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学研究，新时期开始关注理论探索。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首次讨论了“敦煌文学”的定义与范畴，尝试建构理论与分类体系。[※注]周绍良、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注]，则是这种理论在文本整理方面的实践成果。此后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注]和《敦煌文学概论》[※注]则是对周绍良观点的进一步阐释与细化。然而面对敦煌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仍有不同认识，学界在这一方面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注]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注]，以纵向与横向相交错，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敦煌诗赋、敦煌歌辞、敦煌讲经文与变文、敦煌话本及其他敦煌文学的源流及基本艺术面貌。

除了整体性的理论思考，“孝道文学”“说唱文学”“儿童文学”等分类资料整理和研究也受到了学者的重视。[※注]

对各类敦煌文学作品的分类整理和个案研究，在新时期仍然是中国学者的工作重点[※注]，出现了带总结性和开创性的著作。

一 敦煌变文

上一阶段出版的《敦煌变文集》，成为学界对变文进行研究、校勘的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一领域也取得巨大成就。除了若干单篇论文[※注]，最重要的成果当属几部敦煌变文整理的专著。1983年出版的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注]，可谓《敦煌变文集》的修订版，作者针对《敦煌变文集》所收七十八种作品，一一核查原卷，在保存原校记的基础上，写出新的校记来订正错误和补充缺漏，同时又增补了俄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和日本龙谷大学等机构收藏的变文作品共八种，并按照自己对变文发展过程和形式内容的认识，对所有作品进行了重新编排。直至今日，潘氏一书仍代表着台湾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其后，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合编的《敦煌变文集补编》[※注]于1989年出版，收录了新发表和补校的作品共十五篇，书末附所录各篇的全部照片。由于该书晚出，相较《敦煌变文集新书》所补资料更为完备。同年出版的还有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注]，乃按《敦煌变文集》原编者关于“选注本”的设想编成，选编《敦煌变文集》辑录的敦煌变文二十七篇，除校订文本之外，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疏解文义。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集校议》，根据敦煌变文原卷缩微胶卷，对《敦煌变文集》以及此后一百余篇补校性论文进行了全面的订补和商榷，这一做法在其后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敦煌变文校注》在文字释录、字词释义和校勘等方面都比以前成果有不少进步，成为代表新时期中国学者在敦煌变文整理领域的重要代表作。[※注]此书虽然在文字释录和校勘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已逐渐代替了《敦煌变文集》而成为学界继续对变文进行研究、校勘的工作底本。

上述成果既对《敦煌变文集》释录和校勘之疏漏有所补正，又推进了敦煌变文研究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大大减少了文字上的障碍，为进一步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

文本整理之外，这一时期学者也注重变文的个案研究，逐步理清了诸种变文大致的内容结构、文学特色和历史背景。这类研究涉及《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S.2614等）[※注]、《王昭君变文》（P.2553）[※注]、《张淮深变文》（P.3451）等[※注]。相较佛经类变文，《李陵变文》《伍子胥变文》《张议潮变文》等有关民间故事和英雄人物的变文更受学界之瞩目，尤其是朱雷《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读〈敦煌变文集〉札记（一）》[※注]《〈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辨疑——读敦煌变文札记（二）》[※注]《〈捉季布传文〉〈庐山远公话〉〈董永变文〉诸篇辨疑——读〈敦煌变文集〉札记（三）》[※注]《〈舜子变〉〈前汉刘家太子传〉〈唐太宗人冥记〉诸篇辨疑——读〈敦煌变文集〉札记（四）》[※注]《〈李陵变文〉〈张义潮变文〉〈破魔变〉诸篇辨疑——读〈敦煌变文集〉札记（五）》等系列论文[※注]，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对敦煌变文进行历史学的考察，是这一时期变文研究领域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

二 敦煌诗歌

这一时期敦煌诗歌领域的成果亦较丰富，除了项楚《敦煌诗歌导论》[※注]一书对敦煌诗歌的价值作了分类介绍之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王梵志诗、《秦妇吟》、陷蕃诗、僧诗和边塞诗等方面，其中中国学者在王梵志诗和《秦妇吟》研究领域贡献比较显著。

