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学界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官制和唐代历史，取得了很大成就。[※注]黄惠贤《〈常何墓碑〉跋》[※注]和郑必俊《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释》[※注]，分别利用《常何墓碑》保存的资料结合史籍证、补唐初政治史。黄文认为常何在玄武门之变中的地位并不像陈寅恪所说的那样重要，郑文则认为陈氏有关常何与玄武门之变的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郭锋《敦煌本“侯昌叶直谏表”与晚唐懿、僖时期之政局》，结合史籍考察了“侯昌叶直谏表”的内容、上表经过、时间以及侯昌叶的有关情况。[※注]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及相关系列论文[※注]，依据史籍中有关唐代勾官和勾检制度的记载，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勾官进行勾检的实际记录，全面考察了唐代上自中央、下到地方的勾检制度及其实行情况，填补了唐代官制研究的一项空白。薄小莹、马小红亦曾对唐代勾检制进行过讨论。[※注]孔祥星《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依据敦煌吐鲁番文书结合文献记载考察了唐代里正的职责与作用，认为唐代里正是乡里基层政权的实际管理者。[※注]赵吕甫《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探讨了唐代乡的行政职能。[※注]

刘俊文在以往日本学者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法律文书做了进一步的整理。其《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和相关系列论文[※注]，辑录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律、律疏、令、格、式、令式表等法典和制敕、判、牒、案卷等法律档案共50件，并对各件文书都进行了考证、校补和笺释。他点校的《唐律疏议》[※注]，亦充分利用了敦煌文献中的法制文书。高明士《从英藏CH0045捕亡律断片论唐贞观捕亡律之存在问题》，对CH0045捕亡律应为贞观捕亡律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并对史籍关于贞观律无捕亡、断狱两卷的记载作出了解说。[※注]楼劲《伯2819号残卷所载公式令对于研究唐代政制的价值》，利用公式令探讨了唐代尚书省的内部结构及其演变。[※注]赵和平《敦煌写本P.2481号性质初探》，认为该件是唐前期礼部据留司格拟定的公文程式，形成于永徽至垂拱年间。[※注]王永兴对《开元水部式》做了录校和考释，并探讨了该件涉及的番役和造舟为梁问题。[※注]雷闻利用S.11287《论敕事书》探讨了这类文书的起草、中书覆奏、进画、宣奉行、过门下、行下等具体程序和过程。[※注]

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注]，对敦煌遗书中的军事文书做了深入考察。王永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注]，也利用了相关敦煌军事文书。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代军队衣装》，利用敦煌文献中的记载探讨了唐代募兵的军衣名称和每个士兵的军衣消费量等问题。[※注]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与长行马——敦煌、吐鲁番发现的馆驿文书考察之二》，依据敦煌吐鲁番有关文书，结合史籍记载，对唐前期交通通讯所用驿马、传马的异同及其管理措施进行了探讨。[※注]卢向前《伯希和3714号背面传马坊文书研究》，考察了沙州的传马坊。[※注]安家瑶对P.2942《河西节度使公文集》进行了细致的整理[※注]，史苇湘则结合其他材料对文书记述的河西节度使覆灭前的情况做了解说。[※注]但由于该文书首尾残缺，以上学者对文书名称、年代和文书中人物的归属认识并不完全一致。马德《关于P.2942写卷的几个问题》，认为这件文书应是经过汇集和整理的誊抄文卷，其誊抄时间应在大历元年（766）夏秋之后至大历二年（767）间，其名称应为“河西节度使公文集”。马氏还对史苇湘提出的文书中“副元帅”和多次出现的“尚书”应为杨休明之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论证。[※注]

