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1930年，是敦煌学的兴起时期。敦煌学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学术新潮流。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和目录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或研读、抄录、拍照。这是我国学者接触、研究敦煌文献的开端。

1909年九月，王仁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石室真迹录》[※注]。十一月，罗振玉出版了他和蒋斧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注]。以后，罗氏又陆续出版了《石室秘宝》[※注]《鸣沙石室佚书》[※注]《鸣沙石室佚书续编》[※注]《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注]《敦煌零拾》[※注]《沙州文录补》[※注]《敦煌石室碎金》[※注]等。上述著作几乎公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敦煌文献的释文和照片图版。这些著作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伯希和1909年带到北京的敦煌文献和伯希和归国后陆续寄给罗振玉等的敦煌文献照片，也有少量购于民间的私人收藏品和入藏于京师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还有一些系罗福苌、罗福葆分别从日本狩野直喜处和美国影本转录的英藏敦煌文献释文。这一时期公布的资料内容以经史子集四部书为多，但也有不少有关佛教、道教、摩尼教经典和少量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通俗文学等方面的文书。

这一时期另一部重要资料汇编是1925年出版的《敦煌掇琐》[※注]，编者刘复利用在欧洲留学之便，赴巴黎搜集和抄录敦煌文献，辑成该书。与前列诸书相比，《敦煌掇琐》具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材料来源与他书不同，其中的资料均系作者直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中选录。其次，所收内容比较广泛。此书所收104件敦煌文书多为我国学者前所未见，其内容包括民间文学、语言文字、社会经济、官府文书、科技文献等多方面材料，这就远远超出了四部书的范围。[※注]这部书不仅扩大了学术领域，还开阔了国内研究者的眼界，为他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原始材料，从而促进了国内学者对敦煌文献的研究。

除了公布资料，为便于学术界尽快了解敦煌文献的内涵，我国学者在编目方面也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10年，清廷学部将留存在国内的敦煌劫余写卷移交给京师图书馆以后，佛学专家李翊灼（字证刚）在遍阅京师图书馆所藏的8000多件敦煌写经的基础上，从中拣选出160余种藏外佛典，分类编排，编成《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注]，后附“疑伪外道目录”，为研究京师图书馆收藏的佛教逸典提供了门径。1928年，京师图书馆更名北平图书馆，邀请陈垣主持对所藏敦煌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他在以往写经组编制的目录的基础上，于1930年完成了详细记载每卷起迄、纸数、行数、题记和残缺情况的《敦煌劫余录》[※注]。这是最早的一部敦煌文献馆藏目录，为学术界了解、使用北图所藏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于流散国外的敦煌文献，学者们也编制或译介了一些简目。如罗振玉编制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1909年）[※注]，又影印了《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1914年）[※注]。罗福苌于1923年年初和年末分别编译了《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书目》[※注]和《巴黎图书馆藏敦煌书目》[※注]。叶恭绰编著了《关东厅旅顺博物馆所存敦煌出土之佛教经典》[※注]，历史博物馆则编辑了《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注]。

