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分为五节，第一节是回顾对敦煌学学科理论的研究历程；第二节是介绍新兴的写本学兴起的历史；第三节和第四节是叙述有关敦煌学史和敦煌学概说的研究；第五节是关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前两节讨论的问题，均非始于转型期，但都是到转型期才成为重要问题，并有了基本共识。所以，关于敦煌学学科理论和写本学的叙述，有关成果的追述将根据需要向前延伸，不限于2001—2019年间。第五节因相关成果有限，分阶段叙述难以独立成节，故叙述的时间范围亦未限于2001—2019年间。

第一节 关于敦煌学内涵、定义及其性质的探索

一 作为名词、术语和学科名的“敦煌学”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在1930年首先提出的。他在《敦煌劫余录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注]直到1989年，池田温在《敦煌学与日本人》一文中，指出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1925年就已使用“敦煌学”一词。[※注]2000年，王冀青用具体材料证实了池田温的说法[※注]，提出“敦煌学”一词的首创权应该归于日本学者，而不是中国的陈寅恪。需要说明的是，石滨纯太郎虽然在1925年大阪怀德堂的夏期讲座上多次提到了“敦煌学”，其讲座笔记亦被整理为《敦煌石室的遗书》，单行本于同年出版。但因大阪并非当时日本的学术中心，而《敦煌石室的遗书》则属于非卖品，印数很少。所以，石滨纯太郎的“首创”不仅在国际学术界影响不大，在日本也是知者寥寥。缘于这样的情况，郝春文在2011年发表的《论敦煌学》一文中提出，没有证据表明陈寅恪使用“敦煌学”一词是否受到了石滨纯太郎的影响。[※注]2014年，秦桦林在《“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一文中，提出石滨纯太郎和陈寅恪是分别独立地提出“敦煌学”一词[※注]，这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

秦桦林还对“敦煌学”作为名词和专业术语进行了区分，并认为敦煌学的术语化过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主要由中国学者推动完成的。[※注]

其实，不论是名词还是术语，陈寅恪所起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第一，陈先生的《敦煌劫余录序》首先发表于《史语所集刊》，该刊当时在国内外都具有很大影响。第二，《敦煌劫余录》作为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第一部馆藏目录，是国内外研究者了解敦煌遗书必须参考的目录，而使用目录的人一般都会阅读陈序。第三，陈寅恪在国内外学术界的人气远大于石滨纯太郎。所以，就时间先后而言，石滨纯太郎虽然在1925年就使用了“敦煌学”一词，但并未导致该名词的流行，因而仅具有掌故意义。陈先生创造的“敦煌学”比日本人晚了几年，但经其振臂一呼，遂使这一名词在中国学术界不胫而走，并激励几代中国人发奋从事斯学研究。

实际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多数研究者都是模糊地使用“敦煌学”一词，未遑探讨其内涵、性质及意义。最早把“敦煌学”当作学科名来探索的，是周一良。虽然周一良并不同意把“敦煌学”看作一个学科，但他是依据学科命名的理论来考察敦煌学的。这和以往的研究者模糊地使用“敦煌学”大不相同。[※注]在此基础上，郝春文在《论敦煌学》一文中正式把“敦煌学”区分为名词和学科名两个概念进行讨论。[※注]

可见，“敦煌学”一词在敦煌学史上，曾以名词、专业术语和学科名三种形式存在。直到今天，仍然是多数学者逐渐把敦煌学看作一门学科，同时有部分学者不同意把敦煌学当作一门学科，也有学者继续模糊地使用着“敦煌学”一词。

二 敦煌学的内涵

早期的“敦煌学”只是一个学术名词，所指仅为以研究敦煌文献为中心的新的学问或新的学术潮流。随着时间的推延，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方开始对其内涵、定义和性质等敦煌学理论问题进行探索。

现知最早对敦煌学的内涵进行阐述的也是日本的石滨纯太郎，他在前述大阪讲座中把“敦煌学”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敦煌学仅限于研究敦煌文物，广义的敦煌学则包括吐鲁番、库车、和阗等地的文物。[※注]中国学者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姜亮夫。他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指出：“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窟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辅。”[※注]刘进宝则把敦煌学的内容归纳为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和敦煌史地四项。[※注]李正宇更认为：敦煌学就是研究敦煌古代文明（如政治、法律、语言、宗教、文学、艺术、风俗等）和物质文明（如山、河、大地、自然环境、衣食住行等）的学问。它以敦煌人群、敦煌社会、敦煌史地、敦煌石窟、敦煌文献、敦煌汉晋简牍及敦煌同内地、周边往来关系为依托，植根敦煌，以地名学，四外辐射，溯古通今，具体实在而又博大精深。[※注]

上文已经提到，郝春文在《论敦煌学》一文中，首次将其分为两种不同属性的对象来进行讨论。一种是作为历史名词或历史概念的敦煌学，一种是作为学科概念的敦煌学。作为一个名词或历史概念的敦煌学，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每个使用者在遵守命名学原则的基础上，都可以有自己的界定，每个读者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人见人殊。对敦煌学而言，命名的原则就是它的空间范围必须限定在历史时期的敦煌，包括历史时期敦煌管辖的地区。如果某个地区曾经一度归敦煌管辖，这个地区在敦煌管辖的时间内可以划入敦煌学的范围。反之则不可。如果把历史时期不属于敦煌的地区划入敦煌学的范围，就违背了敦煌学因地名学的基本原则。所以，作为一个名词或历史概念的敦煌学也是有前提的，即它的空间范围不能跨越敦煌及其管辖地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使用者才可以对敦煌学各说各话。比如吐鲁番地区，历史上曾经隶属敦煌，在这样的时期吐鲁番地区当然可以划入敦煌学的范围。但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吐鲁番并不隶属敦煌，包括吐鲁番文书所归属的主要时代。这样看来，把古代的吐鲁番和吐鲁番文书整体划入敦煌学的看法就不妥当了。当然，把新疆、西藏甚至更远的地方划入敦煌学的范围就更缺乏依据了。[※注]

依据这样的认识，刘进宝、李正宇对敦煌学内涵的归纳虽表述不同，但其实质都是以古代敦煌管辖的空间和遗存为中心，应该都可自成一说，但刘的概括更为简明。而姜亮夫的定义则稍嫌宽泛。

总之，敦煌学的空间范围应该限于历史时期的敦煌，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了。

三 敦煌学的学科性质

上文已经提到，最早对敦煌学的性质进行探讨的学者是周一良。他在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提出：“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注]此后，他在《何谓“敦煌学”》一文中再次强调：“‘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用固有名词构成的某某学又给人不太愉快的联想，所以最好就让它永远留在引号之中吧。”[※注]林家平等认为“周一良先生等人的观点，比较多地强调了敦煌资料各部分之间的差异性，否定了这些资料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敦煌“文物文献资料，大都产生于古代敦煌，共同的时空范围，使它们之间必然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遗书与遗书之间、遗书与遗画以及佛窟之间、佛窟与佛窟之间、佛窟与墓葬以及建筑之间、遗书与古城遗址之间、木简与古碑以及遗书之间紧密交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比较全面而真实地反映着古代敦煌特有的历史风貌，同时也可窥见中国古代史、中西陆上交通史、中亚史的一些侧影”。关于敦煌学的性质，林氏等首先提出其属于“交叉学科”，认为“它不仅与其他相关学科部分地重叠交叉，而且敦煌学各部类之间也存在着交叉重叠关系”[※注]。季羡林在《敦煌学大辞典》的“敦煌学”词条中，主要依据敦煌学的研究对象，确定敦煌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学科”[※注]。李正宇则认为敦煌学“是包容了诸多单体学科，兼有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意识形态科学的特殊学科”[※注]。以上关于“交叉学科”“综合性学科”和“特殊学科”的定性，都是为了回答敦煌学的学科面貌与历史学、宗教学等依据内容分类的学科存在差异的问题，其中“交叉学科”的定性最具有启示意义。遗憾的是以上学者均未能在学理上对他们提出的学科定性进行论证，把敦煌学何以成立当作了不证自明的问题，因而也就未能有力地回应敦煌学不能成为一个学科的质疑。

四 敦煌学的定义及对其何以成立的理论论证

作为一门学科概念的敦煌学，与作为一个名词或专业术语的敦煌学有很大区别，其内涵应该有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不仅要证明它能够满足一门学科概念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还要对反对者提出的理由作出合理的分析。如上所述，认为敦煌学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者最重要的理据就是：以地名学的敦煌学与依据内容分类的历史学、宗教学等学科相比，学科面貌不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知识体系。针对这一认识，郝春文在《论敦煌学》一文中将敦煌学的性质确定为新兴交叉学科，而交叉学科的特点就是与传统学科的面貌不同。如化学与物理学交叉形成了物理化学学和化学物理学，等等。[※注]物理化学学和化学物理学的学科面貌当然会与传统的物理学科和化学学科不同。

