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关于敦煌宗教文献、古籍和科技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范围扩大，全面展开，几乎各类各种相关写本都被涉及，同时，分类的专题整理与研究成果比上一时期大为增多。

第一节 宗教文献与敦煌宗教史

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注]依据敦煌文献及其他有关记载全面考察了敦煌地区古代出现过的每座祠庙、佛寺和道观的基本情况，奠定了进一步研究敦煌宗教史的基础。以下分佛教、道教和三夷教依次叙述相关成果。

一 佛教

袁德领最早对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书做了简要介绍。[※注]方广锠、许培玲亦对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整体情况及其价值做过介绍。[※注]而概括性介绍敦煌佛经的有王重民的遗稿《记敦煌写本的佛经》[※注]、方广锠《敦煌遗书中的佛教著作》[※注]、周丕显《敦煌佛教略考》[※注]、曹文《从〈敦煌遗书〉看佛经写本》[※注]等。

对佛教典籍更加专门的介绍和整理，以方广锠的贡献为最大。其《敦煌文献中的〈金刚经〉及其注疏》[※注]《敦煌遗书中的〈妙法莲华经〉及有关文献》[※注]《敦煌遗书中的〈法华经〉注疏》[※注]，以及和许培玲合作撰写的《敦煌遗书中〈维摩诘所说经〉及其注疏》[※注]，对敦煌遗书中的上列几部佛典及其注疏做了全面介绍，并对佛典及各类注疏的研究价值做了分析和提示，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指南。在佛教典籍整理方面，他完成了《敦煌遗书中的〈般若心经〉译注》[※注]《般若心经译注集成》[※注]。并在他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第二、三两辑连载由黎明校勘整理的《净名经集解关中疏》[※注]。其《佛教大藏经史》[※注]及相关论文，充分利用敦煌文献、传世文献和金石资料，将敦煌佛教文献和经录置于大藏经发展史中进行考察，尤其对写本时代大藏经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系统考察了汉文大藏经的形成、发展过程，完全摆脱了以往仅仅依据传世资料叙述大藏经史的叙事模式。周季文[※注]、窦侠父[※注]、杨雄[※注]、杨曾文[※注]和张勇[※注]等多位学者亦曾从事对敦煌遗书中的《心经》和《金刚经》介绍和研究。杨富学则以出土文献为中心，对《法华经》在新疆、敦煌地区的传译情况进行了考察。[※注]周绍良[※注]和姚长寿[※注]等则分别对《华严经》做了介绍或校勘。施萍婷对敦煌遗书中的《阿弥陀经》做了校勘。[※注]黄明信、东主才让对藏文本和汉文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做过勘对。[※注]

对敦煌《坛经》的整理和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胡适首发其端，以后在中国大陆长期趋于沉寂。新时期再度得到学术界关注。拾文对学界过分重视敦煌本《坛经》而认为其系“最初”的“坛经”的观点提出质疑[※注]；任继愈对敦煌本《坛经》中的“传法偈”以及敦煌本《坛经》对禅宗史的研究价值做了阐发[※注]。郭朋《坛经校释》[※注]是新时期我国第一部对敦煌写本进行录校、注释的著作，书中还对胡适认为“《坛经》乃神会的作品”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坛经》乃慧能说法之记录，可据其研究慧能的思想。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注]，首次对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坛经》做了录校。但上述两部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整理成果录文都不够完善，对敦煌写本俗字、借字等问题的处理还有不少地方有待商榷。[※注]邓文宽《英藏敦煌本〈六祖坛经〉通借字》[※注]，指出敦煌本《坛经》大量使用了通借字，要读懂此书，须用“敦煌学”的方法，而“确认通借字从而进行校理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潘重规《敦煌坛经新书》[※注]，依据原件对敦煌本《坛经》释文做了校勘，并附有英藏、国图收藏品的图版。邓文宽《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坛经〉读本》[※注]，利用敦煌学方法完成了对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整理。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注]，公布了敦博本《坛经》的清晰图版。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注]，除了录文准确，校勘完备之外，还以附录的形式对俗体字、假借字作出详细说明。李申和方广锠对各种敦煌本《坛经》做了合校和简要注释。[※注]

对《坛经》以外的禅宗典籍的整理以及对禅宗的研究，新时期也出现了很多成果。林世田、刘燕远、申国美将散在各处的敦煌禅宗文献集合影印出版，共收有三百件文书，但该书未有录文，且没有收录俄藏、国图藏、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上海博物馆藏等敦煌文书中的禅宗文献。[※注]李玉昆认为敦煌遗书《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是研究禅宗史和泉州佛教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注]杜斗城推测《历代法宝记》撰于唐大历年间，出自蜀地禅僧无住门人之手，并以此书为切入点，考察了蜀地禅学的有关问题。[※注]徐文明就蜀地智诜禅派的史和禅法做了探讨，提出了一些与杜斗城不同的看法，认为唐代有两位不同的处寂，唐姓处寂才是智诜的嫡传弟子。他还论述了无住禅风的南宗化特征。[※注]徐文明还对禅宗第八代北宗弘正大师做了考论。[※注]龙晦《论敦煌词曲所见之禅宗与净土宗》[※注]，试图利用文学作品来考察禅宗的传播问题，别开生面。姜伯勤《论禅宗在敦煌僧俗中的流传》[※注]，认为敦煌地区的禅宗呈现出南北宗混杂的特点。梅林对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著名的禅僧所属寺籍做了考证。[※注]

关于敦煌密教典籍的整理以及对敦煌密教的研究，有林世田、申国美《敦煌密宗文献集成》及其续编[※注]，为敦煌密教的研究提供了文献的便利。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注]，利用敦煌考古资料探讨了唐代密教的发展情况。

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注]，全面介绍了回鹘文佛教文献的来源、分类、翻译及在世界各地的收藏情况，并对巴黎所藏回鹘文佛教文献做了整理和研究。

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三阶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早期以日本学者矢吹庆辉成就最大。新时期中国学者有所贡献。方广锠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对三阶教文献进行了整理。[※注]郭朋《隋唐佛教》[※注]、杨曾文《三阶教教义研究》[※注]及《信行与三阶教典籍考略》[※注]，都对“三阶教”的历史、教义有所研究。

敦煌写本疑伪经的整理与研究，新时期取得较大进展。方广锠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对《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佛名经》《佛为心王菩萨说头陀经》《天公经》《佛母经》等部分疑伪经进行了录校。李正宇《唐宋敦煌世俗佛教的经典及其功用》[※注]，通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写卷题记探究其在敦煌社会中的功用。才让、许得存等人考察了古藏文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注]方广锠对敦煌文献中的《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进行了校录，并对历代佛教经录中认定该经是伪经的说法进行了反驳，认为应该是有胡本依据的正典。[※注]其后李丹禾对方氏的录文有所补正。[※注]柴剑虹、白化文、郑阿财等都有专文对敦煌本《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进行研究，涉及此经的造作过程、语言等方面的问题。[※注]李际宁《敦煌疑伪经典〈佛母经〉考察》[※注]，认为《佛母经》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摩诃摩耶经》等涅槃类经典，受到了中亚传统祭祀仪礼的影响，并把佛教世界观和中国本土的孝道思想结合在了一起。温玉成专文研究了《首罗比丘经》[※注]。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注]及相关论文对反映敦煌地区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间生活的《佛说十王经》进行了录校，并着重对该件涉及的地狱问题做了探讨。