在整理、刊布当时所有见到的文献和目录的同时，我国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等人还对不少写本的性质、价值进行了考证与论述。这一时期所公布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 唐后期五代宋初西北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被迫调动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趁机向唐州县发起进攻，自756—763年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以后又从东向西至786年攻占了整个河西地区。840年，位于蒙古高原的漠北回鹘汗国因内乱被黠嘎斯击溃，部众大批西迁，进入河西与天山东部地区。842年，吐蕃王国因内部权力之争而发生内乱，势力大衰，其在陇右、河西和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统治开始动摇。大中二年（848），沙州大族张议潮率众起义，在控制了瓜沙二州后上表降唐，唐廷遂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此后直至11世纪上半叶，张议潮家族和曹议金家族相继控制归义军政权达一百多年。归义军的控制区域，兴盛时包括整个河西及沙州以西的一些地方。9世纪晚期以后则仅有瓜沙二州，其东的酒泉、张掖地区被由西迁回鹘建立的甘州回鹘政权占据，凉州一带则是吐蕃系的温末部的活动地域；其西则有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由西迁回鹘建立的西州回鹘王国和以于阗为中心的于阗王国等少数民族政权。因这一历史时期的历代中原王朝始终未能有效控制上述地区，故当时的官修史籍对吐蕃管辖时期西北地区的情况和归义军政权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关情况记载极为简略，且多讹误。幸赖敦煌文献保存了一大批属于这个时期的官私文书和史籍，为学术界探讨吐蕃、归义军史和同期西北民族变迁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我国学者在最初接触敦煌文献时，就开始了有关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即有《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P.4640）、《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白帝敕》（P.4632＋P.4631）、《曹良才画像赞》（P.4638）、《曹仁贵状》（P.4638）等多件与归义军有关的文书。王仁俊还以“按语”的形式介绍了几件同类文书，并依据所见文书对归义军历史进行了初步探索。如《张淮深传》（似应为P.2913《张淮深墓志铭》）按语，依据敦煌写本否定了《新唐书·吐蕃传》有关张淮深卒于咸通十三年（872）的记载，考定张淮深应卒于大顺元年（890）。《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白帝敕》按语，指出《旧五代史》等史书中有“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此敕当即张奉之敕。并推测张奉之尚白是受摩尼教的影响。《曹议金壁画题名》按语，指出曹议金即《旧五代史》所记之沙州曹义金，检出了《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纪传中有关曹议金的材料。并据《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指出曹议金是在张奉后以长史身份主持州务，他联合回鹘，通使中原，遂以留后被中原王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夫人赞》（P.4638）按语正确判定此赞为曹议金夫人赞。不过，十年以后，仍有学者误认为此赞是曹元忠夫人赞。王仁俊对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太少，所以他的按语在许多地方沿袭了传世史籍的错误。

在《敦煌石室遗书》中，也辑录了不少有关归义军的资料（一些与《敦煌石室真迹录》重复）。其中蒋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跋》注意到了此碑文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指出据此碑可知在张氏归义军内部曾发生“争夺之事”，但他推定的时间不确，也未能对“争夺之事”作进一步考察。《敦煌石室遗书》中由东吴曹元忠撰写的《沙州石室文字记》，是第一篇利用敦煌文献结合史书有关记载研究归义军史的论文。此文指出《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张淮深后即由曹议金继任不符合历史事实，其间尚有张奉和索勋曾为节度使。该文还正确考定了曹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次序，即曹议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曹延禄、曹宗寿、曹贤顺，并确定了曹宗寿取代曹延禄的时间在咸平五年（1002）。上述次序虽尚缺曹延恭一任，但作者已指出延恭有可能担任过沙州节度。曹文最后指出景祐四年（1037）西夏取瓜、沙、肃等州后，并未能对沙州实施有效统治，故有沙州继续向中原王朝进贡之事。这篇文章为确立曹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奠定了基础，有关西夏未能有效控制沙瓜的观点也极富启发性。罗振玉为《鸣沙石室佚书》所收《张延绶别传》释文撰写的目录提要则进一步指出继淮深者为淮□，淮□以后，尚有嗣者，虽沙州中间偶有篡夺，然不久即灭。张氏主河西，直至唐终。从而彻底推翻了《新唐书·吐蕃传》关于曹议金在咸通年间即以长史身份主持归义军的错误记载。

1913—1914年，罗振玉依据史籍记载和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先后撰写了《补唐书张义潮传》和《瓜沙曹氏年表》（两文均见《雪堂丛刻》，1915年）。《补唐书张义潮传》首先指出了《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吐蕃攻陷沙州过程的疏失，推测沙州陷蕃应在贞元元年（785）。继而考察了张议潮起事、收复河西、遣使入朝等历史事件的过程。并确定了张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即咸通八年（867）张议潮入朝后，张淮深嗣为节度使；淮深卒，淮□嗣；淮□卒，托孤于议潮婿索勋，勋乃自为节度使，并在景福元年（892）得到朝廷任命；后议潮十四女又于乾宁元年（894）率将士诛勋以议潮孙为节度使，并以其长子李弘愿任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次子和三子则分任瓜州刺史和甘州刺史；后梁开平年间的沙州节度使张奉可能是张议潮末孙。罗氏的成果奠定了张氏归义军政治史的基础。他关于陷蕃年代的考证推进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判断张议潮攻克凉州应在咸通二年（861）的说法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贡献是关于张氏归义军节度使世次的考证，以后的研究都是在此框架基础上逐步深入和具体化的。罗氏此文的主要不足是未能参考王仁俊有关张淮深卒年的研究成果。《瓜沙曹氏年表》在曹元忠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按时间顺序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梳理、编排和考订，在一些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如确定了曹议金在贞明年间已执掌归义军大权，曹氏取代张氏的时间当在贞明以前；指出在归义军张氏时统治区域有瓜、沙、甘、肃等十一州，到五代时归义军所领仅有沙、瓜二州；在“年表”的序言中确定接替曹元忠的应是曹延恭，并推测在延恭后可能还有延禄一世；确定了曹宗寿卒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子曹贤顺继任。限于当时所见材料，此文仍未解决大部分节度使的卒立时间。

