煌吐鲁番出土雇工契研究》，依据文书探讨了唐五代雇佣劳动的特点。[※注]胡如雷《两件敦煌出土判牒文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对敦煌判文反映的雇佣制度下的阶级关系等问题做了论说。[※注]雷绍锋《论曹氏归义军时期官府之“牧子”》，考察了归义军时期官府雇用的牧羊人。[※注]李天石《唐宋时期典身性质的变化及其意义》，利用敦煌文献中的典身契考察了唐末五代时期典身的特点。[※注]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通过对官布的名称、来源和用量的探讨，打破以往旧说，认为晚唐五代敦煌本地已种植棉花。[※注]同作者之《唐五代敦煌畜牧区域研究》，考察了敦煌地区的畜牧业发展的概况。[※注]张亚萍考察了唐五代敦煌畜牧业中的羊、骆驼、马的饲养情况，羊司、知驼官、官马院的管理措施，羊、骆驼、马的使用状况等。[※注]

郑炳林对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园囿经济作了专门的探讨。[※注]同作者之《唐五代敦煌种植林业研究》，认为敦煌的林业是敦煌僧、俗共同种植的结果，形成了以村庄、寺院、水渠为主体的种植林带。[※注]

郑学檬《从敦煌文书看唐代河西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主要依靠敦煌籍帐资料重点对瓜沙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进行了考察。[※注]苏金花考察了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商品货币形态，指出唐前期的敦煌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由中央政府供给，在“和籴”贸易中实行“钱贷兼用”；晚唐五代时，实物货币为敦煌主要货币形态；吐蕃时以粮食和布匹为主要货币形式；归义军政权也实行实物货币，绢帛充当商贸活动中的主要货币形式。[※注]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手工业研究》，全面考察了敦煌古代各行各业的工匠及其活动，涉及唐五代敦煌工匠的称谓、都料的身份以及归义军对手工业的管理等问题。[※注]马德《敦煌工匠史料》[※注]，广泛搜集敦煌文献中的相关史料，将工匠区分为25种职业类别。姜伯勤《唐五代寺户制度》[※注]，对敦煌寺院名目众多的工匠作了深入探讨。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依据敦煌文献中的具体材料，确定寺院中的博士是从事某种手工业、具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注]

刘惠琴考察了沙州地区丝、棉、麻、毛四种纺织业的发展情况，指出唐宋时期沙州丝、棉、麻、毛四种纺织业均存在，且以毛纺织业最具特色也最为发达。[※注]金滢坤依据敦煌文献中有关“布匹”的记述，探讨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植麻业和麻纺织业的发展情况。[※注]

郑炳林等发表的《唐五代敦煌酿酒业初探》[※注]《唐五代敦煌酿酒业研究》[※注]等系列文章，考察了唐五代敦煌地区从官方到民间的酿酒业发展情况。

第四节 地理文献和敦煌历史地理

新时期对地理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常与对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李并成《敦煌遗书中地理书卷的学术价值》，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批地理方面的书卷，依其内容分为古地志、古行记和地理杂文书三大类，介绍了这批材料的学术价值。[※注]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注]，收集该类文献比较齐全，注释亦详，以辑录相关文书较多为其特色。他在此基础上还撰写了探讨古代敦煌道路、山名等问题的系列论文。王仲荦对一批地理文献逐篇进行考释，其成果经郑宜秀整理编成《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注]，其考释以征引史籍文献繁富为学界所称道。由于所据缩微胶片的质量不佳，上述两书的释文都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

对地理文书的个案研究在新时期也取得了很多成果。王仲荦对敦煌本《贞元十道录》作了细致考释。[※注]荣新江论述了该件的传抄与刊布，对写卷所载剑南道十二州进行了全面考察。[※注]王仲荦对《诸道山河地名要略》进行了逐条考释[※注]，冻国栋则考察了该件所载岢岚镇、军的建置问题[※注]。荣新江将该件确定为《天宝十道录》，考订其编成的时间为天宝元年（742），而抄写年代至晚不会晚于吐蕃攻占沙州的贞元二年（786）。[※注]

