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前，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台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但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我国敦煌学的成果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无法和上一时期相比。

一 社会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由于这一时期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相对较少，所以本节之“社会历史”涵括历史、经济、社会、宗教等几个方面。

在目录和敦煌遗书图版编纂方面，由孟列夫主编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二卷在1967年出版。1970年，法国学者编纂的《法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Fragments chinois du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第一卷也终于出版。潘重规考察了“中央图书馆”藏144号156件敦煌文献的具体情况：指出这批藏品主要源自张继、许承尧、袁克文等旧藏，主要为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购自北平、上海等地；从时代上看，均为六朝至五代写本；其内容除3件道经外，其余均为佛教经典，其中包括4卷藏文佛经。[※注]他还编辑了《“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共六册），影印出版了该馆收藏的敦煌遗书。[※注]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367卷敦煌遗书目录也在这一时期刊布。[※注]

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苏莹辉《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落最晚的原因》，认为敦煌陷落最晚与吐蕃进攻河西的路线、河西节度使的进驻使守军增强及唐与吐蕃的通和等因素有关。[※注]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对戴密微提出的敦煌陷落于贞元三年（787）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论证[※注]，得到了包括苏莹辉在内的港台学者和欧洲学者的广泛认同。关于张氏归义军时期的历史，苏莹辉陆续发表三篇论文。《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州郡之年代》，对张议潮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进行了讨论，并对张议潮收复河陇的年代和收复各州后献表的年代进行了区分[※注]，这种区分对正确理解文献与文书相关记载的差异具有积极意义。《试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后遣使献表长安之年代》，考察了张议潮先后派遣的各批专使之姓名、所取道途、抵达长安的日期及上图籍情形等问题。[※注]《张淮深于光启三年求授旌节辩》，认为光启三年（887）向朝廷求旌节者不一定是张淮深，也有可能是索勋或张淮□，指出唐长孺关于张淮深终身未获节度使旌节的推测“言过其实”[※注]。此文的前一推论未能得到学界的认可，后一判断却为以后新发现的材料所证实。同作者之《敦煌石室真迹录题记订补》[※注]和《敦煌石室真迹录题记订补之续》[※注]，对王仁俊原书有关历史文书的按语有所补正。陈祚龙整理出版了对研究瓜沙史事具有重要价值的《唐五代敦煌名人邈真赞集》[※注]，该书虽收录尚不完备，且释文问题较多，但却是邈真赞的第一次结集，首创之功，仍值得表彰。

施萍婷《从一件奴婢买卖文书看唐代的阶级压迫》，依据文字书写、文书内容、纸张、字体等推断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件有关奴婢买卖的文书作于744—758年间。[※注]但这篇文章在标题和内容方面都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社会史方面，毛汉光《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商榷》，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北图藏《姓氏录》和英藏《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认为这两件族谱是流行于士大夫间的民间族谱，并分析了关于族谱标准论争的社会意义。[※注]罗宗涛《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注]，摘录了《敦煌变文集》《敦煌曲校录》《敦煌韵文集》中的社会风俗资料，归纳为饮食、衣饰、建筑、信仰、娱乐、社交礼仪、狱讼等十四类加以考释。陈清香则关注敦煌壁画中体现的社会风俗资料，拓展了社会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注]

宗教方面，吴其昱《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指出这四卷藏文写经计抄佛经两种，即《无量寿宗要经》和《大般若经》，其中《无量寿宗要经》为晚期佛教密宗经文，颇受民间巫术之影响。[※注]苏莹辉《从敦煌吴僧统碑和三卷敦煌写本论吴法成并非绪芝之子亦非洪辩和尚》，试图否定吴僧统与洪辩为一人[※注]，因证据不足未得到学术界认可。饶宗颐《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序说并校记》在欧美日学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新发现的敦煌文献及相关汉藏文资料，对禅宗入藏的历史、地理、年代等问题做了进一步探索。[※注]胡适依据西方学者新发现的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对神会的《坛语》《定是非论》做了新的校订，收入新版《神会和尚遗集》[※注]，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冉云华《宗密著道俗酬答文集的研究》，对台北“中央图书馆”馆藏敦煌卷子133号《唐宗密禅源诸经集都序》进行了考察，在田中良昭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该卷乃宗密著作最早传本，并利用宗密著作目录探讨了《禅藏》等问题。[※注]