按现代学科分类，敦煌学的研究对象的内容不仅涉及宗教、历史、语言、文学、艺术、民族等文科的诸多学科，还涉及医学、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所以，多科性或多学科交叉是敦煌学的本质特征。但是，敦煌学不是其所涉及的十几个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那十几个学科的全部内容统统包揽收容，变成一个多种学科的联合体[※注]，而是由各学科与敦煌有关的部分组成的新兴交叉学科。作为交叉学科的敦煌学，与我们一般所说的交叉学科也有明显的不同。一般所说的交叉学科是指不同学科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用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为解决共同问题产生的学科交融，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产生的新的学科领域。其核心和实质是两门以上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互相渗透，渗透是为了解决同一问题。而敦煌学的多学科交叉则只是不同学科的材料在同一地域空间（敦煌）的交叉。因为诸多不同学科的资料都是在敦煌发现的，所以敦煌也就成了敦煌学的特定空间范围，是敦煌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和标志。如历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整体上看，这门学科不属于敦煌学。但如果用敦煌出土的资料或研究敦煌地区古代的历史问题，就属于敦煌学的范围；当然，用敦煌出土的资料或研究敦煌地区的古代历史问题也还仍然属于历史学的范围。这样，敦煌学就与历史学产生了交叉。其他如宗教、语言、文学等学科的情况可以此类推。所以，以地名学的敦煌学是由与敦煌有关的诸多学科的相关部分组成的集合体（见图8-1，下图为寇志刚绘）。

因这个集合体与历史学、宗教学等单体学科面貌完全不同，所以，才有学者认为敦煌学不是一门学科。但是，敦煌学并不是简单集合体，而是具有内在联系、具有独特理论和方法的有机集合体，是一门有内在规律、自成体系、自成系统的由新材料发现而产生的新兴交叉学科。[※注]以上论证最终从理论上解决了敦煌学何以成立的问题。

关于敦煌学的定义，如上文所述，林家平等最早提出敦煌学是交叉学科，而季羡林则认为敦煌学是新兴的综合性的学科。这些论断主要是对敦煌学的定性，也可以看作是敦煌学的定义。但一般来说，一个学科的定义应该包括该学科的性质、研究对象与目的等要素。按照这样的要求，第一个定义敦煌学的学者是刘进宝。他指出：“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注]这个定义对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做了高度概括，至今看来仍是相对比较准确的概括。当然，这个定义也有明显的不足，即没有突出敦煌学的交叉学科特性，而交叉性恰恰是敦煌学带有根本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郝春文在《论敦煌学》中将敦煌学定义为：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的新兴交叉学科。[※注]这个定义既包括了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及所涉及的学科，也强调了其学科属性为新兴交叉学科。[※注]

第二节 新兴的敦煌写本学

写本学是转型期新出现的敦煌学分支或研究领域。毫无疑问，明确提出敦煌写本学并对其理论加以探讨是2001年以后的事。但属于敦煌写本学领域的具体研究却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如关于敦煌俗字的研究。虽然这类研究当时没有使用写本学的概念，但肯定应该属于敦煌写本学史观察的对象。

潘重规《敦煌俗字谱》[※注]，是第一部从字型差异角度展示写本特点的工具书。此后，又有金荣华编《敦煌俗字索引》[※注]、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注]《敦煌俗字研究》[※注]《汉语俗字丛考》[※注]、黄征《敦煌俗字典》[※注]等，这些成果都对揭示敦煌写本的文字特征作出了贡献。但这些成果都仅限于探讨敦煌写本的一个方面的特征，尚无写本学的意识。

1991年，林聪明出版了《敦煌文书学》[※注]，这是第一部系统探讨敦煌写本特点的专著。2013年，张涌泉出版了《敦煌写本文献学》[※注]，是探索敦煌写本文献特点的集大成之作。这两部专著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是系统探讨敦煌写本特点的著作，应可称之为“学”了。正如上列书名所示，二者的核心词是不同的，一为“文书学”，一为“写本文献学”。需要说明的是，两部核心词不同的专著，其研究对象却是基本重合的。林聪明定义的“敦煌文书”，是包括写本、印本、拓本在内的所有敦煌遗书。他在《敦煌文书学》第一章“绪论”中，单设第一节“敦煌文书总名的商榷”，专门论证了“敦煌文书”一词应为敦煌遗书的总名。张涌泉的“敦煌写本文献”虽然不能包括印本和拓本，但在六万多件敦煌遗书中，印本和拓本仅有几十件，可以忽略不计。张涌泉虽然没有正面回应林聪明的“敦煌文书学”，却另外使用了“敦煌写本文献学”，这应该是考虑到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是佛经，此外还包括大量的道教经典和儒家经典，这些典籍很难用“文书”名之。“敦煌写本文献学”这一名称应该受到了以刻本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版本学”的影响，其意图是从“版本学”中分化出一门独立的“写本文献学”[※注]。此外，荣新江在《敦煌学十八讲》中则提出了“敦煌写本学”的概念。[※注]郑阿财和方广锠则都提出建立“写本学”[※注]。

对于以上“敦煌文书学”“敦煌写本文献学”“敦煌写本学”，郝春文做了比较和分析。他认为：林聪明的“敦煌文书学”，对“文书”一词有自己的界定，并依据这一界定展开讨论，可以自成一说。但“文书”一词，无论是现代还是唐宋时期的定义，都很难包括全部敦煌遗书。所以，用“敦煌文书学”来概括以敦煌写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不免会让人产生以偏概全的印象。而且，林聪明的“敦煌文书学”还会和近年流行的“中国古代文书学”中之“敦煌文书学”混淆，造成概念混乱。“敦煌写本文献学”一词，当然比“敦煌文书学”更加准确，但给人的感觉是偏重写本书写内容特点的研究。而该书的内容也确实是围绕敦煌写本内容之特点展开的。但关于写本的研究，内容或文字之特点固然是重要的方面，但其材料和形式等也应该是重要的方面。其中包括写本的物质形态（质料等）和装帧形态等，这些都不是写本文献学所能容纳的。比较而言，荣新江提出的“敦煌写本学”似乎更恰当一些，可以涵括有关写本研究各个方面的内容。[※注]

郝春文还对中国古代写本学和敦煌写本学的含义、研究对象、分期及研究内容做了界定，指出敦煌写本学是研究敦煌手写文本的学问。关注的是写本的特点，如写本的材料、书写工具、书写者，以及写本的形态和文本内容方面具有的一般性问题和方法问题，其关注重点不在某件具体写本，而是众多写本存在的一般问题和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法。其目标是把敦煌写本的特点揭示出来，为人们准确地理解敦煌写本，正确地利用敦煌写本提供方便。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对写本学理论的探讨，涉及写本学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关于写本的种类、来源、数量等问题的综合探讨；关于书写材料的探讨，如纸的制作、材料的来源和加工过程等；对书写工具和材料的探讨，包括对毛笔、硬笔和墨的探讨；对写本抄写者和对写本来源的探讨，即写本为何人所抄、抄于何地，使用或发出者属于何地、何人或何机构等；对写本形态的考察，包括写本的物质形态和装帧形态；对写本文本形态及抄写格式、抄写体例与各种标识符号、字体及其演变、俗语词、俗字、异文、印记、签押、款缝、题记的研究；对写本的二次加工及多次加工情况的研究；对写本内容的校勘以及名称、年代和性质的考证；关于写本正背关系研究；关于写本的断裂与缀合的研究；关于写本的辨伪方法的探索；等等。[※注]

以下据以上界定，对中国写本学写本符号、写本断代、写本特征、写本辨伪、写本缀合等方面的成果略作回顾。

一 写本符号

1979年，曾荣汾《敦煌写卷书写符号用例试析》，对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删省、倒乙、重叠等符号进行分析，论证了“义有删节”“句有重复”“叠字叠词”“文有倒乙”“衍文删省”等多种作用的符号，揭开了敦煌写卷标点符号研究的序幕。[※注]李正宇《敦煌遗书中的标点符号》介绍了敦煌文献中的17种常见标点符号；[※注]后增录至21种，形体多达100多形。[※注]张涌泉《敦煌写本标识符号研究》，举例探讨了敦煌写本中的删字号、钩乙号、重文号、省代号、句读号、层次号、勘验号、画押号等多种标识符号。作者指出敦煌写本符号繁多，形式多样，已形成比较完善的标识符号系统，但当时的标识符号还没有完全定型，一符多用或一号多符的现象都很普遍。[※注]方广锠《略谈敦煌遗书的二次加工及句读》，指出敦煌遗书卷面上的二次加工，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属于对文献内容的校对加工；第二类属于为便于阅读、理解而对文献内容所作的深加工，具体方法有句读、科分、点标、批注等。[※注]王晶波等在全面普查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将敦煌文献中的书写符号按照性质和作用分为标识性符号、应用性符号、校改性符号和表意性符号四个大类，总结了各类符号的源流、特点和使用情况，并分析了敦煌文献书写符号在符号发展历史中的作用和意义。[※注]