图经方面也有比较多的讨论。傅振伦《从敦煌发现的图经谈方志的起源》，认为我国古代地理书由地记变为图经，再演变为方志。[※注]李并成《唐代图经蠡测——对〈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研究》，以《沙州都督府图经》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方志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指出唐代图经已经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方志了。[※注]王仲荦对《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伊州地志》《西州图经》《沙州城土境》《沙州志》《寿昌县地境》等写卷留存的地理名称进行了逐条考释。[※注]周绍良《读〈沙州图经〉卷子》，考察了卷中所载20所驿站的废置以及卷末之“歌谣”反映的史迹，认为该卷成书年代当是武周时期。[※注]程喜霖《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结合史籍对《西州图经》所记道路进行了详细考证。[※注]周丕显《甘肃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地方志——〈沙州都督府图经〉》，对该写卷在中国方志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进行了评价。[※注]李并成对《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城土境》《兴平县图经》所载地理名物、内容特点、纂修时代、历史功用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注]郑炳林《〈沙州伊州地志〉所反映的几个问题》，对播仙镇、石城镇的设置及沿革，鄯善人的迁徙，与萨毗城的有关中西交通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推测该地志的成书当在黄巢入关之前。[※注]李正宇对《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寿昌县地境》《敦煌录》《沙州城土境》等敦煌地志写本的研究也非常深入，认为《沙州城土境》是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沙州归义军官修《沙州归义军图经》的略抄本，当定名为《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注]同作者之《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注]，对《沙州图经》卷一、《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沙州图经》卷五、《沙州志》《沙州伊州志》《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敦煌录》《寿昌县地境》八种明显带有乡土志性质的写卷汇集校注，征引传世史籍进行逐篇考释，详加解说，可谓整理敦煌乡土志的集大成之作。

黄盛璋《〈西天路竟〉笺证》等文，对该件所记地名进行了考释。[※注]新罗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在新时期再度得到学界的关注。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重新整理了这部传记，集释录和笺释于一体。[※注]《往五台山行记》是晚唐五代时期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流布于敦煌的反映，杜斗城对这些敦煌五台山文献作了校录研究。[※注]郑炳林探讨了《诸山圣迹志》的年代，认为其撰写时间大约是五代后梁末年到后唐同光、天成年间。[※注]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充分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大唐西域记》残卷。[※注]

通过实地踏勘的方式对地理文书与其他文书史籍记载的瓜、沙地区古城、关、道路、驿站、渠道等进行调查考证，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这方面以李并成和李正宇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李并成发表的系列论文和论著调查考证的范围包括古城址、玉门关址、军镇和戍址、驿址、古道路、水系等，并对古代瓜、沙与河西的开发史和绿洲变迁、沙漠化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探索。[※注]李正宇调查考证了敦煌的古塞城和唐宋时期敦煌县的疆域、四至、绿洲范围、耕植面积、水利灌溉网络、诸山位置等，绘制出了敦煌塞城、唐宋时期敦煌十二乡位置及渠系分布示意图、五代沙州归义军辖境诸山位置关系图。[※注]李氏有关敦煌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多被收入《敦煌史地新论》和《敦煌历史地理导论》。[※注]宁欣依据敦煌文献对敦煌地区的水渠和对水渠的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注]冯培红《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一文，重点探讨了负责管理水利的水司机构。[※注]陈国灿则探讨了敦煌的四出道路。[※注]