1924年，王国维《〈于阗公主绘地藏菩萨题记〉跋》（载《沙州文录补》）据英藏《开宝八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施舍疏》，判定《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关曹元忠卒于太平兴国五年和卒后由其子曹延禄继任的记载是错误的。亦指出在元忠和延禄之间尚有延恭一世，元忠应卒于开宝以前。但王氏未能确定此于阗公主是曹延禄之妻，误认为是延恭之妻。王国维还在跋中开探索于阗史事之先河，对唐初以来有关于阗的情况作了初步考察，并推测李圣天是回鹘人。

在这一时期公布的材料中，还包括一些归义军时期的牒、状、契约和书信等。如孙毓修《唐写本公牍契约考》（1911年），利用斯坦因收藏品中的10件文书，对唐代边疆的一些问题作了初步讨论，这是首次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社会经济等历史。[※注]吐蕃管辖敦煌时期的资料则公布了《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P.4638）、《大蕃纥骨萨康再荣建宅文》（P.4638）、《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铭并序》（P.4638）、《吴僧统碑》（P.4640）等。此外还有反映唐前期敦煌历史情况的《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P.4640）等。时人虽未能对上述资料进行有价值的研究，却为以后人们探索相关问题提供了原始资料。有的资料曾长期被人们引用、研究。

二 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些是佚籍，有些是有传世本的典籍。佚籍的价值自不待言，有传世本的典籍也因其抄写时间较早而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所以，我国学者对早期接触到的古代典籍自然十分珍视。

这一时期公布的佚籍有《鸣沙石室佚书》收录的《春秋穀梁传解释》“僖公上第五”（P.2535）、《春秋后国语》（P.2569）、《春秋后秦语》（罗振玉藏）、《春秋后魏语》（P.2589）、《晋记》（P.2586）、《阃外春秋》（P.2501）等。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分别据传世文献考出以上史籍的名称，并说明它们对研治各时期历史的价值。《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则影印了《略出籝金》（P.2537）和包含有历史佚籍片段的《古类书》三种（P.2524、P.2549背、P.2502）。《沙州文录补》公布了《开元天宝残史书》（S.2506），王国维跋云此件系“占家所用历”，而“非史家编年书”。

这一时期公布的写本传世典籍包括：《隶定古尚书》“顾命”（P.4509）的图版和释文，“夏书”四篇（P.2533）和“商书”七篇（P.2516）的释文，蒋斧、罗振玉分别指出《尚书》写本均为未经天宝中卫包改定的隶古定原本。王仁俊和蒋、罗二人还将写本“顾命”与传世本进行了校勘。罗振玉《吉石庵丛书》[※注]影印了《尚书释文》“尧典、舜典”（P.3315）。《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了《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五年至十五年”（P.2562）、“僖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P.2509）、“昭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P.2540）、“定公四年至六年”（P.2523）、《春秋穀梁传集解》“庄公、闵公”（P.2536）和《汉书·王莽传》（P.2513）残篇。罗振玉有关跋文分别考订上列第一、第三件为初唐写本，第二、第四件为六朝写本，第五件为唐龙朔年间写本，第六件为唐太宗时写本。罗振玉还将上述写本与传世本进行了对勘，具体指出了写本可订正传世本之处。《敦煌石室碎金》收录了罗振玉校录的《春秋左氏传·昭公残卷》（中村不折藏）和《汉书·匡衡张禹孔光传残卷》。1911年，刘师培据伯希和寄赠照片刊布了《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注]，连载在当年的《国粹学报》上，这是最早的敦煌文献提要之作，其中著录了《周易王弼注》卷第三残卷、《周易王弼注》卷第四残卷、《隶古尚书·孔氏传》夏卷残书、《隶古尚书·孔氏传》卷第五商书残卷、《毛诗诂训传·国风》残卷、《毛诗诂训传·鄁风》残卷、《左传杜预集解·昭公》残卷、《左传杜预集解·定公》残卷、《穀梁传·范宁集解》残卷、《春秋穀梁经传集解·僖公上》第五残卷、《庄子郭象注》残卷、《文选李注》卷第二残卷等，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学界以及日本学者的重视。

