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宗教文献与宗教史

一 佛教

与上一阶段相比，转型期对敦煌佛教典籍的整理与研究，重点和视角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的佛教典籍整理虽然仍在继续，但已经不再是重点。

景盛轩《〈大般涅槃经〉异文研究》[※注]，研究了敦煌写本《大般涅槃经》中的异文类型、成因和意义。杨本加《敦煌藏文写卷〈根本萨婆多部律摄〉研究》（藏汉对照）[※注]，对藏文本《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做了专题研究。才让指出P.T.449号《般若心经》与汉文异本《心经》最为接近，但有些地方又有明显的不同，而且P.T.449号中一些较为独特的语句和表达形式却与现存的一些梵文本惊人的一致。[※注]曹凌认为敦煌流行的《十方千五百佛名经》的祖本可能是《出三藏记集》等经录中记载的《千五百佛名经》。[※注]张磊、左丽萍即通对俄藏敦煌文献中《大乘无量寿经》残片内容、断痕、行款、字体等方面的分析，成功地将其中29个残片缀合成16组。[※注]方广锠《敦煌本〈坛经〉校释疏义》[※注]，是对《坛经》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包括正文、校记并诸家录校复议、注释、分段标点复议、疏义、原始资料等六部分组成，目前已经完成首章—十二章。郭富纯、王振芬整理刊布了旅博本《坛经》[※注]。此件《坛经》乃是敦煌本《坛经》中最神秘也是最传奇的版本，因为此本最早为学界所知晓，却最晚面世。它的公布对进一步推进《坛经》研究极具价值。沈剑英《敦煌因明文献研究》[※注]，对藏于法、英等国敦煌遗书中有关因明的文献做了全面的搜集整理和录校，该书分考论篇、释文篇、校补篇三部分，并附录敦煌写卷精彩的草书图版。荣新江介绍了目前所见各国的九件《历代法宝记》写本，并对日本石井光雄积翠轩文库的藏本进行了校录[※注]，认为该件是从S.516等原本简化而成的，该卷的一些优点对校勘大有帮助。张子开考述了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所列“外书”的目录。[※注]

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佛教经论的研究，20世纪日本学者贡献颇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学者逐渐加入。如荣新江、余欣对敦煌写本《瑜伽师地论》的讨论[※注]，黄征对《大乘起信论》的考述[※注]，刘显对敦煌本《大智度论》的整理[※注]等。另外，张磊、郭晓燕对俄藏楷书《大智度论》写本残片进行了缀合。[※注]

方广锠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注]，在转型期又出版了第八辑至第十六辑，又录校刊布了一批包括敦煌藏外佛教文献的古逸佛教典籍。

利用敦煌佛教典籍探讨佛经的流传与传播，是转型期新出现的研究视角。邹清泉将藏经洞约1173件《维摩诘经》写卷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翻译、书写、流传与庋藏情况来考察该经的传播史。作者认为，佛教功德思想贯穿中古敦煌《维摩诘经》书写的始终，并主要呈现为课业或功德、供养或受持以及祈福禳灾三种形式。[※注]李海峰对敦煌文献中早期《华严经》及其相关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数量统计，并借由相关题记反映的时代问题，进而对当时《华严经》的翻译、流行、信仰者的心理状况和抄经人的情况进行了讨论。[※注]利用敦煌文献资料对早期《华严经》传播史的考察，揭示出《华严经》的流行要比一般佛教史的说法更早，而敦煌写本中早期华严文献对于研究初期华严学僧思想、《六十华严》思想，以及华严宗重要人物法藏的前后期思想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张小艳、傅及斯以文献学的方法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377件写本《华严经》从写卷叙录、残卷缀合、分卷辨析、写本定名、疑伪写卷考辨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为将来华严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注]杨富学、王书庆认为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大量的《金刚经》写本以及唐代莫高窟壁画中出现的金刚经变，与以《金刚经》为主旨的顿悟禅法思想在敦煌的流行有关。[※注]

佛经题记当然也是了解佛经传播的重要资料，转型期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朱瑶《敦煌汉文文献题记整理与研究》[※注]，对题记的结构类型、内容特点及形制特征进行分析，并将题记按所依附的文献分为佛教文献、道教及三夷教文献、四部文献三类进行研究，通过对题记中所包含的写造者身份、所写经典、祈愿对象等信息的分析，探讨敦煌民间各种宗教信仰的发展和融合，以及敦煌官私学校教育的发展状况。杜斗城、吴通探讨了独孤皇后造经的建造者、造写地点，以及组织机构、所据底本、造经数量、写经流传情况与历史影响等。[※注]杨君以敦煌唐人写经题记为基础，结合笔记小说等材料，对写经活动流行的原因及参与者做了考察。[※注]杨宝玉依据P.2094《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的题记推测《金刚经》经文的分段、添加分目以及据菩提流支译本增补鸠摩罗什译本等事件均发生于唐末五代时期。[※注]赵青山对吐蕃时期的写经活动、抄经道场、写经制度、纸张管理、写经社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注]张延清对吐蕃时期的抄经费用和纸张、抄经坊、抄经生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注]马德则通过对西藏山南隆子县卓卡寺保存的吐蕃时期专供赞普御用的《喇蚌经》进行了研究，指出该经与敦煌藏经洞所出藏文写经《十万般若颂》内容和形式完全一致，部分抄经生与校经师的姓名也相吻合，据相关的背景资料可知这批经页为吐蕃时期在敦煌抄写并运送至吐蕃本土供奉于赞普的。[※注]陈楠在全面调查《甘肃敦煌藏文文献叙录》所收藏文文献的基础上，对吐蕃统辖敦煌时期的抄经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探讨，涉及内容主要有抄经内容、抄经人身份、校经制度及校经人身份、报废制度以及抄经活动对当时的社会影响等。[※注]王兰平《敦煌写本Дx.06062归义军时期〈大般若经〉抄写纸历及其相关问题考释》[※注]，利用归义军时期的官方组织抄经，讨论了敦煌当地佛经的抄写与流通过程。

在前几个阶段很少受到关注的佛经注疏，在转型期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如胡垚[※注]、吴建伟[※注]、黄焕平[※注]等都对部分敦煌本《法华经》注疏进行了个案考察。曾晓红对敦煌文献中的《维摩诘经》注疏进行了全面搜集。[※注]王晓燕对几件断裂的《维摩诘经》注疏做了缀合。[※注]袁德领对现存九件《维摩诘经注》写本现状、来源、以往定名等做了初步考察和残本的缀合工作。[※注]陶家骏、苗昱认为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维摩诘经注》时代上系北朝写本，属于《维摩诘经》罗什译本的早期注本，以大字为标目，小字书写注文，其体例应属单注，而非“子母注”或集注[※注]，陶氏还对该件中的部分俗字进行了辑录和考释。[※注]值得重视的是，该件写卷背面文献乃抄者对正面内容所作的补充，也应属于对《维摩诘经》的注解，应当与正面一起被视作一个整体对待。[※注]何剑平认为BD00950（昃050，北1321背）《维摩经解》应撰作于中唐时期，其释经素材除了摄取前贤维摩经疏之外，还融合了大量佛教因缘故事、作家诗歌、民间传说以及民间俗信仰等多种因素，显示了维摩经疏向民间通俗讲唱的过渡。[※注]达照通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整理，把佛典异本演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并对《金刚经赞》的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注]定源除了对斯1087号《金刚般若义记》的作者进行考述之外[※注]，其重要贡献则是对敦煌文献中道氤《御注金刚般若经宣演》进行的全面研究。[※注]董大学主要依据题记考察了《金刚经》注疏的流布情况，指出不同时期的《金刚经》注疏写本在内容、书法特点、抄写介质、装帧形式、抄经题记等各个方面鲜明地反映出各个时代的特色。[※注]他还对《魏晋隋唐残墨》第36号《夹注金刚经》进行了个案研究，认为其可能系唐晚期禅宗僧人的作品。[※注]

疑伪经方面，郑阿财《〈父母恩重经〉传布的历史考察——以敦煌本为中心》[※注]，全面考察了目前所见经录、写本、石刻、变文中的《父母恩重经》，认为伪经是为了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而出现的，因此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中国化，故而能在民间广为传抄，敦煌本伪经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证。安忠义《甘肃省博物馆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研究》[※注]，认为这类作品的出现是儒佛斗争的产物，与当时敦煌地区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并对五代及两宋的四川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友奎指出敦煌文献中的《咒魅经》在文本的形成和流传过程中受到中国本土文化和佛教陀罗尼经咒及《佛说佛名经》等巨大影响，体现出时人对魅蛊、天堂地狱等信仰世界的态度，而驱鬼治病、消灾祈福是此经最主要的实用功能。[※注]张小艳《敦煌本〈盂兰盆经赞述〉两种辨正》[※注]，认为法藏本《赞述》的作者并非前人所谓的慧净，而是慧沼；上图本《赞述》乃慧净所撰，并对宗密《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张涌泉、罗慕君通过普查《俄藏敦煌文献》第11—17册未定名残片，共计发现《八阳经》残片63件，对其逐件加以定名并作叙录。[※注]