第五节 敦煌文献与社会生活史

敦煌文献和石窟壁画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资料，如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户籍、帐簿、占卜文书、书仪、通婚书、童蒙教材、社邑文书等，成为今天研究中古社会史的重要资料宝库。[※注]由于种种原因，前两个阶段我国学者对敦煌社会史资料的研究较少。新时期受国内社会学和社会史复兴的影响，利用敦煌文献研究社会史的成果也呈勃发态势。以下从人口与家庭、家族与基层组织、社会生活和民俗三个方面对新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一 人口与家庭

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和《敦煌沿革与人口》（续），广泛收集史籍与敦煌文献中的有关资料，首次对敦煌自建郡以来直至清代的行政、地理沿革及人口变化做了系统考察，尤详于对唐代敦煌地区人口数字变化的考证和原因推测。[※注]郑学檬依据59户敦煌县户籍资料，指出7世纪后期至8世纪后期敦煌县人口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女性几乎是男性数量的一倍，而且在同龄性别的比例中，黄、小、中、丁、老的各个阶段都是女性多于男性。她推测男性丁壮不足的原因在于军役和杂差，从而影响到青壮年女性不能适龄婚配，并直接导致敦煌县人口增长缓慢。[※注]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注]，亦探讨了沙州的家庭结构与人口结构。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及系列论文[※注]，考察了唐代敦煌地区的婚姻制度、婚姻类型、婚姻仪式和生育与离异问题。蔡伟堂《关于敦煌壁画〈婚礼图〉的几个问题》，对敦煌壁画所载婚礼仪式和婚姻礼俗做了详细探讨。[※注]姚伟钧以《敦煌解梦书·夫妻花粉章第十四》为例来审视唐代敦煌地区的夫妻关系，认为妻子在家庭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杨际平对《放妻书》所反映的10世纪前后敦煌地区婚姻关系和离异情况进行了分析。[※注]张艳云《从敦煌〈放妻书〉看唐代婚姻中的和离制度》，认为离婚原因出于“夫妻不和”；离婚形式是双方自愿，并告知父母亲眷，“故勒手书”；书契中明确妻子可以再嫁；协商离婚时的财产分割问题。[※注]齐陈骏《有关遗产继承的几件敦煌遗书》，利用敦煌文献中有关家庭遗产分配、纠纷的文书，考察了唐宋时期家庭遗产继承的原则。[※注]熊铁基《以敦煌资料证传统家庭》，认为传统的敦煌家庭在8口、5口之下，成员结构不出祖孙三代，绝大多数没有三代。同时指出敦煌籍帐显示的家庭成员数量和结构表明敦煌的家庭形态是父系家庭。[※注]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注]，以社会学对家庭结构定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和其他家庭）为基础，把敦煌的家庭结构分成十二种，制成“五至十世纪敦煌文书所见家庭结构表”，并认为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安史之乱”前以核心家庭为主，“安史之乱”后单身家庭和其他家庭剧增。

二 家族与基层组织

敦煌遗书中有关姓望和氏族的文书因有助于了解古代士族的衰亡过程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王仲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等论文，录校并结合文献考释了一批有关姓望和氏族的文书。[※注]唐耕耦《敦煌四件唐写本姓望氏族谱（？）残卷研究》，亦对一些姓望氏族谱做了录校，并据之探讨了郡姓的发展演变。[※注]王仲荦、唐耕耦、邓文宽、华林甫等都曾对北图位字79号文书（现编号为BD8679）进行过探讨，但对其性质、名称和年代的认识很不一致。邓文宽《敦煌文书位字七十九号——〈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辨证》，认为该件是一件原始奏抄的节本，其用途与唐初解决旧士族卖婚问题有关，是贞观年间“刊正姓氏”的真实记录。[※注]林立平在探讨唐代士族地主的衰亡时也曾利用敦煌谱书。[※注]一些学者开始分别对敦煌地区的郡望和大姓进行考察。荣新江《敦煌卷子札记四则》，探讨了敦煌的望族“清河张氏”和“南阳张氏”的渊源、异同及其社会意义。[※注]邓文宽《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与郡望》，讨论了敦煌“南阳郡开国公”封爵和“南阳张氏”郡望的由来与相互关系。[※注]

