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围绕藏经洞封闭原因的新讨论

关于藏经洞封闭原因，转型期仍有学者关注。既有学者试图证实旧说，也有学者尝试提出新的看法。

荣新江在上一阶段《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的基础上，对“避难说”做了补充论证，通过对斯坦因首次进洞的相关记录和照片的考察，指出藏经洞文物最初的摆放是相当整齐的，所藏佛经基本上多为完好的，同时在藏经洞发现的经帙、卷轴、绢画、刺绣等也是完好精美的，所以他认为藏经洞的佛典和供养具，原是敦煌三界寺的藏经和资产。而三界寺就在莫高窟，距藏经洞第17窟不会太远。在听到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将要进攻敦煌的消息以后，道真与三界寺的僧人一道把本寺的藏经及其他圣物一并藏入此窟，并在外面画壁画作为掩蔽。[※注]

文正义提出了“佛教供养物说”。他认为藏经洞是佛教徒供养佛教法物的地方，封闭藏经洞是宗教仪式中常见的现象，是敦煌当地佛教教团自行决定的结果，是一种极其虔敬的宗教行为，与外来势力的压迫无关。[※注]这一说法其后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李并成、李玉林也认为藏经洞是在“三宝崇拜”基础上供奉佛经、外典之处所，藏经主体乃是佛教的供养经，也有如典籍、官私文书、幡画等外藏，藏经与敦煌自古以来的敬惜字纸、收藏字纸的习俗有一定渊源。[※注]张先堂通过梳理佛教经典中的法供养——佛经供养观念，指出大乘佛教对法供养特别重视，由此形成了诸种供养中法供养为上、为最的观念，并利用佛教史籍考察了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佛经崇拜现象的演变及特点，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藏经的来源、结构及其封闭都与佛教法供养密切相关，是法供养的产物。[※注]崔峰则推测藏经洞的封闭与北宋时期盛行的建塔修寺崇奉“舍利”之风密切相关，大量的旧佛经被作为“舍利”予以封藏，绢画、刺绣、纸画、社会文书、法器等物则作为舍利供养物而封闭。[※注]

沙武田则提出了“末法思潮说”，他把封闭藏经洞的外层壁画即莫高窟第16窟所绘千佛变作为破解藏经洞封闭之谜的关键因素，认为莫高窟第16窟所绘千佛变反映的是末法思想，应是受到辽代“末法住世”思潮的影响。敦煌曹氏与辽有所交往，至曹宗寿、曹贤顺时代与辽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辽代的末法思潮传入敦煌，并与敦煌原有的末法思想相结合，于是敦煌佛教教团采取了以绘画表示“末法度人”的千佛变、藏经洞“存经以备法灭”等一系列活动，来表达对末法的恐慌与“佛法将灭尽”的忧虑。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应在末法思潮对敦煌影响最大的时期，即曹贤顺统治初期（1014—1020）。[※注]

这一时期对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也有新的研究。如关于王道士之名，方广锠考证应作“王园禄”，俗名王福琳。[※注]方莉指出“福琳”可能并不是王道士之名，而只是一位佛教人士之名。[※注]关于藏经洞发现之经过，一般认为是王道士与伙计在修葺莫高窟第16窟洞口甬道的积沙时于不经意间发现的，李正宇则认为这是王道士编造的谎言。[※注]

二 敦煌学通论著作

随着中国敦煌学的飞速发展，这一时期又有多部敦煌学通论性质著作出版。

转型期中国学者推出的最重要的通论性著述是2013年由甘肃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敦煌讲座书系”，一共21册，包括：吴丽娱《敦煌书仪与礼法》，李小荣《敦煌变文》，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陈怀宇、姚崇新、王媛媛《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林世田、杨学勇、刘波《敦煌佛典的流通与改造》，杨富学《回鹘与敦煌》，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郑炳林、李军《敦煌历史地理》，窦怀永《敦煌文献避讳研究》，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总论》，屈直敏《敦煌文献与中古教育》，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郑阿财《敦煌佛教文学》，郝春文、陈大为《敦煌的佛教与社会》，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赵丰、王乐《敦煌丝绸》，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余欣《敦煌的博物学世界》。这套丛书全面介绍了敦煌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资料和研究状况，合而观之，是一部多卷本集成型的敦煌学通论，取代并超过了20世纪日本人编纂的《讲座敦煌》书系。

