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敦煌古籍”，指已上各学科学术史未涉及的古代典籍，按经、史、子、集顺序介绍。

一 经部

经部文献在新时期也开始出现从一般性介绍和个案整理研究向分类整理研究的转向。如顾颉刚、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注]，汇集历代不同字体《尚书》为一编，其中收录敦煌写卷35号之影本，是新时期收录敦煌本《尚书》写卷材料最全者。吴福熙《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注]，录校27个《尚书》残卷，是大陆学界对敦煌写本《尚书》的第一次全面整理。但由于作者对敦煌写本了解不够，存在收录不全、释文粗疏等问题。[※注]而且，书名虽名“校注”，但实际上并未作注。评论者认为此书“不足之处甚多，而发明极少”[※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分类整理著作当推王素之《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注]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郑注”校录，择选9件为底本，其他20余件作为校本，另以敦煌本《论语集解》《论语白文》、刊本《论语集解》《论语义疏》《论语疏》，以及前人辑本或校勘本等作为参校本，对写本“郑注”残存的《为政》第二至《宪问》第十四各篇分别进行释录和校勘，恢复了半部唐代“郑注”的原貌；下卷汇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之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有关《论语郑氏注》的另一专题研究成果是陈金木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以考据、复原、诠释为中心的考察》[※注]，该书分研究篇、实证篇和复原篇三个部分。其中“研究篇”从“三个层面”（考据、复原、诠释）和“十项主题”（该书所论十章）入手，对唐写本“郑注”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总结性研究；实证篇以前篇为理论基础，对唐写本“郑注”现存《为政》至《公冶长》四篇进行了具体验证；复原篇则以前篇为验证样板，对唐写本“郑注”现存《雍也》至《宪问》八篇作了宏观推拟。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注]，对所收集的70号《论语集解》残卷做了释录，按《论语》二十篇次序编排，加上何晏《论语序》，总计二十一篇，每篇择用良本作底本，用其他敦煌本和传世本校勘，是对敦煌写本《论语集解》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限于当时的条件，该书所收敦煌写本《论语集解》尚不完备，有些断裂的写本也未能缀合。[※注]此外，许建平针对敦煌本《礼记音》陆续发表系列论文，对其作者及著作年代进行深入考察，认为该写卷并非徐邈所作，应该是5世纪的某位北方作者所为。[※注]林平和就敦煌本《周易·王弼注》亦先后发表三篇论文[※注]，用敦煌本与传世本相互比勘，并对其价值加以申说。已上许、林的研究亦可以看作对某类敦煌古籍的专题研究。

专题性整理和研究之外，一般性的介绍和单篇的个案考察在这一时期也不乏佳作。

陈红彦对新881号（BD14681）《尚书》做了校勘，并推测该件抄写于唐高宗时期，是卫包改字前的今字本《尚书》。[※注]伏俊琏《敦煌〈诗经〉残卷叙录》[※注]，介绍了29种写本，增补陈铁凡未收的三种，却遗漏了陈氏已收的俄藏两种L编号的写本。黄瑞云对敦煌古写本《诗经》部分文字做了校释。[※注]宁可《敦煌遗书散录二则》[※注]，据原卷对S.10V的《毛诗音隐》重新释文，得出共计144字之音，补正了潘重规释文的漏录和误识。王松木《试论敦煌写本〈礼记音〉与徐邈音的同异关系》[※注]，亦不同意向达、王重民等学者将《礼记音》定为徐邈所著，认为《礼记音》大体反映了北方文读系统，但在标音形式上多参照徐邈音的音注形式，其抄写时间应在7世纪初期。荣新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注]，揭出前列王书未收之唐抄本残片三件，包括上海博物馆藏本、66TAM：3/7、S.11910。王素也又拣出其前著未收录的S.7003B《郑玄论语注》。[※注]李方《唐写本〈论语皇疏〉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注]，将敦煌本与日本武内义雄校刊本《论语义疏》逐一对勘，认为该写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皇疏》原形，应为讲经师为讲经需要而作的义疏提纲。许建平《北图藏殷42〈论语音义〉残卷跋》[※注]，对BD10610（L0809）+BD09521（殷42）《论语音义》作了释录和解说。李丹禾对敦煌本《尔雅》残卷做了初步释录。[※注]

二 史部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史部典籍相对比较零散，所以，除保存的写本相对较多的《春秋后语》在新时期出现了专题性整理文本外，其他正史、编年史和杂史仍以介绍和个案整理与研究居多。