王书庆《敦煌佛学·佛事编》[※注]，亦收集了敦煌文献中八十多篇有关各种佛事文，包括唐宋时期敦煌佛教与世俗社会互动的诸多方面。汪娟《敦煌礼忏文研究》[※注]，首次对敦煌遗书中的各种礼忏文做了专题研究。杨富学利用敦煌文献结合其他资料探讨了佛教在回鹘中的兴衰情况。[※注]谢重光考察了吐蕃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僧官系统和僧官活动的世俗化倾向。[※注]荣新江考察了9—10世纪敦煌佛教的盛衰概况，并在日本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归义军时期部分都僧统的生卒年代和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注]姜伯勤讨论了敦煌文书和壁画题记中所见的“毗尼藏主”。[※注]郑炳林、邢艳红对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文书所见“都师”的身份、地位、职责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注]

利用敦煌资料探讨佛教信仰在新时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龙晦《论敦煌词曲所见之禅宗与净土宗》[※注]，考察了法照的词曲、释智俨的《大十二时》，以及其他一些作者无考但据内容可以断为净土宗的作品，指出净土宗重视民间演唱、讲求文学音乐。张先堂对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在敦煌的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注]王静芬、孙修身等对观音、弥勒和文殊等信仰进行了深入研究。[※注]杜斗城对敦煌五台山文献进行了系统搜集整理，并对相关的写卷年代以及文献涉及敦煌地区的五台山信仰、历史地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注]

关于刘萨诃信仰，始于上一阶段陈祚龙的《刘萨诃研究——敦煌佛教文献解析之一》[※注]。这个话题在新时期成为研究佛教信仰的一个热点。史苇湘《刘萨诃与敦煌莫高窟》[※注]，对莫高窟壁画、塑像、绢画中有关刘萨诃的材料做了初步探讨。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介绍三》[※注]《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介绍四》[※注]《斯坦因〈千佛图录〉图版十三的内容考释》[※注]等文，对莫高窟壁画、绢画中的刘萨诃形象做了系统考察。同作者之《刘萨诃和尚事迹考》[※注]，全面搜集排比了文字记载中有关刘萨诃生平的事迹。此外，孙氏在番禾故地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一尊与莫高窟所见形象相同的番禾瑞像，经过比对，推测其为文献所记载番禾瑞像的原物。[※注]结合这一发现，孙氏又对武威出土的拟名“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的石碑进行了解读。[※注]孙氏的发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张宝玺《圣容寺与“凉州山开瑞像现”》[※注]、杜斗城《刘萨诃与凉州番禾望御山“瑞像”》[※注]二文都是在孙修身的影响下写出的，但在认识上均未超过孙氏。马德《敦煌文书题记资料零拾》[※注]，公布了《宋乾德六年修凉州感通寺记》，为研究宋代番禾瑞像的情况提供了资料。饶宗颐《刘萨诃事迹与瑞像图》[※注]，进一步从史源学的角度分析了刘萨诃的相关文献文物资料。霍熙亮的《莫高窟第72窟及其南壁刘萨诃与凉州圣容瑞像史迹变》[※注]，对莫高窟第72窟及其南壁刘萨诃与凉州圣容瑞像做了比较研究。此外，刘铭恕《刘萨诃与敦煌》[※注]、张先堂《S.4654〈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新校与初探》[※注]、汪泛舟《〈萨诃上人寄锡雁阁留题并序呈献〉再校与新论》[※注]等，都是对《因缘记》之外有关刘萨诃的敦煌文献的解读[※注]。郑阿财《敦煌写本龙兴毗沙门天王灵验记与敦煌地区的毗沙门信仰》[※注]对敦煌地区流行的毗沙门天王信仰进行了考察。罗世平《敦煌泗州僧伽经像与泗州和尚信仰》[※注]，对泗州和尚信仰在敦煌的流传做了考察。王惠民《古代印度宾头卢信仰的产生及其东传》[※注]，以敦煌遗书中的《请宾头卢疏》为例，说明请宾头卢事仪有一定的规范，宾头卢信仰有一定的规模。王惠民《独煞神与独煞神堂考》[※注]，认为“独煞神”即千手千眼观音，“独煞”即观音之于阗语、藏语的音译，同时探讨了于阗与西藏佛教对敦煌佛教的影响。

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寺院经济，中国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曾做过一些工作，后来长期趋于沉寂。这一课题在新时期再度受到热捧。谢重光《关于唐后期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注]，对沙州寺院的等级结构和寺院经济的经营内容、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注]及相关系列论文，主要对敦煌寺院依附阶层——寺户进行新的研究，探讨了吐蕃时期敦煌寺户的来源、寺户的管理人寺卿、寺户的编制、寺户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等，以及归义军时期寺户制衰落过程中敦煌寺院的常住百姓、硙户、梁户等阶层的社会地位。作者虽以研究敦煌寺户制的各种表现形态及其衰落演变为中心，实际考察的范围牵涉敦煌佛教史的诸多方面，而作者的立意在于将此课题研究作为解剖中国3世纪以后部曲荫户制度衰落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一把钥匙。这种长时段考察的方法和思路，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大的启发性。杨际平《吐蕃时期敦煌社会结构的某些变化》[※注]，认为吐蕃时期敦煌寺院的寺户在受田与赋役负担方面和其他民户相同，但其地位应高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寺户虽依附于寺院，同时亦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张弓也讨论了敦煌寺户的来源及常住百姓的具体身份，并考察了寺户和常住百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注]同作者之《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牧羊人》[※注]，分析了寺院牧羊人的身份。姜伯勤[※注]、唐耕耦[※注]分别对寺院碾硙的经营方式和收入、硙户的性质等问题做过探讨。姜伯勤还对敦煌寺院的音声人及其身份地位进行了研究。[※注]

利用敦煌寺院文书研究僧尼的社会生活在新时期取得了重要成就。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注]及其相关系列论文[※注]，依据具体文书资料探讨了敦煌地区僧尼的出家和受戒、生活方式、与寺院常住财产的关系、宗教活动、宗教收入、遗产的处理与丧事操办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了与经律记载不同的图景，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谢重光通过把普通僧众私有经济和世俗自耕小农经济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僧侣私有经济具有世俗化特点。[※注]李德龙《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注]，通过分析僧尼个人财产的占有、僧尼遗产处理方式的变化说明当时敦煌僧尼经济已与世俗经济融为一体，寺院的实际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佛教的清规戒律，寺院经济与世俗封建经济趋于同步，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强。郝春文则从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说明其世俗化的特点，认为敦煌僧尼有住寺和住家两种生活方式。住家僧尼和亲属“合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住寺僧尼也是各自独自生活。[※注]郝春文还对僧侣个人的收入和支出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施物是沙州僧人宗教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包括从儭司领到的物品和为他人做法事时得到的物品[※注]；僧尼的支出体现在新受戒者都要向都司交纳一定数量的财物[※注]。马德认为莫高窟是敦煌佛教教团的禅修之地，敦煌佛教教团在莫高窟所从事的各种佛教活动是僧俗共建的、圆融各宗各派的、社会化和世俗化的“入世佛教”[※注]。