1.王梵志诗

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入了王梵志诗研究的繁盛期。[※注]1983年，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注]出版，全书汇集28种不同的王梵志诗写卷，结合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中的王梵志佚诗，进而整编出王梵志诗的全集。尽管学术界对《王梵志诗校辑》所收336首诗的作者归属和校释问题提出了一些质疑[※注]，但该书毕竟是国内外对王梵志诗第一次全面的整理辑校，首创之功仍不可没。其后，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注]，增录了新见王梵志诗的内容，将王梵志其人及其诗作的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新时期最重要成果当推项楚《王梵志诗校注》[※注]。该书根据散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国的30余件敦煌写本《王梵志诗》，以及唐宋诗话、笔记、禅宗语录中引用的王梵志诗，整理出王梵志诗达390首之多，剔除他人辑本中误收的17首，成为目前最完备可靠的王梵志诗“全辑本”。[※注]该书最大的特点是释文准确，解决了很多以往误读误释的文字，获得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并陆续出现了多篇题为读后、匡补、商榷的文章。[※注]

除王梵志诗集整理之外，学界对王梵志的生平也有不少讨论，对于历史上王梵志的真实面目，学界未有统一的认识。具有代表性的是潘重规推定王梵志是隋代人，其诗是人世间真人真事真诗[※注]，而项楚则认为王梵志的出生神话本是古老传说模式的变种，且考证出王梵志诗中夹杂了其他文人作品[※注]。陈允吉《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注]，认为王梵志传说系附会佛经“奈女降生”的故事而成，“梵志”其名也渊源于佛经原型中的人物[※注]。此外，王梵志诗的内容特点、思想性和艺术性也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注]

2.《秦妇吟》

《秦妇吟》在新时期继续得到关注。文本整理方面，刘修业《〈秦妇吟〉校勘续记》[※注]，梳理了《秦妇吟》写本的存世写本情况，并对各校本做了新的对勘。柴剑虹《〈秦妇吟〉敦煌写卷的新发现》[※注]，将新发现的写本与已知写本做了成功缀合。潘重规增录了俄藏敦煌文献中所存的《秦妇吟》残片[※注]。张涌泉《敦煌写本〈秦妇吟〉汇校》[※注]在搜集当时所见绝大部分《秦妇吟》写本基础上，在全面汇校的基础上，对全诗重新做了细致的释录。黄永年《韦庄在广明元年至中和三年的行迹》[※注]，从史学的角度探讨了黄巢占领长安后的三年间韦庄的实际行踪。张锡厚[※注]、秦方瑜[※注]都对《秦妇吟》的文学价值进行了高度评价。高国藩《敦煌本〈秦妇吟〉新论》对该诗的思想进行了分析[※注]。高平《〈秦妇吟〉的现实主义成就》[※注]，将《秦妇吟》喻为“第一流的现实主义作品”。韦庄撰《家戒》自禁《秦妇吟》的原因何在，前此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徐嘉瑞等各有见解，这一阶段又重新引起了讨论。黄广生《韦庄自禁〈秦妇吟〉原因再析》[※注]、俞平伯《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注]，对于陈氏论说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韦庄讳隐《秦妇吟》的缘由是韦庄写官军残暴胜过黄巢，指斥杨复光军极为严切，无奈后与杨复光官军同朝共事，只好选择自禁《秦妇吟》。马茂元等《韦庄讳言〈秦妇吟〉之由及其他》[※注]，亦持类似看法。颜廷亮、赵以武《秦妇吟研究汇录》[※注]，其内容包括《秦妇吟》原件的黑白图版和自1909年至1985年间所有关于《秦妇吟》研究的重要论文，并附有清吴任臣所作之《韦庄传》和《秦妇吟》研究论著选目。该书汇集了有关《秦妇吟》的研究资料和信息，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3.其他唐诗

利用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唐诗以补《全唐诗》之缺，在沉寂十年以后，在新时期又活跃起来。王重民、刘修业《〈补全唐诗〉拾遗》[※注]，补充了一些早年王重民《补全唐诗》未收的唐人诗歌。潘重规《〈补全唐诗〉新校》[※注]，对《补全唐诗》中误认和难辨的字体一一详加校订，使其释文更加完善。王重民、孙望、童养年辑录的《全唐诗外编》[※注]，前两编收录了王重民所辑之《补全唐诗》和《敦煌唐人诗集残卷》。黄永武《敦煌的唐诗》[※注]及与施淑婷合著的《敦煌的唐诗续编》[※注]，对敦煌唐诗做了全面搜集和释录。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注]及相关论文，对敦煌僧诗做了全面的整理、校录和研究。胡大浚、王志鹏《敦煌边塞诗歌综论》，对描写边地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边塞诗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注]