专门针对某种写本符号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少。邓文宽《敦煌吐鲁番文献重文符号释读举隅》，指出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常见的重文现象有单字重文、双字重文、三字及以上重文、整句重文。[※注]张涌泉《敦煌写本重文号研究》，考察了敦煌写本重文符号的形状与用法，追溯了其渊源流变，列举辨析了敦煌写本中与重文号相关的疏讹例证。[※注]张小艳从考察写卷中的“卜”号使用的场合入手，揭示了“卜”号下所隐含的汉字相误的缘由：汉字的形近、音近、义近关系，固定词语的习惯作用，上下文语词及书写位置的影响，字迹不清等；论证这些“错”字对解读敦煌文献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辨字释词、考察方音、校读写卷。[※注]张涌泉也对敦煌写本中的删字号及后人的误读举例做了说明。[※注]张涌泉《敦煌写本省代号研究》，讨论了写本省代号的形状、用法、来源及与重文号的区别，阐述了省代号研究对古书校读的重要性。[※注]同作者还详细探究了敦煌写本中的省书和省文问题，指出习见省书之词句，包括习语、套语、重句、引语等；常见的省文有省虚词和复名单称两类。[※注]王晓平通过考证日本和朝鲜写本中的省代号，认为对敦煌文献乃至中国写本中的省代号在东邻的演化之研究，有利于东亚写本学的研究和构建。[※注]张涌泉、陈瑞峰《古代写本钩乙号研究》，指出古书在流传中字句出现颠倒错乱是不可避免的，而常见的改正措施就是在颠倒的字词右侧标注钩乙号，钩乙符号通常是钩形、乙字形，另有用顿号或线形符号表示的实例等。[※注]

二 写本断代

对敦煌写本的断代理论进行研究，国外学者关注较早。[※注]自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施安昌《敦煌写经断代发凡——兼论递变字群的规律》，指出以敦煌文献的字体及书法为依据，大致可推断写本的书写年代。[※注]窦怀永、许建平探讨了依据敦煌写本的避讳特点来进行写本断代的可行性及局限。[※注]陈国灿提出可依据出土背景、书法、书风、不同时代的制度以及特定时期特殊用词、文献本身的特征等因素判断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年代。[※注]张秀清从纸张、书法、文字、正背面、形制、品相、写卷内容、出土地等八个要素考察了敦煌文献断代方法不能唯一的原因。[※注]张涌泉则从内容、书法、字形、纸质和形制四个大的方面对敦煌写本断代问题进行了综合考察，指出其中可用作断代的写本内容包括纪年、题记、名物、历史事件等，并认为避讳字、武周新字和俗字是以字形特点来判断写本年代的重要参考。[※注]

三 写本特征

林聪明《敦煌吐鲁番文书解诂指例》[※注]，专题探讨包括敦煌写本特征在内的影响理解文书文本的因素，并示以正确理解的例证。荣新江从纸张和形制、字体和年代、写本的正背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写本的外部特征。[※注]张涌泉总结了敦煌文献具有分卷不定、符号不定、内容不定、用字不定、文多疏误五个方面的写本特征。[※注]方广锠提出“主题文献、非主题文献与多主题遗书”的命题，并认为“可以采用分析文献类型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注]，并作了敦煌遗书中多主题遗书的类型研究。[※注]作者还在《敦煌遗书中写本的特异性——写本学札记》中进一步指出敦煌遗书具有唯一性和流变性的特点，从四个方面概括了敦煌遗书的特异性：反向抄写，错乱行款；正面可缀，背不可缀；爪剖旧卷，组新卷；后人著录，误作原题。[※注]

郝春文《敦煌写本〈六十甲子纳音〉相关问题补说》，是运用写本学方法研究敦煌写本“六十甲子纳音”的个案，该文在通检各写本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将敦煌写本“六十甲子纳音”区分为正式文本和随意抄写的文本等四类，借以说明对个体性很强的敦煌写本来说，即使是内容完全相同的文本，由于抄写目的的差异，其性质和用途也可能判然有别。[※注]这一认识对判定敦煌写本的性质和用途都具有理论价值，是通过研究实践展示写本的特征。段真子《国家图书馆藏“八相变”的写本学考察——以BD3024号为中心》[※注]，考订BD3024号《八相变》是由具有不同版本来源、抄写时间不一六组写本粘贴而成的内容连贯的完整文本。这一案例展示了敦煌写本生成的复杂性，也是用研究实践揭示了写本的特征。伏俊琏《写本时期文学作品的结集——以敦煌写本Дx.3871+P.2555为例》[※注]，通过分析文学写本内容的构成框架来探寻结集者的思想、情绪和心灵世界，是用写本学范式研究敦煌写本的另一种尝试。

四 写本辨伪

敦煌文献的辨伪问题受到国际敦煌学界的高度重视。[※注]张涌泉概括敦煌伪卷一般包括五种情况：全卷伪、内容伪、题记伪、收藏印章伪、其他写卷混入。[※注]府宪展利用编辑《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大量接触原件的机会，针对一些写本是否为敦煌文献、是否为藏经洞文献等问题提出疑伪的依据和理由。[※注]杜伟生通过比对纸张、糨糊痕迹、界栏的划法、墨迹、书法风格等要素，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八件敦煌文献赝本甄别出来。[※注]荣新江《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注]《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注]《敦煌写本辨伪示例——以法成讲〈瑜伽师地论〉学生笔记为中心》[※注]等文，从实例出发，论证了敦煌写本的真伪鉴别的方法。他认为写本内容、题记和收藏印是三个应当分别考虑的因素，有的三者全是真的；有的写本是真，而题记、印章是假；有的印章是真，而写本是假；有的三者全是伪造。作者认为：判断敦煌写本的真伪，要明了清末民国的历史和相关人物的事迹、弄清藏卷的来历、弄清文书的格式。辨伪的步骤是最好能先证明其来历和传承经过，再对纸张、书法、印章等外观加以鉴别，而重要的一点是从内容上加以判断，用写卷本身所涉及的历史、典籍等方面的知识来检验它。[※注]窦怀永《敦煌写本题记的甄别》，探讨了通过内容和笔迹特征来甄汰伪造题记的有效方法。[※注]张涌泉基于字形角度的分析，特别强调字体（字形）对于判别敦煌写卷真伪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汉字的写法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汉字的构形甚至一笔一画都会受到时代的约束，都会带上浓重的时代痕迹。这种时代特征可以给我们提供卷子书写时间方面的许多重要信息，也是我们判定敦煌卷子真伪的最重要的手段。[※注]

余欣从文书纸质、书法特征、印鉴特征、题跋内容等方面详加考证，确认了浙敦065文书系据《沙州文录补》中S.2199录文伪造的。[※注]赵和平通过仔细分类和比定宫廷写经卷尾的“校经列位”，发现北图0623刘幼云藏《金刚般若经》和日本三井八郎右卫门藏《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均属赝品。[※注]方广锠《伪敦煌遗书〈般若波罗蜜菩萨教化经〉考》从文献内容、所谓李盛铎题跋两个方面，考证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春季拍卖会”出现的《般若波罗蜜菩萨教化经》乃现代人伪造的赝品。[※注]

在其他文献阑入藏经洞出土文献的鉴别方面，学界也取得显著的成就，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方广锠《敦煌遗书鉴别三题》[※注]，荣新江《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注]《〈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注]，邰惠莉《甘肃藏非敦煌文献的真伪、来源及相关问题》[※注]等。

当然，伪卷并非毫无价值。方广锠指出，伪卷作为研究作伪的依据，包括纸张、书写、行款、界栏、风格、底本，乃至偷盗者的作案手法等，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伪卷的认识，增长鉴别真伪的能力。[※注]

五 写本缀合

张涌泉、罗慕君《敦煌佛经残卷缀合释例》，从理论上总结了他们残卷缀合的12个关键因素，包括内容相连、碴口相合、字体相同、书风近似、抄手同一、持诵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相涉、污损类同、版本相同、形制相同等[※注]，这些因素成为进行残卷缀合的重要参考标准。近年，张涌泉等学者利用以上方法在敦煌本疑伪经[※注]《大般若经》[※注]《大般涅槃经》[※注]《大集经》[※注]《八阳经》[※注]《大乘无量寿经》[※注]《大智度论》[※注]《瑜伽师地论》[※注]《金光明经》[※注]《妙法莲华经》[※注]《四分律》[※注]《佛说大乘稻芉经》[※注]等残卷的缀合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他学者也在敦煌遗书的缀合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如黄正建对占卜文书的缀合[※注]、郑炳林、徐晓丽对《新集文词九经抄》的缀合[※注]、许建平对儒家经典文献残卷的缀合[※注]、邰惠莉对《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部分写经残片的定名与缀合[※注]、赵鑫晔对斋文写本的缀合[※注]等。