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吐蕃文献选》等[※注]，在英国学者托马斯等人解读基础上，将部分重要的吐蕃历史文献译成汉文，并附有注释和疏证，为学术界利用这些文献提供了方便。他们二人还合作或分别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内容涉及吐蕃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文化及归义军与于阗关系等诸多方面。这些论文多被收入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注]和王尧《西藏文史考信集》[※注]。王继光、郑炳林《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介绍了敦煌汉文吐蕃史料。[※注]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注]，对敦煌汉文吐蕃佛教史料做了整理。王尧、黄文焕则依据青藏和河西地区现存的大量古藏文简牍金石及文书等资料，对青藏地区以及整个河西地区与吐蕃活动相关的文献做了考察。[※注]王尧还组织学者在法国学者拉露编写的法藏敦煌古藏文文书解题目录的基础上重新编纂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注]，该目录附有王尧撰写的三篇解说性文字，使得学界对敦煌写卷的全貌、国内外的主要研究成果及相关研究方法都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黄布凡与马德合著的《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注]，在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对吐蕃历史文献进行汉译和注释。

关于敦煌陷蕃的年代，在这一阶段仍不断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既有人对旧说做进一步论证，也有人尝试提出新说。安忠义提出贞元四年（788）说[※注]；马德再倡吴廷燮提出的大历十二年（777）说[※注]；李永宁则提出两次陷落说，即敦煌首次陷蕃于建中二年（781），再次陷蕃于贞元三年（787）。[※注]史苇湘、杨铭亦主张敦煌首次陷落于建中二年，其后因一再发生汉人反蕃起义而导致敦煌的“陷落”和“降下”不止一次。[※注]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对山口瑞凤提出的贞元二年（786）说做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注]，此说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注]。

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探索了吐蕃时期发生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的原因、时间和作用，指出起义打击了吐蕃在沙州的统治。[※注]

吐蕃管辖敦煌时期，沙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称“节儿”，王尧依据藏汉文书和碑铭考出了这一语词的含义和来源，指出它是吐蕃官制中一城一地的守官。[※注]邵文实考出沙州节儿执掌当地军事、财政和司法大权，其上司是节度使，其属官有都督、部落使和判官等。[※注]金滢坤认为吐蕃沙州都督在军政机构中地位显赫，是沙州节儿之重要僚佐，设正副二职，一般由吐蕃人或汉族世家大族担任。[※注]此外，金滢坤、盛会莲还对瓜州节度使进行了考察。[※注]吐蕃统治者用部落制取代了沙州的县乡里行政组织，有关情况日本学者曾作过初步探讨。杨际平等也都曾涉及这方面问题，并有所推进。[※注]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考察了吐蕃在敦煌设置部落的时间、次数、部落的名称、内部组织与作用。[※注]金滢坤认为吐蕃社会基层组织基本上以唐朝的乡为单位设置了军部落、民部落和通颊部落三种类型的部落，该社会基层组织于蕃管辖敦煌时期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注]同作者之《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认为部落使是吐蕃沙州军政机构的重要长官，其职略同于唐代乡官，负责部落一级政务；部落使之诸僚属负责部落内部事务；吐蕃部落组织还影响到了沙州归义军政权时期的部落组织的设置。[※注]刘忠《敦煌阿骨萨部落一区编员表藏文文书译考——兼向藤枝晃、姜伯勤等先生译文质疑》，通过个案揭示了部落的编员情况。[※注]姜伯勤考证了由道士、女官及有关内亲外亲组成的“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具体情况。[※注]姜氏和张广达还先后探索了沙州行人部落的性质，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认为担任驿传任务的人员属于行人部落。[※注]在吐蕃驿站制度方面，学界也有多方面的讨论，如王欣、陈庆英等人，对相关史料进行了集中爬梳和分析。[※注]杨铭《通颊考》，认为敦煌地区设置通颊部落管理地位较低的寺户、杂户等。[※注]荣新江《通颊考》，充分利用藏汉文书资料，对通颊部落的渊源、组成及在敦煌、河西等地的设置情况进行了考证，证明敦煌的通颊部落是吐蕃统治者镇抚百姓的重要军事力量。[※注]杨铭、何宁生在《曹（Tsh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一文中，着重分析了Tshar一词的语源问题，认为它是一个汉文借词“曹”，二者所代表的军事组织性质相当。[※注]

