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口、婚姻与家庭

郑炳林探讨了吐蕃时期、张氏归义军时期、张承奉归义军时期及西汉金山国时期、曹氏归义军时期的人口变化情况及原因。[※注]郝二旭讨论了吐蕃陷蕃前夕的人口数量变化，认为在吐蕃攻占敦煌之初，当地的大量非军事人口被迫逃亡至相对安全的伊、西、庭州等地，此时的敦煌人口数量较天宝年间出现了明显的萎缩。[※注]但也有学者认为敦煌陷蕃前后的人口数量有一定的增加趋向。[※注]郑炳林判断汉族居民是河西地区的主体民族，少数民族方面，敦煌主要是粟特人，瓜州是吐谷浑人和吐蕃人，肃州以达怛为主，伊州是回鹘和龙家，甘州主要是回鹘，凉州是吐蕃和嗢末部落，这样居民结构是历史移民的结果。[※注]

谭蝉雪《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风情》[※注]，包括对敦煌地区的婚姻制度、婚姻观念、婚姻类别、婚俗礼仪、离异等几个方面的考察。郑炳林以归义军节度使为考察对象，探讨了敦煌地区多妻现象的原因和形式。[※注]陈丽萍陆续发表了有关婚姻和女性的系列论文：《中古时期敦煌地区财婚风气略论》，认为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盛行婚姻论财，在实际运作中，时人将传统婚仪加以变动，重新诠释后转化为自我认定的财婚礼仪，并奉守执行[※注]；《敦煌籍帐中夫妻年岁差距过大现象初探》，分析了敦煌户籍中夫妻年岁差距过大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后果，并推测中古时期敦煌民间社会可能存在收继婚[※注]；《敦煌吐鲁番出土社会文书中所见之妾》，分析了妾的身世来源、纳娶方式与缘由[※注]；《敦煌文书所见婚变现象初探》，分析了中古时期敦煌百姓的婚变现象，并对丧偶、守寡及再嫁进行了考察[※注]；《唐宋时期敦煌地区非正式婚姻子女现象略考》，对唐宋时期敦煌百姓婚姻家庭中的子女构成状况、财产继承与分割原则以及家庭生活的伦理观等进行了探讨[※注]；《敦煌女性写经题记及反映的妇女问题》，以写经题记为切入点，考察了敦煌女性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心理等。[※注]石小英对唐五代宋初婚姻开放性的表现及其原因进行了系统探讨。[※注]她还对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的婚嫁年龄做了统计，结果和唐前期敦煌地区的婚龄与法定年龄一致，归义军时期的婚龄则晚于法定年龄。[※注]陈丽提出唐代敦煌地区虽然存在早婚现象，但大多数女性的婚姻年龄不晚于21—30岁，出现许多大龄女性未嫁现象。[※注]段塔丽认为敦煌文献表明当时生活中的夫妻关系是相对平等的。[※注]张艳云认为敦煌本的婚书既可以看作唐代婚书的样文，也可以看作法律规定互报婚书、订立私约、接纳聘财作为衡量婚姻关系是否成立的实施范例。[※注]刘文锁《敦煌“放妻书”研究》，讨论了与此时期有关的婚姻法和离婚问题，并就财产关系方面与尼雅和穆格山等地出土的相关文书进行了比较。[※注]

此外，黄正建《敦煌占婚嫁文书与唐五代的占婚嫁》，从敦煌文献中涉及的占婚嫁文书入手，结合唐五代有关占婚嫁的记载，提示古代婚姻中占卜的重要性。[※注]

与婚姻相关的还有儿童问题。据统计，莫高窟、榆林窟的数百个洞窟中约有儿童图像1000余身，杨秀清发表《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古代儿童生活》等系列论文，汇集了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儿童出生、教育、游戏等场景，体现了家庭生活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性。[※注]石小英总结出敦煌地区古代流行丑名贱名的成因有：民风淳朴、生产力低下、父母希望子女易于成活、恶其人而恶其名、体现古人幽默感等七种原因。[※注]

