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注]，重点考察敦煌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创作主体，兼及敦煌文学写卷的形态、抄写、题记、来源，并关注敦煌文学的类型学、传播学研究，高度评价了敦煌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陈烁《敦煌文学：雅俗文化交织中的仪式呈现》[※注]，从敦煌文献及图像记载的各种民间仪式入手，阐释不同种类的仪式及其文化内涵，重点探讨敦煌民间仪式与敦煌文学的互动互渗关系，试图从新的视角揭示敦煌文学的形态、起源与流变。钟海波《敦煌讲唱文学叙事研究》[※注]，从叙事学的视角分析了敦煌词文、变文、故事赋和话本的情节、结构、人物、语言、叙述者和修辞等。邵文实《敦煌边塞文学研究》[※注]，对唐前期及吐蕃、归义军时期的敦煌边塞文学作者及其作品做了全面考察。

《项楚学术文集》[※注]于201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文集收录了项楚有关敦煌学的全部重要论著，包括《敦煌诗歌导论》（一册）、《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一册）、《敦煌文学丛考》（一册）、《王梵志诗校注》（上、下册）、《敦煌变文选注》（上、下册）。项楚是敦煌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大家，他在敦煌诗歌、歌词和变文的文字释读和校勘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学术文集将其有关敦煌学的论著集中再版，是转型期中国敦煌文学的重要收获。

同时，敦煌变文、诗歌和赋的整理与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 敦煌变文

鉴于对敦煌变文的文本整理在新时期已经基本完成，所以转型期的主要工作是在以往整理的文本基础上做更加深入的研究。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注]，讨论了变文的生成与衍变，变文讲唱与中印美术、音乐与戏剧之关系以及儒、道、释思想对变文讲唱的影响。富世平《敦煌变文口头传统研究》[※注]，以变文口头性为突破点，探讨了变文之“变”的渊源和变文的分类，追溯了变文的口头性历史传统，认为变文是一种口头性文学，对变文的文本类型、文本特点、审美风格与审美特征等进行了分析，并具体论证了变文中的时间程式、情感程式、引导性程式和典型情节，进一步说明了变文的程式化特点和程式在变文中的广度和频度。侯冲《敦煌变文：佛教斋供仪式角度的解读》[※注]，则从佛教斋供仪式出发，对变文的功能属性作了新的解释。于向东《敦煌变相与变文研究》[※注]，全面探讨了敦煌各类变相与变文的关系。胡连利《敦煌变文传播研究》[※注]，从传播学视角考察了敦煌变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在文学传播史上具有的独特意义，由此探讨变文的传播所反映的文化意义。

对有关历史人物的变文形成背景的考察在转型期得到一定的关注。黄亚平认为敦煌本《伍子胥变文》的形成展现了伍子胥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系统、史传系统在流传过程中相互渗透、取长补短，在交织发展中故事不断趋于完善。[※注]陈筱芳《〈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价值取向》[※注]，以史载为本，指出《伍子胥变文》的内容多与历史事实相违，算是七虚三实。单芳利用长时段的考察方法，以《伍子胥变文》和杂剧《伍员吹箫》为中心，对伍子胥故事在唐元时代发展演变轨迹进行了讨论。[※注]钟书林将一些历时性和共时性史料进行有机结合，通过运用比较、例证等多种方法，推断李陵故事的渊源流变与《史记》《汉书》、唐代诗文的咏唱及其唐代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风气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注]张鸿勋从叙事学视角对《舜子变》做了新的解读[※注]，刘惠萍则对《舜子变》口承故事性做了探讨。[※注]朱利华认为《王昭君变文》创作于吐蕃时期，是河西人在蜀地或中原“昭君转变”底本之上加工而成，通过描述王昭君的落蕃遭遇，来映射河西人陷蕃的身世之悲。[※注]

二 敦煌诗歌

2006年出版的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注]是转型期敦煌诗歌领域最重要的成果。全书共二十册，收录敦煌写卷中所谓的“诗歌”作品4600余首。辑录诗歌作品分为三大类：诗歌类，包括《诗经》《文选》《唐人选唐诗》残卷及散见的诗歌抄本所载诗篇，共2900首；曲词类，包括佛曲、俗曲、俚词，共1200多首；偈颂类，包括诗体劝善文、邈真赞，共400多首。此书对“敦煌诗歌”定义似太宽泛，尤其将佛曲、俗曲、俚词等所谓“曲词类”及邈真赞等所谓“偈赞类”作品，笼统涵盖在“敦煌诗”下，难以得到学界认同。该书文字释录，亦嫌粗糙，多系抄录旧的释文而成。徐俊《敦煌写本诗歌续考》[※注]，补充了一批《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注]出版后漏收和新见敦煌诗歌。