总之，敦煌写本学作为敦煌学的新兴领域，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之势。

第三节 敦煌学史

2000年是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以此为契机，中国敦煌学界乃至世界敦煌学界都开展了对百年敦煌学学术成就和历程的总结。并先后召开了多次国际性敦煌学术史会议，其中尤以2001年11月在日本京都举办的“草创期の敦煌学”研讨会，以及2002年8月、2019年5月在北京和杭州召开的两次以“敦煌学学术史”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为代表。三次研讨会中均有不少学者提交了从各个领域回顾敦煌学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集中收录在了《草创期の敦煌学》《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以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刊《敦煌吐鲁番研究》中。“草创期の敦煌学”是为纪念敦煌学开创者罗振玉、王国维东渡日本九十周年举办，故其会议和其后发表的论文以讨论20世纪初敦煌学发轫期学术发展为主题，集中讨论了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狩野直喜、那波利贞等的早期学术成果以及彼此之间的学术交往。[※注]其他两次会议主题是回顾敦煌学的百年发展，所以主题更加宏阔，相关讨论也更加丰富。孙彦、萨仁高娃、胡月平选编《敦煌学研究》1—4册[※注]，收录民国期刊中所见的敦煌学著述，分编为综述、书目、语言文字、宗教、经史典籍、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科技等类。共收录文章220余篇，涉及民国期刊70余种。基本揭示出民国时期敦煌学研究的面貌，是早期中国敦煌学的资料汇编。刘进宝主编的《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注]，收录了几十位与敦煌学有关的专家和出版人的文章，其内容既涉及敦煌学史的回顾，也有对当时敦煌学现状的分析及对未来的展望。

有关敦煌学史的成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梳理敦煌学发展脉络；二是对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地区、机构和学人进行总结的学术史。以下分为：对敦煌学发展脉络的总结、对各地区敦煌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对敦煌学组织结构和研究单位的学术史总结、对中外敦煌学家的学术史总结四方面对相关讨论略作介绍。

一 对敦煌学发展脉络的总结

这方面的成果，也可分为两类：一是从整体上对敦煌学史进行梳理和回顾。200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高国藩的《敦煌学百年史述要》[※注]，此书虽称“敦煌学百年史”，但内容庞杂，并非系统介绍敦煌学史，有关中国大陆的敦煌学介绍尤为简略。该书对港台敦煌学的介绍稍多，但亦不系统。杨际平《对敦煌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重点介绍了如何认识敦煌文献的特点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运用，同时也提出希望学界可以多做一些诸如分类辑校敦煌文献的工作。[※注]黄征《敦煌学翻天覆地三十年》，回顾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敦煌研究院的创立与发展以及姜亮夫、蒋礼鸿先生创办“敦煌学讲习班”的过程和影响。[※注]王旭东、朱立芸《近代中国敦煌学研究述评》，重点回顾了1949年以前中国敦煌学的发展过程，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50年中中国敦煌学研究已经呈现出了“学术性”“国际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成果丰硕，但也存在着重辑录整理、少综合研究等缺点。[※注]

二是对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相关敦煌学成就进行总结。

白化文《中国敦煌学目录和目录工作的创立与发展》，对2004年前各个时期的重要目录做了介绍和评价，最后强调未来的敦煌遗书目录应该由计算机专家、敦煌学家和图书馆编目工作者三方合作共同编制，使之成为一种可以包括原卷、各种图版、目录著录、多文种以及可多种检索的目录。[※注]黄正建《敦煌占卜文献研究回顾与展望》，重点回顾了敦煌占卜类文献的研究史，并以不同时期对占卜文献的认识而将学术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文章也提出在今后的研究中要重视文献整理、扩大研究领域等发展方向。[※注]邓文宽《敦煌历日文献研究的历史追忆》，总结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至新世纪初的历日文献研究成果，对各篇文章的得失均有评说。[※注]张涌泉、窦怀永《敦煌小说整理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围绕“敦煌小说范围”的界定，回顾了学界相关讨论，提出敦煌小说可以分为古体小说和通俗小说，并以此为依据确定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小说篇目；文章还围绕小说文本的整理，论述了学界以往的成果，认为以往的整理是局部的、不全面的，并且录文错误较多，且不重视核对原卷。[※注]朱凤玉《百年来敦煌文学研究之考察》，则以《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变文校注》为范围，将变文分为佛教变文及非佛教变文两大类，对百年来敦煌变文研究成果从方法上进行了总结。[※注]李并成《百年来敦煌地理文献及历史地理的研究》，以“敦煌历代行政军事建制”等问题为中心对百年来敦煌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并提出如“南山部族居住地”“明代关西七卫城址”等一些有待继续探索的问题。[※注]陈明《敦煌西域出土胡语医学文书研究述略》，分类梳理了包括敦煌在内的广义“西域”范围出土的胡语医学文书研究史，并对相关成果的得失多有评判。[※注]

刘进宝《敦煌学术史：事件、人物与著述》[※注]，虽为作者1988—2009年发表论文的结集，但其中多篇文章是从整体上对某一时段或某一专题的敦煌学学术史进行回顾。

此外，林悟殊[※注]、郑阿财[※注]、湛如[※注]、刘屹[※注]、赵青山[※注]、杨富学[※注]等分别对百年来的景教、蒙书、佛教律仪文书研究、道教文献、敦煌寺院经济、摩尼教文献等各个领域的研究进行了专门的回顾与梳理。其中，刘屹《论20世纪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一文提到了在敦煌学经历百年研究之后面临的一种困境，即某些专业和专题研究在现阶段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手段下已经达到或接近极限而暂时难有新的突破，所以一些敦煌学者开始转移自己的学术领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告别”敦煌学之意。其实，这种困境也推动了很多学者深入反思敦煌学的转型。

总结敦煌学学术史的文章多刊登在《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等专业学术刊物上。此外，郝春文主编的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会刊《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注]，在学术回顾与总结方面也贡献颇多。该刊创刊于2002年，并自2006年以来每年一卷定期发行，内容以刊布国际敦煌学学术信息为主，并逐年对上一年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进行追踪和回顾，有利于学界集中了解每一年敦煌学研究的动态以及热点问题。该刊物已成为当前了解敦煌学术发展动态最重要的刊物之一。

二 对各地区敦煌学研究成果的总结

敦煌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相关研究人员也分布世界各地，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一些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者比较集中，成果也比较显著，所以也有一些学者以某地某机构为单位对相关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甘肃、浙江和台湾，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等。

敦煌在甘肃，所以甘肃地区学者从事敦煌研究有着天然的学术使命和研究便利条件，其中尤以敦煌研究院、甘肃省社科院、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最为集中，高千、章彦、徐晓卉等都有专门文章对在陇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特点进行回顾。[※注]

浙江省的敦煌学始自罗振玉、王国维两位名家“导夫先路”，经由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卢向前、张涌泉等几代学者薪火相传，其成就在百年敦煌学研究中令人瞩目。[※注]而浙江大学也成为当前敦煌学研究中心之一，尤其是1984年受教育部委托，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曾举办敦煌学讲习班，为后来的敦煌学发展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序言总结了浙江敦煌学者的独特贡献：对敦煌写本语言文字的研究及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在历史学研究方面，对以丝路文明为主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以计算机技术为主的工科应用领域，则与敦煌研究院、新疆文物局精诚合作，在敦煌石窟艺术和丝路文物、文献的数字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拓展了敦煌学和丝绸之路的研究领域。[※注]

台湾地区敦煌学的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除胡适等最早一批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外，苏莹辉等人也在这一时期作出了大量贡献。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潘重规大力推动下，台湾地区涌现出一批卓有成绩的青年学者，如王三庆、郑阿财、朱凤玉、罗宗涛、林聪明等，他们在经学、文学、佛学、语言文字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黄永武主编刊行的《敦煌宝藏》、郑阿财和朱凤玉合编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等，都是每个敦煌学研究者必读的资料或信息参考书。关于台湾地区敦煌学的发展状况，陈友冰、朱凤玉等都做过梳理和总结。[※注]

其他省份，诸如江苏、巴蜀等地区敦煌学，黄征、伏俊琏等也都有专文进行回顾。[※注]

三 对敦煌学组织机构和研究单位的学术史总结

对敦煌学组织机构和研究单位的考察，亦属敦煌学史的范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是中国最重要的敦煌学研究组织，自1983年8月成立以来，举办了多次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会议，并组织和推动了世界各地敦煌遗书的整理与出版，对推动我国乃至世界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和国际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学会的成立和工作，近年也逐渐有学者追忆和总结。如刘全波详细回顾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过程，并总结了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学会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注]刘进宝追忆了学会的定名以及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的举办时间。[※注]

