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和石窟壁画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有关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资料，如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户籍、帐簿、占卜文书、书仪、通婚书、童蒙教材、社邑文书等，成为今天研究中古社会史的重要资料宝库。[※注]由于种种原因，前两个阶段我国学者对敦煌社会史资料的研究较少。新时期受国内社会学和社会史复兴的影响，利用敦煌文献研究社会史的成果也呈勃发态势。以下从人口与家庭、家族与基层组织、社会生活和民俗三个方面对新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一 人口与家庭

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和《敦煌沿革与人口》（续），广泛收集史籍与敦煌文献中的有关资料，首次对敦煌自建郡以来直至清代的行政、地理沿革及人口变化做了系统考察，尤详于对唐代敦煌地区人口数字变化的考证和原因推测。[※注]郑学檬依据59户敦煌县户籍资料，指出7世纪后期至8世纪后期敦煌县人口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女性几乎是男性数量的一倍，而且在同龄性别的比例中，黄、小、中、丁、老的各个阶段都是女性多于男性。她推测男性丁壮不足的原因在于军役和杂差，从而影响到青壮年女性不能适龄婚配，并直接导致敦煌县人口增长缓慢。[※注]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注]，亦探讨了沙州的家庭结构与人口结构。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及系列论文[※注]，考察了唐代敦煌地区的婚姻制度、婚姻类型、婚姻仪式和生育与离异问题。蔡伟堂《关于敦煌壁画〈婚礼图〉的几个问题》，对敦煌壁画所载婚礼仪式和婚姻礼俗做了详细探讨。[※注]姚伟钧以《敦煌解梦书·夫妻花粉章第十四》为例来审视唐代敦煌地区的夫妻关系，认为妻子在家庭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注]杨际平对《放妻书》所反映的10世纪前后敦煌地区婚姻关系和离异情况进行了分析。[※注]张艳云《从敦煌〈放妻书〉看唐代婚姻中的和离制度》，认为离婚原因出于“夫妻不和”；离婚形式是双方自愿，并告知父母亲眷，“故勒手书”；书契中明确妻子可以再嫁；协商离婚时的财产分割问题。[※注]齐陈骏《有关遗产继承的几件敦煌遗书》，利用敦煌文献中有关家庭遗产分配、纠纷的文书，考察了唐宋时期家庭遗产继承的原则。[※注]熊铁基《以敦煌资料证传统家庭》，认为传统的敦煌家庭在8口、5口之下，成员结构不出祖孙三代，绝大多数没有三代。同时指出敦煌籍帐显示的家庭成员数量和结构表明敦煌的家庭形态是父系家庭。[※注]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注]，以社会学对家庭结构定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和其他家庭）为基础，把敦煌的家庭结构分成十二种，制成“五至十世纪敦煌文书所见家庭结构表”，并认为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安史之乱”前以核心家庭为主，“安史之乱”后单身家庭和其他家庭剧增。

二 家族与基层组织

敦煌遗书中有关姓望和氏族的文书因有助于了解古代士族的衰亡过程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王仲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等论文，录校并结合文献考释了一批有关姓望和氏族的文书。[※注]唐耕耦《敦煌四件唐写本姓望氏族谱（？）残卷研究》，亦对一些姓望氏族谱做了录校，并据之探讨了郡姓的发展演变。[※注]王仲荦、唐耕耦、邓文宽、华林甫等都曾对北图位字79号文书（现编号为BD8679）进行过探讨，但对其性质、名称和年代的认识很不一致。邓文宽《敦煌文书位字七十九号——〈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辨证》，认为该件是一件原始奏抄的节本，其用途与唐初解决旧士族卖婚问题有关，是贞观年间“刊正姓氏”的真实记录。[※注]林立平在探讨唐代士族地主的衰亡时也曾利用敦煌谱书。[※注]一些学者开始分别对敦煌地区的郡望和大姓进行考察。荣新江《敦煌卷子札记四则》，探讨了敦煌的望族“清河张氏”和“南阳张氏”的渊源、异同及其社会意义。[※注]邓文宽《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与郡望》，讨论了敦煌“南阳郡开国公”封爵和“南阳张氏”郡望的由来与相互关系。[※注]