在敦煌寺院经济管理方面，唐耕耦对寺院会计文书作了介绍，分析了这些文书的重要价值[※注]；《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注]对敦煌寺院入破历、常住什物历等会计文书做了缀合、复原和研究；《四柱式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的解剖——诸色入破历算会稿残卷复原的基础研究》[※注]一文详细解剖了四柱式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的结构，为此类文书的缀合复原提供了范例。在此基础上，他又在《净土寺六件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缀合》[※注]一文中对净土寺的六件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进行了缀合，为学者利用这些文书所蕴含的信息提供了便利。韩国磐《也说四柱结账法》亦对几件寺院四柱会计文书进行了研究。[※注]

关于寺院的财产，郝春文考证了敦煌各寺常住什物的名目和数量、常住什物与僧人的关系、常住什物的来源等问题，并说明了敦煌僧尼和寺院常住斛斗的关系。[※注]王尧、陈践在《榆林寺庙产牒译释》[※注]一文中，介绍了瓜州榆林大寺所属的寺户、奴仆、牲畜、公产物品等寺庙财产。关于寺院的收入，姜伯勤认为在吐蕃时期，“田收”在寺院收入中仍占有重要地位，高利贷收入尚未对地产收入形成压倒性优势；而在归义军时期，沙州各寺收支帐中“利润入”增加，这时的寺院经济结构以高利贷、地产和加工业作为支撑。[※注]唐耕耦《乙巳年（公元九四五年）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稿残卷试释》[※注]，对P.2032号文书做了研究，分析了净土寺于944年收入的构成。郝春文认为新受具戒者要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这是都司的经济来源之一；施舍是敦煌寺院常住什物的重要来源之一；施物在都司、寺院的经济收入中所占的地位不同。关于寺院的支出，郝春文研究了敦煌寺院的支出用途，说明了供应僧人饭食的条件。[※注]唐耕耦认为敦煌报恩寺的财务管理相当健全，其经济审计制度具有现实意义。[※注]郝春文除了对儭司、大众仓等机构的经济职能作了详细的说明之外[※注]，还认为寺院的财产管理存在着漏洞，僧人通过两种手段侵蚀常住斛斗[※注]。

二 道教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道教文献计有800多件，但前两个阶段中国学者仅对其中个别文献做过整理和研究，如“老子化胡经”和《老子想尔注》。而日本学者如大渊忍尔等在敦煌道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却作出了世所瞩目的贡献。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敦煌道教研究也逐渐赶了上来。尚林《敦煌道教文书概观》[※注]、邵文实《敦煌道教试述》[※注]、周维平《敦煌道教钩玄》[※注]都对敦煌道教文献做了概括性介绍。朱越利《道经总论》[※注]，虽是对道经起源、产生与发展的总论性论述，但也涉及敦煌道经、藏外道经等内容。

真正具有研究性质的论文有卢国龙之《论理贯重玄之〈昇玄内教经〉》[※注]和《将示重玄义开发众妙门——〈本际经〉研读》[※注]，两文主要以《昇玄内教经》和《本际经》为研究对象，对唐代道教重玄义学和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姜伯勤则重点以《本际经》为考察目标，对《本际经》与敦煌道教发展的关系、《本际经》所反映的道性论的问题做了阐发。[※注]

万毅是新时期研究敦煌道教典籍的新锐。其陆续发表的系列论文和200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敦煌本道教〈昇玄内教经〉与〈本际经〉研究》，不仅运用年代学、文献学和文书学的研究方法对《昇玄内教经》和《本际经》的文本、成书与流行年代进行了考证，并对《昇玄内教经》的教理体系，思想内容和渊源，与北周武帝宗教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对隋代造作的《本际经》思想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同时还对一件日本藏的《本际经》写卷做了说明。[※注]

另一位在新时期就敦煌道教典籍发表系列论文的新锐是刘屹。其《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经〉新探》[※注]，将十卷本现存的四个残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提出了《化胡经》和“化胡经系”的研究理路，并探讨了《化胡经》的发展与李唐皇室的关系；《试论〈化胡经〉产生的时代》[※注]，对《化胡经》产生及流行的时代提出了新的看法；《敦煌本〈老子变化经〉研究之一——汉末成书说质疑》[※注]，对《老子变化经》产生于汉末的成说提出了质疑；《敦煌本〈昇玄内教经〉的卷次问题》[※注]，就该经之卷次向万毅提出商榷；《广说品考》[※注]，考订该品即《太上妙法本相经》卷二十一《广说普众舍品》，同时解决了该品的产生时代。

此外，马承玉以敦煌写本为主，结合史籍的记载，认为《洞渊神咒经》可能与东晋初年蜀汉道士的造作有关，当是永嘉丧乱后北方天师道与李家道合流的产物，并对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讨论。[※注]

与对道教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相比，对敦煌道教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姜伯勤《沙州道门亲表部落释证》[※注]，对《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中所见“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做了考证，认为此群体是8世纪末吐蕃管辖沙州后由道士、女官及其有关内亲、外亲所组成的一个千户，其得以建立是吐蕃著名宰相尚绮心儿在沙州所推行的政策之产物。胡恩厚《敦煌莫高窟道教史迹考察》[※注]、邵文实《敦煌道教试述》[※注]、姜伯勤《道释相激——道教在敦煌》[※注]等，分别对敦煌的道教史迹和敦煌的道教史做了介绍或初步考察。颜廷亮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对敦煌地区的道教及其文化进行了讨论。[※注]由于材料所限，以上成果大多停留在介绍的层面。

新时期中国学者在敦煌道教典籍整理，利用敦煌文献研究道教思想、文化和道教历史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已经出现试图将敦煌道教文献置于中古时期的历史社会背景之下讨论，改变过去以考证敦煌道书为主要研究模式的积极尝试。并且也开始对敦煌道教文献进行集中整理。如《中华道藏》中所收敦煌道教佚经的释录成果和李德范所编的《敦煌道藏》等。[※注]但从整体上看，与国外的研究仍有差距，特别在敦煌道教文献整理方面，未能出现像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图录编）那样的巨著。

三 三夷教

对敦煌三夷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我国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都出现过比较重要的成果。“文化大革命”时期趋于停滞。新时期这方面的研究亦取得了重要进展。

荣新江对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进行了释读和研究，证明祆教早在4世纪初期就由粟特商人带入中国，北朝隋唐文献中的“天神”即指祆教之神。[※注]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注]，将斯坦因自藏经洞所获Or.821284认作粟特语祆教残经，并以之讨论了祆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但此说遭到质疑。林悟殊从佛教文献中钩稽出祆教内容，证明了敦煌有粟特祆教徒的存在。[※注]张广达等对9—10世纪敦煌粟特人的祆教信仰作了细致考察。[※注]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注]，通过爬梳敦煌文献中的零散记载，说明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粟特人不但信仰佛教，还在佛教界具有一定势力。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兼论其与王朝祭礼的关系》[※注]，利用敦煌文书中的相关记载论证敦煌的祆祠赛神已被纳入中国的传统祭祀活动中。

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祇》[※注]，成功地考辨出敦煌白画中的持犬女神和持日月蛇蝎女神都是与祆教有关的粟特神祇。张广达进一步论证这幅敦煌白画上的形象很可能是善恶对立的祆教神祇妲厄娜和妲厄娲。[※注]就神祇的定名而言，将右侧女神比定为妲厄娜，目前学界已达成共识；对于左侧女神的具体身份，上述两家的结论不尽相同。目前来看，将画面左侧女神的解读无论设定哪种方案，都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或许仰赖于未来新材料的发现。谭蝉雪《敦煌祈赛风俗》[※注]，简要论及赛祆时要设供、燃灯，还要用数十张画纸来描绘祆神。