康世昌在20世纪70年代郑良树工作的基础上，发表系列论文对敦煌本《春秋后语》作了进一步的收集和释录，并对有关问题做了研究。[※注]王恒杰《春秋后语辑考》[※注]，将敦煌本、清人辑本及散见的《春秋后语》集为一册，是对该书最全面系统的集录，然犹未完备。李际宁在该书之外发现国图藏原“味青斋敦煌秘籍”中有一件《春秋后语·秦语》（编号为新865，现编为BD14865）[※注]，并作了释录和考释[※注]。S.1439《春秋后语释文》残卷为今存唯一之《春秋后语》注本，罗振玉疑为五代人所注，王重民推测为唐人卢藏用所作，康世昌认为残卷与诸书所引之注不同，乃是另一种唐人注本。[※注]许建平认为其体例与陆德明《经典释文》极为相似，以注音为主，兼及释义、辨字、收录异文[※注]，在引用书籍和校勘、辑佚方面都有重要价值[※注]。岑仲勉《跋敦煌抄本唐人作品两种》[※注]，对P.2668和P.2501保存的《阃外春秋》做了新的探索，指出唐人多“荃”“筌”不分，否定了王重民早年认为“李荃”和“李筌”是两个人的说法。郭锋《简谈敦煌写本斯二五○六号等唐修史书残卷的性质和价值》[※注]，对该史书的性质做了新的探索，不赞同王国维的“盖占家所用历”[※注]之说，认为该件系唐修史书，性质上属于春秋年历类编年史，大约作于唐中后期，名称似为古今年代历或年纪一类。他还用该史书与正史的相关记载做了比勘。同作者之《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成书年代诸问题》[※注]，对各写卷的抄写年代、原卷成书年代、作者及内容特色等有所讨论，认为此书的作者是宗显，原书约成书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林聪明《虞世南帝王略论两写本校记》[※注]，对敦煌本《帝王略论》做了校释。瞿林东《〈帝王略论〉——唐初史论的杰作》[※注]，结合敦煌写本补充的资料，分析了《帝王略论》在中国历史评论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三 子部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子部文献内容庞杂，很多内容已在相关学科介绍，这里重点介绍对敦煌类书的整理和研究，兼及少量对小说家、兵家和杂家的探索。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多种后世散佚的类书写本，新时期这类写本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用力最多、贡献最大的是王三庆。他最早对这类文本进行专题研究。其《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注]，对敦煌本P.2524《语对》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语对》上承《类林》，另有增编，下启《籯金》，在私家编纂类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后，他又接连发表论文，对《事林》[※注]《类林》[※注]《励忠节钞》[※注]等类别分别进行整理和考释。在此基础上，将敦煌写本《修文殿御览》《励忠节钞》《类林》《事林》《事森》《雕玉集》《勤读书抄》《应机抄》《新集文词教林》《新集文词九经抄》《语对》《籯金》《北堂书钞》《蒙求》《兔园策府》《古贤集》《珠玉抄》等类书汇编为《敦煌类书》[※注]，上下两巨册，分研究篇、录文篇、校笺篇、索引篇及图版篇五个部分，虽然录文尚不完善，但该书是对敦煌类书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为后来的进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

新时期还有一些其他学者关注敦煌类书的研究。黄维忠、郑炳林《敦煌本〈修文殿御览残卷〉考释》[※注]，分析了该写本的定名、性质和作用等问题，推翻了以往研究者将其指为《华林遍略》的结论，肯定其乃《修文殿御览》无疑，为该卷的定名之争画上了句号。方南生《唐抄本类书〈励忠节抄〉残卷考》[※注]，主要对英法所藏五个写卷做了全面考察，推测其成书年代当在唐太宗至高宗时期，与王三庆的推测有所不同[※注]。郭长城《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研究》[※注]，将P.2573和S.1722相缀合，使这一缀合本成为目前所知最完整的写本，包括书名、作者、序文及卷第一之辨天地、正历数、议封禅、征东夷、均州壤。同时对失去原注的S.614、P.2573、S.1722等进行补注。又对成书、流传、作者、引书等问题进行考察，他认为此书成书年代的上限当在唐太宗时期，下限不会晚于唐昭宗。周丕显《敦煌古钞〈兔园策府〉考析》[※注]，认为《兔园策府》并非一般性质的蒙书，其正文、注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史、文明史内容。刘进宝则重点分析了《兔园策府·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其与唐太宗、高宗时期中原王朝对高丽用兵有关。[※注]韩建瓴《敦煌写本〈古贤集〉研究》[※注]，是较早专门研究《古贤集》的论文，介绍了《古贤集》的抄卷情况，并对《古贤集》进行全文校录，认为其可能创作于盛唐后期至中唐前期，应该是在当时科举制度、蒙学教育和文学创作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吴枫、郑显文《〈珠玉抄〉考释》[※注]，考证《珠玉抄》的成书年代上限为唐中宗神龙三年（707），下限为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并据与之关系密切的《杂纂》和《杂纂》作者李商隐，推测《珠玉抄》成书于河南地区。王喆《〈珠玉抄〉成书年代及作者考》[※注]，其观点和材料与吴、郑之文雷同。郑阿财《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注]，搜罗英、法、俄等国藏本16件写本进行整理勘校，并论述了其内容、性质、引书、成书年代等问题。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小说家类写本不多，新时期这类写本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既有理论性的探索，也有个案研究。柴剑虹《敦煌古小说浅谈》[※注]，对“敦煌古小说”的概念进行探讨，认为该概念即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小说类写本的总称，其范畴应该是敦煌写本中所有关于历史传闻、人物故事、鬼神灵异的文学作品，可分为志人类、志怪类、传奇类和幽默类四种。《搜神记》归入志人类下列的佛传、僧传故事；《冤魂志》（或称《还冤志》）属于志怪类下列的冥报、感应、灵验故事；《周秦行纪》属于唐人传奇小说；而《启颜录》属于幽默类。