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中有关“敦煌的家族与家族关系”的章节[※注]，分析了两汉以来敦煌大家族的发展和家族关系，勾画出汉晋时期敦煌地方社会中大姓势力的形成和对地方政治文化的控制。刘安志《唐朝吐蕃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探讨了唐代中叶吐蕃占领沙州前后，敦煌大族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活动及表现，及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注]杨伟《敦煌大族源流考》，根据敦煌文献探讨了敦煌大族的源流与移入，涉及曹、索、张、李、氾、阴等多家。[※注]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注]，将敦煌文书和史籍记载相结合，就张氏大族的形成与史迹进行了个案研究。刘雯《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索氏家族研究》，从敦煌文献入手，对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索氏家族作了专门考察，从横向的角度对史载缺略的敦煌索氏的政治活动、社会关系、经济实力、建寺开庙等进行探讨。[※注]孙晓林《汉—十六国敦煌令狐氏述略》[※注]《敦煌遗书中所见唐宋间令狐氏在敦煌的分布》[※注]《跋伯二一九八〈东都发愿文〉残卷》[※注]等文，对敦煌的大姓之一令狐氏的兴衰之迹做了全面考察。相关研究尚有施光明对敦煌宋氏的研究[※注]，孙修身对敦煌李氏世系的考辨[※注]，姜伯勤亦曾对阎、杜、马、王、吴、贾、唐、程、刘、梁氏等汉族家族逐一进行考察[※注]，丰富了我们对中古敦煌著名家族的认识。

在敦煌社邑的研究中，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是这项课题的开拓者[※注]，法国学者谢和耐对社邑的研究在一些方面比那波利贞有所推进[※注]，竺沙雅章也发表过有关社邑研究的重要论文。[※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整理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大量敦煌文献的刊布，人们有可能对社邑文书进行全面搜集和系统整理。所以，这一阶段对社邑文书作文献学的整理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最早开展这项工作的是唐耕耦和陆宏基。1986年，他们编撰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问世[※注]，这是一部带有影印原件和释文的资料集。其中收录100多件社邑文书，这在当时是国内外对社邑文书的一次最大规模、最细致的整理工作，其释文比那波利贞、竺沙雅章等的释文更接近文书原貌。他们的工作为学术界利用与研究这类文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不足的是，该书所收的社邑文书远非全部，还不足目前我们所知的社文书的二分之一，对已收入的部分，文书情况也未作介绍，多数年代未作考订，在释文方面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对社邑文书的整理工作还远未完成。与唐耕耦等同时开始搜集和整理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还有宁可和郝春文。他们于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从事敦煌社邑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其整理成果《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于1998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注]这部著作有三个特点值得称道：第一，收罗齐全，共收集398件，比唐书多一倍以上。这个数字虽然比现知社邑文书还差一些，但所遗漏的绝大部分是后公布的，当时已公布的敦煌文献中的社邑文书几乎全部收录殆尽。为了搜集社邑文书，作者不仅一次地研读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第二，释文准确，所有文书的释文都经过反复查核。作者亲赴中国国家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图书馆等对绝大部分文书都核查过原件，使得许多图版或缩微胶片中模糊不清的文字或朱笔得到尽可能的处理。第三，整理与研究相结合。在整理敦煌社邑文书过程中，作者陆续发表了有关社邑的系列论文，特别是对社邑文书做了细致的排年工作，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新考证出一百多件文书的年代。这些排年工作为深入研究敦煌社邑文书奠定了基础。随着敦煌文书的持续公布，郝春文又连续撰写多篇文章对相关社邑文书进行补充。[※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有关社邑文书的研究论文也逐步增多。郭锋《敦煌的“社”及其活动》，是我国学者专门研究敦煌写本社邑文书的第一篇文章，作者首次向我国学界介绍了敦煌民间结社的情况，其中关于敦煌社邑渊源和唐五代社邑特征的论述比外国学者有所前进。[※注]胡同庆《从敦煌结社探讨人的群体性以及个体与集体的关系》，试图从敦煌的生存环境这样一个新的角度解释敦煌社邑长期存在的原因。[※注]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通过分析天宝六载（747）到大历四年（769）的敦煌籍帐，认为大量残破家庭的出现，家庭生育、感情、保障和教育功能的破坏和丧失，是群众自发组织社邑互助的重要原因。[※注]但以上两文均忽略了唐五代时期以经济和生活互助为主要活动的私社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很盛行的历史背景。