张德麟《敦煌景教文献〈尊经〉中的一些问题》[※注]，认为《尊经》与崇拜仪式无关。吴其昱《景教三威蒙度赞研究》[※注]，将汉文写本的内容和叙利亚文的《荣归上帝颂》一一比较，确认了该经是叙利亚文的汉译。同氏《唐代景教之法王与〈尊经〉考》[※注]，就P.3847中出现的法王名称及经目进行了考释，将该等名目在还原中世汉音的基础上，考证其叙利亚文或希伯来文、希腊文之原名。该文在佐伯好郎的基础上将该经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林悟殊《敦煌景教写本伯3847之再研究》[※注]，指出《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尊经》字体一模一样，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虽同属同一写卷，但它们不仅内容和表达形式有别，而且各有本源，前者译自叙利亚文，后者则是直接用汉语撰成；二者均是独立写本，非同一经文。陈增辉对《志玄安乐经》的文本进行了释录和考证，对前人研究多有补充[※注]。翁绍军将《志玄安乐经》作为唐代景教本色化的一个重要论据加以阐发，并认为经文中宣扬的“无”和“安乐”的思想源自道家，而该经是辑录道佛义理撰写而成。[※注]黄夏年则从《志玄安乐经》中举出了数十个佛教术语，指出包括该经在内的很多景教经典都采用了大量的佛教术语，认为景教是以佛教为载体，主要通过佛教的教义来宣传自己的教义。[※注]林悟殊对敦煌文书中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做了校录，并论证该经应是西安景教碑作者景净的作品，且撰作年代要早于景教碑。[※注]20世纪40年代末始公布于世的“小岛文书”，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曾在学界引起很大关注。林悟殊和荣新江分别从景教教义和敦煌学两方面进行考证，确定小岛文书为伪[※注]，近年洛阳景教经幢面世，为二人的判断提供了新的证据。[※注]林悟殊对富冈文书（羽460）和高楠文书（羽459）也提出了质疑，他据两件文书的内容与内涵之矛盾，即文书卷面漂亮整洁、书写认真，但其经文内容存在明显纰缪、次序混乱、题文脱节等现象，怀疑经文是由教外人根据一些杂乱的经文，抄录凑合而成，完全不是当为一部神圣的经典来制作，而是现代人的精抄赝品。[※注]

摩尼教的研究，林悟殊贡献最大。1987年，林悟殊出版了大陆首部关于摩尼教的论文集《摩尼教及其东渐》。[※注]其《摩尼教入华年代质疑》[※注]，重新讨论了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情况，认为摩尼教大约在4世纪初已传入我国，在民间私下流传。《〈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注]，对《摩尼教残经》进行了研究，讨论了这部残经的本名及出于摩尼何典的问题，认为《摩尼教残经》的原名很可能是摩尼本人第五部经典《钵迦摩帝夜》，即《证明过去教经》。但迄今尚未发现任何可确认二者关系的其他语种译本，尚待新资料的佐证。他根据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所署年代论证了该经典的产生背景，指出汉文《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具有依托佛教和攀附道教的特点，不可能译自中亚语摩尼教经典，而是在华摩尼教法师为了适应唐代尊道重佛的气氛，直接用汉语撰写的说明其教整体概况的一份解释性文件。[※注]他还考察了《下部赞》的汉译年代，指出在武后时期，汉文《下部赞》还未流行于世；而其汉译的时间下限不会迟于会昌年间；并指出《下部赞》的汉译流行必定是摩尼教借助回鹘重新入传中国内地的时期，具体为大历三年（768）至会昌二年（842）。[※注]

第二节 敦煌古籍

这里的“敦煌古籍”，指已上各学科学术史未涉及的古代典籍，按经、史、子、集顺序介绍。

一 经部

经部文献在新时期也开始出现从一般性介绍和个案整理研究向分类整理研究的转向。如顾颉刚、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注]，汇集历代不同字体《尚书》为一编，其中收录敦煌写卷35号之影本，是新时期收录敦煌本《尚书》写卷材料最全者。吴福熙《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注]，录校27个《尚书》残卷，是大陆学界对敦煌写本《尚书》的第一次全面整理。但由于作者对敦煌写本了解不够，存在收录不全、释文粗疏等问题。[※注]而且，书名虽名“校注”，但实际上并未作注。评论者认为此书“不足之处甚多，而发明极少”[※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分类整理著作当推王素之《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注]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郑注”校录，择选9件为底本，其他20余件作为校本，另以敦煌本《论语集解》《论语白文》、刊本《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疏》，以及前人辑本或校勘本等作为参校本，对写本“郑注”残存的《为政》第二至《宪问》第十四各篇分别进行释录和校勘，恢复了半部唐代“郑注”的原貌；下卷汇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之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有关《论语郑氏注》的另一专题研究成果是陈金木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以考据、复原、诠释为中心的考察》[※注]，该书分研究篇、实证篇和复原篇三个部分。其中“研究篇”从“三个层面”（考据、复原、诠释）和“十项主题”（该书所论十章）入手，对唐写本“郑注”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总结性研究；实证篇以前篇为理论基础，对唐写本“郑注”现存《为政》至《公冶长》四篇进行了具体验证；复原篇则以前篇为验证样板，对唐写本“郑注”现存《雍也》至《宪问》八篇作了宏观推拟。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注]，对所收集的70号《论语集解》残卷做了释录，按《论语》二十篇次序编排，加上何晏《论语序》，总计二十一篇，每篇择用良本作底本，用其他敦煌本和传世本校勘，是对敦煌写本《论语集解》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限于当时的条件，该书所收敦煌写本《论语集解》尚不完备，有些断裂的写本也未能缀合。[※注]此外，许建平针对敦煌本《礼记音》陆续发表系列论文，对其作者及著作年代进行深入考察，认为该写卷并非徐邈所作，应该是5世纪的某位北方作者所为。[※注]林平和就敦煌本《周易·王弼注》亦先后发表三篇论文[※注]，用敦煌本与传世本相互比勘，并对其价值加以申说。已上许、林的研究亦可以看作对某类敦煌古籍的专题研究。

专题性整理和研究之外，一般性的介绍和单篇的个案考察在这一时期也不乏佳作。

陈红彦对新881号（BD14681）《尚书》做了校勘，并推测该件抄写于唐高宗时期，是卫包改字前的今字本《尚书》。[※注]伏俊琏《敦煌〈诗经〉残卷叙录》[※注]，介绍了29种写本，增补陈铁凡未收的三种，却遗漏了陈氏已收的俄藏两种L编号的写本。黄瑞云对敦煌古写本《诗经》部分文字做了校释。[※注]宁可《敦煌遗书散录二则》[※注]，据原卷对S.10V的《毛诗音隐》重新释文，得出共计144字之音，补正了潘重规释文的漏录和误识。王松木《试论敦煌写本〈礼记音〉与徐邈音的同异关系》[※注]，亦不同意向达、王重民等学者将《礼记音》定为徐邈所著，认为《礼记音》大体反映了北方文读系统，但在标音形式上多参照徐邈音的音注形式，其抄写时间应在7世纪初期。荣新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注]，揭出前列王书未收之唐抄本残片三件，包括上海博物馆藏本、66TAM：3/7、S.11910。王素也又拣出其前著未收录的S.7003B《郑玄论语注》。[※注]李方《唐写本〈论语皇疏〉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注]，将敦煌本与日本武内义雄校刊本《论语义疏》逐一对勘，认为该写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皇疏》原形，应为讲经师为讲经需要而作的义疏提纲。许建平《北图藏殷42〈论语音义〉残卷跋》[※注]，对BD10610（L0809）+BD09521（殷42）《论语音义》作了释录和解说。李丹禾对敦煌本《尔雅》残卷做了初步释录。[※注]