利用敦煌遗书研究佛教史，在转型期也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方广锠依据敦煌文献中众多中华撰著及汉译典籍，提出隋唐时期敦煌存在“佛教十宗”，并通过对敦煌佛教文献的整体性分析，判断敦煌汉传佛教并没有明显的宗派性。[※注]

杨富学、王书庆指出敦煌文献对唐初创立的禅宗东山法门多有反映，证明该法门对敦煌禅修影响很大。[※注]李尚全认为敦煌本《修心要论》表明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师徒在湖北黄梅创立的禅法，顿悟与渐修合一，是由发菩提心、藉教悟宗、打坐实修和事上磨炼四大环节组成的修学体系，并把儒家“内圣外王”理论佛教化，标志着禅宗的创立。[※注]杨富学、王书庆也依据敦煌文献对道信禅法的内容以及流传进行了考察。[※注]方广锠对敦煌遗书中发现的8世纪上半叶写本《成唯识论述记解前杂叙（拟）》进行了探讨，指出当时僧人“讥谤”达摩的方法之一，认为可能正是达摩传法的合法性在当时受到了质疑，达摩不得不以“教外别传”应之。[※注]王志鹏和王定勇分别从以敦煌佛曲和歌辞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了不少反映唐代禅宗传播史的重要资料，并对唐代敦煌地区禅宗的流传和发展进行了讨论。[※注]

宗舜依据BD00791（月091，北7119）中涉及的吐蕃赞普、弥勒禅法等信息，认为8世纪左右敦煌受吐蕃的影响，曾流行吐蕃地区特有的弥勒禅法。[※注]张亚莎对禅宗在吐蕃统治区的传播进行了梳理，认为吐蕃禅宗传承活动的中心区域在藏语称作“玛域”（青海东部之黄河流域），即吐蕃时期称作“宗哥”（讼割）的地方，10世纪以后，该地遂成为后弘期下路弘法传承的策源地。[※注]朱丽霞依据8—9世纪禅宗僧人摩诃衍入吐蕃弘传佛法，而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献也集中形成于这一时期，判断禅宗在吐蕃时期很活跃。她还考证了8—9世纪传入吐蕃的禅宗派别。[※注]牛宏依据敦煌藏文禅宗文献探讨“吐蕃禅宗”的说法，并通过禅宗文献翻译、整理及应用的材料，进一步分析了“吐蕃禅宗”的表现形式及其内部关系，从文献角度揭示藏汉佛教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过程。[※注]杨富学、王书庆《蜀地禅宗之禅法及其特点——以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为中心》[※注]《〈传法宝记〉所见达摩祖衣传承考辨》[※注]和《〈传法宝记〉的作者及其禅学思想》[※注]分别就禅宗的特点、传承脉络和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关于戒律和律宗的研究，转型期开始出现带总结性的成果。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注]，通过对敦煌文书中的小乘律典、大乘律典以及相关佛教文书的文本分析，着重从教制史研究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国际佛学界所关注的律仪制度问题，并对佛教中国化、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提出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点。白文固利用敦煌文献中的戒牒重点对唐宋时期的戒牒和六念牒管理制度进行考述。[※注]黄征和宗舜对王伯敏所藏敦煌唐写本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拟题、传承、真伪、抄写时间等问题作了较为充分的考察。[※注]湛如以P.2984V号卷子为中心，讨论了该戒律的主要受戒对象，并以该卷的五戒仪轨为底本对照其他卷子的受戒形式，分析其差异，该文还从受戒时间、内容上分析了受戒仪轨存在差异的原因。[※注]彭瑞花根据李华撰《荆州南泉大云寺故兰若和尚碑》对惠真的律学行迹加以考证，论证了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为惠真编写并流传于世，并探讨了他在不同时期所研习弘扬的不同戒律和主要律学思想。[※注]近年，张涌泉、张磊、胡方方还对敦煌本《四分律》和国图藏敦煌本《四分比丘尼戒本》残卷进行了缀合。[※注]

在僧团的持戒方面，魏迎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戒律和清规研究》[※注]，认为敦煌佛教戒律与清规的制定和施行有其自身原因和特点。郑炳林、魏迎春对晚唐五代敦煌教团的科罚制度研究做了具体考察。[※注]魏迎春、郑炳林分析了晚唐五代敦煌僧尼违戒蓄财的社会原因。[※注]高启安指出唐五代的敦煌僧人在饮食方面虽有与佛教戒律相违背的行为，但尚能保证持不食肉戒。[※注]潘春辉则对唐宋敦煌僧人违戒原因进行了探讨。[※注]

密宗方面，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注]，主要以敦煌文献为中心对唐代密宗信仰进行了讨论，几乎囊括了所有敦煌密教文献的介绍和研究，以至于有“敦煌文献密宗信仰研究的开创之作”之赞誉。赵晓星《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注]，整理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持明经典，并将其分为佛顶、宿曜、诸菩萨、金刚明王天部、诸陀罗尼法、诸经仪轨六个类别，在每种经典后列出了敦煌文献编号，最后总结了蕃占时期敦煌流行的持明密典的特点。侯冲认为《坛法仪则》和敦煌抄本《金刚顶迎请仪》《金刚顶修习瑜伽仪》的组合，是密教中国化的表现，奠定了宋代以后汉地瑜伽教的格局。[※注]这一思路是将藏经洞保存的密宗信仰文献置于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中去讨论，对原有仅就唐代密宗传播与影响进行讨论的做法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使得我们清晰地看到敦煌佛教仪式文献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宋代以后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也提示我们应该将更多的敦煌佛教文献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进行研究，才能更清晰而全面地看出敦煌文献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

关于三阶教的研究，在转型期也出现了带有总结性的成果。张总由对陕西淳化金川湾三阶教刻经石窟的关注而进入三阶教史的研究领域[※注]，其所撰《中国三阶教史——一个佛教史上湮灭的教派》[※注]是中国学者在三阶教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著。作者在过去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并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有关考古文物和作者本人田野调查搜集到的材料对三阶教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全书从历史梳理到思想分析，从修行实践到社会影响，对三阶教做了总结性的研究，为中国三阶教研究者赢得了国际声誉。杨学勇也发表了有关三阶教的系列论文：《三阶教典籍的流传与演变》[※注]，以时间和空间为序，对三阶教典籍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论述，并从三阶教典籍的内容、版本、性质及引用三阶教教义阐释其他典籍等角度论述了三阶教典籍的演变情况；《法藏敦煌文献P.2550号与三阶教的斗争问题》[※注]，利用P.2550号所载三阶教某禅师行状的内容，对三阶教遭受佛教内部非难的史实以及三阶教内部党争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僧邕派与裴玄证派之间的差异；《也谈〈佛说要行舍身经〉与三阶教的关联》[※注]，认为三阶教典籍目录乃至相关资料未曾提及类似《舍身经》的典籍，而且三阶教教义中没有对舍身的相关论述，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舍身经》是一部宣传三阶教教义的经典，就目前资料看来其与三阶教没有什么关联。梁旭澍、王海云、王惠民认为敦煌研究院藏D135是三阶教文献，但其内容不能与现存的三阶教文献相对应，并推测D135可能是《三阶观法略释》的一部分。[※注]王惠民围绕P.2550《略说禅师本末》所反映的三阶教教徒的宗教活动进行论述，并结合其他文献讨论三阶院的结构与功能，为三阶教遭到禁断提供了的背景资料。[※注]陈明、王惠民对敦煌龙兴寺等寺院藏的三阶教经典进行了统计和研究。[※注]

宗教仪式的研究在转型期取得重要进展。侯冲《中国佛教仪式研究——以斋供仪式为中心》[※注]及相关系列论文，在将佛教仪式分为修持仪式和斋供仪式的基础上，结合调查资料，挖掘佛藏经律、敦煌遗书、俄藏黑水城遗书以及传世佛教仪轨文本中相关材料，通过将道安三例、唱导、水陆法会、预修斋供等放在斋僧平台之上进行考察，研究中国佛教斋供仪式的起源、组成、核心内容、分类和程序、最有代表性的斋供仪式和宋代以后影响最深远的斋供仪式。

此外，侯冲还对汉地佛教论义进行了初步探讨。[※注]何剑平认为敦煌遗书中保存的论义文献有助于重构唐代佛教论义的历史面貌。[※注]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水陆法会资料也在转型期得到了关注。谢生保、谢静利用敦煌文献资料对水陆法会的渊源和形成，以及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水陆法会的状况作了论述。[※注]他们还介绍了水陆画的用途、内容及其发展，并用敦煌文献和明清时期的水陆画为资料，论证了敦煌遗画和水陆画的关系。[※注]戴晓云对敦煌文献中的水陆法会资料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分析了唐五代时期水陆法会的功能特点，认为这一时期的法会与梁武帝时期以及宋以后的法会都有所不同。[※注]