在敦煌社邑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中，成果最丰硕、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宁可和郝春文，他们联名或分别独自署名发表过数十篇相关论文，主要涉及以下一些方面。一是考证文书的年代，如郝春文《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系列文章。[※注]二是探索敦煌社邑的一些重要活动，如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认为丧葬费用大是促使唐后期五代宋初民众结社互助的原因，还讨论了丧葬互助的具体办法。[※注]郝春文《敦煌遗书中的“春秋座局席”考》，研究了社邑活动中的春秋座局席是每年二月和八月的社祭、欢宴活动。[※注]郝春文《敦煌的渠人与渠社》，对渠人和渠社进行了系统研究。[※注]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主要讨论了女人结社流行时代、性质、活动内容及其演变，其中使用的材料引起了妇女史研究者的注意。[※注]三是探讨中古时期社邑与寺院的关系，如郝春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注]《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注]《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社》[※注]。四是试图解释古代社邑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原因，如宁可《述“社邑”》，叙述了从春秋时期的农村公社组织到明清时代社邑的消失的历史过程，认为唐五代时期佛社和从事经济互助的社邑是在前代的里社衰落时发展兴盛起来的。[※注]宁可、郝春文对汉唐时期的“社邑”研究，几乎穷尽了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充分利用考古材料和敦煌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组织的重要窗口。

此外，黄霞对北图收藏的一件女人社社条做了介绍，并论及女人社的形态与特点。[※注]杨森《晚唐五代两件〈女人社〉文书札记》，也对女人社进行了讨论，但新意不多。[※注]林艳枝《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女人结社》，所引用的材料均在此前发表的论文范围之内，对材料解释亦无新的建树。[※注]

敦煌社邑文书为研究中国古代社邑提供了大量生动而具体的材料，不仅可以据之对唐五代宋初社邑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细致的描述，还可以借助从这批文书中获得的认识，对汉至唐以后社邑发展的脉络作进一步考察。同时，社邑文书的内容还涉及中古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对研究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全貌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经过近70年的努力，学术界在对敦煌社邑文书和中古社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资料整理方面，基本任务已经完成，虽然我们还可以从新公布的敦煌文献中发现新的社邑文书，或者发现一些现存整理本的问题，但从整体上看，都只能属于修修补补的工作。不过，在研究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将敦煌社邑文书与传世文献、石刻资料融会贯通，撰写出贯穿古今的中国古代社邑发展史，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此外，我们还可以用新的方法或从新的视角来对这批文书进行深层次解读。[※注]

三 社会生活和民俗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反映大众生活文化的各种资料，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主要对在社交礼仪、社会风俗、教育、衣食住行、体育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

社交礼仪方面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书仪方面，这是新时期开辟的领域，开拓者是周一良。其《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注]《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注]，考察了书仪的内容、程式、历史背景等，认为书仪即格式化的书信，包含书札和礼仪，可分为朋友书仪、综合书仪和表状笺启三类；《书仪源流考》，搜罗日本史料中古代中国书札传入的相关记载，详细考察了中国古代书仪的渊源与流传。[※注]在敦煌写本书仪整理方面，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当属赵和平。他对敦煌写本书仪作了全面搜集、校录和整理，并对写本的基本情况作了细致考订，厘清了各卷的关系。其成果结集为《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注]《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注]《敦煌本〈甘棠集〉研究》[※注]。