三 宗教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佛教史方面，《敦煌石室真迹录》和《敦煌石室遗书》《沙州文录补》公布了《翟家碑》（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P.4640）、《释龙辩惠云绍宗等牒》（P.4638）、《沙州乞求遗失经本牒》（S.2140背）、《雍熙二年女弟子程氏戒牒》（S.330）、《尼灵惠唯书》（S.2199）等一些寺院文书和碑铭，但未及对这些文书进行研究，相关的按语和跋每有失误。胡适《神会和尚遗集》[※注]，录校了《神会语录》《普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等神会的著作，并撰有《荷泽大师神会传》，开整理敦煌禅籍之先河。

道教史方面，唐文播对巴黎所藏敦煌写卷《老子道德经序》（P.2704、S.75）、《太极隐诀》（P.2329、P.2462）、《老子德经下》（P.2417、P.2420、P.2594等）进行了校录。同时，他依据敦煌写本《系师定河上真人章句》（P.2417、P.2599、S.6453等），考证了《系师定河上真人章句》的成书年代，以及与《老子·河上公章句》的关系等问题。[※注]《敦煌石室遗书》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卷一（P.2007）、卷十（P.2004）的释文，《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影印了这两件文书的图版。王仁俊按语（载《敦煌石室真迹录》）认为写本《化胡经》是唐初僧人伪造，并云《化胡经》一造于晋、二造于唐、三造于宋、四造于元。蒋斧《老子化胡经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搜集了许多传世史籍中有关老子化胡的记载和《化胡经》佚文，但有的佚文是《化胡经》类文献佚文。罗振玉《老子化胡经补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指出元代所传《老子化胡经》已与唐代所传之本不同，并已认识到有关《化胡经》的文献有《化胡经》和“化胡经类”文献的区别。罗振玉还对《化胡经》写卷的文字进行了校订。《沙州文录补》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序》（S.1857），王国维跋指出此序应为魏明帝撰。傅增湘据己藏唐人写本《鹖冠子》与今本比对，推断该件乃隋以前人所作。[※注]

摩尼教和景教方面，蒋斧在《敦煌石室遗书》最先刊布了《摩尼经残卷》（P.3884），同书收入的蒋氏《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根据宋代宋敏求《长安志》等记载推论摩尼教于周隋之际传入中国。[※注]而罗振玉在为蒋文所作跋中，结合敦煌残卷《老子化胡经》等材料，推论摩尼教传入中国时间在晋代。[※注]但蒋、罗二氏关于摩尼教传入中国的论断都属于推测。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搜集传统史籍中关于摩尼教之记载，而参以新发现之资料对摩尼教进行了深入考察。[※注]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利用敦煌本《沙州图经》等材料对祆教进行了研究，是第一篇系统研究祆教的论文。[※注]同年，同作者之《摩尼教入中国考》在全面收集、深入分析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摩尼教经》（宇字56号，现编号为BD00256），推断摩尼教传入中国是在唐武后延载元年（694），并考察了其流行与遭禁的有关情况。[※注]《国学季刊》在发表此文的同时，还刊出了陈垣校录的宇字56号（BD256）和P.3884号《摩尼教残经》释文。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对摩尼教的义理进行了探讨。[※注]