王惠民提出《请宾头卢疏》主要在为亡人设斋祈福仪式时使用。[※注]王招国考察了敦煌遗书中的道氤《设斋赞愿文》与唐僧一行生前事迹及其与玄宗之关系、道氤生平与著作，以及在唐代斋会等方面的价值。[※注]刘传启讨论了十王斋活动的规模、营办者的身份、营办的流程以及儒释道三家在十王斋活动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注]黄维忠对8—9世纪的敦煌藏文发愿文的分类、内容及与汉文发愿文和敦煌法事活动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注]

佛教信仰方面，湛如讨论了敦煌文献中的净土教赞文，尤其对赞文反映出净众法门和法照思想之间的联系做了详细的说明。[※注]张先堂在上一阶段探索净土念佛法门在敦煌流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创立、弘传净土五会念佛法门的主要人物唐代净土教宗师法照做了研究。[※注]杨明芬《唐代西方净土礼忏法研究：以敦煌莫高窟净土信仰为中心》[※注]，重点探讨了西方净土礼忏法及其在敦煌的流行情况，并进而深入考察了净土礼忏法、净土思想和莫高窟壁画的关系。盛会莲对《礼阿弥陀佛文》作了校勘，指出《大正藏》本和敦煌本应该有共同的底本，为净土思想的探讨提供了文献基础。[※注]何剑平由敦煌文物材料入手，从写经和礼忏仪式等方面，对民间的维摩诘信仰进行了考察。[※注]

党燕妮先后发表系列论文[※注]，分别考察了敦煌的十王信仰、文殊信仰、宾头卢信仰、毗沙门天王信仰、海龙王信仰、药师佛信仰等的源流、传播及在敦煌地区的流传情况。这些研究揭示出在佛教中国本土化、社会化、民间化的大环境下，敦煌佛教信仰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兼容性，且带有鲜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特点。

刘萨诃信仰继续得到关注。尚丽新认为，刘萨诃的材料是史实与传说的混合物，而且越到后期，传说的成分越大。[※注]吴浩军则将刘萨诃信仰的研究扩展到酒泉地区进行讨论，并针对其中文化资源的利用提出了看法。[※注]方广锠通过收集敦煌遗书乃至现代流传本《刘师礼文》及其后代变种16种，梳理其异本，探讨其演化。[※注]钟静美为《刘萨诃和尚因缘记》提供了一个新校本——羽698号。[※注]

郑炳林提出当时敦煌地区《大般若经》信仰风气是由官府推动下形成，认为这是敦煌的世俗佛教经典信仰的特点——从实用功利的角度对待作为镇国之宝的佛教经典，而不是以纯粹信仰的心理供奉经典。[※注]董大学通过对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中《金刚经》及其相关的资料的梳理，指出《金刚经》信仰存在仪式化倾向，而且此种倾向至少可以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注]李翎、马德通过译经和敦煌地区当时流行的白伞盖抄本印画，认为至少在8世纪汉地白伞盖信仰就已经广泛传播。[※注]

公维章认为唐宋时期作为专指敦煌城的“城隍”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敦煌城及周边城市不时地遭到外族入侵所致。而敦煌的城隍神信仰并不甚流行，原因是敦煌盛行毗沙门天王信仰，毗沙门天王已经代替了城隍神，担当起了护卫敦煌平安的使命，成为敦煌的保护神。[※注]

一些疑伪经中反映出的民间信仰等问题也得到了关注。张子开依据《普贤菩萨说证明经》等资料认为敦煌地区的普贤信仰与当时的民族组成、政治气候、民众文化水平、民间信仰等方面有着密切关系，经过了民族化、政治化、通俗化和信仰本土化后的敦煌普贤信仰已然在一定程度上民间化，成为具有浓郁中土色彩的中国佛教信仰了。[※注]张子开、张琦认为敦煌文献《救助众生一切苦难经》并非产生于吐蕃占领敦煌之后，而是诞生于安史之乱时期的相魏之地，目的是祛除面临的战祸。[※注]

冀志刚认为敦煌地区的燃灯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其中尤以正月的建福燃灯、上元燃灯和腊月的腊八燃灯最为重要，这些燃灯仪式与民间辞旧迎新、欢庆娱乐的喜庆活动联系在一起，对佛教信仰的进一步普及和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注]张先堂对敦煌研究院藏D0218号残卷做了释录，考证其为唐五代敦煌俗家弟子诵经录，反映了唐五代俗家弟子的结社诵经、试经活动。[※注]

佛教灵验记是反映佛教信仰的重要资料。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注]，将抄写于60多个卷子上的17种灵验记分类逐一做了校录与注释，为人们使用这些文本提供了方便。

关于敦煌佛教与社会的关系，郝春文、陈大为《敦煌佛教与社会》[※注]，是第一部通论敦煌佛教与社会的专著，主要依据敦煌藏经洞出土资料和敦煌石窟资料考述了敦煌的佛教概况和僧团、寺院、僧尼、寺院依附人口以及敦煌石窟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马德、王祥伟从敦煌佛教的社会性质、社会活动、社会内容、社会功能、社会作用、社会意义等各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古代敦煌石窟佛教的社会化性质及其发展。[※注]杨发鹏试图通过对当时敦煌僧尼人口和其他地区僧尼人口的比较来评估敦煌佛教在全国的地位。[※注]陈双印、赵世金主要从敦煌地区军事阶层（将领、士卒）与佛教信仰的关系作为出发点，讨论了他们信仰佛教的目的、方式以及信仰的对象。[※注]杜正乾结合敦煌文献对唐代病坊的设置时间、职掌、渊源与佛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注]

对寺院的研究，这一阶段也有所进展，以陈大为的成果为多。其专著《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注]和相关系列论文[※注]，将敦煌僧寺放到中古社会佛教发展的大历史背景中，以敦煌净土寺和龙兴寺为重点，对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在经济、宗教、公共服务及与世俗政权的关系等问题做了全面考察。对尼寺及僧寺和尼寺的关系，陈大为亦有所关注。其《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僧与尼寺/尼贫富状况的比较》[※注]，对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和僧与尼寺和尼贫富状况做了比较，以揭示二者在经济状况乃至生存状态方面的差异；《敦煌僧寺与尼寺之间的往来关系》[※注]，从僧寺藏尼经、女尼潜居僧寺、女尼布施僧寺、相互纳赠与助葬、僧团的集体活动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敦煌僧寺与尼寺之间的往来关系；《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尼寺人口数量的比较》[※注]，从多个方面讨论了造成女尼人数众多以至僧尼比例差距拉大的原因。陈大为和陈卿还对敦煌金光明寺做了个案考察。[※注]

对敦煌僧官进一步考察，以王祥伟成果最为集中。其《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纲管新论》[※注]，认为僧官设立以后逐渐向寺院纲管体系渗透，伴随着僧政、法律、判官等僧官的寺职化，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纲管由原来的寺主、上座、维那组成的三纲体制演变为由寺级僧政、法律、判官、寺主、上座、维那组成的新的六纲体制；《敦煌都司的设置考论》[※注]，认为都司是吐蕃统治敦煌早期，在蕃汉民族矛盾突出、吐蕃推行宗教制度改革等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管理敦煌地区的佛事事务及对当地蕃汉军民进行有效的管理而设置的一个机构；《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司”名机构探论》[※注]，认为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中设立的诸“司”，其中有的机构等同于寺院仓司机构负责管理着寺院的斛斗等财物，有的机构虽然掌管着寺院的部分斛斗等财物，但其与仓司有别而主要是负责其他相关事宜。陆离则重新考察了吐蕃时期的僧官制度。[※注]赵青山对作为僧职的判官做了考察，认为这一职务对于认识敦煌僧官体系特色和中国僧官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注]

关于寺院经济，张久献、段小强提出吐蕃和归义军的寺院田庄模式与中原极为相似，为不完全之田庄。[※注]罗彤华探讨了敦煌便物历的形式和性质、便物历所反映的便物人与寺院放贷、借贷数量与寺院放贷、借贷利率与寺院放贷等问题。[※注]荣新江《于阗花毡与粟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注]，用列表的方式介绍了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物。郑炳林以敦煌文书P.3047《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乾元寺科香帖》[※注]为中心，对晚唐五代敦煌寺院对香料的科征和寺院香料消费情况进行了探讨。苏金花则探讨了唐五代敦煌寺院畜牧业发展的特点。[※注]江岚指出吐蕃归义军时期敦煌尼寺赚取的物品种类主要以粮食作物为主，油、布等粗加工产品都很少，尼寺所能获取的施舍和法事收入都很少，并对其原因进行了讨论。[※注]陈双印、张郁萍对晚唐五代敦煌僧人利用出使于阗、西州和敦煌南山以及张掖甘州回鹘政权的机会从事经商牟利的情况做了考察。[※注]袁德领《归义军时期莫高窟与敦煌寺院的关系》[※注]和郭永利《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纳赠》[※注]分别对敦煌寺院的“纳官”和“纳赠”做了考察。