张锡厚《敦煌写本〈搜神记〉考辨——兼论二十卷本、八卷本〈搜神记〉》[※注]，是系统考究敦煌本《搜神记》的第一篇论文。他对敦煌本《搜神记》的写卷进行排比整理，考辨了它与今传二十卷本、八卷本（《稗海》本）《搜神记》的关系，认为《搜神记》残卷即是从干宝《搜神记》节选而成的抄本；敦煌本所有而今本未载的佚文，可以补入作为干氏书的一部分。但项楚认为敦煌本《搜神记》和《稗海》本《搜神记》存在某种联系，但和干宝所撰《搜神记》完全不相干。[※注]林聪明《敦煌本〈还冤记〉考校》[※注]，将敦煌本与传世本做了比勘。高国藩《论敦煌本〈冤魂志〉》[※注]，从民间文学的角度解读了其中十五则故事。林聪明将敦煌本与《太平广记》本《周秦行纪》进行了对勘。[※注]邝庆欢对《周秦行纪》做了集校，并考察了其版本系统。[※注]

王利器最早将敦煌本《启颜录》收入《历代笑话集》。[※注]张鸿勋《谈敦煌本〈启颜录〉》[※注]《敦煌本〈启颜录〉发现的意义及其文学价值》[※注]，对《启颜录》的故事来源、成书时间做了探讨，指出《启颜录》中的大部分故事在最初应是口头创作，然后才由文人整理写定，集结成书的时间当在唐高宗显庆元年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656—724）。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杂家类典籍只有《刘子》。该书亦称《新论》或《刘子新论》。林其锬、陈凤金将刘希亮影写刘幼云（廷琛）旧藏本敦煌本《刘子》残卷与法藏本做了对校。[※注]同作者《刘子集校》，自敦煌卷子中辑得五种《刘子》写本作为校勘材料，即P.3562、P.2546、P.3704、罗振玉和傅增湘校录的何穆忞旧藏本、傅增湘校录的刘希亮影写刘幼云旧藏本。后林、陈二氏《敦煌遗书〈刘子〉残卷集录》[※注]，又增加了P.3636《残类书》引《刘子》残卷，并刊出六种《刘子》残卷的影印件，且附有详细的校勘记。许建平先后发表《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注]《敦煌本〈刘子残卷〉举善》[※注]《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补》[※注]《〈残类书〉所引〈刘子〉残卷考略》[※注]，对前人探讨不足的P.3636《残类书》引《刘子》残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释录和考证。荣新江《两种流散的敦煌〈刘子〉写本下落》[※注]，考察了罗、刘二氏藏本的流传踪迹，指出罗本原件现存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刘本原件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现编号为BD14488）。同作者后在英国图书馆发现未刊之《刘子》残片S.12042。[※注]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兵家类写本仅见有《六韬》（P.3454），且非完本，仅存200行。王继光《敦煌唐写本〈六韬〉残卷校释》[※注]，推测该件为贞观初年之写本，是北宋删定之前的原本。其价值在于既可据之校勘传世本的错误，又可藉之窥见太公原本的面目。

四 集部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集部文献少于经、史、子部，但亦有重要价值。以下依文集的时代次序分别介绍其研究情况。

