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缩微胶卷和图版的公布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国家图书馆将所藏全部敦煌文献制成缩微胶卷公开出售，并出版了韩百诗（Louis Hambis）主编的《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幡画（图版）》（Bannières et peinture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es au Musée Guimet）、麦克唐纳夫人（Ariane Macdonald）与今枝由郎（Yoshiro Imaeda）等合编的两卷本《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书选刊》（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e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omplété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1978-1979）和《伯希和石窟笔记：题记与壁画》（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Carnet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韩百诗主持整理）。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也开始在国内发行。德国哥根廷大学伊朗学系教授麦肯吉（David Neil Mackenzie）出版了《英国图书馆所藏粟特语佛教文献》（The Buddhist Sogdian Texts of the British Library）。苏联丘古耶夫斯基（Л.И.ЧУГУЕВСКИЙ）则出版了《敦煌汉文文书》（Китай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Дунъхуана，其汉文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和萨维斯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分别介绍了苏联所藏敦煌汉文和藏文文献。1993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东方研究院、柏林国家图书馆倡议成立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英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部主任魏泓博士（Susan Whitfield）1998年开始在互联网上建立敦煌文献数据库（http：//www.bl.uk/collections/oriental/dunhuang.html）。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版），将英、法和北图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成书，该书开本较小，图版效果不佳，也存在着版权问题，但在当时的出版环境下却起到了让更多学者更方便地接触到敦煌图版的作用，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本陆续推出。在这一阶段出版的有《英藏敦煌文献》（1—1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版）、《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8年版）、《甘肃藏敦煌文献》（全6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浙藏敦煌文献》（全1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俄藏敦煌文献》（1—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001年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版）、《俄藏敦煌艺术品》（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版）。这些新印本的图版比以往的印本和缩微胶卷清晰，有利于正确释录图版上文字。

二 目录的编纂和刊布

目录方面，法国又出版了《敦煌汉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第1、3、4、5册，只差第2册未能出版。俄国孟列夫教授（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主编的《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完成出版，其汉文本也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因有文化部调拨、社会捐赠等，其主体收藏规模不断增大，所以1981年国图曾对新入藏文献进行编目，编辑为《敦煌劫余录续编》。

此外，池田温任责任编辑的《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对敦煌汉文文献做了全面的介绍。黄永武于1986年出版《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在众家目录基础之上，进一步对中、英、法、俄以及散藏目录进行考订和补充。早年对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著录都至S.6980，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知悉英图尚有未公开的S.6981以后编号的敦煌文书。所以，1991年，方广锠和荣新江又分别对英图藏敦煌S.6981以后写本进行编目，整理成果即《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S6981—S8400）》和《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S.13624）》。2000年，施萍婷、邰惠莉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出版，纠正了原书很多错误。申国美《中国散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按照佛道、四部古籍、社会文书等类重新排列收录了国内34个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

除了这些具有集成性的目录外，还有一些单篇文章对世界各地散藏敦煌文献进行编目和介绍。海外收藏方面，荣新江对包括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瑞典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书道博物馆、静嘉堂文库、藤井有邻馆、天理图书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等海外藏敦煌吐鲁番写本进行了介绍，并汇总为《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注]王惠民《哈佛大学藏敦煌文物叙录》对美国哈佛大学收集到的包括文书、绢画、壁画等在内的敦煌文物进行了综合介绍。[※注]饶宗颐《京都藤井氏有邻馆藏敦煌残卷纪略》、王三庆《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本》、施萍亭《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一）至（三）等对包括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三井文库、京都藤井有邻馆、唐招提寺、法隆寺、国会图书馆、大东急纪念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日本公私收藏的敦煌遗书有系统介绍。[※注]

国内收藏品的目录，也在众多学者和相关收藏单位的积极调查下逐渐公布，为学界了解藏经洞的全部藏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王珍仁、孙慧珍《旅顺博物馆藏敦煌写经目录及订正》[※注]，杨铭《重庆市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目录》《重庆市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题录》[※注]，徐忆农《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考》和方广锠、徐忆农《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注]，方广锠、查永玲《浙江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注]对国内各公私收藏单位所藏敦煌文献进行了著录和介绍。