此外，张永言《关于一件唐代的“唱衣历”》，指出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成字96号（现编号为BD02496）《目连救母变文》的背面是一件唐代“唱衣历”，“唱衣历”并非和尚“歌唱”的曲子，而是当时佛寺“估唱”的实物记载，因而是研究敦煌寺院经济的重要史料。[※注]此文虽有部分内容印有时代烙印，但对文书性质的判断是正确的，纠正了过去关于此件文书定名的错误，是国内最早关注唱衣文书的文章。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续论》，对作者之前关于“想尔注”成书年代的论断做了进一步论证。[※注]

二 语言文学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语言文字方面，潘重规赴巴黎、伦敦，持《瀛涯敦煌韵辑》之释文与敦煌写本原卷（或缩微胶卷）重加校核，出版了《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注]一书，补充了姜亮夫所编《瀛涯敦煌韵辑》中的一些遗漏，纠正了姜本释文的错误。该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摹印姜书的三十三种卷子，和潘氏新补抄的十二种卷子；第二部分是对姜书字部的新校；第三部分对姜书论部的按语进行订正。此外，潘氏又将姜书阙略失采者辑出，详作校记，增加了对写本外观的描述，编成《瀛涯敦煌韵辑别录》。[※注]这两部著作极大地提高了敦煌韵书整理和研究的水平。

文学方面，变文得到台湾学者的持续关注。邱镇京《敦煌变文述论》[※注]，是台湾地区第一篇有关敦煌变文的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对变文的发现、起源、名称、意义、时代以及俗讲、变相的关系做了总结；又对变文的内容及种类、体裁与结构、价值与影响等，详作分析。邵红《敦煌石室讲经文研究》[※注]，是较为系统地研究敦煌讲经文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共由“绪论”和“分论现存的讲经文”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对俗讲的主持人物、俗讲兴盛的原因及俗讲的底本讲经文的结构和所用的仪式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第二部分则从讲经文之根据、成立年代、内容和艺术特色等方面，对八种二十一篇讲经文分别加以论述。总的来说，该书以介绍旧说为主，且有不少错误。[※注]谢海平《讲史性之变文研究》[※注]，选取《敦煌变文集》中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即所谓“讲史性”变文，如《舜子变》《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汉将王陵变文》《董永变文》《王昭君变文》《张议潮变文》等，分别就传说来源、题材、时代背景等相关问题进行探究。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注]，是第一本以变文为题的博士论文。全书分为六章，分别为题材考、用韵考、语体考、仪式考和时代考，最后论述了俗讲变文与佛教宗派之关系、俗讲变文之渊源等，旨在对敦煌讲经的起源与讲经文的体制进行探讨，并考订了各篇作品的时代与题材。其后，罗氏又相继发表一系列论著[※注]，对一些变文的成立时代与故事题材等做了进一步研究。

曲子词方面的研究，饶宗颐之《敦煌曲》[※注]，分理论探讨和作品校录两部分。理论探讨重点揭示敦煌曲与词之起源，同时对敦煌曲之年代、作者等问题均有考究。校录部分收录敦煌曲辞318首。此书不仅为敦煌曲研究构建了理论框架，对后来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论意义[※注]，在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1980年，饶宗颐还曾将《敦煌曲》出版后所获曲子词资料增补为《敦煌曲订补》一文[※注]。林玫仪《敦煌曲研究》[※注]，对“敦煌曲的内容与风格”“词的起源”以及“敦煌曲与文学史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方瑜《试论敦煌曲之起源内容与修辞》，在任二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批驳了“诗衰词举”的旧说，继续阐发了敦煌曲承隋清商乐辞而来，至唐初随着与胡乐的融合，唐代乐辞又成新声；并认为敦煌曲在文学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的地位。[※注]林玫仪《论敦煌曲的社会性》，通过对敦煌曲内容的考察，剖析了作品中包含的唐代社会生活百态。[※注]邱燮友《唐代民间歌谣与敦煌曲子词之探述》，根据传世文献和敦煌曲子词，论述了敦煌曲的源头实际上是六朝清商段歌，由诗到词实际上主要是音乐的关系引起，而敦煌曲的内容则文字自然、易于咏唱，情感动人。[※注]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注]，包括绪言、解说、释文及校笺、摹本和照片。此书释文系作者据原卷校录，故订正了以往释文的诸多错误；其释文、摹本和照片一并收录的编纂方式则为读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