四 唐代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代法律文献为数不多，我国学者在此阶段接触到的仅有几件。最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是王仁俊。1911年，他在《敦煌石室真迹录·己集》刊布了《唐写本开元律·名例疏》（河字17号背，现编号为BD06417背），释文后附有他撰写的《唐开元律案证》。“案证”结合传世《唐律疏议》考订写本为唐开元律疏《名例》的一部分，认为此写本与传世本对勘，可互相校补。同时指出传世本并非开元二十五年律疏，因而写本对于了解唐律的研究及开元律疏的修撰过程都有重要意义。《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唐代《水部式》（P.2507）残卷释文，罗振玉目录提要据《白氏六帖》考出其名。指出该卷可补《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缺失者十处，并据该卷结合传世文献考察了唐代的海运情况。《敦煌石室碎金》亦刊布了罗振玉校录的北图河字17号背（现编号为BD6417背）“律疏”和《唐律疏议·杂律下残卷》（李盛铎旧藏，后收入《敦煌秘笈》，编号为羽20），罗氏跋文考订了写本与传世本的不同。同书还刊布了《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S.1880），王国维于1919年跋云此卷系由日本狩野直喜博士所录，王氏经过考证，认为其为唐武德职官令。此名虽不够准确，但作者仅依据该卷的一小部分即判明了其性质，为后来者进一步考订其准确名称奠定了基础。

五 地志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接触到的地志类文献也为数不多。《敦煌石室遗书》公布了《沙州图经》（P.2005）、《敦煌录》（S.5448）和《西州图经》（P.2009）等地区性地志的释文。罗振玉有关跋文和校录札记（均载《敦煌石室遗书》）考订《沙州图经》作于开元天宝年间，《西州图经》作于唐乾元以后至贞元以前。并据写本订正了《元和郡县图志》和两唐书《地理志》等史籍的缺失。[※注]《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P.2511）和《贞元十道录》（P.2522）等全国性地志。此前，刘师培已于1911年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国粹学报》辛亥第四号）据《新唐书·艺文志》和《太平寰宇记》考出了《贞元十道录》的名称和作者，并指出了该卷与传世史志的异同。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则考出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名称和作者，并举例说明两个残卷可补正《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和两唐书《地理志》等书的缺失。《敦煌石室遗书》还刊布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P.3532）的释文，此书虽为僧人游记，但因保存不少有关历史地理的资料，故有的学者也将其列入地志类。罗振玉跋据慧琳《一切经音义》考订出此卷书名，并据其内容推断该书成于玄宗朝。罗振玉还撰写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校录札记》（《敦煌石室遗书》），指出写本的别字异文和讹误。

六 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因受材料的限制和当时学术取向的影响，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以公布材料为主。直到1924年，《沙州文录补》才刊布了罗振玉收藏的《先天二年沙州敦煌县平康乡籍》（P.2822）、《天宝六载龙勒乡籍》（P.2592、S.3907等）、《大顺二年沙州范保德等户状》和《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手实》（S.514背）、《雍熙二年邓永兴户状》（S.4125）、《至道元年沙州何石住等户状》（S.4172）等数件户籍类文书。但当时学者尚不能分辨户籍、手实、户状等的区别，将这类文献均名为户籍。王国维有关的跋文依据传世文献和户籍类文书探索了唐代户籍制度，并以户籍所载应受田数、已受田数与唐代文献中有关均田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开启了运用户籍文书研究唐代均田制的先河。[※注]《敦煌掇琐》亦辑录了《宅舍图》《户状》《户籍》《差科簿》各一件以及反映经济关系的各类契劵、凭据、案卷、牒状等二十余件。

七 语言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这一阶段学者们接触的语言文字资料主要是韵书。1921年，王国维从罗振玉处获得伯希和寄来的三件《切韵》照片，刊布了其释文[※注]，但伯希和所寄实为斯坦因所劫掠的写卷，而王国维等误以为法藏。现知这三种卷子编号为S.2055、S.2071、S.2683。稍后王氏又撰写了《唐写本〈唐韵〉校记二卷佚文一卷》《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等文[※注]，考证陆法言原名为词，推测三种残卷中一种为陆法言原书，一种为唐中叶长孙讷言笺注本，第三种为长孙讷言笺注本之节本；并确认1908年蒋斧所刊《唐韵》乃孙愐改订本，而非陆法言原本。王国维的一些观点在之后虽被丁山、董作宾等人有所订正，但他的研究却是开敦煌本《切韵》研究之先河。此后，刘复于巴黎抄得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P.2011、P.2638）、《守温撰论字音之书》（P.2011）和《唐韵序》（P.2129），收入《敦煌掇琐》。敦煌本《切韵》类文献公布后，引起学界的关注。丁山《唐写本〈切韵〉残卷跋》在肯定王国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王国维推测的陆法言《切韵》原本可能并不是原本，虽然内容颇近；王氏所说的长孙本，也不一定是原本，而是综合长孙、王仁昫或裴务齐等本所形成的本子；王氏所考订的长孙本之节本，可能是增订长孙本所成。[※注]董作宾《跋唐写本〈切韵〉残卷》，对王氏考订的长孙本之节本进行了反驳，并认为该残卷可能是郭知玄朱笺本。[※注]