对敦煌学研究单位的历史的考察，以有关敦煌研究院的研究成果最多。敦煌研究院是我国管理、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和敦煌学的最大实体机构。七十多年来，先后经历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三个阶段，数代敦煌学人为保护敦煌石窟、研究敦煌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段文杰回顾了1944—1994年五十年间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历程，并将这一发展历程分为“四十年代创业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改革开放十三年”三个阶段，认为五十年来，国际敦煌学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落后的中国敦煌学，特别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改革开放的精神鼓舞下，蓬勃发展，在石窟文化研究上放出了特殊的光彩。[※注]樊锦诗也回顾了从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1984年敦煌研究院三个时期的七十年的发展史，并对敦煌研究院的未来走向提出新的希望。[※注]关友惠追忆了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生活往事和人物。[※注]刘玉权回顾了敦煌石窟考古工作早期的一个片段。[※注]孙儒僩近年连续发表了《莫高轶事——我的敦煌生涯》系列文章，记述了20世纪40年代在莫高窟敦煌艺术研究所人们的真实生活状况[※注]；回忆了莫高窟石室宝藏牌坊和慈氏之塔的来历、拆迁和复原等敦煌文物的保护历程[※注]；还原了千相塔残塑的整理（关于王园禄所建千相塔的拆除时间以及后来对塔中残塑的处理）和第17窟洪辩像的迁移（藏经洞中的洪辩真身原本存放于第362窟中）的历史[※注]。李永宁、马德等作为亲历者回顾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辑第一本文集和《敦煌研究》创刊号编辑出版前后的艰辛历程。[※注]刘进宝评价1980—1998年是我国敦煌学蓬勃发展的18年，也是敦煌研究院学术进步、走向世界、机构建设的黄金时期。其间段文杰高度重视学术研究，创办《敦煌研究》、创建敦煌研究院和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并大力延揽和培养人才，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注]

此外，郑炳林等回顾了《敦煌学辑刊》、兰大敦煌学研究所的创办与发展。[※注]刘再聪、朱斌权、李亚栋等以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史为中心回顾了西北师范大学的敦煌学发展历程，以及师资培养。[※注]

四 对中国敦煌学家的研究

与新时期相比，转型期对中国敦煌学家的研究成果更多，也更加深入。限于篇幅，本书只介绍对已经去世的敦煌学家的相关研究。

对罗振玉、王国维、许国霖、胡适、陈寅恪、陈垣、王重民等的研究，在新时期基础上继续有新的进展。王冀青对敦煌学史上第一篇学术文章——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之发表时间进行了考证[※注]；周常林介绍了罗振玉在学部藏敦煌文献保护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注]。孟宪实考察了1908年伯希和与罗振玉等人的交往，说明了罗振玉在伯希和公布藏经洞的藏品时所起的作用以及此举在中日引发的反响。[※注]柴剑虹对王国维早期有关敦煌写本的研究做了回顾[※注]，荣新江则介绍了王国维在日本与狩野直喜等人的交往[※注]。蔡渊迪利用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之间的通信，介绍了《流沙坠简》的编撰、出版过程。[※注]林世田利用国图资料重点叙述了许国霖在敦煌遗书资料汇编过程中所做的工作。[※注]余欣对许国霖的敦煌学成就做了全面介绍，并总结了他在敦煌学术史上的贡献。[※注]伏俊琏通过对胡适敦煌学著作的分析，认为在胡适的研究过程中始终贯穿了疑古的态度，并强调对敦煌“原料”的考证，站在史家的科学立场去审视史料。[※注]赵和平《陈寅恪先生与敦煌学》对陈寅恪有关敦煌学著述做了详细介绍，指出其不仅提出了“敦煌学”的学术概念，而且在敦煌学的草创时期，熟练运用敦煌发现的新材料研究了许多新问题，包括对隋唐政治史、佛教史、文学史和中外关系史等诸多方面的重大问题，发前人未发之覆，成为其时学术潮流的引领者，认为陈寅恪的敦煌学研究方法与成就，对于当今敦煌学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注]荣新江对陈寅恪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进行笺证式解读，勾勒了陈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敦煌学认知深度以及其国际性视野。[※注]罗德运、王桂兰等则分别围绕王重民对敦煌文献整理、目录学等方面的工作做了介绍。[※注]徐雁平利用通信对1943—1948年间王重民和胡适之间的学术交往做了介绍，其中就涉及二人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交流。[※注]

转型期也出现了对一些在上一阶段未得到关注人物的研究。车振华对关德栋的敦煌俗文学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注]方广锠、刘波利用国家图书馆藏当年敦煌遗书保管记录，重点考证了俞泽箴等人编目工作，重新评价了他们在敦煌学术史上的贡献。[※注]刘波还利用郑振铎与赵万里等人的通信，介绍了郑先生对敦煌学研究挚爱和热情。[※注]刘进宝等则利用《郑振铎日记》等考察了郑振铎1957年的甘肃行记以及敦煌考察过程和收获。[※注]荣新江重点考察了向达的1942—1944年间两次敦煌考察的过程，介绍了向达考察的成绩，并阐发了这次考察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注]傅杰将姜亮夫的治学特点归纳为“以小学立根基，以史学致宏大，而尤湛深于楚辞学与敦煌学”，注重综合与贯通。[※注]柴剑虹称姜先生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是普及敦煌文化的开创之作[※注]；《敦煌学概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敦煌学通论性质的著作。[※注]方一新评价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近代汉语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注]张涌泉在《郭在贻先生传略》指出郭著《王梵志诗校释拾补》《敦煌变文校勘拾遗》等文章以及“敦煌学三书”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注]樊锦诗总结了常书鸿先生在敦煌研究院创建、发展过程中的卓越贡献，以及常先生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注]；赵声良探索了常先生早年的艺术创作思想[※注]。樊锦诗对段文杰投身敦煌保护和研究的六十余年历程进行了回顾，强调了段先生在敦煌艺术临摹和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方面的杰出领导。[※注]马德对史苇湘先生对敦煌学发展的贡献进行了梳理，并重点介绍了史苇湘先生在壁画临摹方面的理论。[※注]朱雷《唐长孺师与敦煌文书的整理》以亲炙弟子的身份回顾了唐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以至70年代收集、抄录敦煌文书的艰辛过程。[※注]荣新江《才高四海，学贯八书——周一良先生与敦煌学》，重点介绍了周先生在变文溯源、佛典翻译文学、写经题记、词语字义考释、书仪研究、“敦煌学”定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注]《通向义宁之学——王永兴先生纪念文集》[※注]，收录了诸多纪念王先生的文章。其中不少文章都回顾了王先生在敦煌学领域的成就与特色以及在培育敦煌学人才方面的方法与贡献。杨富学回顾了孙修身先生的治学生涯，并重点介绍和评价了孙先生在佛教东传史迹画、中国与南亚历史文化关系、莫高窟经变画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特色。[※注]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2卷是“季羡林先生纪念专号”，在卷首语中，郝春文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季羡林在推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高度评价了季先生的学术贡献。该卷收有多篇纪念文章，如段晴从印度学领域回顾了季羡林的学术渊源和成就，王邦维以《大唐西域记校注》为中心总结了季羡林对西域研究的贡献。方广锠从佛教学等方面对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特点进行总结，认为季先生的佛教研究属于语言学派，并且特别注重原始佛教语言问题，在初期佛教研究等多方面贡献卓著。[※注]柴剑虹、赵和平、王素等也撰写了回忆季先生奖掖后学、推动学术发展的文章。[※注]

荣新江曾全面归纳了饶宗颐的敦煌学研究，将其研究分为道教研究、文学和乐舞研究、历史语文研究、书法绘画研究四大类，认为饶先生的敦煌学研究之着眼点往往是汉学领域中的大问题，但所论又往往不限于汉文材料，古今中外，取材随心应手，多有创新之论。[※注]白化文以弟子身份回顾了周绍良前后约六十年的敦煌学成就，总结了周先生的研究特点，并重点回顾了他本人在周绍良的指导下进行的敦煌学研究和整理工作。[※注]郝春文、刘屹对宁可在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敦煌学方面的种种学术贡献进行了系统归纳总结，并重点强调了宁先生利用敦煌文献等材料对社邑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高度评价了宁先生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的领导贡献，以及在《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敦煌学大辞典》《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等大型项目中的组织、协调和具体实施工作的贡献。[※注]邵军总结了金维诺在宗教美术，尤其是敦煌美术研究、新疆地区石窟寺调查研究等方面的开拓之功，以及在有关美术文献特别是书画史籍方面的研究价值和重要意义，并概括了金先生在美术教育思想方面的特点。[※注]

除了以上概述的总结中外敦煌学家成就的文章外，1998年出版的由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注]，也特设“近现代人物”以介绍近代以来在敦煌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陆庆夫、王冀青合撰《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注]，也对中、日、欧、美的29位敦煌学家的生平和主要的敦煌学成就做了介绍。

转型期有关中国敦煌学家的研究成果，总体上看，以介绍居多，对相关学者的学术地位、学术价值、学术理路以及所取得成就的原因等方面的分析，尚待加强。郝春文《改革开放前敦煌学的成就与反思》分析了向达、王重民、饶宗颐和潘重规等中国一流学者取得高水平成果的原因，提示了对敦煌学家进行研究应该致力的方向。[※注]

第四节 敦煌学概说

一 围绕藏经洞封闭原因的新讨论

关于藏经洞封闭原因，转型期仍有学者关注。既有学者试图证实旧说，也有学者尝试提出新的看法。

荣新江在上一阶段《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的基础上，对“避难说”做了补充论证，通过对斯坦因首次进洞的相关记录和照片的考察，指出藏经洞文物最初的摆放是相当整齐的，所藏佛经基本上多为完好的，同时在藏经洞发现的经帙、卷轴、绢画、刺绣等也是完好精美的，所以他认为藏经洞的佛典和供养具，原是敦煌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而三界寺就在莫高窟，距藏经洞第17窟不会太远。在听到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将要进攻敦煌的消息以后，道真与三界寺的僧人一道把本寺的藏经及其他圣物一并藏入此窟，并在外面画壁画作为掩蔽。[※注]