王祥伟《吐蕃至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经济研究》[※注]及相关系列论文对吐蕃和归义军政权对敦煌寺院经济的管制[※注]、敦煌寺院中的管理运营（包括管理机构、管理方式、合算等经济手段）做了专题研究[※注]。郁晓刚对敦煌寺院的判、施舍疏、取抄署、契据等几种会计凭证的形制特点及其在会计核算活动中的使用状况进行了具体辨析，指出敦煌寺院十分重视会计凭证的制作、整理、审核与保管。[※注]

自上一阶段郝春文提出敦煌僧团有居家现象后，转型期这一问题仍得到学界关注。李正宇将相关现象定义为敦煌世俗佛教，并做了系列论证。其《晚唐至北宋敦煌僧尼普听饮酒》[※注]，认为当时敦煌社会僧尼公开饮酒是敦煌佛教世俗化的一大体现；《晚唐至宋敦煌听许僧人娶妻生子——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五》[※注]，认为敦煌僧人可以娶妻生子、收养义子等，亦是敦煌世俗佛教特有的内容；《8—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注]，指出8—11世纪敦煌僧人可以参与政事、从军征战，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僧尼皆籍入乡司，悉为编民之故；《再论晚唐五代北宋时期的敦煌佛教》[※注]，将敦煌世俗佛教的性质、特点基本上概括为：入世合俗、戒律宽松，既求来世，尤重今生，亦显亦密、亦禅亦净、和合众派、兼容诸宗，诸经皆奉、无别伪真。至于僧尼居家的原因，李正宇从吐蕃佛教、禅宗思想、世俗思想等角度对寺众居家现象的出现原因做了解释。[※注]石小英则从尼僧多胡人、佛教戒律松弛导致世俗化加重等两个角度思考居家现象的出现。[※注]武绍卫则提出僧尼居家更多的是僧团严重膨胀、寺院经济衰退，以及地方僧众与世俗家庭关系不曾分割等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注]

沙武田、梁红梳理了第156窟供养像的图像和历史信息，提出该窟洪辩像后的随从是同为敦煌名僧的弟子悟真供养像。[※注]石小英《八至十世纪敦煌尼僧研究》[※注]，从佛教在敦煌的传播与发展、敦煌尼僧及其教团组织的形成、敦煌尼僧的佛事活动等八个方面对8—10世纪的敦煌尼僧进行专题探讨。霍巍重点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禅窟、僧房窟、瘗窟三种类型石窟的考古发掘情况及其反映出的僧侣生活进行了阐述。[※注]

二 道教

转型期在道教文献整理方面贡献最大者当属王卡。其《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注]和相关系列论文[※注]，比定出了很多道教佚经，所著录的道经数量远远超过了大渊忍尔的目录。在《中华道藏》[※注]中，还收录了很多经王卡录校或审订的敦煌道经释文。叶贵良《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际经〉辑校》[※注]《敦煌本〈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辑校》[※注]，分别对这两部道经重新做了释录，每件包括提要、录文和校记三个部分，释文比以往有较大提高。结合对道经的整理，叶贵良还对敦煌道经写本语词的来源、系统、构成及其词义的演变做了专题研究，这项工作也有助于敦煌写本道经的整理。[※注]

与其他类别的敦煌文献相比，敦煌道教文献至今未能出现一部囊括全部道教文献的释文集，这是敦煌道教整理的一个缺憾，也是未来应该致力的方向。

窦怀永《敦煌道教文献避讳研究》[※注]，对敦煌道教文献中有明确纪年题记者的避讳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尝试用利用写本上避讳文字对无纪年道教文献进行了断代。张泽洪以敦煌道经写本为中心，讨论了唐代《道藏》的编纂与道经的撰写及经法传授的问题。[※注]

在对道教经典的研究方面，新时期冒出的几位新锐在转型期继续发力。[※注]转型期万毅研究的重心是《升玄内教经》所体现的道教“三一”思想。[※注]提出《升玄内教经》的“三一”新说反映出南北朝末期道教由注重“炼养身形”的“升仙度世”的昔教目的论，向注重“智慧解脱”的“升玄得道”的“内教”目的论的转变。他还对敦煌本《升玄内教经》与有关佚文进行了讨论，并对文本的顺序进行了排列，考察了该经的南朝道教渊源。[※注]

刘屹则主要关注敦煌本《灵宝经目录》所记录的“旧经”和“新经”两组经典成书的时间先后问题。此前，学界的看法大体一致，即21卷已出“旧经”的成书，要早于11卷“新经”。[※注]刘屹则认为“新经”的成书在整体上要早于“旧经”，并撰写了十余篇相关论文做了系统论证。[※注]对刘屹的质疑，国内另一位研究古灵宝经的新锐王承文也发表了系列论文回应[※注]，再次从新的方面和角度，论证了传统观点，即“旧经”从东晋隆安（397—401）年间开始出世并由此延续，而“新经”出世则相对较晚，但在刘宋元嘉十四年（437）陆修静整理古灵宝经之前则已全部出世。目前看两人的看法各有其依据，难分伯仲，但这样的学术讨论无疑加深了人们对古灵宝经的认识。

刘屹还对《太上妙法本相经》的形成过程及其反映的南北道教传统做了探索[※注]，并对《老子化胡经》《老子变化经》《昇玄经》、灵宝经等敦煌道经也做了讨论。[※注]

朱大星《敦煌本〈老子〉研究》[※注]，以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老子》汉文写卷白文本和注疏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敦煌本《老子》的文本特征、传本系统、注疏、流传及成书等问题。刘昭瑞《〈老子想尔注〉导读与译注》[※注]，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老子、《老子》及《老子想尔注》的基本情况，并对《老子想尔注》做了详尽的注释和现代汉语翻译。

杨富学、李永平重点分析了甘博所藏《十戒经传授盟文》的内容和性质，认为该件属于道教科戒仪轨文献，作者还对神泉观位置提出了新的推断。[※注]吴羽以敦煌写本伯2347号为中心对《十戒经》传授盟文的问题源流及其在传授仪式中的功能进行了考论，认为这些盟文在文体上沿袭了先秦盟誓文的传统，但与先秦盟誓文有重要差别。[※注]朱大星则重点对敦煌本《十戒经》的形成和流传历史进行了论述，认为该件约形成于六朝后期至唐初，其与《道德经》的结合流传带有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痕迹。[※注]

此外，张鹏《〈敦煌秘笈〉羽673R的缀合及金箓斋仪的再探讨》[※注]，认为敦煌本金箓斋仪是实用斋仪文本，与《无上秘要》的记载不同，这种不同反映了金箓斋仪的创制过程，即综合《金箓简文》《明真科》《三元品戒》等灵宝经而形成。郜同麟认为大渊忍尔所著录的四件《太上洞玄灵宝天尊名》写卷本为一卷，即该经上卷，全经应有三卷。[※注]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注]对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个时期的主要道书的内容、体系、特点、历史地位等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解读，有助于全面了解和认识汉晋早期的道教、六朝经教道教、唐朝前期经教道教的发展史。

敦煌道教史在转型期仍然得到关注。以刘永明成果最为突出。其《归义军时期的敦煌道教文献与斋醮法事活动》[※注]和《试论曹延禄的醮祭活动——道教与民间宗教相结合的典型》[※注]，对归义军时期的敦煌道经和其他道教文献及其时代做了进一步考察，补充了几件王卡未著录的道教文献。然后备列了归义军时期的斋醮法事活动，指出其时道教活动已与民间宗教结合。他还对敦煌占卜文献、历日及镇宅文中的道教因素做了一系列考察[※注]，进一步说明道教的因素已经融合到敦煌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和习俗中。

刘永明之外，杨君《浅论敦煌符箓中的“善鬼护身”观念》[※注]和吴羽《敦煌道经及斋文所见道教事师之礼》[※注]都关注到仪式文献与道教传播之间的关系。李小荣、钟海波则选择了以敦煌文学作品为对象来讨论道教思想和文化问题。[※注]寇凤凯认为《道教中元金箓斋讲经文（拟）》所反映的道教神仙信仰的长生思想处于肉体成仙向精神超脱的转型过程。[※注]陈于柱从术数文化视角对敦煌道教研究进行了反思。[※注]

三 三夷教

转型期是三夷教研究的收获时期。林悟殊将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结集为《唐代景教再研究》[※注]《中古三夷教辨证》[※注]《中古夷教华化丛考》[※注]《敦煌文书与夷教研究》[※注]，这些著作和相关系列论文以敦煌三夷教写本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写本之真伪、内容或其产生之背景原因等，代表了中国三夷教研究的最高水准，也得到了世界学术界公认。姚崇新、王媛媛、陈怀宇《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注]，属于通论性著述，主要关注点是宗教的产生、传播、在敦煌和中原的境遇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除了综合性成果，关于祆教、景教和摩尼教的专题研究也有不少成果。