随着俄藏以及杏雨书屋藏敦煌文献的渐次公布，学者们在发现新的《秦妇吟》写本，并在缀合和校勘上取得可喜的成绩。徐俊列举了新发现或新拼接的《秦妇吟》残卷（俄藏4568、10740、6176等）。[※注]张新朋对俄藏10740号中的七件《秦妇吟》残片与俄藏4758号做了成功缀合。[※注]张涌泉《敦煌写本〈秦妇吟〉汇校》[※注]，进一步将杏雨书屋新刊布羽57R与S.0692相缀接，并提供了新的校本。田卫卫对目前已知的11件《秦妇吟》写本按照装帧方式分别进行了条列叙述和分析，并对相关写本的题记、杂写、正背文字所属文献等情况进行了梳理。这是用写本学的方法来重新整理和研究《秦妇吟》，也可说是研究转型的表现之一。[※注]她还考察了《秦妇吟》在敦煌和中原的传播及其兴衰原因。[※注]

项楚在继王梵志诗研究之后，大力倡导以敦煌文献为基础的唐代白话诗研究。《唐代白话诗派研究》[※注]展现了敦煌白话诗与唐代白话诗派研究上的丰富成果。张子开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敦煌文献中的白话禅诗。[※注]朱凤玉则考察了劝善类白话诗歌，提出通俗白话诗歌不仅对唐代文学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更推动了白话通俗文学的演进。[※注]

武绍卫考出过去长期被人视作“随手杂写”的S.3046文本实为一首回文诗[※注]，这个发现不仅为敦煌诗歌研究增加了新的资料，也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篇文字的误解。

三 赋

伏俊琏在对敦煌赋做了全面文本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对敦煌俗赋的深入研究[※注]，他将敦煌俗赋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民间故事赋，如《燕子赋》《韩朋赋》《晏子赋》《茶酒论》《舜子变》等；另一类为一般的通俗俳谐杂赋，如《驾幸温泉赋》《酒赋》《丑女赋》《秦将赋》《祭驴文》《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除了敦煌俗赋的整体性研究之外，伏俊琏还对《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注]和《丑女赋》[※注]等作了个案考察。

受新时期朱雷从历史学视角研究敦煌变文相关成果的启发，楚永桥从司法角度考察了《燕子赋》反映的法律实施的特点，认为《燕子赋》比较完整地描述了诉讼、受理、传唤、讯问、押禁、审理、判决、结案等一系列司法过程，同时描写了法律纠纷的产生、案件审结的余波，从中反映出丰富的法律文化、法律观念和社会心理。[※注]李文洁从写本学、文书学等角度出发对《晏子赋》同卷书写情况作了考述。[※注]

四 讲经文、曲子词、话本和词文

圣凯将讲经仪轨分为九个次第：打钟、入堂、礼佛、登座，作梵，唱经题、散花，开题讲经，誓愿，论义，正式讲经，回向梵呗，解座。[※注]郑阿财《试论敦煌“唱导文学”与“俗讲文学”之名义》[※注]，考察了敦煌“唱导文学”与“俗讲文学”的含义和关系。

在敦煌讲经文的个案研究方面，程兴丽、许松对《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的性质和作者提出新的推断，认为该文并非讲经的稿本，而是骈雅化的案头文学而非通俗的说唱文本；至于作者，当是秦王李从荣及身边人在云辩所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讲经文原稿基础上，进行了集体润色加工。[※注]黄艳秋通过对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写卷时代的考察，推测该件的写作年代在774—780年间，正值回纥牟羽可汗执政之时，其作者当是出于唐朝与于阗之间的某个西域国人。[※注]朱凤玉对杏雨书屋藏卷羽153V《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文学表达手法做了分析。[※注]计晓云对羽153V《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中九色鹿王本生故事的源流进行了考证。[※注]

敦煌歌辞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吴肃森《敦煌歌辞通论》[※注]，该书深入考察了敦煌歌辞的渊源与文化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影响与评价等问题，并与汉魏乐府、唐宋词、金元北曲及明清小曲做了比较，极大地深化了学术界对敦煌歌辞的理论认识。王志鹏《敦煌佛教歌辞研究》[※注]，对敦煌佛教歌辞与民间歌唱、佛教杂曲歌辞、释门偈颂歌赞、变文中的佛教歌辞等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考察和辨析。张福通对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的一些条目提出了不同意见。[※注]董艳秋《敦煌宫词研究》[※注]，对敦煌歌辞中的39首宫词做了校勘，并对其内容、写作时代和价值等做了考察。

这一时期敦煌话本文本整理出现了总结性的著作，窦怀永、张涌泉汇辑校注的《敦煌小说合集》[※注]，对敦煌文献中包括话本在内的小说类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校注。王昊《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注]，用叙事学理论对敦煌小说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程毅中提出《季布骂阵词文》与长篇弹词和子弟书有承继关系，体现了叙事诗从民间词话到文人拟作，又回到场上演唱的历史过程。[※注]

此外，钟书林、张磊《敦煌文研究与校注》[※注]，是对敦煌文（散文）的专题校录和研究。该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考察敦煌文的文学风格、所用文体、语词训诂、民俗文化等方面；下册是敦煌文校录，包括表、启、书信、传、记、论、序、题记、箴、铭、遗令、祭文12类，收文300多篇。