三 释文的刊布

敦煌遗书主体部分图版和目录的刊布，为敦煌学研究者了解和释录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更多的学者从事分类整理提供了可能，因而新时期的敦煌遗书整理出现了从一般性介绍和个案整理向分类整理的转向。新时期的分类整理工作可以分为两条路径：一是按文献的性质分类释录；二是按收藏地按号依次释录。

最早出版的分类释录文本是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可惜释文存在不少问题。其后有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后出转精。历史文书的释录以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5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为最早，收录了敦煌文献中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重要文书和价值较高的历史文献1664件，将散藏于各国的数万件敦煌文书中的社会经济文书按类编排影印，并附有对照录文，共五辑，第一辑收有地志和瓜沙两州大事记及巡行记、姓望氏族谱名族志家传、籍帐、差科簿、社邑文书、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与渠人行人转帖、会计历等财政文书；第二辑收有契据，便物历，关于奴婢、地宅、遗产、债务、税役纠纷等牒状及公验，关于营田、勋荫田、退田、受田、租田、请地、田亩、户口、徭役、税收、硙课等牒状及籍历，法律文书；第三辑收有什物历，施入疏，诸色入历，诸色破用历，诸色入破历计会，堂舍房基帐，驼马牛羊等籍及有关牒状和凭据，归义军军资库、内库、内宅、柴场、宴设司等牒状及判凭；第四辑收有买卖、座设、财礼、纳贺、荣葬、荣亲等杂文书，僧官告身和寺职任免，度牒，戒牒及其相关文书，寺院行事及有关牒状等文书，追念、设供等请僧疏，僧尼籍及其相关文书，诏敕、告身、信牒、公验，表书状，军事、驿传、治安等文书；第五辑收有杂牒状和书启，墓碑、邈真赞、别传、功德记等，书仪、书启等文书，中印文化交流。该书在编排上采取上图下文方式，每类分若干细目，按年次先后顺序排列。所收文书都包括定名和录文两项，部分文书附有注释。由于此书收录范围较广，不免在资料收集、文字释录、文书定名、定性、归类、编排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因其具有包容文书量大和附有图版、释文等优点，至今仍是史学工作者调查、利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重要参考书。分类释录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策划并组织，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水平最高，影响也最大，这套丛刊共有十种十二册，包括《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邓文宽，1996）、《敦煌赋汇》（张锡厚，1996）、《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方广锠，1997）、《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赵和平，1997）、《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宁可、郝春文，1998）、《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周绍良、张涌泉、黄征，1998）、《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沙知，1998）、《敦煌医药文献辑校》（马继兴、王淑民、陶广正、樊飞伦，1998）、《敦博本禅籍录校》（邓文宽、荣新江，1998）、《敦煌〈论语集解〉校证》（李方，1998）等。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按学科和专题对敦煌文献进行系统搜集、整理的大型学术丛刊，总结了此前几十年相关专题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成果，可以说是代表国家水准的标志性工程，出版20多年来是国际敦煌学界引用率最高的图书。

此外，由中国学者完成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本尚有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注]，补充了唐、陆录校遗漏的重要文献，在探寻所收录的文书之间关系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且在详尽的注释中备列并考释了大量相关文书，颇为学界称道，惜录文仍不完善。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注]，专门对邈真赞做了进一步的精细录校和研究。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注]，将敦煌地理文书42卷分为六大类加以校录。该书收集该类文献比较齐全，注释亦详，以辑录相关文书较多为其特色。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和张涌泉、黄征等编纂《敦煌变文校注》[※注]，都在王重民等先生基础上也对敦煌变文进行了进一步的整理和校注。王仲荦遗稿《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注]和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注]等也对一些地理文书进行了集中整理。黄征和吴伟《敦煌愿文集》[※注]，对敦煌文书中的斋文进行了集中录校。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注]，明确指出“敦煌诗歌是典型的写本时代的产物”，该书在叙录和校录时尽量保持敦煌诗歌写本的原有形态。采用这样的方法，不仅使学界对写本时代诗歌流行的实际情况有了更真切的认识，也将敦煌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可以说，至20世纪末，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释录文本已经涵盖了敦煌遗书的所有重要类别。

敦煌文献图版、目录的公布和出版以及相关文献的释录和整理工作，为新时期敦煌学的飞跃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