二 史部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史部典籍相对比较零散，所以，除保存的写本相对较多的《春秋后语》在新时期出现了专题性整理文本外，其他正史、编年史和杂史仍以介绍和个案整理与研究居多。

康世昌在20世纪70年代郑良树工作的基础上，发表系列论文对敦煌本《春秋后语》作了进一步的收集和释录，并对有关问题做了研究。[※注]王恒杰《春秋后语辑考》[※注]，将敦煌本、清人辑本及散见的《春秋后语》集为一册，是对该书最全面系统的集录，然犹未完备。李际宁在该书之外发现国图藏原“味青斋敦煌秘籍”中有一件《春秋后语·秦语》（编号为新865，现编为BD14865）[※注]，并作了释录和考释[※注]。S.1439《春秋后语释文》残卷为今存唯一之《春秋后语》注本，罗振玉疑为五代人所注，王重民推测为唐人卢藏用所作，康世昌认为残卷与诸书所引之注不同，乃是另一种唐人注本。[※注]许建平认为其体例与陆德明《经典释文》极为相似，以注音为主，兼及释义、辨字、收录异文[※注]，在引用书籍和校勘、辑佚方面都有重要价值[※注]。岑仲勉《跋敦煌抄本唐人作品两种》[※注]，对P.2668和P.2501保存的《阃外春秋》做了新的探索，指出唐人多“荃”“筌”不分，否定了王重民早年认为“李荃”和“李筌”是两个人的说法。郭锋《简谈敦煌写本斯二五○六号等唐修史书残卷的性质和价值》[※注]，对该史书的性质做了新的探索，不赞同王国维的“盖占家所用历”[※注]之说，认为该件系唐修史书，性质上属于春秋年历类编年史，大约作于唐中后期，名称似为古今年代历或年纪一类。他还用该史书与正史的相关记载做了比勘。同作者之《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成书年代诸问题》[※注]，对各写卷的抄写年代、原卷成书年代、作者及内容特色等有所讨论，认为此书的作者是宗显，原书约成书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林聪明《虞世南帝王略论两写本校记》[※注]，对敦煌本《帝王略论》做了校释。瞿林东《〈帝王略论〉——唐初史论的杰作》[※注]，结合敦煌写本补充的资料，分析了《帝王略论》在中国历史评论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三 子部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子部文献内容庞杂，很多内容已在相关学科介绍，这里重点介绍对敦煌类书的整理和研究，兼及少量对小说家、兵家和杂家的探索。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多种后世散佚的类书写本，新时期这类写本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用力最多、贡献最大的是王三庆。他最早对这类文本进行专题研究。其《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注]，对敦煌本P.2524《语对》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语对》上承《类林》，另有增编，下启《籯金》，在私家编纂类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后，他又接连发表论文，对《事林》[※注]《类林》[※注]《励忠节钞》[※注]等类别分别进行整理和考释。在此基础上，将敦煌写本《修文殿御览》《励忠节钞》《类林》《事林》《事森》《雕玉集》《勤读书抄》《应机抄》《新集文词教林》《新集文词九经抄》《语对》《籯金》《北堂书钞》《蒙求》《兔园策府》《古贤集》《珠玉抄》等类书汇编为《敦煌类书》[※注]，上下两巨册，分研究篇、录文篇、校笺篇、索引篇及图版篇五个部分，虽然录文尚不完善，但该书是对敦煌类书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为后来的进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

新时期还有一些其他学者关注敦煌类书的研究。黄维忠、郑炳林《敦煌本〈修文殿御览残卷〉考释》[※注]，分析了该写本的定名、性质和作用等问题，推翻了以往研究者将其指为《华林遍略》的结论，肯定其乃《修文殿御览》无疑，为该卷的定名之争画上了句号。方南生《唐抄本类书〈励忠节抄〉残卷考》[※注]，主要对英法所藏五个写卷做了全面考察，推测其成书年代当在唐太宗至高宗时期，与王三庆的推测有所不同[※注]。郭长城《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研究》[※注]，将P.2573和S.1722相缀合，使这一缀合本成为目前所知最完整的写本，包括书名、作者、序文及卷第一之辨天地、正历数、议封禅、征东夷、均州壤。同时对失去原注的S.614、P.2573、S.1722等进行补注。又对成书、流传、作者、引书等问题进行考察，他认为此书成书年代的上限当在唐太宗时期，下限不会晚于唐昭宗。周丕显《敦煌古钞〈兔园策府〉考析》[※注]，认为《兔园策府》并非一般性质的蒙书，其正文、注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史、文明史内容。刘进宝则重点分析了《兔园策府·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其与唐太宗、高宗时期中原王朝对高丽用兵有关。[※注]韩建瓴《敦煌写本〈古贤集〉研究》[※注]，是较早专门研究《古贤集》的论文，介绍了《古贤集》的抄卷情况，并对《古贤集》进行全文校录，认为其可能创作于盛唐后期至中唐前期，应该是在当时科举制度、蒙学教育和文学创作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吴枫、郑显文《〈珠玉抄〉考释》[※注]，考证《珠玉抄》的成书年代上限为唐中宗神龙三年（707），下限为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并据与之关系密切的《杂纂》和《杂纂》作者李商隐，推测《珠玉抄》成书于河南地区。王喆《〈珠玉抄〉成书年代及作者考》[※注]，其观点和材料与吴、郑之文雷同。郑阿财《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注]，搜罗英、法、俄等国藏本16件写本进行整理勘校，并论述了其内容、性质、引书、成书年代等问题。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小说家类写本不多，新时期这类写本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既有理论性的探索，也有个案研究。柴剑虹《敦煌古小说浅谈》[※注]，对“敦煌古小说”的概念进行探讨，认为该概念即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小说类写本的总称，其范畴应该是敦煌写本中所有关于历史传闻、人物故事、鬼神灵异的文学作品，可分为志人类、志怪类、传奇类和幽默类四种。《搜神记》归入志人类下列的佛传、僧传故事；《冤魂志》（或称《还冤志》）属于志怪类下列的冥报、感应、灵验故事；《周秦行纪》属于唐人传奇小说；而《启颜录》属于幽默类。

张锡厚《敦煌写本〈搜神记〉考辨——兼论二十卷本、八卷本〈搜神记〉》[※注]，是系统考究敦煌本《搜神记》的第一篇论文。他对敦煌本《搜神记》的写卷进行排比整理，考辨了它与今传二十卷本、八卷本（《稗海》本）《搜神记》的关系，认为《搜神记》残卷即是从干宝《搜神记》节选而成的抄本；敦煌本所有而今本未载的佚文，可以补入作为干氏书的一部分。但项楚认为敦煌本《搜神记》和《稗海》本《搜神记》存在某种联系，但和干宝所撰《搜神记》完全不相干。[※注]林聪明《敦煌本〈还冤记〉考校》[※注]，将敦煌本与传世本做了比勘。高国藩《论敦煌本〈冤魂志〉》[※注]，从民间文学的角度解读了其中十五则故事。林聪明将敦煌本与《太平广记》本《周秦行纪》进行了对勘。[※注]邝庆欢对《周秦行纪》做了集校，并考察了其版本系统。[※注]