文正义提出了“佛教供养物说”。他认为藏经洞是佛教徒供养佛教法物的地方，封闭藏经洞是宗教仪式中常见的现象，是敦煌当地佛教教团自行决定的结果，是一种极其虔敬的宗教行为，与外来势力的压迫无关。[※注]这一说法其后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李并成、李玉林也认为藏经洞是在“三宝崇拜”基础上供奉佛经、外典之处所，藏经主体乃是佛教的供养经，也有如典籍、官私文书、幡画等外藏，藏经与敦煌自古以来的敬惜字纸、收藏字纸的习俗有一定渊源。[※注]张先堂通过梳理佛教经典中的法供养——佛经供养观念，指出大乘佛教对法供养特别重视，由此形成了诸种供养中法供养为上、为最的观念，并利用佛教史籍考察了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佛经崇拜现象的演变及特点，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藏经的来源、结构及其封闭都与佛教法供养密切相关，是法供养的产物。[※注]崔峰则推测藏经洞的封闭与北宋时期盛行的建塔修寺崇奉“舍利”之风密切相关，大量的旧佛经被作为“舍利”予以封藏，绢画、刺绣、纸画、社会文书、法器等物则作为舍利供养物而封闭。[※注]

沙武田则提出了“末法思潮说”，他把封闭藏经洞的外层壁画即莫高窟第16窟所绘千佛变作为破解藏经洞封闭之谜的关键因素，认为莫高窟第16窟所绘千佛变反映的是末法思想，应是受到辽代“末法住世”思潮的影响。敦煌曹氏与辽有所交往，至曹宗寿、曹贤顺时代与辽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辽代的末法思潮传入敦煌，并与敦煌原有的末法思想相结合，于是敦煌佛教教团采取了以绘画表示“末法度人”的千佛变、藏经洞“存经以备法灭”等一系列活动，来表达对末法的恐慌与“佛法将灭尽”的忧虑。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应在末法思潮对敦煌影响最大的时期，即曹贤顺统治初期（1014—1020）。[※注]

这一时期对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也有新的研究。如关于王道士之名，方广锠考证应作“王园禄”，俗名王福琳。[※注]方莉指出“福琳”可能并不是王道士之名，而只是一位佛教人士之名。[※注]关于藏经洞发现之经过，一般认为是王道士与伙计在修葺莫高窟第16窟洞口甬道的积沙时于不经意间发现的，李正宇则认为这是王道士编造的谎言。[※注]

二 敦煌学通论著作

随着中国敦煌学的飞速发展，这一时期又有多部敦煌学通论性质著作出版。

转型期中国学者推出的最重要的通论性著述是2013年由甘肃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敦煌讲座书系”，一共21册，包括：吴丽娱《敦煌书仪与礼法》，李小荣《敦煌变文》，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陈怀宇、姚崇新、王媛媛《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林世田、杨学勇、刘波《敦煌佛典的流通与改造》，杨富学《回鹘与敦煌》，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郑炳林、李军《敦煌历史地理》，窦怀永《敦煌文献避讳研究》，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总论》，屈直敏《敦煌文献与中古教育》，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郑阿财《敦煌佛教文学》，郝春文、陈大为《敦煌的佛教与社会》，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赵丰、王乐《敦煌丝绸》，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余欣《敦煌的博物学世界》。这套丛书全面介绍了敦煌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资料和研究状况，合而观之，是一部多卷本集成型的敦煌学通论，取代并超过了20世纪日本人编纂的《讲座敦煌》书系。

另一套值得一提的带有通论性质的丛书是柴剑虹、荣新江主编的“走近敦煌丛书”。包括王克芬、柴剑虹《箫管霓裳——敦煌乐舞》[※注]，谭蝉雪《盛世遗风——敦煌民俗》[※注]，高启安《旨酒羔羊——敦煌的饮食文化》[※注]，李重申、李金梅《忘忧清乐——敦煌的体育》[※注]，刘进宝《遗响千年——敦煌的影响》[※注]，赵声良《艺苑瑰宝——莫高窟壁画和彩塑》[※注]，郝春文《石室写经——敦煌遗书》[※注]，荣新江《华戎所交——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注]，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注]，王惠民《三危佛光——莫高窟的营建》[※注]，郑炳林、李军《思路明珠——敦煌》[※注]，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注]，一共十二册。这套丛书是融通俗性、知识性和科学性为一体，每本介绍敦煌的一个方面，合而观之，也是概括而全面地介绍了敦煌的历史和文化，亦属于丛书型通论著述。这套丛书很受社会欢迎，曾于2019年整套再版。有的如《石室写经——敦煌遗书》还单独另出了新版。其中之《旨酒羔羊——敦煌的饮食文化》《石室写经——敦煌遗书》《华戎所交——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被译成日文出版，《石室写经——敦煌遗书》还出了英文版和韩文版。

李正宇《敦煌学导论》[※注]，则是转型期全面系统阐述敦煌学性质、内容、价值意义、敦煌艺术、敦煌遗书、学科结构、研究简史、各分支学科研究概况、敦煌学工具书及敦煌学研究法等的通论性著述。

教材性质的通论性著述有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注]，在全面介绍敦煌简史、藏经洞的发现和文物流散及研究史、敦煌文献的内容及价值、石窟艺术、写本辨伪等方面的同时，也全面地介绍了相关国际研究学术史和前沿，在众多敦煌学概论著作中颇具特色和影响力。

201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概论》（郝春文主编）是高等教育历史学专业系列教材之一，该书分为“绪论”“上篇敦煌的历史”“中篇石窟艺术”“下篇敦煌遗书”四个部分对敦煌学及其主要内容做了概要介绍。该书第一次全面地界定了敦煌学的概念，厘清了敦煌学的研究范畴。在有关敦煌学、敦煌的历史和敦煌遗书部分全面收集现阶段已有的原始材料和最新的研究信息，从中提炼出结论明确、知识点清晰的成果；敦煌石窟部分也较全面地吸收了已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成果。

李并成主编的《敦煌学教程》[※注]和褚良才《敦煌学简明教程》[※注]，都是在大学讲授敦煌学基本知识的教材，分专题介绍敦煌的历史和文化。

三 敦煌资料的公布、著录、整理和研究

敦煌遗书图版刊布方面。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146册），终于刊布了世界四大藏家最后一家的全部敦煌遗书图版。[※注]该书的编纂工作实际上是由方广锠主持，和以往的大型敦煌遗书图集相比，该书最大的创造是在图版后附有条记目录，著录所收每件敦煌遗书的文物、文献和文字信息，具体著录的内容多达40多项。所以，该书具有定名准确、图版清晰、著录内容齐全、编排方式科学、价格合理等特点，是一部高质量的大型敦煌遗书图录。广西师大出版社还正在陆续出版方广锠主编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出50册）。[※注]因上一阶段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只收录了社会历史文献，未包括佛教典籍，而《敦煌宝藏》虽然包括英藏的社会历史文献和佛经，但一是其图版不够清晰；二是未能包括斯7600号以后的内容。现在正在陆续出版的方广锠主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则计划出版全部英图馆藏敦煌遗书。美中不足的是此次出版的图版底版并非用现代技术新近拍照的图版，而是20世纪50年代拍照的缩微胶片底版，只是少量不清晰的图版使用了新照片，这当然会影响该书的图版质量。其实按现在的技术水平和条件，再印制黑白图版的敦煌遗书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现在应该编纂和印制全彩印的敦煌遗书图版。

转型期出版的散藏敦煌遗书图版还有《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西域文献遗珍》[※注]《敦煌秘笈》[※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注]《务本堂藏敦煌遗书》[※注]《滨田德海蒐藏敦煌遗书》[※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敦煌遗书》[※注]《首都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注]《天津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注]《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二辑）[※注]等。

除了上述敦煌汉文文献图录出版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注]《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注]《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注]等也在陆续影印出版过程中。

目录的编纂和刊布。目录编纂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方广锠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中之《新旧编号对照表卷》和《馆藏目录卷》（8册）的出版。[※注]《馆藏目录卷》是该目录的主体部分，是以条记目录的方式按新的编号体系即北敦号依次著录国图藏全部敦煌遗书保留的文物、文献、文字等诸种研究信息，其具体著录的内容多达四十多项。该目录设计的著录内容总结了一百年来敦煌遗书编目的经验，是敦煌遗书馆藏目录的集大成之作，也为以后英藏、法藏、俄藏等馆藏目录的编纂提供了著录范式。