另一套值得一提的带有通论性质的丛书是柴剑虹、荣新江主编的“走近敦煌丛书”。包括王克芬、柴剑虹《箫管霓裳——敦煌乐舞》[※注]，谭蝉雪《盛世遗风——敦煌民俗》[※注]，高启安《旨酒羔羊——敦煌的饮食文化》[※注]，李重申、李金梅《忘忧清乐——敦煌的体育》[※注]，刘进宝《遗响千年——敦煌的影响》[※注]，赵声良《艺苑瑰宝——莫高窟壁画和彩塑》[※注]，郝春文《石室写经——敦煌遗书》[※注]，荣新江《华戎所交——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注]，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注]，王惠民《三危佛光——莫高窟的营建》[※注]，郑炳林、李军《思路明珠——敦煌》[※注]，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注]，一共十二册。这套丛书是融通俗性、知识性和科学性为一体，每本介绍敦煌的一个方面，合而观之，也是概括而全面地介绍了敦煌的历史和文化，亦属于丛书型通论著述。这套丛书很受社会欢迎，曾于2019年整套再版。有的如《石室写经——敦煌遗书》还单独另出了新版。其中之《旨酒羔羊——敦煌的饮食文化》《石室写经——敦煌遗书》《华戎所交——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被译成日文出版，《石室写经——敦煌遗书》还出了英文版和韩文版。

李正宇《敦煌学导论》[※注]，则是转型期全面系统阐述敦煌学性质、内容、价值意义、敦煌艺术、敦煌遗书、学科结构、研究简史、各分支学科研究概况、敦煌学工具书及敦煌学研究法等的通论性著述。

教材性质的通论性著述有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注]，在全面介绍敦煌简史、藏经洞的发现和文物流散及研究史、敦煌文献的内容及价值、石窟艺术、写本辨伪等方面的同时，也全面地介绍了相关国际研究学术史和前沿，在众多敦煌学概论著作中颇具特色和影响力。

2010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学概论》（郝春文主编）是高等教育历史学专业系列教材之一，该书分为“绪论”“上篇敦煌的历史”“中篇石窟艺术”“下篇敦煌遗书”四个部分对敦煌学及其主要内容做了概要介绍。该书第一次全面地界定了敦煌学的概念，厘清了敦煌学的研究范畴。在有关敦煌学、敦煌的历史和敦煌遗书部分全面收集现阶段已有的原始材料和最新的研究信息，从中提炼出结论明确、知识点清晰的成果；敦煌石窟部分也较全面地吸收了已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成果。

李并成主编的《敦煌学教程》[※注]和褚良才《敦煌学简明教程》[※注]，都是在大学讲授敦煌学基本知识的教材，分专题介绍敦煌的历史和文化。

三 敦煌资料的公布、著录、整理和研究

敦煌遗书图版刊布方面。任继愈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146册），终于刊布了世界四大藏家最后一家的全部敦煌遗书图版。[※注]该书的编纂工作实际上是由方广锠主持，和以往的大型敦煌遗书图集相比，该书最大的创造是在图版后附有条记目录，著录所收每件敦煌遗书的文物、文献和文字信息，具体著录的内容多达40多项。所以，该书具有定名准确、图版清晰、著录内容齐全、编排方式科学、价格合理等特点，是一部高质量的大型敦煌遗书图录。广西师大出版社还正在陆续出版方广锠主编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出50册）。[※注]因上一阶段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只收录了社会历史文献，未包括佛教典籍，而《敦煌宝藏》虽然包括英藏的社会历史文献和佛经，但一是其图版不够清晰；二是未能包括斯7600号以后的内容。现在正在陆续出版的方广锠主编《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则计划出版全部英图馆藏敦煌遗书。美中不足的是此次出版的图版底版并非用现代技术新近拍照的图版，而是20世纪50年代拍照的缩微胶片底版，只是少量不清晰的图版使用了新照片，这当然会影响该书的图版质量。其实按现在的技术水平和条件，再印制黑白图版的敦煌遗书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现在应该编纂和印制全彩印的敦煌遗书图版。