至于唐诗写本的个案研究，最受关注的是P.2555《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或称“落蕃人诗”）。此件最早刊布于1977年。[※注]其后，《全唐诗外编》也收录了此件。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注]，分为释文、注释、作品系年表、字句补正、作者生平管窥、文学价值、作者押解路线图说、地名考略、史实考略八个部分，可说是对这份资料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研究的最初成果。此后，又有多位学者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对此件进行研究。关于此件的时代，潘重规[※注]、柴剑虹[※注]、阎文儒[※注]和洪艺芳[※注]等都将陷蕃诗的创作年代推定在中唐时期，而作者身份应属落蕃的汉族人士。陈国灿则提出新说，认为《落蕃诗》59首之作者为奉命出使吐蕃请兵抵御回鹘的金山国人。[※注]

三 敦煌赋

与前一阶段相比，新时期在敦煌赋的文本整理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伏俊琏《敦煌赋校注》[※注]，收录敦煌赋类作品25篇，不仅数量多于上一阶段潘重规的《敦煌赋校录》，最重要的是对释文做了详细的校注，具有集校集注性质。张锡厚《敦煌赋汇》[※注]，将英、法、俄所藏及散见于各地的敦煌赋类作品46个卷号，去同存异，共得27篇，其中有20篇为唐人作品，另7篇为唐以前或作者失考之作，是“迄今为止收录齐全、校勘精审、论述也颇具创见的一部敦煌赋集”[※注]。

对敦煌赋的研究涉及文本的校勘、创作和流行时代探讨、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的阐发以及其与变文的关系等。校勘方面主要有江蓝生[※注]、张鸿勋[※注]和项楚[※注]等对《燕子赋》的文本整理。文本创作和流行时代的探讨有伏俊琏对《秦将赋》[※注]产生和流传原因的分析。简涛则考证了两种版本《燕子赋》的创作者和创作时代，认为甲本的作者应是很有修养的文士，乙本则与讲唱伎艺密切相关；从创作年代看，甲本产生于唐开元时期，乙本产生于归义军时期，系对甲本的改编。[※注]这一说法得到学界的认同。李纯良从《韩朋赋》所述官阶、特殊用语、遣词用字等多个方面，推测《韩朋赋》的产生年代大致在北魏太和改制后至初唐中宗莅政之间，创作者乃末流文士或无名之辈。[※注]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的阐发则有伏俊琏对《丑女赋》之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的探索。[※注]而朱雷由《燕子赋》的故事情节入手，讨论了唐代不同时期对浮逃户处置方式变化的历史过程[※注]，堪称利用敦煌文学作品研究历史问题的佳作。关于敦煌赋与变文的关系，上一阶段程毅中就曾提出“变文”可能也存在中国传统源头，尤其可能受到杂赋的影响[※注]，而这种观点在其《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注]一文中又有新发展。此外，还有江晓原对《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注]的考察，认为该赋是古代色情文学史的重要资料。

四 敦煌曲子词

曲子词的文本整理。新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当推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注]，该书是作者积数十年之力，在其1955年出版的《敦煌曲校录》基础上扩编而成。全书分七卷，收录作品1221首，堪称敦煌歌辞的最丰富结集，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该书对“曲子词”的界定范围很宽，很多作品是否“曲子词”存在不同认识。由于作者主要依据早年制作的缩微胶卷和文书的黑白图版释录文字，未能查阅原卷，往往将原卷并不存在，而是将自己主观的猜想强加给原文，未及使用20世纪90年代新印的比较清晰的黑白图版，所以其释文错误较多。因此，学界针对《敦煌歌辞总编》进行商榷校补的成果不断出现[※注]，其中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注]系列成果贡献较大。任书之后，台湾学者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斠证初编》[※注]，是作者多年研究敦煌曲子词的又一力作。全书依据狭义“曲子词”定义，即合乎传统所谓“词”的性质者，总计收录的敦煌曲子词凡176首。

饶宗颐《敦煌曲续论》[※注]，虽系论文集，但其中关于“曲子”与“词”之含义、性质之异同，词体发生、演进之历程，乐章之形成及整理之经过论述，都对进一步整理、研究敦煌曲子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吴肃森从艺术鉴赏与内容分析角度对敦煌歌辞的整理研究进行了新的探讨。[※注]王忠林《敦煌歌辞对妇女主题写作之分析》[※注]《敦煌歌辞对孝道的歌颂与宣扬》[※注]《敦煌歌辞中所表现的忠的思想》[※注]《敦煌歌词与民俗活动》[※注]等则是从各个方面探讨敦煌曲的思想和文化内涵。