郑炳林主编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注]，是有关归义军史研究的论文集，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和文化等各个方面。

归义军政治史仍是学者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创获颇多。张议潮联合多个民族力量推翻吐蕃统治的历史壮举，一度得到研究者的推崇。[※注]对于张议潮的出身家世和郡望，也曾引起人们的讨论。张议潮的籍贯为沙州敦煌县神沙乡信义里应属史实[※注]，但张氏家族宣称的南阳郡开国公之封爵却未必可信[※注]。在对张议潮事迹的考索方面，姜亮夫搜集罗振玉所不及见的有关文书和石窟题记等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成文，意在拾遗补缺正误[※注]，但在参考研究信息方面存在不足。苏莹辉《瓜沙史事概述》，系综合旧作而成，但未能参考大陆有关新成果，一些地方沿袭了已为学界所不取的旧说。[※注]同作者之《咸通中凉州节度使统管凉洮鄯河临五州说》，推测瓜沙与凉州曾分为两部，张议潮卒后，张淮深曾任凉州节度使或曾兼任凉州节度使。[※注]胡小鹏《关于唐末五代宋初凉州自立政权的几个问题》，认为张议潮收复凉州后不久，河西地区又陷入各族混战中，形成了包括归义军政权在内的几股势力，凉州自立政权是其中之一。[※注]

吴震《张淮深论节始末补正》，对张淮深求授旌节却屡受挫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注]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用充分的证据否定了流行多年的索勋作乱杀张淮深兄弟自立为节度使的旧说，并推测张淮深之死与唐廷有关。[※注]此文引起了学界的反响，李永宁、钱伯泉和邓文宽等都同意孙氏对旧说的否定，钱伯泉为孙氏的观点补充了证据。[※注]但对张淮深的死因，李永宁和邓文宽又分别提出了与孙氏不同的看法，李永宁认为杀淮深者为张议潮子淮鼎，淮鼎临终将幼子承奉托付索勋辅佐，不意索勋在淮鼎死后竟自立为节度使，被嫁给李明振的张议潮之女张氏及诸子杀掉。张氏虽名义上复立侄承奉为节度使，实权却掌握在诸子手中。[※注]邓文宽则推测张淮深之子延兴、延嗣在嫡庶之争中杀死了张淮深和延晖、延礼等六兄弟及张淮深夫人，然后扶立张淮鼎主政。[※注]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在肯定李永宁上述推论的前提下，以充分的材料证实了李明振诸子执掌大权排挤张承奉的论断，进而推论瓜沙大族在896年又发起倒李扶张的政变，张承奉得以掌握实权。[※注]杨秀清则试图从张淮深父议潭和张议潮之间的不和来解释淮鼎杀淮深的原因。[※注]杨宝玉、吴丽娱《张议潮束身归阙后与沙州人士的往来及其对敦煌政局的影响》，推测中和四年前后淮诠郎君等从长安西归正是后来归义军政权发生动乱、张淮深夫妇及六子被杀的起因。[※注]

有关金山国的历史，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学界之关注。金山国立国时间是治金山国史首先遇到的问题，但相关探讨却聚讼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注]1983年，王冀青首先否定早年王重民确定的金山国建立于905年之说，坚持两《五代史》所载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之史事的可靠性，认为金山国的建国时间为梁开平二年（908）[※注]。李正宇在细致考察《白雀歌》写本形态的基础上，指出卷中所署“乙丑年二月”的杂写非《白雀歌》的尾题，而是后人补入的。他根据P.3633背《龙泉神剑歌》之“自从登祚十三年”的表述，认为张承奉建立金山国的时间是906年。[※注]杨秀清同意李氏观点，并作了若干补正。[※注]卢向前通过对《龙泉神剑歌》写作时间的考证，推断出金山国的建国年月当为开平四年（910）七月初一日，是对日本学者藤枝晃提出的910年说的进一步论证。[※注]荣新江为910年说补充了证据，并对金山国建立的具体日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注]郑炳林亦对金山国一名的来源、建国时间进行探讨，推测张承奉称金山王在900年以前。[※注]