申国美《中国散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注]，收录国内32个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2414种，按佛经内容及道教、四部古籍、社会文书、杂写、民族文字等分为28类排列，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内散藏敦煌文献联合目录。该目录对各地已经刊布的敦煌文献（主要是汉文，也有少量藏文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目录进行了整合和编纂，也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此外，王倚平、唐刚卯《湖北省博物馆藏敦煌经卷概述》[※注]，曾雪梅《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注]，荣新江、王素、余欣《首都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经眼录》[※注]，孟嗣徽《故宫收藏的敦煌吐鲁番遗画》[※注]，邰惠莉《兰山范氏藏敦煌写经目录》[※注]，王素、任昉、孟嗣徽《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注]，张延清等《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古藏文写经叙录》[※注]，郑亚萍《安定区博物馆馆藏唐代敦煌写经简述》[※注]，刘雪平《湖南省图书馆藏敦煌写经叙录》[※注]，陈宝林《重庆宝林博物馆藏敦煌写经》[※注]，王保东《酒泉博物馆藏敦煌写经》[※注]，张延清、李毛吉《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注]，于芹《山东博物馆藏敦煌遗书叙录》[※注]，林玉、董华峰《四川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写经叙录》等[※注]，分别介绍了国内图书馆、博物馆以及高校等收藏单位收藏敦煌遗书的情况。

文字释录方面。中篇的叙述表明，至20世纪末，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释录文本已经基本涵盖了敦煌遗书的所有重要类别。所以，转型期在敦煌遗书文字释录方面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再释录。

转型期对敦煌文献的再释录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张涌泉策划组织的《敦煌文献合集》工程，这项工程是拟将全部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汉文翻译佛经以外部分）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整理编排，分类进行新的文字释录。即通过对现已公布的所有敦煌文献的全面普查，在分类、汇聚、定名、缀合、汇校等工作的基础上，把所有相关写卷及其校录成果全部类聚一处，并进行汇校，目前已经完成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注]该书分为“群经类”“小学类”两大部分。“群经类”包含《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九经；“小学类”包含韵书、训诂、字书、群书音义、佛经音义五类。书末附有卷号索引，方便读者检索查阅。该书将现在所知的敦煌经部文献几乎网络殆尽，文书释文也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是一百年来敦煌经部文献释录的集大成之作。

第二种整理路径是郝春文策划组织的按收藏地馆藏流水编号对敦煌文献中的非佛经文献进行释录，并在释录一件文书时将全部敦煌文书中的同一文书也进行汇校，这一工作可以最大限度避免遗漏，也弥补了分类释录的不足。这项工作启动于上一阶段，选择《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工程作为《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的第一期工程。《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自2001年起出版第一卷，目前已经出版了16卷。该书将一千多年前的手写文字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对原件的错误加以校理，尽可能地解决所涉及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每件文书一般包括文书的标题、释文、说明、校记和参考文献等几个部分。为了提高释文的准确性，《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整理团队几乎每年都到英国国家图书馆核查原卷，解决依据文书图版无法辨识的文字及其他问题。该书释文的整体质量已经超越了日本学者的成就。

采用这样一种路径校录敦煌遗书的还有黄征、张崇依编著《浙藏敦煌文献校录整理》（全二册）[※注]，收录了浙江省境内公家所藏东晋至宋初的敦煌写本201件，全书分“全文校录”“著录解题”“校注考证”三部分，从文献整理、训诂校勘和佛教研究、书法研究等角度校录了全部图版中的文字，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浙藏敦煌文献》标点校注本。

第三种路径是按过去分类录校的办法对某类敦煌文献进行再释录。这些释录成果将分别在学科、领域的分类成果中介绍。这里主要提一下王淑民《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注]和沈澍农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注]。这两部分类整理成果除了释文外，都附有所收录文书的全部高清彩色图版，印制则采用全彩印的方式，这个方式特别便于读者依据高清图版核对释文，因而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该书可以说是图文对照本，但并未采用图文混排的格式。从实际效果看，图文混排虽然更方便读者核对图版，但如果图书开本太小，就会导致图版缩小，致使图版的文字变小而难辨。[※注]

所以，王淑民和沈澍农分类整理代表了未来分类整理方向。未来的分类整理本都应该附有高清彩色图版并采用全彩印，再加上精校和核查原卷。

敦煌遗书之外，学界盼望已久的敦煌悬泉汉简的整理和刊布，在转型期也取得重大进展。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萃》[※注]和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注]，都仅仅公布了部分释文。近年，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纂的《悬泉汉简》，则拟收录全部图版和释文，该书拟分8辑出版。每辑收录原简约2300枚，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同时呈现，并附有释文和简牍形制尺寸表，第一辑（上、下册）已于2019年出版。[※注]

四 敦煌资料的数字化和数据库、知识库建设

敦煌资料的数字化和数据库、知识库建设始于20世纪末，真正兴起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所以这一部分的介绍也会适当涉及20世纪晚期的成果。

1.敦煌遗书的数字化和数据库知识库建设

进入21世纪以后，数字图书馆建设发展很快，电子图书、中外文数据库均呈日新月异之势。这些电子图书包括很多有关敦煌学的图书，各种数据库也都包含有关敦煌学的期刊和论文。敦煌学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在转型期成为一些学者思考的问题。2005年，郝春文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了“敦煌学知识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敦煌资料的数字化和建设敦煌数据库、知识库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注]韩春平《敦煌学数字化问题研究》[※注]，是从理论上探讨敦煌学数字化的专著，涉及敦煌学数字化理论研究综述、敦煌学数字化的背景、敦煌学数字化的历程、敦煌学数字化的技术保障、敦煌学数字化的经费保障、敦煌学数字化的其他问题等内容。

在实践方面，1998年，英国国家图书馆的魏泓博士开始策划组织国际敦煌学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IDP），计划把全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彩色图版上网。中、英、法、俄四大藏家及日本龙谷大学、法国集美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匈牙利学院图书馆等陆续加入了这一项目。截至现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全部敦煌遗书的高清彩色图版都已上网，而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也都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已经上网，俄国的藏品也有一部分已经上网。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阅览。这些高清彩色图版使得原来黑白图版上模糊不清或完全看不到的朱书文字，现在绝大部分都变得清晰可辨了。那些墨迹脱落或污损严重的文本，高清彩色图版的清晰度也远优于过去的黑白图版。所以，彩色摄影和扫描技术的应用，为学术界阅读、整理和研究敦煌遗书提供了进一步的便利。

2005年，上海师范大学域外古文献研究中心曾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5卷的电子文本上网。但规模最大的数据库群要属敦煌研究院官网上的“资源总库”，里面包括多种敦煌学专业数据库和电子图书，如“敦煌学期刊全文数据库”“敦煌学研究期刊目录数据库”“敦煌学报纸全文数据库”“敦煌学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敦煌电子书数据库”等。该官网还有“数字敦煌”窗口，里面的内容主要是代表性洞窟的塑像和壁画影像。以上数据库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阅读，为研究者查找相关资料提供了巨大的方便。敦煌研究院官网还设有“敦煌百科”“敦煌学术”“多媒体专区”“藏经洞”等窗口，这些应该属于敦煌学知识库的范畴，读者通过阅览这些窗口可以了解敦煌学各方面的知识。

爱如生数据库中正在开发“敦煌文献库”，收录敦煌汉文文献共3万件，分为5集出版，现已经出版初集：包括官文书、私文书、寺院文书和经、史、子、集四部写本，共计3031件。每件均据原件照片或复印件制成高精度的数码影像，并以爱如生独有的录排技术制成数码化全文，逼真再现敦煌文献的各种复杂书式，包括眉批、夹注、怪僻字、重叠字、翻转字、涂抹字及图表、标记等；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实现毫秒检索只字不差，图文对照逐行可勘。如能全部出版，将为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提供极大方便。

另外，2012年方广锠和马德还分别获得“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这两个项目的主要内容都是计划将敦煌遗书的图版、文本和目录纳入数据库，如能实现，必将为学术界了解、利用、整理和研究敦煌遗书提供巨大的方便。但这两个项目的最终成果目前均未上网。

2.石窟文物数字化

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图像数字化存贮，为有效记录、管理和保护敦煌壁画提供了新途径。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的是李震、孙文新等，他们以莫高窟第45窟为研究对象，进行壁画的数字图像获取、处理、存贮及管理实验，为获得大规模敦煌壁画存贮与管理系统做准备。[※注]陈建明、井晓平等介绍了平面型壁画和佛龛塑像进行彩色近景摄影测量与图像处理试验的工作情况，通过模数转换和数字图像的摄影测量处理及色彩失真的校正，实现了平面型壁画和塑像的数字图像存贮。[※注]敦煌壁画计算机贮存和管理要求准确真实地表现壁画图像的颜色，因此对壁画图像信息的颜色还原和矫正具有较高的标准。周丰昆、陈淑芳等进行了色彩矫正和还原试验，并制定了具体有效的矫色措施。[※注]上述研究探索了利用计算机进行复杂文物信息获取和保存的技术路线，表明使用计算机技术记录敦煌壁画是一项可行且富有前景的技术。刘刚、李实详细说明了系统软硬件平台的选购等问题。[※注]他们还指出敦煌壁画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最终的目标是能方便查找有关莫高窟壁画洞窟的资料信息，可以真实再现洞窟壁画和进行壁画的复制等。[※注]刘刚、鲁东明则尝试利用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解决敦煌壁画的色彩虚拟复原、敦煌风格图案创作以及敦煌石窟漫游的问题。[※注]吴健、俞天秀介绍了建设敦煌艺术图像数据库对于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具有的重要意义。[※注]樊锦诗等《中美合作研制敦煌数字图像档案》，指出其目标是为敦煌石窟的壁画及相关文物、文献制作高质量的数字图像，并将其并入一个学术性的电子档案。[※注]刘刚、张俊等结合莫高窟第45、196、158等窟的三维数字化获取和处理的工作实践，概述了石窟三维数字化的技术方法和应用。[※注]

