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语言文字资料的文本整理工作在新时期已经基本完成，所以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一方面是沿着传统的理路进行更加细致的整理和研究；另一方面是扩大语言文字研究的语料范围，将书仪、社会经济文书、社邑文书、法律文书宗教文书等扩充为语言文字研究的材料，这也是敦煌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

一 音韵

张涌泉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之“小学类韵书之属”“小学类群书音义之属”和“小学类佛经音义之属”[※注]，对敦煌韵书和音义类文本做了再整理，包括定名、题解、录文、校勘等项，是转型期具有总结性的整理文本。张磊探讨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西域文献遗珍》和《大谷文书集成》第四卷收录的六件新公布图版的敦煌吐鲁番所出写本韵书音义书残片。[※注]张涌泉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将40件玄应《一切经音义》残卷缀合为17件，分别做了著录。[※注]许建平对杏雨书屋藏羽56号玄应《一切经音义》做了校释。[※注]

张小艳《唐五代韵书与敦煌文献的解读》[※注]，指出唐五代韵书不仅真实地收载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异体俗字，记录了时人习用的通俗语词，而且还对它们进行了准确的训释，蕴藏有丰富的文字训诂信息，对正确解读敦煌文献大有裨益。

徐朝东、唐浩利用敦煌韵书P.2014、2015不同于其他韵书的异常反切，推求唐五代时期敦煌所在的西北地区的方音现象。[※注]孙伯君指出P.3861号文献中梵汉对音资料所呈现的语音规律，反映了8、9世纪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河西方音的特点，且西夏与敦煌河西方音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注]邓文宽利用河西方音通假的规律对敦煌写本邈真赞进行再释读。[※注]

黑维强尝试以陕北方言解释敦煌文献中的十几条词语。[※注]安忠义则利用陇右方言考证敦煌文献词语。[※注]崔容讨论了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所见山西方言的韵摄分合现象[※注]，说明山西方言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唐五代西北方言的语音特点。邓文宽试图利用山西方言解读敦煌文献中的一些疑难词。”》，《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61—263页。">[※注]以上几位学者都认为当今方言的口语中还可寻觅到古代词语的影踪，并有助于理解和解释敦煌文书中的一些词语，但这样一种论证方法是否可行在学界尚存在不同认识。

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注]，搜集能反映8—10世纪时古代汉语和古代（敦煌）藏语语音面貌的敦煌文献中的注音本与译音本写卷17种，加上《唐蕃会盟碑》共18种语料，分别以“汉字—藏文—转写”和“藏文—转写—汉字”对照排列（出现的汉字共7689“字次”）。并根据这些材料，制成按汉语拼音次序排列的《汉—藏古今字音对照表》（不同的汉字共1432个）和按藏文字母次序排列的《藏—汉古今字音对照表》（不同的藏字共1169个）。表中汉字的现代音用汉语拼音方案注出，中古音用传统音韵学的“声韵呼等调”注出，同时注出用国际音标的构拟音；藏文用国际音标分别注出吐蕃时代的藏语古音与现代藏语的拉萨音和安多音。此书对研究古代西北方音和古代汉藏语比较研究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史淑琴对汉藏对音材料中溪母字的藏文译音进行了整理，发现存在部分溪母字的藏文译音与见母字的相同，认为可能是那时当地汉语方言中部分溪母字与见母字的读音混同。[※注]

二 字书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小学类字书之属”对敦煌字书做了进一步整理和校勘。张涌泉还将现知九件敦煌本《字宝》缀合归并为六件：S.6204、P.3906、P.2058、P.2717+Дх.5260V+Дх.5990V+Дх.10259、S.619、BD03390（雨90），另有S.6189仅存两行。作者分别介绍了各卷的写本情况和所存内容、抄录格式及定名情况，考订敦煌本《字宝》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9世纪中期。[※注]丁治民《敦煌残卷〈时要字样〉考述》[※注]，对三件“时要字样”作了介绍和分析。马德对敦煌新本《杂集时用要字》（Дх.02822）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注]聂志军发现S.5514号是对《杂集时要用字》进行系统注音的敦煌文书，可定名为“杂集时要用字音”[※注]，纠正了前人关于《杂集时要用字》没有音义注解的成说。