《云谣集》在新时期也仍然受到学界关注。孙其芳《〈云谣集〉概说》[※注]《〈云谣集杂曲子〉校注》[※注]，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对该集每首词的调名进行溯源，并对唐人口语俚词、难懂字句，尽可能做出通俗浅显的注释。张锡厚《敦煌本〈云谣集〉的文学价值》，指出《云谣集》是现知最早的歌辞选集，其重新问世为研究歌辞的起源、内容和形式提供了珍贵资料。[※注]同作者《敦煌本〈云谣集〉的整理和时代考》[※注]，对《云谣集》的整理和刊布过程及其时代做了探索。陈人之、颜廷亮主编的《云谣集研究汇录》[※注]，以发表或出版时间先后为序，收录了国内学界对于《云谣集》的中文研究论著，为后学了解和研究该集提供了便利。

五 讲经文、因缘、话本和词文

1.讲经文

对讲经文的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涉及文字校勘、时代、作者、文学性及史料价值等。文字校勘有杨雄、武晓玲对《维摩诘经讲经文》（S.4571、Ф101、S.3872等）[※注]、王文才对《大方广佛报恩经讲经文》（又称作《双恩记》，Ф96）[※注]，以及周绍良等对《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等文本文字释录的商榷。[※注]探索讲经文时代和作者的论文有方南生《〈双恩记〉创作年代初探》[※注]、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注]和杨雄《〈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研究》[※注]等。文学方面的探索有朱凤玉《羽153V〈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残卷考论——兼论讲经文中因缘譬喻之运用》[※注]和张涌泉《以父母十恩德为主题的佛教文学艺术作品探源——介绍一部珍贵的〈父母恩重经〉写本》等。[※注]史学价值的阐发方面。杨雄认为《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的主题在于为明宗祝寿颂德，其中所涉史事，大多可以在新旧《五代史》等史籍中找到记载。[※注]张广达和荣新江则论证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相当于一篇五代西州回鹘的传记，据此所载的官名和当地情况，可了解西州回鹘的官职、僧官制度、宗教信仰、统治民族等方面的历史。[※注]

此外，杨雄对《金刚经》、“金刚经变”和“金刚经变文”做了比较研究。

2.因缘

杨青考证《丑女缘起》的故事内容取材于佛经《贤愚经》，其中的《波斯匿王女金刚品》就是它的佛经原型；《丑女缘起》对佛经原型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改造，在追求世俗化、本土化、通俗化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注]马世长通过敦煌文献与石窟壁画、唐卡等图像相互印证，认为《四兽因缘》可能是从藏文佛典中演化而来。[※注]此说尚待藏文资料证实。

3.话本

萧登福[※注]、卞孝萱[※注]都将《唐太宗入冥记》产生的时代推定在武则天时期，与武则天易唐为周的夺权活动有关系。韩建瓴《敦煌写本〈韩擒虎话本〉初探（一）——“话本”“足本”、创作与抄卷时代考辨》[※注]，认为《韩擒虎话本》是据史传为线索，经过极大的想象虚构，再度创作而成。项楚则进一步考证出其中与使者赌射，本是贺若弼事（见于《隋书·贺若弼传》）；一射双雕则是长孙晟事（见于《隋书·长孙晟传》），由作者移花接木，移植于韩擒虎名下。[※注]韩建瓴《敦煌写本〈庐山远公话〉初探》[※注]，认为话本主人公与南朝时期的远公故事有密切关系，并据文本内容推测该话本最晚产生于晚唐时期，唐代净土信仰的广泛传播是唐代远公故事兴盛的重要原因。周维平《英藏2073号卷子敦煌话本故事探源》[※注]，认为敦煌本《庐山远公话》是唐代民间艺人出于宣传佛教的需要，以东晋庐山东林寺慧远的生平事迹和上生兜率传说为基础，合并了隋代京师净影寺慧远撰写《涅槃疏》一事而创作出来的庐山远公故事。张鸿勋考出《叶净能诗》（S.6836）所述各节在唐人《集异记》《仙传拾遗》《河东记》《开天传信记》《广异记》等亦有记载，然非一人一时之事，而话本尽附会为叶净能所为，以炫耀道教之神力法术。[※注]郭在贻、黄征、张涌泉[※注]、项楚[※注]和刘瑞明[※注]对上述多件话本做过精细的文字校勘。

4.词文

李骞《谈谈敦煌本〈季布骂阵词文〉》[※注]，比较了史传记载与词文内容的差异，将《季布骂阵词文》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同视为长篇叙事诗，但在艺术水平上相较后两种又很有大进步。张鸿勋《敦煌唱本〈百鸟名〉的文化意蕴及其流变影响》[※注]，通过考察其深层的意蕴及流变，发现《百鸟名》渊源古老，蕴含着中华民族某些原始文化精神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其影响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