王利器最早将敦煌本《启颜录》收入《历代笑话集》。[※注]张鸿勋《谈敦煌本〈启颜录〉》[※注]《敦煌本〈启颜录〉发现的意义及其文学价值》[※注]，对《启颜录》的故事来源、成书时间做了探讨，指出《启颜录》中的大部分故事在最初应是口头创作，然后才由文人整理写定，集结成书的时间当在唐高宗显庆元年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656—724）。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杂家类典籍只有《刘子》。该书亦称《新论》或《刘子新论》。林其锬、陈凤金将刘希亮影写刘幼云（廷琛）旧藏本敦煌本《刘子》残卷与法藏本做了对校。[※注]同作者《刘子集校》，自敦煌卷子中辑得五种《刘子》写本作为校勘材料，即P.3562、P.2546、P.3704、罗振玉和傅增湘校录的何穆忞旧藏本、傅增湘校录的刘希亮影写刘幼云旧藏本。后林、陈二氏《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注]，又增加了P.3636《残类书》引《刘子》残卷，并刊出六种《刘子》残卷的影印件，且附有详细的校勘记。许建平先后发表《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注]《敦煌本〈刘子残卷〉举善》[※注]《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补》[※注]《〈残类书〉所引〈刘子〉残卷考略》[※注]，对前人探讨不足的P.3636《残类书》引《刘子》残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释录和考证。荣新江《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注]，考察了罗、刘二氏藏本的流传踪迹，指出罗本原件现存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刘本原件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现编号为BD14488）。同作者后在英国图书馆发现未刊之《刘子》残片S.12042。[※注]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兵家类写本仅见有《六韬》（P.3454），且非完本，仅存200行。王继光《敦煌唐写本〈六韬〉残卷校释》[※注]，推测该件为贞观初年之写本，是北宋删定之前的原本。其价值在于既可据之校勘传世本的错误，又可藉之窥见太公原本的面目。

四 集部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集部文献少于经、史、子部，但亦有重要价值。以下依文集的时代次序分别介绍其研究情况。

敦煌文献中的《文选》抄本有近30号，抄写时代均在隋唐时期，是现知时代最早的一批抄本。包括昭明原编白文无注本、流传至今的李善注本、李善注本之前佚名注本、《文选音》。李永宁《本所藏〈文选·运命论〉残卷介绍》[※注]，确定敦煌研究院藏0356与P.2645实为一卷之裂，可相直接缀合。傅刚认为永隆本《西京赋》（P.2528）乃弘济寺僧“合成本”，所依据的是薛综和李善两种底本。[※注]罗国威探讨了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的文献价值。[※注]其《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注]，首次对敦煌本《文选》做了全面收集和校录，但搜罗不全，所收写卷仅达全部敦煌《文选》写卷的一半略强，释文也问题较多。同作者之《敦煌本〈文选注〉笺证》[※注]，对天津艺术博物馆和日本永青文库所藏缀合本《文选注》做了释录、校勘和注释。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注]，包括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叙录，并影印刊布了全部文书图版。

敦煌写本《玉台新咏》（P.2503）存诗10首，其中不少是《文选》没有的作品，亦有与《文选》互见的作品。汪泛舟《〈玉台新咏〉杂考》[※注]，对P.2503《玉台新咏》的诗文、作者、版本体例、前人注释等分别作了考证和辨析，并推测该件为盛唐写本。

敦煌写本唐人文集有《王绩集》《故陈子昂集》《甘棠集》。张锡厚在王重民、吴其昱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王绩集》《故陈子昂集》做了进一步的校勘和考释。[※注]张锡厚《敦煌本〈甘棠集〉及刘邺生年新证》[※注]，在上一时期吴其昱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本《甘棠集》的文体特征、文学艺术性及其文献价值做了分析。指出《甘棠集》虽题为“集”，却与见诸书目著录的“别集”类作品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它不是编集包括刘邺诗文的全部著述，而是专门选录表状笺启之类的文字。按其行文格式和表现手法，明显缺乏文学的艺术特性，与其说是文学作品，不如说是更接近表现官私事务的公文之一体。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注]，第一次全文校录《甘棠集》，并作初步考释。其后发表《〈甘棠集〉的性质及传入敦煌的时间再探讨》[※注]《刘邺年谱简编》[※注]，对前著中言之不详的写本性质、传入敦煌的时间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认为《甘棠集》编撰的目的在为写“表状书启”等公文时参考之用，即表状笺启类书仪，在咸通中流入敦煌的可能性最大。已上成果后来结集为《敦煌本〈甘棠集〉研究》[※注]。

敦煌写本唐人诗集主要有《王梵志诗》《高适诗集》《珠英集》《瑶池新咏集》，因《王梵志诗》具有显著的俗文学性质，其研究情况已在“敦煌文学”部分介绍。20世纪80年代伊始，有关高适诗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如孙钦善以传世本（明覆宋分体十卷本为底本，参校清影宋抄本、明铜活字本）对勘敦煌写卷[※注]，在其《高适集版本考》中区分了“高适诗集”与“高适诗选”[※注]。吴肃森注释高适佚诗三首，并对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等进行探讨。[※注]施萍婷《敦煌写本〈高适诗〉研究》[※注]指出，敦煌本《高适诗集》存有13种抄本，去其重复，共得79题104首（含1赋），除了P.3862所存36题50首全为“高适诗”，另外P.2567、P.2552等写本所抄的高适诗49首亦当源自高适诗集，其他卷号保存的高适诗均散见于唐诗文选集内。敦煌本《高适诗集》中有8题8首不见于传世本，其他见于传世本的因时代较早，所存内容必然更接近于唐人原编《高适诗集》之原貌，因此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校勘价值。张锡厚《敦煌本〈高适诗集〉考述》[※注]，梳理了敦煌文献所存高适诗的著录情况。

吴其昱《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考》《敦煌本〈珠英集〉中的14位诗人》[※注]，对该集的编纂及作者进行了考证，并对该集美学、文学史、史学和语言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做了阐发。徐俊指出该集卷次排列上似乎大致遵循了官班为次的原则，并推测《珠英集》的编纂时间略晚于《三教珠英》成书时间，或在长安二年（702），其散佚当在宋元之际。[※注]余欣则选取《珠英集》所载刘知几佚诗三首加以笺证。[※注]

荣新江、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注]，考出俄藏Дx.03861、Дx.03872+Дx.03874为唐蔡省风编《瑶池新咏》，是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又一个久已佚失的唐人选唐诗残本。

第三节 敦煌科技文献

敦煌藏经洞文献和莫高窟壁画中，保存了不少敦煌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珍贵资料，涉及医药卫生、天文历算、纸张印刷、手工织造、酿制技术等，其中尤以实用性的医书药方、算书、日历等为多，为研究4—10世纪之间科技史提供了新资料。前两个阶段，虽已有学者撰写论文关注这方面的材料，但未及开始全面的整理和系统的研究。新时期这方面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也进入了分类整理的新阶段。周丕显《敦煌科技书卷丛谈》[※注]，最早对敦煌遗书中的古本草、古历日、印刷术资料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孙国华《敦煌遗书中的科技文献》[※注]，将山川地理、农业水利文献均纳入科技文献类，将星占、相书等归为“与迷信杂糅之科技资料”，甚至关注到字书、类书、童蒙文献、官文书中包含的科技因素。以下择要介绍对医药文献、天文历法、算术科技、纸张印刷，以及纺织技艺、农业技艺和冶炼技术等方面资料的整理研究情况。

