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藏经洞封闭原因之争论

莫高窟和敦煌藏经洞文书是敦煌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事关敦煌学全局，所以本书将学界对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置于概说部分介绍。关于莫高窟创建的时间，学界一般依据莫高窟第332窟出土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和P.2551《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确定其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注]。王素先后发表《敦煌出土前凉文献所见“建元”年号的归属》[※注]《敦煌莫高窟创建时间补说》[※注]，认为莫高窟的创建时间应是东晋建元二年（344），可备一说。

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用考古学的方法记述了该窟的窟形、洞窟内容及与其他相关洞窟的关系，将保存敦煌遗书的第17窟确定为纪念性的“洪辩影窟”，并推论同时开凿的第16窟和第17窟应修建于大中五年至咸通三年之间（851—862）。[※注]

至于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出于什么原因而把这些经卷、文书等封存在藏经洞中，因藏经洞文献和相关材料均无明确记载，可能已经成为永远无法破解的历史谜团。但自藏经洞发现以来，陆续有国内外学者对以上问题提出种种推测。及至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不时有学者关注以上问题，或补充旧说，或提出新推测。仅关于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就有避难说、废弃说、书库改造说、佛教供养物说、排蕃思想说、末法思潮说等。[※注]

“避难说”的首创者是伯希和，他在《敦煌石室访书记》中谈及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及原因时，提出“全洞卷本，无一作西夏字者，是洞之封闭必在十一世纪之前半期”；究其原因，“迨即1035年西夏侵占西陲是也”。[※注]阎文儒赞同此说，并认为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应与西夏占领瓜沙的时间相契合，可具体至1035年。[※注]此后，毕素绢《辽代名僧诠明著作在敦煌藏经洞出现及有关问题》，通过引证辽僧诠明所著P.2159V1《妙法莲华经玄赞科文卷之二》之传入敦煌的时间，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可具体在1030年至1035年间。[※注]白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亦持避难说，他主张藏经洞由曹氏政权封闭，封闭的时限在宋咸平年间或稍后的年代。[※注]贺世哲《从一条新材料谈藏经洞的封闭》，给白滨提出的封闭时间补充了新材料，同样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在于躲避西夏入侵的威胁。[※注]

因西夏同样信奉佛教，所以避“西夏侵扰说”引起了学界的质疑。1978年，马世长在《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即对西夏侵扰说提出异议，认为藏经洞封闭与曹氏政权逐渐失去统治地位有关，时间应在西夏占据敦煌之后的某个时期，大致是陈寅恪所推断的宋皇祐六年（1054）之后。[※注]次年，殷晴发表《敦煌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的文章，首倡“伊斯兰教东传”是导致藏经洞封闭的主要原因。[※注]谭真支持“伊斯兰教东传”的观点，以“山药”一词的记载为突破口，考证藏经洞的封闭时间上限是1064年，下限1116年，而1093—1097年间最有可能[※注]，但其说为后来的研究所否定。

荣新江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曹氏归义军晚期避黑韩王朝的入侵有关。他在《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一文中指出，1006年于阗王国灭于黑韩王朝事件是促成藏经洞封闭的最大因素。[※注]钱伯泉着眼于11世纪末期敦煌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从一场喀喇汗王朝和宋朝联兵进攻西夏的战争入手，推测藏经洞封闭于宋元祐八年（1093），主持封闭者为西夏驻守敦煌的军政僧界官员，封闭原因是防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喀喇汗王朝的进攻。[※注]

“废弃说”的首倡者是斯坦因，他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记述了他第一次进入藏经洞时看到的情景，认为这些收藏于包裹皮中的残经碎纸以及绢画残片等是从敦煌各寺院收集来的神圣废弃物。[※注]方广锠对斯坦因的“废弃”说做了进一步的论证，认为堆积于藏经洞的“这一批文书对当时的敦煌僧众来说已完全失去了实用价值，故而废弃”[※注]，并详举了“废弃”的多种原因：北宋以来，敦煌的佛典与其他文化典籍的来源渠道增多，除大量写本继续涌入外，四川的刻本佛典也传入此地；北宋雕版印行的佛教大藏经《开宝藏》可能也已传入。与此同时，纸张的生产、流通情况也有了变化。晚唐、五代以来，敦煌地区一直自己造纸，到北宋时，随着敦煌对外经济交往的增多和自身经济的发展，纸张短缺的情况也大大缓解。大量崭新的写本印本经典的涌入为敦煌地区淘汰残旧经卷提供了可能性，而纸张供应的充裕又使利用其背面的必要性大大下降。于是在11世纪初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故书清点活动。结果清点出一大批复本过多的、因残旧不宜再用的和一些过去曾流行而当时很少有人再读的经卷和其他文化典籍。他们把这批书籍和各寺以前剔除而零散存放的经卷、外典和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废纸以及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集中在一起。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字纸不能随便丢弃，依佛教徒的常规，残破的经书、法器更不容亵渎。于是，佛教僧团便参照我国佛教徒在长期宗教生活中形成的传统处理办法，把这些经卷和文书分别用布包好，和那些幡画、多余的佛像，一道整齐地堆放在大小适中的第17窟封存起来。至于藏经洞的封闭年代，他认为曹宗寿统治时期（1002—1014）是适宜的。[※注]施萍婷对方氏的观点提出商榷，并推测道真和尚是藏经洞的最后封存者。[※注]