张国刚依据S.3774《丑年（公元821）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探讨了唐时分家析产后的“同居共活”现象，认为中古时期的大家和小家具有一种似分似合、亦分亦合的特殊关系。[※注]郑显文利用敦煌文书中诸如遗嘱、财产分割等文书，对唐代家庭财产继承制度进行了研究。[※注]刑铁认为从敦煌文书中所见唐代家产的继承方式都遵循了家庭利益为上的原则。[※注]

二 家族与基层组织

郑炳林、安毅对敦煌写本P.2625《敦煌名族志》的撰写时间和张氏的族源做了再探讨。[※注]陈菊霞《敦煌翟氏研究》[※注]，全面搜集和整理了敦煌文献中有关敦煌翟氏的资料，运用社会学个案分析的方法对敦煌翟氏的来源、分布状况、婚宦等情况进行专题研究。冯培红陆续发表系列论文，先后考察了汉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诸时代的敦煌大族从形成、发展走向鼎盛的历程[※注]，关注到敦煌大族与不同时期政治变迁的密切关系。他还从政治史角度考察了敦煌大族与前秦、西凉、后凉的关系[※注]，以及敦煌大族在北凉时期从大族到名士的转变等[※注]。

有关敦煌民间团体社邑的研究，转型期取得了带有总结性的成果。郝春文《中古时期社邑研究》[※注]，既是对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敦煌社邑文书研究的总结，也包含了新世纪以来的诸多拓展。一些是对原来的问题做了再研究，如敦煌私社的“春秋坐局席”问题和社邑与佛教的关系问题等。其中佛教与社邑的关系问题，20世纪作者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这一问题，转型期作者则试图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古时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新的拓展如对敦煌私社的教育与教化功能的探讨等。作者新世纪对敦煌社邑文书研究的转型不仅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变换，研究方法也有所创新，使用了计量统计和图表等新的论证方法。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注]，利用社会史方法，重点从结构、功能视角重新解读敦煌社邑文书和敦煌的社邑及其活动。余欣重点对社条中涉及的“走桥”风俗进行了探讨，别具一格。[※注]

三 社会生活和民俗

书仪方面的研究，如中篇所述，新时期的主要贡献在文本整理方面，只有几篇论文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21世纪的书仪整理和研究完全实现了转型，将书仪放到魏晋南北朝唐五代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考察已经成为主流，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吴丽娱。其《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及相关系列论文[※注]，深入探索了书仪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书仪自身发展的背景（渊源、发展和流变及其原因），书仪与礼、政治、制度、习俗的交互影响，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敦煌书仪已经从被整理的文本资料转换成了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史睿《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从吉凶书仪的起源、书仪中的称谓、仪式等方面论证了其与东晋南朝礼俗的关系，认为敦煌吉凶书仪是继承了东晋南朝礼学、书仪与家训发展的成果。[※注]

从文献学的整理到历史学的研究之转变，敦煌书仪是一个很好的个案，可供其他领域借鉴。

关于社会风俗，高国藩认为在民间婚俗中有五种酒文化形态，即纳采饮酒、荣亲饮酒、闹房饮酒、合卺饮酒和障车饮酒。[※注]祁晓庆对敦煌石窟壁画婚礼图中的镜子图像进行了分析，认为镜子是当地婚礼仪俗中的常用之物，具有辟邪的功用，也可作为神圣之物，供新婚夫妇在婚礼仪式中加以参拜。[※注]宋雪春运用敦煌文书有关婚礼的记载来说明青卢在唐人婚礼中功能的变化及其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的变迁。[※注]赵和平从梳理奠雁礼节的文献记载及其形成过程入手，将传世典籍、敦煌文献、敦煌壁画中的奠雁图以及生物学上雁的自然属性结合起来相互印证，说明奠雁这一传统习俗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奠雁在中国古代婚礼中起到的文化符号作用。[※注]