祆教方面，濮仲远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唐宋时期民众的种种赛神活动、赛神仪式加以考释，并论及了归义军政府和佛教寺院对赛神活动的支持。[※注]解梅对敦煌赛祆活动仪式及其在敦煌乃至中原的流变做了梳理。[※注]赵洪娟指出晚唐五代祆教“赛祆”仪式节俗已与敦煌的地方节庆习俗融合，并对融合的原因及其对中国节日习俗影响做了分析。[※注]张小贵《唐伊吾祆庙“素书”非塑像辨》[※注]，考察了古汉语中“素”字用法及相关敦煌文献记载的具体语境，认为无论素书或素画，皆应指该庙中所供祀的祆神素描画像，而不是彩绘塑像。同作者之《敦煌文书〈儿郎伟〉与祆教关系辨析》[※注]，认为无论从具体含义还是书写格式或使用语境，儿郎伟与中古波斯语nīrang均未见有实质性的联系，其中驱傩《儿郎伟》所记“部领安城大祆”一句表明，安城大祆成为某支驱傩队伍的主神，反映了敦煌地区一度盛行的祆神崇拜业已融入当地民间的传统信仰。

景教方面，彭金章认为宋、西夏、元代的敦煌有景教徒存在，而早年藏经洞发现的9—11世纪的7件景教文献、画幡，无疑是当时敦煌有景教徒的证据。[※注]王兰平认为P.3847《尊经》尾跋创作时间当与《尊经》正文译撰时间大致相当。[※注]他还对《志玄安乐经》进行了重辑和考释。[※注]林悟殊通过对《志玄安乐经》的写卷形态、行文特点和内容的分析，认为该经乃古代景教徒之真迹。[※注]关于富冈文书（《序听迷诗所经》）和高楠文书（《一神论》），林悟殊依据两件文书的内容与内涵之矛盾，怀疑经文是由教外人根据一些杂乱的经文，抄录凑合而成，是现代人的精抄赝品。[※注]王兰平则认为这两件文书未显示出明显的作伪痕迹。[※注]

摩尼教方面，曹凌考出敦煌遗书中新发现的BD9401《佛性经》残片为佛教化摩尼教典籍，或是以摩尼教思想为核心，掺杂佛教因素的具有混合性质的佛典。[※注]这一发现使敦煌汉文摩尼教文献增加到了四件，是这一时期摩尼教研究的重要突破。马小鹤对摩尼教之“业轮”观及其与宇宙图、《佛性经》之关系进行了探讨。[※注]胡晓丹构拟了完整的《佛性经》第八品的结构，并分析了摩尼教的传教策略。[※注]刘屹认为道教《化胡经》中出现“老子化摩尼”是唐代道教要用极端化的“道本论”将摩尼教也归为出于本教，并分析了《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产生的背景和《老子西昇化胡经序说》成书时间。[※注]林悟殊《京藏摩尼经开篇结语辨释》[※注]，认为该经主题内容产生于武则天在位年代（690—705），而写卷的制作不可能早于晚唐。他还对就敦煌摩尼教写卷有关日月神之称谓及其意涵对学界流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注]

第二节 敦煌古籍

郝春文等编著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至第十六卷）[※注]，按照英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流水号依次对每件敦煌汉文社会历史文献进行释录，其中包括很多敦煌古籍。张弓《敦煌四部籍与中古后期社会的文化情境》[※注]，从宏观的视野考察了敦煌四部籍的著述、注疏、节辑、保存和流传情况，认为社会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留下诸多“痕迹”，或直接或曲折地呈现出变革时代的某些史相脉络。

一 经部文献

王素《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兼谈南朝主流文化的“南朝化”问题》[※注]，简述敦煌九类儒典的概况，重点在于溯清敦煌儒典的三种源流：前朝旧典、唐代官书、外地新籍，进而探讨了敦煌儒典与南朝主流文化、隋唐主流文化的关系，得出“敦煌文化远与南朝主流文化衔接，近与隋唐主流文化接轨，既代表华夏文明，也反映了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其所著《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儒学章·儒典篇”[※注]，新增作者整理的敦煌儒典研究成果、种类统计，增加了敦煌儒典与唐五代科举和学校的关系探讨。

转型期在敦煌经部文献整理研究贡献最大者是许建平。他相继发表《〈俄藏敦煌文献〉儒家经典类写本的定名与缀合》[※注]《英伦法京所藏敦煌写本残片八种之定名并校录》[※注]《残卷定名正补》[※注]等系列论文，对敦煌本《尚书》《诗经》《毛诗音》《礼记音》《春秋后语》《刘子》等，在定名、断代、缀合、整理、校勘、考释方面做了诸多贡献，后于2005年结集而成《敦煌文献丛考》[※注]，在《尚书》《诗经》等文献的收录种类和数量上大大超越了《敦煌古籍叙录》等。次年，同作者《敦煌经籍叙录》[※注]出版，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对群经的排序编排，分《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九卷。每卷首有总述，下分若干小类，每类下标列各写卷，并逐卷写出叙录。该书的重要成就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尽可能地收录藏经洞所出的经籍写卷（收集数量达320号之多）；比定未曾定名的写卷，纠正前人的错误定名（首次定名的写卷有31件，纠正前人定名错误的有5件）；缀合断裂的写卷（将104件写本缀合成35卷）；纠正前人的错误结论；尽可能将有关单个写卷的研究信息备列一处，极便学者研究和利用。正如张涌泉在序言中评价的那样：该书“收集全面、资料丰富；内容丰赡、论述详尽；考订按断，富有创见”。

转型期对敦煌经部文献文本整理的集大成之作是煌煌十一巨册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注]。该书分为“群经类”和“小学类”两大部分。“群经类”由许建平撰稿，张涌泉主编、审订，其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九经，除了未收录“经典释文”之外，在分类和排序方面与《敦煌经籍叙录》保持高度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以同异本的文字校勘为侧重，突出分类、定名、缀合、解题和校录。书末附有卷号索引，极便读者检索查阅。该合集以搜罗之丰富全面、校勘之细致详尽，颇受学界之称道。[※注]其他散见的论文，以对《周易》《尚书》和《诗经》的探讨居多。

许建平对敦煌本王弼《周易注》的分卷书写形式、《周易释文》是陆德明《经典释文》诸音义的单行本、《周易注》写本的校勘价值、《周易注》与敦煌当地术数文化的关系，以及《周易经典释文》写本所反映的唐代科举及其实用性原则等问题做了简要说明。[※注]王煦华《〈许贞于味青斋所藏敦煌写本今字尚书尧典、舜典残卷〉序》[※注]，将BD14681的抄写年代定于高宗时期。许建平分析了该件避讳字使用情况，推测其抄写时间应在高宗朝之后，玄宗朝之前，作者还指出该件之版本来源是姚方兴本。[※注]他还从隶古定《尚书》文本的发现、《古文尚书》的版本与分卷、《尚书释文》原貌、《尚书》与唐代科举、中原文化西传的实证史料诸方面对《尚书》写本所反映出的中古时期尚书学作了阐述。[※注]郝春文对日本国学院大学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论语》做了校录和解说，指出该件《论语》为册子装，共12叶，上钤“木斋真赏”和“合肥孔氏珍藏”印各一颗，应是源自李盛铎、孔宪廷之旧藏。[※注]另外值得关注的新材料还有日本杏雨书屋刊布的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论语》残卷。[※注]

转型期对敦煌写本《诗经》的整理和研究，亦以许建平贡献最大。其《跋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诗经〉写卷》[※注]，对新刊布的《诗经》进行了考察；《〈毛诗〉文字探源四则》[※注]，尝试利用敦煌《诗经》写本的用字复原汉代《毛诗》原本文字；《法藏敦煌〈毛诗音〉“又音”考》[※注]，对写卷的21条又音条目做了考订，认为写卷之又音，非作者指注音，而是取自别家注音；《英藏敦煌〈毛诗音〉写卷所见〈毛诗〉本字考》[※注]和《英俄所藏敦煌写卷〈毛诗音〉的文献价值》[※注]，主要探讨了P.2729+Дх.01366的写卷情况和文献价值。

许建平比勘了S.10卷背注文与正面文字，认为S.10V字音并非针对正面文字而作，而是另有所本。他推测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据别种《毛诗音》随手注于卷背者，应是一种独立的《毛诗音》，非是与正文文字合成有机整体的《毛诗音隐》，只是它用以注音的方法与六朝的音隐类著作相同。[※注]

李索《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校证》[※注]，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37号敦煌本原文同传世本逐字比勘，对其中的异文从文献学、语言学、汉字构形学及汉字史的角度进行了全面分析考察和辩证，缺点是所收文书释文未能参考以往的校录成果，因而错误较多。

二 史部文献

李锦绣《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史地章”[※注]，分正史、编年、杂史杂传等类别介绍了敦煌遗书中的史部文献，包括文书概貌、抄写时间、价值和意义等，还论及敦煌正史文书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等。