潘重规《敦煌赋校录》，依据原卷校录了英法收藏的敦煌赋15篇，并指出其特色为“文辞好采口语，内容多写实事”[※注]。此文所收录的敦煌赋虽尚不完备，却是这类文本的第一次结集，具有导夫先路之功。吴其昱《〈甘棠集〉与刘邺传研究》，对敦煌本《甘棠集》与“刘邺传”做了深入探索，纠正了王重民的错误，对正史“刘邺传”的记载提出了质疑，并编辑了刘邺年谱。[※注]

三 敦煌艺术研究

考古方面，樊锦诗、马世长《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它》，介绍了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65年在莫高窟第130窟窟内和第122、第123窟前发掘的丝织物和文书佛像等[※注]，主要有：发愿文绢幡两件、染缬绢幡九件、纹绮幡四件、锦幡一件，均应出自开元、天宝年间；与丝织物同时出土的还有残文书、捺印佛像、塑像饰物泥模、漆器等。樊锦诗《新发现的北魏刺绣》，则对第125、第126窟窟前遗址的清理发掘中发现的北魏刺绣品残块做了介绍，探讨了这批刺绣品的发现、内容、制作方法、时代及施主、来源与用途等相关情况。[※注]1975年10月，敦煌文物研究所保护组对第220窟的重层甬道进行整体搬迁，将甬道表层西夏壁画剥离后向东推移，完整地推移到甬道口新的位置进行固定，使底层完好的壁画全部暴露出来，剥出的壁画和题记色彩鲜艳如新，为进一步研究敦煌石窟壁画和历史提供了新资料。关友惠、施萍婷、段文杰《莫高窟第220窟新发现的复壁壁画》，详细介绍了第220窟新出壁画的内容与题记，认为其中尤以“新样大圣文殊”壁画最有研究价值。[※注]

此外，敦煌文物研究所还对莫高窟之外有关遗址和洞窟做过发掘和勘查。马世长、樊锦诗《敦煌甜水井汉代遗址的调查》，是关于敦煌市与瓜州县之间的甜水井东西两号遗址的发掘简记。该文说明两号遗址的多个相似之处表明它们的时代和性质是相同的；采集和整理的出土遗物以铜、铁、陶器为主，且绝大部分属于汉代；遗址中的某些遗物与新疆罗布淖尔一带发现的同类器物非常相像，表明汉代河西的敦煌与新疆罗布淖尔地区联系比较密切；遗物中大量铜镞和弩机零件的发现表明两处遗址可能都是进行屯田的戍卒居住的城堡。所以，甜水井遗址提供了汉代军屯情况的新资料。[※注]

石窟艺术方面，苏莹辉《敦煌及施奇利亚壁画所用凹凸法渊源于印度略论》，指出敦煌及施奇利亚壁画所用凹凸法源于印度。[※注]姚梦谷《敦煌壁画之犍陀罗风格》，亦认为唐代而上的敦煌壁画具有显著的“犍陀罗风格”[※注]。陈国宁《敦煌壁画佛像图研究》[※注]，依据敦煌壁画图录，参考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分别就净土与敦煌壁画、佛教文学与敦煌壁画、敦煌佛像壁画等论题进行论述。同作者之《论敦煌壁画佛像的仪相》和《论敦煌壁画之菩萨像》，则分别对敦煌壁画佛像的仪相和菩萨像做了初步探讨。[※注]肖默《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的建筑》，选取北朝佛教题材壁画中的城池、宅第、宫殿、塔、阙等的建筑特点进行比对，分析了台基、墙壁、斗拱、屋顶、栏杆、门窗等的色彩及装饰。[※注]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物中，除了写本和印本的文字资料，同时出土了一批白描画。这些白画多数绘于纸上，也有少量绘于绢、麻布等质料上。其内容包括壁画底稿、佛经故事插图、变文插图和佛教尊像等。由于这批资料与敦煌石窟艺术的关系密切，所以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英、法、日等国学者曾先后刊布并介绍这批材料，也有精彩的个案研究。1978年，饶宗颐《敦煌白画》出版。[※注]此书以考察法藏敦煌白画为中心，进而探讨了白画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首次对这批材料做了系统的深入研究。这部著作视野开阔，立意高远，惜未能深入探究白画和洞窟壁画的关系。