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中有关“敦煌的家族与家族关系”的章节[※注]，分析了两汉以来敦煌大家族的发展和家族关系，勾画出汉晋时期敦煌地方社会中大姓势力的形成和对地方政治文化的控制。刘安志《唐朝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探讨了唐代中叶吐蕃占领沙州前后，敦煌大族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活动及表现，及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注]杨伟《敦煌大族源流考》，根据敦煌文献探讨了敦煌大族的源流与移入，涉及曹、索、张、李、氾、阴等多家。[※注]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注]，将敦煌文书和史籍记载相结合，就张氏大族的形成与史迹进行了个案研究。刘雯《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索氏家族研究》，从敦煌文献入手，对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索氏家族作了专门考察，从横向的角度对史载缺略的敦煌索氏的政治活动、社会关系、经济实力、建寺开庙等进行探讨。[※注]孙晓林《汉—十六国敦煌令狐氏述略》[※注]《敦煌遗书中所见唐宋间令狐氏在敦煌的分布》[※注]《跋伯二一九八〈东都发愿文〉残卷》[※注]等文，对敦煌的大姓之一令狐氏的兴衰之迹做了全面考察。相关研究尚有施光明对敦煌宋氏的研究[※注]，孙修身对敦煌李氏世系的考辨[※注]，姜伯勤亦曾对阎、杜、马、王、吴、贾、唐、程、刘、梁氏等汉族家族逐一进行考察[※注]，丰富了我们对中古敦煌著名家族的认识。

在敦煌社邑的研究中，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是这项课题的开拓者[※注]，法国学者谢和耐对社邑的研究在一些方面比那波利贞有所推进[※注]，竺沙雅章也发表过有关社邑研究的重要论文。[※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整理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大量敦煌文献的刊布，人们有可能对社邑文书进行全面搜集和系统整理。所以，这一阶段对社邑文书作文献学的整理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最早开展这项工作的是唐耕耦和陆宏基。1986年，他们编撰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问世[※注]，这是一部带有影印原件和释文的资料集。其中收录100多件社邑文书，这在当时是国内外对社邑文书的一次最大规模、最细致的整理工作，其释文比那波利贞、竺沙雅章等的释文更接近文书原貌。他们的工作为学术界利用与研究这类文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不足的是，该书所收的社邑文书远非全部，还不足目前我们所知的社文书的二分之一，对已收入的部分，文书情况也未作介绍，多数年代未作考订，在释文方面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对社邑文书的整理工作还远未完成。与唐耕耦等同时开始搜集和整理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还有宁可和郝春文。他们于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从事敦煌社邑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其整理成果《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于1998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注]这部著作有三个特点值得称道：第一，收罗齐全，共收集398件，比唐书多一倍以上。这个数字虽然比现知社邑文书还差一些，但所遗漏的绝大部分是后公布的，当时已公布的敦煌文献中的社邑文书几乎全部收录殆尽。为了搜集社邑文书，作者不仅一次地研读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第二，释文准确，所有文书的释文都经过反复查核。作者亲赴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图书馆等对绝大部分文书都核查过原件，使得许多图版或缩微胶片中模糊不清的文字或朱笔得到尽可能的处理。第三，整理与研究相结合。在整理敦煌社邑文书过程中，作者陆续发表了有关社邑的系列论文，特别是对社邑文书做了细致的排年工作，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新考证出一百多件文书的年代。这些排年工作为深入研究敦煌社邑文书奠定了基础。随着敦煌文书的持续公布，郝春文又连续撰写多篇文章对相关社邑文书进行补充。[※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有关社邑文书的研究论文也逐步增多。郭锋《敦煌的“社”及其活动》，是我国学者专门研究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第一篇文章，作者首次向我国学界介绍了敦煌民间结社的情况，其中关于敦煌社邑渊源和唐五代社邑特征的论述比外国学者有所前进。[※注]胡同庆《从敦煌结社探讨人的群体性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试图从敦煌的生存环境这样一个新的角度解释敦煌社邑长期存在的原因。[※注]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通过分析天宝六载（747）到大历四年（769）的敦煌籍帐，认为大量残破家庭的出现，家庭生育、感情、保障和教育功能的破坏和丧失，是群众自发组织社邑互助的重要原因。[※注]但以上两文均忽略了唐五代时期以经济和生活互助为主要活动的私社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很盛行的历史背景。