张玉春指出敦煌本《史记》（P.2627）是最早的《史记集解》抄本，可据之订正宋代以后刻本的讹误，并对探究《史记》原貌有重要的作用。[※注]张宗品考出未命名的俄藏Дх.04666残片亦为《史记》写本，并可与Дx.02670残片相缀合。[※注]P.2627《史记·管蔡世家》残卷之附篇前、后，有两大段包括两个相同的“太史公曰”在内的重文，又附篇增衍“曹叔振铎世家”一题。易平推测该件这两处重大文字错误，乃因附篇拼补入卷所造成。敦煌本《管蔡世家》中误重之文和增衍的附篇之题，后为司马贞《索隐》所据本、北宋景祐本《史记》相继沿存下来，而又有所变易。初唐、盛唐至北宋这三个重要阶段有代表性的《史记》传本文本之同异，既显示出《史记》夹注本之传承有绪，又反映了该本在不同时期的重要特点。[※注]

易平通过比对敦煌本《汉书》节抄本残卷对《汉书》原篇的内容取舍和文字删节，认为删节者意在提供一种能适应普通读者需求的《汉书》简易文本。[※注]郭华指出唐抄本《汉书残卷》还可以校正一些大型辞书释义的错误。[※注]

刘涛从书法形态的角度分析敦研0287《三国志·吴书·步骘传》是乃后人伪造。[※注]张涌泉、江学旺从写卷中俗字的具体写法入手，论证了该卷非伪卷。[※注]肖瑜辨析了该卷中的两个疑难俗字的用例和产生原因，亦认为其非伪。[※注]

陆离将S.713与Дх.02663、Дх.02724、Дх.05341、Дх.05784、Дх.11638等号残片缀合，并对照正史有关记载，作了订补校勘，力图恢复俄藏《春秋后语·秦语》原貌。[※注]萧旭参以传世典籍和敦煌其他写卷，对敦煌写卷P.5034V《春秋后语》之《秦语》残卷做了校补。[※注]此外，郭丹披露了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本《春秋后语》残片。[※注]李锦绣《关于斯2506、伯2810、4073、2380文书的再探讨》[※注]，分析了该件的内容体例及所反映的唐后期敦煌地区的史学特点，认为其以帝系为本，乃唐代编年简史，可将其定名为“唐朝年代纪”；并认为其作者是沙州人，文书体现的是敦煌本地人编写的历史，是唐代主流文化与敦煌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三 子部文献

朱大星主要依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通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的分类，结合敦煌文献所存诸子写卷的内容及数量等，对敦煌诸子文献作了界定和分类，即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兵家七类。[※注]其后，许建平则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分类为主要依据，参照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经典书目的分类，并根据敦煌文献所存写卷内容的实际情况，将敦煌文献所存子部写卷分成诸子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类书类、艺术类、宗教类七大类，同时对各类所属第三级类目的设置作了说明与解释。[※注]

儒家类典籍即指唐代“经”以外的儒家著作，敦煌本儒家类文献主要是《孔子家语》（S.1891）。敦煌本《孔子家语》的尾题为“家语卷十”，与传世《家语》的分卷明显不同。针对王重民早年认为“卷十”乃“卷七”之误，而非古今分卷有异的观点，宁镇疆推测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卷“十”并非卷“七”之误，它说明早期《孔子家语》的分卷方法与今本不同，很可能就是二十一卷；但就文字、内容及注文来看，敦煌写本与今本基本相同，差别不大，可说明《孔子家语》在唐以后的流传形态是基本稳定的，所谓“唐本”与“宋本”的区别并无实际意义。[※注]张固也、赵灿良考察了敦煌本《孔子家语》的分卷方法，认为今本绝不是王肃重编的伪书。[※注]屈直敏对敦煌本《孔子家语》作了详细校勘，通过比对传世本得出：敦煌本与今本在篇目结构上并无差异，只在文字内容方面有删削改易的痕迹。[※注]王文晖考出Дx.10646亦为《孔子家语》之残卷，并对此残卷进行重新考察，揭示了Дx.10646残卷所蕴含的信息，及其对校勘今本的价值和自身存在的问题。[※注]

转型期对敦煌本类书的整理和研究，既有对文本的再整理，也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张涌泉以《励忠节钞》为例，阐明类书在传抄翻刻过程中出现的脱衍错乱，导致类书援引典籍与传世本之间存在差异，而《励忠节钞》所摘引之《玄游子》《弈论》《太公金匮》等书均已失传，故其在辑佚和校勘古书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注]屈直敏对王三庆《敦煌类书·励忠节钞》中脱漏或待考的40余条进行校补，同时根据缀合后的俄藏写本增补了八则内容。[※注]在《励忠节钞》的成书年代问题上，屈直敏不同意以往王三庆等人的说法，提出了“武周时期说”[※注]。他还评价了《励忠节钞》对唐王朝知识、道德和政治秩序有维护和重建之功[※注]；在归义军政权重建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上述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抄〉研究》[※注]一书中，该书“下篇”为录文校笺。此外，他择取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所引《史记》《三国志》内容与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三国志》之有异文者为例，以证敦煌写本校勘传世文献之功用。[※注]许建平在多家校录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本《修文殿御览》重作董理，补正了前人误校和漏校之处，使其内容更臻准确。[※注]刘全波对《修文殿御览》的编纂背景、编纂过程、编纂者以及流传、辑佚等情况做了全面的梳理，旨在展现《修文殿御览》在传世文献中的流传情况。[※注]

郑炳林、李强对敦煌本《籯金》写本特征、抄写时间及相关问题作了探索，将《籯金》写卷分为五种：张球改编的《略出籯金》、阴庭诫改编的《籯金》、佚名改编的《籯金》、李若立《籯金》原本、《籯金》字书。[※注]同作者之《阴庭诫改编〈籯金〉及有关问题》[※注]《唐李若立〈籯金〉编撰研究（上下）》[※注]《晚唐敦煌张景球编撰〈略出籯金〉研究》[※注]等文，则是分别对各种《籯金》的个案研究。韩博文、郑炳林提出《籯金字书》是根据李若立《籯金》原本编撰，是学童学习《籯金》所用之字书。[※注]屈直敏在诸家著录《籯金》写卷的基础上，通过比对原卷，对敦煌写本《籯金》系类书的9个写卷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叙录，并对关于《籯金》系类书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回顾。[※注]魏迎春解析了S.2053背即李若立《籯金》抄本所收条目的特点。[※注]她还指出S.5604《籯金》虽为学士郎作品，但事例附注却有补缺作用。[※注]高天霞《敦煌写本〈籯金〉系类书整理与研究》[※注]，对敦煌写本的《籯金》系类书进行了整理和录校，并考证了《籯金》系类书的改编者和传抄改编，阐述了这批写本在文献学、语言文学和训蒙教育等方面的价值。

屈直敏提出《兔园策府》或为众手撰成的观点，认为其成文年代最晚不迟于贞观十七年（642）。[※注]王璐援引《杜嗣先墓志》记载杜嗣先在蒋王恽幕府任职的时间，推测《兔园策府》的成书年代在高宗显庆三年（658）至麟德元年（664）。[※注]葛继勇则据杜嗣先曾参与接待8世纪初来华的日本遣唐使，对《兔园策府》的成书及流传日本等问题进行梳理，认为《兔园策府》应成书于7世纪中叶，很可能在8世纪初已传入日本，并作为启蒙教材而广为传播。[※注]2016年，屈直敏在诸家探讨《兔园策府》写卷的基础上，通过比对原卷，对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的5个写卷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叙录，并对关于《兔园策府》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回顾。[※注]

敦煌小说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转型期最重要的成果是窦怀永、张涌泉汇辑校注的《敦煌小说合集》[※注]，收入三十余种文献，涉及近百卷号，可谓敦煌小说类作品文本整理的集大成之作。在敦煌小说范围的界定方面，该书将敦煌小说分为古体小说与通俗小说两部分，其中古体小说又分志人类、志怪类，通俗小说分作传奇类与话本类。并将《启颜录》归入古体小说志人类，《搜神记》《冥报记》归入志怪类，《周秦行纪》归入通俗小说之传奇类。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将普遍被认为是类书之一的《事森》于《孝子传》后附入。[※注]罗国威《〈冤魂志〉校注》[※注]，利用了敦煌写本P.3126保存的佚文。王国良以敦煌写本隋唐古体小说中的《冤魂志》《周秦行纪》为中心，对其相关研究成果做了评述。[※注]对敦煌本《启颜录》的笺注有董志翘《敦煌写本〈启颜录〉笺注》。[※注]伏俊琏、伏麒鹏合著《石室齐谐——敦煌小说选析》[※注]，第一次以小说为专题对相关文本做了介绍，收录了《搜神记》《还冤记》等十一种敦煌小说作品。

敦煌本《刘子》的文本整理和研究在新时期已经基本完成。所以，转型期的工作只能是拾遗补缺。许建平考出S.10441亦为《刘子》残片。[※注]屈直敏考定敦煌写本S.6029亦为《刘子》之一种，且内容不同于其他。[※注]刘明辑校了刘幼云旧藏敦煌本《刘子》。[※注]