此外，杜琪《书仪缘起蠡测及敦煌书仪概说》，认为书仪据其文学性质可以分为仪注型、专题型、实例型三类。[※注]王三庆《论敦煌书仪之名义与源流》，认为书仪之名义与源流的考证需从史志目录着手。[※注]陈静《“别纸”考释》，考察了别纸的四种含义，提出别纸源于南北朝时期。[※注]赵和平《〈诸文要集〉性质初探》，将敦煌本《诸文要集》残卷与P.2940、P.2546等卷《斋琬文》的文体和内容进行对比，认为《诸文要集》是《斋琬文》的简本，性质为供僧人参加各种僧俗活动时念诵用的“文范”，不属于书仪类型。[※注]不过，针对赵文的论断，王三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诸文要集〉一卷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该文通过探讨《诸文要集》的体例和内容，认为《诸文要集》是8世纪中叶以后，学士郎李英抄写或编辑的关于佛教通俗文章的应用文集，就源流而论应该属于书仪。[※注]

新时期对敦煌写本书仪的整理和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所做的工作基本属于文献学范畴。只有周一良《敦煌写本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注]、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注]和《唐礼与敦煌发现的书仪——〈大唐开元礼〉与开元间书仪》[※注]，重点讨论唐礼与敦煌书仪的互动关系，为以后进一步深入开展对敦煌书仪做历史学的研究提示了新的路径。

书仪之外，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礼乐篇”[※注]，利用敦煌文书深入考索了唐代礼乐的演变。

社会风俗方面。谢生保《敦煌壁画中的民俗资料概述》，指出敦煌石窟堪称“当今世界上最古最大的民俗博物馆”，几乎所有的民俗事项、活动内容都能在敦煌壁画中找到珍贵的形象资料，包括居住家居、服饰化妆、婚丧嫁娶、交通工具、体育娱乐、民风节俗等多个部分。[※注]高国藩《敦煌民俗资料导论》[※注]，将有关敦煌资料进行分类排比，结合古代的民俗对敦煌民俗问题做了讨论。全书分作十六个章节，依次是：民间结社风俗、民间生产风俗、民间生育风俗、民间婚姻风俗、民间丧葬风俗、民间七七斋丧俗、民间建筑风俗、民间上梁风俗、民间岁时风俗、神话信仰风俗、巫术信仰风俗、卜卦信仰风俗、符咒信仰风俗、看相信仰风俗、算命信仰风俗、预兆信仰风俗。此书虽具有开创意义，但严谨不足，其内容颇多臆测和脱离史实的解释。

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将敦煌书仪所载的婚礼仪式与《大唐开元礼》相比对，认为二者所记载的婚礼程序基本相同，但书仪中反映的唐代婚俗具有民间特色，可补传世文献所载的不足。[※注]

《下女夫词》与唐代婚礼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张鸿勋认为《下女夫词》为唐代民间婚礼中仪式歌的一部分，是民间歌谣中性质比较特殊的一种婚礼仪式歌。[※注]张氏还对新获英藏《下女夫词》的残卷（缀合本）进行校释和研究，认为新本的内容反映了“敦煌民间婚礼仪式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注]。李正宇认为《下女夫词》既不是变文，亦不是“迎亲喜歌”，而是礼宾人员编辑的亲迎礼辞手册，并认为此种手册的目的是保证亲迎仪式的质量和水平，而词中的新郎就是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某位公子。[※注]谭蝉雪认为《下女夫词》反映了敦煌婚俗的亲迎部分，对古六礼在沿袭中又有变异；谭氏针对李正宇的看法也提出异议，认为词中以“新郎”为“刺史”等的说法是当地流行的“摄盛”之礼，并非实指。[※注]王三庆《敦煌写卷记载的婚礼节目与程序》，对敦煌写本书仪所载的婚礼资料做了详细梳理，并尝试复原当时流行的婚礼程序。[※注]