高国藩对敦煌本《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反映的敦煌民间妇女怀孕巫术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注]李翎、马德指出敦煌印本《救产难陀罗尼》和写本《难月文》《佛顶心观世音经》都是佛教对于人类生育问题的关注，也是民间观世音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注]梁丽玲梳理了佛典、讲经文、佛曲歌赞中与孕产有关的《难月文》、经咒符印等，考察了古代怀孕和届临难月时祈神保护、免除产难的情况。[※注]郭俊叶认为敦煌壁画中的婴偶像与文献中的“摩睺罗”是乞子风俗在敦煌佛教中的反映。[※注]

关于丧葬风俗，刘传启《敦煌丧葬文书辑注》[※注]，将敦煌丧葬文书分为遗嘱类、社邑丧葬互助文书、为亡人舍施疏、追念设供请僧疏、阴阳类葬书、丧葬书仪、祭文七类，每类挑选部分文本录校，包括题解、录文和校记，题解著录原卷正背、残缺和书法等。该书因所收各类文书均只是挑选了一部分，所以资料价值有限。同作者之《“劝孝”与敦煌丧仪》，认为敦煌地区“劝孝”仪式上多讲唱十恩德、父母恩重赞、孝顺乐、行孝文、劝善文、董永变、舜子变、目连变等孝敬父母为主题的作品，另外五会念佛赞文、佛本生故事、太子故事，以及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也是劝孝仪式上常见的讲唱内容。[※注]金身佳考述了敦煌写本葬书所载的葬俗、禁忌、坟墓形制等民俗。[※注]陈烁梳理了唐五代宋初敦煌丧葬时的各种祭祀活动和习俗，分析了敦煌丧葬仪式及其文化背景。[※注]乔辉、张小涓结合相关礼书对敦煌《丧礼服制度》写本的内容及杜佑礼图进行了考释。[※注]黄正建对唐人如何选择丧葬祭祀的良辰吉日进行了探讨。[※注]武汉强认为敦煌祭文与传世的文人案头之作不同，是中古之世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民间应用文，直接用于祭祀活动。[※注]杜斗城从《十王经》入手，详细论述了敦煌“七七斋”的各种类型。[※注]此外，张海博通过对敦煌魏晋至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各种龟的形象进行分析，说明敦煌与中原在对龟的崇拜和运用上一脉相承。[※注]

岁时风俗方面，丛振通过敦煌文献及莫高窟壁画中有关寒食、清明节游艺活动资料探究唐代寒食、清明节日中的游艺风格。[※注]他还通过分析敦煌文献和莫高窟壁画中上元节、寒食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及其他具有代表性节日的游艺活动资料，借以探究敦煌节日中的游艺风俗。[※注]陈烁则对敦煌岁末驱傩仪式做了新的探讨。[※注]

高国藩提出敦煌唐人祭祀土地神的特点是三教齐尊的新儒学，寄托着汉民族对和平安宁永恒的祝愿和祈求。[※注]赵玉平认为赛祆是祈雨的重要形式，并认为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实为一幅粟特文化特征鲜明的赛祆祈雨图。[※注]

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及其系列论文[※注]，提出并论证了“民生宗教”概念，尝试利用敦煌占卜文献探索敦煌地区的卜宅安居等社会生活片段，试图通过这些片段来诠释唐宋之际敦煌民众的信仰世界：包括灶神信仰、出行信仰、社祭的变迁、墓葬神煞的延续等。