关于金山国的建国举措，李正宇考之最详。他条列了九条：建国号、立天子、告天地、建宗庙、封后妃、立太子、建帝京、设百官、改年号。[※注]杨秀清重点考证了金山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军镇及州县体制、武职军将的变化与沿袭，认为金山国的势力范围较小，政治制度显得规模小且不系统，其政治制度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且和中唐以来中央政治体制的变化相一致。[※注]

《白雀歌》《龙泉神剑歌》《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是研究金山国史的重要材料，颜廷亮从文学角度对上述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金山国历史和对外关系的研究有所裨益。[※注]陆庆夫考察了西汉金山国曾与回鹘发生过的三次较大战役，认为其中楼兰、伊吾之战对象是西州系回鹘，金河之战、便桥之战对象是甘州回鹘，并指出《龙泉神剑歌》有许多内容并非事实。[※注]郑炳林也考证了金山国与楼兰之间的战争情况[※注]，此后杨秀清续有论述。[※注]

关于金山国的终结时间，早年王重民提出应在后梁贞明五六年（919—920）。姜亮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并援引S.4240、S.3691两件文书，定曹氏代张承奉掌权时间是贞明五年（919）。[※注]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依据S.1563《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敕》、P.3239《敕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牒》、P.2992《上回鹘众宰相状》等文献指出，曹氏归义军的建立时间是后梁乾化四年（914），而此时张氏建立的西汉金山国（西汉敦煌国）宣告覆灭。[※注]此说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已成定论。

对曹氏归义军史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有长足进展。姜亮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收集史籍、文书、洞窟题记中有关曹氏父子夫妇、家世婚姻的资料，汇为一编，意在补正罗振玉之《瓜沙曹氏年表》。此文推定曹元忠卒于974年，但文中对一些史料定年或内容的理解存在问题。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指出姜文中存在的问题，并确定曹氏取代张氏始于914年，推定曹议金卒于935年，考订曹延恭卒于976年。姜亮夫《瓜沙曹氏世谱》，试图通过考辨莫高、榆林两窟题记和敦煌文书来组织曹氏家人关系，在利用洞窟题记时存在一些错误。孙修身《谈与瓜州曹氏世普有关的几个问题》，对姜文做了补正。[※注]谭蝉雪《曹元德曹元深卒年考》，考定曹元德卒于939年，并为陈祚龙所考曹元深卒于944年提供了新的证据。[※注]至此，曹氏归义军的历任节度使卒立时间、世系和称号基本明确，即曹仁贵（议金）（914—935）、曹元德（935—939）、曹元深（939—944）、曹元忠（944—974）、曹延恭（974—976）、曹延禄（976—1002）、曹宗寿（1002—？）。[※注]