敦煌写卷书法方面，台静农对蒋善进真草《千字文》残卷所题的跋文，揭示了唐代草书的部分特征。[※注]陈祚龙《关于民间流传的“笔势论”》，最早对法藏敦煌写本“笔势论”做了介绍和初步探讨。[※注]

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发表了一些介绍敦煌艺术的通俗作品。郭晋侠《敦煌石窟艺术宝藏》[※注]、沈以正《敦煌艺术与敦煌壁画》[※注]、王善为《敦煌壁画简介》等[※注]，都有助于台湾人了解敦煌石窟艺术。

四 敦煌写本古籍的整理与研究

这一时期，陈铁凡继续致力于敦煌经部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相继发表了《三近堂读经札记》[※注]《敦煌本〈易〉、〈书〉、〈诗〉考略》[※注]《敦煌本〈虞夏书〉校证补遗》[※注]《敦煌本礼记、左、穀考略》[※注]《敦煌本〈孝经〉考略》[※注]等系列文章，为《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孝经》等经籍的敦煌写卷撰写了提要。其《敦煌本〈易〉、〈书〉、〈诗〉考略》一文，收录28种《诗经》写卷，比《敦煌古籍叙录》多出14种。其《敦煌本〈尚书〉十四残卷缀合记》，在王重民所做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将已断裂为14件的敦煌本《尚书》重新缀合为五件。[※注]此外，陈氏《法京所藏敦煌〈左传〉两残卷缀合校字记》，将两件敦煌本《左传》缀合为一卷，并与今本进行了校勘[※注]；《〈左传〉节本考》，对敦煌节本《左传》进行了考证[※注]。在改革开放以前，陈氏应该是整理和研究敦煌经部文献贡献最大的中国学者。

潘重规陆续发表多篇有关敦煌《诗经》的论文，其中一部分为《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收录[※注]，这些成果的基本内容是对全部英、法、俄所藏《诗经》外观的介绍和内容的校笺，由于作者查阅过全部写本的原件，所以他的著录精准，释文更加接近文书原貌，解决了很多仅靠文献和图版解决不了的问题[※注]。他还将敦煌《诗经》卷子的价值概括为：可观六朝唐代诗学之风气；可观六朝唐代传本之旧式；可观六朝唐人抄写字体之情况。

除陈铁凡、潘重规外，苏莹辉《从敦煌本毛诗诂训传论毛诗定本及诂训传分卷问题》，认为王重民先生提出的敦煌本中《毛诗》诸卷有“颜氏定本”之说有误，指出从唐初用例以及颜师古考定五经之时间来看，至少写卷释文部分中所谓“定本”是指隋以前之定本。[※注]同作者之《略论〈五经正义〉的原本格式及其标记经、传、注文起讫情形》，在日本学者森立夫、内藤湖南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五经正义》相关敦煌写卷以及宋刻本，对原本《五经正义》的行款演变进行了梳理，并认为“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列疏其下”之式最古；该文也通过对相关文献标记“经”“传”“注”文起讫情形的系统分析，认为敦煌本未必是原本《正义》，且以为卷中朱墨分书之法，其制不古，盖昉于六朝，盛于李唐。[※注]该文论述全面系统，具有较强说服力。黄彰健《唐写本周易正义残卷跋》，对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敦煌本《周易正义》进行了介绍，根据与宋刻单疏本对勘，认为残卷字数较单疏本为繁，并推测孔颖达《周易正义》原本是抄录了《周易正义》全文。[※注]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后来研究者认同。于大成《周易释文校唐记》针对传世本《经典释文》中的错漏，利用敦煌本《周易释文》校勘传世的通志堂刻本，并对其异同和优劣进行了分析。[※注]蔡主宾《敦煌写本儒家经籍异文考》[※注]，以宋本《十三经注疏》本之经文为底本，对照敦煌写本中的儒家经籍之异文，有字形与《十三经注疏》的字不同者，则侧重于字形变化之考证；排列次序，依《说文》部首，《说文》所没有的字则依《诂林》辅之，故该书实为分辨敦煌写本儒家经籍中之通、俗、别、伪字的专著。该书认为写本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写本保存有古文、小篆、隶书、汉魏六朝通俗文字，若依次排列，可知俗字演变之过程，以及今日简体字之由来；其二，可纠正历代字书之伪；其三，若将写本之字，以科学方法收集而归纳之，可补充字典中俗字之不足，对研究中国俗文字学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唐写本《文心雕龙》，自1926年赵万里发表敦煌本与今本的校勘成果以后，数十年来，不断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并有影本刊行。潘重规《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注]，依据原卷详细著录其形态、重核释文；校勘记则遍列诸家之说，附以作者的见解；最后附有清晰的原件照片。属于集大成式的成果。郑良树《春秋后语辑校》对历史佚籍《春秋后语》做了初步辑录[※注]，亦有首创之功。