一 医药文献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百余件医药文献，大多是隋唐五代时期的手抄本，是现存较早的医药文献之一。马继兴总结了敦煌医药文献具有五个方面的文献价值：极大丰富了隋唐前后医学典籍宝藏；为古籍的校勘和辑佚提供了重要资料；古佚“经方”的重要发现；多方面的医药学术成就；解决了在医史研究中若干长期争议的问题。[※注]他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注]，收集了敦煌古医籍写卷80余种，对每种医籍从书名、提要、原文、校注、按语及备考六个项目进行叙述。该书系统介绍了我国出土医学卷子的保存情况与敦煌医学卷子的来源、时代，敦煌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文献学特征、学术价值等，是第一部整理研究敦煌医学文献的专著。次年，赵健雄等编著的《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注]出版，选取15种敦煌医药文献，以原文、校勘、注释、按语的体例进行校释。马继兴在《敦煌古医籍考释》的基础上补充资料，完成了《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注]，收录敦煌吐鲁番古医籍达84种，按题解、释文、校注等项目进行校录，影响颇广。丛春雨《敦煌中医药全书》[※注]，收录的敦煌医药文献基本没有超出《敦煌古医籍考释》，且释文错误较多。同作者之《敦煌中医药精粹发微》[※注]，系在《敦煌中医药全书》的基础上筛选出部分医经、诊法、本草和方剂进行解释，并说明其临床应用价值。王淑民《敦煌石窟秘藏医方——曾经散失海外的中医古方》[※注]，从敦煌医学文献中选录较为完整的医方475首，按主治疾病分类，每类的解题介绍了古文献对该病的相关记述及方剂源流等内容。

在医药文献的分类方面，诸家多不相同，而且同一家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如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将敦煌古医籍写卷分为医经，五脏论，诊法，伤寒论，医术，医方，本草，针灸，辟谷、服石、杂禁方，佛教、道家医方，医史资料共十一类；《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又分作医经诊法、医书医方、针灸疗法、其他医术四大类。赵健雄则分为医经诊法类、医术医方类、针灸药物类、养生辟谷类和佛教医方类五种类型。[※注]《敦煌中医药全书》分为医理类、古藏医药类、针灸类、诊法类、本草类、医方类、道医资料类、佛医资料类、医事杂论九类。其著者后撰文又将敦煌古医籍分为医理类、古藏医药类、针灸类、诊法类、本草类、医方类和形象医学七个类型[※注]。以下将从医经、本草、针灸、医方、形象医学五个方面来回顾敦煌医药文献研究在新时期的学术成就。

医经类。赵健雄《敦煌写本〈伤寒论·辨脉法〉考析》[※注]，考订S.202与宋本《伤寒论》“辨脉法第一”相同，是现存最早的《伤寒论》传本。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注]，对S.202与P.3287残卷《伤寒论》的版本进行了考证。王淑民《敦煌卷子〈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考》[※注]，对写本作者、成书时代进行了初步考察，并探讨了其与《汤液经法》《伤寒杂病论》三书方剂的关系。[※注]谭宗达《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校勘》[※注]，参以现存于朝鲜《医方类聚》之《无名撰五脏论》，对四件敦煌写本进行对校和注释，推测其作者乃托名张仲景以自重，并为版本溯源提供了的线索。同作者还对比了《张仲景五脏论》与《黄帝内经》五脏理论的相关内容。[※注]杜雨茂等持不同观点，认为《张仲景五脏论》符合张仲景的学术观点，可能是《梁·七录》所载之《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的异名同书。[※注]在成书和抄写年代的考证方面，赵健雄推测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乃隋唐时所作，收集了当时流行国内外民间的医疗经验，以脏象为核心，阐述病因病理、脏腑辨证、疾病诊断、药物炮炙等知识，是易学易诵的医学基础读物。[※注]马继兴认为P.2378和P.2755《张仲景五脏论》成书和抄写于唐初。[※注]谭宗达则认为P.2378乃晚唐至五代初曹议金时期的写本，而P.2755为吐蕃末期、归义军早期的写本。朱定华则将敦煌本《明堂五脏论》“明堂”解释为“形躯”与“人体”，提出将“明堂五脏论”直接译为“人体五脏论”[※注]。王淑民、庞莎莎《敦煌吐鲁番出土古本〈五脏论〉的考察》[※注]，将《明堂五经论》《张仲景五脏论》《耆婆五脏论》的内容及价值做了对比研究。张侬《敦煌〈脉经〉初探》[※注]，分析了《脉经》内容；《敦煌〈脉经〉针灸学术浅述》[※注]，主要讨论《脉经》的针灸部分的内容；《敦煌〈脉经〉七方考》[※注]，考证了敦煌写本《脉经》中保存完整的七首古方，都是世人前所未闻的医史资料。王淑民对《玄感脉经》作了探析。[※注]

本草类。谭宗达《敦煌本〈无名本草〉残卷考》[※注]，对P.3822的时代、所载内容进行考证，认为该卷与《新修本草》联系密切。后来的研究证明此“无名本草”即《新修本草》。陈湘萍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敦煌残卷《新修本草》进行了考察。[※注]梁茂新《本草经集注写本年代考异》[※注]，对现存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敦煌本《本草集注》[※注]的年代进行考证。尚志钧《敦煌出土〈本草经集注序录〉的考察》[※注]《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对本草学的贡献》[※注]等，对敦煌本《本草经集注》的序录及该件对本草学的贡献进行了论说，并推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新辑本[※注]。对于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本草类写本的整理，先有谢海洲等辑佚《食疗本草》[※注]，在敦煌本《食疗本草》（S.76）基础上对该书做了初步辑佚。其后谢海洲领衔重新辑复该书，收食物药260种。[※注]郑金生、张同君《〈食疗本草〉译注》[※注]，对该书做了白话翻译和注释。谭真《敦煌本〈食疗本草〉残卷初探》[※注]、范新俊《敦煌遗书〈食疗本草〉残卷初探》[※注]，亦对《食疗本草》做了释录和介绍。

针灸类。马继兴认为敦煌本《灸经图》（S.6168、S.6262，乃同一卷之裂）的绘成年代在10世纪以前，对校勘唐代古医籍具有参考价值。[※注]赵健雄对P.2675《新集备急灸经》做了初步考察。[※注]张侬《敦煌石窟秘方与灸经图》[※注]，精选300余首医方，按方名、原文、简释、功效、主治、方解、应用、按语、歌诀等分类阐释。同作者之《敦煌〈灸经图〉残图及古穴的研究》[※注]，着重考证《灸经图》的古代穴点，指出敦煌《灸经图》具有《内经》时代的针灸学痕迹和唐代早期的灸法特点，同时融入了敦煌地区化的针灸学特点。