转型期出版的散藏敦煌遗书图版还有《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西域文献遗珍》[※注]《敦煌秘笈》[※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注]《务本堂藏敦煌遗书》[※注]《滨田德海蒐藏敦煌遗书》[※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敦煌遗书》[※注]《首都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注]《天津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注]《世界民间藏中国敦煌文献》（二辑）[※注]等。

除了上述敦煌汉文文献图录出版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注]《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注]《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注]等也在陆续影印出版过程中。

目录的编纂和刊布。目录编纂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方广锠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中之《新旧编号对照表卷》和《馆藏目录卷》（8册）的出版。[※注]《馆藏目录卷》是该目录的主体部分，是以条记目录的方式按新的编号体系即北敦号依次著录国图藏全部敦煌遗书保留的文物、文献、文字等诸种研究信息，其具体著录的内容多达四十多项。该目录设计的著录内容总结了一百年来敦煌遗书编目的经验，是敦煌遗书馆藏目录的集大成之作，也为以后英藏、法藏、俄藏等馆藏目录的编纂提供了著录范式。

申国美《中国散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注]，收录国内32个单位收藏的敦煌文献2414种，按佛经内容及道教、四部古籍、社会文书、杂写、民族文字等分为28类排列，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内散藏敦煌文献联合目录。该目录对各地已经刊布的敦煌文献（主要是汉文，也有少量藏文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目录进行了整合和编纂，也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此外，王倚平、唐刚卯《湖北省博物馆藏敦煌经卷概述》[※注]，曾雪梅《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注]，荣新江、王素、余欣《首都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经眼录》[※注]，孟嗣徽《故宫收藏的敦煌吐鲁番遗画》[※注]，邰惠莉《兰山范氏藏敦煌写经目录》[※注]，王素、任昉、孟嗣徽《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注]，张延清等《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古藏文写经叙录》[※注]，郑亚萍《安定区博物馆馆藏唐代敦煌写经简述》[※注]，刘雪平《湖南省图书馆藏敦煌写经叙录》[※注]，陈宝林《重庆宝林博物馆藏敦煌写经》[※注]，王保东《酒泉博物馆藏敦煌写经》[※注]，张延清、李毛吉《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注]，于芹《山东博物馆藏敦煌遗书叙录》[※注]，林玉、董华峰《四川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写经叙录》等[※注]，分别介绍了国内图书馆、博物馆以及高校等收藏单位收藏敦煌遗书的情况。

文字释录方面。中篇的叙述表明，至20世纪末，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释录文本已经基本涵盖了敦煌遗书的所有重要类别。所以，转型期在敦煌遗书文字释录方面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再释录。

转型期对敦煌文献的再释录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张涌泉策划组织的《敦煌文献合集》工程，这项工程是拟将全部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汉文翻译佛经以外部分）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整理编排，分类进行新的文字释录。即通过对现已公布的所有敦煌文献的全面普查，在分类、汇聚、定名、缀合、汇校等工作的基础上，把所有相关写卷及其校录成果全部类聚一处，并进行汇校，目前已经完成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注]该书分为“群经类”“小学类”两大部分。“群经类”包含《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九经；“小学类”包含韵书、训诂、字书、群书音义、佛经音义五类。书末附有卷号索引，方便读者检索查阅。该书将现在所知的敦煌经部文献几乎网络殆尽，文书释文也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是一百年来敦煌经部文献释录的集大成之作。

第二种整理路径是郝春文策划组织的按收藏地馆藏流水编号对敦煌文献中的非佛经文献进行释录，并在释录一件文书时将全部敦煌文书中的同一文书也进行汇校，这一工作可以最大限度避免遗漏，也弥补了分类释录的不足。这项工作启动于上一阶段，选择《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工程作为《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的第一期工程。《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自2001年起出版第一卷，目前已经出版了16卷。该书将一千多年前的手写文字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对原件的错误加以校理，尽可能地解决所涉及文书的定性、定名、定年等问题，每件文书一般包括文书的标题、释文、说明、校记和参考文献等几个部分。为了提高释文的准确性，《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整理团队几乎每年都到英国国家图书馆核查原卷，解决依据文书图版无法辨识的文字及其他问题。该书释文的整体质量已经超越了日本学者的成就。