三 俗字与语词

转型期敦煌俗字领域最重要成果当属黄征编纂的《敦煌俗字典》[※注]。该书广泛收录敦煌写本文献异体俗字，兼收隶古字、避讳字、武周新字、合文等，隶、楷、草、行之书体不限，是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重要工具书。该书的缺点是所收字例不全，不少疑难俗字未能收入。黄氏还撰有敦煌俗字研究方面的系列论文[※注]，对俗字的定义、分类及其研究的实用价值等都做了深入研究。其《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注]，以敦煌俗字、俗语词等为研究重心，所收《敦煌写本异文综析》[※注]借助敦煌写本异文来分析阐述俗字、俗音、俗语词等。赵红《敦煌写本汉字论考》[※注]，也是讨论俗字的专著，选择二百多个字作研究重点。以楷体为主，引用、考辨字形真迹七百个，考证和辨析了百余个，纠正了一批俗字、讹字的识读错误，但讨论的深度不够。

转型期的敦煌语词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语料范围逐渐扩大，不再限于对敦煌变文中所见口语词的考察。最早在这方面进行探索的是曾良。他考察的敦煌文献词语的范围不仅包括变文，还扩大到经济文献、社会文献和佛教文献[※注]。其《敦煌文献字义通释》[※注]，对敦煌文献中的一些词语和俗讹字进行了梳理和考证，既注意收集敦煌文献本身的材料，又尽可能选用一些同时代的其他资料来佐证，有的还进行了历时性的考源。此后，专门研究某一类敦煌文书语词的论著不断涌现。如陈秀兰《敦煌变文词汇研究》[※注]，对敦煌变文词汇的系统特点做了专题研究。王启涛《中古及近代法制文书语言研究——以敦煌文书为中心》[※注]，专门对法制文书的词语进行了考察。洪艺芳《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之量词研究》[※注]，运用现代语法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敦煌经济文献中的唐五代量词之语义、词法与句法、量词与名词的搭配和演化等，进行了静态的描写和动态的分析。张小艳《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注]，对敦煌书仪的语言进行全面系统的考索和探究。作者除了对书仪语言的详细考察外，还从书仪的语料性质出发，举例论证了书仪语言研究对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的实际参考价值。同作者之《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论考》[※注]，对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的130余条词语做了精细的考释。黑维强《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词汇研究》[※注]，从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中选取1264个词语，分析其中词语的构成和来源，借助大量的文例并结合传世文献考释疑难词语，同时注重援引现代方言来参证文献词语的考释，但有的证据略显牵强。陈晓强《敦煌契约文书语言研究》[※注]，对契约文书的词语做了系统研究，全书分前言、《契约》勘正、敦煌契约文书词语考释、敦煌契约文书选注四个部分。于淑健《敦煌佛典语词和俗字研究——以敦煌古逸和疑伪经为中心》[※注]，深入分析了敦煌佛典语词和俗字对佛教典籍的校勘与整理、字典辞书的编纂与完善、推动近代汉字研究的不断深入等方面所具有价值和意义，并具体考释了一批词语和俗字。叶贵良《敦煌道经词语考释》[※注]，对敦煌道经中的疑难词进行了考释。田启涛亦对敦煌道经词语做过考释。[※注]单篇论文涉及的词语考释对象尚有社邑文书[※注]、佛教文献[※注]、地理文书[※注]、碑铭赞[※注]、《王梵志诗》[※注]和《搜神记》等[※注]。

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注]，首次对敦煌文献里的器物词汇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探讨，将其分为服饰、布帛、饮食、宫室、舟车、器用、武备、佛器八类，然后分条逐一考证辨析。该书图文并茂，将清晰的图像与详尽的考证相结合，使敦煌名物的“名”与“实”得到形象充分的阐释。叶娇《敦煌文献服饰词研究》[※注]，首次对敦煌文献中的服饰词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全面总结和阐述敦煌文献所见服饰词的用字特征、文化特征，服饰词的构成和应用及其研究价值；下编为考释篇，分作头衣、体衣、足衣、饰物四个系列，对敦煌文献中的服饰词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释，试图真实反映唐五代时期语言使用的原貌和百姓的着装风情。以上两种著作不仅对名物训诂具有重要价值，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也具有重要价值；但有的词语尚有深化或完善的空间。

吴福祥在上一阶段曾推出《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在这一阶段又推出了《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注]，以《敦煌变文校注》新增变文12种为考察对象，对其中出现的语法现象作定量分析和分类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