如今，数字技术在敦煌莫高窟的研究与保护中已得到广泛应用。樊锦诗指出应用数字技术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全部信息进行记录，同时也应用于洞窟壁画现状调查、日常监测等保护工作，又为美术临摹工作的线描稿起稿提供技术支持。采用数字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在洞窟实时监测和管理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为莫高窟的开放管理水平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持。三维激光扫描的数字技术应用于洞窟考古测绘工作中，测量精度和准确性得到提高。利用数字技术，建成了高效的图书管理系统和文献资料数据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采用数字技术，充分扩展了敦煌石窟艺术展示的场所和空间。通过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项目，可以使观众欣赏到高分辨率、高清晰度的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同时也使洞窟得到有效保护。[※注]

2016年4月29日，“数字敦煌”资源库平台第一期正式上线，首次向全球发布敦煌石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节目。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完成采集精度为300DPI的洞窟近200个以及110个洞窟的图像处理、140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工作。数字敦煌资源库建设被认为是传统文化资源和信息技术有机结合的典范。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融合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信息，构建跨区域的文化资源库，尤其是石窟图像资源和文献资源，能够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敦煌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科技价值和艺术价值。

第五节 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古代敦煌是中国和世界接触的窗口。所以，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反映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资料。特别是在唐代，敦煌汇聚了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的文化，这些在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站在中古时期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发掘敦煌文化遗产中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无疑应该成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本节的内容具有跨学科性质，难以放到任何一个学科或领域，故将本节的内容视为概说，置于敦煌学理论与概说章。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注]，以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为中心，探讨与“东西方贸易担当者”——粟特人有关的丝路实况，并考察了波斯通往敦煌吐鲁番的“白银之路”和敦煌吐鲁番通往印度的“香药之路”以及曾在敦煌流行的波斯文化和天竺文化。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注]，对古代敦煌在中西交通的历史地位及唐代与印度及其属国的交通路线和交往情况做了介绍。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隋唐丝绸之路》等论著及相关论文[※注]，在探讨胡商、商品、物价、商镇、商路和丝路贸易商业制度等问题也涉及了中西文化交流。张国刚对包括敦煌在内的丝路城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作了概述。[※注]荣新江也对丝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以及敦煌在丝路上的节点意义做了阐发。[※注]概述性的成果之外，各学科各领域都出现了一些探讨中西交流的实证性研究。

历史方面，陈金生提出两汉西域质子在促进中国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流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和显著的作用。[※注]

文学方面，张先堂论述了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敦煌文学与回鹘、于阗、吐蕃等周边民族文学，以及与印度、中亚等域外文学之间相互交流、吸收、影响、融汇的关系。[※注]李明伟从唐诗、敦煌曲子词和敦煌变文三个方面研究了丝绸之路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对唐代文学嬗变的影响。[※注]王志鹏、朱瑜章则认为变文是中外文化交流发展的产物。[※注]

艺术方面，史苇湘由敦煌壁画《微妙比丘尼变》发掘出中国和印度、西域文化交流的痕迹，认为莫高窟藴藏着中印古代文化艺术交流的丰富资料。[※注]王钺从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印度造型艺术中的外来因素这一重要课题。[※注]姜伯勤从图像学视角追溯了隋代敦煌莫高窟第244窟壁画与后期犍陀罗艺术并粟特画派的东渐。[※注]他还将莫高窟隋代供养人胡服服饰与乌兹别克斯坦巴拉雷克捷佩等地壁画中的图像进行比较研究，探寻了其间的历史联系及敦煌与中亚地区频繁的文化交流状况。[※注]张元林考察了藏经洞出土的50余件作品中的日、月图像来源的多元性和融合性特征，从一个侧面揭示敦煌在中西交流史上曾经扮演过的“融汇多元文化”的历史角色。[※注]封钰指出敦煌莫高窟早期的雕塑像莫高窟其他艺术一样，其中蕴含了大量西方元素，所以可谓一部中西艺术交流史。[※注]陈明集中关注了图像中所蕴含的佛教神话在丝路上的传播，如对“曜母鬼”“一角仙人”“须达拏太子本生故事”“搅长河为酥酪”“三条鱼”等故事和图像的专题考察，以之为依据讨论了印度文化在中国以及波斯等东西方向的传播。[※注]卢秀文、徐会贞认为敦煌吐鲁番地区发掘的披帛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亚文化，与中国服饰发展的内因相结合而流行开来的一种“时世妆”的形式。[※注]

宗教方面，季羡林将文化流出去又流回来的现象称为倒流，并对中印之间的佛教倒流现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释，用大量的证据证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并没有墨守成规，原封不动地把它保留下来，而是加以改造和提高，加以发扬光大，并将中国对佛教的新发展“倒流”回印度。[※注]方广锠则提出了“文化汇流”的观点，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其发展过程并非印度文化的自我演化，而是包括中国文化、西亚文化等广大亚洲文化共同汇流的结果，通过对一些原始经论的考据，可以看出这种汇流不仅表现为印度的佛教文化进入中土进行融汇，也表现为中国本土文化流入印度，影响印度的佛教文化，再以佛教文化的形式回流到中国。他通过对《刘师礼文》《般若心经》等的研究，对此观点有进一步阐释。如《试论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从〈刘师礼文〉谈起》，认为《刘师礼文》虽然是佛教文献，却内含有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而这种元素又见诸大量翻译佛经，这种现象是文化汇流的表现。[※注]又如《再谈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从佛典翻译入手，先后探讨了两种文化交流中的格义现象、佛典翻译中的文化反浸现象、佛典编译中的文化加工现象，从而加深了对文化汇流背景的研究。[※注]《〈般若心经〉——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之又一例证》，以《般若心经》传译过程为例再次论证了“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注]。伍小劫则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传译为例再度印证佛教发展中文化汇流现象。[※注]但王飞鹏对《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的真伪提出质疑，认为目前的证据尚不能确认该经一定就是中国人撰述，所以用该经论证“汇流”，尚有疑问。[※注]

郝春文通过敦煌寺院保存的文化典籍、敦煌寺院追悼亡故僧人的仪式和敦煌寺院流行的节日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在敦煌寺院的交汇和融合。[※注]荣新江通过中印之间僧侣的往来、经本的流通探讨了中印之间佛教文化交流。[※注]他还对敦煌文献以及西域考古文物中出现的汉化佛寺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随着唐军的西进，在西域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汉化佛寺，这些佛寺不仅仅是宗教传播的据点，也是中原文化传播的据点。[※注]陈国光以对“和尚”一词的分析为例，认为古代“西域”在初期中印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而且当时西域佛教也是汉传佛教的重要来源之一。[※注]陈明讨论了唐代社会的胡语学习以及使用风气，并分析了佛教双语字书以及音义著作形成的原因和对当时人的价值。[※注]

科技方面，季羡林全面考察了P.3033记录印度制糖法的残卷，涉及甘蔗的写法、甘蔗的种类、造砂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砂糖与煞割令的差别、甘蔗酿酒、甘蔗栽种等，认为此卷书写者应该是敦煌本地人，在展现敦煌人对制糖兴趣的同时，也展示了该写卷蕴含的深刻的中印文化交流意义。[※注]王继如对此卷的释录有所补正，并认为印度制糖法是经过沙州、高昌而传往中国内地的（但不一定是唯一的途径）。[※注]杨宝玉认为该卷出自张球之手。[※注]

余欣通过对敦煌文献和图像中的罗睺、计都的考察，说明历法星占所见之东西文明交流史与“交错的文化史”[※注]。

关于中西医药文化交流的研究，贡献最大者当属陈明，其《敦煌出土胡语医典耆婆书研究》[※注]，对敦煌出土的梵文于阗文双语医书《耆婆书》（Jãvaka-pustaka）进行了专门研究，分析了耆婆从人间医生到天神的形象转变，揭示了曾经在西域流行过并影响我国的耆婆信仰现象，并将《耆婆书》与中医典籍中的耆婆医药方进行比较，阐明了耆婆医药方在中印医学交流史上的意义。《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注]，对敦煌出土的于阗文印度医典《医理精华》，结合梵文等文本，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该书在印度古代医学文化向外传播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依据敦煌发现的残卷，认为印度古典医学在敦煌曾经确实被学习和实践。《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注]，以西域出土胡语文书，尤其是梵语文献为依据，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医学界长期隐而未彰的西域医学问题，尤其是这些胡语医学文献所反映的中印医学交流问题。《敦煌的医疗与社会》[※注]，其中也有专门章节讨论了敦煌吐鲁番与印度等地的医学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