起初，人们都以为曹氏归义军的首任节度使是曹议金。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藤枝晃最早提出曹仁贵应为归义军的首任节度使的说法。[※注]马楚坚于1982年提及曹仁贵取代张氏的问题。[※注]以后，苏莹辉对曹仁贵为曹氏首任节度使做了初步论证，并指出曹仁贵卒后，由其弟曹议金接任节度使。[※注]唐耕耦《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始末》，为落实这一问题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材料。[※注]但传世史料所载的曹议金为曹氏归义军第一代执政者的说法也是言之有据，不容忽视。于是，如何解释曹仁贵与曹议金的关系一度成为难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贺世哲、李正宇先后撰文论证曹仁贵就是曹议金，此说虽无直接证据，但推论合理，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贺世哲通过考察P.4065《表文》、P.3556《邈真赞》、P.3262《河西节度使尚书建窟功德记》及供养人题记等材料，从时间重合的角度论证了曹议金与曹仁贵乃同一人，不过不同时期分别使用了名和字。[※注]李正宇为这一论断增加了新的材料，但主张曹议金和曹仁贵均为人名，并非一名一字。[※注]荣新江则从曹议金之长兄曹仁裕（字良才）的相关记载入手，得出“仁裕即为议金的唯一兄长，则仁贵不可能是议金兄，而只能是议金本人”的结论。[※注]马德《尚书曹仁贵史事钩沉》，试图重新考究曹仁贵与曹议金的关系问题[※注]，但未能得到学界的呼应。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还对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荣新江《初期沙州归义军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注]和《沙州张淮深与唐中央朝廷之关系》[※注]，指出在归义军表面归顺唐廷的背后，双方实际上存在着明争暗斗的关系。尤其在张淮深主政时期，自867年至887年多次遣使求授旌节，但长期未得到朝廷的有力支持，直到888年朝廷才授予张淮深节度使旌节。杨秀清《晚唐归义军与中央关系论述》，提出将双方关系划分为互为声援、逐渐疏远和名存实亡三个阶段。[※注]李正宇考察了曹仁贵归奉后梁的过程和时间，并曾论及曹元深与中央的关系。[※注]荣新江在藤枝晃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考证了归义军时期中原王朝年号在敦煌文献中的始见和终止时间，为人们了解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疏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注]

关于归义军时期的行政制度，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考察了唐五代各个历史阶段敦煌乡里的增减情况。[※注]刘进宝《试谈归义军时期敦煌县乡的建置》，对陈文有所补充。[※注]冯培红《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申论》，进一步细致爬梳了归义军时期诸乡的立废问题。[※注]陈海涛主要对敦煌归义军时期从化乡消失的原因作了探讨。[※注]

关于归义军政权的官制，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搜集考辨大量有关史料，对历任节度使生前死后由低到高的各种加官称号做了系统分析。[※注]此文虽有个别节度使的称号的确定存在问题，但总的来看做得比较彻底，已成为人们确定相关文书年代的依据。姜伯勤在《敦煌社会文书导论》一书中专辟“归义军使衙僚佐”一节，对归义军政权的藩镇幕府体制设置进行了系统分析，将其分文职僚佐、武职军将两大类进行介绍。[※注]其后，荣新江又专门考证了归义军幕府的武职序列，增补了教练使、都教练使、将头、队头等职。[※注]卢向前《关于归义军时期一份布纸破用历的研究——试释伯四六四〇背面文书》，考察了归义军所属各机构的名称和各机构长官的职衔。[※注]齐陈骏、冯培红探讨了归义军的基层将领“十将”及其下属诸职。[※注]归义军政权中还设立了宴设厨、宴设司等负责管理官府宴设事务的机构，冯培红也有专文讨论。[※注]

归义军时期的镇，在新时期亦得到学界关注，尤以对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六镇与八镇的研究成果为多。史苇湘认为曹氏时期的“六镇”是指紫亭、悬泉、雍归、新城、石城、常乐等镇，并根据紫亭、常乐为县、镇并置而认为“此时的镇即州以下之县，所谓‘紫亭县令’、‘常乐县令’所管辖之地即紫亭镇、常乐镇”[※注]。黄盛璋《沙州曹氏二州六镇与八镇考》，通过对P.4640背《布纸破用历》所载诸镇之镇使、副使、监使的分析，逐一考释了曹氏时期的六镇。[※注]陈国灿《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在以上成果基础上，对唐五代瓜、沙二州境内军镇的职能、演变、位址等做了新的探索。[※注]李并成先后发表《汉敦煌郡广至县城及其有关问题考》[※注]《归义军新城镇考》[※注]《归义军会稽镇考》[※注]对悬泉镇、新城镇、会稽镇的名称、渊源、设置年代、职能、位置等问题做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