采用这样一种路径校录敦煌遗书的还有黄征、张崇依编著《浙藏敦煌文献校录整理》（全二册）[※注]，收录了浙江省境内公家所藏东晋至宋初的敦煌写本201件，全书分“全文校录”“著录解题”“校注考证”三部分，从文献整理、训诂校勘和佛教研究、书法研究等角度校录了全部图版中的文字，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浙藏敦煌文献》标点校注本。

第三种路径是按过去分类录校的办法对某类敦煌文献进行再释录。这些释录成果将分别在学科、领域的分类成果中介绍。这里主要提一下王淑民《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注]和沈澍农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注]。这两部分类整理成果除了释文外，都附有所收录文书的全部高清彩色图版，印制则采用全彩印的方式，这个方式特别便于读者依据高清图版核对释文，因而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该书可以说是图文对照本，但并未采用图文混排的格式。从实际效果看，图文混排虽然更方便读者核对图版，但如果图书开本太小，就会导致图版缩小，致使图版的文字变小而难辨。[※注]

所以，王淑民和沈澍农分类整理代表了未来分类整理方向。未来的分类整理本都应该附有高清彩色图版并采用全彩印，再加上精校和核查原卷。

敦煌遗书之外，学界盼望已久的敦煌悬泉汉简的整理和刊布，在转型期也取得重大进展。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萃》[※注]和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注]，都仅仅公布了部分释文。近年，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纂的《悬泉汉简》，则拟收录全部图版和释文，该书拟分8辑出版。每辑收录原简约2300枚，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同时呈现，并附有释文和简牍形制尺寸表，第一辑（上、下册）已于2019年出版。[※注]

四 敦煌资料的数字化和数据库、知识库建设

敦煌资料的数字化和数据库、知识库建设始于20世纪末，真正兴起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所以这一部分的介绍也会适当涉及20世纪晚期的成果。

1.敦煌遗书的数字化和数据库知识库建设

进入21世纪以后，数字图书馆建设发展很快，电子图书、中外文数据库均呈日新月异之势。这些电子图书包括很多有关敦煌学的图书，各种数据库也都包含有关敦煌学的期刊和论文。敦煌学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在转型期成为一些学者思考的问题。2005年，郝春文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了“敦煌学知识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敦煌资料的数字化和建设敦煌数据库、知识库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注]韩春平《敦煌学数字化问题研究》[※注]，是从理论上探讨敦煌学数字化的专著，涉及敦煌学数字化理论研究综述、敦煌学数字化的背景、敦煌学数字化的历程、敦煌学数字化的技术保障、敦煌学数字化的经费保障、敦煌学数字化的其他问题等内容。

在实践方面，1998年，英国国家图书馆的魏泓博士开始策划组织国际敦煌学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IDP），计划把全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彩色图版上网。中、英、法、俄四大藏家及日本龙谷大学、法国集美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匈牙利学院图书馆等陆续加入了这一项目。截至现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全部敦煌遗书的高清彩色图版都已上网，而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也都有差不多三分之一已经上网，俄国的藏品也有一部分已经上网。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阅览。这些高清彩色图版使得原来黑白图版上模糊不清或完全看不到的朱书文字，现在绝大部分都变得清晰可辨了。那些墨迹脱落或污损严重的文本，高清彩色图版的清晰度也远优于过去的黑白图版。所以，彩色摄影和扫描技术的应用，为学术界阅读、整理和研究敦煌遗书提供了进一步的便利。

2005年，上海师范大学域外古文献研究中心曾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5卷的电子文本上网。但规模最大的数据库群要属敦煌研究院官网上的“资源总库”，里面包括多种敦煌学专业数据库和电子图书，如“敦煌学期刊全文数据库”“敦煌学研究期刊目录数据库”“敦煌学报纸全文数据库”“敦煌学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敦煌电子书数据库”等。该官网还有“数字敦煌”窗口，里面的内容主要是代表性洞窟的塑像和壁画影像。以上数据库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阅读，为研究者查找相关资料提供了巨大的方便。敦煌研究院官网还设有“敦煌百科”“敦煌学术”“多媒体专区”“藏经洞”等窗口，这些应该属于敦煌学知识库的范畴，读者通过阅览这些窗口可以了解敦煌学各方面的知识。