关于丧葬礼俗，高国藩《古敦煌民间葬俗》，介绍了古代敦煌丧葬仪俗中的过程、仪式以及坟墓风水等内容。[※注]段小强《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古代丧仪》，就敦煌文献所载古代不同形式的葬礼程序和仪俗做了具体考察。[※注]谢生保《敦煌壁画中的丧葬民俗》，对壁画丧葬图中举哀吊唁、入殓出殡等丧礼程序和形式做了探讨，认为古代敦煌丧礼仪俗是多民族风俗融合的产物。[※注]谭蝉雪就敦煌丧葬礼俗发表了系列论文：《三教融合的敦煌丧俗》从敦煌丧礼的各个环节入手，论述了敦煌丧俗中反映的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并将其与中原地区的丧俗作对比，提供了古代敦煌丧俗研究的新思路[※注]；《丧葬用鸡探析》探讨了敦煌丧礼上用鸡的民间习俗的源流[※注]；《“老人入墓”与民俗》是针对敦煌壁画“老人入墓”图的专门研究，并将印度民俗与中国民俗的异同做了比较。[※注]

岁时是民间一年四季的常规性活动，带有浓厚的传统民俗色彩。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敦煌秋冬节俗初探》，较早关注到了敦煌地区的春秋冬季节的民俗活动。[※注]王三庆依据敦煌书仪中保存的节日活动记载探讨了敦煌民间节日、宗教节日和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节日活动。[※注]张鸿勋《敦煌写本〈清明日登张女郎神〉诗释证》，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张女郎神相关记载的分析，认为敦煌地区对张女郎神的崇信之俗由来已久。[※注]谭蝉雪《岁末驱傩》是对敦煌岁末驱傩仪式的探讨。[※注]同作者之《敦煌祈赛风俗》，结合祈赛对象、祈赛内容和祈赛仪式，指出敦煌祈赛风俗是传统习俗、自然崇拜及宗教信仰的综合反映，是汉族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中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交融的结果。[※注]谭氏的专著《敦煌岁时文化导论》[※注]，通过对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爬梳，系统整理出以唐宋时期为主的敦煌岁时民俗，认为敦煌岁时民俗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相互交融。

对敦煌占卜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也是新时期开拓的重要课题。高国藩将敦煌占卜文书作为民俗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在《敦煌民俗学》《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等书中，涉及卜卦风俗、看相风俗、算命风俗、眼润耳热风俗、《解梦书》和《宅经》等，内容涵盖了敦煌占卜文书的主要部分[※注]，但基本属于介绍性质。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注]，最早释录了几件敦煌梦书。郑炳林、羊萍《敦煌本梦书》[※注]，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释录了敦煌梦书，该书还探讨了中国古代梦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对不同系统的梦书做了比较研究，可惜释文不够完善。

教育方面，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和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分别对唐宋时期敦煌的教育和学校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注]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收集整理并刊布了绝大部分敦煌学郎的题记资料[※注]，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郑炳林等《从敦煌文书看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医事状况》，探讨了唐五代敦煌医学教育及医学家、官府医事及外来医学在敦煌地区的影响等问题。[※注]