“书库改造说”[※注]和“排蕃思想说”[※注]分别由藤枝晃、上山大峻提出，未能得到学术界的响应。

上述观点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废弃说”和“避难说”。我们看到，两种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依据，但也都不够圆满。有一个事实是争议双方都承认的：藏经洞封闭时，当事者除用砖石等把原来的门封堵好之外，还用泥把整个甬道北壁抹平，并重新绘制了壁画，以掩盖封堵的痕迹。这一方面说明封堵是具有掩藏性质的行为，同时也说明封闭工作应该是从容不迫地进行的。问题是：如果是废弃物，有必要这样掩藏吗？如果是因避难而临时藏起来的宝物，我们已知黑韩王朝最终没能东进敦煌。那么，封闭者为什么没有把藏经洞重新打开利用呢？针对这些疑惑，我们期待更加圆满的解说。

二 敦煌学通论著作

我国学者撰写敦煌学通论著作始于上一阶段，即1956年出版的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以及1965年出版的苏莹辉的《敦煌学概要》。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为了系统归纳敦煌学的内涵、培育敦煌学新生力量；另一方面也为了总结敦煌学研究成绩、推广敦煌学研究成果，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具有通论性质的敦煌学著述。

姜亮夫曾于1983年在敦煌学讲习班授课，此后又将讲习班的讲课内容整理成书，即《敦煌学概论》[※注]，这是新时期我国第一部敦煌学通论性质的著作。该书分六讲，虽不足八万字，但内涵丰富，分类介绍敦煌写本与敦煌艺术品的内容，并概说敦煌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以及敦煌写本的研究方法。

此后，敦煌学通论性质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荣新江《话说敦煌》、窦侠父《敦煌学发凡》等书都是在1991年出版。荣书和窦书都属于普及型读物，通俗但又具科学性。荣书首先从敦煌郡的建立说起，次及敦煌史地，接着论述藏经洞的发现，敦煌文献的被盗，随之从石窟艺术、壁画、雕塑、题记加以扩展，又以较大篇幅介绍敦煌古籍的价值，最后谈及研究成果及对未来的展望。窦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发展、彩塑和壁画，藏经洞的发现，文物的流失，敦煌遗书的内容和价值以及敦煌学的形成和发展。

刘进宝《敦煌学述论》也是1991年出版。该书在充分参考、概括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敦煌的历史、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物的流散、敦煌遗书、敦煌学研究五个方面对敦煌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这五个方面，涵括了敦煌学发生的背景、重要的研究对象以及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全面反映了敦煌学的基本内涵。这部著作达到了概括准确、架构合理、条理清晰、语言简明流畅，因而是一部优秀的通论性著作。该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欢迎，不仅成为读者全面了解敦煌学的重要参考书，也是高校教师开设有关敦煌学课程的重要参考书。此书除了台湾版和韩文版，仅在中国大陆就四次修订再版。最新的一版就是2019年出版的《敦煌学通论》（增订本）。但该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缺乏对敦煌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对敦煌学的定义也有待完善等。

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出版于1993年，也是一本通俗性读物，共分八章，按时间顺序考察了敦煌古代的历史和文化，将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其发生、发展及保存至今的背景和条件。该书将敦煌历史和敦煌石窟艺术、遗书互证，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敦煌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胡同庆、罗华庆合著的《敦煌学入门》出版于1994年，该书共分七章，几乎涉及敦煌学的所有方面，尤其详于敦煌石窟艺术的各个方面和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历程，而运用系统论原理分析敦煌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目的，是该书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