1949—1978年，是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敦煌学已成为一门显学。我国学者置身其中，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在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方面，陆续推出了一批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如总结敦煌文献目录成就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总结古籍整理成就的《敦煌古籍叙录》；总结变文研究成果的《敦煌变文汇录》和《敦煌变文集》；总结敦煌曲子词研究成就的《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曲》；总结语言音韵成就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唐五代西北方音》《瀛涯敦煌韵辑》和《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总结敦煌石窟艺术成就的《敦煌艺术叙录》；等等。这些带总结性的成果既是以往数十年相关研究的总结，又成为以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其次，开辟了很多新的课题或研究领域。如科学院历史所对敦煌经济资料的辑录、陈祚龙对邈真赞的集录、王重民用敦煌诗补《全唐诗》、潘重规对敦煌赋集录、饶宗颐对敦煌白画的专题研究、金维诺对敦煌经变画系列研究等。以上所列相关成果，虽然在今天看来资料收集尚不完备，释文也都存在不少问题，研究也不无缺陷，但都是开启了某一研究领域或某一研究课题的专题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后人循其途径，继续努力，即可取得更为完善更加厚重的成果。而常书鸿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金维诺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郑良树对《春秋后语》的集录、宿白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及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梁思成对敦煌壁画中古代建筑图像的研究、马继兴对敦煌医药文书的研究、席泽宗对敦煌星图的研究、潘吉星对写经纸的研究等。以上所列多为单篇论文，自身价值或许有限，但其所涉及的都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研究空间的领域或课题，可启发读者在相关方面进行更加系统的专题研究，为后来者之导夫先路。最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对敦煌石窟的修缮和保护，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敦煌石窟的损害，为维持和延长这组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寿命奠定了基础。此外，我国学者还发表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其内容涉及历史、社会经济、民间文学、文字音韵、古籍和科技等敦煌学的各个领域。

这一阶段可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地区。与国外同行相比，“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在敦煌石窟艺术、瓜沙史地和历史典籍的研究方面仍略占优势；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虽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但深度和广度不及日本学者；宗教史和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则已明显落后于法日等国。“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前，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港台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

港台学者的代表是饶宗颐、潘重规和苏莹辉。饶宗颐的特点是博学多能，其成果涉及历史、宗教、曲子词、白画等多个领域，而每个领域所取得的业绩都能达到当时的学术前沿。其成果的特色是视野开阔，能将具体的材料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所以往往能小中见大。潘重规的研究领域主要在敦煌语言文学方面，其特点是扎实细致，精益求精。他不辞辛劳，多次往返英、法、俄等国查阅原卷。他发表的释文，多数都和原卷做过核对，所以往往能解决一些仅靠文献和图版解决不了的问题。他的这种做法，不仅在当时很少有人做到，直到今天也还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在人才培养方面，潘重规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今活跃在台湾的敦煌学者，多数是潘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此外，潘重规还于1974年创办了《敦煌学》，这是世界上第一家敦煌学专业学术刊物。苏莹辉早年有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经历，以后毕生从事敦煌学研究。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敦煌史地，也旁及考古、文学和艺术。这一阶段有关瓜沙史事的研究以苏莹辉用力最勤，成果也最为丰富。在这二十多年间，苏氏陆续发表有关论文达十多篇，这些论文大多被收入他的论文集《敦煌论集》[※注]和《敦煌论集续编》[※注]中。虽然他的一些论文是以综合、整理前人的成果为主，但也力图在排比旧说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并解决了一些问题；虽然他的不少推测都为后来的研究所否定，但这些推测往往能引起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因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有关问题的研究。在大陆学者与海外信息交流不畅的年代，以饶、潘、苏等为代表的港台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港台地区及欧日等国均有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