虽然敦煌蒙书在前两个阶段就不断得到中外学者关注。但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应是第一篇综合讨论敦煌蒙书的论文，他将敦煌蒙书分为识字类、知识类和思想类三种，分别做了介绍，并分析了敦煌蒙书的特质。[※注]汪泛舟《敦煌童蒙读物》，则将敦煌蒙书分为识字、教育、应用三类36种。[※注]同作者之《敦煌古代儿童课本》[※注]，整理汇校了《开蒙要训》《百行章》和《太公家教》三种童蒙教材，每篇包括释文、注解和研究三个部分。至于针对单种蒙书的整理和研究，受到关注最高的是《太公家教》。该书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就已得到中外学者关注，新时期继续得到多位学者关注。高国藩《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初探》，是新时期第一篇关于《太公家教》的论文，但基本属于介绍性质。[※注]周凤五《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注]，校录了《太公家教》《武王家教》等家教类文献，并对《太公家教》的内容与《武王家教》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同时论及成书时代及流传情况。汪泛舟也曾撰文探讨《太公家教》。[※注]朱凤玉《敦煌通俗读物〈新集严父教〉研究》，认为该文本是乡里塾师假以严父的口吻，将现实生活与社会生活中体验所得的实际处世法则与人格规范，以简短易诵的韵文编写成篇，用作童蒙教育的通俗教材。[※注]宋新民《敦煌写本〈开蒙要训〉叙录》，尽可能地著录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开蒙要训》写本。[※注]汪泛舟《〈开蒙要训〉初探》，对《开蒙要训》的内容进行了初步研究。[※注]郑阿财《敦煌写本〈崔氏夫人训女文〉研究》，对《崔氏夫人训女文》重新做了校订，同时探究其产生背景和婚俗价值。[※注]朱凤玉《敦煌写卷〈俗务要名林〉研究》，对《俗务要名林》做了专题研究。[※注]王利器《跋敦煌写本〈上大夫〉残卷》对写本特征和内容等做了介绍。[※注]邓文宽介绍了敦煌写本《百行章》的情况，并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和校释。[※注]李冬梅《唐五代敦煌学校部分教学档案简介》，认为敦煌文献中保留的碑传文体夹注是教师教案，碑文、邈真赞抄本随意省略原文内容亦是教材，另外一些书仪属于晚唐五代学校的自编教材。[※注]该文试图从一种新颖的视角来看待这批文本的性质。

体育娱乐方面。易绍武《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古代体育》，依据敦煌壁画相关资料，将敦煌体育的内容分为古代武术、射箭、举重、摔跤（相扑）、马术、博弈、游戏等。[※注]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注]，对敦煌体育的内容进行了更为完善的分类，分为竞技体育、博弈、武术、休闲娱乐、养生保健等，几乎涉及中国古代体育的所有项目。丁玲辉、纪小红《敦煌壁画中的藏族体育与唐蕃体育交往初探》，关注到敦煌壁画中还保留了有关藏族体育以及唐蕃体育交往的珍贵资料。[※注]邱剑荣《敦煌壁画与武术文化》，将敦煌壁画中的武术分为技击性武术和内功性武术两类。[※注]李金梅等《敦煌传统文化与武术》，指出敦煌武术受到狩猎、祭祀、军事、舞蹈、戏曲、文学、宗教等多个方面的深远影响。[※注]暨远志《论唐代打马球——张议潮出行图研究之三》，以莫高窟第156窟“张议潮出行图”为考察对象，对打马球运动的着装、场地、规则等均有详细考证，认为唐代敦煌地区盛行的打马球运动与练兵有关，是壮大军事力量的有效举措。[※注]李重申、田鹤鸣等《敦煌马毬史料探析》，也利用敦煌壁画等材料对马球运动在敦煌颇为盛行的情形进行了考察。[※注]倪怡中《敦煌壁画中的古代摔跤》，对莫高窟壁画中的摔跤图做了详细描述和介绍，列举了第290窟的太子摔跤图、第61窟的“公开摔跤比赛”等。[※注]郝春文、许福谦《敦煌写本围棋经校释》，对S.5574《棋经》进行了校释，认为该文书提供了以往文献中从未提到过的围棋原理、战略战术、棋法规则和术语等，是中国最古老的棋经。[※注]李金梅等《敦煌〈棋经〉考析》，从围棋的行棋技术和规则层面考证了《棋经》的内容，认为敦煌本《棋经》已经达到较高的技术性和科学性。[※注]李金梅《敦煌古代博弈文化考析》，认为当时擂蒲与饮酒结合，边饮边博，并出现了由博向赌的转化。[※注]

史葆光、史成礼、黄健初《敦煌性文化学》[※注]，对敦煌遗书和壁画中的有关性文化的资料做了介绍和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