在敦煌社邑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中，成果最丰硕、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宁可和郝春文，他们联名或分别独自署名发表过数十篇相关论文，主要涉及以下一些方面。一是考证文书的年代，如郝春文《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系列文章。[※注]二是探索敦煌社邑的一些重要活动，如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认为丧葬费用大是促使唐后期五代宋初民众结社互助的原因，还讨论了丧葬互助的具体办法。[※注]郝春文《敦煌遗书中的“春秋座局席”考》，研究了社邑活动中的春秋座局席是每年二月和八月的社祭、欢宴活动。[※注]郝春文《敦煌的渠人与渠社》，对渠人和渠社进行了系统研究。[※注]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主要讨论了女人结社流行时代、性质、活动内容及其演变，其中使用的材料引起了妇女史研究者的注意。[※注]三是探讨中古时期社邑与寺院的关系，如郝春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注]《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注]《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社》[※注]。四是试图解释古代社邑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原因，如宁可《述“社邑”》，叙述了从春秋时期的农村公社组织到明清时代社邑的消失的历史过程，认为唐五代时期佛社和从事经济互助的社邑是在前代的里社衰落时发展兴盛起来的。[※注]宁可、郝春文对汉唐时期的“社邑”研究，几乎穷尽了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充分利用考古材料和敦煌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组织的重要窗口。

此外，黄霞对北图收藏的一件女人社社条做了介绍，并论及女人社的形态与特点。[※注]杨森《晚唐五代两件〈女人社〉文书札记》，也对女人社进行了讨论，但新意不多。[※注]林艳枝《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女人结社》，所引用的材料均在此前发表的论文范围之内，对材料解释亦无新的建树。[※注]

敦煌社邑文书为研究中国古代社邑提供了大量生动而具体的材料，不仅可以据之对唐五代宋初社邑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细致的描述，还可以借助从这批文书中获得的认识，对汉至唐以后社邑发展的脉络作进一步考察。同时，社邑文书的内容还涉及中古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对研究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全貌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经过近70年的努力，学术界在对敦煌社邑文书和中古社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资料整理方面，基本任务已经完成，虽然我们还可以从新公布的敦煌文献中发现新的社邑文书，或者发现一些现存整理本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都只能属于修修补补的工作。不过，在研究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将敦煌社邑文书与传世文献、石刻资料融会贯通，撰写出贯穿古今的中国古代社邑发展史，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此外，我们还可以用新的方法或从新的视角来对这批文书进行深层次解读。[※注]

三 社会生活和民俗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反映大众生活文化的各种资料，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主要对在社交礼仪、社会风俗、教育、衣食住行、体育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

社交礼仪方面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书仪方面，这是新时期开辟的领域，开拓者是周一良。其《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注]《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注]，考察了书仪的内容、程式、历史背景等，认为书仪即格式化的书信，包含书札和礼仪，可分为朋友书仪、综合书仪和表状笺启三类；《书仪源流考》，搜罗日本史料中古代中国书札传入的相关记载，详细考察了中国古代书仪的渊源与流传。[※注]在敦煌写本书仪整理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当属赵和平。他对敦煌写本书仪作了全面搜集、校录和整理，并对写本的基本情况作了细致考订，厘清了各卷的关系。其成果结集为《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注]《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注]《敦煌本〈甘棠集〉研究》[※注]。