敦煌占卜文献和占卜习俗的研究，在上一阶段未得到充分关注，在转型期无论是文献的著录，还是文本的整理与研究，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及相关论文[※注]，在全面搜集敦煌占卜文书的基础上，力图将敦煌占卜文书放到唐五代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分别介绍了敦煌占卜文书与当时内地使用的占卜书、与书目著录的占卜书、与现存占卜书的异同，以及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等。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生活》[※注]，亦属全面介绍敦煌占卜文献的著述。该书就敦煌卜法文献、敦煌式占类文献、敦煌占候类文献、敦煌相术类文献、敦煌宅经、敦煌葬书、敦煌禄命文献、敦煌梦书、敦煌选择时日宜忌文献、敦煌杂占卜文献等做了全面介绍，并就上述各类文献的特点及社会认识意义作了解说。郑炳林、陈于柱《敦煌占卜文献叙录》[※注]，亦对敦煌占卜文献做了全面介绍。

敦煌占卜文献的文本整理，只有梦书在上一阶段完成了全面释录，其他占卜文书如相书、宅经、葬书等均未完成文本整理工作。转型期进入了对其文本进行全面整理的阶段，并取得了总结性成果。郑炳林、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注]，首次对十多件写本相书作了全面的搜集、整理和校录，并对这些文本所涉及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郑炳林《敦煌写本解梦书校录研究》[※注]，对上一阶段他和羊萍整理的解梦书做了再校录，补充了新发现的文本，释文也有所改进。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注]，分研究和校录两篇，研究篇就写本宅经的分类、占卜与唐五代社会以及阴阳宅、五姓宅、镇宅法等进行了探讨；释录篇将20余件敦煌写本宅经残卷分成7类，首次对其做了录校。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注]，对宅经葬书做了全面校录，其中葬书是首次全面校录。该书的特点是不仅有校勘，还有注释。并附有多篇论文对其中涉及的神煞、墓葬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王祥伟《敦煌五兆卜法文献校录研究》[※注]，首次对敦煌五兆卜法文献进做了校录，并对五兆卜法的产生与消亡等问题作了考察。陈于柱《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禄命书研究》[※注]，首次对41件敦煌禄命书做了系统校录，并尝试用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对这批文献做了初步研究。关长龙《敦煌本堪舆文书研究》[※注]，实际是对敦煌宅经和葬书的再整理和再研究，因所谓“堪舆文书”实际上指的就是宅经和葬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对唐五代的堪舆信仰和堪舆术进行了考察，下篇分十类对堪舆文书文本做了再整理，在缀合、分类、定名和文字释读方面都有较大进步。陈于柱《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整理研究》[※注]，对发病书做了首次录校，并尝试从区域的医疗社会史视角探索这批文书。关长龙《敦煌本数术文献辑校》[※注]，实际是全部敦煌占卜文献的释文合集，不仅包括上述已有全面录校本的相书、梦书、宅经、葬书、禄命书，还收录了以前没有全面整理过的阴阳占、易占、栻占、占候、杂占、巫祝等。所以，这部释文合集既有对以往释文的再整理，也有很多文本是首次录校。此书在文献的搜集、定名、缀合等方面都比前人有较大进步，特别是释文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是敦煌占卜文献带有总结性的整理成果。

对敦煌占卜文献的文本整理工作，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偿还上一阶段未能完成的旧帐，因为其他类别敦煌文献的文本整理基本上在20世纪末都完成了。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学者终于完成了这批文献的文本整理工作，有的如宅经、葬经等甚至有不止一种整理本。但由于占卜文书数量较大，内容庞杂，对其进行文献学整理的难度相对也较大，再加上占卜文书释录者多数未能前往收藏地核查原卷，所以，即使是后出转精的《敦煌本数术文献辑校》，释文也仍有提高的空间。

就整理方式而言，和敦煌医药文献的释文配高清彩色图版，以及图文对照的全彩印模式相比，敦煌占卜文献的文本整理模式也显得陈旧了。所以，未来敦煌占卜文献的文本整理需要升级换代，跟上时代的步伐。