四 集部文献

由于新时期罗国威之《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收集的文本及释文均不完备，所以转型期对敦煌本《文选》图版的刊布和文字的校勘仍是重要工作内容。金少华《敦煌吐鲁番本〈文选〉辑校》[※注]，全面搜罗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文选》写卷（收得44号，缀合为24件），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已收得200多种），总结百年敦煌吐鲁番写本《文选》的研究成果，整理为收集写卷多、考证翔实的集成式汇校本，可称是转型期带有总结性的成果。罗国威《敦煌本文选旧注疏证》[※注]，对俄藏敦煌本《文选注》、天津博物馆藏敦煌本《文选注》、日本永青文库藏敦煌本《文选注》三种旧注做了疏证，并附录了三种旧注的清晰图版。

范立新不同意《西京赋》所依据的是薛综和李善两种底本的说法。[※注]金少华通过对《西京赋》写卷正文与注本用字歧异条目的考察，进一步判定永隆本是李善注原本。[※注]有关俄藏本（Φ242）的注本性质及著作年代之判定，范立新[※注]、许云和[※注]、刘明[※注]、黄伟豪[※注]、景浩[※注]等纷纷各抒己见，目前尚未达成共识。金少华对天津艺术博物馆与日本永青文库缀合之《文选注》做了进一步的笺证。[※注]张锡厚认为其与李善注、五臣注均不同，其撰注时所据之《文选》当是一种与今传《文选》各种版本体系不同的写本。[※注]徐真真对P.2833和S.8521《文选音》的抄写时代及其注音特点、文献价值与版本价值作了探索。[※注]

刘明依据抄写风格和避讳，推测敦煌写本《玉台新咏》并非盛唐写本，应抄写于高宗显庆二年（657）之前的初唐时期，在编辑体例上体现为不同于后世刻本的特色。[※注]

荣新江、徐俊在2000年后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十三、十五册中，又发现了新的《瑶池新咏》残片，其中Дx.6654可与Дx.03861直接缀接，并完整保留了“瑶池新咏”首题；Дx.6722保存了“瑶池集”题笺，Дx.11050提供了新的诗作。[※注]王卡《唐代道教女冠诗歌的瑰宝：敦煌本〈瑶池新咏集〉校读记》，所录增加Дx.3927一件残片。[※注]

第三节 敦煌科技文献

一 医药文献

转型期敦煌医药文献继续得到学术界关注，包括对文本的再整理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文本整理方面，2008年，段祯《敦煌古医籍校证》[※注]，收录内容与《敦煌中医药全书》大体相似，但去掉了“古藏医药类”及部分“医事杂论类”内容，加入了少量西域其他地区出土的医学残卷。该书的释文注重与传世文献对勘，释文的质量比以前有所提高。李金田、李应存、史证刚《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注]，概述并校录了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王淑民《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注]，是英藏敦煌医药文献的图文对照本。该书分为图影篇和注疏篇，图影篇列有高清敦煌医学文献写卷的彩色图影152幅；注疏篇依据图影篇的文献顺序对它们进行释文、注释、疏证。作者曾在英图核查原卷，又有高清彩色图版，所以其释文质量比以前有很大提高，补入了以往因条件所限而无法识别的文字，纠正了一些以往误识文字，并对残卷进行辑补与缀合。钱超尘《影印南朝秘本敦煌秘卷〈伤寒论〉校注考证》[※注]，收录了敦煌本《伤寒论》的图版和释文。袁仁智、潘文主编《敦煌医药文献真迹释录》[※注]，以高清敦煌写卷及简牍影像为底本，参考传世医书及前人成果对敦煌医药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释录。分别从医经诊法类、本草类、针灸类、医术医方类的角度全面阐释了敦煌医药文献概貌。该书采用图文混排格式，全彩印。但因图版太小，再加很多为黑白图版，实际很多图版上的文字很难辨识，未能达到作者期望的图文对照的效果，释文的质量也没有显著提高。沈澍农主编《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注]，选取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中相对完整的106个卷号，采用图文并行对照的形式进行逐件录写、校勘、注释，并在每个卷子开头处列表记载该卷子的基本信息（内容属性、文件数、占有行数、形制、大小、缺损情况、避讳字、不避讳字、拟抄成年代等）。全书凡120万字，涉及文献200多种。该书亦为全彩印，且法藏、英藏医药文献的图版均为高清彩色图版，除少量图版清晰度不够外，多数图版的文字清晰可辨。该书的校注部分详列以往各家异同及相关传世文献的有关记载，其释文比以前有很大进步。[※注]唯一些据彩色图版或原件可以辨识的文字该书均作补文处理，颇令人感到困惑。

敦煌医药文献的文本整理应该说走到了其他类别敦煌文献整理的前面，以《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为代表的全彩印和附有高清彩色图版的整理方式应该是未来其他类别敦煌文献文本整理的样板，这也是转型期出现的新的转变。当然，目前敦煌医药文献的文本整理也还存在需要注意的问题。这就是从事整理工作的都是中医古籍研究者，缺乏敦煌文献学训练，故而释文中还是留下了不少遗憾。

对敦煌医药文献做概述性的介绍的论著有《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之“医药典”[※注]、李应存《实用敦煌医学》[※注]、鄢卫东、李顺保《甘肃古代医学》[※注]、马继兴《当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国出土卷子本古医籍文献备考》[※注]。

各类医药文献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

医经类。胡杏林、许建平对S.202《伤寒论》的释文做了再整理。[※注]沈澍农对学界普遍认为是“伤寒论·辨脉法”的S.202提出不同看法，从内容的有无、避讳的异同、文本的出入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推测S.202应属《金匮玉函经》古传本，且从避讳情况推断S.202应抄于南朝陈代。[※注]李应存发现俄藏Дx.01325V为《张仲景五脏论》[※注]，并录校研究[※注]，作者还据写本文字特点初步断定此残卷抄于隋唐至五代时期。至此，敦煌本《张仲景五脏论》增加至五件。惠宏对俄藏Дx.02869A、Дx.06150、Дx.08644三件敦煌本《平脉略例》残卷进行考释，认为这一文献在应该是和张仲景的《五藏论》《五藏脉侯阴阳乘法》《占五脏声色源候》一起互相传抄的。[※注]田永衍分别对《不知名氏辨脉法之二》与《玄感脉经》记载的“右肾及手心主合三焦”、寸关尺命名与分部等多个医学问题进行考论，梳理其源流、辨析其正误、论述其价值。[※注]沈澍农指出现存敦煌本《平脉略例》有6个卷号，可缀合为5个，并提出《平脉略例》与其所在卷子的文献属性当是医药集成式教本。[※注]

转型期学界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关注较多，包括对古医方源流的探讨、经方分析、组方思想研究等。[※注]张大昌、钱超尘主编《〈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传承集》[※注]，披露《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看管藏经洞的王道士监守自盗，出售给张偓南的（附：张偓南即《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抄本捐赠者张大昌的祖父，张大昌于1974年将抄本之一捐赠中医研究院）。田永衍从文本形式与文献关系、主体学术思想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不可能是藏经洞遗书。[※注]

本草类。刘永明对羽040R《新修本草》做了校释。[※注]虞舜提出《本草经集注》原有三卷本与七卷本之分，《新修本草》所据底本是七卷本，只是传本之一。两者最初文字原无不同，只是在传抄过程中产生了变异。[※注]叶红璐、余欣认为敦煌本《本草集注》的题记可以作为判断抄写年代的可靠证据。[※注]刘永明以《辅行诀》和《本草经集注》为核心，考察了敦煌道教文献中的医药学贡献。[※注]敦煌发现的《食疗本草》（S.76）[※注]仅存药26种，约为全书的十分之一，可使人们了解唐朝人对食物疗效认识的水平。相关研究集中于《食疗本草》的饮食疗法思想研究以及《食疗本草》的发展源流等。[※注]

针灸类。张侬全面梳理了敦煌针灸文献，包括《灸经图》《新集备急灸经》《明堂五脏论》《脉经》《吐蕃藏文针灸图》《吐蕃藏文灸法残卷》[※注]，还介绍了敦煌医学灸法特色[※注]。王杏林发现《俄藏敦煌文献》定名为《黄帝内经素问》的Дx.2683、Дx.11074残片，据其抄录内容，当为《针灸甲乙经（阴阳大论、正邪袭内生梦大论）》，并对俄藏敦煌文献收录的《黄帝明堂经》五个残片进行了缀合整理，并将缀合后的写卷与传世医籍《针灸甲乙经》《外台秘要》《医心方》以及今人黄龙祥辑校本《黄帝明堂经辑校》对勘。[※注]同作者还对敦煌本《新集备急灸经》三个残片进行整理研究，考证了写卷中的俞穴，并探讨了写卷所保留的俞穴和人神禁忌等内容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注]