爱如生数据库中正在开发“敦煌文献库”，收录敦煌汉文文献共3万件，分为5集出版，现已经出版初集：包括官文书、私文书、寺院文书和经、史、子、集四部写本，共计3031件。每件均据原件照片或复印件制成高精度的数码影像，并以爱如生独有的录排技术制成数码化全文，逼真再现敦煌文献的各种复杂书式，包括眉批、夹注、怪僻字、重叠字、翻转字、涂抹字及图表、标记等；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实现毫秒检索只字不差，图文对照逐行可勘。如能全部出版，将为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提供极大方便。

另外，2012年方广锠和马德还分别获得“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这两个项目的主要内容都是计划将敦煌遗书的图版、文本和目录纳入数据库，如能实现，必将为学术界了解、利用、整理和研究敦煌遗书提供巨大的方便。但这两个项目的最终成果目前均未上网。

2.石窟文物数字化

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图像数字化存贮，为有效记录、管理和保护敦煌壁画提供了新途径。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的是李震、孙文新等，他们以莫高窟第45窟为研究对象，进行壁画的数字图像获取、处理、存贮及管理实验，为获得大规模敦煌壁画存贮与管理系统做准备。[※注]陈建明、井晓平等介绍了平面型壁画和佛龛塑像进行彩色近景摄影测量与图像处理试验的工作情况，通过模数转换和数字图像的摄影测量处理及色彩失真的校正，实现了平面型壁画和塑像的数字图像存贮。[※注]敦煌壁画计算机贮存和管理要求准确真实地表现壁画图像的颜色，因此对壁画图像信息的颜色还原和矫正具有较高的标准。周丰昆、陈淑芳等进行了色彩矫正和还原试验，并制定了具体有效的矫色措施。[※注]上述研究探索了利用计算机进行复杂文物信息获取和保存的技术路线，表明使用计算机技术记录敦煌壁画是一项可行且富有前景的技术。刘刚、李实详细说明了系统软硬件平台的选购等问题。[※注]他们还指出敦煌壁画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最终的目标是能方便查找有关莫高窟壁画洞窟的资料信息，可以真实再现洞窟壁画和进行壁画的复制等。[※注]刘刚、鲁东明则尝试利用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解决敦煌壁画的色彩虚拟复原、敦煌风格图案创作以及敦煌石窟漫游的问题。[※注]吴健、俞天秀介绍了建设敦煌艺术图像数据库对于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具有的重要意义。[※注]樊锦诗等《中美合作研制敦煌数字图像档案》，指出其目标是为敦煌石窟的壁画及相关文物、文献制作高质量的数字图像，并将其并入一个学术性的电子档案。[※注]刘刚、张俊等结合莫高窟第45、196、158等窟的三维数字化获取和处理的工作实践，概述了石窟三维数字化的技术方法和应用。[※注]

如今，数字技术在敦煌莫高窟的研究与保护中已得到广泛应用。樊锦诗指出应用数字技术对敦煌石窟艺术的全部信息进行记录，同时也应用于洞窟壁画现状调查、日常监测等保护工作，又为美术临摹工作的线描稿起稿提供技术支持。采用数字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在洞窟实时监测和管理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为莫高窟的开放管理水平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持。三维激光扫描的数字技术应用于洞窟考古测绘工作中，测量精度和准确性得到提高。利用数字技术，建成了高效的图书管理系统和文献资料数据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采用数字技术，充分扩展了敦煌石窟艺术展示的场所和空间。通过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项目，可以使观众欣赏到高分辨率、高清晰度的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同时也使洞窟得到有效保护。[※注]

2016年4月29日，“数字敦煌”资源库平台第一期正式上线，首次向全球发布敦煌石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节目。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完成采集精度为300DPI的洞窟近200个以及110个洞窟的图像处理、140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工作。数字敦煌资源库建设被认为是传统文化资源和信息技术有机结合的典范。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融合文化遗产资源的文化信息，构建跨区域的文化资源库，尤其是石窟图像资源和文献资源，能够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敦煌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科技价值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