对敦煌写本的整理工作和研究工作往往不易区分，占卜文献也是如此。以上提到的一些占卜文献整理本，有的就明确分为校录篇和研究篇。即使不做这样的区分，一般的敦煌遗书释文本也都会有对该类文本的研究。但也有一些学者是将研究的部分单独出版的，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研究》就是一例。[※注]该书对敦煌写本相书的保存情况、分类及相书身体符号体系、占相内容与命相类别、相书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以及相术与佛教、社会生活的关系等都做了深入探索。

转型期有关敦煌占卜文献的个案研究也有很多进展。邓文宽、刘乐贤《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概述》，推测Дх.1336V与S.2729V缀合本“悬象西秦五州占”，之“悬象”或作“玄像”“玄象”，意思是指天象；其“西秦五州”是指当时的敦煌、酒泉、晋昌、张掖、武威五郡；其编写时间可能是安史之乱后吐蕃侵占河西地区的前后。[※注]赵贞连续发表论文探讨敦煌的星占文献：《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星占著作：〈西秦五州占〉》，认为该件似是当时一种比较实用的占星手册，主要流行于中唐以后的河西地区，其中包含了大量社会历史资料，对揭示唐代社会的细微变化、唐末五代西北地区的历史变动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注]；《“九曜行年”略说——以P.3779为中心》，认为“九曜行年”的推命方式是伴随佛经的译介而传入中国的，至唐宋时期已经相当普遍[※注]；《敦煌文书中的“七星人命属法”释证——以P.2675 bis为中心》，认为该件吸收了《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和《梵天火罗九曜》两部佛经有关七星特征的内容，因而在世人命运的推占中渗透着浓烈的佛教因素。[※注]余欣主要以辰星占辞为例，对五星占在唐宋之际的变迁做了论析。[※注]许子滨《敦煌〈占云气书〉残卷与云雷兴象》，除采用传统的从科技史和从谶纬角度对该件进行阐释外，又增加了与“诗兴”的比较。[※注]陈于柱、张福慧指出羽42背《云气占法抄》写本与此前已知的敦煌本云气占书均不同，但和多部传世本天文气象占典籍有着共同的卜辞来源，其创制时间很可能是在汉代。[※注]两位作者还对两件敦煌藏文本杂占文献做了译释和研究：《敦煌藏文本S.6878V〈出行择日吉凶法〉考释》，对该件做了汉译和解说[※注]；《敦煌藏文写卷S.6878V〈金龟择吉占走失法〉研究》，指出这件文书的内容不仅弥补了相关敦煌汉文文献的缺陷和不足，而且再现了唐宋时代龟占图文的完整样貌。[※注]王祥伟分别对羽44号《百怪图》中“狐鸣占”“釜鸣占”做了校录和推补复原，追溯了此类占法的产生与流传情况。[※注]

教育方面，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注]，是关于敦煌蒙书的通论性著述，对敦煌文献中的蒙书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大部分附有释文，对蒙书的概念、特质及价值也有所论说。屈直敏《敦煌文献与中古教育》[※注]，主要对中古敦煌学校教育的概况，敦煌官学的设置与传承，敦煌职能技术教育，中古教学内容、制度、教材，士子学风和中古教育思想等作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该书亦具有通论性质。

姜伯勤认为敦煌所出的一切儒学经书实际上都是科举教育用书，一些诗赋文章则是启发士子准备科举考试的进士文学。[※注]赵楠则提示敦煌遗书中的童蒙读物表明唐代的庶民教育具有通俗性、综合性和实用性的特点。[※注]赵贞评价融入童蒙教材中的“时用要字”，显示了沙州官学童蒙教育较强的实用性和通识性特点。[※注]王使臻认为归义军政权在敦煌地区实行的文化教育以实用性教育为主，尤以服务于归义军政权的文书教育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注]僧海霞提出敦煌文书资料反映了唐代下层社会平民女子家教遵从封建社会礼教、维持男尊女卑观念、抹杀女性独立人格、限制女性自主权利的本质，说明唐代平民女子家教具有保守禁锢的一面。[※注]郭丽对唐代中原与敦煌地区的教育进行了比较和解说。[※注]黑晓佛通过对敦煌蒙书中道德规范与思想的考察，探讨了其大众化倾向的生成背景、思想的流变过程。[※注]武绍卫通过分析S.3046+P.3053和S.1920两件《百行章》抄本，讨论了学童在学习的不同阶段知识和技能的运用问题。[※注]