医方类。王冀青在大英图书馆考察敦煌写本时发现S.3347+S.3395+S.9987B₂+S.9987A四残片，内容、纸质、书法、字体、格式、墨色等完全相同，为同一件之裂，作者认为该卷收集著录单验药方108首，是一部患者“依用自取”的救急手册。[※注]张瑞贤发现敦煌本《备急单验药方卷》与《龙门药方》有密切联系。[※注]谭真《敦煌古药方〈神仙粥〉剖析》[※注]，认为《神仙粥》（P.3810）在医食同源、药味特性、辨正用膳、配伍得当、药理、剂型、炮制比例等诸多方面具有医学道理。李应存、柳长华将敦煌医学文献中记载的疗治五劳七伤等钟乳散养生方（Ф356）、治上气咳嗽吐血食疗方（Дх.10298）、赤白痢食疗方（P.2666V）、道家养生升仙方（S.6052）等做了阐发，比较了其与《千金方》在养生食疗上的联系。[※注]史正刚对敦煌美容医方进行了探索，指出其在用药上以香药、脂药为主，重视养护。[※注]招萼华讨论了敦煌医方中的男性学因素。[※注]郑益民考察了治疗男性疾病方。[※注]

形象医学资料。除医药文献外，敦煌石窟还保留了不少与古代医疗有关的壁画，被称作“形象医学”资料。丛春雨对“形象医学”做了说明。[※注]王惠民对敦煌壁画“刷牙图”做了考察。[※注]赵健雄介绍了壁画中反映古代运动健身和美容的内容。[※注]见于莫高窟第272、428、205等窟的菩萨、金刚力士的低腹大脐造型，则被认为与“气功”有关。[※注]

医学界还对敦煌古医方的使用价值进行了探索。李永新《敦煌医学卷子疗鼓胀病方探析》[※注]，就敦煌古方中治疗鼓胀的疗蛊水遍身洪肿方、葶苈六味饮、葶苈大枣泻肺汤、葶苈杏仁丸等方剂组方用药特色、制方特色、用药特色进行了讨论。

二 天文历法文献

邓文宽《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注]，对敦煌天文历法文献做了概要介绍。席宗泽《敦煌卷子中的星经和玄象诗》[※注]，认为P.2512“星经”保存了二十八宿次位经和石甘巫三家星经。邓文宽指出《玄象诗》用通俗的诗句来描述星躔方位，反映了唐初天文知识的普及情况。[※注]至于敦煌星图，上一阶段席宗泽已经做过研究，新时期继续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注]复制刊布了这件星图，并且给予高度的评价。马世长《〈敦煌星图〉的年代》[※注]，根据卷中“民”字避唐太宗讳缺末笔、不避唐睿宗“旦”字讳、卷后接着描绘的电神图中人物服饰的特征，认为该图抄绘于唐中宗时期。潘鼐从同卷所抄“占云气书”之“臣淳风言”，及星图分野与《乙巳占》相同，认为不排除星图为李淳风所撰的可能。[※注]潘鼐认为敦煌市博物馆藏星图（编号076号）底本的绘制年代早在初唐时期，大抵总在开元、天宝以前星象体系转变的过渡时期。[※注]马世长则认为该星图既有与“全天星图”相似之点，也有和《新仪象法要》星图近似之处，这意味着该星图正处于“全天星图”和《新仪象法要》星图之间变化过渡的位置上。[※注]

张培瑜《试论新发现的四种古历残卷》[※注]，确定了现存最早的敦煌本太平真君历日的历法依据是《景初历》。刘操南对该残历做了录文和考订。[※注]邓文宽对刘氏录文错误做了逐条辨析。[※注]由于敦煌遗书中的历日多为残本，所以确定这些残历的年代是文献学整理的重要工作。日本天文学史专家薮内清找出了解决残历年代的科学方法，从而将残历的定年工作建立在坚实可信的基础上。[※注]藤枝晃将薮内清的方法具体运用到敦煌残历年代的判定上。[※注]施萍婷《敦煌历日研究》[※注]，又取得新的进展，不仅详细解说了敦煌古历的定年方法和依据，还纠正了前人的某些疏失。席宗泽、邓文宽《敦煌残历定年》[※注]，综合利用前人的定年方法，考订了多数敦煌历日的年代。严敦杰《跋敦煌唐乾符四年历书》[※注]，补充了利用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判定残历年代的方法。邓文宽《敦煌古历丛识》[※注]，提出了利用纪日地支和建除十二客对应关系判定残历星命月份的方法。

新时期对敦煌天文历法进行整理成就最大者当推邓文宽。其《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注]《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注]《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注]《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索》[※注]和相关系列论文，全面系统地校录了敦煌天文历法文献，在这类文本定年和价值阐发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如其《敦煌本北魏历书与中国古代月蚀预报》[※注]，揭出了“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曾做过两次准确的月食预报，为迄今出土历日所仅见。

三 算书

藏经洞发现的写本算书（S.19、S.930V、S.4569、S.8336V、P.2490、P.2667、P.3349、Дх.02145V等），虽多为残卷，但内容丰富，是我国也是世界上迄今所见最古老的纸本算书。许康介绍了敦煌算书蕴含着的丰富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信息，认为其数学水平已不亚于《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注]李并成《从敦煌算经看我国唐宋时代的初级数学教育》[※注]，从计数教授、几何问题等方面分析了初级数学教育的状况。王进玉《敦煌遗书中的数学史料及其研究》[※注]、王渝生《敦煌算书》[※注]均提要式地介绍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数学资料。

四 纸张及刻印技术

潘吉星自上一阶段即开始研究敦煌的写经纸，新时期出版的《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注]，设专章讨论了敦煌石室写经纸的尺寸和原料，对写经纸的制造和加工技术也做了探讨。

白化文《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述》[※注]，分雕版印刷实物和文字记录两大类别，总结和概述了敦煌汉文文献中的雕版印刷资料。值得注意的是，白文“文字记录”列举的“京中李家印”“西川过家真印本”“西川印出本”“重印本”“发愿雕印”等，证明除敦煌印刷品外，还有唐朝都城长安、四川成都等地产品，都为我国早期印刷史提供了实物和史料证据。杨富学考察敦煌研究院所藏回鹘文木活字。[※注]1988—1995年，彭金章主持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发掘，新发现了数十枚回鹘文木活字，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注]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上尚残存墨迹，表明莫高窟北区曾经有过印经活动，而北区石窟出土的活字版回鹘文文献中，有一些很可能就是在北区印刷的。[※注]罗树宝《回鹘文木活字与印刷术的西传》[※注]，认为回鹘文木活字的发现证明了维吾尔族的先民在传播印刷术上的贡献，也部分地说明了敦煌、吐鲁番出土大批回鹘文印刷品佛经的原因。

五 其他科技史资料

除上述四个方面，敦煌发现的科技史资料还包括如纺织技艺、农业技艺和冶炼技术等。

纺织技艺方面。王进玉、赵丰《敦煌文物中的纺织技艺》[※注]，从纺织原料、纺织器具、纺织品种、纺织图案等方面论述了唐代敦煌地区纺织业技艺的发达。

农业技艺方面。王进玉《敦煌壁画中农作图实地调查》[※注]，著录了敦煌壁画保存的农作图近八十幅。同作者之《敦煌壁画中的粮食加工工具》[※注]，依托敦煌壁画的实物资料，探讨了敦煌民众在粮食加工中对石磨、足踏碓的使用情况；《敦煌壁画中的粮食脱粒及扬场工具》[※注]，则介绍了打场工具（连枷）、扬场工具（杈、木锨、簸箕、扫帚）等；《敦煌莫高窟四五四窟壁画中发现三脚耧播种图》[※注]，介绍了敦煌壁画中留存的古代播种工具。

冶炼技术方面。赵承泽指出榆林窟第3窟的“锻铁图”，对于了解我国古代冶炼手工业利用风扇鼓风的情况具有一定价值。[※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