此外，杜琪《书仪缘起蠡测及敦煌书仪概说》，认为书仪据其文学性质可以分为仪注型、专题型、实例型三类。[※注]王三庆《论敦煌书仪之名义与源流》，认为书仪之名义与源流的考证需从史志目录着手。[※注]陈静《“别纸”考释》，考察了别纸的四种含义，提出别纸源于南北朝时期。[※注]赵和平《〈诸文要集〉性质初探》，将敦煌本《诸文要集》残卷与P.2940、P.2546等卷《斋琬文》的文体和内容进行对比，认为《诸文要集》是《斋琬文》的简本，性质为供僧人参加各种僧俗活动时念诵用的“文范”，不属于书仪类型。[※注]不过，针对赵文的论断，王三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诸文要集〉一卷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该文通过探讨《诸文要集》的体例和内容，认为《诸文要集》是8世纪中叶以后，学士郎李英抄写或编辑的关于佛教通俗文章的应用文集，就源流而论应该属于书仪。[※注]

新时期对敦煌写本书仪的整理和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所做的工作基本属于文献学范畴。只有周一良《敦煌写本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注]、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注]和《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大唐开元礼〉与开元间书仪》[※注]，重点讨论唐礼与敦煌书仪的互动关系，为以后进一步深入开展对敦煌书仪做历史学的研究提示了新的路径。

书仪之外，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礼乐篇”[※注]，利用敦煌文书深入考索了唐代礼乐的演变。

社会风俗方面。谢生保《敦煌壁画中的民俗资料概述》，指出敦煌石窟堪称“当今世界上最古最大的民俗博物馆”，几乎所有的民俗事项、活动内容都能在敦煌壁画中找到珍贵的形象资料，包括居住家居、服饰化妆、婚丧嫁娶、交通工具、体育娱乐、民风节俗等多个部分。[※注]高国藩《敦煌民俗资料导论》[※注]，将有关敦煌资料进行分类排比，结合古代的民俗对敦煌民俗问题做了讨论。全书分作十六个章节，依次是：民间结社风俗、民间生产风俗、民间生育风俗、民间婚姻风俗、民间丧葬风俗、民间七七斋丧俗、民间建筑风俗、民间上梁风俗、民间岁时风俗、神话信仰风俗、巫术信仰风俗、卜卦信仰风俗、符咒信仰风俗、看相信仰风俗、算命信仰风俗、预兆信仰风俗。此书虽具有开创意义，但严谨不足，其内容颇多臆测和脱离史实的解释。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将敦煌书仪所载的婚礼仪式与《大唐开元礼》相比对，认为二者所记载的婚礼程序基本相同，但书仪中反映的唐代婚俗具有民间特色，可补传世文献所载的不足。[※注]

《下女夫词》与唐代婚礼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张鸿勋认为《下女夫词》为唐代民间婚礼中仪式歌的一部分，是民间歌谣中性质比较特殊的一种婚礼仪式歌。[※注]张氏还对新获英藏《下女夫词》的残卷（缀合本）进行校释和研究，认为新本的内容反映了“敦煌民间婚礼仪式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注]。李正宇认为《下女夫词》既不是变文，亦不是“迎亲喜歌”，而是礼宾人员编辑的亲迎礼辞手册，并认为此种手册的目的是保证亲迎仪式的质量和水平，而词中的新郎就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某位公子。[※注]谭蝉雪认为《下女夫词》反映了敦煌婚俗的亲迎部分，对古六礼在沿袭中又有变异；谭氏针对李正宇的看法也提出异议，认为词中以“新郎”为“刺史”等的说法是当地流行的“摄盛”之礼，并非实指。[※注]王三庆《敦煌写卷记载的婚礼节目与程序》，对敦煌写本书仪所载的婚礼资料做了详细梳理，并尝试复原当时流行的婚礼程序。[※注]