郑炳林、徐晓丽针对以往研究中标号及拼接有误的《俄藏敦煌文献》中八片《新集文词九经抄》作专门比对，不仅纠正了六个误定为《百行章》的残片为《新集文词九经抄》，还将八号残片拼接缀合成三块，并与英法藏本作内容的比较研究，认为俄藏写本与英法藏本没有渊源关系，且俄藏写本较精。[※注]

衣食住行方面。黄正建《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注]，充分利用敦煌文献对唐代衣食住行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胡同庆、王义芝《敦煌古代衣食住行》[※注]，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古代敦煌的衣饰、饮食、居住、出行等情况。

竺小恩《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注]，专题研究了敦煌壁画中的服饰，认为从十六国到蒙元时期的敦煌石窟壁画中，既有褒衣博带的汉族衣冠服饰，也有西北、北方少数民族的衣冠服饰，还有南亚、中亚、西亚等西域诸国，以及东邻诸国，甚至非洲黑人的衣冠服饰。这些衣冠服饰荟萃于敦煌，既反映了多民族国家衣冠服饰丰富多彩的特点，也反映了各民族服饰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关系。谭蝉雪主编的《敦煌石窟全集》第24册集中收录了敦煌壁画中的服饰图片。[※注]徐会贞、卢秀文依据不同时期的洞窟壁画，梳理了男供养人所戴幞头形制的变化脉络。[※注]陈琛认为唐前期莫高窟壁画中俗人的鞋履形制具有真实性和多样性。[※注]贾玺增对莫高窟第285窟男供养人所戴之笼冠图像做了解读。[※注]沈雁探讨了敦煌壁画中的回鹘男贵族供养人的服饰。[※注]李甍主要探讨了晚唐莫高窟壁画中所绘贵妇供养人的服饰特点。[※注]卢秀文通过梳理敦煌文献和图像材料，对敦煌妇女眉妆、唇饰、红粉妆、面靥妆、花钿妆做了系列研究，描绘和再现了敦煌女性生活和妆饰的多彩画面。[※注]曲小萌对榆林窟第29窟西夏武官之冠帽、发式、袍服等具体形制加以考察，认为西夏武官服饰既体现了党项族的民族特色，也包含了中原汉族服饰的诸多元素，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注]

高启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注]，是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集，也是敦煌饮食文化方面带有总结性的成果。该书分别从食物原料、饮食结构、饮食加工、饮食器具、食物品种、宴饮活动、婚丧仪式饮食、饮酒习俗、僧人饮食以及饮食胡风十个方面，系统讨论了唐五代时期敦煌人饮食文化的诸多方面，揭示了敦煌饮食文化农牧结合、东西荟萃、内承中原外融西域的多彩饮食风俗，构建了中古时期敦煌饮食文化的基本框架和体系。安忠义《敦煌文献中的酒器考》，认为榼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盛酒器，而曲卮和叵罗都与唐代传入中国的粟特金银酒器有关。[※注]

赵贞考察了晚唐五代宋初的沙州城形制及城坊，确定该城设有释教坊、儒风坊、大贤坊、永宁坊、修文坊、旌坊、兴善坊、怀安坊、钦贤坊、乘安坊、临池坊、政教坊、修仁坊、博望坊、定难坊、渌水坊、龙马坊十七坊。[※注]宋翔判断沙州部分城居百姓可以拥有一座一院式或两院式的完整宅院，而更多的则仅有一两间屋舍，与别人合院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注]他还尝试对唐五代敦煌百姓城外园宅地的空间布局进行了复原。[※注]盛会莲认为一般百姓获得宅舍的途径是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确定晚唐五代的主要变化是政府要向百姓征收房屋税。[※注]