敦煌文献中的《文选》抄本有近30号，抄写时代均在隋唐时期，是现知时代最早的一批抄本。包括昭明原编白文无注本、流传至今的李善注本、李善注本之前佚名注本、《文选音》。李永宁《本所藏〈文选·运命论〉残卷介绍》[※注]，确定敦煌研究院藏0356与P.2645实为一卷之裂，可相直接缀合。傅刚认为永隆本《西京赋》（P.2528）乃弘济寺僧“合成本”，所依据的是薛综和李善两种底本。[※注]罗国威探讨了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的文献价值。[※注]其《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注]，首次对敦煌本《文选》做了全面收集和校录，但搜罗不全，所收写卷仅达全部敦煌《文选》写卷的一半略强，释文也问题较多。同作者之《敦煌本〈文选注〉笺证》[※注]，对天津艺术博物馆和日本永青文库所藏缀合本《文选注》做了释录、校勘和注释。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注]，包括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叙录，并影印刊布了全部文书图版。

敦煌写本《玉台新咏》（P.2503）存诗10首，其中不少是《文选》没有的作品，亦有与《文选》互见的作品。汪泛舟《〈玉台新咏〉杂考》[※注]，对P.2503《玉台新咏》的诗文、作者、版本体例、前人注释等分别作了考证和辨析，并推测该件为盛唐写本。

敦煌写本唐人文集有《王绩集》《故陈子昂集》《甘棠集》。张锡厚在王重民、吴其昱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王绩集》《故陈子昂集》做了进一步的校勘和考释。[※注]张锡厚《敦煌本〈甘棠集〉及刘邺生年新证》[※注]，在上一时期吴其昱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本《甘棠集》的文体特征、文学艺术性及其文献价值做了分析。指出《甘棠集》虽题为“集”，却与见诸书目著录的“别集”类作品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它不是编集包括刘邺诗文的全部著述，而是专门选录表状笺启之类的文字。按其行文格式和表现手法，明显缺乏文学的艺术特性，与其说是文学作品，不如说是更接近表现官私事务的公文之一体。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注]，第一次全文校录《甘棠集》，并作初步考释。其后发表《〈甘棠集〉的性质及传入敦煌的时间再探讨》[※注]《刘邺年谱简编》[※注]，对前著中言之不详的写本性质、传入敦煌的时间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认为《甘棠集》编撰的目的在为写“表状书启”等公文时参考之用，即表状笺启类书仪，在咸通中流入敦煌的可能性最大。已上成果后来结集为《敦煌本〈甘棠集〉研究》[※注]。

敦煌写本唐人诗集主要有《王梵志诗》《高适诗集》《珠英集》《瑶池新咏集》，因《王梵志诗》具有显著的俗文学性质，其研究情况已在“敦煌文学”部分介绍。20世纪80年代伊始，有关高适诗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如孙钦善以传世本（明覆宋分体十卷本为底本，参校清影宋抄本、明铜活字本）对勘敦煌写卷[※注]，在其《高适集版本考》中区分了“高适诗集”与“高适诗选”[※注]。吴肃森注释高适佚诗三首，并对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等进行探讨。[※注]施萍婷《敦煌写本〈高适诗〉研究》[※注]指出，敦煌本《高适诗集》存有13种抄本，去其重复，共得79题104首（含1赋），除了P.3862所存36题50首全为“高适诗”，另外P.2567、P.2552等写本所抄的高适诗49首亦当源自高适诗集，其他卷号保存的高适诗均散见于唐诗文选集内。敦煌本《高适诗集》中有8题8首不见于传世本，其他见于传世本的因时代较早，所存内容必然更接近于唐人原编《高适诗集》之原貌，因此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校勘价值。张锡厚《敦煌本〈高适诗集〉考述》[※注]，梳理了敦煌文献所存高适诗的著录情况。

吴其昱《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考》《敦煌本〈珠英集〉中的14位诗人》[※注]，对该集的编纂及作者进行了考证，并对该集美学、文学史、史学和语言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做了阐发。徐俊指出该集卷次排列上似乎大致遵循了官班为次的原则，并推测《珠英集》的编纂时间略晚于《三教珠英》成书时间，或在长安二年（702），其散佚当在宋元之际。[※注]余欣则选取《珠英集》所载刘知几佚诗三首加以笺证。[※注]

荣新江、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注]，考出俄藏Дx.03861、Дx.03872+Дx.03874为唐蔡省风编《瑶池新咏》，是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又一个久已佚失的唐人选唐诗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