关于丧葬礼俗，高国藩《古敦煌民间葬俗》，介绍了古代敦煌丧葬仪俗中的过程、仪式以及坟墓风水等内容。[※注]段小强《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古代丧仪》，就敦煌文献所载古代不同形式的葬礼程序和仪俗做了具体考察。[※注]谢生保《敦煌壁画中的丧葬民俗》，对壁画丧葬图中举哀吊唁、入殓出殡等丧礼程序和形式做了探讨，认为古代敦煌丧礼仪俗是多民族风俗融合的产物。[※注]谭蝉雪就敦煌丧葬礼俗发表了系列论文：《三教融合的敦煌丧俗》从敦煌丧礼的各个环节入手，论述了敦煌丧俗中反映的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并将其与中原地区的丧俗作对比，提供了古代敦煌丧俗研究的新思路[※注]；《丧葬用鸡探析》探讨了敦煌丧礼上用鸡的民间习俗的源流[※注]；《“老人入墓”与民俗》是针对敦煌壁画“老人入墓”图的专门研究，并将印度民俗与中国民俗的异同做了比较。[※注]

岁时是民间一年四季的常规性活动，带有浓厚的传统民俗色彩。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敦煌秋冬节俗初探》，较早关注到了敦煌地区的春秋冬季节的民俗活动。[※注]王三庆依据敦煌书仪中保存的节日活动记载探讨了敦煌民间节日、宗教节日和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节日活动。[※注]张鸿勋《敦煌写本〈清明日登张女郎神〉诗释证》，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张女郎神相关记载的分析，认为敦煌地区对张女郎神的崇信之俗由来已久。[※注]谭蝉雪《岁末驱傩》是对敦煌岁末驱傩仪式的探讨。[※注]同作者之《敦煌祈赛风俗》，结合祈赛对象、祈赛内容和祈赛仪式，指出敦煌祈赛风俗是传统习俗、自然崇拜及宗教信仰的综合反映，是汉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中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融的结果。[※注]谭氏的专著《敦煌岁时文化导论》[※注]，通过对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爬梳，系统整理出以唐宋时期为主的敦煌岁时民俗，认为敦煌岁时民俗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相互交融。

对敦煌占卜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也是新时期开拓的重要课题。高国藩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民俗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在《敦煌民俗学》《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等书中，涉及卜卦风俗、看相风俗、算命风俗、眼润耳热风俗、《解梦书》和《宅经》等，内容涵盖了敦煌占卜文书的主要部分[※注]，但基本属于介绍性质。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注]，最早释录了几件敦煌梦书。郑炳林、羊萍《敦煌本梦书》[※注]，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释录了敦煌梦书，该书还探讨了中国古代梦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对不同系统的梦书做了比较研究，可惜释文不够完善。

教育方面，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和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分别对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和学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注]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收集整理并刊布了绝大部分敦煌学郎的题记资料[※注]，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郑炳林等《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医事状况》，探讨了唐五代敦煌医学教育及医学家、官府医事及外来医学在敦煌地区的影响等问题。[※注]