杨森《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注]，将敦煌壁画中的家具分为南北朝、中唐和五代宋三个阶段，并将其分为床榻类、坐具类、几案类、杂项类等，然后叙述其图像内容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同时与敦煌以外地区同类家具的形态进行比较。高启安考察了敦煌地区传统的坐具功能和造型的变化，指出两个方面均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注]邵晓峰利用敦煌壁画中家具图像，从低坐风尚的延续、本土家具的发展、高坐家具的进入和外来家具的汉化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古代家具从低坐向高坐的嬗变过程，阐述了敦煌壁画在古代家具史研究中特有的资料价值。[※注]暨远志则对敦煌壁画中的坐具之绳床、金狮床、胡床等分别进行了考察。[※注]

马德介绍了敦煌壁画中现存的唐代所绘四轮车、多轮车和轿椅，以及6—10世纪的辇舆图像，推翻了四轮车的使用不过百余年之旧说。[※注]车佐贤讨论了敦煌壁画中与军事用途有关的四轮车。[※注]

体育方面，陈康《敦煌体育研究》[※注]，利用敦煌莫高窟壁画、雕塑及藏经洞文献和敦煌及其周边地区考古发现的体育遗物和遗迹，探讨了古代敦煌的角斗、射术、剑术、徒手格斗、相扑、武舞、围棋、气功等体育项目以及体育器械、场地、规则等问题。李重申、李金梅《忘忧清乐——敦煌的体育》[※注]，是有关敦煌体育的通俗性著述，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对敦煌的竞技体育、博弈、武术、休闲娱乐、养生保健几个方面做了介绍。耿彬通过敦煌文书、壁画中的资料，考察了当时敦煌地区吐蕃与汉族文化交流形式，揭示了敦煌地区吐蕃与汉族文化交流。[※注]

段小强、陈康从徒手格斗、武舞、剑术三个方面对敦煌武术的发展脉络做了考察。[※注]陈康从北朝政权的射礼发展、北方民族的射术、唐代的射箭活动三个方面分析了敦煌北朝壁画中的射箭图像。[※注]田桂菊考察了敦煌壁画倒立图像的演变历史，并分析了倒立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以及与体育融合的过程。[※注]李金梅、陈炜、李重申《敦煌角抵考》，考察了角抵演变的轨迹。[※注]郝招认为敦煌“相扑”不同于角抵和摔跤，而是源于中国古代一种用来欣赏和娱乐的乐舞表演形式。[※注]李金梅、郑志刚利用汉代“打马球画像砖”和敦煌的相关资料，考察了古代马球的源流。[※注]段小强、陈康通过剖析敦煌本《杖前飞》的内容，对唐代马球比赛运动的器具、场地和竞技规则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认为该活动的性质是集竞技与娱乐于一体。[※注]高原据《捉季布传文》提出击鞠至少在东汉已经流行。[※注]

李重申、李金梅、李小唐利用敦煌莫高窟所存气功资料分析了气功的功理、功法以及养生价值。[※注]

丛振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和图像资料，对双陆游戏的起源和游戏规则进行讨论，还原双陆在丝绸之路盛行的场景。[※注]路志峻讨论了敦煌壁画中所反映的两种儿童游戏：弹弓和堆沙。[※注]胡朝阳、王义芝对敦煌壁画中保存的儿童骑竹马的图像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注]萧巍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注]丛振提出敦煌狩猎活动已从最初的经济目的逐渐演变为游艺活动，带有显著的休闲娱乐色彩，尤其是鹰猎游艺更成为当时敦煌上层社会的身份象征。[※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