医方类。王淑民将S.3347+S.3395+S.9987B₂+S.9987A缀合成一件“备急单验药方卷”[※注]。僧海霞对敦煌本《备急单验药方卷》缀辑本做了考补。[※注]王杏林将缀合后的写卷与传世医书及龙门石窟药方及其他敦煌写卷做比对研究，对部分残缺处进行辑补。[※注]李应存等对敦煌医方中为数不多的儿科医方作了阐述，认为这些医方在治疗腹胀满、痢疾、霍乱、重舌、舌疮、秃疮、夜啼等小儿疾病方面颇具特色。[※注]李应存、柳长华对敦煌医学文献中记载的疗治五劳七伤等钟乳散养生方（Ф356）、治上气咳嗽吐血食疗方（Дх.10298）、赤白痢食疗方（P.2666V）、道家养生升仙方（S.6052）等做了解释，并揭示其与《千金方》在养生食疗上的联系。[※注]僧海霞根据敦煌美容医方制剂的性状和功能，将其分为面膏、面脂、面散、面药四种，成品表现为膏、脂、散、丸，使用方法有洗、涂、口服三种。[※注]同作者《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美发文化透视》[※注]，列举了S.1467、S.4329、P.3378、P.3930、P.2882等分别载有染发、生发、防脱、美发、养发的医方。王凤仪、赵党生考察了具有增白作用的包括可治疗面上黑点的六种古医方，和以祛风药、芳香药、活血药、润肤药及白色药组合成的羊髓面脂方等。[※注]王春艳将敦煌性医方按其功用分为养生补益类、治男性疾病类、治女科杂病类、延嗣优生类、性爱和谐类等。[※注]孙守华探析了性爱和谐医方。[※注]张靖对记载男性病的敦煌本《黑帝要略方》做了分析。[※注]

佛儒道相关医书。《敦煌古医籍考释》《敦煌中医药全书》均将佛道医书列为与医方、医经、针灸等并列的一类。李应存、史证刚《敦煌佛儒道相关医书释要》[※注]，对写在佛儒道书正背面的医书、佛书中本身包含的医学内容、道教所利用的医书及佛道所共用的医书等分别进行释要，认为这些医书反映了佛、儒、道对中医学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理论研究潜力与临床应用价值。[※注]

转型期中医学界继续尝试敦煌医药文献的应用。王天生将敦煌本《灸经图》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并取得良好成效。[※注]李应存、柳长华介绍了敦煌医学文献中有关疗带方、难产方、产后方的记载，揭示了敦煌医学与《千金方》在妇产科疾病治疗上的联系。[※注]张士卿、夏智波等从实验研究中证明敦煌古方神明白膏具有抗炎、止痒作用。[※注]

此外，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经要：译注及研究文集》[※注]，包括6篇敦煌古藏医学文献汉文译文和有关敦煌古藏医文献研究的论文12篇，以及敦煌古藏医文献藏文原文摹写6篇及其相关词语注释和1篇藏文字母转写的象雄语医学文献。

二 天文历法

与医药文献不同，转型期没有人对天文历法文献的文本做再整理，主要工作是利用新时期整理的文本做进一步的研究。

邓文宽考察了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联系。[※注]他还考察了敦煌历日与出土战国秦汉《日书》的文化联系[※注]，验证了自1182—1998年的817年间，中国传统历日用二十八宿注历连绵不断，毫无错误且将继续下去。他还考出P.2663所存两条材料记录的正是834年三月十四日发生的日环食和84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生的日全食，可补史籍未记日食发生时刻之缺。[※注]他还提出将S.3326《全天星图》更名为《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且将该星图与其后之“云气占”部分当作一个整体进行再研究。[※注]

关于敦煌地区所行用的历法，学界存有争议。邓文宽最先提出敦煌历日产生于吐蕃管辖敦煌之后，产生的背景是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法，不符合汉人行之已久的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的习惯，遂使用自编的地方性历日。[※注]刘永明认为早在8世纪初敦煌地区已经出现了与朝廷颁定的历日略有不同的私编历日。这是敦煌历的源头，同时也是已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私编历日。[※注]公维章通过对敦煌《大历碑》反映的唐代避讳与历法行用问题的探讨，认为至少在唐中宗景龙年间，敦煌地区已经使用敦煌历。[※注]邓文宽撰文反驳，指出吐蕃管辖前敦煌行用的仍是唐王朝的官颁历日。他还特别强调敦煌历日的研究方法，应该依据出土资料不断修订和完善后人所编的历表，而不可将后人的历表当作检验出土文献纪年资料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注]

赵贞考证了S.P.12《上都东市大刀家印具注历日》[※注]、国家图书馆藏BD16365《具注历日》[※注]所蕴含的信息，对敦煌具注历中的“蜜日”[※注]、漏刻标注均有阐发[※注]，并探讨了中古历日的社会文化意义[※注]。晏昌贵关注到敦煌历日中涉及的术数问题，视角新颖。[※注]

邓文宽系统梳理了敦煌天文历法文献概况，兼述敦煌历日中的五代祭祀、节庆和民俗。[※注]他还评价了法国学者在敦煌术数和天文历法两个领域的成绩，指出法国学者的社会学研究角度和国际化视野，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所启迪。[※注]其与刘乐贤合作的《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概述》[※注]，对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的内容和研究价值做了介绍。

三 算书

郭正忠从《算书》中的丁中制度、仪同制度、步里制度、米粟制度的计量单位，以及反映边地兵戎岁月的背景，考证出其成书年代并非李俨所认为的唐代时期，而是西魏或北魏后期，应不晚于北周后期。[※注]同作者还对该《算书》做了考校和释补。[※注]邓文宽指出敦煌算学文献虽然数量有限，也很难认为具有当时领先性质的算学内容，但仍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注]金少华介绍了杏雨书屋藏敦煌本《算经》（羽37R），并成功将其与S.19、Дх.03903进行缀合；同时，还缀合了P.3349与P.5859。从缀合后的写本内容看，S.19+Дх.03903→羽37R与P.3349+P.5859的底本相同，甚至有可能其中一卷即另一卷所据之底本。[※注]张小虎指出敦煌算经九九表的句数与排列顺序表明宋朝以前的九九表总体上具有比较稳定的内容与顺序。[※注]

四 纸张印刷

杜伟生以敦煌遗书为调查对象，对古代手工造纸的原材料、技术等做了分析。[※注]李晓岑、贾建威通过外观观察和纤维分析等方法，对甘肃省图书馆藏19件北魏到唐代敦煌写经纸张进行考察，指出敦煌经卷多为抄纸法生产的古纸，帘纹明显，纤维分布均匀。特别是硬黄纸在敦煌写经中大量出现，反映了当时纸张制作技术出现了快速发展的状况。[※注]

邓文宽考证俄藏Дх.2880印本历日残片的年代为唐文宗大和八年（834），比S.P.2号《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早了34年，是目前经过考证而得知确切年代的最早印刷品[※注]，在印刷史研究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方广锠在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发现四件早期中国印刷品，其中S.11287P印刷经帙为已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专门用于装饰的印刷品，S.9498D很可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印年画实物。[※注]方晓阳、吴丹彤以唐代敦煌千佛洞针孔漏版佛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与模拟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印刷技艺进行了研究。[※注]魏秀萍认为印章是雕版印刷的萌芽，为雕版印刷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注]彭金章全面介绍了敦煌回鹘文木活字发现的次数、数量、收藏以及研究情况，指出敦煌所出回鹘文木活字凡经四次发掘，总数量已达1152枚。[※注]

五 其他科技史资料

王进玉《敦煌学和科技史》[※注]，涉及数学史、敦煌文物与衡制器具、敦煌文物与纺织品尺度计量、古代敦煌对铁矿的开发与应用、敦煌古代的铁器生产与应用、唐宋时期纸的种类与用途、敦煌古代酿酒业的发展、唐宋时期敦煌的皮革加工及其使用、敦煌古代对石油的开发应用、农业生产工具图谱、敦煌文物中的纺织器具、敦煌文物与舟船、军事科技、汉代河西四郡战争中铜弩机的应用。作者积三十年的实地考察和文献阅览之功，在对敦煌科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发掘出许多新内容。[※注]

农业技艺方面。郝二旭《略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注]，将壁画和文献中记载的各种农具按用途分成整地农具（耕犁、耙、耱等）[※注]、播种农具（耧犁）、中耕农具（锄）、灌溉农具（锹、桔槔）、收获农具（镰刀、杈等）、运输农具（禾担、牛车）等。

酿酒业方面。王进玉对榆林窟保存的西夏时期“酿酒图”做了新的探索。[※注]

建筑技术方面。王洁《莫高窟早期建筑图像的记号解读》，通过对158件建筑图像中包含的各种形态要素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解读，分析敦煌早期建筑的结构和装饰特征。[※注]王洁、陈世钊《敦煌莫高窟隋朝建筑图像解读》，以比较学的视点，从单体建筑、建筑群和院落三个层次，全面解读隋朝莫高窟的建筑图像；从建筑的形态和构成、群体组合以及院落布置三个方面解读隋朝木构技术的进步，建筑组合的成熟以及院落布置的丰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