文学方面，1909年，罗振玉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中列出了《秦人吟》这一条目。[※注]三年后，王国维从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处看到《秦妇吟》的部分诗句，并依据《北梦琐言》的相关记载，判定这些诗句出自久已失传的韦庄《秦妇吟》。考定罗振玉所谓“秦人吟”实为“秦妇吟”。1920年，王国维于《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文及通俗小说》中首次发表了《秦妇吟》的残卷释文（S.5476），从此揭开了《秦妇吟》研究的序幕。[※注]其后，在得到伯希和所寄的《秦妇吟》全文释文后，王国维发表了《韦庄的〈秦妇吟〉》，对英法两地所藏敦煌写本《秦妇吟》作了对勘。[※注]罗振玉也对《秦妇吟》做了校定，将其释文全文刊布于《敦煌零拾》，并附有跋。《敦煌零拾》还收录了《云谣集杂曲子》《季布歌》及俚曲、小曲、佛曲等多种。学界对敦煌变文的认识和研究，即开始于此。但当时“变文”一词尚不流行，被冠以佛曲、俗文、唱文等多种称谓。罗振玉收录的“佛曲三种”（《维摩诘经变文》，罗振玉藏本；《降魔变文》，傅图37；《有相夫人变文》，上图16）其实都是变文，由于上述写卷多首尾残缺，罗氏未能确定这几件文书的正确名称。徐嘉瑞先后发表《敦煌发现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和《对于敦煌发现佛曲的疑点》，前文推测敦煌佛曲的出现是在外国音乐和佛教传入共同影响下衍生出来的，其时间在隋以前；后文推测佛曲的体裁是弹词本，和宫调相类。[※注]其看法未得到学界认可。郑振铎在《敦煌的俗文学》中首先采用了“变文”的名称，认为“变文”是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文体，以边唱边讲的结构来演述一件故事。唱的部分用“韵文”组织，讲的部分则是散文。[※注]向达《论唐代佛曲》，指出敦煌发现的俗文变文与唐代的佛曲，完全是两种东西。[※注]从此，国内学者对于“变文”的研究，在范围、内容与体裁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步。

刘复《敦煌写本中之孟姜女小唱》是写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介绍了他在巴黎抄得的一首与孟姜女相关的唱词（P.2809），并提出孟姜女故事在晚唐五代的发展中已经与现代传说相近等看法。[※注]容肇祖对唐写本《明妃传》及史载王昭君故事进行了考察，认为其为弹词一类作品。[※注]

白话诗人王梵志及其诗歌在这一阶段也得到学界的关注。《敦煌掇琐》首次收录王梵志诗三种。胡适《白话诗人王梵志》，最早讨论了王梵志诗及其作者王梵志的出身及时代。[※注]

此外，王国维有关跋文结合传世文献对唐太宗入冥故事进行了探索。[※注]王氏之后，陈志良《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演变》，结合历代相关典籍纵向考察了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演变历史，尤其注重此故事在近代上海地区的传播和演绎。[※注]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还列举了英藏《季布歌》《太公家教》等“通俗文”和“通俗小说”。[※注]王氏此文虽重在介绍，但首次勾勒了敦煌文学的全貌，在敦煌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八 科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敦煌科技文献方面，这一阶段得到关注的是算书和历书。1926年，李俨《敦煌石室“算书”》，介绍了法藏敦煌写卷P.2667的写本形态和内容，并指出此件乃我国现存最古的写本算书。[※注]

1925年，《敦煌掇琐》披露了《七曜历日》（P.3081）的写本状况。次年，罗振玉在《敦煌石室碎金》刊印其所获残历三种，并分别考订为天成元年、天福四年、淳化元年残历日。[※注]罗氏虽未能解决历日的断年方法，但却是我国最早研究敦煌历书者。

到1930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并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1925年最早使用了“敦煌学”一词。[※注]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为《敦煌劫余录》作序时，正式将这门学问概括为“敦煌学”[※注]。此后，“敦煌学”这一名词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此时的敦煌学主要指的是对敦煌文献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