虽然敦煌蒙书在前两个阶段就不断得到中外学者关注。但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应是第一篇综合讨论敦煌蒙书的论文，他将敦煌蒙书分为识字类、知识类和思想类三种，分别做了介绍，并分析了敦煌蒙书的特质。[※注]汪泛舟《敦煌童蒙读物》，则将敦煌蒙书分为识字、教育、应用三类36种。[※注]同作者之《敦煌古代儿童课本》[※注]，整理汇校了《开蒙要训》《百行章》和《太公家教》三种童蒙教材，每篇包括释文、注解和研究三个部分。至于针对单种蒙书的整理和研究，受到关注最高的是《太公家教》。该书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就已得到中外学者关注，新时期继续得到多位学者关注。高国藩《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初探》，是新时期第一篇关于《太公家教》的论文，但基本属于介绍性质。[※注]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注]，校录了《太公家教》《武王家教》等家教类文献，并对《太公家教》的内容与《武王家教》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同时论及成书时代及流传情况。汪泛舟也曾撰文探讨《太公家教》。[※注]朱凤玉《敦煌通俗读物〈新集严父教〉研究》，认为该文本是乡里塾师假以严父的口吻，将现实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体验所得的实际处世法则与人格规范，以简短易诵的韵文编写成篇，用作童蒙教育的通俗教材。[※注]宋新民《敦煌写本〈开蒙要训〉叙录》，尽可能地著录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开蒙要训》写本。[※注]汪泛舟《〈开蒙要训〉初探》，对《开蒙要训》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研究。[※注]郑阿财《敦煌写本〈崔氏夫人训女文〉研究》，对《崔氏夫人训女文》重新做了校订，同时探究其产生背景和婚俗价值。[※注]朱凤玉《敦煌写卷〈俗务要名林〉研究》，对《俗务要名林》做了专题研究。[※注]王利器《跋敦煌写本〈上大夫〉残卷》对写本特征和内容等做了介绍。[※注]邓文宽介绍了敦煌写本《百行章》的情况，并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和校释。[※注]李冬梅《唐五代敦煌学校部分教学档案简介》，认为敦煌文献中保留的碑传文体夹注是教师教案，碑文、邈真赞抄本随意省略原文内容亦是教材，另外一些书仪属于晚唐五代学校的自编教材。[※注]该文试图从一种新颖的视角来看待这批文本的性质。

体育娱乐方面。易绍武《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古代体育》，依据敦煌壁画相关资料，将敦煌体育的内容分为古代武术、射箭、举重、摔跤（相扑）、马术、博弈、游戏等。[※注]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注]，对敦煌体育的内容进行了更为完善的分类，分为竞技体育、博弈、武术、休闲娱乐、养生保健等，几乎涉及中国古代体育的所有项目。丁玲辉、纪小红《敦煌壁画中的藏族体育与唐蕃体育交往初探》，关注到敦煌壁画中还保留了有关藏族体育以及唐蕃体育交往的珍贵资料。[※注]邱剑荣《敦煌壁画与武术文化》，将敦煌壁画中的武术分为技击性武术和内功性武术两类。[※注]李金梅等《敦煌传统文化与武术》，指出敦煌武术受到狩猎、祭祀、军事、舞蹈、戏曲、文学、宗教等多个方面的深远影响。[※注]暨远志《论唐代打马球——张议潮出行图研究之三》，以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为考察对象，对打马球运动的着装、场地、规则等均有详细考证，认为唐代敦煌地区盛行的打马球运动与练兵有关，是壮大军事力量的有效举措。[※注]李重申、田鹤鸣等《敦煌马毬史料探析》，也利用敦煌壁画等材料对马球运动在敦煌颇为盛行的情形进行了考察。[※注]倪怡中《敦煌壁画中的古代摔跤》，对莫高窟壁画中的摔跤图做了详细描述和介绍，列举了第290窟的太子摔跤图、第61窟的“公开摔跤比赛”等。[※注]郝春文、许福谦《敦煌写本围棋经校释》，对S.5574《棋经》进行了校释，认为该文书提供了以往文献中从未提到过的围棋原理、战略战术、棋法规则和术语等，是中国最古老的棋经。[※注]李金梅等《敦煌〈棋经〉考析》，从围棋的行棋技术和规则层面考证了《棋经》的内容，认为敦煌本《棋经》已经达到较高的技术性和科学性。[※注]李金梅《敦煌古代博弈文化考析》，认为当时擂蒲与饮酒结合，边饮边博，并出现了由博向赌的转化。[※注]

史葆光、史成礼、黄健初《敦煌性文化学》[※注]，对敦煌遗书和壁画中的有关性文化的资料做了介绍和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